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1.全方位解讀：供給側改革是當下經濟改革新引擎，究竟何為供給側改革，它如何對中國經濟發揮作用，核心是什麼，著力點是什麼，要避免的誤區在哪裏？這本《讀懂供給側改革》讓我們明確怎麼看，怎麼乾。
2.全方位發聲：匯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北大國傢發展研究院、社科院、華夏新供給研究院、新加坡國立大學等多傢智庫，囊括吳敬璉、厲以寜、林毅夫、鄭永年、賈康等22位主流學者、十三五規劃專傢和高層智囊，為您深層解讀。
3.高效讀懂：主題集中，7個不同角度、從數百篇文章中精選近30篇，以高效的方法讀懂供給側。
4.附贈2016政府工作報告中供給側改革相關內容。
內容簡介
《讀懂供給側改革》，22位主流學者、十三五規劃專傢和高層智囊為您深層解讀，供給側改革究竟是什麼、為什麼、怎麼看、怎麼乾，這一本徹底讀懂。
作為重大戰略決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種全新的錶述，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瞭新角度和新路綫。它是“十三五”規劃和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決定瞭未來中國經濟乃至整個社會改革的方嚮。
究竟何為供給側改革，它如何對中國經濟發揮作用，核心是什麼，著力點是什麼，它跟當下重要的金融改革、創新如何結閤，我們要避免的誤區在哪裏？對於這些問題的解讀和探討，將會讓我們明確供給側改革怎麼看，怎麼乾。
《讀懂供給側改革》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北京大學教授厲以寜、北大國傢發展研究院林毅夫、中國問題專傢鄭永年、新供給學派領頭人賈康等領銜，匯聚22位主流學者、“十三五”規劃專傢和高層智囊，從數百篇文章中精選近30篇文章，從7個不同的角度，循序漸進，通過各個方嚮的分析，全方位、係統、精準解讀供給側改革，讓讀者正確理解這一概念，精準把握未來的決策和前行的方嚮。
作者簡介
吳敬璉，當代中國超有影響的經濟學傢之一。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和1992年 五次獲得孫冶方經濟科學奬。
厲以寜，著名經濟學傢，現為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七、八、九屆全國人大常委，七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八、九屆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及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鄭永年，中國問題專傢，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中國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
精彩書評
要改變原來的結構變成一個新的有效的結構，就連帶著利益結構調整的問題。要靠市場、靠競爭，通過競爭發揮奬優罰劣、優勝劣汰的作用去實現結構優化。
——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過剩産能、低效無效要素要齣去，有競爭力的、創新的要素要進來，通過生産要素的進一步解放、流動和優化配置，攻占經濟生活中仍然隨處可見的低效率窪地，形成全麵提高要素生産率的新格局。
——劉世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在供給側改革迴歸的情況下，所需要的是理性的迴歸，再次審視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係，使得兩者在新的情況下再次實現平衡。
——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在優化供給側環境機製中，強調以高效的製度供給和開放的市場空間，激發微觀主體創新、創業、創造的潛能，構建、塑造和強化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新動力。
——賈康（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要增加供給，必須在勞動生産率提高基礎上增加供給，供給是中期的調整，中期的調整就跟政府規劃有關。增加供給不是萬能的，因為供給增加也要符閤經濟規律，要注意增加供給長期效益，不然將來又會遇到麻煩。
——厲以寜（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産業結構優化升級，錶現為創造性破壞，在這個創造性破壞過程中，“破壞”是必然的，不依人的意誌而轉移，而“創造”卻需要有相應的製度條件和政策環境。
——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
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強調要通過改革促進創新、提高生産效率和提高産品市場競爭力的方式來促進經濟增長，而不是再靠刺激政策提升總需求的套路來促進經濟增長。
——趙曉（獨立經濟學傢）
怎麼樣實現産業和産能的升級？這會沿著六個方嚮，也就是“六新”供給進展：新技術、新産品、新模式、新組織、新業態、新製度。
——邵宇（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傢、中國首席經濟學傢論壇理事）
供給側改革要避免三個誤區：一不能炒概念，二不能把供給側改革誤解成新計劃經濟，三不能把需求和供給對立起來。
——滕泰（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
目錄
序言 供給側改革：中國經濟的一劑良藥/ 劉世錦
第一章 如何理解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改革到底要迴答什麼問題/ 鄭永年
九句話理解供給側改革/ 賈康
如何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盧鋒
供給側改革纔是中國經濟的齣路/ 張軍
第二章 供給側改革是適應新形勢的主動選擇
供給側改革具有穩定預期作用/ 吳敬璉
供給側改革為何是勢在必行之舉/ 李佐軍
供給側改革是適應新形勢的主動選擇/ 張卓元
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涵是解放生産力/ 賈康
第三章 供給側改革引領中國經濟
從供給方麵發力促進經濟穩定增長/ 厲以寜
供給側改革重塑經濟發展動力/ 王一鳴
供給側激活中國經濟動力/ 賈康
經濟新常態下供給側管理具有重大意義/ 劉偉
第四章 供給側改革，第一刀該切哪兒
如何做好供給側改革的“加減法”/ 鄭永年
供給側改革的六大著力點/ 王軍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著眼點/ 蔡昉
供給側改革，第一刀該切哪兒/ 史正富
第五章 金融供給側改革刻不容緩
新金融是金融業供給側改革的突破口/ 賁聖林
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設對供給側改革意義重大/ 管清友
商業銀行的供給側改革/ 邵平
第六章 供給側改革要嚮創新創業要成效
供給側改革要嚮創新創業要成效/ 趙曉
建立有利於創新的製度體係，推動供給側變革/ 吳敬璉
供給側改革與科技創新/ 賈康
供給側革命與創新/ 邵宇
第七章 供給側改革不應照搬西方理論
供給側改革須避免三大誤區/ 滕泰
供給側改革不應照搬西方理論/ 林毅夫
供給側改革應吸取“裏根經濟學”的災難性教訓/ 羅思義
附錄一 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持續增長動力
附錄二 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精彩書摘
如何做好供給側改革的“加減法”
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中國政府為瞭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提齣瞭“供給側”改革的新概念。但這絕對不是簡單地把西方供給學派經濟學應用到中國，這個概念如果要在中國發生有效作用，那就必須迴答很多和中國經濟有關的問題。西方供給學派的産生是為瞭迴答西方的問題，同樣，中國供給學派需要迴答中國的問題。從經濟政策的角度來看，人們至少需要迴到如下幾個主要問題：什麼東西供給過度瞭？什麼地方供給不足？什麼地方提供瞭錯誤的供給？
供給過度的就是這次改革需要對付的三個“去”，即去産能、去庫存和去杠杆。其中，産能和庫存實際上是一迴事，而杠杆則是製度上的事情。産能和庫存是可以在短時間內加以應付的，但“去杠杆”即製度的改造和去除則是比較長遠的事情，很難一蹴而就。庫存和産能供給過度，這是和産業結構的調整有關的，通過“去”來促成産業的調整，也會是一個有效的方法。不過，這裏的問題是如何消化庫存和産能？是內部消化還是外部消化，或者兩者同時？如果沒有切實可行的計劃，“去”也是不容易的。但在這方麵，暫時還沒有深入的研究和考察。
更為嚴重的是，在強調“去”的同時，我們更應當考察有沒有産生新的過度供給？在中國的政策環境中，討論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原因很簡單，一些“跟風”行為經常會導緻新政策的扭麯。這方麵，筆者已經多次討論過中國近年來的過度金融化和互聯網化。在過度金融化方麵，在很大程度上，中國正在齣現和美國2008年之前相同的情況。2008年以來，美國接受瞭過度金融化的教訓，通過再工業化大力振興實體經濟，使得經濟開始走上健康的發展方嚮。而中國過度的金融化和互聯網化，在一定程度上在急速促成實體經濟的衰落。
金融過度更是對中國經濟的國際化構成瞭嚴重的挑戰。一方麵，金融國際化有其需要，因為中國已經是資本過剩國傢，需要國際化，走嚮世界。過剩的資本和過剩的産能是“一帶一路”倡議的背後理性，也促成瞭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在內的經濟項目。不過，在金融國際化方麵，中國既沒有足夠的金融實力，也沒有足夠的操作經驗，因此在和國際資本互動的時候，力不從心，經常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麵。更為嚴重的是，因為資本不重視實體經濟，無論是外國資本還是本國資本，都看不到經濟的潛力，開始外逃。不可否認的是，近年來資本外流的速度在加快。
所有這些現象促使人們去思考哪些方麵存在供給不足的問題，這裏又有一個中國經濟發展的大方嚮問題。概括地說，簡單的擴張時代已經過去，現在是到瞭建設質量經濟的時代，追求一個精緻的高附加值經濟，人們所需要思考和行動的都必須符閤這個總體方嚮。在這個概念構架內，就中國經濟下一步，至少可以找到如下幾個重要的領域。
第一，“一帶一路”可以幫助消化一些庫存和産能，但中國需要新一輪的財政刺激計劃，通過內部基礎設施建設促成大規模的庫存和産能的內部消化。內部消化可以通過進一步的基礎設施投資、發展性社會投資和農村現代化而達成。通過增加基礎設施在內部消化産能，增加有效需求，但不會産生新的過剩。盡管基礎設施投資的高峰期已經過去，但中國基礎設計建設的領域仍然很多，主要是地方層麵的，例如城市改造，包括城市地下管道建設、汙水處理、各類汙染的治理等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也可以進行新型城市化建設，提高城市的品質和城市的整體提升，這些從一綫城市到二三綫城市都有需求，尤其是很多二三綫城市，在這些方麵仍然很落後。
第二，生産性社會投資更為重要。以往中國隻有生産性投資，而沒有生産性社會投資，包括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等，以往都被視為是社會福利，但實際上這些都不是簡單的社會消費，而是生産性社會投資。例如，沒有這些社會政策，中産階級就沒有製度基礎，而沒有中産階級，就沒有消費社會。同樣重要的是，學校、醫院、養老院、體育設施、停車場等的建設，它們可以為培養中産階級的生活方式提供物質條件。在新加坡，每一個小區都有一個遊泳池和體育館，方便的體育設施培養瞭新加坡人好鍛煉的生活方式。而國民健康就能大大減少醫療的費用，也就是減少瞭政府的負擔。又如停車場的建設，中國在大量增加私傢車的同時，停車場沒有相應增加，這使得整個城市變成瞭停車場。所有這些基礎設施的建設，是可以消化大量庫存和過剩産能的。較之庫存和産能的對外輸齣，內部消費更具有保障，因為這是中國本身所能操作的。
第三，農村的現代化。中國的城市化即使達到發達國傢70%的水平，仍然會有大量的人居住在農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建設重點在城市，而非農村，農村現代化涉及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這裏尤其要解決二代農民工問題。二代農民工基本上齣生和成長在城市，如果城市不能有效吸納他們，他們返鄉之後，自然嚮往過起城市的生活。這種情況已經開始，不過，農村並不都存在集中的衛生、供水、供暖（北方）和空調設施。因此，很多人就設立單獨的衛生設施、暖氣和空調設施等，根本不顧對環境的影響，很容易導緻對土地和環境的巨大汙染。城鄉一體化的問題盡管討論瞭很多年，但到現在為止，連土地的流轉問題都沒有解決。
目前，對城鎮化仍然有深刻的誤解，很多人想通過讓農民進城來消化過剩的房地産産能。這可以是城鎮化的一個方麵，但如果是全部，必然導緻失敗甚至是悲劇。農民進城並非提供住處那麼簡單，還需要一整套配套舉措。另一方麵，農村居民也不僅僅是農民，而必須容許城市居民到農村居住。因此，土地流轉的重要意義在於要容許社會資本進入農村。農村的現代化搞好瞭，城市和農村就隻是一個居住概念，而非身份概念，居住在哪裏則隻是人們的選擇而已，這是一個雙嚮的選擇過程。此外，農業的發展需要大規模的水利設施建設，這裏有客觀的需要，因為農業水利已經年久失修，現在到瞭必須把此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瞭。
第四，加快跨區域的生態安全、江河治理等項目，這些項目需要中央政府的協調，但也能消化大量的庫存和産能。
第五，更重要的是要建設內部消費社會。建設消費社會很多年來一直是政府的目標，但近年來中國儼然已經形成瞭一個外部消費社會。中國居民的消費能力很強，但國內供給不足，隻好到外部消費，從各種名牌包包、服裝，到技術含量高的馬桶蓋、電飯煲、安全套和感冒藥，都要去國外購買，這是對中國製造業的巨大諷刺。中國很多商品在質量、品牌等方麵存在著瓶頸，不能適應消費者的需求。同時，也有價格要素的影響，即各類産品的國內價格和國外價格相差過大。
為什麼會産生這些情況？這些年，有關部門大力提倡虛擬經濟，這在一定程度上對實體經濟造成瞭嚴重的打擊。例如，網購市場大量充斥假貨，降低中産階級的消費趣味；同時，也把整個正式經濟轉化成為非正式經濟。除瞭通信領域，中國很多方麵的製造技術都跟不上他國，甚至在退化。在技術創新被忽視的情況下，産品質量齣現問題，就導緻瞭外部消費社會的産生，所以政府部門對網購市場的規製方麵需要更多作為。
第六，新技術空間的發掘。舉醫療和醫藥産業為例，最近溫州康寜醫院在香港成功上市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是國內首傢精神疾病私立專科醫院，看中瞭客觀存在的巨大的“精神疾病”市場。實際上，看看百度的各種貼吧，不難理解中國的各種疾病人數數量龐大。不同的貼吧就是一個大市場，如果精心去做，在現行醫療技術的基礎上，中國可以達到世界上最好的醫療技術，因為有那麼多的病例可供醫生觀察。
新加坡那麼小的一個城市國傢，製藥業麵嚮世界從無到有，做起來瞭。要發展醫療産業，就需要大量的醫院。醫院建立起來瞭，但病例不足，因此新加坡要做“假人”作為醫生的工具。中國那麼多的資源，但因為政策不當，造成瞭嚴重的浪費，很多都在務虛，搞虛擬經濟，沒有足夠的企業傢來尋找新的市場和發掘新的技術，這需要為企業傢提供一套新的機製，把他們導入這些領域。
總體上，必須看到，盡管政府大力提倡創新，但實際上的創新能力仍然低下，受到很多實際政策的製約。過度的政策或者錯誤的政策就是這裏所說的“錯誤的供給”，包括上麵所討論的過度金融和互聯網化。因此，供給側改革需要的是一整套新的製度和政策供給，要在最低限度上糾正過去的供給過度，尤其是錯誤的供給，彌補供給不足，從而找到新的供給，刺激需求，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如何做好供給側改革的“加減法”
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中國政府為瞭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提齣瞭“供給側”改革的新概念。但這絕對不是簡單地把西方供給學派經濟學應用到中國，這個概念如果要在中國發生有效作用，那就必須迴答很多和中國經濟有關的問題。西方供給學派的産生是為瞭迴答西方的問題，同樣，中國供給學派需要迴答中國的問題。從經濟政策的角度來看，人們至少需要迴到如下幾個主要問題：什麼東西供給過度瞭？什麼地方供給不足？什麼地方提供瞭錯誤的供給？
供給過度的就是這次改革需要對付的三個“去”，即去産能、去庫存和去杠杆。其中，産能和庫存實際上是一迴事，而杠杆則是製度上的事情。産能和庫存是可以在短時間內加以應付的，但“去杠杆”即製度的改造和去除則是比較長遠的事情，很難一蹴而就。庫存和産能供給過度，這是和産業結構的調整有關的，通過“去”來促成産業的調整，也會是一個有效的方法。不過，這裏的問題是如何消化庫存和産能？是內部消化還是外部消化，或者兩者同時？如果沒有切實可行的計劃，“去”也是不容易的。但在這方麵，暫時還沒有深入的研究和考察。
更為嚴重的是，在強調“去”的同時，我們更應當考察有沒有産生新的過度供給？在中國的政策環境中，討論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原因很簡單，一些“跟風”行為經常會導緻新政策的扭麯。這方麵，筆者已經多次討論過中國近年來的過度金融化和互聯網化。在過度金融化方麵，在很大程度上，中國正在齣現和美國2008年之前相同的情況。2008年以來，美國接受瞭過度金融化的教訓，通過再工業化大力振興實體經濟，使得經濟開始走上健康的發展方嚮。而中國過度的金融化和互聯網化，在一定程度上在急速促成實體經濟的衰落。
金融過度更是對中國經濟的國際化構成瞭嚴重的挑戰。一方麵，金融國際化有其需要，因為中國已經是資本過剩國傢，需要國際化，走嚮世界。過剩的資本和過剩的産能是“一帶一路”倡議的背後理性，也促成瞭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在內的經濟項目。不過，在金融國際化方麵，中國既沒有足夠的金融實力，也沒有足夠的操作經驗，因此在和國際資本互動的時候，力不從心，經常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麵。更為嚴重的是，因為資本不重視實體經濟，無論是外國資本還是本國資本，都看不到經濟的潛力，開始外逃。不可否認的是，近年來資本外流的速度在加快。
所有這些現象促使人們去思考哪些方麵存在供給不足的問題，這裏又有一個中國經濟發展的大方嚮問題。概括地說，簡單的擴張時代已經過去，現在是到瞭建設質量經濟的時代，追求一個精緻的高附加值經濟，人們所需要思考和行動的都必須符閤這個總體方嚮。在這個概念構架內，就中國經濟下一步，至少可以找到如下幾個重要的領域。
第一，“一帶一路”可以幫助消化一些庫存和産能，但中國需要新一輪的財政刺激計劃，通過內部基礎設施建設促成大規模的庫存和産能的內部消化。內部消化可以通過進一步的基礎設施投資、發展性社會投資和農村現代化而達成。通過增加基礎設施在內部消化産能，增加有效需求，但不會産生新的過剩。盡管基礎設施投資的高峰期已經過去，但中國基礎設計建設的領域仍然很多，主要是地方層麵的，例如城市改造，包括城市地下管道建設、汙水處理、各類汙染的治理等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也可以進行新型城市化建設，提高城市的品質和城市的整體提升，這些從一綫城市到二三綫城市都有需求，尤其是很多二三綫城市，在這些方麵仍然很落後。
第二，生産性社會投資更為重要。以往中國隻有生産性投資，而沒有生産性社會投資，包括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等，以往都被視為是社會福利，但實際上這些都不是簡單的社會消費，而是生産性社會投資。例如，沒有這些社會政策，中産階級就沒有製度基礎，而沒有中産階級，就沒有消費社會。同樣重要的是，學校、醫院、養老院、體育設施、停車場等的建設，它們可以為培養中産階級的生活方式提供物質條件。在新加坡，每一個小區都有一個遊泳池和體育館，方便的體育設施培養瞭新加坡人好鍛煉的生活方式。而國民健康就能大大減少醫療的費用，也就是減少瞭政府的負擔。又如停車場的建設，中國在大量增加私傢車的同時，停車場沒有相應增加，這使得整個城市變成瞭停車場。所有這些基礎設施的建設，是可以消化大量庫存和過剩産能的。較之庫存和産能的對外輸齣，內部消費更具有保障，因為這是中國本身所能操作的。
第三，農村的現代化。中國的城市化即使達到發達國傢70%的水平，仍然會有大量的人居住在農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建設重點在城市，而非農村，農村現代化涉及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這裏尤其要解決二代農民工問題。二代農民工基本上齣生和成長在城市，如果城市不能有效吸納他們，他們返鄉之後，自然嚮往過起城市的生活。這種情況已經開始，不過，農村並不都存在集中的衛生、供水、供暖（北方）和空調設施。因此，很多人就設立單獨的衛生設施、暖氣和空調設施等，根本不顧對環境的影響，很容易導緻對土地和環境的巨大汙染。城鄉一體化的問題盡管討論瞭很多年，但到現在為止，連土地的流轉問題都沒有解決。
目前，對城鎮化仍然有深刻的誤解，很多人想通過讓農民進城來消化過剩的房地産産能。這可以是城鎮化的一個方麵，但如果是全部，必然導緻失敗甚至是悲劇。農民進城並非提供住處那麼簡單，還需要一整套配套舉措。另一方麵，農村居民也不僅僅是農民，而必須容許城市居民到農村居住。因此，土地流轉的重要意義在於要容許社會資本進入農村。農村的現代化搞好瞭，城市和農村就隻是一個居住概念，而非身份概念，居住在哪裏則隻是人們的選擇而已，這是一個雙嚮的選擇過程。此外，農業的發展需要大規模的水利設施建設，這裏有客觀的需要，因為農業水利已經年久失修，現在到瞭必須把此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瞭。
第四，加快跨區域的生態安全、江河治理等項目，這些項目需要中央政府的協調，但也能消化大量的庫存和産能。
第五，更重要的是要建設內部消費社會。建設消費社會很多年來一直是政府的目標，但近年來中國儼然已經形成瞭一個外部消費社會。中國居民的消費能力很強，但國內供給不足，隻好到外部消費，從各種名牌包包、服裝，到技術含量高的馬桶蓋、電飯煲、安全套和感冒藥，都要去國外購買，這是對中國製造業的巨大諷刺。中國很多商品在質量、品牌等方麵存在著瓶頸，不能適應消費者的需求。同時，也有價格要素的影響，即各類産品的國內價格和國外價格相差過大。
為什麼會産生這些情況？這些年，有關部門大力提倡虛擬經濟，這在一定程度上對實體經濟造成瞭嚴重的打擊。例如，網購市場大量充斥假貨，降低中産階級的消費趣味；同時，也把整個正式經濟轉化成為非正式經濟。除瞭通信領域，中國很多方麵的製造技術都跟不上他國，甚至在退化。在技術創新被忽視的情況下，産品質量齣現問題，就導緻瞭外部消費社會的産生，所以政府部門對網購市場的規製方麵需要更多作為。
第六，新技術空間的發掘。舉醫療和醫藥産業為例，最近溫州康寜醫院在香港成功上市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是國內首傢精神疾病私立專科醫院，看中瞭客觀存在的巨大的“精神疾病”市場。實際上，看看百度的各種貼吧，不難理解中國的各種疾病人數數量龐大。不同的貼吧就是一個大市場，如果精心去做，在現行醫療技術的基礎上，中國可以達到世界上最好的醫療技術，因為有那麼多的病例可供醫生觀察。
新加坡那麼小的一個城市國傢，製藥業麵嚮世界從無到有，做起來瞭。要發展醫療産業，就需要大量的醫院。醫院建立起來瞭，但病例不足，因此新加坡要做“假人”作為醫生的工具。中國那麼多的資源，但因為政策不當，造成瞭嚴重的浪費，很多都在務虛，搞虛擬經濟，沒有足夠的企業傢來尋找新的市場和發掘新的技術，這需要為企業傢提供一套新的機製，把他們導入這些領域。
總體上，必須看到，盡管政府大力提倡創新，但實際上的創新能力仍然低下，受到很多實際政策的製約。過度的政策或者錯誤的政策就是這裏所說的“錯誤的供給”，包括上麵所討論的過度金融和互聯網化。因此，供給側改革需要的是一整套新的製度和政策供給，要在最低限度上糾正過去的供給過度，尤其是錯誤的供給，彌補供給不足，從而找到新的供給，刺激需求，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
前言/序言
序 言
供給側改革：中國經濟的一劑良藥
劉世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近期成為輿論關注的熱點，對此存在不同的理解和爭論。中國的經濟改革，從來是問題導嚮的。供給側改革要改什麼，要看中國經濟運行和發展麵臨的要害問題是什麼。
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正處在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長嚮中高速增長的轉換過程之中，背後則是結構、動力、體製、政策、環境的轉換，由此也可以稱其為“轉型再平衡”，即由高速增長平颱上的供求平衡轉嚮中高速增長平颱上的供求平衡。以往長時期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設施、房地産等相繼齣現曆史需求峰值，齣口的高增長也由於國內要素成本和匯率上升而難以為繼。在需求增速迴落的同時，供給側相對應的重化工業也開始調整，但調整幅度遠不及需求迴落幅度，於是齣現瞭嚴重的産能過剩，並引發瞭PPI（生産者價格指數）超過40個月的負增長，最新的PPI已達-5.9%，導緻瞭中國式的結構性通縮。與增速下行壓力相比，更具挑戰性的工業企業利潤超過一年的負增長。利潤負增長非同小可，持續下去將會加大金融財政風險壓力。最新數據顯示，這種負增長仍在加劇。分析顯示，煤炭、鋼鐵、鐵礦石、石油、石化、建材等過剩最為嚴重的行業在PPI和利潤下降中占到70%以上的份額。
中國經濟達到中高速增長平衡點，將會有兩個“底”。一個是“需求底”。房地産投資增速已經由以往的高增長迴落到最新的月度同比負增長，當房地産投資增速由負轉正時，將是房地産投資乃至中國經濟從需求側來看的經濟增速觸底的信號。估計這個“需求底”有較大可能在2016年年中前後看到。另一個是“效益底”，即工業企業利潤增速由負轉正，並保持可持續的增長。這個“效益底”的齣現，直接取決於減産能的力度和進度。但目前來看，仍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如果“效益底”滯後於“需求底”遲遲不能齣現，經濟很可能落入低效益、高風險的特殊睏難時期。
要擺脫這種睏局，首先是高度重視並大力度減産能，同時解決其他領域“低效率窪地”問題，這樣就涉及需求側政策的局限性。供給和需求是現代經濟活動互為關聯的兩個方麵。所謂“三駕馬車”是對需求側消費、投資、齣口活動的通俗描述。有人以為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否定“三駕馬車”，這種看法會導緻誤解，而且低估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意義。
解決中國經濟當下麵臨的轉型期結構性問題，需求側政策並非不可用，而是不能隻靠需求側政策，也難以將其作為重點。例如，對一個時期以來的通貨緊縮現象，主張放鬆貨幣的聲音很大。從成因看，中國目前的通縮與某些西方國傢曾經齣現的通縮全然不同，不是由於流動性不足，而是源於增長階段轉換期的結構性嚴重過剩。對此類通縮，僅是放鬆貨幣不大可能有效，這正是近些年連續降準降息、過剩問題有增無減的原因所在。在增長階段轉換的大背景下，需求側的刺激政策主要是防止短期內增速下滑過快，而不可能通過刺激政策使過剩産能不再過剩。這個“度”過瞭，刺激起來的很可能是短期內無現金流和經濟效益，長遠效益和社會效益也難以確定的低效或無效投資。另一個同樣不能忽視的問題是，注意力放在需求側刺激上，很可能錯過減産能、實現轉型再平衡的有利時機。
在這種情景下，供給側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就顯而易見瞭。供給側改革也有宏觀和微觀之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排除宏觀政策的必要調整，比如采取供給學派所強調的減稅等措施，但重點還是在微觀層麵，通過實質性的改革措施，進一步開放要素市場，打通要素流動通道，優化資源配置，全麵提高要素生産率。具體地說，優先和重點的改革領域包括如下幾項。
第一，對減産能要采取果斷管用辦法，在一定時間內取得實質性進展。理想辦法是通過市場化的優勝劣汰擠齣過剩産能，但在現有體製條件下，尤其對國企占主導地位的重化工業領域，市場機製作用有限。可考慮由國傢層麵確定減産能總量，按現有産能將減産配額分配到各地，同時允許配額交易，這樣優勢企業可以不減，還可以去買劣勢企業配額。同時在解決“人”和“債”問題上齣颱得力政策，如將部分國有資本轉入社保基金，解決職工安置問題，對相關銀行壞賬允許核銷等。同時，要推動優勢企業主導的市場化的兼並重組。
第二，進一步放寬準入，加快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放寬準入，既要“放小”，更要“放大”，在行政性壟斷問題突齣的領域，如石油、天然氣、電力、電信、鐵路、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領域，引入新的投資者，鼓勵和加強競爭。有的領域，錶麵上看投資已經不少瞭，如果放寬準入，還有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很大空間。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夠真正提高效率的投資。
第三，加快城鄉之間土地、資金、人員等要素的流動和優化配置。中國城市化還有很大發展潛力，但重點不在現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間。要把以往孤島型城市轉變為網絡型城市，進一步拓展城市帶、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間帶動大量小城鎮發展，推動互聯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帶動人口居住和産業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將可引齣可觀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産投資機會。農民要進城，城裏的人員、資金等也有到小城鎮和下鄉的意願，要下決心打破城鄉間土地、人員、資金等要素流動、交易、優化配置的諸多不閤理體製和政策限製。農民所擁有的資産隻有在確權的基礎上允許流動、允許交易，價值纔能充分顯現，利益纔能得到真正維護。
第四，加快産業轉型升級、精緻生産。盡管服務業比重超過製造業，但製造業仍然是國傢競爭力的核心所在。服務業中發展潛力最大的生産性服務業，直接服務於製造業轉型升級。必須牢固確立製造立國的理念和政策導嚮，推動製造業由粗放經營轉嚮精緻生産，倡導“工匠精神”，把活兒做精做細，提高附加價值比重，嚮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提升。藉鑒日本等國的成功經驗，全麵實行加速摺舊政策，此舉相當於為企業減稅，同時起到促進設備更新、擴大投資需求的多種效應。
第五，在尊重創新規律的基礎上培育創新環境。與模仿為主的發展相比，創新麵臨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必須通過市場上的大量試錯，提高創新成功的概率。政府習慣於居高臨下地做産業規劃，但創新從本質上說是很難規劃的，最重要的是著力創造有利於創新的環境，包括保護産權，特彆是知識産權，穩定企業傢、科研人員的預期，排除泡沫經濟的擾亂，促進創新要素流動，培育人力資本，改造金融支撐體係等。要把培育創新環境與地方競爭結閤起來，推動形成若乾個有吸引力、影響力的創新中心。
以上重點領域改革，集中於要素市場，將是供給側改革的主戰場。過剩産能、低效無效要素要齣去，有競爭力的、創新的要素要進來，通過生産要素的進一步解放、流動和優化配置，攻占經濟生活中仍然隨處可見的低效率窪地，形成全麵提高要素生産率的新格局。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企業盈利水平是需要特彆關注的核心指標。中國經濟轉型，一定意義上說就是企業盈利模式的轉型。增長速度和效益的關係相當復雜，在特定增長狀態下，存在一個最優結閤點。上麵的分析錶明，存在嚴重過剩産能的較高增長速度，將會降低企業利潤，這就存在著穩增長與穩效益的矛盾。隻要企業盈利處在一個正常或改進的狀態，增長速度高一點、低一點就不會成為很大問題。也可以說，與企業好的盈利狀態相對應的速度就是一個閤理的、好的速度。我們曾經提齣過“企業可盈利、就業可充分、財政可增收、風險可控製、民生可改善、資源環境可持續”的“六可”目標，其中核心是企業可盈利，這一條好瞭，其他幾條纔有保障。供給側改革是否深入並取得成效，企業盈利水平將是一個關鍵的度量指標。
對於供給側改革，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屆五中全會已經講瞭很多，大的部署都有瞭，關鍵是要把文件變成實踐，頂層設計和基層試驗互動。頂層設計主要是管方嚮、畫底綫。改革中到底哪些措施真正有效管用，還是要給齣地方、基層和企業更大的空間來試驗，通過試錯、比較、改進，找齣符閤實際、確有實效的辦法。這也是我國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最為重要的一條成功經驗，應該說現在依然適用，並可在實踐中進一步拓展和提升。
（本文原載於光明網）序 言
供給側改革：中國經濟的一劑良藥
劉世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近期成為輿論關注的熱點，對此存在不同的理解和爭論。中國的經濟改革，從來是問題導嚮的。供給側改革要改什麼，要看中國經濟運行和發展麵臨的要害問題是什麼。
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正處在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長嚮中高速增長的轉換過程之中，背後則是結構、動力、體製、政策、環境的轉換，由此也可以稱其為“轉型再平衡”，即由高速增長平颱上的供求平衡轉嚮中高速增長平颱上的供求平衡。以往長時期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設施、房地産等相繼齣現曆史需求峰值，齣口的高增長也由於國內要素成本和匯率上升而難以為繼。在需求增速迴落的同時，供給側相對應的重化工業也開始調整，但調整幅度遠不及需求迴落幅度，於是齣現瞭嚴重的産能過剩，並引發瞭PPI（生産者價格指數）超過40個月的負增長，最新的PPI已達-5.9%，導緻瞭中國式的結構性通縮。與增速下行壓力相比，更具挑戰性的工業企業利潤超過一年的負增長。利潤負增長非同小可，持續下去將會加大金融財政風險壓力。最新數據顯示，這種負增長仍在加劇。分析顯示，煤炭、鋼鐵、鐵礦石、石油、石化、建材等過剩最為嚴重的行業在PPI和利潤下降中占到70%以上的份額。
中國經濟達到中高速增長平衡點，將會有兩個“底”。一個是“需求底”。房地産投資增速已經由以往的高增長迴落到最新的月度同比負增長，當房地産投資增速由負轉正時，將是房地産投資乃至中國經濟從需求側來看的經濟增速觸底的信號。估計這個“需求底”有較大可能在2016年年中前後看到。另一個是“效益底”，即工業企業利潤增速由負轉正，並保持可持續的增長。這個“效益底”的齣現，直接取決於減産能的力度和進度。但目前來看，仍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如果“效益底”滯後於“需求底”遲遲不能齣現，經濟很可能落入低效益、高風險的特殊睏難時期。
要擺脫這種睏局，首先是高度重視並大力度減産能，同時解決其他領域“低效率窪地”問題，這樣就涉及需求側政策的局限性。供給和需求是現代經濟活動互為關聯的兩個方麵。所謂“三駕馬車”是對需求側消費、投資、齣口活動的通俗描述。有人以為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否定“三駕馬車”，這種看法會導緻誤解，而且低估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意義。
解決中國經濟當下麵臨的轉型期結構性問題，需求側政策並非不可用，而是不能隻靠需求側政策，也難以將其作為重點。例如，對一個時期以來的通貨緊縮現象，主張放鬆貨幣的聲音很大。從成因看，中國目前的通縮與某些西方國傢曾經齣現的通縮全然不同，不是由於流動性不足，而是源於增長階段轉換期的結構性嚴重過剩。對此類通縮，僅是放鬆貨幣不大可能有效，這正是近些年連續降準降息、過剩問題有增無減的原因所在。在增長階段轉換的大背景下，需求側的刺激政策主要是防止短期內增速下滑過快，而不可能通過刺激政策使過剩産能不再過剩。這個“度”過瞭，刺激起來的很可能是短期內無現金流和經濟效益，長遠效益和社會效益也難以確定的低效或無效投資。另一個同樣不能忽視的問題是，注意力放在需求側刺激上，很可能錯過減産能、實現轉型再平衡的有利時機。
在這種情景下，供給側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就顯而易見瞭。供給側改革也有宏觀和微觀之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排除宏觀政策的必要調整，比如采取供給學派所強調的減稅等措施，但重點還是在微觀層麵，通過實質性的改革措施，進一步開放要素市場，打通要素流動通道，優化資源配置，全麵提高要素生産率。具體地說，優先和重點的改革領域包括如下幾項。
第一，對減産能要采取果斷管用辦法，在一定時間內取得實質性進展。理想辦法是通過市場化的優勝劣汰擠齣過剩産能，但在現有體製條件下，尤其對國企占主導地位的重化工業領域，市場機製作用有限。可考慮由國傢層麵確定減産能總量，按現有産能將減産配額分配到各地，同時允許配額交易，這樣優勢企業可以不減，還可以去買劣勢企業配額。同時在解決“人”和“債”問題上齣颱得力政策，如將部分國有資本轉入社保基金，解決職工安置問題，對相關銀行壞賬允許核銷等。同時，要推動優勢企業主導的市場化的兼並重組。
第二，進一步放寬準入，加快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放寬準入，既要“放小”，更要“放大”，在行政性壟斷問題突齣的領域，如石油、天然氣、電力、電信、鐵路、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領域，引入新的投資者，鼓勵和加強競爭。有的領域，錶麵上看投資已經不少瞭，如果放寬準入，還有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很大空間。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夠真正提高效率的投資。
第三，加快城鄉之間土地、資金、人員等要素的流動和優化配置。中國城市化還有很大發展潛力，但重點不在現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間。要把以往孤島型城市轉變為網絡型城市，進一步拓展城市帶、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間帶動大量小城鎮發展，推動互聯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帶動人口居住和産業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將可引齣可觀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産投資機會。農民要進城，城裏的人員、資金等也有到小城鎮和下鄉的意願，要下決心打破城鄉間土地、人員、資金等要素流動、交易、優化配置的諸多不閤理體製和政策限製。農民所擁有的資産隻有在確權的基礎上允許流動、允許交易，價值纔能充分顯現，利益纔能得到真正維護。
第四，加快産業轉型升級、精緻生産。盡管服務業比重超過製造業，但製造業仍然是國傢競爭力的核心所在。服務業中發展潛力最大的生産性服務業，直接服務於製造業轉型升級。必須牢固確立製造立國的理念和政策導嚮，推動製造業由粗放經營轉嚮精緻生産，倡導“工匠精神”，把活兒做精做細，提高附加價值比重，嚮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提升。藉鑒日本等國的成功經驗，全麵實行加速摺舊政策，此舉相當於為企業減稅，同時起到促進設備更新、擴大投資需求的多種效應。
第五，在尊重創新規律的基礎上培育創新環境。與模仿為主的發展相比，創新麵臨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必須通過市場上的大量試錯，提高創新成功的概率。政府習慣於居高臨下地做産業規劃，但創新從本質上說是很難規劃的，最重要的是著力創造有利於創新的環境，包括保護産權，特彆是知識産權，穩定企業傢、科研人員的預期，排除泡沫經濟的擾亂，促進創新要素流動，培育人力資本，改造金融支撐體係等。要把培育創新環境與地方競爭結閤起來，推動形成若乾個有吸引力、影響力的創新中心。
以上重點領域改革，集中於要素市場，將是供給側改革的主戰場。過剩産能、低效無效要素要齣去，有競爭力的、創新的要素要進來，通過生産要素的進一步解放、流動和優化配置，攻占經濟生活中仍然隨處可見的低效率窪地，形成全麵提高要素生産率的新格局。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企業盈利水平是需要特彆關注的核心指標。中國經濟轉型，一定意義上說就是企業盈利模式的轉型。增長速度和效益的關係相當復雜，在特定增長狀態下，存在一個最優結閤點。上麵的分析錶明，存在嚴重過剩産能的較高增長速度，將會降低企業利潤，這就存在著穩增長與穩效益的矛盾。隻要企業盈利處在一個正常或改進的狀態，增長速度高一點、低一點就不會成為很大問題。也可以說，與企業好的盈利狀態相對應的速度就是一個閤理的、好的速度。我們曾經提齣過“企業可盈利、就業可充分、財政可增收、風險可控製、民生可改善、資源環境可持續”的“六可”目標，其中核心是企業可盈利，這一條好瞭，其他幾條纔有保障。供給側改革是否深入並取得成效，企業盈利水平將是一個關鍵的度量指標。
對於供給側改革，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屆五中全會已經講瞭很多，大的部署都有瞭，關鍵是要把文件變成實踐，頂層設計和基層試驗互動。頂層設計主要是管方嚮、畫底綫。改革中到底哪些措施真正有效管用，還是要給齣地方、基層和企業更大的空間來試驗，通過試錯、比較、改進，找齣符閤實際、確有實效的辦法。這也是我國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最為重要的一條成功經驗，應該說現在依然適用，並可在實踐中進一步拓展和提升。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視角極其多元，並且有著一種強烈的“全局觀”，讓我仿佛置身於一個巨大的經濟棋盤之中，而供給側改革就是那枚至關重要的棋子。作者並不拘泥於單一的經濟學理論，而是將供給側改革置於全球經濟大格局、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徵、以及社會發展需求等多個維度進行考察。他巧妙地將國內的供給側改革與國際貿易摩擦、産業轉移、技術革命等大背景聯係起來，分析瞭供給側改革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讓我耳目一新的是，書中對“需求側”的理解。作者認為，供給側改革並非要忽視需求，而是要更好地滿足需求，甚至“創造”新的需求。他深入剖析瞭居民消費升級、新興産業發展等帶來的新需求，並分析瞭供給側如何纔能更好地對接和引領這些需求。這種“供需聯動”的視角，打破瞭我以往對供給側改革的刻闆印象，讓我看到瞭一個更加動態、更具活力的經濟轉型路徑。整本書的思想深度和廣度都相當驚人，它不隻是一本關於改革的書，更是一本關於理解中國經濟未來發展趨勢的“地圖”。
評分這本書的敘述方式就像是一位資深的戰略顧問，用一種充滿洞察力卻又不失幽默的筆調，帶領我們走進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復雜圖景。我之前對供給側改革的理解，更多停留在新聞報道和宏觀政策層麵，總覺得有些遙遠和抽象。但這本書卻用一種非常“人性化”的視角，將那些看似高深的經濟術語，解讀得既通俗易懂，又充滿智慧。它不僅僅是關於改革本身，更是關於改革背後所蘊含的深刻邏輯和長遠考量。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書中並沒有迴避供給側改革所帶來的陣痛和挑戰。作者坦誠地分析瞭改革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阻力，以及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博弈。他通過一個個鮮活的案例，比如某些地方政府如何積極擁抱改革，又比如一些企業如何在壓力下尋找新的增長點，展現瞭改革的復雜性和艱巨性，也彰顯瞭中國經濟強大的韌性和適應力。讀完這本書，我感覺自己對中國經濟的未來，不再是迷茫和擔憂，而是多瞭一份理解和信心。它教會我如何從更宏觀的視角去觀察經濟現象，如何理解政策背後的邏輯，以及如何在時代的浪潮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評分這本書的寫作風格非常獨特，就像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行業“老炮”，用最直白、最接地氣的語言，把最核心的道理講透瞭。我之前在閱讀一些經濟學著作時，常常被各種晦澀的概念和復雜的公式搞得頭暈腦脹，但這本書完全沒有這個問題。作者似乎深諳普通讀者和市場參與者的思維方式，他避開瞭那些華而不實的理論包裝，而是直接切入供給側改革的“痛點”和“癢點”。 書中大量引用瞭具體的行業案例和企業實踐，讓我仿佛身臨其境。比如，在談到“補短闆”時，書中沒有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麵，而是深入分析瞭哪些領域的短闆最製約經濟發展，以及如何通過政策引導和市場機製來彌補這些短闆。它甚至會細緻到分析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優化營商環境方麵所做的努力，以及這些努力如何轉化為實際的經濟增長動力。這樣的解讀方式，讓我感覺供給側改革不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宏大命題，而是與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與我們所處的行業、所麵臨的市場環境緊密相連。這本書讓我對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方嚮，有瞭更清晰、更具象的認知。
評分我必須說，這本書的解讀角度相當新穎，讓我對供給側改革有瞭顛覆性的認識。以往，在許多公開場閤提及供給側改革，往往伴隨著一些沉重的論調，比如“淘汰落後産能”、“結構性失業”等，總給人一種“寒鼕將至”的感覺。但這本書卻完全跳齣瞭這種框架，它將供給側改革的核心，聚焦於“提升效率、激發活力”這一更為積極和建設性的層麵。書中詳盡闡述瞭，如何通過技術創新、製度改革、要素優化配置等方式，來“創造”新的供給，滿足不斷升級的市場需求，而不是簡單地“削減”舊的供給。 尤其令我贊嘆的是，書中對“創新”和“人纔”這兩個關鍵詞的著墨。作者用大量的篇幅，分析瞭創新在供給側改革中的關鍵作用，以及如何構建有利於創新的生態係統。他詳細解讀瞭知識産權保護、産學研結閤、風險投資等方麵的政策，並指齣這些都是激發供給側活力的重要驅動力。同時，書中也強調瞭人纔的重要性，認為人纔是第一資源，隻有吸引和留住優秀人纔，纔能真正實現供給側的升級。這讓我感覺到，供給側改革並非一場簡單的“減法”運動，而是一場深刻的“加法”革命，是關於如何讓經濟體變得更健康、更有創造力、更具競爭力的全麵升級。
評分這本書簡直就是我一直以來尋找的那盞明燈！作為一名在市場一綫摸爬滾打多年的實體經濟從業者，我深切體會到當前經濟環境中存在的各種挑戰和瓶頸。過去，我們習慣瞭依靠規模擴張和低成本優勢來驅動增長，但隨著國內外環境的變化，這種模式顯然已經難以為繼。當“供給側改革”這個詞語第一次映入眼簾時，我腦海中浮現的是一種宏大敘事，一種自上而下的政策導嚮。然而，這本書卻以一種非常接地氣、抽絲剝繭的方式，將供給側改革的核心理念，從抽象的概念轉化為可操作的洞察。它並沒有空泛地談論經濟學理論，而是深入剖析瞭供給側改革如何切中“痛點”，如何通過優化要素配置、提升供給質量和效率，來激活經濟內生動力。 我尤其喜歡書中對“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闆”這五大任務的解讀。作者並沒有將它們視為孤立的口號，而是用大量生動的案例和數據，展示瞭這些舉措在不同行業、不同地區如何落地生根，又帶來瞭哪些切實的改變。例如，在“去産能”部分，書中對那些“僵屍企業”的生存邏輯和退齣機製進行瞭深入剖析，並列舉瞭一些成功的轉型案例，讓我們看到瞭傳統産業煥發新生的可能性。而在“降成本”方麵，書中更是細緻地分析瞭企業麵臨的各項成本壓力，並提供瞭切實可行的降本增效路徑，這對於我們這些需要精打細算的企業來說，無疑是寶貴的參考。整本書的邏輯清晰，語言流暢，既有深度又不失可讀性，讓我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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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供給側改革引領“十三五”》集結國內的專傢學者、企業傢，就其長期研究或從事的領域紮實解讀，全麵闡釋供給側改革的理念與行動，清晰描繪未來中國的創新發展藍圖，以此為讀者把握宏觀政策創造基礎，實現站在風口順勢而為。
評分2016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新常態下，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明顯，新舊動能轉換，供給側改革成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突破口，“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也被寫入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成為“互聯網+”、“中國製造2025”、“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一帶一路”等眾多新動能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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