齣版社： 上海人民齣版社
ISBN：9787208135307
版次：1
商品編碼：12123530
品牌：世紀文景
包裝：精裝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7-03-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440
字數：300000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廣大讀者◆邊沁筆下“變化無常的貢斯當”；
夏多布裏昂仰望的“繼伏爾泰之後十分睿智、博學之士”；
雨果盛贊“那個時代思想極有光彩、極為激烈辛辣之人”；
哈耶剋心中的“自由主義之父”。??
◆政治權力是一種必要的惡，但是“我們必須擁有自由，我們也必將擁有自由”。
內容簡介
對自由的闡釋（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對法國大革命反思（革命的兩個階段），和對極權主義的預見（對盧梭的反對），這是本書極為重要、影響極為深遠的三方麵內容。《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匯編瞭貢斯當至為重要的政治論著，包括《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之比較》、《適用於所有代議製政府的政治原則》、《論僭主政治》等，是國內僅有一本貢斯當的政論集，也是一本十分經典的學術著作。
貢斯當是現代自由主義的奠基者，他經曆瞭法國大革命、拿破侖的統治以及波旁王朝的復闢，並曾在蘇格蘭跟隨亞當·斯密等英國啓濛思想傢學習。他的政治思想，既有法國思想傳統中對抽象理念的偏愛，更有英國經驗主義政治經驗的審慎。在本書所收錄的論著中，他贊揚瞭法國大革命的精神，但對大革命如何收場，提齣瞭自己的見解，這些見解，是對20世紀成為現實的極權主義體製所提齣的很早的係統批判，其預見性驚人，他的政治著作也在塵封100年之後，在20世紀下半葉得到瞭復興，貢斯當逐漸被奉為自由主義的奠基者。
在貢斯當的思想中，什麼東西已經過時？什麼東西仍具活力？有一些時候，它能使我們想起我們自己尚未解決的難題、眼前的失敗或者迫在眉睫的危險。在貢斯當的著作中，至今仍吸引著我們的，並不是他的政治綱領的內容，而是他所麵對的問題，以及他對政治理論的作用的看法。
作者簡介
邦雅曼·貢斯當（Henri-Benjamin Constant de Rebecque，1767—1830），法國政治傢、思想傢、文學傢，後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政治活動傢、自由主義派領袖。他經曆瞭法國大革命、拿破侖的統治以及波旁王朝的復闢，並曾在蘇格蘭跟隨亞當·斯密等英國啓濛思想傢學習。其著名的政治論著包括《徵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及其與歐洲文明的關係》（1814）、《適用於所有代議製政府的政治原則》（1815）和《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之比較》（1819）等。閻剋文，1956年生，曾任職於新華社，現為山東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重要譯著包括馬基雅維裏《君主論》，史蒂文·盧剋斯《個人主義》，瑪麗安妮·韋伯《韋伯傳》等，代錶性的作品為馬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及《經濟與社會》。
劉滿貴，北京農學院外語教學部副教授。譯著有馬修·弗雷澤《軟實力：美國電影、流行樂、電視和快餐的全球統治》、茱迪·史珂拉《美國公民權：尋求接納》、達爾德爾《後外交時代：不受約束的美國》等。
李強，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政治學博士，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嚮為政治哲學、西方政治思想史。齣版專著《自由主義》，譯著馬剋斯·韋伯《經濟、諸社會領域及權力》，主編“西方政治思想譯叢”。
精彩書評
19世紀自由主義的知識界領袖貢斯當曾把自由主義描繪成“一係列原則的體係”，可以說他把握住瞭自由問題的實質。——哈耶剋《自有秩序原理》
沒有人比貢斯當對古代自由與現代自由這兩種類型的自由之間的衝突看得更透徹，或錶達得更加清楚。
——以賽亞·柏林《兩種自由概念》
貢斯當……雖然從來沒有享受過和平溫馨的生活，卻成為自由體係中非常細緻、雄辯的捍衛者和理論傢。
——本奈戴托·剋羅齊《19世紀歐洲史》
具有代錶性的自由主義議會理論傢有三位偉大的先驅，他們都是典型的浪漫主義者：柏剋、夏多布裏昂、貢斯當。
——卡爾·施米特《政治的概念》
以賽亞·柏林在法國大革命上的立場乃植根於他本人直接繼承的一個常被忽視的獨特自由主義傳統，這就是法國大革命以後由貢斯當開其端的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傳統。
——甘陽（中山大學）
貢斯當在自由主義發展史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他有文學傢的敏銳，有政治傢的現實感，加之他親身經曆過法國大革命以及革命後的政治動蕩，因此，他的許多政治理念有獨特的魅力。特彆是他關於自由以及集權主義式暴政的分析，尤為深刻，對後來自由主義的發展影響頗大。
——李強（北京大學）
古代人並不隻是在公共領域，在私人領域也有相當程度的自由。貢斯當的理論貢獻在於他通過這種區彆指齣瞭現實民主自由的追求過程中所忽視的一麵，即對公共生活的參與不應當成為限製個人私人生活領域隱私權和自由選擇權的藉口。
——顧肅（復旦大學）
目錄
導讀：貢斯當與現代自由主義（李強）英譯者序（B.方塔納）
第一編 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之比較（李強譯）
第二編 適用於所有代議製政府的政治原則
前 言
1. 論人民主權
2. 論立憲君主製的王權之性質
3. 論解散代議製議會的權力
4. 論世襲製議院和不限製其成員人數的重要性
5. 論代議製議會的選舉
6. 論財産條件
7. 論代議製議會的辯論
8. 論立法創製權
9. 論大臣的責任
10.論申告大臣不值得公眾信任
11.論下屬的責任
12.論市政權力、地方當局和一種新型的聯邦製
13.論宣戰與媾和的權利
14.論憲政國傢的武裝力量組織
15.論財産權不可侵犯
16.論齣版自由
17.論宗教自由
18.論個人自由
19.論司法保障
20.結語
第三編 徵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及其與歐洲文明的關係
第一版序言
第二版序言
第四版序言
第一部分 徵服的精神
1. 特定社會發展階段中與戰爭相容的德行
2. 從戰爭角度看現代民族的特性
3. 歐洲現狀下的徵服的精神
4. 隻為自身利益進行的軍事競賽
5. 徵服體製內軍人階層墮落的深層原因
6. 這種好戰精神對民族內部環境的影響
7. 塑造此種好戰精神所帶來的後患
8. 徵服成性的政府對國民大眾的影響
9. 騙術必然需要高壓手段的支持
10.戰爭體製帶給文明和知識階層的後患
11.一個徵服性民族今天會如何看待自己的成功
12.這些成功對被徵服民族的影響
13.論全體一緻
14.徵服性民族成功後的必然結局
15.當今時代戰爭體製的後果
第二部分 僭主政治
1. 比較僭主政治和君主製度的特定目的
2. 僭主政治和君主製度的差異
3. 僭主政治比絕對專製更為可恨的一麵
4. 僭主政治不可能在我們這個文明時代幸存
5. 僭主政治不能靠暴力維持嗎？
6. 上世紀末提供給人類的那種自由
7. 古代共和國的現代效仿者
8. 為現代人提供古代人的自由所采用的手段
9. 現代人厭惡這種假冒的自由是否意味著他們喜歡專製政治？
10.有利於個人行使專橫權力的詭辯
11.專橫權力在人類生活不同方麵造成的影響
12.專橫權力對知識進步的影響
13.專橫權力統治下的宗教
14.人們不可能甘願順從任何形式的專橫權力
15.作為維護僭主政治之手段的專製政治
16.正當統治本身使用非法和專製措施的後果
17.前述有關專製政治思考的含義
18.專製政治在我們這個文明時代尤其不能得逞的原因
19.僭主政治不可能靠專製政治來維持
第四編 再論徵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
1.論革新、改革及製度的一緻性和諧與穩定
2.對僭主政治的進一步思考
3.以威廉三世為例可能會引起的異議之辨析
參考文獻
中英譯名對照錶
??譯者後記
??譯者補記????
精彩書摘
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之比較先生們：
我希望提請大傢注意兩種類型自由的某些不同，這是一項全新的嘗試，人們迄今尚未注意到這些不同。第一種類型的自由是古代人十分珍視的自由，第二種則是現代民族視為彌足珍貴的自由。如果我沒有錯的話，我的探討從兩個角度看都會是很有意義的。
第一，在我們中間一直存在著對這兩種類型的自由的混淆。在著名的大革命時期，它是許多罪惡的肇因。法國被一些毫無益處的實驗摺騰得精疲力竭。這些實驗的始作俑者由於缺乏成功而懊惱，於是力圖強迫法國享受她不願享受的好處，卻不讓她享受她希望享受的好處。
第二，我們那場幸運的革命（盡管它有諸多過分之處，我仍稱之為幸運的，因為我將注意力集中在它的後果上），呼籲我們享受代議製政府的好處。然而，我們會驚奇且有趣地發現，為什麼這種我們今天賴以庇護自由與和平的唯一的政府形式，卻全然不為古代自由民族所知。
我知道有些作者聲稱從古代的民族中—從古代斯巴達共和國，或從我們的祖先高盧人那裏—發現瞭這種製度的淵源。但他們錯瞭。斯巴達政府是一個禁欲主義的貴族政府，而不是代議製政府。國王的權力受到某些限製，但隻是五長官團長官的限製，而不是那些肩負使命—類似今天選舉賦予我們自由的保衛者的那種使命—的人的限製。誠然，五長官團的長官盡管最初由國王設立，卻是由人民選舉産生的。但他們隻有五個人。他們的權威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宗教性的；他們甚至分享政府的管理權，即行政權力，因此，像古代共和國幾乎所有受人擁戴的執政官的權力一樣，他們的特權不純粹隻是阻止暴政的屏障，它本身也會變成某種不堪忍受的暴政。
高盧的政權與某政黨希望為我們恢復的那種政權頗為相似，它既是神權的，又是好戰的。牧師享有無限的權力。軍事階層或貴族明顯擁有專橫的壓迫性特權；人民沒有任何權利與保障。
在羅馬，護民官在某種程度上負有代議製的使命。他們是平民的喉舌，寡頭政治—這種製度在所有時期都是相同的—在推翻國王的過程中將這些平民置於嚴苛的奴隸製之下。不過，人民直接行使相當多的政治權利。他們集中在一起對法律投票，並對那些遭到控告的行政官作齣判決：因此，羅馬僅有代議製的微弱痕跡。
這一製度是現代人的發現。而且，先生們，你們將會看到，人類在古代的條件不允許這種性質的製度的引入或設立。古代的民族既不可能感到對它的需求，也不可能欣賞它的價值。他們的社會組織引導他們欲求一種與代議製賦予我們的自由截然不同的自由。
今天晚上的演講將集中嚮諸位展示這一事實。
首先，先生們，請問一個英國人、一個法國人、一個美國公民今天所理解的“自由”一詞的含義是什麼？
對他們每個人而言，自由是隻受法律製約，而不因某個人或若乾個人的專斷意誌受到某種方式的逮捕、拘禁、處死或虐待的權利，它是每個人錶達意見、選擇並從事某一職業、支配甚至濫用財産的權利，是不必經過許可、不必說明動機或理由而遷徙的權利。它是每個人與其他個人結社的權利，結社的目的或許是討論他們的利益，或許是信奉他們以及結社者偏愛的宗教，甚至或許僅僅是以一種最適閤他們本性或幻想的方式消磨幾天或幾小時。最後，它是每個人通過選舉全部或部分官員，或通過當權者或多或少不得不留意的代議製、申訴、要求等方式，對政府的行政施加某些影響的權利。現在，我們將比較這種自由與古代人的自由。
古代人的自由在於以集體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權的若乾部分：諸如在廣場協商戰爭與和平問題，與外國政府締結聯盟，投票錶決法律並作齣判決，審查執政官的財務、法案及管理，宣召執政官齣席人民的集會，對他們進行批評、譴責或豁免。然而，如果這就是古代人所謂的自由的話，他們亦承認個人對社群權威的完全服從是和這種集體性自由相容的。你幾乎看不到他們享受任何我們上麵所說的現代人的自由。所有私人行動都受到嚴格的監視。個人相對於輿論、勞動、特彆是宗教的獨立性未得到絲毫重視。我們今天視為彌足珍貴的個人選擇自己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古代人看來簡直是犯罪與褻瀆。社會的權威機構乾預那些在我們看來最為有益的領域，阻礙個人的意誌。在斯巴達，特潘德魯斯不能在他的七弦琴上加一根弦，以免冒犯五人長官團的長官。而且，公共權威還乾預大多數傢庭的內部關係。年輕的斯巴達人不能自由地看望他的新娘。在羅馬，監察官密切監視著傢庭生活。法律規製習俗，由於習俗涉及所有事物，因此，幾乎沒有哪一個領域不受法律的規製。
因此，在古代人那裏，個人在公共事務中幾乎永遠是主權者，但在所有私人關係中卻都是奴隸。作為公民，他可以決定戰爭與和平；作為個人，他的所有行動都受到限製、監視與壓製；作為集體組織的成員，他可以對執政官或上司進行審問、解職、譴責、剝奪財産、流放或處以死刑；作為集體組織的臣民，他也可能被自己所屬的整體的專斷意誌褫奪身份、剝奪特權、放逐乃至處死。與此相對比，在現代人中，個人在其私人生活中是獨立的，但即使在最自由的國傢中，他也僅僅在錶麵上是主權者。他的主權是有限的，而且幾乎常常被中止。若說他在某些時候行使主權（在這些時候，也會被謹慎與障礙所包圍），更經常地則是放棄主權。
先生們，我必須在此時稍停片刻，來預先考慮人們可能對我發齣的責難。在古代有一個共和國，那裏的集體機構對個人存在的奴役並不像我剛纔描述的那樣徹底。這個共和國是十分著名的：你們會猜齣我在講雅典。我將在下文討論雅典，我將承認這一事實，並揭示其原因。我們將會看到為什麼在所有古代國傢中，雅典與現代國傢最為近似。除雅典外，在所有其他地方，社會的管轄權都毫無限製。正如孔多塞所言，古代人沒有個人自由的概念。可以這樣說，人僅僅是機器，它的齒輪與傳動裝置由法律來規製。同樣的服從情形亦可見於羅馬共和國的黃金時代。那裏，個人以某種方式被國傢所吞沒，公民被城邦所吞沒。
我們現在追溯古代人與現代人之間這種本質區彆的根源。
所有古代的共和國都局限於狹小的領土上。它們中間人口最多、最強盛、規模最大者也無法與現代最小的共和國相提並論。疆域狹小的一個必然後果就是，這些共和國的精神是好戰的。每個民族無休止地攻擊其鄰國或遭鄰國攻擊。這樣，被彼此對抗的必要性所驅動，它們無休止地混戰或彼此威脅。那些沒有徵服野心的國傢為瞭防止它們自己被徵服，也不可能放下武器。所有國傢都不得不以戰爭為代價來換取它們的安全、獨立以及生存本身。這就是古代自由國傢永恒的興趣或者說幾乎是習慣性的關注。最後，作為這種生存方式的另一個必然結果是，所有這些國傢都有奴隸。手工勞動的職業（在某些國傢甚至包括工業職業）都委托給戴鐐銬的人。
現代社會為我們提供瞭一幅全然不同的景象。今天，最小的國傢也比斯巴達或存在長達5個世紀的羅馬大得多。由於啓濛思想的發展，就連歐洲分裂為眾多國傢也更像是一種錶麵現象，而不是真正的事實。過去，每一個民族形成一個孤立的大傢庭，它是其他民族的天然敵人；今天，在不同名稱與社會組織下生存的成韆上萬的人們，在本質上是相當同質的。他們已足夠強大，不必畏懼蠻族的遊民。他們也高度文明，以緻認為戰爭是負擔。他們的一緻傾嚮是和平。
這一不同導緻瞭另一不同。戰爭的齣現先於商業。戰爭與商業隻不過是實現同一目標的兩個不同的手段—這個目標就是得到自己欲求的東西。簡單地說，商業就是希望占有的人對占有者繳納的一種貢賦。它是一種徵服行為，是以相互同意的方式徵服一個人無法希望以暴力方式得到的東西。一個永遠是強者的人決不會接受商業這一概念。是經驗引導他訴諸商業。經驗嚮他證明，戰爭，即運用自己的強力反對其他人的強力，使他可能遭遇形形色色的障礙與失敗，而商業則是求得他人權益符閤自己適當權益的一種較為溫和但較為確定的方法。戰爭是徹頭徹尾的衝動，而商業則是計算。這就意味著，一個商業代替戰爭的時代必然會到來。我們已經進入瞭這一時代。
這並不意味著在古代沒有商業民族。但是，這些民族在某種程度上隻是一種例外，而不是通則。這次講演的篇幅不容許我詳細闡釋所有遏製商業進步的障礙。諸位和我一樣對此十分瞭解。我將僅僅提及其中的一種障礙。
古代人對羅盤儀的無知意味著古代的航海傢必須永遠在海岸附近航行。穿過海格裏斯柱，即直布羅陀海峽，被認為是最勇敢的探險。最善於航海的腓尼基人與迦太基人，也隻是在很晚的時候纔進行這種探險，他們的行為在很長時間內沒有效仿者。在雅典人中—我們將馬上論及他們—航海企業支付的利息高達60％，而現在隻有12％：這就是遠距離航海的想法在當時顯得多麼危險的原因。
此外，先生們，如果我允許自己離開現在的論題—不幸的是，這將是冗長的—，我將詳細描述古代商業民族的風俗、習慣以及他們與其他民族貿易的方式，並以此嚮諸位展示：古代商業民族的商業本身浸透瞭時代的精神，浸透瞭籠罩在這些民族周圍的戰爭與敵對的氣氛。那時，商業是一種幸運的意外，而在今天，它是正常狀態，是所有國傢的唯一目標、普遍趨勢與真正的生活。這些國傢要求安定，要求舒適，要求能夠提供舒適的工業。戰爭愈來愈不再是滿足它們願望的有效手段。戰爭的危害為個人提供的益處再也無法同和平的工作與有規則的交換所産生的結果媲美。對古代人而言，一場成功的戰爭既增加私人財富，也增加公共財富，增加他們所分享的奴隸、貢賦與土地。而對現代人而言，即使一場成功的戰爭，其代價毫無疑問也會超過其價值。
最後，由於商業、宗教以及人類道德與知識的進步，歐洲各國已不再存在奴隸。自由人必須從事所有職業，提供社會的所有需求。
先生們，這些不同所産生的必然結果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國傢規模的擴大導緻每一個人分享政治的重要性相應降低。在斯巴達與羅馬，即使最卑微的公民也有權力。而英國或美利堅閤眾國的普通公民卻並非如此。他的個人影響僅是決定政府方嚮的社會意誌之難以察覺的組成部分。
第二，奴隸製的廢除剝奪瞭自由民因奴隸從事大部分勞動而帶來的所有閑暇。如果沒有雅典的奴隸人口，2萬雅典人絕不可能每日在公共廣場上議事。
第三，商業不同於戰爭，它不給人們的生活留下一段無所事事的間歇。不斷行使政治權利，日復一日地討論國傢事務，爭議，商談，派彆鬥爭的所有環境與運動，必要的鼓動：可以這樣說，古代民族的生活被強製性地充滿瞭這些必須履行的職責。對古代民族而言，沒有這些職責，他們就會在無所事事的摺磨下痛苦不堪。而對於現代民族而言，這些職責隻會造成睏擾與疲倦。在現代民族，每一位個人都專注於自己的思考、自己的事業、自己得到的或希望得到的快樂。他不希望其他事情分散自己的注意力，除非這種分散是短暫的，是盡可能少的。
最後，商業激發瞭人們對個人獨立的摯愛。商業在沒有權威乾預的情況下提供瞭人們的需求，滿足瞭他們的欲望。權威的乾預幾乎總是—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說“幾乎”，這種乾預實際上總是—令人睏擾與窘迫的。每當集體權力希望乾涉個人思考，它便侵擾思考者。每當政府聲稱為我們做事情，它都比我們自己做更無能、代價更昂貴。
先生們，我說，我會迴到雅典這一題目上來，雅典的例子也許會被用來反駁我的某些論斷，但實際上，它將印證我的所有論斷。
正如我已經指齣的那樣，在所有古希臘的共和國中，雅典與貿易的關係最為密切，因之，它容許公民享有比斯巴達與羅馬大得多的個人自由。如果我可以進入曆史細節討論的話，我將會嚮諸位展示，在雅典，商業消除瞭區分古代民族與現代民族的若乾區彆。雅典商人的精神與現代商人的精神頗為近似。色諾芬告訴我們，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雅典商人把他們的資本從阿提卡大陸運走，投放在列島中。商業使他們建立瞭貨幣流通。在伊索剋拉底那裏，有跡象錶明匯票得到瞭使用。請注意他們的習俗如何與我們的習俗相似。假如我再次引用色諾芬的話，諸位將會看到，丈夫在處理與女人的關係時，每當傢庭充滿和平與莊重的友誼時便會心滿意足。他們體諒無法抵禦自然之強大力量誘惑的妻子。他們會在無法抵禦的激情的力量麵前閉上眼睛，原諒妻子的第一次軟弱，忘記其第二次軟弱。在他們與陌生人交往時，我們會看到他們將公民權利擴展到每一個人，隻要這個人攜帶傢庭，遷徙到他們中間，興辦某種貿易或實業。最後，我們將會為他們那種對個人獨立的超乎尋常的摯愛而震驚。一位哲學傢曾說，在斯巴達，當執政官傳喚時，公民會加快腳步；而一個雅典人如果被視為依附於執政官，他會感到絕望。
不過，由於決定古代民族特徵的其他外部環境也存在於雅典，由於存在奴隸人口以及領土極度狹小，我們在雅典也能發現古代自由所獨有的特徵。人民製定法律，審查執政官的行為，宣召伯裏剋利解釋其行為，判處指揮阿琴努薩戰爭的將軍們死刑。與此相似的，還有貝殼放逐法那種充滿法律任意性的製度。雅典時代所有立法者都贊美這一製度，而我們卻理所當然地將它視為一種令人憎惡的罪惡。這一製度錶明，在雅典，個人隸屬於社會整體的程度遠遠超過今天歐洲任何自由國傢。
從我們上麵的描述中可以看齣，我們已經不再欣賞古代人的自由瞭，那種自由錶現為積極而持續地參與集體權力。我們的自由必須是由和平的享受與私人的獨立構成的。在古代，每個人分享國傢主權決不僅僅像我們今天那樣是一個抽象的假定。每一個人的意誌都有真正的影響：行使這種意誌是一種真實的、不斷重復的樂趣。惟其如此，古代人隨時都會準備作齣許多犧牲，以維護他們的政治權利以及分享管理國傢的權力。每個人都因為自己的投票具有價值而自豪，他們從這種個人重要性的感覺中得到瞭巨大的補償。
這種補償對於今天的我們已不復存在。個人淹沒在廣大民眾之中，他幾乎從來感覺不到自己的影響。他個人的意誌也不會給整體留下任何印記；在他自己的眼中，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證實他自己的閤作。
因此，行使政治權利為我們提供的樂趣僅僅是古代人從中發現的一小部分。但是，與此同時，文明的進步、時代的商業趨勢，以及不同民族之間的溝通卻無限擴展並豐富瞭追求個人幸福的手段。
於是，我們必然會比古代人更為珍視自己的個人獨立。對古代人而言，當他們為瞭政治權利犧牲個人獨立時，他們是以較小的犧牲換取較大的所得；而我們如果作齣同樣的犧牲，我們便是以較大的損失換取較小的所得。
古代人的目標是在有共同祖國的公民中間分享社會權力：這就是他們所稱謂的自由。而現代人的目標則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樂；他們把對這些私人快樂的製度保障稱作自由。
……
前言/序言
導讀：貢斯當與現代自由主義哈耶剋在論及自由主義時，曾對英國式與法國式的兩種自由主義傳統加以區彆。前者以經驗主義為基礎，相信漸進的改良，相信社會的自發秩序，注重法製下的自由。後者則以建構理性（constructiverationalism）為基礎，視所有社會與文化現象為人為設計之産物，強調人們可能而且應該根據某一被接受的原則或計劃重新組織社會結構。
哈耶剋在討論法國式自由主義時，小心翼翼地指齣幾個例外：孟德斯鳩（1689—1755）、貢斯當（1767—1830）、托剋維爾（1805—1859）。依哈耶剋之見，這幾位思想傢更接近於英國自由主義，而與法國自由主義傳統有明顯區彆。
哈耶剋關於英法自由主義的區彆以及他對孟德斯鳩、貢斯當與托剋維爾的厚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瞭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自由主義者的心態。“二戰”之後，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界齣於對法西斯政治的反思以及當時的理論需求，開始從新的視角思考極權主義問題，並對自由主義傳統進行反思。這種反思的重要理論結果之一就是把當代極權主義與西方近代思想發展中的某些思潮聯係起來。當然，在不同的作者中，當代極權主義的思想淵源也許不盡相同。譬如，哈耶剋強調歐洲大陸理性主義所包含的極權主義成分，塔爾濛強調極權主義民主與當代極權主義的淵源關係，伯林則注意到追求積極自由可能導緻對自由的否定以及對某種超越個人的集體性權威的崇拜。
盡管不同自由主義者討論的角度不同，批評的對象也有差異，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五六十年代幾乎所有自由主義者都把盧梭（1712—1778）的學說與當代極權主義理論聯係起來，大緻勾勒齣一條以盧梭為起點，中經康德（1724—1804）、黑格爾（1770—1831），最後發展齣當代極權主義的綫索。
由於自由主義者把盧梭作為極權主義的最早先驅，曾經批評過盧梭的思想傢便受到他們的格外關注。伯剋（1729—1797）與托剋維爾在五六十年代的復興屬於此例，貢斯當的復興也屬於此例。“二戰”之前，貢斯當在西方政治思想界並不受重視。貢斯當的名字更多地是與他的著名小說《阿道爾夫》聯係在一起。當然，曆史學傢在描述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曆史時，不會忘記提及這位著名的政治活動傢、自由主義派領袖，不會不描述他與拿破侖的衝突以及與德·斯塔爾夫人暴風雨般的愛情，但很少有人把他看作一位有貢獻的思想傢、理論傢。
“二戰”以後，貢斯當的地位發生瞭戲劇性的變化。貢斯當對自由與代議製的執著追求、對各種壓製自由的製度的無情鞭撻、對盧梭以及極權主義民主的批評在當代自由主義者那裏找到瞭知音。從50年代起，幾乎所有論及自由主義發展的書籍都會提到貢斯當的貢獻，特彆是他關於自由理念的貢獻。當代自由主義大師伯林《自由四論》的“導論”就是以貢斯當的著名格言作為捲首語的。伯林稱貢斯當的《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之比較》是討論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兩種概念的最好的文章。
***
貢斯當齣身於瑞士洛桑一個法裔貴族傢庭。先輩原是法國新教徒。南特敕令廢除後，為躲避宗教迫害而逃到瑞士。貢斯當齣生幾天後，母親便去世瞭。父親為他提供瞭良好的學習條件。他接受瞭不止一個傢庭教師的培養，並從14歲開始，接受正規的大學教育：1782年就讀於德國的埃爾那根大學，1783—1785年在蘇格蘭的愛丁堡大學讀書。貢斯當在愛丁堡大學時，正是蘇格蘭啓濛運動達到高潮的時期。貢斯當受到亞當·斯密（1723—1790）、亞當·弗格森（1723—1816）等著名蘇格蘭啓濛思想傢的影響。他在蘇格蘭所受的教育奠定瞭他自由主義思想的基礎，也奠定瞭他對英國文化與政治製度終生不渝的推崇。
離開蘇格蘭後，貢斯當行蹤不定地居住在巴黎、洛桑、布魯塞爾和布斯威剋。他曾在1785—1787年期間會見過法國著名哲學傢孔多塞（1743—1794），並自稱是孔多塞的弟子。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他開始寫作他生平最重要的理論著作《論宗教》。這部著作斷斷續續寫瞭一生，直到30年後纔完成。
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對歐洲思想界與政治界産生瞭巨大的震動，也對貢斯當的思想産生瞭重大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講，貢斯當一生的理論活動都是對法國大革命的不斷反思。盡管貢斯當在這一時期尚未發展齣關於法國大革命的係統理論，但他後來對大革命的許多認識都已在這個時期初見端倪。像當時許多自由主義者一樣，他對革命前的舊製度錶現齣強烈的敵意與輕衊。他痛恨舊製度的政治迫害與宗教迫害。他認為“舊製度是一個腐敗、專斷與軟弱的混閤體”，推翻這種製度是完全閤理的。他熱情謳歌大革命的最初階段，對大革命後期的雅各賓專政錶現齣無比憎惡。他在後來寫道：“革命一般有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人們一緻希望推翻所有人都不能容忍的製度；在第二階段，運動被人為地繼續，它已經不再是自然的瞭，它的目標是試圖摧毀所有與少數人倡導的製度相反的東西。如果說理性的人們可以將革命中止在第一階段，成功的機會就會是巨大的。這樣的革命是短暫的、令人高興的，是流血最少的。”英國革命與美國革命便屬於這種類型。法國大革命在1791年以前處於第一階段。遺憾的是，法國人未能適可而止，他們試圖摧毀一切舊製度，建立一個全新的製度。結果導緻雅各賓獨裁那樣災難性的後果。
盡管貢斯當對法國大革命有所評價，但嚴格地說，在1795年以前，他隻是大革命的旁觀者，而不是參與者。改變這一狀況的契機是他與斯塔爾夫人的關係。斯塔爾夫人是法國大革命時期著名政治傢內剋的女兒，是齣色的自由主義政治活動傢、文學傢。貢斯當於1790年在瑞士結識瞭斯塔爾夫人，從此開始瞭長達14年之久的充滿感情風暴的浪漫關係。這一關係對貢斯當一生有深刻影響。斯塔爾夫人不僅幫助瞭他的政治活動，影響瞭他的政治觀念，而且也激發瞭他的文學激情。貢斯當的著名小說《阿道爾夫》在很大程度上是描述他與斯塔爾夫人關係的自傳性作品。1795年，貢斯當隨斯塔爾夫人來到巴黎後，立即捲入法國的政治生活。他是斯塔爾夫人沙龍裏的中堅人物，該沙龍不僅在法國，而且在歐洲都有巨大的影響。他與斯塔爾夫人一道，極力維護熱月黨人的統治，抨擊反革命的保王黨人以及雅各賓派從左右兩方麵對溫和政權的威脅。從1796年開始，貢斯當相繼發錶瞭一係列政治論著。其中最重要者當屬《論當前法國政府的力量和贊同它的必要性》（1796）。在這部論著中，他極力鼓吹“結束革命”。他寫道：“我強烈希望結束這場革命，因為繼續革命會傷害自由。這也是為什麼我極力主張加強我們的共和國的原因。人類命運中所有高尚而偉大的事業都與共和國的命運聯係在一起。”
拿破侖執政初期，貢斯當對拿破侖寄予很大希望，把他看做保衛共和國與革命成果的人物。在這一時期，貢斯當被任命為立法院的委員。然而，隨著拿破侖日益拋棄自由主義的外衣，走嚮專製獨裁的道路，貢斯當變成瞭拿破侖的反對者。他從自由主義的立場齣發抨擊拿破侖的獨裁，被歐洲各種反對拿破侖的力量視為英雄。1802年，他被拿破侖趕齣立法院。1803年，斯塔爾夫人也被拿破侖勒令離開巴黎。他們兩人被迫離開巴黎，開始流亡的生活。
在流亡期間，貢斯當以巨大的熱情投入寫作。1806年，他完成瞭一部係統討論政治問題的著作的初稿。這部初稿後來發展為《適用於所有代議製政府的政治原則》，於1815年發錶。同在1806年，他寫作瞭著名小說《阿道爾夫》。1807年，他翻譯瞭席勒的劇本《華倫斯坦》。1813年，在拿破侖政權垮颱前夕，他齣版瞭抨擊拿破侖的兩個小冊子：《徵服的精神》與《僭主政治》。
1814年，貢斯當隨著波旁王朝的復闢迴到巴黎，成為一位很有影響的政治人物。他贊成復闢，並為爭取建立君主立憲製而努力。1815年拿破侖百日政變時，他先齣逃，然後又應拿破侖的邀請擔任議員，為拿破侖草擬瞭一部憲法，並於1815年最終發錶瞭《適用於所有代議製政府的政治原則》。
拿破侖在滑鐵盧被最終擊敗後，波旁王朝再度復闢，法國政治走嚮反動。正像貢斯當描述的那樣，法國政治由一批極端的保皇黨人控製。在會議中，人們看到的僅僅是“外省貴族的傲慢，王室貴族的無知以及追名逐利者的貪婪”。波旁王朝政權的目標是“逐步剝奪法國民族在1789年爭來並於1814年得到進一步保障的所有權利”。1麵對波旁王朝的反動，貢斯當再次扮演瞭反對派的角色。從1815年至1830年逝世，他一直是法國自由派的領袖人物。他曾當選為議員，利用議會講壇抨擊波旁王朝的反動政策。他創辦雜誌，發錶文章與小冊子，闡述自由派的主張。他到處發錶演講，其中最重要者為1819年的演講“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之比較”。這次演講被視為自由主義的政治宣言，貢斯當在自由主義發展史上的地位與這篇演講關係頗大。
貢斯當在有生之年親眼看到瞭波旁王朝的覆滅。1830年“七月革命”爆發後，他以多病之軀參加瞭革命。他為路易·菲利普的上颱作瞭巨大的努力，並與基佐一道起草瞭宣布路易·菲利普為國王的《告人民書》。路易·菲利普給他的迴報是任命他為國務會議中一個部門的主席，並贈給他20萬法郎以償還賭債。
1830年11月，貢斯當逝世。法國為他舉行瞭隆重的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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