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27
《老子今解》根據陳高傭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研究手稿整理而成。陳先生從辯證唯物主義基本觀點齣發,逐章闡釋瞭《老子》全書,具有當時那個時代鮮明的理論特色,文中也不乏精彩和給人啓迪的見解、論述。全書設有《凡例》,後附《老子音韻》,正文分七十七章,約十六萬字。每章有《老子》原文、歧義考異(章句異同)、字句解說(注解)、綜閤解說、評論。
陳高傭(1902—1976),已故著名曆史學者。1927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1928年赴日本留學,1930年迴國,任教於上海勞動大學,1933年任上海國立暨南大學(現華東師範大學)文學院史地係教授,並兼任復旦大學、大夏大學、上海政法學院、滬江大學等校教授,1951年任西北大學教授,1954年調西安師範學院曆史係任教授,1960年任陝西師範大學教授。“wen革”期間,陳高傭遭政治迫害,受到極不公平的待遇。但在惡劣的環境中,陳高傭先後完成瞭《墨辯今解》、《老子今解》、《論語譯注批》和《鹽鐵論評注》等近百萬字的著作。“wen革”後,在中央統戰部的關心和重視下,陳高傭先生的冤案得以平反。陳高傭在學術上造詣頗深,在我國史學界享有聲譽。
凡例…………1
上篇…………3
下篇…………137
老子音韻…………294
關於《老子》劄記…………318
整理後記…………319
八 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
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
不爭,故無尤。
【解】 幾—《釋文》:“近也”。
道—老子的主義。
淵—深,吳澄雲:“淵謂靜深”,此處引伸作忠厚的意思。
與—《說文》卄部:“與,黨與也。”此“與”即《論語·微子》“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的“與”,即交與、交結的意思。吳澄雲:“與謂伴侶”。
正—同“政”。景龍碑及《永樂大典》本作“政”。
善是有等級的,上等的善如同水,水善於利萬物而和任何事物都無所爭,它處的地位卑下汙濁,是人們都討厭的地方,因此水是近於道的。人們一般所謂的善都不是“上善”,如居處善是因為地方好,心思善是因為忠厚,交遊善是因為仁愛,言語善是因為信實,政事善是因為治理得好,工作善是因為有纔能,行動善是因為適時。這些善都不能沒有過錯,惟有“不爭”,纔能沒有過錯,所以“不爭”纔是“上善”。
此章承上兩章,由謙虛,不自私,進一步言不爭的意義。講謙虛以榖神為喻,講不自私以天地為喻,講不爭以水為喻。
“居善地”以下七善,前人多解為水有此七善,不對。吳澄說:“七者之善皆擇取眾人之所好者為善,可謂之善而非上善也。夫唯有道者之上善,不爭處上而甘於處下,有似於水,故人無尤之者。尤,謂怨咎。眾人惡處下而好處上,欲上人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吳說是。
“心善淵”句難解,前人所解皆未確,我作此解,敬希高明指正。
……
張豈之序
已故著名曆史學者陳高傭先生(1902—1976)的學術文集將要齣版瞭,這是學術界的一件幸事。
陳高傭先生與我的老師侯外廬先生是摯友,在當年白色恐怖的環境中,陳先生長期掩護侯外廬等進步文化學術工作者。新中國建立後,1951年陳先生應時任西北大學校長侯外廬先生的邀請,赴西安西北大學任教,當時在教育係。兩位先生有機會就中國思想文化史等學術問題交換意見。1952年,西北大學教育係並入陝西師範大學,陳先生隨之到瞭該校,後擔任曆史係教授。但是,他與侯外廬先生還經常見麵,探討學術問題。有幾次,我陪外廬先生去陝西師範大學看望陳先生,至今還有清晰的記憶。
陳先生閱曆豐富,治學謹嚴,在曆史學與中國文化典籍的研究上作齣瞭重要貢獻。早在解放前,陳先生先後在商務印書館齣版瞭《中國曆代天災人禍錶》(十冊)、《論理學》、《名理通論》、《邏輯學概論》等著作,曾得到周榖城、鄭振鐸、周予同等先生的鼓勵和支持。由於曆史的原因,陳先生晚境淒涼,但是在艱難的條件下,他振奮精神,日夜伏案寫作,完成瞭《墨辯今解》、《老子今解》、《論語譯注批》、《鄧析子今解》、《鄧析子譯注》、《晏子春鞦今解》、《鹽鐵論評注》等約百萬字的著作,為我國史學研究留下瞭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産。但這些遺稿多數塵封已久,在陳先生子女和陝西師範大學的共同努力下,逐步整理核對,爭取早日齣版,以饗學界。
陳先生晚年主要選取先秦諸子及秦漢典籍加以研究,是獨具學術慧眼的。因為我國古代學術有一種“和而不同”的學術傳統,在先秦諸子著作和漢代某些典籍(如《鹽鐵論》等)中錶現得尤為典型。這些典籍所承載的中華文化和民族精神,主要是圍繞著天道與人道相互關係而展開的。孔子開創瞭儒傢學派,他在道德倫理思想上有巨大貢獻,提齣並仔細論證瞭一個新觀念“仁”(仁愛),並以此為基礎建立瞭長期影響中國曆史文化的價值觀。老子是道傢學派的創始者,他關於“天道”與“人道”的論述,展示齣中國古代辯證思維的豐富內容,其中充滿智慧和洞察力,對中華民族的理論思維産生過重大影響。在我國,文化的價值觀念,形成多種理論體係,是在春鞦(前770年至前476年)、戰國(前475年至前222年)五百多年裏。其觀點之繁富,辯論之激烈,反映齣當時思想活躍的狀況。學派約有十傢,“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捨諸侯。其言雖殊,闢(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漢書·藝文誌》)。百傢爭鳴,相反相成,唯其如此,纔有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這是“百傢之學”,並非一傢獨鳴,其學術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現實意義。
陳高傭先生在研究古代文化典籍時注意到這種思想融閤的特徵。例如《鄧析子譯注》,他在注釋、今譯的基礎上所做的扼要評論,就揭示瞭今本《鄧析子》雜糅儒傢、道傢、法傢與名傢的理論特色,“人君要用法治主義,不能用人治主義,能用法治就能無為而無不為。但描寫無為而無不為的情況,太神秘瞭,近於文字遊戲。最後講名實的關係與所謂形名的相閤與相成,是名傢的主要理論”。陳先生從文本自身齣發,認為今本《鄧析子》中多談黃老之道,絕不是春鞦晚年鄧析本人所著,但是含有鄧析的思想,這是很有見地的。關於先秦至秦漢間思想的融閤,陳先生認為:“循名責實,原為名法兩傢的主張,韓非以後,黃老名法混為一體瞭。漢朝初年蕭何、曹參的作風,文帝、景帝的政治就是以黃老名法的思想為基礎的。”這種論斷也是切閤曆史實際的。
此外,陳先生遺稿所采取的形式值得仔細體味。譯注或今譯類著作,並不簡單和通俗、平庸相等。在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中,有不少以譯注形式流傳的著作,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如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孟子譯注》等。陳先生遺稿中除過一些專題論文,如《荀子論性》、《荀況的政治思想》、《荀子論禮》、《荀況論樂》等,大多采用譯注、評注、今解的形式,但是與某些譯注類作品不同的是,這些著作中都有精要的校勘和注解,即使今譯的文字,也要言不繁,典雅流暢,耐人尋味。作者對版本有深厚的功底和修養,作品一般都列舉有曆代的部分研究資料,代錶性的版本,如《鄧析子》,就列舉瞭明嘉靖本、子彙本、指海本、四部叢刊本、涵芬樓影印本、四部備要本等;《公孫龍子今解》也運用瞭子彙本、傅山本、宋山閱本、經史本等;解《老子》雖然沒有遇上帛書本與楚簡本發現和公布的良機,缺乏簡帛本的地下新史料,但也盡可能地搜集瞭王弼本、河上本、吳澄本、傅奕本、魏源本等,參核各種版本,吸納已有研究成果,對《老子》一書的內容進行章句校勘及訓釋。這些版本也方便讀者使用和參考。此外還有一些抄錄劄記,如《老子音韻》等,也可作為讀者研讀時的參考。其他如《墨辯今解》、《晏子春鞦今解》、《尹文子今解》等都是在校勘和訓詁的基礎上,加以闡釋和評論。這種方法既可以避免遊談無根的弊端,又能彰顯典籍的時代性和生命力。今譯也極通俗明暢,如“目貴明,耳貴聰,心貴公。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知慮,則無不知。得此三術,則存於不為也”(《鄧析子·轉辭》),譯為“眼睛要能看明,耳朵要能聽清,心思要能公正。用天下眾人的眼睛看,就沒有看不見的。用天下眾人的耳朵聽,就沒有聽不清的。用天下眾人的心思想,就沒有不知道的。人要得到這三個方術,則在於無為”,簡明扼要,符閤原意。
因此,這些作品具有學術研究和文化普及的雙重意義,這也是陳先生文稿承載方式的優長吧。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普及工作,早已受到學人們的關注;在學術研究基礎上的普及,已經齣版瞭一些讀物。但是為數還不能算很多,這個園地也需要更加具有紮實學術基礎的繁榮和推廣。
我自己也有這樣的體會,寫有高質量的普及讀物並不容易,要下很大的功夫,力求做到忠實於原著,恰如其分地加以說明、解釋,並且將其中的精神加以提煉,使今人有所理解,從中得到一定的啓示和精神享受。從而使中華文化的傳統性和時代性、民族性和現代性更好地結閤起來。在準確地理解和把握我國古代人文經典精神實質的基礎上,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傳統,這是我們建設和諧文化、鞏固和諧的思想道德基礎中的一項重要工作。陳高傭先生的研究成果為我們提供瞭把握中國文化經典的又一橋梁,無疑在今天繼承民族精神和優秀傳統文化、實現民族振興的事業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當然,這些遺稿完成於特定的曆史時代,免不瞭或多或少打有曆史的某些烙印。從事思想文化史研究,不可能脫離研究對象的曆史背景,也不可能完全脫離研究者所處的社會現實,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瞭人文學科的研究規律。所以,對待前人的著作,不能過分采用苛責的方法,以免一葉障目。
陳先生文稿經陝西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臧振教授仔細整理,並查對原文,加以校正,以及商務印書館的支持,纔得以公開齣版。臧振教授寫有《整理例言》和《後記》,對陳高傭先生文稿做瞭仔細的質量評估,因此,我的序言就不必在這方麵多用筆墨瞭。
陳先生的女兒就陳先生遺稿的整理齣版,多次徵求我的意見,並誠懇地約請我寫序言。我將自己的一些感受寫下來,供讀者朋友們在閱讀先生文稿時參考。
是為序。
張豈之
2008年2月12日
於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
整理例言
一、陝西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陳高傭先生(1902—1976)留下手稿一百餘萬字,其主要內容是對於先秦諸子的解讀評說。著述寫作時間大體分為兩段,即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1962年7月到1966年“文革”開始,基本完成瞭《老子今解》(約15萬字)、《墨辯今解》(約23萬字)、《公孫龍子今解》(約5萬字)、《尹文子今解》(約4萬字)、《鄧析子今解》(約3萬字)。1962年1月開始的《學晏劄記》,不久更名為《晏子春鞦今譯》,到當年7月中止(改讀《老子》)。1967年5月,重新開始研讀《晏子春鞦》,再更名為《晏子春鞦譯解評》,斷續寫作至11月份接近完成(共約17萬字)。70年代則主要是1975年5月完成的《論語譯注評》(約15萬字)和1976 年6 月接近完成的《鹽鐵論評注》(約17 萬字)。此外還有關於《莊子》、《荀子》、佛學和邏輯學的一些劄記片段。本次擬先行齣版“文革”前完成的五部《今解》,即老子、鄧析子、尹文子、公孫龍子和墨辯的《今解》,而以“先秦哲學捲”概括之。其排列順序參考王啓湘《周秦名傢三子校詮》(古籍齣版社1957 年版),以學術界大體認可的成書先後為序。
二、陳高傭先生從大學二年級開始沉浸於科學的思維方式的探求,這種探求可謂伴其終身。1925年完成的《名理通論》(1930年開明書店齣版),論述邏輯學與哲學方法。1938年齣版的《論理學》,由商務印書館特約撰寫,是當時教育部頒布的師範院校邏輯學教科書。此外,在抗日戰爭開始前四五年間,陳高傭先生在各種雜誌上發錶論文多篇,1937年6月由商務印書館匯集齣版,署題為《中國文化問題研究》。該書由社會民生問題而及文化問題,由文化而及思想方法,涉及到當時學術界有關“邏輯與辯證法”的論爭。陳高傭先生認為,辯證法與邏輯“在作用上是相互為用的”,“若就運動過程的某一階段而研究認識,我們勢不得不就這一階段各種事實加以演繹及歸納,分析與綜閤,統計與比較……然後纔能確實明瞭。根本不瞭解辯證法固然不能明瞭一切的運動與發展;不運用邏輯方法,亦難得係統知識”。(見《民國叢書》第四編39,上海書店1992年版,第149—150 頁)由此可知,陳先生肯定邏輯學是哲學的組成部分。先秦時期的中國不僅有涉及本體論、認識論的著述如老子《道德經》,也有涉及邏輯學的《鄧析子》、《尹文子》、《公孫龍子》,以及《墨子》中的《經上 下》、《經說上 下》、《大取》、《小取》(閤稱《墨辯》)。《漢書·藝文誌》將鄧析、尹文、公孫龍三子歸入“名傢”學派。名傢之學即“名學”,近人用西哲音譯為“邏輯學”。至於《墨辯》,齣於墨傢後學,在與名傢的論辯中深入到古代形式邏輯諸多範疇,成為先秦邏輯學之明珠。
三、手稿書寫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原件文字為20世紀三四十年代學者所習用之字體,行書、草書隨手混用,繁體和未規範簡體字交錯齣現。因本捲研究對象為先秦古籍,我們將手稿文字全部統一為繁體。由簡體返迴繁體是一件復雜細緻的工作,目前網絡軟件尚不能避免差錯,我們隻能一字一句審讀。盡管我們力爭無誤,難免可能仍有遺漏,在此謹嚮讀者緻歉。
四、陳先生當年工作條件十分艱難,因此手稿原文多處留白,意在得便時查證補充。對於這些空白,有的地方為便於讀者閱讀而內容確切者(大多為引文齣處),我們徑替先生做瞭補充,放在黑方括號【 】內以示區彆;而大多數仍存留白原樣(或加【 】標明),我們不敢貿然徑補,以示尊重作者,亦尊重讀者。此外,在整理過程中,為便於讀者閱讀,我們還加瞭一些必要的按語、解說詞,都放在【 】中,以便與原稿文字相區彆。
五、原稿中作者已明確決定刪去(劃框又劃叉)的內容,一律不録。原稿中欲刪未刪(劃框未劃叉)的內容,與原稿一樣,用方框標示。例如:
“雞三足”說本是詭辯,各傢解說更成為詭辯(的詭辯)。
不過是他們自己的詭辯,非公孫龍的詭辯。
作者行文之外在字裏行間所加的內容,用單括號[ ]標示。例如:
武王死,成王立,年幼,周公攝政,管叔、蔡叔等和殷人散布流言說周公彆有用心,將來一定對成王不利。他們因此發生叛亂。周公東徵平叛,把管叔、蔡叔殺死。[此段查《史記》重寫。]
又如:
[各書徵引字句稍有齣入,而於大義無關者,隻將引句舉齣作為考異。]
作者眉批或加於邊欄空白處,可以看齣是其後補充的內容,用{ }或{{ }} 標示。例如:
{ 毛主席說:“在階級存在的條件之下,有多少階級就有多少主義,甚至一個階級的各集團中還各有各的主義。”(《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捲,人民齣版社1966年版,第648頁)}
又如:
{{ 侯外廬等雲:“‘知’的要素是以客觀作標凖,客觀即此派所講的‘平’字,故說‘平,知無欲惡也。’”(《中國思想通史》第一捲,人民齣版社1957 年版,第490頁)}}
六、老子《道德經》,三國魏王弼注本為八十一章,曆代學者依據自己研究多有更動。少者如元吳澄撰《道德真經注》四捲,並為六十八章。陳高傭先生《老子今解》定為七十七章,每章下列有“章句異同”可資研究。讀者若引用《老子》章句,應注意版本。另,陳先生寫有《老子今解》的《例言》十一條,實為寫作前的自我要求,此次齣版,難以完全遵循,如第二條“前人解說有可供參考的録在解說之後,用比解說較小的字印齣”。又,《老子今解》後附有《老子音韻》,陳先生標明“此稿是抄録劄記”,並非自己研究所得。
七、《鄧析子今解》後附録有西漢劉歆整理《鄧析子》後呈上的《序》(標題《原序》)和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鄧析子提要》。《原序》中劉歆總結《鄧析子》內容:“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漢書·藝文誌》亦將《鄧析子》歸入“名傢”。清《提要》因鄧析曾“作竹刑,鄭國用之”(見《列子·力命篇》),又因其內容“大旨則主於勢統於尊,事核於實,於法傢為近”,將《鄧析子》歸入“子部法傢類”。實則今存《鄧析子》文與春鞦時鄭國“竹刑”無關,其主旨側重於言談辯說緻勝之術,在循名責實的過程中提倡注意轉換視角、拓寬思路,故應將《鄧析子》歸入名傢。實際上,《鄧析子》為戰國“名辯”之嚆矢,中國古代邏輯思想之正宗。
八、《尹文子今解》後録有魏黃初末年山陽仲長氏《舊序》。《舊序》作者因《莊子·天下篇》言尹文嚮往“願天下之安寜,以活民命”,遂不同意劉嚮將此書歸於“刑名傢”(“刑名”即“形名”,“形”已由實物抽象齣來成為“名傢”的概念)。《舊序》作者坦承自己“未能究其詳”,實未讀懂《尹文子》。《舊序》又謂尹文子“學於公孫龍”。按:尹文早於公孫龍,長沙王啓湘考證甚詳,見《尹文子校詮敘》(《周秦名傢三子校詮》,古籍齣版社1957年版,第20—21 頁)。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尹文子》歸入“子部雜傢類”也是不妥的。
九、先秦典籍之最難讀者,莫過於《公孫龍子》與《墨辯》。人謂《尚書》難讀,因其來自遠古,“佶屈聱牙”,然《尚書》所涉為政治生活,常理之中尚能揣摩,邏輯學所討論,全在抽象概念之間爭辯是非,若無專門基礎,則如墮五裏霧中,此即司馬談論六傢之要指所謂“名傢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陳先生精通邏輯學,因此其《今解》能在前人基礎上更進一步,多有發明。如《公孫龍子》六篇之順序,前人多以《跡府》為第一,隨後依次是《白馬論》、《指物論》、《通變論》、《堅白論》、《名實論》。陳先生指齣:《跡府》為後人所纂輯,應置最後;《名實論》是公孫龍“正名實”的根本理論和方法,即公孫龍的認識論,是《公孫龍子》的總論,應列為首篇;《指物論》是正名實的原則,即公孫龍的世界觀,置第二;其餘《白馬論》、《堅白論》、《通變論》三篇,都是假物取譬,即都是用一件或一些具體事實說明正名實的道理。陳先生在每篇前撰有解題,每節後加有說明,這些是讀懂《公孫龍子》的鑰匙,也是陳先生分析批評《公孫龍子》的精華所在。
十、我們在整理的過程中,由鄧析子、尹文子到公孫龍子,有一種漸入佳境的快意。然《公孫龍子》仍是先民認識世界、探討名實關係過程中一個尚未成熟的階段,由老子的道,經儒墨的名,到公孫龍的“離堅白”、“白馬非馬”,走嚮瞭詭辯。(參見《墨辯今解》,《經上 經說上》第67 條“堅白”解)詭辯亦是中國人理論思維能力提高過程的一個環節。經名、墨辯論,到《墨辯》成書,中國先秦邏輯學大體成熟。讀《墨辯今解》,建議讀者在讀過《序》、《〈墨辯〉的作者和成書年代問題》之後,先讀《大取》篇目下的解,接著讀《小取》篇,再讀《大取》篇,再讀《經上 經說上》、《經下 經說下》,這是先易後難的辦法。晚清大儒孫詒讓著《墨子閑詁》,指齣:“此書最難讀者莫如《經》、《經說》四篇”,誠然。孫詒讓又雲:“竊謂先秦古子,誼恉深遠,如登嶽觀海,莫能窮其涯涘……此書甫成,已有鏇覺其誤者……疏陋之咎,無可自掩,且以睎望於後之能校讀是書者。”陳高傭先生,庶幾乎能校讀是書者也。
臧 振
2013 年10 月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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