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近年来多次拉丁美洲之行的结果。在过去的六年间,我去了委内瑞拉和巴西几次,亲眼目睹了阿根廷经济的瓦解,还在二○○五年首次访问了古巴。通过这些走访,我深信拉美是有希望的。在新自由资本主义( neo-liberal capitalism )体制下,南美洲掀起了一场社会民主运动,对各国的政治产生了影响。这与其他地区( 包括美国 )的宗教复兴运动相比较,是令人宽慰的。 科林·罗宾逊鼓励我撰写本书。我在伦敦、美国、巴西、阿根廷、古巴和委内瑞拉的朋友——麦克斯·阿尔维莱斯、阿蒂略·波隆、罗莎·埃利扎尔德、福雷斯特·希尔顿、黛博拉·詹姆斯、亚历克斯·梅因和埃米尔·萨德尔——也以各种方式给了我支持和帮助。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理查德·戈特——自一九六六年起我们就是同志加朋友了——他的经典著作《 拉丁美洲的游击战运动 》( Guerrilla Movements in Latin America ),以及他定期离开南美去他担任编辑的《卫报》( Guardian )和企鹅拉美图书馆( Penguin Latin America Library )的工作,帮助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他最近出版的关于委内瑞拉和古巴的图书,也延续了那种传统。假如他也把自己出卖给了新秩序( New Order ),那就有点累了。但他依然是一位海盗。 马尔库斯·雷迪克的《 各国歹徒》( Villains of All Nations )一书,为海盗进行了极力辩解,这也是令人鼓舞的。他引用英国作家查尔斯·约翰逊船长一七二四年写的一本书,把海盗描写为“航海的英雄、暴君和贪官的克星,以及自由和勇敢的吹号手”。人们可以对此进行无休止的争论,但我还是希望,“我们都是海盗”能够成为全球正义运动的常规声音。 感谢《 左页》( Verso )伦敦总部的汤姆·佩恩、贾尔斯·奥布赖恩和塞贝斯蒂安·巴炯,他们提出了编辑方面的宝贵意见,还有《 新左翼评论》( New Left Review )的新老同事佩里·安德森、罗宾·布莱克本、麦克·戴维斯、雅各布·斯蒂文斯、苏珊·沃特金斯和托尼·伍德,无论事关重要与否,他们都给予了一如既往的支持。 在这样的一本书里,我应该强调说明,我的观点是容易引起争论的,但上述任何人都无须为此承担责任。一切责任,都由我独自承担。多年前,英国保守的政治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把政治说成是“一场会话,而不是争论”。但我们有些具有不同政治传统的人则很难接受这样的观点——而本书肯定会是一场争论。 塔里克·阿里 二○○六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