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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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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1-27

图书介绍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225784

版次：1

商品编码：11909515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4-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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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描述

编辑推荐

北京十一学校特级教师魏勇力作

一个有种、有料、有趣的教师的声音

观点鲜明, 且富于理性；文风犀利，却予人温暖

内容简介

本书是北京十一学校特级教师魏勇的教育随笔集。

作者反思自己20余年的教育教学经验，特别是在北京十一学校任教，与“真实的教育”相遇的经验，以幽默的语言和犀利的笔锋，解剖种种教育现象，揭示其背后蕴涵的教育文化。“知识不是用来改变命运的”、“读书不是越多越好”、“教育就是一个滑头”、“CEO综合征是中国优秀教师的通病”等观点令人耳目一新；“教育的力量来自教师的真实存在”、“要做有种有料有趣的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师”……又催人奋起，给人温暖。

真实的教师是有力量的，教师的力量就是教育的力量。

今日的教师，应当，且一定可以有所作为。——这正是本书所要传达的。

本书适用于中小学教师阅读和培训。

作者简介

魏勇，1970年生，北京十一学校历史特级教师，北京市海淀区中学教师高级职称评审专家。出版有《用思想点燃课堂》《怎么上课，学生才喜欢》等。 ??有《用思想点燃课堂》《怎么上课，学生才喜欢》等。

精彩书摘

我是一个资质平庸的人，小时候所有认识我的人从未有谁夸过我聪明，说我憨厚的倒是大有人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无法认可自己，总觉得别人什么都比我好，自己一无是处，就连名字都是别人的好。魏勇，这两个字土得不能再土了，没有一点儿文化的味道。那时，我好想改一个名字，一个听起来机灵、帅气的名字。可问题是，我是一个懦弱的人，小鸡围在我脚下，我都会吓得大哭，更不用说向父母提出改名字的事了。那时，我是一个不快乐、胆小、封闭、反应迟钝的孩子。

改变我生命状态乃至影响我一生的是1979年的一起阅读事件。一个周末的下午，还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我在妈妈单位玩，因为妈妈忙于工作，加上外面淅淅沥沥下着雨，听着滴答滴答的落雨声，我一个人实在无聊，于是耐着性子把一期《中国少年报》从头到尾看完了。刹那间，成人感和成就感油然而生——我也可以做大人的事情了。从此，热爱读书、读报成了我的习惯。《中国少年报》《儿童时代》《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中学生》《连环画报》《富春江画报》《奥秘》《兵器知识》等都成了我小学到初中最喜欢的杂志。从此，我变得快乐起来，是那种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哈哈大笑的快乐。那时，我认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把我关在一个孤岛上，有看不完的书和吃不完的面包。

众所周知，人的兴趣需要尝试才能被发现，而很少有人知道，人的兴趣有时需要深度尝试才能被发现。我想，对许多人来说，阅读就是一种需要深度尝试才能被发现的兴趣。一些人也曾尝试过培养读书的爱好，但并不一定都能获得成功。我想，一方面是因为错过了好奇心最强的年龄；另一方面是因为不够耐心，浅尝辄止，没有发现阅读最激动人心的那一面。工作以后，我发现许多文科教师没有读书的爱好，这使得他们的成长路径跟我大相径庭。他们全心全意地在应试的主流中搏击，而我多数时候在岸上闲逛，偶尔下水跟他们同流。既要生存又要超越生存，这使我没法儿成为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和纯粹的现实主义者，却能理解现实的无奈和理想的价值。

若没有对读书的热爱，我想不出自己有什么特色，更想不出自己有可能在应试的河岸上溜达。我这辈子受益最大的事情就是读书。除此以外，互联网写作，是我生命状态的第二次改变。读书，让我进入一个现实以外的瑰丽世界，让我徜徉，让我生长发育，让我独自快乐；而互联网写作，让我发现自己居然有输出思想的才能，居然能够与那些我一直仰慕的人直接对话。我为那些讨论人性幽暗的话题而震惊，为那些抨击时政的言论而击节叫好，为那些思想常识和教育常识的讨论而失眠。2003年，为了回复一个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帖子，我凌晨4点起来，一直写到早上7点。那时，真的是疯狂，常听见生命毕毕剥剥地长个儿，简直就是第二个青春期。

在网上写作最大的好处是互动。若要让人对一件艰苦的事情产生兴趣，初期需要及时奖励，别人的跟帖就是一种最及时的奖励。很多时候，写作，往往就是因为网友的一个“好”字，甚至一个“顶”字，这是平面媒体上不可能发生的。大约是2004年，我在天涯上的一篇文章被《南方周末》转载了。那个激动超过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写作的兴趣就这样一点儿一点儿培养起来，那时，除了一点儿虚荣，写作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正是因为没有功利在里面，我的写作完全不受职业的限制，视野比较开阔。事实上，我的文字大部分都跟教育无关，我偶尔写点儿教育方面的东西，譬如对高考的评价、对优质课的看法等，大多被趴在网上的教育杂志编辑发现拿去发表，于是不经意间开始发表教育类文章，开始为教育杂志写稿。就是这样一些教育文字，2008年整理成了一本书《用思想点燃课堂——历史教师魏勇的教育哲学》，现在则整理成了《教师的力量》。而我自己最看重的东西，大多不能出版，于我现实的处境没有任何影响，只赢得了网上的一点儿虚名。

尽管如此，跳出教育看教育，跳出教育来读书，跳出教育来写作还是给了我巨大的帮助。如果说在教育思考方面，我是那种“愚者千虑，偶有一得”的人，那么，这一得，不是来自教育圈，而是来自对文学、政治、哲学和历史的热爱与思考。不为教书而读书才能教好书，不为教书而写作才能写出好东西，这是我20多年来的心得。

正文节选１

不当灵魂工程师

关于教师这一行最野心勃勃的一句话是“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句话据说出自斯大林，也有人说出自加里宁，总之，这句既带有中世纪神学色彩又带有现代工业文明烙印的著名论断是十月革命的产物。对这顶戴在教师头上的高帽子，我不能说没有好感。我是教师，邓小平时代用这句话实现了教师地位的正常化，对“文革”时期的反智主义算是做了拨乱反正，我对这句话无法不产生好感。

但是，当有人真正当面对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又无法不惶恐。首先，这话不一定是针对我说的，就像毛主席说“人民才是真正伟大的”，我绝不敢把自己当作人民，虽然我是老百姓。人家所说的“人民”和“灵魂工程师”是纯洁、高尚的代名词，这些概念里没有具体的人，即使有，像我这种爱慕虚荣、贪图小便宜、喜欢别人过得没有我好的小人，哪里配得上这么崇高的敬意呢？刚开始，我心虚、冒汗，后来这话听得越来越多，见许多人都面不改色地接受了它，于是我也像惯偷一样逐步适应了这种惊险场面，常常一边嘴上说“哪里哪里”，一边把这顶不属于我的帽子顺便揽入怀中，然后在教师节或者其他什么节的时候，美滋滋地戴在头上，做道貌岸然状。

尽管我很希望自己像中世纪的传教士那样去拯救别人的灵魂（我觉得灵魂工程师的说法有传教士的味道），从而把这顶帽子戴得更稳，让头上环绕更多圣洁的光环。最好是别人一见到我，他的耳边就回响起古诺的《圣母颂》。但我不得不承认，一个小人物要去扮演大角色，和根本不信仰上帝的人要把自己打扮成上帝的仆人一样，怎么演都是蹩脚演员，一不小心就露出了自己的本色，自己还累得不行。所以，我愿意别人把教师当作一种类似于律师、会计师、医生，甚至修车师傅、搓澡工人那样的职业，这样我就可以不用为人师表，不用在课堂内外两个不相干的语言世界之间穿梭忙碌。在学生面前端着、拿着，我觉得是不能承受之累。

本来教师的出身就不高贵。在古希腊、古罗马，教师大多是仆人，称为教仆。直到工业革命前，这一地位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在《红与黑》里，作为家庭教师的于连只能跟仆人们一起吃饭。教师地位的提高开始于工业革命，西方国家普遍把国民教育和国力强盛联系在一起，此时，教师进入社会的中等阶层。后来，在某些国家教师地位被提高到与中世纪教士相提并论的程度，国家对教育的介入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教育成了国家的意识形态阵地，教师则成了坚守阵地的战士，给予直接为官方意识形态服务的教师足够的精神地位，既是对其服务意识的鼓励，更是加强意识形态宣传的必要前提，通过树立教师的权威，能更高效、快捷地实现对青少年思想的灌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表面上教师是灵魂工程师，实际上是灵魂杀手，调门越高的教师杀伤力越大，既伤他人也伤自己，在高调中，教师的灵魂逐渐失去了质量，没有了热度。

调门高的教师通常有一种野心——“我要无愧于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他们热衷于对学生进行正面教育，迷恋于“神圣”、庄严”、民族”等词造成的意象，觉得让学生经常泡在这些大词中，学生的灵魂和自己的灵魂就可能高尚起来。这种教师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看作了治疗皮肤病的郎中，他们认为，这和治疗牛皮癣时人经常要泡中药澡的道理一样。其实，这种所谓正面教育是一种鸵鸟教育，让学生把头埋在沙土里，不看真实的世界。然后，教师像《大话西游》里面的唐僧一样喋喋不休，在学生耳边进行“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一类的说教，让学生以为周围环绕着鲜花、绿草，还有正在丢手绢做游戏的小朋友。实际上周围早已是险恶的丛林。如果有人居然敢把埋在沙里的头抬起来，教师会说，不该看的东西你不要看，然后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来正面引导。

事实上，这样的教师大多自己并不相信那些大词，他们中很多人只是基于一种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朴素感情，他们总觉得饭碗是人家给的，不替人家做点儿事，那太不厚道了。就像一种职业——“哭丧妇”，有的人家父母去世，做儿女的怕自己哭得不够悲伤或者哭不出来，影响孝的形象，于是就请“哭丧妇”专门来哭。她们每次开工前往往就像教师经常使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一样，使用同一个开工词，齐唱：“我从来没有想到离别的滋味这样凄凉，这一刻忽然感觉像迷失的羔羊，我想忍住眼泪，却忍不住悲伤，不知不觉中泪成行……”然后逐一数落死者何以忍心云云，再把死者生前的“丰功伟绩”陈述一番，哭得死去活来，但是，只要时间一到，哭声立刻戛然而止，眼泪还挂在脸上就开始向主人家收钱，十分专业！能够把自己不相信的东西说得绘声绘色，把自己并不存在的感情抒发得波澜壮阔的教师，我以为他们在专业的问题上和“哭丧妇”有的一拼。

这样说来，正面教育有时候其实就是说假话的代名词。我不想做这种“灵魂工程师”。我之所以没有这样的野心，并不是因为我有多高尚。我也说假话，但我不能忍受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毫无创意地说着相同的假话。我也骗人，但我不能容忍自己去骗那些十几岁的孩子，那会让我没有成就感！

有人说，教师不是灵魂工程师，而应该是灵魂的对话者、参与者，这个调子比灵魂工程师低了八度，颠覆了教师灵魂比学生灵魂一定高尚的前提，把教师从设计者的身份降格为建筑工。权威地位的下降，客观上降低了对学生灵魂的杀伤力，但我以为这个调子仍然过高。事实上，还是把学生的灵魂当作了教师改造的对象，只是姿态低了一点儿，只是接近猎物时采取了匍匐前进的方式。我们为什么老是惦记着要去改造学生？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教师总是固执地想把一颗已经被污染了的成年人的心包装起来，贴个绿色标签去占领未成年人的心灵货架？一些教师和一些官员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他们都使用两套话语系统，在台上使用公共话语系统，这就是他们的绿色标签；在台下使用私人话语系统，这才是他们的本来面目。绝大多数教师一旦站上讲台，就像《红菱艳》里舞女穿上了魔鞋，开始不由自主地跳舞一样，自动实现了语言系统的切换，开始清嗓子，“这个这个那个那个”起来，说一些吓死人的大话，一些在私下绝对说不出口的假话。

我认为在当下，教师不要整天惦记着人家的灵魂怎样，首先要把自己的灵魂收拾利索了。一个站起来的灵魂，自然会引起别的灵魂的注视和尊重，自然会吸引别人走进来，和你一起呼吸。一个跪着的灵魂，无论怎么包装，无论你采用多么巧妙的方式，你都不可能真正走进别人的灵魂。

基于以上认识，我觉得自己不可以做一个随时想侵入别人灵魂的野心家，既不做高调的侵略者，也不做低调的合作者。如果教师注定要和灵魂打交道的话，那么，我宁愿是收容者，收容那些无家可归的、残破的、蜷作一团的灵魂，把他们给我，因为我们是同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