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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仁明 著

出版社： 同心出版社

ISBN：9787547705162

版次：1

商品编码：11077236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2-07-01

用纸：胶版纸

内容简介

　　《人间随喜》收录作者近年来在两岸报刊发表的专栏文章，分为六辑：“躁郁时代”、“台湾现场”、“志士修行”、“礼乐文明”、“文化兴邦”、“教育之道”。这些文章从当下社会问题谈起，落脚到回归传统文化的人文关怀上，因目光犀利或直中心怀，遂引起热议，影响不俗；堪称时代人心的明眼洞察，中国文化的入心言说。
　　本书尤为难得之处在于，作者无论观察社会，针砭时弊，还是描摹世情，兼说文艺，皆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出发。他寄身中国传统文化二十余载，终能与之相感相亲；于是他谈传统文化，能真切，能动情，能与生命相激荡，与现实相对应。他还原出中国文化最为光明且亲和的一面，如日出山谷，气象一新；如乡音悦耳，安稳人心。他的文字以士者情怀，允诺了一个安稳的现世，喜气的人间。
　　台湾的文坛巨擘隐地先生曾赞誉作者文章“绝对大气”，本书同样延续了这个品质，无论对当下浮躁的时代，还是荒失的人心，皆关怀深切，对治有方，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本书附赠《对话与问答》别册，收录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讨论，所谈皆是今人感同身受的现实问题。而作者游刃有余、娓娓道来的对答，不禁令人感叹：唯能解答人们的现实困惑，才见学问之真实不虚。

目录

代序 回归历史的轨迹——林谷芳访谈
楔子 《人间随喜》缘起

壹 躁郁时代时代流弊，在于人心
躁郁躁郁时代
空言现代学者太多，行者太少
乖戾我读大陆读书人的脸
倨傲请慎言“启蒙”二字
迂执一以贯之──忠厚者与聪明人之过
骄吝才情之外，才情之上

贰 台湾现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政界与社会当美丽宝岛变成了综艺岛
体制与现实不患寡而患不均──从陈光标谈起
精英与民间隐性台湾与显性台湾
民间与传统星云法师与中国的人间佛教
学界与文脉中国文化在台湾？
时代与青年黄仁宇与宅男
教育与教改“零体罚”与台湾教改

叁 志士修行自心光明，是谓志士；对应生命，是谓修行
元气万象历然──关于文艺
欢喜只因那光明喜气——我与京剧的初识之缘
朝气晚九朝五
兴志独占一枝春──从梅花谈起
清澈孔子的明知故犯
气度孔门第一护法
格局堂堂汉家岁月

肆 礼乐文明春风至人前，礼仪生百媚
人世静好何谓文明？
文明成毁华夷之辨
乐著大始“乐”
清严本真凡中国乐器，皆是道器
人情之美台湾的传统底蕴
唯诚唯敬敬字亭与文化底蕴
四时祭仪祖父祖母，皇天后土
沉静清和法隆寺的黄土墙

伍 文化兴邦游于艺，志于道
文脉接续文章华国
天心人意无心，以成其大──关于书法
平淡天真纷纭天地，寂寥宇宙──倪再沁老师与台北当代艺术馆大展
温柔敦厚帮胡适说几句心里话
存神忘形笑忘三国
文化土壤关于两岸读经

陆 教育之道使其虚心，使其滋养，使其扩大
师生印心重建师生关系
为人师表当个神清气爽的老师
端正寅畏知所寅畏，始可言教
尊师重道“讲座”与“演讲”
兴味盎然游春涉险——关于阅读
自在中学薛朴“留学”
颐养性情食养山房，唱京剧
耳濡目染二丫头读三国

跋 我的书，我的老师
编后记 何以安心，何以为家？

精彩书摘

　　楔子 《人间随喜》缘起
　　这本书，名为《人间随喜》。
　　这本书，谈中国文化。
　　谈中国文化，首先，我不批判，更无敌意。“五四”距今，已近百年；我觉得，该跨越过去了。尤其今日，“五四”时代的清新，已然不再；若成天还学“五四”的口吻批判传统，都难免会流露出另一种陈腐味。台湾前“教育部长”杜正胜，就是这么一个“五四”遗老，前几年他闹的大笑话，既让人顿感时空错乱，更令人不胜欷歔。晚年的柏杨，也多少有此迂执，整天骂着中国文化，骂到后头，只落得与一群愤青相濡以沫；我清楚感觉到，晚年的他，并不快乐。我看他晚年的面孔，对照胡适昔日之照片，非常明白，“五四”时代的好空气，确实已然一去不复返。“五四”批评传统，尽管多有不对，但确实有股朝气；我不赞成他们的见解，却着实喜欢他们的朝气。然而，近百年后，物换星移，气运更迭，“五四”昔日之朝气，而今已转成暮气；彼时之英气焕发，现今也渐渐成了戾气愤懑。
　　于是，“五四”如果已成包袱，那么，就卸下吧！
　　其次，我谈中国文化，既不学院，也非学术。现今的学院体系，是根据西方的知识架构而成；这种体系，当然有其价值，但是，谈东方之生命学问，却实不相宜。二十几年前，我怀着对中国文明的孺慕之情，进了台大历史系；四年后，塞了满脑袋专有名词，我却一身狼藉，对真正的中国文化，也完全迷茫。前年去世的台湾文化界名人孟东篱，五十年前，也同样怀着满身困惑，进了台大哲学系。他一心要解决人生之大惑，但是，他听了课，读了书，却依然完全无解。只好一脸忧郁，成天在台大校园内晃荡徘徊，在心灵上，他无家可归。
　　其实，我和孟东篱，都跑错了地方。
　　中国的生命学问，关键是体会与实践，向来就不是学院着力的抽象思辨；而生命的学问，重点也在当下的生命对应，而非客观的知识论述。在东方的系统里，当下的生命对应，是学问的关键；做不到的，就别说；若说了一堆，却与生命无涉，那叫戏论。孔子之所以不作系统论述，就是为了永绝戏论。这两年来，我常被称为学者，但老实说，我并非现代意义的学者；我是个行者，是个中国文化的“体践者”。虽说体践不深，但是，如何从中受益，却一直是我关心的焦点。我谈中国文化，其实只是浸润其中，深知其好，故说给有缘之人也来听听。
　　正因强调生命对应，注重当下，所以，中国人的宗教感，向来淡薄。彼世之憧憬，天堂的向往，中国人都不太当真。换言之，中国文化非常强调“人间性”。台湾的《中国时报》，有个副刊，曾长时间引领文化风骚；极盛时，甚至曾受理订户专订副刊一个版面；此副刊，名曰，《人间副刊》。台湾又有个星云法师，建立佛光山道场，创立了一份报纸，名曰，《人间福报》。印度佛教对当下的世界、眼前的人间，皆以出离之心为本；关注的焦点，是如何解脱人生苦海，以进入另一个极乐世界。但佛教进入中土，开始所谓“中国化”，其实，就是吸收了中国的人间性。有了这人间性，于是，禅宗说，“挑水砍柴，无非大道”；又说，“平常心是道”。他们几乎不谈彼世，也不说极乐世界；他们活在当下世界，自在安然，花样百出。你看那群唐宋禅僧，个个生龙活虎，既杀佛、呵佛、烧佛，又打人、骂人、喝人，他们还斩了佛来又斩猫，简直天花乱坠；“道得的是三十棒，道不得的也是三十棒”，这又是什么玩意儿？
　　因为如此花样百出与天花乱坠，所以佛光山办报，曰，《人间福报》。
　　注重人间性，必然伴随着喜气。若无喜气，人间何欢？若无喜气，又何须看重此生？中国这个喜气的民族，即使再苦，也多有不苦之处，也想法子要苦中作乐。昔日孔子周游列国，众人看他栖栖遑遑，像是吃尽了苦头，但其实，他老人家可仍乐着呢！不信？你看《论语》一开头，就是“不亦悦乎”，又是“不亦乐乎”，这么耿耿于“悦乐”，才是孔子他老人家最动人之处；而《论语》这样的起始，也让我们猛然惊觉，是呀！全世界又有哪个文明的根本典籍是如此开篇的？正因这般强调“悦乐”，于是，这个喜气的民族，最不习惯没事老苦着脸。因此，早先佛教传入中国，佛菩萨的造像，多有严肃忧苦，迨数百年“中国化”之后，遂一尊尊转变成一脸宽厚，满是笑意。这就是中国文化。
　　佛教中国化之后，常说“随喜”二字。“随喜”者，随缘欢喜也。中国人喜欢随和，不喜固执。中国人外表随随便便、马马虎虎，这看似缺点，但其实更可能是大气；那可以是孔子说的，“无可无不可”。因为“无可无不可”，所以中国人凡事看得开，不容易僵固呆滞；因为“无可无不可”，所以中国文明一次次度灾解厄，即使劫难，也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中国人的可或不可，都必须随缘，都必须应缘；否则，就会成为偏执，成为教条。当年孔子之所以不作系统论述，也正因为，所有的讨论，都该是这样的对应关系，都必须如此应缘而作。正因应缘而作，所以孔子因材施教，所以孔门师弟的问答，最是千变万化，风姿纷呈。
　　早先，我应《东方早报》之邀，开辟了专栏，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来对应两岸现今的各个面向；至今每月数篇，写得很开心；我常常想起《东方早报》的顾村言兄与梁佳姑娘。而今，承蒙立品图书的黄总与闫亮姑娘一番好意，又将我在两岸各报章的其他专栏与散篇搜罗入内，结集成书。这些篇章，篇幅不大，也非系统论述，更谈得无甚学问；但是，借着这一篇篇文章，读者若能有所触动，若能从中微微有开豁之感，进而心生欢喜，那么，就是我最大的得意了！
　　……

前言/序言

　　代序 回归历史的轨迹——林谷芳访谈
　　林谷芳，禅者、音乐家、文化评论人，台湾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所长，台北书院山长。六岁有感于死生，高一时读佛书有省，从此入禅；台湾大学毕业后，隐于市修行；后为印证生命所学，往来两岸，戮力于文化工作。其参禅讲学写作，均立足在安顿生命的真实学问。林谷芳乃本书作者之业师，此篇访谈对于作者文章及时代人心皆有点评。
　　访谈时间：2012年2月4日
　　访谈地点：台北书院
　　编者：本书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躁郁时代》，写作缘起是作者与您在台湾的一场对谈。这篇文章似乎敏锐地摸到了当今的时代症候，因为躁郁不安是时下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像流行病一样几乎波及每一个人。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林谷芳：用一句简单的话讲，人心之所以躁郁，是因为所求未遂；所求不能达到，自然产生焦躁。现代社会这一现象尤为突出，是因为社会对于欲求给予的是鼓励态度。人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以及时代氛围，都认为加法是天经地义要被肯定的。究其原因，不只是物质文明的发达，不只是当今处在资本主义时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近代以西方为主导的文明发展，自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勃兴以来，对人的欲求就一直作正面的看待，使其变得越发天经地义。可是被不断刺激起来的欲求一旦得不到满足，就会导致躁郁。
　　欲求膨胀，在西方其实还没有那么严重。在西方，虽然基督教和人文主义于历史上冲突不断，但每当人的地位被放大，神和原罪系统都会起到制衡作用，在社会中形成稳定的力量。因为观照到原罪和人自身的不足而产生的谦卑，一定程度上始终是西方非常根柢的性格。而在中国，由于西方文化居于强势，西化即被等同于现代化，我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资本主义化和物质文明发展的浪潮里。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没有西方的宗教机制和文化土壤，再找不到自己的解决办法的话，所带来的问题就会更为严重。
　　无论西方式的现代化进程带来多少弊病，都不可能再倒退回去。那么该怎么办？一方面，是从大的方面，即社会机制的改造入手；另一方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从时代环境里抽离出来，回到“不与万法为侣”的主体，做到自足——社会还没有压缩到连这个空间都没有。当社会所有的机制和思想都在肯定外求的合理性，告诉我们只有在社会网络里生命才有意义的时候，其实你永远拥有生命的自由，在这里你可以找到生命的安顿。
　　所求未遂导致躁郁，如今在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尤为明显。为什么？因为他们更容易把自己的欲求扩充到极致。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也是欲求。如果这种向外的欲求不能被一种生命丘壑所承担，就会带来心理失衡。为什么很多知识分子会酸腐，会愤世嫉俗，会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样的话，就是因为欲求得不到实现而产生了心理落差。最近在大陆，机制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议题，这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现象，也有其正面功能；但机制的改造和人心的观照，这两方面应当取得平衡，过分聚焦一个，都可能适得其反。
　　编者：您讲到知识分子，就关涉到本书引起热议的一篇文章，《我读大陆读书人的脸》。文章指出大陆知识分子过度关注制度方面的问题，问题能解决到什么程度不好说，但立即能从他们身上看到的一个效应是，这些人越大声疾呼，心态就越不平衡，结果可能是离他们理想的安稳社会越远。
　　林谷芳：对这篇文章，其实我有些保留看法。仁明比我有更多儒家的味道，所以他笔下会倾注更多的社会关注；为了强调他自己的观点，虽然他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如此，但还是用了一个全称的语气——“大陆知识分子”，这也是为什么该篇文章在大陆会引起强烈的反弹。但抛开这一点，把它当做多数样态来看，那么大陆知识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氛围。
　　公共知识分子关注的社会议题，比一般常民百姓要广。按理说，应该是看得越广的人，心胸也越宽阔。但如果关注的议题很大，甚至无限延伸，而心胸却没有随之广大，反倒容易比一般人更加焦躁。知识分子因为关怀公共议题，因为比常人看得远而有忧虑，本是常态，但不能过甚。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其中的“忧”，还不只是忧一个天下之议题，更是有天下之胸怀。这两者之间要对称，否则就容易怀忧丧志、愤世嫉俗，不仅给自己的生命造成负担，甚至可能加速社会矛盾。
　　我读仁明的文章，常会作两个设身处地的设想。其一是设想大陆读者的阅读感受，我想他们的反弹更多不是针对内容，而是出于情感。其二是设想我在仁明这个年纪，会如何去谈这些问题，语气是圆熟还是激烈？我是对大陆看得越多，越觉得中国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不会把话说死。其实仁明本可以把话说得更完备，但我这是求全之论了；也许仁明需要的就是这样一剑，虽不能一击必杀，但剑路清晰，说不定能引发一些可能性，只是，这一击是否反映了自己的急，也还是要自我反观的。
　　编者：人之所以有种种向外的欲望，是不是和物质文明时代下，人越来越少对生命的真实体验有关？
　　林谷芳：在当代社会，许多欲望其实是人为创造出来的。好比手机，没有手机之前人也活得好好的，有手机当然不是坏事，但自从这个东西发明之后，的确不断刺激了人对手机新功能的欲望。
　　这不仅有刚才说的思想背景的原因，它和“消费刺激生产”的资本主义逻辑也是一致的。当然，在群体社会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问题完全归咎于某种主义或观点；但在一个社会总和体里面，有没有作为中和的机制，是避免危机的关键。就比如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虽然现在还很难估量信息时代的发明者于人心的正负影响，但两岸媒体几乎无一例外地把乔布斯捧为英雄，对其逝世如丧考妣，对他创造出来的消费需要的两面性，却几乎没有任何反省，说明我们的社会对于欲望的被创造是给予肯定的。
　　再来说生命体验的问题。三十几年前，“知识爆炸”这个词首次出现，说明知识扩充给人类造成了巨大影响，发展到信息社会就更是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在虚拟世界得到满足，也就越来越远离现实的生命体验。以往是知识分子容易有这个问题，他们会把概念当实在，从而陷入戏论当中；如今更是每一个人都可能沉溺在虚拟世界里，所以这个问题变得越发严重了。我们一直说当代社会是多元社会，但因为信息渗透无远弗届，人人可以自由选择他要的信息，不必将自己暴露在一己不能掌握的实然环境里，从这儿来看，生命乃至社会反而是在趋于极度的一元化。而我们的文化论述总在倡导求新，年轻人在这样的鼓动下更加没有束缚，提供给他们的物质支持也比以前好很多，可是若论到生命的安顿和积累，那么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显然是不足以支撑的。
　　要反转这样的现状，可以通过一些人文的作为，让人们多一些实际的生命体验，带着更多的觉醒回到实际生活，他们一定会发现其中的吸引力要远远大于虚拟世界。现今的文化环境虽然不利，但这些严肃的对内在生命议题的论说，还是尽量要让想看的人看到。当有了更多觉醒的分众和个人，就可能中和一元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编者：那么在中国，要建立对物质文明和一元社会的中和机制，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林谷芳：这个问题我想先谈得远一些。我是教艺术的，过去我们上课，一定是先讲艺术理论，再讲艺术史；但现在教法不一样，顺序是倒过来了。为什么？说明我们看到，所有的美学都是历史的产物。即便像西方的思辨美学，想象可以抽离于美学现象去谈美的本质，这种观点其实也是历史的产物。这又说明什么？说明人都是历史创造出来的，文化都是历史创造出来的。文化为什么不能简单地进行移植，而需要有机地涵化？因为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先验真理存在。
　　人作为一个物种，当然有共通性；但随意把一个概念加上普世性，其实是很危险的，这样容易忽略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特殊性和历史轨迹。我们活在这片土地上，活在这片文化氛围里，这土地和氛围都是历史的产物。只有接续这个历史，才能改变历史，而不是依据一个普世性的原理，就可以否定历史。每一个社会必然要回到自己的历史轨迹，去寻求它可能与当代发生的对应，其对应的样态不一样，也是必然的。所以我们说西方理论不能简单移植过来为我使用，不是在否定这些理论的价值，而是说要让它和我们的历史作一个有机的结合与转化。
　　可是近一百多年来，我们大体上是在用外来的理论看自己，把太多精力放在借用西方的东西来改造自己，以为西方文化是可以直接嫁接和引进的；太少尊重和遵循自己的历史轨迹，并思考如何从这当中寻得一条对应当代的路。
　　中国尤其是个重视历史的民族。中国文化是人间性的，好处是一切不离人间，但坏处可能是缺乏终极关怀。中国人在终极关怀上的追求更多表现为一种历史感，通过历史的兴替起落，了悟生命该如何安顿如何扩充；历史的联结一旦不在，中国文化很可能就只剩现实性。所以说，西方文明传到中国，负作用之所以会那么大，一方面因为两种文化属性不一样，一方面和历史的切割也有关。中国寻求自己的出路，还是要回到自身的历史轨迹作思考。
　　从这一点考虑，那么可以看到仁明的一些说法，正是从中国文化母体出发所作的诠释，这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基点，没有这个基点，生命就很容易摇摆不定。我知道有些人对仁明有看法，认为他只讲结论，少有论理的过程；但仁明这样写是有道理的，因为观照有时不需要有那么严格的论理逻辑，它可以是一种直观和总体领悟。
　　编者：有人说，在大陆，中国文化文脉已断。对此您怎么看？
　　林谷芳：“文脉”也是一个全称的说法，而中国的民间是非常广大的。虽然文脉在大陆看似气若游丝，但并非已经断绝，而是不绝如缕。因为无论主流思想是否关注传统文化的接续，民间一直有着各种尝试。大陆的文化人要想在这上面有所作为，自身一定要先有生命的印证；如果只是空谈文脉，那谈到后来反而是要断掉的，何况，当前多数的论说方式也都不是中国的了。对仁明的文章，就不能当学术论文来点评，因为他写作的诉求点并非学术，而是与生命情境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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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价格：29.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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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学者薛仁明新书，值得大家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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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慢慢读读，有意思，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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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行吧。 由于受到一个陌生美女的委托，私家侦探山姆·斯佩德的拍档在执行跟踪任务时被暗杀，随后不断的命案接连不断发生，都摆在了斯佩德的面前，同时还有数名美女的投怀送抱，但是事情完全不是那样，斯佩德只有拿出自己的硬汉本色，不相信任何人，包括警察署，打倒所有站在自己面前的嫌疑人，事情的真相也就浮出水面，那是关于一只黑鹰的复杂案件…… 《马耳他之鹰》是哈米特最经典的作品，出版第一年再版七次，八十多年来畅销不衰，入选二十世纪百大英文小说和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票选百大侦探小说，改编电影获得三项奥斯卡大奖，是黑色电影的开山之作。硬汉派侦探小说最重要的奖项“马耳他之鹰奖”即以这部作品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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