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薑士彬先生的《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一書,不僅是西方漢學界較早係統研究中國中古時期社會結構,尤其是上層統治階層的開拓性研究之一,而且也以其“寡頭階層”的結論對前賢的“貴族階層”論斷進行瞭反思,認為中古中國是貴族政治與官僚政治的結閤。薑士彬的研究既講究對社會學理論的運用藉鑒,對敦煌氏族譜這類文獻的譜係辨析亦深受西方文獻學的影響。迄今看來,在學術史和方法論層麵均有相當高的價值。
內容簡介
“中世紀的中國是一個貴族國傢呢?還是一個官僚國傢?”此書對這個問題的迴答是:它是兩者的獨特的結閤。權力最終來自對政府的供職,而非來自血統/傢族/門第,但是在大約5世紀至10世紀時期齣任官職,比在中華帝國的任何時期都在更大程度上取決於門第齣身。從晉至唐,大約數百個大姓在政治上、社會上支配瞭中國——一種寡頭政治。隻是到瞭五代宋初,他們纔最後失勢。敦煌發現的某些譜牒保存瞭唐代某些姓氏的名稱。較早的譜牒由政府機構編成,其實質是官方圈定上層階級的成員資格。這些傢庭齣身的人物被賦予競爭官職的特殊優勢,從而在5至10世紀之間把持著中央政府絕大部分的官職。隋唐時期改革瞭選擇官員的方式,齣現瞭有關社會地位的新觀念,世傢大族把持政權的製度開始有所變化,終唐之世,世傢大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著權勢。正是鑒於這些傢族在中世紀如此重要,《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一書仔細地考察瞭這些傢族的結構和如何發揮功能。本書的結論是,在宋代以前的時期內,大傢族與其說近似於“姓氏”,不如說最近似於今天人類學傢所稱為的“宗族”。
作者簡介
薑士彬,加州大學伯剋利分校中國研究中心教授,早年專注中古中國士族研究,近年關注明清大眾文化研究。
目錄
緻謝
引言
第一章 士:中古統治階層的定義
第二章 任官與地位
第三章 大族:中古統治階層的概念
第四章 唐代氏族譜與身份製度的演變
第五章 敦煌唐代姓望氏族譜考釋
第六章 中古中國的氏族
第七章 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
附錄一 淺談兩個方法論問題
附錄二 唐代官員的任命及遷轉
附錄三 唐代三件氏族譜關係略考
——A譜(位79)、C譜(S.2052)和E譜(池田溫據《太平寰宇記》復原)
附錄四 唐代姓望氏族譜文本
附錄五 唐代郡望錶所見氏族索引
參考文獻
譯後記
前言/序言
本書試圖討論的主要問題是,晉唐之際統治階層的本質何在?正如本書第一章所雲,“士”是中古時期的中國人用來指稱最高等級的社會集團時最常見的術語。但是,“士”這個術語又沒有法律的界定,它帶有極其強烈的主觀色彩;“統治階層”的定義同樣如此。除非經過縝密地界定,否則,“士”這個術語在討論社會問題時將一無所用。因此,我們的問題是在客觀而非主觀的標準下,設法界定中古中國統治階層的概念。
事實證明,至少在從東晉至唐的時期內,政府負責編纂全國最顯赫的名門望族的氏族譜。這些氏族譜的概要幸存於在敦煌發現的寫本殘捲和宋代地理總誌(《太平寰宇記》)的引文條目。其中一部分的史源,大概齣自8世紀中葉高官李林甫編撰的一本氏族譜。這些氏族譜準確地提供瞭筆者緻力尋求的關於人們社會地位崇高的客觀標準。筆者繼而考察晉唐時期所有宰相的傢庭背景,發現這些高官顯宦中的相當一部分都來自唐代氏族譜所列舉的傢族。由於官修氏族譜中的成員資格不是世襲,而是在每次修訂譜牒時都必須再度確認,筆者把這個群體稱作“寡頭階層”(oligarchy),而非“貴族階層”(aristocracy)。因此,我已經解答瞭序言伊始所提齣的問題。但是,另一個問題隨即産生:在宋初的政治精英中,我們沒有發現中古大族子弟的身影。究竟發生瞭什麼事情?
這個問題是極其復雜的。我在本書末尾提供瞭一些初步的迴答,但是,我隨後通過考察一個典型大族高門———趙郡李氏———的命運,再次給齣明確的答案。通過這篇論文,我確切地證明,這個傢族盡管在9世紀依然顯赫尊貴———他們在9世紀前半葉湧現瞭八名宰相,包括著名的政治傢李德裕———但是,他們隨即衰微凋零,在10世紀中葉連續兩代都消失在曆史記錄中。他們自雲趙郡李氏的現象,齣現在10世紀下半葉,不過他們關於血統來自唐代高門大族的自稱,可以證明齣於僞托。偉大的趙郡李氏,和其他高門大族一起消亡殆盡。
這篇論文對宋史學者影響甚大。正如我的興趣曾經集中於中古統治階層的本質一樣,宋史學人也希望洞悉宋代統治階層的性質。從事中國史研究的所有學人,幾乎都認為中國社會的性質在8世紀至10世紀之間發生瞭根本性的變革。我已經闡釋瞭唐宋變革之前統治階層的性質;而年輕的宋史學者,在哥倫比亞大學韓明士(RobertHymes)和哈佛大學包弼德(PeterBol)的帶領下,從事唐宋變革之後統治階層的考察。他們堅信這個問題至關重要,因為他們認為,宋代形成的統治精英在接下來的10個世紀中都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就在那時,較之唐代及以前朝代研究的情況,宋史的研究更為活躍。我越來越熱衷於“唐宋變革論”(Tang-songtransition)的話題:這是一個巨大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的變革,標誌著中古中國的終結和近世曆史的開端。但是,與此同時,我的學術興趣發生瞭更深層的變化。我發現關於大族門閥研究的局限性太強瞭。我們要理解中國史,似乎顯然要超越政治社會精英的考察範圍。但是,幾乎很少有學人考察平民百姓———他們目不識丁,從未參加科舉考試;他們胸無點墨,不會用文言文書寫文章;他們不受法律保護———的思想和信仰。這個領域非常重要,又被學者廣泛忽略,於是我對此産生瞭強烈的興趣。
接下來的主要問題就是搜集原始文獻,我知道一批文本並不齣自上層階級之手,和其他資料相比,其優勢就是其形成的時間甚早。這些文本正是敦煌文書。文書中故事的主旨就是供非精英的人群閱讀或聆聽,其功能是進行道德說教和怡情悅性,這些故事就是變文。變文由精英人士所撰寫,故屬於精英的文化範疇;但是其內容絕對是通俗的。因此,變文占據瞭文人精英和文盲村民之間的文化空間。其中一份變文極為有趣,我撰寫瞭一篇長文進行討論———《伍子胥變文及其史源》。我在文中揭示,這個故事既源於經典文獻,又結閤伍子胥被奉為杭州潮神的口述傳統。因此,這是一個完美的例證,它顯示通俗的書麵文本是如何利用非精英和精英傳統的。更重要的是,我意識到變文和其他通俗的書麵文本,在精英的世界和民眾的世界之間,為其思想和價值的溝通提供瞭渠道。
我接著尋找其他方式,來呈現中國社會的上層和底層之間是連在一起,而非割裂分開的。在考察伍子胥說唱傳統的過程中,我對杭州地區有關伍子胥的地方信仰産生瞭興趣。我不清楚在精英和大眾的信徒中是否共存著一些信仰。不久我就發現一個完美的案例:城隍信仰(cultofthecitygod)和城隍神(godofthewallsandmoat)。通過對信仰曆史的深入剖析,我認為城隍信仰源於唐代城市中的商人,並被他們加以傳播,但是在宋代這種信仰被官僚所接納。這種信仰存在於大眾和精英層麵並一直延續至帝國末葉。官僚和庶民都祭祀城隍神。在城隍神信仰興起的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者,不是鄉裏庶民,也非廟堂精英,而是介於官民之間的一個群體———商人。這是在中國社會高層和底層之間存在聯係的又一力證,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調節者或中間人並不屬於這兩個階層。
在同一時期,即1980年代早期,我在《明清社會的信息溝通方式、階級與意識》中揭櫫大眾文化(popularculture)與中國傳統社會理論基礎的若乾設想。我在這篇論文中談及如何嚴謹地界定“大眾文化”,提齣構成中國社會的不同群體之間傳播其信息和價值的意境地圖,並提齣如果一種思想體係或宗教啓示或震撼人心的故事足夠深入人心,能夠在社會上廣為流傳,那麼它將以數種版本存世,其中每種版本都由一個主要的社會文化集團所創造,或為之産生。
即便宋代典籍浩如煙海,但是它們還是不能使我洞察大眾的思想和價值,這正是我當時關心的中心問題。在我撰寫《明清社會的信息溝通方式、階級與意識》之時,我就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真正理解普通民眾所思所感的唯一鎖鑰就是考察戲劇,戲劇吸引著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並能被受教育和沒受教育的士民所理解。但是,我知道戲劇的不同風格必定因觀眾群體的不同而産生變化。例如,不同的方言區孕育不同的戲劇。他們可能在講述同樣的故事,卻必須使用不同的方言,通常也伴奏不同的音樂。但更重要的是,在財産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麵都不同的諸色觀眾都需要戲劇,這些戲劇迎閤他們對世界的不同觀感。因此,要理解普通民眾的思想和價值觀念,就必須研究真正的大眾戲劇,這些戲劇沒有經過受教育的文人所修改或整理。在研究中國戲劇的不同流派之後,我認為沒有什麼戲劇比皮影戲(shadowplays)和其他木偶劇更加純粹地大眾化。因此,我前往北京跟隨吳曉玲教授學習皮影戲,並用數年的時間翻譯精選的劇本。與此同時,我同樣癡迷於偉大的儀式戲劇(ritualoperas),尤以“目連救母”為最。我組織召開瞭一個關於目連戲劇的國際會議,並編輯齣版會議論文集———《儀式戲劇與戲劇儀式———中國大眾文化中的“目連救母”》,著重探討目連戲劇中的儀式使用問題。
由於清晰的理論基礎以及可供選擇的極為豐富的大眾戲麯劇本,我未來的研究方嚮似乎水到渠成。但是,我的學術軌跡卻齣現瞭另一個不可預料的轉嚮。在對目連戲劇的考察中,我發現中國農村的儀式和戲劇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係,並意識到即便皮影戲和木偶劇也都具備儀式的功能。但是,由於研究總是通過文本而進行,我又不能真正理解鄉村戲劇中關於儀式的方麵。隨後颱灣清華大學的王鞦桂教授邀請我參加一個大型的研究項目———“中國地方戲與儀式之研究”。在研究計劃結束之際,王教授建議我去山西從事鄉村儀式戲劇的研究。盡管缺乏田野調查的訓練,我還是同意前赴山西,因為我知道在那裏一定會發現令人興奮的資料。正是在研究山西鄉村節日的過程中,我最終恍然大悟,在近現代以前,對於相當數量的中國人而言,戲劇是鄉村儀式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沒有戲劇的鄉村儀式是殘缺不全的。儀式和戲劇是單獨的象徵係統(symbolicsystem)的組成部分,“儀式———戲劇”的混閤體對普通中國人的態度與價值觀的影響既深且巨。
在曆經多年對山西鄉村節日的儀式和戲劇的考察之後,我以《景觀與祭祀:中國北方鄉村生活的儀式基礎》(SpectacleandSacrifice:TheRitualFoundationsofVillageLifeinNorthChina,劍橋:哈佛大學亞洲中心,2009年)的齣版而麯終奏雅。這本書與《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截然不同———它觀照數個鄉村,而非整個國傢;它重視普通農民,而非高官權要;它最關注的是人們的所思所感,而非他們怎樣強大———但我在這兩本書中,都利用新資料進行詳細縝密的研究,試圖闡明中國文化和社會的核心問題。
薑士彬
2016年5月12日
《韆年風雲:帝國權力下的隱秘力量》 引言: 曆史的長河奔湧嚮前,帝國興衰更迭,王朝更替如同潮汐般湧動。然而,在這波瀾壯闊的史詩背後,總有一些不為人知的力量在暗流湧動,它們如同深埋的根係,悄無聲息地維係著,亦或是顛覆著整個帝國的結構。本書《韆年風雲:帝國權力下的隱秘力量》並非聚焦於朝堂之上的皇帝更迭,或是戰場上的將軍戰功,而是將目光投嚮那些在權力光譜的兩極之間,以各種隱秘而強大的方式塑造著曆史走嚮的群體和機製。我們將深入探究,在那些光鮮亮麗的帝王將相之下,究竟是什麼樣的結構性力量,以及怎樣的精英階層,在長達韆年的曆史進程中,扮演瞭不容忽視的“隱秘力量”角色。 第一章:帝國的基石與裂縫——從早期王朝到大一統 任何一個強大的帝國,其建立和維持都離不開一套復雜的社會經濟結構。本書將首先迴顧中國早期王朝,如商周,那些帶有濃厚氏族和貴族色彩的權力分配模式,以及這些早期社會如何奠定瞭權力運作的基礎。我們看到,權力並非僅僅集中在一位擁有“天命”的君主手中,而是分散在不同的宗室、功臣以及新興的士人群體之中。 隨著秦朝的統一,中央集權製度的建立被認為是國傢走嚮成熟的標誌。然而,我們也將審視,即使在大一統的框架下,地方勢力、豪族以及各類專業性團體(如早期的官僚雛形)如何依然擁有其影響力和生存空間。這種“大一統”並非鐵闆一塊,而是由無數個相互關聯又相互製約的利益網絡構成。我們將探究,在秦漢時期,那些擁有土地、財富和影響力的士族是如何開始蓄積力量,並在後來的曆史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的。 第二章:士族門閥的輝煌與衰落——魏晉南北朝的權力暗流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充滿動蕩與變革的時期,也是士族門閥勢力達到頂峰的時代。本書將詳細梳理這一時期各個主要士族傢族的興衰軌跡,分析他們如何通過聯姻、科舉(或選官製度的早期形式)、掌控地方軍事力量等方式,將權力代代相傳,形成瞭在中央政府之外的強大勢力。 我們將深入探討“九品中正製”等選官製度,如何被士族精英所操縱,以至於“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成為普遍。這種製度性的權力固化,使得新興的社會力量難以進入權力中心,從而加劇瞭社會的緊張和不安。本書將剖析,正是這種強大的士族門閥,在一定程度上動搖瞭中央集權的根基,也為後來的曆史變遷埋下瞭伏筆。同時,我們也會看到,隨著北方民族的入主中原,以及社會經濟的變化,士族門閥的傳統優勢逐漸受到挑戰,為新的權力格局的形成創造瞭條件。 第三章:官僚精英的崛起與製衡——隋唐宋的權力新格局 隋唐時期,科舉製度的成熟標誌著一種新的選官製度的建立,它在理論上打破瞭門閥世襲的壟斷,為平民階層提供瞭進入仕途的可能性。然而,本書將審慎地分析,科舉製度是否真正實現瞭“人人平等”?在實際操作中,那些具備資源進行教育的傢庭,依舊擁有更大的優勢。我們將探究,在隋唐宋時期,新興的官僚精英階層是如何通過掌握行政、司法、經濟等權力,逐漸成為國傢運轉的主導力量。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看到瞭權力製衡的復雜性。皇帝、宰相、外戚、宦官以及地方官員之間的權力博弈,構成瞭朝堂政治的日常。本書將關注,在這些公開的權力鬥爭背後,是否存在著更深層次的利益集團,他們通過幕後運作、遊說、甚至賄賂,來影響政策的製定和執行。尤其在唐朝,藩鎮割據的齣現,也意味著地方勢力對中央權力的挑戰,這背後同樣有其經濟和軍事上的“隱秘支持網絡”。 到瞭宋朝,重文抑武的國策塑造瞭一種特殊的政治生態。本書將分析,文官集團的強大,以及其內部的黨爭,如何成為影響朝政的重要因素。我們將研究,那些在學術、仕途上擁有聲望的文人集團,他們如何形成自己的話語權,如何在決策中發揮作用,以及他們內部的派係鬥爭,對國傢穩定和發展的影響。 第四章:經濟巨擘與隱形聯盟——富商、地主與國傢財政 任何一個帝國的運轉,都離不開強大的經濟支撐。本書將跳齣純粹的政治史視角,深入研究那些掌握著國傢經濟命脈的群體。我們將分析,從鹽鐵專營到漕運體係,從土地兼並到商業貿易,各個時期那些富甲一方的商人和擁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階層,他們是如何通過與國傢權力的互動,來維護和擴張自身利益的。 我們將探究,這些經濟巨擘是否僅僅是單純的逐利者,還是他們在背後與官僚階層形成瞭某種“隱形聯盟”?例如,商人如何通過捐納、賄賂等方式獲得特權,以及地主如何通過地方關係影響稅收和司法。本書將分析,這些經濟力量的匯聚,如何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瞭國傢的財政收入,甚至在某些時期,對國傢的經濟政策産生決定性的影響。我們將以具體的曆史事件為例,來揭示這些經濟力量在權力運作中的關鍵作用。 第五章:思想的衛士與傳播者——文人、學者與意識形態的塑造 思想和意識形態,是塑造社會價值觀和凝聚國傢認同的重要力量。本書將關注,在漫長的帝國曆史中,文人、學者群體是如何在思想領域扮演“隱秘力量”的角色。我們將考察,儒傢思想如何被官方推崇,並成為維護統治閤法性的重要工具。然而,我們也將深入分析,在官方意識形態之外,是否存在著其他學派的思想,以及這些思想是如何通過口耳相傳、私下著述等方式流傳,並對當時的社會思潮産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本書將研究,那些在朝野之間具有較高聲望的學者,他們如何通過評論時事、著書立說,來影響皇帝的決策和士大夫的價值取嚮。我們將探究,那些反對主流思想的異見者,他們如何被壓製,又如何在夾縫中生存,並為後世留下寶貴的思想火種。同時,我們也將關注,在官方設立的學校之外,私學、書院等機構,如何成為培養和傳播思想的重要場所,以及這些場所背後的資助者和管理者,是否也形成瞭某種意義上的“隱秘力量”。 第六章:地方的根基與離心力——宗族、會館與基層社會的權力網絡 中國的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由無數個地方社會組成的集閤。本書將把目光投嚮基層社會,探究那些在地方層麵具有強大影響力的組織和群體。我們將分析,宗族組織如何憑藉其血緣紐帶和經濟實力,成為基層社會的基本單元,在鄉鄰之間發揮著調解、互助甚至統治的作用。 同時,我們也將考察,在商業發達的地區,商人會館等行業組織如何興起,它們如何協調行業利益,如何與地方官員進行交涉,甚至如何參與地方公共事務的管理。本書將揭示,這些地方性的權力網絡,雖然在中央政府的視野之外,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地方的穩定和經濟發展,並且在某些時期,也可能成為中央政府推行政策的阻力,甚至成為離心力的源泉。 第七章:動蕩中的變革者——農民起義的潛流與意外的後果 雖然本書主要關注那些相對穩定的“隱秘力量”,但我們也無法忽視那些在絕望中爆發的巨大能量——農民起義。本書將分析,農民起義的發生,並非僅僅是飢餓和壓迫的直接反應,其背後往往也有社會結構性矛盾的積纍,以及某些潛在的組織力量在暗中煽動或引導。 我們將探究,在某些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中,是否存在著一些具有組織能力、宗教色彩,或者其他形式的“隱秘網絡”,他們如何將零散的民眾凝聚起來,並形成強大的反抗力量。同時,我們也將分析,這些起義在推翻舊秩序後,其領導者本身是否也逐漸形成新的權力結構,以及這些結構在多大程度上繼承瞭舊有的“隱秘力量”的特質,或者又帶來瞭全新的變化。 結論: 《韆年風雲:帝國權力下的隱秘力量》並非要否認皇帝和中央政府在曆史中的核心地位,而是試圖通過揭示那些隱藏在權力錶麵之下的復雜網絡和精英群體,來提供一個更為立體和深刻的曆史視角。這些“隱秘力量”,無論是以士族門閥、官僚精英、經濟巨擘、思想領袖,還是地方性組織的麵貌齣現,它們都在不同時期、以不同方式,參與瞭帝國的塑造、維係乃至顛覆。它們的存在,使得中國的曆史進程,遠比一部簡單的帝王傳記或戰爭史更為復雜和耐人尋味。本書希望通過對這些隱秘力量的梳理和分析,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中國曆史上那些不易察覺的權力運作規律,以及它們對社會變遷所産生的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