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清代財政史四種:從國傢財政到財政國傢 清朝鹹同年間的財政與社會》是首部研究清代鹹豐、同治年間國傢財政體製與財政結構轉變的專著。鹹豐、同治年間,清政府的財政製度在經曆數韆年未有之變局的背景下,發生瞭重大轉變。《清代財政史四種:從國傢財政到財政國傢 清朝鹹同年間的財政與社會》依托大量的檔案、官書、政書、方誌等相關史料,從農業型財政的固化、戰爭與舊體製崩潰、重建新體係、財政改革、收支結構演變、財政與社會等六個方麵進行瞭係統的研究分析,揭示瞭捐輸、加派等傳統財政措施的失效,厘金、洋稅、海關等新興工商稅作為財政收入主體的確立,以及清政府財政理念從“量人為齣”到“量齣為入”的轉變過程。《清代財政史四種:從國傢財政到財政國傢 清朝鹹同年間的財政與社會》資料宏富,論證嚴謹,可堪參用。
《清代財政史四種:從國傢財政到財政國傢 清朝鹹同年間的財政與社會》適閤曆史學和經濟學領域的相關研究人員,對清代曆史感興趣的人士也可閱讀使用。
作者簡介
倪玉平,1975年生於湖北漢川,曆史學博士、經濟學博士後。清華大學曆史係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傢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傢、全國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獲得者(2007年)、美國哈佛-燕京訪問學者(2011-2012年)、荷蘭格羅寜根大學客座研究員(2015年)。曾在《中國社會科學》《曆史研究》等刊物發錶學術論文多篇,齣版《清朝嘉道財政與社會》(商務印書館,2013年)、Customs Duties in the Qing Dynasty,ca.1644-1911(Bri11,2016)等著作。目前從事明清史、尤其是經濟史的研究。
內頁插圖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農業型財政的固化
一、清前期財政製度
二、嘉慶道光年間的財政收支
第二章 戰爭與舊體製崩潰
一、戰爭與財政
二、舊體製失效
第三章 重建新體係
一、失敗的創新
二、另闢蹊徑
第四章 財政改革
一、減賦運動
二、漕糧海運
三、鹽政改革
第五章 收支結構演變
一、奏銷體製破産
二、支齣大增
三、財政收支
第六章 財政與社會
一、社會思潮
二、財政與吏治
結論
附錄
一、鹹豐同治時期戶部銀庫收支錶
二、鹹豐同治時期常關稅徵收概況
三、《中國近代海關稅收和分配統計:1861-1910》稅收統計補正
參考文獻
索引
精彩書摘
《清代財政史四種:從國傢財政到財政國傢 清朝鹹同年間的財政與社會》: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關差停止辦銅以後,此項水腳仍舊存留下來,作為正額的一部分。據光緒朝《大清會典》記載,有銅斤水腳的關為崇文門7692兩有奇(遇閏為8536兩有奇),天津關、臨清關(戶關)、揚州關、西新關各為7692兩有奇,江海關2500兩,滸墅關22442兩有奇,淮安關15384兩有奇,鳳陽關10320兩有奇,蕪湖關18423兩有奇,九江關18392兩有奇,贛關5346兩有奇,閩海關7000兩,浙海關3750兩有奇,北新關15384兩有奇,太平關5846兩有奇,以上閤計163247兩有奇。又粵海關的銅斤水腳則包括在正稅銀內。隨著考核漸嚴,清廷規定各榷關不但有正額,還報解盈餘,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定為三年比較,即以當年收數與前三年收數最多的年份比較,若有短絀,由關員賠補。乾隆以後,每年解部關稅,正盈閤計戶關為400餘萬兩,多時達到500餘萬兩;工關為40萬兩左右。
最後是雜賦。王慶雲稱:“凡地丁之外取於民者,皆為雜賦。”但在實際的徵收過程中,雜賦有較為確定的對象。據光緒《大清會典事例·戶部·雜賦》記載,雜賦一般分四類:一是課,如各省蘆課、茶課、金銀礦課、銅鐵锡鉛礦課、水銀硃砂雄黃礦課、魚課等。二是租,如直隸省對旗地徵收的旗租,各省對學田、公田和官田徵收的地租等。三是稅,如各省州縣的田房契稅、當稅、牙稅、落地牛馬豬羊等稅、牲畜稅、煙酒稅等。四是貢,主要是對少數民族地區徵收的實物貢賦,如馬貢、狐皮貢、貝母貢、蠟貢等。雜賦徵收的方式和用途多種多樣,有的定額包徵,有的盡收盡解;有的專充兵餉,有的起運戶部,也有的存留本省地方。
……
前言/序言
成豐、同治年間(簡稱“成同年間”,1851-1874年),中國經曆數韆年未有之變局,發生瞭自傳統社會以來最為激烈的變動。成同年間既是清朝統治者起死迴生的階段,也是中國由傳統社會嚮近代社會轉變的關鍵時期。發生在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是西方打開中國門戶的關鍵之戰,中國從此走上瞭一條和傳統迥異的道路。但中國社會的真正轉型,卻發生在稍後的成豐、同治年間。在中西交鋒及太平天國運動的交互作用下,舊有的各種製度都發生瞭天翻地覆的變化,不僅無法應付當時的各種臨時性需要,連之前的一些功能也逐漸消失,隻能任由新鮮事物萌芽、發展和壯大。
就財政體製和財政結構而言,鹹豐、同治年間的中國,也經曆瞭從國傢財政到財政國傢的巨大轉變。這種轉變,經晚清和民國,而後達到高潮。
太平天國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同時也是清代曆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運動,對近代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以及清代財政産生瞭根本性的影響。在太平天國運動的衝擊下,舊有的財政體製基本失效,為避免徹底失敗的命運,清廷從上到下都開展瞭前所未有的自救運動。為應付危機,清朝統治者被迫拋棄瞭“不加賦”的祖製,動用一切常規和非常規的財政金融手段,來搜颳銀錢、拼湊軍費。
大緻而言,鹹豐、同治年間的財政,是從中央到各省全麵挽救財政睏難的自救過程,也可以說是從捐輸和鑄造大錢等傳統政策失敗,到厘金、洋稅等新興商稅大幅度增加和確立的過程。此消彼長,傳統的農業型租稅收支結構在這一時期發生瞭巨大扭轉,原有的財政製度全麵崩潰並開始瞭嚮以工商業財政稅收為主體的轉型。雖然對統治者而言,這種轉型是被迫的、無奈的。
這一時期,傳統的中央集權格局也受到挑戰。中央與地方、省份與省份之間的部門利益矛盾變得明朗起來,不再遮遮掩掩。尤其是中央稅與地方稅的分野,格外引入注目。麵對戰火紛擾及戰後凋敝的睏難,中央或是通過權力頻頻強行指派、攤徵,或是通過哀求希圖地方各省顧全大局、設法救濟中央;但另一方麵,中央對於地方的各種實際睏難又往往充耳不聞、敷衍瞭事。與此同時,各省督撫也紛紛奏疏,要求朝廷體貼民情、推行減賦,但私下裏又拼命加徵厘金,截留財源,以圖自便。
相較清前期較為整齊劃一的中央高度集權財政體製而言,鹹豐、同治時期的中央財政權力顯得極為分散和力不從心。清朝統治者通過準許各省督撫自籌餉需,地方督撫得以控製部分稅源,以供練兵、平叛滅匪,從而把清朝的壽命延長瞭數十年,但卻對整個國傢産生極大危害,直接為民國時期的軍閥割據和混戰埋下瞭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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