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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全方位解读：供给侧改革是当下经济改革新引擎，究竟何为供给侧改革，它如何对中国经济发挥作用，核心是什么，着力点是什么，要避免的误区在哪里？这本《读懂供给侧改革》让我们明确怎么看，怎么干。
2.全方位发声：汇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社科院、华夏新供给研究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多家智库，囊括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郑永年、贾康等22位主流学者、十三五规划专家和高层智囊，为您深层解读。
3.高效读懂：主题集中，7个不同角度、从数百篇文章中精选近30篇，以高效的方法读懂供给侧。
4.附赠2016政府工作报告中供给侧改革相关内容。
内容简介
《读懂供给侧改革》，22位主流学者、十三五规划专家和高层智囊为您深层解读，供给侧改革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怎么看、怎么干，这一本彻底读懂。
作为重大战略决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种全新的表述，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角度和新路线。它是“十三五”规划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决定了未来中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改革的方向。
究竟何为供给侧改革，它如何对中国经济发挥作用，核心是什么，着力点是什么，它跟当下重要的金融改革、创新如何结合，我们要避免的误区在哪里？对于这些问题的解读和探讨，将会让我们明确供给侧改革怎么看，怎么干。
《读懂供给侧改革》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新供给学派领头人贾康等领衔，汇聚22位主流学者、“十三五”规划专家和高层智囊，从数百篇文章中精选近30篇文章，从7个不同的角度，循序渐进，通过各个方向的分析，全方位、系统、精准解读供给侧改革，让读者正确理解这一概念，精准把握未来的决策和前行的方向。
作者简介
吴敬琏，当代中国超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和1992年 五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现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八、九届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及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精彩书评
要改变原来的结构变成一个新的有效的结构，就连带着利益结构调整的问题。要靠市场、靠竞争，通过竞争发挥奖优罚劣、优胜劣汰的作用去实现结构优化。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过剩产能、低效无效要素要出去，有竞争力的、创新的要素要进来，通过生产要素的进一步解放、流动和优化配置，攻占经济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的低效率洼地，形成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新格局。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在供给侧改革回归的情况下，所需要的是理性的回归，再次审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使得两者在新的情况下再次实现平衡。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在优化供给侧环境机制中，强调以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市场空间，激发微观主体创新、创业、创造的潜能，构建、塑造和强化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要增加供给，必须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基础上增加供给，供给是中期的调整，中期的调整就跟政府规划有关。增加供给不是万能的，因为供给增加也要符合经济规律，要注意增加供给长期效益，不然将来又会遇到麻烦。
——厉以宁（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表现为创造性破坏，在这个创造性破坏过程中，“破坏”是必然的，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而“创造”却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条件和政策环境。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强调要通过改革促进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和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再靠刺激政策提升总需求的套路来促进经济增长。
——赵晓（独立经济学家）
怎么样实现产业和产能的升级？这会沿着六个方向，也就是“六新”供给进展：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组织、新业态、新制度。
——邵宇（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供给侧改革要避免三个误区：一不能炒概念，二不能把供给侧改革误解成新计划经济，三不能把需求和供给对立起来。
——滕泰（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
目录
序言 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的一剂良药/ 刘世锦
第一章 如何理解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到底要回答什么问题/ 郑永年
九句话理解供给侧改革/ 贾康
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卢锋
供给侧改革才是中国经济的出路/ 张军
第二章 供给侧改革是适应新形势的主动选择
供给侧改革具有稳定预期作用/ 吴敬琏
供给侧改革为何是势在必行之举/ 李佐军
供给侧改革是适应新形势的主动选择/ 张卓元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解放生产力/ 贾康
第三章 供给侧改革引领中国经济
从供给方面发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厉以宁
供给侧改革重塑经济发展动力/ 王一鸣
供给侧激活中国经济动力/ 贾康
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管理具有重大意义/ 刘伟
第四章 供给侧改革，第一刀该切哪儿
如何做好供给侧改革的“加减法”/ 郑永年
供给侧改革的六大着力点/ 王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着眼点/ 蔡昉
供给侧改革，第一刀该切哪儿/ 史正富
第五章 金融供给侧改革刻不容缓
新金融是金融业供给侧改革的突破口/ 贲圣林
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对供给侧改革意义重大/ 管清友
商业银行的供给侧改革/ 邵平
第六章 供给侧改革要向创新创业要成效
供给侧改革要向创新创业要成效/ 赵晓
建立有利于创新的制度体系，推动供给侧变革/ 吴敬琏
供给侧改革与科技创新/ 贾康
供给侧革命与创新/ 邵宇
第七章 供给侧改革不应照搬西方理论
供给侧改革须避免三大误区/ 滕泰
供给侧改革不应照搬西方理论/ 林毅夫
供给侧改革应吸取“里根经济学”的灾难性教训/ 罗思义
附录一 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持续增长动力
附录二 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精彩书摘
如何做好供给侧改革的“加减法”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政府为了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新概念。但这绝对不是简单地把西方供给学派经济学应用到中国，这个概念如果要在中国发生有效作用，那就必须回答很多和中国经济有关的问题。西方供给学派的产生是为了回答西方的问题，同样，中国供给学派需要回答中国的问题。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人们至少需要回到如下几个主要问题：什么东西供给过度了？什么地方供给不足？什么地方提供了错误的供给？
供给过度的就是这次改革需要对付的三个“去”，即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其中，产能和库存实际上是一回事，而杠杆则是制度上的事情。产能和库存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加以应付的，但“去杠杆”即制度的改造和去除则是比较长远的事情，很难一蹴而就。库存和产能供给过度，这是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关的，通过“去”来促成产业的调整，也会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不过，这里的问题是如何消化库存和产能？是内部消化还是外部消化，或者两者同时？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计划，“去”也是不容易的。但在这方面，暂时还没有深入的研究和考察。
更为严重的是，在强调“去”的同时，我们更应当考察有没有产生新的过度供给？在中国的政策环境中，讨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原因很简单，一些“跟风”行为经常会导致新政策的扭曲。这方面，笔者已经多次讨论过中国近年来的过度金融化和互联网化。在过度金融化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正在出现和美国2008年之前相同的情况。2008年以来，美国接受了过度金融化的教训，通过再工业化大力振兴实体经济，使得经济开始走上健康的发展方向。而中国过度的金融化和互联网化，在一定程度上在急速促成实体经济的衰落。
金融过度更是对中国经济的国际化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一方面，金融国际化有其需要，因为中国已经是资本过剩国家，需要国际化，走向世界。过剩的资本和过剩的产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背后理性，也促成了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内的经济项目。不过，在金融国际化方面，中国既没有足够的金融实力，也没有足够的操作经验，因此在和国际资本互动的时候，力不从心，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更为严重的是，因为资本不重视实体经济，无论是外国资本还是本国资本，都看不到经济的潜力，开始外逃。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资本外流的速度在加快。
所有这些现象促使人们去思考哪些方面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这里又有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问题。概括地说，简单的扩张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到了建设质量经济的时代，追求一个精致的高附加值经济，人们所需要思考和行动的都必须符合这个总体方向。在这个概念构架内，就中国经济下一步，至少可以找到如下几个重要的领域。
第一，“一带一路”可以帮助消化一些库存和产能，但中国需要新一轮的财政刺激计划，通过内部基础设施建设促成大规模的库存和产能的内部消化。内部消化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基础设施投资、发展性社会投资和农村现代化而达成。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在内部消化产能，增加有效需求，但不会产生新的过剩。尽管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但中国基础设计建设的领域仍然很多，主要是地方层面的，例如城市改造，包括城市地下管道建设、污水处理、各类污染的治理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进行新型城市化建设，提高城市的品质和城市的整体提升，这些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都有需求，尤其是很多二三线城市，在这些方面仍然很落后。
第二，生产性社会投资更为重要。以往中国只有生产性投资，而没有生产性社会投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以往都被视为是社会福利，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社会消费，而是生产性社会投资。例如，没有这些社会政策，中产阶级就没有制度基础，而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消费社会。同样重要的是，学校、医院、养老院、体育设施、停车场等的建设，它们可以为培养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供物质条件。在新加坡，每一个小区都有一个游泳池和体育馆，方便的体育设施培养了新加坡人好锻炼的生活方式。而国民健康就能大大减少医疗的费用，也就是减少了政府的负担。又如停车场的建设，中国在大量增加私家车的同时，停车场没有相应增加，这使得整个城市变成了停车场。所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可以消化大量库存和过剩产能的。较之库存和产能的对外输出，内部消费更具有保障，因为这是中国本身所能操作的。
第三，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的城市化即使达到发达国家70%的水平，仍然会有大量的人居住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设重点在城市，而非农村，农村现代化涉及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里尤其要解决二代农民工问题。二代农民工基本上出生和成长在城市，如果城市不能有效吸纳他们，他们返乡之后，自然向往过起城市的生活。这种情况已经开始，不过，农村并不都存在集中的卫生、供水、供暖（北方）和空调设施。因此，很多人就设立单独的卫生设施、暖气和空调设施等，根本不顾对环境的影响，很容易导致对土地和环境的巨大污染。城乡一体化的问题尽管讨论了很多年，但到现在为止，连土地的流转问题都没有解决。
目前，对城镇化仍然有深刻的误解，很多人想通过让农民进城来消化过剩的房地产产能。这可以是城镇化的一个方面，但如果是全部，必然导致失败甚至是悲剧。农民进城并非提供住处那么简单，还需要一整套配套举措。另一方面，农村居民也不仅仅是农民，而必须容许城市居民到农村居住。因此，土地流转的重要意义在于要容许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农村的现代化搞好了，城市和农村就只是一个居住概念，而非身份概念，居住在哪里则只是人们的选择而已，这是一个双向的选择过程。此外，农业的发展需要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这里有客观的需要，因为农业水利已经年久失修，现在到了必须把此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第四，加快跨区域的生态安全、江河治理等项目，这些项目需要中央政府的协调，但也能消化大量的库存和产能。
第五，更重要的是要建设内部消费社会。建设消费社会很多年来一直是政府的目标，但近年来中国俨然已经形成了一个外部消费社会。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很强，但国内供给不足，只好到外部消费，从各种名牌包包、服装，到技术含量高的马桶盖、电饭煲、安全套和感冒药，都要去国外购买，这是对中国制造业的巨大讽刺。中国很多商品在质量、品牌等方面存在着瓶颈，不能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也有价格要素的影响，即各类产品的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相差过大。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情况？这些年，有关部门大力提倡虚拟经济，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例如，网购市场大量充斥假货，降低中产阶级的消费趣味；同时，也把整个正式经济转化成为非正式经济。除了通信领域，中国很多方面的制造技术都跟不上他国，甚至在退化。在技术创新被忽视的情况下，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就导致了外部消费社会的产生，所以政府部门对网购市场的规制方面需要更多作为。
第六，新技术空间的发掘。举医疗和医药产业为例，最近温州康宁医院在香港成功上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国内首家精神疾病私立专科医院，看中了客观存在的巨大的“精神疾病”市场。实际上，看看百度的各种贴吧，不难理解中国的各种疾病人数数量庞大。不同的贴吧就是一个大市场，如果精心去做，在现行医疗技术的基础上，中国可以达到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技术，因为有那么多的病例可供医生观察。
新加坡那么小的一个城市国家，制药业面向世界从无到有，做起来了。要发展医疗产业，就需要大量的医院。医院建立起来了，但病例不足，因此新加坡要做“假人”作为医生的工具。中国那么多的资源，但因为政策不当，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很多都在务虚，搞虚拟经济，没有足够的企业家来寻找新的市场和发掘新的技术，这需要为企业家提供一套新的机制，把他们导入这些领域。
总体上，必须看到，尽管政府大力提倡创新，但实际上的创新能力仍然低下，受到很多实际政策的制约。过度的政策或者错误的政策就是这里所说的“错误的供给”，包括上面所讨论的过度金融和互联网化。因此，供给侧改革需要的是一整套新的制度和政策供给，要在最低限度上纠正过去的供给过度，尤其是错误的供给，弥补供给不足，从而找到新的供给，刺激需求，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如何做好供给侧改革的“加减法”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政府为了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新概念。但这绝对不是简单地把西方供给学派经济学应用到中国，这个概念如果要在中国发生有效作用，那就必须回答很多和中国经济有关的问题。西方供给学派的产生是为了回答西方的问题，同样，中国供给学派需要回答中国的问题。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人们至少需要回到如下几个主要问题：什么东西供给过度了？什么地方供给不足？什么地方提供了错误的供给？
供给过度的就是这次改革需要对付的三个“去”，即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其中，产能和库存实际上是一回事，而杠杆则是制度上的事情。产能和库存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加以应付的，但“去杠杆”即制度的改造和去除则是比较长远的事情，很难一蹴而就。库存和产能供给过度，这是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关的，通过“去”来促成产业的调整，也会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不过，这里的问题是如何消化库存和产能？是内部消化还是外部消化，或者两者同时？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计划，“去”也是不容易的。但在这方面，暂时还没有深入的研究和考察。
更为严重的是，在强调“去”的同时，我们更应当考察有没有产生新的过度供给？在中国的政策环境中，讨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原因很简单，一些“跟风”行为经常会导致新政策的扭曲。这方面，笔者已经多次讨论过中国近年来的过度金融化和互联网化。在过度金融化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正在出现和美国2008年之前相同的情况。2008年以来，美国接受了过度金融化的教训，通过再工业化大力振兴实体经济，使得经济开始走上健康的发展方向。而中国过度的金融化和互联网化，在一定程度上在急速促成实体经济的衰落。
金融过度更是对中国经济的国际化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一方面，金融国际化有其需要，因为中国已经是资本过剩国家，需要国际化，走向世界。过剩的资本和过剩的产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背后理性，也促成了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内的经济项目。不过，在金融国际化方面，中国既没有足够的金融实力，也没有足够的操作经验，因此在和国际资本互动的时候，力不从心，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更为严重的是，因为资本不重视实体经济，无论是外国资本还是本国资本，都看不到经济的潜力，开始外逃。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资本外流的速度在加快。
所有这些现象促使人们去思考哪些方面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这里又有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问题。概括地说，简单的扩张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到了建设质量经济的时代，追求一个精致的高附加值经济，人们所需要思考和行动的都必须符合这个总体方向。在这个概念构架内，就中国经济下一步，至少可以找到如下几个重要的领域。
第一，“一带一路”可以帮助消化一些库存和产能，但中国需要新一轮的财政刺激计划，通过内部基础设施建设促成大规模的库存和产能的内部消化。内部消化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基础设施投资、发展性社会投资和农村现代化而达成。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在内部消化产能，增加有效需求，但不会产生新的过剩。尽管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但中国基础设计建设的领域仍然很多，主要是地方层面的，例如城市改造，包括城市地下管道建设、污水处理、各类污染的治理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进行新型城市化建设，提高城市的品质和城市的整体提升，这些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都有需求，尤其是很多二三线城市，在这些方面仍然很落后。
第二，生产性社会投资更为重要。以往中国只有生产性投资，而没有生产性社会投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以往都被视为是社会福利，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社会消费，而是生产性社会投资。例如，没有这些社会政策，中产阶级就没有制度基础，而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消费社会。同样重要的是，学校、医院、养老院、体育设施、停车场等的建设，它们可以为培养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供物质条件。在新加坡，每一个小区都有一个游泳池和体育馆，方便的体育设施培养了新加坡人好锻炼的生活方式。而国民健康就能大大减少医疗的费用，也就是减少了政府的负担。又如停车场的建设，中国在大量增加私家车的同时，停车场没有相应增加，这使得整个城市变成了停车场。所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可以消化大量库存和过剩产能的。较之库存和产能的对外输出，内部消费更具有保障，因为这是中国本身所能操作的。
第三，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的城市化即使达到发达国家70%的水平，仍然会有大量的人居住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设重点在城市，而非农村，农村现代化涉及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里尤其要解决二代农民工问题。二代农民工基本上出生和成长在城市，如果城市不能有效吸纳他们，他们返乡之后，自然向往过起城市的生活。这种情况已经开始，不过，农村并不都存在集中的卫生、供水、供暖（北方）和空调设施。因此，很多人就设立单独的卫生设施、暖气和空调设施等，根本不顾对环境的影响，很容易导致对土地和环境的巨大污染。城乡一体化的问题尽管讨论了很多年，但到现在为止，连土地的流转问题都没有解决。
目前，对城镇化仍然有深刻的误解，很多人想通过让农民进城来消化过剩的房地产产能。这可以是城镇化的一个方面，但如果是全部，必然导致失败甚至是悲剧。农民进城并非提供住处那么简单，还需要一整套配套举措。另一方面，农村居民也不仅仅是农民，而必须容许城市居民到农村居住。因此，土地流转的重要意义在于要容许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农村的现代化搞好了，城市和农村就只是一个居住概念，而非身份概念，居住在哪里则只是人们的选择而已，这是一个双向的选择过程。此外，农业的发展需要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这里有客观的需要，因为农业水利已经年久失修，现在到了必须把此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第四，加快跨区域的生态安全、江河治理等项目，这些项目需要中央政府的协调，但也能消化大量的库存和产能。
第五，更重要的是要建设内部消费社会。建设消费社会很多年来一直是政府的目标，但近年来中国俨然已经形成了一个外部消费社会。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很强，但国内供给不足，只好到外部消费，从各种名牌包包、服装，到技术含量高的马桶盖、电饭煲、安全套和感冒药，都要去国外购买，这是对中国制造业的巨大讽刺。中国很多商品在质量、品牌等方面存在着瓶颈，不能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也有价格要素的影响，即各类产品的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相差过大。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情况？这些年，有关部门大力提倡虚拟经济，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例如，网购市场大量充斥假货，降低中产阶级的消费趣味；同时，也把整个正式经济转化成为非正式经济。除了通信领域，中国很多方面的制造技术都跟不上他国，甚至在退化。在技术创新被忽视的情况下，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就导致了外部消费社会的产生，所以政府部门对网购市场的规制方面需要更多作为。
第六，新技术空间的发掘。举医疗和医药产业为例，最近温州康宁医院在香港成功上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国内首家精神疾病私立专科医院，看中了客观存在的巨大的“精神疾病”市场。实际上，看看百度的各种贴吧，不难理解中国的各种疾病人数数量庞大。不同的贴吧就是一个大市场，如果精心去做，在现行医疗技术的基础上，中国可以达到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技术，因为有那么多的病例可供医生观察。
新加坡那么小的一个城市国家，制药业面向世界从无到有，做起来了。要发展医疗产业，就需要大量的医院。医院建立起来了，但病例不足，因此新加坡要做“假人”作为医生的工具。中国那么多的资源，但因为政策不当，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很多都在务虚，搞虚拟经济，没有足够的企业家来寻找新的市场和发掘新的技术，这需要为企业家提供一套新的机制，把他们导入这些领域。
总体上，必须看到，尽管政府大力提倡创新，但实际上的创新能力仍然低下，受到很多实际政策的制约。过度的政策或者错误的政策就是这里所说的“错误的供给”，包括上面所讨论的过度金融和互联网化。因此，供给侧改革需要的是一整套新的制度和政策供给，要在最低限度上纠正过去的供给过度，尤其是错误的供给，弥补供给不足，从而找到新的供给，刺激需求，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
前言/序言
序 言
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的一剂良药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近期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对此存在不同的理解和争论。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来是问题导向的。供给侧改革要改什么，要看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面临的要害问题是什么。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正处在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过程之中，背后则是结构、动力、体制、政策、环境的转换，由此也可以称其为“转型再平衡”，即由高速增长平台上的供求平衡转向中高速增长平台上的供求平衡。以往长时期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设施、房地产等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出口的高增长也由于国内要素成本和汇率上升而难以为继。在需求增速回落的同时，供给侧相对应的重化工业也开始调整，但调整幅度远不及需求回落幅度，于是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并引发了PPI（生产者价格指数）超过40个月的负增长，最新的PPI已达-5.9%，导致了中国式的结构性通缩。与增速下行压力相比，更具挑战性的工业企业利润超过一年的负增长。利润负增长非同小可，持续下去将会加大金融财政风险压力。最新数据显示，这种负增长仍在加剧。分析显示，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建材等过剩最为严重的行业在PPI和利润下降中占到70%以上的份额。
中国经济达到中高速增长平衡点，将会有两个“底”。一个是“需求底”。房地产投资增速已经由以往的高增长回落到最新的月度同比负增长，当房地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时，将是房地产投资乃至中国经济从需求侧来看的经济增速触底的信号。估计这个“需求底”有较大可能在2016年年中前后看到。另一个是“效益底”，即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由负转正，并保持可持续的增长。这个“效益底”的出现，直接取决于减产能的力度和进度。但目前来看，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效益底”滞后于“需求底”迟迟不能出现，经济很可能落入低效益、高风险的特殊困难时期。
要摆脱这种困局，首先是高度重视并大力度减产能，同时解决其他领域“低效率洼地”问题，这样就涉及需求侧政策的局限性。供给和需求是现代经济活动互为关联的两个方面。所谓“三驾马车”是对需求侧消费、投资、出口活动的通俗描述。有人以为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否定“三驾马车”，这种看法会导致误解，而且低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
解决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转型期结构性问题，需求侧政策并非不可用，而是不能只靠需求侧政策，也难以将其作为重点。例如，对一个时期以来的通货紧缩现象，主张放松货币的声音很大。从成因看，中国目前的通缩与某些西方国家曾经出现的通缩全然不同，不是由于流动性不足，而是源于增长阶段转换期的结构性严重过剩。对此类通缩，仅是放松货币不大可能有效，这正是近些年连续降准降息、过剩问题有增无减的原因所在。在增长阶段转换的大背景下，需求侧的刺激政策主要是防止短期内增速下滑过快，而不可能通过刺激政策使过剩产能不再过剩。这个“度”过了，刺激起来的很可能是短期内无现金流和经济效益，长远效益和社会效益也难以确定的低效或无效投资。另一个同样不能忽视的问题是，注意力放在需求侧刺激上，很可能错过减产能、实现转型再平衡的有利时机。
在这种情景下，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就显而易见了。供给侧改革也有宏观和微观之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排除宏观政策的必要调整，比如采取供给学派所强调的减税等措施，但重点还是在微观层面，通过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打通要素流动通道，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具体地说，优先和重点的改革领域包括如下几项。
第一，对减产能要采取果断管用办法，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理想办法是通过市场化的优胜劣汰挤出过剩产能，但在现有体制条件下，尤其对国企占主导地位的重化工业领域，市场机制作用有限。可考虑由国家层面确定减产能总量，按现有产能将减产配额分配到各地，同时允许配额交易，这样优势企业可以不减，还可以去买劣势企业配额。同时在解决“人”和“债”问题上出台得力政策，如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入社保基金，解决职工安置问题，对相关银行坏账允许核销等。同时，要推动优势企业主导的市场化的兼并重组。
第二，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准入，既要“放小”，更要“放大”，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领域，如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引入新的投资者，鼓励和加强竞争。有的领域，表面上看投资已经不少了，如果放宽准入，还有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很大空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够真正提高效率的投资。
第三，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中国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潜力，但重点不在现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间。要把以往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进一步拓展城市带、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间带动大量小城镇发展，推动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将可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农民要进城，城里的人员、资金等也有到小城镇和下乡的意愿，要下决心打破城乡间土地、人员、资金等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诸多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农民所拥有的资产只有在确权的基础上允许流动、允许交易，价值才能充分显现，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维护。
第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精致生产。尽管服务业比重超过制造业，但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服务业中发展潜力最大的生产性服务业，直接服务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牢固确立制造立国的理念和政策导向，推动制造业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致生产，倡导“工匠精神”，把活儿做精做细，提高附加价值比重，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提升。借鉴日本等国的成功经验，全面实行加速折旧政策，此举相当于为企业减税，同时起到促进设备更新、扩大投资需求的多种效应。
第五，在尊重创新规律的基础上培育创新环境。与模仿为主的发展相比，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必须通过市场上的大量试错，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政府习惯于居高临下地做产业规划，但创新从本质上说是很难规划的，最重要的是着力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包括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稳定企业家、科研人员的预期，排除泡沫经济的扰乱，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培育人力资本，改造金融支撑体系等。要把培育创新环境与地方竞争结合起来，推动形成若干个有吸引力、影响力的创新中心。
以上重点领域改革，集中于要素市场，将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过剩产能、低效无效要素要出去，有竞争力的、创新的要素要进来，通过生产要素的进一步解放、流动和优化配置，攻占经济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的低效率洼地，形成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新格局。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企业盈利水平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核心指标。中国经济转型，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型。增长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相当复杂，在特定增长状态下，存在一个最优结合点。上面的分析表明，存在严重过剩产能的较高增长速度，将会降低企业利润，这就存在着稳增长与稳效益的矛盾。只要企业盈利处在一个正常或改进的状态，增长速度高一点、低一点就不会成为很大问题。也可以说，与企业好的盈利状态相对应的速度就是一个合理的、好的速度。我们曾经提出过“企业可盈利、就业可充分、财政可增收、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六可”目标，其中核心是企业可盈利，这一条好了，其他几条才有保障。供给侧改革是否深入并取得成效，企业盈利水平将是一个关键的度量指标。
对于供给侧改革，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五中全会已经讲了很多，大的部署都有了，关键是要把文件变成实践，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验互动。顶层设计主要是管方向、画底线。改革中到底哪些措施真正有效管用，还是要给出地方、基层和企业更大的空间来试验，通过试错、比较、改进，找出符合实际、确有实效的办法。这也是我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一条成功经验，应该说现在依然适用，并可在实践中进一步拓展和提升。
（本文原载于光明网）序 言
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的一剂良药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近期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对此存在不同的理解和争论。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来是问题导向的。供给侧改革要改什么，要看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面临的要害问题是什么。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正处在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过程之中，背后则是结构、动力、体制、政策、环境的转换，由此也可以称其为“转型再平衡”，即由高速增长平台上的供求平衡转向中高速增长平台上的供求平衡。以往长时期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设施、房地产等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出口的高增长也由于国内要素成本和汇率上升而难以为继。在需求增速回落的同时，供给侧相对应的重化工业也开始调整，但调整幅度远不及需求回落幅度，于是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并引发了PPI（生产者价格指数）超过40个月的负增长，最新的PPI已达-5.9%，导致了中国式的结构性通缩。与增速下行压力相比，更具挑战性的工业企业利润超过一年的负增长。利润负增长非同小可，持续下去将会加大金融财政风险压力。最新数据显示，这种负增长仍在加剧。分析显示，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建材等过剩最为严重的行业在PPI和利润下降中占到70%以上的份额。
中国经济达到中高速增长平衡点，将会有两个“底”。一个是“需求底”。房地产投资增速已经由以往的高增长回落到最新的月度同比负增长，当房地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时，将是房地产投资乃至中国经济从需求侧来看的经济增速触底的信号。估计这个“需求底”有较大可能在2016年年中前后看到。另一个是“效益底”，即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由负转正，并保持可持续的增长。这个“效益底”的出现，直接取决于减产能的力度和进度。但目前来看，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效益底”滞后于“需求底”迟迟不能出现，经济很可能落入低效益、高风险的特殊困难时期。
要摆脱这种困局，首先是高度重视并大力度减产能，同时解决其他领域“低效率洼地”问题，这样就涉及需求侧政策的局限性。供给和需求是现代经济活动互为关联的两个方面。所谓“三驾马车”是对需求侧消费、投资、出口活动的通俗描述。有人以为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否定“三驾马车”，这种看法会导致误解，而且低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
解决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转型期结构性问题，需求侧政策并非不可用，而是不能只靠需求侧政策，也难以将其作为重点。例如，对一个时期以来的通货紧缩现象，主张放松货币的声音很大。从成因看，中国目前的通缩与某些西方国家曾经出现的通缩全然不同，不是由于流动性不足，而是源于增长阶段转换期的结构性严重过剩。对此类通缩，仅是放松货币不大可能有效，这正是近些年连续降准降息、过剩问题有增无减的原因所在。在增长阶段转换的大背景下，需求侧的刺激政策主要是防止短期内增速下滑过快，而不可能通过刺激政策使过剩产能不再过剩。这个“度”过了，刺激起来的很可能是短期内无现金流和经济效益，长远效益和社会效益也难以确定的低效或无效投资。另一个同样不能忽视的问题是，注意力放在需求侧刺激上，很可能错过减产能、实现转型再平衡的有利时机。
在这种情景下，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就显而易见了。供给侧改革也有宏观和微观之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排除宏观政策的必要调整，比如采取供给学派所强调的减税等措施，但重点还是在微观层面，通过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打通要素流动通道，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具体地说，优先和重点的改革领域包括如下几项。
第一，对减产能要采取果断管用办法，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理想办法是通过市场化的优胜劣汰挤出过剩产能，但在现有体制条件下，尤其对国企占主导地位的重化工业领域，市场机制作用有限。可考虑由国家层面确定减产能总量，按现有产能将减产配额分配到各地，同时允许配额交易，这样优势企业可以不减，还可以去买劣势企业配额。同时在解决“人”和“债”问题上出台得力政策，如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入社保基金，解决职工安置问题，对相关银行坏账允许核销等。同时，要推动优势企业主导的市场化的兼并重组。
第二，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准入，既要“放小”，更要“放大”，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领域，如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引入新的投资者，鼓励和加强竞争。有的领域，表面上看投资已经不少了，如果放宽准入，还有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很大空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够真正提高效率的投资。
第三，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中国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潜力，但重点不在现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间。要把以往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进一步拓展城市带、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间带动大量小城镇发展，推动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将可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农民要进城，城里的人员、资金等也有到小城镇和下乡的意愿，要下决心打破城乡间土地、人员、资金等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诸多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农民所拥有的资产只有在确权的基础上允许流动、允许交易，价值才能充分显现，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维护。
第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精致生产。尽管服务业比重超过制造业，但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服务业中发展潜力最大的生产性服务业，直接服务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牢固确立制造立国的理念和政策导向，推动制造业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致生产，倡导“工匠精神”，把活儿做精做细，提高附加价值比重，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提升。借鉴日本等国的成功经验，全面实行加速折旧政策，此举相当于为企业减税，同时起到促进设备更新、扩大投资需求的多种效应。
第五，在尊重创新规律的基础上培育创新环境。与模仿为主的发展相比，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必须通过市场上的大量试错，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政府习惯于居高临下地做产业规划，但创新从本质上说是很难规划的，最重要的是着力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包括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稳定企业家、科研人员的预期，排除泡沫经济的扰乱，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培育人力资本，改造金融支撑体系等。要把培育创新环境与地方竞争结合起来，推动形成若干个有吸引力、影响力的创新中心。
以上重点领域改革，集中于要素市场，将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过剩产能、低效无效要素要出去，有竞争力的、创新的要素要进来，通过生产要素的进一步解放、流动和优化配置，攻占经济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的低效率洼地，形成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新格局。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企业盈利水平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核心指标。中国经济转型，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型。增长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相当复杂，在特定增长状态下，存在一个最优结合点。上面的分析表明，存在严重过剩产能的较高增长速度，将会降低企业利润，这就存在着稳增长与稳效益的矛盾。只要企业盈利处在一个正常或改进的状态，增长速度高一点、低一点就不会成为很大问题。也可以说，与企业好的盈利状态相对应的速度就是一个合理的、好的速度。我们曾经提出过“企业可盈利、就业可充分、财政可增收、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六可”目标，其中核心是企业可盈利，这一条好了，其他几条才有保障。供给侧改革是否深入并取得成效，企业盈利水平将是一个关键的度量指标。
对于供给侧改革，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五中全会已经讲了很多，大的部署都有了，关键是要把文件变成实践，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验互动。顶层设计主要是管方向、画底线。改革中到底哪些措施真正有效管用，还是要给出地方、基层和企业更大的空间来试验，通过试错、比较、改进，找出符合实际、确有实效的办法。这也是我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一条成功经验，应该说现在依然适用，并可在实践中进一步拓展和提升。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叙述方式就像是一位资深的战略顾问，用一种充满洞察力却又不失幽默的笔调，带领我们走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复杂图景。我之前对供给侧改革的理解，更多停留在新闻报道和宏观政策层面，总觉得有些遥远和抽象。但这本书却用一种非常“人性化”的视角，将那些看似高深的经济术语，解读得既通俗易懂，又充满智慧。它不仅仅是关于改革本身，更是关于改革背后所蕴含的深刻逻辑和长远考量。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并没有回避供给侧改革所带来的阵痛和挑战。作者坦诚地分析了改革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阻力，以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他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比如某些地方政府如何积极拥抱改革，又比如一些企业如何在压力下寻找新的增长点，展现了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彰显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适应力。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不再是迷茫和担忧，而是多了一份理解和信心。它教会我如何从更宏观的视角去观察经济现象，如何理解政策背后的逻辑，以及如何在时代的浪潮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评分这本书简直就是我一直以来寻找的那盏明灯！作为一名在市场一线摸爬滚打多年的实体经济从业者，我深切体会到当前经济环境中存在的各种挑战和瓶颈。过去，我们习惯了依靠规模扩张和低成本优势来驱动增长，但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这种模式显然已经难以为继。当“供给侧改革”这个词语第一次映入眼帘时，我脑海中浮现的是一种宏大叙事，一种自上而下的政策导向。然而，这本书却以一种非常接地气、抽丝剥茧的方式，将供给侧改革的核心理念，从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操作的洞察。它并没有空泛地谈论经济学理论，而是深入剖析了供给侧改革如何切中“痛点”，如何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来激活经济内生动力。 我尤其喜欢书中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大任务的解读。作者并没有将它们视为孤立的口号，而是用大量生动的案例和数据，展示了这些举措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如何落地生根，又带来了哪些切实的改变。例如，在“去产能”部分，书中对那些“僵尸企业”的生存逻辑和退出机制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列举了一些成功的转型案例，让我们看到了传统产业焕发新生的可能性。而在“降成本”方面，书中更是细致地分析了企业面临的各项成本压力，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降本增效路径，这对于我们这些需要精打细算的企业来说，无疑是宝贵的参考。整本书的逻辑清晰，语言流畅，既有深度又不失可读性，让我受益匪浅。
评分我必须说，这本书的解读角度相当新颖，让我对供给侧改革有了颠覆性的认识。以往，在许多公开场合提及供给侧改革，往往伴随着一些沉重的论调，比如“淘汰落后产能”、“结构性失业”等，总给人一种“寒冬将至”的感觉。但这本书却完全跳出了这种框架，它将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聚焦于“提升效率、激发活力”这一更为积极和建设性的层面。书中详尽阐述了，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制度改革、要素优化配置等方式，来“创造”新的供给，满足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而不是简单地“削减”旧的供给。 尤其令我赞叹的是，书中对“创新”和“人才”这两个关键词的着墨。作者用大量的篇幅，分析了创新在供给侧改革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如何构建有利于创新的生态系统。他详细解读了知识产权保护、产学研结合、风险投资等方面的政策，并指出这些都是激发供给侧活力的重要驱动力。同时，书中也强调了人才的重要性，认为人才是第一资源，只有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才能真正实现供给侧的升级。这让我感觉到，供给侧改革并非一场简单的“减法”运动，而是一场深刻的“加法”革命，是关于如何让经济体变得更健康、更有创造力、更具竞争力的全面升级。
评分这本书的视角极其多元，并且有着一种强烈的“全局观”，让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经济棋盘之中，而供给侧改革就是那枚至关重要的棋子。作者并不拘泥于单一的经济学理论，而是将供给侧改革置于全球经济大格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以及社会发展需求等多个维度进行考察。他巧妙地将国内的供给侧改革与国际贸易摩擦、产业转移、技术革命等大背景联系起来，分析了供给侧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让我耳目一新的是，书中对“需求侧”的理解。作者认为，供给侧改革并非要忽视需求，而是要更好地满足需求，甚至“创造”新的需求。他深入剖析了居民消费升级、新兴产业发展等带来的新需求，并分析了供给侧如何才能更好地对接和引领这些需求。这种“供需联动”的视角，打破了我以往对供给侧改革的刻板印象，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加动态、更具活力的经济转型路径。整本书的思想深度和广度都相当惊人，它不只是一本关于改革的书，更是一本关于理解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的“地图”。
评分这本书的写作风格非常独特，就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行业“老炮”，用最直白、最接地气的语言，把最核心的道理讲透了。我之前在阅读一些经济学著作时，常常被各种晦涩的概念和复杂的公式搞得头晕脑胀，但这本书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作者似乎深谙普通读者和市场参与者的思维方式，他避开了那些华而不实的理论包装，而是直接切入供给侧改革的“痛点”和“痒点”。 书中大量引用了具体的行业案例和企业实践，让我仿佛身临其境。比如，在谈到“补短板”时，书中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深入分析了哪些领域的短板最制约经济发展，以及如何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来弥补这些短板。它甚至会细致到分析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如何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增长动力。这样的解读方式，让我感觉供给侧改革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宏大命题，而是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与我们所处的行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紧密相连。这本书让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有了更清晰、更具象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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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不太推荐，不是大师们专门写的，是各个地方摘抄的文章，很多官话套话废话，营养很少，没有很深入的分析总结，所以不太推荐
评分书还不错，质量应该是正品
评分很好，讲解的很到位，也是经济学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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