这是一本鲁迅先生的传纪,从鲁迅的出生,点点滴滴一直谈到他的逝世,随着作者的笔触,仿佛与先生一道走过他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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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个人的鲁迅系列”之一。杂文的写作,对中国现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身份性标志。鲁迅杂文的首要特点是它的批判性、思想主动性、直接性。瞿秋白说鲁迅的杂感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鲁迅杂文的材料来源十分丰富,从神话传说,文史知识,社会新闻,个人琐事,直至身体语言,简直无所不包。我们说鲁迅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却并非是那类罗列知识的博学家;所以这些知识材料,在他那里都因战斗的调遣而作着十分机敏的处理。他充分利用了现代传媒相对发达的条件,即利用新闻和杂闻的材料进行写作。当他一旦从某个边缘地带和反常状态中发现了它们,便迅即发掘那里的触及人类深层状态的隐匿的潜力,揭示控制人类生存的公开或神秘的法则,总之力求突出其否定的本质。瞿秋白说鲁迅杂文是“文艺性的论文”,所谓“文艺性”,最大的特点就是形象化概括。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评述,譬如说中国社会是“铁屋子”,漆黑的“大染缸”,说中国文明是“人肉的筵宴”,说权力者的精神毒害为细腰蜂式的“毒螫”,。杂文中的许多概括性的说明,都运用了比喻,由此及彼,以使意义豁显,单刀直入,十分精警。偏激性,也是鲁迅杂文的一大特点。他自白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还特意提出“偏激”与“中庸主义”相对论列。著名的例子是《青年必读书》的答卷:“我以为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典型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为此,同“痛打落水狗”一类结论一样,招来不少谤议。他在《即小见大》中说:“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像《战士和苍蝇》、《别一个窃火者》、《拿破仑与隋那》等前后许多文字,都表达了这样一种战士的孤愤。鲁迅杂文中备受注目的特点,恐怕莫如讽刺了。论战的文字自不必说,就算文化随笔,也缺少西哲的那份安静超脱,那份形而上,在自由言说中仍然迫不及待、随处闪耀讽刺的机锋。鲁迅的讽刺不乏直接的攻击,可以寸铁杀人,但是也有许多讽刺在隐蔽处闪现,尤其当他身处严密的书报审查制度之下,如他所说,“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 冯雪峰说鲁迅的杂文是诗和政论的结合,指出了诗意作为一个基本元素的存在,构成为其他杂文家的作品所稀缺的品质。事实上,鲁迅杂文中的诗意表现不只限于政论,还有史论,以致对哲学文化内容的渗透。尼采的影响随处可见,直至最后说的“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仍然是尼采式的。鲁迅的杂文,不但具有巨大的思想价值,而且具有巨大的审美价值。对于后者,郁达夫有一段话说得很精彩:“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比喻之巧妙,文笔之简洁,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显然,对于鲁迅的杂文的评价,是并不在小说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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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学会服从,各种各样的规矩都必须遵守。儿童时代听到最多的是“不能什么”,在各种“不”的声音中,我们开始了学校生活。“小学生行为准则”成为我们在学校的行为指南。而老师从来都是严格按照这个指南来做的。上课要背手,不能左顾右看,不能交头接耳。要认真完成作业,不行就发抄10遍。就这样我们渐渐的习惯于被束缚,不听话的孩子成为了另类,而遭到同学们的耻笑。中学时期,对行为的束缚逐渐向思想领域发展。教科书的编写者们先入为主的把知识限定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只内。你只能学习他们规定好的东西,其他课外的东西一概不许。自然学科尚且客观。而语言类、政治类的学科则全凭编写者的主观臆断了。他们把自己的政治观点、审美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用考试制度强加给学生。课本上只有一种真理,那就是他们的真理。那些恰恰需要我们知道或必须了解的普遍真理反而被屏蔽掉了。
评分周庄之行定在周日,时限紧迫,所以社员们都兴奋难抑,那些刚刚退组的后悔不已,纷纷成为坏马,要吃回头草。不幸坏马吃回头草这类事情和精神恋爱一样,讲究双方面的意愿坏马欲吃,草兴许还不愿意呢。马德保对那些回心转意的人毫不手软,乘机出恶气说要进来可以,周庄不许去,那些人诧异心事被看穿,羞赧得逃也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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