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写中的女性话语建构:中国妇女、性别史研究集萃 [Constructing Gender Discourse in Historical Writing:A Reader of Chinese Women's/Gender History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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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琳,杜洁,宓瑞新 编
图书标签:
  • 中国妇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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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国书籍出版社
ISBN:9787506863056
版次:1
商品编码:12327699
包装:平装
外文名称:Constructing Gender Discourse in Historical Writing:A Reader of Chinese Women's/Gender History Studies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历史书写中的女性话语建构:中国妇女、性别史研究集萃》收录了1996-2016年《妇女研究论丛》刊发的妇女/性别史优秀论文47篇,集中呈现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来中国妇女/性别史在研究议题、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史料运用等方面的新变化、新面貌,内容覆盖古代、近现代及当代妇女/性别史,研究议题涉及社会转型时期性别观念的变迁、妇女运动中的阶级问题和话语建构、女性与媒体、女性与抗战、女性与医疗、女性赈灾、才女研究等研究热点,体现了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趋势以及对中国特色妇女解放和妇女运动实践的本土化探索,对妇女/性别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谭琳,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妇女研究所所长,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目录

服制与礼俗
——周代妇女“三从”的礼仪符号及制度展现
身体与空间:汉魏六朝时期上巳节中的女性与女性活动
才女“越界”、声望竞赛与明清江南社会运行
谁之身体,谁之孝?
——对明清浙江方志记载女性“割股疗亲”现象的考察
明末清初战争中女性遭受性暴力探析
限制与保护:清代司法对涉讼女性的特别应对
清代士绅家族对女性的道德形塑
——以女性忆传为中心
被动的主动:清末广州高第街妇女权利与地位研究
——以契约文书为例张启灰
近代反缠足话语下的差异视角
——以19世纪末天津天足会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的媒体与女性的戒缠足
——以《大公报》白话文宣传为中心
平等和差异:近代性“别”观念双重特性的建构
晚清革命话语中的“贬男”想象
——以女杰传记为中心的考察
性别解放的“中间路径”:张竹君女性启蒙思想及实践
晚清女性服饰改革:女性身体与国家、细节和时尚
——从废缠足谈起
始信英雄亦有雌
——中日学者笔下的秋瑾装束
从传统到近代:民间年画与中国女性生活
——以杨柳青年画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民初女性的赈灾实践及角色变迁
由客体到主体:民初女性婚姻权利的变化
——以大理院婚约判解为例
杨三姐告状案:民初女性诉讼案中的道义、法律与舆情
现代知识女性的角色困境与突围策略
——以陈衡哲、袁昌英、林徽因为例
“观念解放”还是“情感解放”?
——民初湖南新女性“离家”的实践困境
同乡、媒体和新女性
——刘廉彬自杀案再审视
近代中国女性人体艺术的解放与沦陷
——再论民国“人体模特儿”事件
清季民国戏剧改良与妇女解放的互动关系考察
——以河南为例
舆论高扬与结局落败的反差
——以1921年广东女子参政权案为例
《妇女杂志》与民国女性的科学启蒙
“三八”国际妇女节:中国妇女运动的特殊场域
与公共文化空间
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的妇女离婚问题
——以江苏省高等法院1927-1936年民事案例为例
中国妇女运动的“阶级”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研究
英语教育在民国新女性认同建构中的作用
——以金陵女子大学为个案的研究

精彩书摘

  《历史书写中的女性话语建构:中国妇女、性别史研究集萃》:
  一 才女“越界”与明清江南社会的声望竞赛
  (一)才女“越界”与家庭社会地位提升
  当时的江南社会,对于女子的要求普遍是强调德行。择妇以德,是封建社会家庭秩序再生产的内在要求。对女子德行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社会的“父子”关系逻辑——长幼尊卑秩序再生产的需要,是家庭秩序稳定的需要。江南社会的家庭秩序生产是一种充满张力的空间生产。这种张力体现在江南社会作为一个社会空间,其秩序运行是稳定的,其秩序要求是强调把人固定在土地和关系之中,处于低社会流动的状态。这就要求人际关系重视先赋性关系。所谓先赋性关系,即血缘、姻缘、地缘等先在于个体的关系而非个体后天交往获得的关系。先赋性关系强调关系中的义务性和强制性而非选择性,强调关系的等级性而非平等性。这种对关系先赋性和稳定性的强调,就使得家庭秩序生产首先是一套对上下尊卑的义务性、等级性关系的生产。所谓“女德”本身就是对这类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遵守和内化。但是在江南社会内部,每一个具体家庭的秩序生产,同时又具有不确定性,对社会秩序的遵守和内化,并不能保障家庭社会地位的再生产一定能够成功,因为江南社会中有一定的社会流动性存在。家庭在江南社会中所占据的社会位置从等级的角度来说是相对稳定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是一个既定的等级社会,这是社会秩序稳定性的一面,但是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家庭来说,其社会地位又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发生变化的,这种可变性在明清就来自科举制这种社会流动机制。
  科举的录取率很低,使得即使已经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江南社会的精英——士绅群体的家庭,也无法保证自己的下一代能够继续通过科举考试。而只有子代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士”这个阶层中的一员,才能使自己的家庭在江南社会中长期处于较高的社会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家庭都必须尽一切努力提升下一代通过科考的概率。这是江南社会内的家庭竞赛。这种由家庭社会地位再生产的不确定性引发的竞争使得每个具体的家庭不仅要考虑家庭内社会秩序包括性别秩序的再生产,而且要考虑家庭在江南社会中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的再生产。
  然而清中叶以后,科举录取的比例逐年降低。在科举竞争激烈的江南社会中,随着科举通道的日益堵塞,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家庭来说,男性士人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在不断下降。因此,要想保障家庭在江南社会中的社会地位再生产,男性之外的家庭成员——才女群体就为家庭的声望竞赛提供了新的资本:才女的才华转变成为家庭竞赛中新的文化资本,其与男性交往唱和所建构的人际网络也成为家庭声望竞赛中新的社会资本。
  才女与士人的“越界”交往可以帮助家庭成员提升其在江南社会中的社会声望。这样的记载很多。“幼舆尝与渔洋诸公九日饮宋子昭小园,限蟹字韵,启姬代为诗,末云:‘予本淡荡人,读书不求解。《尔雅》读不熟,蟚蜞误为蟹。’一座大惊。”①才女的才气使得王士祯这样的诗坛领袖也为之叹服,自然增加了幼舆作为男性主人的声望。
  除了与男性士人诗文唱和以外,才女与男性士人“越界”交往的一个常见方式是通过拜师成为著名文人的女弟子。对于才女所属的家庭来说,意味着其家庭通过才女进入一个新的人际与文化网络中,从而有可能提升其在江南社会中的社会位置和声望,在江南社会的家庭竞赛中增加新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正是出于这个动机,很多士人家庭容忍甚至鼓励家中的才女加入女性和男性的才人网络中,例如随园女弟子群体。
  随园女弟子严蕊珠就凭借自身的才华而非传统的熟人介绍,让袁枚接纳了她。“吴江严蕊珠女子,年才十八,而聪明绝世,典环簪为束修,受业门下。余问:‘曾读仓山诗否?’曰:‘不读不来受业也。他人诗,或有句无篇,或有篇无句。惟先生能兼之。尤爱先生骈体文字。’因朗背《于忠肃庙碑》干余言。余问:‘此中典故颇多,汝能知所出处乎?’日:‘能知十之四五。’随即引据某书某史,历历如指掌。且日:‘人但知先生之四六用典,而不知先生之诗用典乎?先生之诗,专主性灵,故运化成语,驱使百家,人习而不察。譬如盐在水中,食者但知盐味,不见有盐也。然非读破万卷、且细心者,不能指其出处。’因又历指数联为证。余为骇然。”②
  ……

前言/序言

  2016年5月17日,领导人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为了在新形势下更好地推动中国妇女/性别史研究的创新发展,我们需要总结经验,温故而知新。因此,《妇女研究论丛》(以下简称《论丛》)编辑部从1996-2016年刊发的妇女/性别史优秀论文中精选47篇,编辑成册,以小见大,一方面力求透过一个学术刊物呈现20年来中国妇女/性别史在研究议题、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史料运用等方面的新变化、新面貌,另一方面也试图促进从事历史研究和性别研究的学者思考如何在新形势下博采中外、洞鉴古今、立足本土、扎根现实,向更宽广、更多元的妇女/性别史方向发展,继续产出具有较高学术追求和学术品质的研究成果。
  本书的成果反映出,20年来中国妇女/性别史的研究具有鲜明特点。
  第一,多学科跨学科研究趋势明显。从妇女史到妇女/性别史的深刻转变,意味着妇女/性别史开始成为史学一个新的生长点,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引入其他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社会性别范畴与种族、民族、阶级、空间等其他范畴互相交叉和融合,构成更有解释力、更为丰富的分析工具和框架。史学研究的跨学科趋势也愈发明晰,尤其是社会史、文化史异军突起,对史学发展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相互交叉、吸取、互补过程中产生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如性别与社会生活史、性别与医疗史、性别与科技史、性别与经济史、性别与宗教史等。这些新的研究方向极大地拓展了妇女史研究的内容,也丰富了整个史学领域的研究视野。
  第二,新史料挖掘和新方法运用。多学科跨学科背景下的妇女/性别史研究方法更加多元,所运用的材料也更加丰富广泛。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史学研究中传统的文献研究外,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常用的田野调查、访谈,哲学研究中的话语分析,文学中的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大量被运用到妇女/性别史研究中来;在史料选用方面,妇女/性别史研究不再局限于著作、报刊、档案、方志等传统史料,开始在日记书信、契约、歌曲、墓志铭等新文本中寻找线索,并大胆运用口述、风俗、图像、实物等非文字资料,中国妇女/性别史研究更接地气,一些传统研究议题焕发新的生机,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得到更有效的还原。
  第三,立足国情的反思意识增强。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加深,中国妇女/性别史学者视野日渐开阔。对于一些妇女/性别史研究中存在的简单移植西方理论现象以及一些成见和固化思维模式,持反思和批判态度的研究有所增多,提倡基于中国国情批判地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理论,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性观,对中国妇女解放与国家语境、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发展与中国化、妇女在民族战争中的角色和参与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有意识地对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和妇女运动实践进行理论提炼和总结。
《历史的褶皱与声音的重塑: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性别权力谱系》 导言:沉默的经纬与被遮蔽的叙事 本书旨在深入剖析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在剧烈转型过程中,性别权力结构如何被塑造、抵抗与重构。我们聚焦于历史书写这一关键场域,审视那些长期被主流宏大叙事所忽略或边缘化的女性经验、性别观念的演变及其在社会肌理中的深层影响。不同于将女性简单视为被动客体的传统史观,本书采取多维度的批判视角,探究性别作为一种组织社会关系的核心范畴,如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与阶级、地域、民族等因素交织,形成复杂且动态的权力谱系。 我们认为,历史的“真实”并非是单一、固定的存在,而是由无数声音的集合与权力话语的建构所共同铸就的。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经历了帝制瓦解、革命洗礼和现代化冲击的社会中,传统的父权制规范与新兴的现代性观念产生了激烈的碰撞。这些碰撞不仅塑造了政治、经济领域的变化,更深刻地作用于家庭结构、私人生活以及个体身份的认同。 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力图从这些“历史的褶皱”中,挖掘出被压抑或扭曲的女性话语,并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脉络中进行审视。通过对一系列独特史料的细致解读,我们试图重建被主流历史学忽视的性别张力、主体能动性以及抵抗的策略。 第一部分:传统父权制的瓦解与现代性别观念的萌芽 (1900-1949) 本部分关注辛亥革命前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知识分子和改革者如何开始质疑并试图解构传统的儒家伦理和父权结构。 第一章:婚姻家庭的“革命”与贤妻良母的再定义 我们考察了早期妇女解放运动中,知识女性对“三从四德”的批判。这不仅仅是对个体自由的呼唤,更是一场针对国家稳定基石——家庭结构的根本性挑战。然而,我们也清晰地看到,早期现代化的努力常常将女性的解放目标限定在“成为合格的现代国民之母”这一框架内。贤妻良母的形象并未消失,而是披上了现代化的外衣,其内在的性别职责依然以服务家庭与民族为导向。本章详细分析了早期教育改革中,如何通过教科书和文学作品,悄然植入新的性别期待。 第二章:城市空间中的新女性与公共领域的边界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女学生、女职员、女伶人的出现,标志着女性开始进入公共生活。本章关注这些“新女性”在争取职业权利、身体自主权(如穿着、交友)时所遭遇的社会阻力与道德审视。城市空间既是解放的舞台,也是新的社会控制得以实施的场所。通过对当时的报刊、日记和回忆录的分析,我们揭示了新女性如何巧妙地在传统道德与现代追求之间周旋,寻求最小的行动空间。此外,不同阶层(如资产阶级女性与产业工人)在新兴职业中的性别分工差异,也构成了这一时期复杂的权力图景。 第三章:革命洪流中的性别政治:从国民革命到土地改革 在激烈的政治动员中,女性被动员起来参与社会活动,但其参与的性质和程度却因政党路线和意识形态而异。本章对比了不同政治运动中对女性角色的定位——从支持男性革命者的“幕后英雄”到直接参与武装斗争的“革命战士”。我们特别关注了土地改革中,女性的财产权和家庭地位的法律化变革,并探讨了这些制度性变化在乡村基层实践中面临的文化阻力与性别惯性。 第二部分:社会主义改造与“单位”中的性别重塑 (1949-1978) 新政权试图通过国家意志的力量,自上而下地重塑性别关系,将女性全面纳入社会主义的生产与政治体系。 第四章:劳动光荣:工业化进程中的性别分工与“铁姑娘”神话 社会主义初期,劳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高度,女性被鼓励走出家庭,成为光荣的劳动者。本章探讨了国家如何推行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以及在重工业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哪些领域对女性开放,哪些领域则被视为“不适合女性”而持续排斥。我们分析了“铁姑娘”形象的建构,它既代表了对女性能力的肯定,也暗含了对传统母职角色的暂时搁置,以及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女性身体潜能的极致开发。 第五章:集体化与家庭的解体:公共照料体系的建立与局限 为了释放女性的生产力,国家大力推行公共托育、集体食堂等服务设施。本章详细考察了这种国家干预如何重塑了传统的家庭照料职能。虽然公共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女性的家务负担,但我们也指出,这种“解放”是以个体家庭需求的服从于国家生产目标为代价的,它并未真正消除性别化的劳动分工,而是将其从私人领域转移到了半公共的“单位”管理之下。 第六章:法律、政策与民间实践:婚姻法实施中的性别张力 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是中国妇女地位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本章侧重于法律条文在实际执行层面遭遇的文化摩擦。我们通过对基层法院判例、人民调解委员会记录的研究,发现地域差异、村落权力结构以及底层民众对“自由恋爱”和“离婚权”的理解,往往与法律的进步精神存在显著差距。性别平等的话语在自上而下的推行中,如何与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和人情社会进行复杂的拉锯战。 第三部分:改革开放的冲击与性别话语的多元化 (1978至今) 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松动和意识形态的转向,使得性别话语从单一的“阶级”框架中释放出来,开始呈现出复杂的、甚至是矛盾的多元面貌。 第七章:市场经济对女性就业的再编码:隐形的玻璃天花板 市场化改革带来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但也伴随着对女性劳动力的“去技能化”和“去政治化”。本章分析了服务业的兴起如何催生了新的性别职业隔离。虽然官方提倡“能者居之”,但在招聘广告、企业内部晋升机制中,对女性年龄、婚育状态的隐性要求,构成了新的“玻璃天花板”。我们关注下岗潮中,大量中年女工如何被迫回归家庭,以及由此引发的家庭内部权力再平衡问题。 第八章:消费文化中的身体、欲望与女性自我构建 随着全球化和大众传媒的渗透,女性的形象和自我表达不再仅仅受制于政治宣传。本章探讨了消费主义文化如何为女性提供了新的身份符号和表达空间(如时尚、美容、娱乐文化)。然而,这种新的自由往往伴随着对女性身体的过度客体化和新的审美标准压力。我们分析了女性如何利用这些符号系统,在主流价值体系之外,发展出具有抵抗色彩或身份认同意义的亚文化实践。 第九章:回到身体与私人领域:当代性别研究的议题转向 进入新世纪,随着全球性别研究思潮的涌入,中国的性别研究开始从宏观的社会结构分析,转向对微观的身体经验、情感生活和日常实践的关注。本章将讨论当代知识分子、学者和女权倡导者如何通过网络平台、非政府组织等新空间,重新讨论性暴力、生育权、亲密关系中的权力不平等,以及如何构建不同于西方框架的本土性别理论。 结论:未竟的旅程 本书总结了过去一个世纪中国性别权力谱系演变的复杂性与非线性特征。我们看到,每一次试图彻底解放女性的努力,都可能在下一阶段被新的结构性限制所取代。历史不是一个简单的进步阶梯,而是充满反复、妥协与创造性抵抗的复杂过程。理解这些历史的“褶皱”,对于我们今日面对日益复杂的性别议题,构建一个真正包容且平等的未来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参照价值。本书期望能为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提供一个审视历史的更细致、更具批判性的透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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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集子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修正了多少历史的“错误”,更在于它拓宽了我们理解“历史”本身的疆域。它有力地证明了,没有对性别权力结构及其话语建构的深入考察,任何关于社会变迁、阶级流动乃至国家认同的叙述都将是片面的、失真的。我尤其赞赏其中对“现代性”概念的批判性继承。在中国特定历史情境下,“进步”往往被等同于对传统女性角色的颠覆,但这些研究揭示了这种颠覆是如何在新的、工业化或国家化的结构中,演化出新的约束与规训的。这提醒我们,解放并非一蹴而就的线性过程,而是在不断地适应与反思中实现的动态博弈。对于任何希望严肃从事中国社会史、思想史乃至文化研究的读者来说,这本书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基石,它提供了一套审视过去、理解当下的全新分析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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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我眼前一亮的是,这部集子在处理“话语建构”这一核心议题时展现出的细腻与锐利。它没有止步于批判传统父权叙事下的性别刻板印象,而是深入剖析了在不同历史阶段,知识分子、国家机构乃至女性自我表达的文本是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塑造出特定的“女性”形象的。这种分析层面非常到位,它揭示了话语本身的力量——它不仅是反映现实的镜子,更是建构现实的工具。比如,关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对“贤妻良母”与“新女性”的争论,书中的文章不再简单地将两者对立,而是探讨了这种话语张力如何内化到个体经验中,成为女性自我认同的矛盾来源。这种对复杂性、内在矛盾的把握,使得整部书摆脱了脸谱化的历史解读,呈现出极强的学术深度。它迫使读者——一个习惯了接受既定历史框架的读者——停下来,审视自己头脑中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性别预设,这是一种极具颠覆性的智力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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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套文集,我最大的感受是它在“可见性”与“沉默”之间的精妙平衡。历史往往偏爱那些留下清晰文字记录的、掌握了权力资源的群体,而女性的声音往往潜藏在日常生活的“非正式记录”——账簿、家书、地方志的边角料中。这些学者们所做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精细入微的“考古挖掘”,他们不仅要找到这些被淹没的痕迹,更要学会解读这些痕迹背后的非语言信息和潜台词。书中对物质文化、空间实践的考察尤为出色,它们将抽象的性别理论落实到了具体的、可触摸的生活场景中。例如,对嫁妆的详细分析,不再仅仅是财富的清点,而是成为了理解女性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议价能力和文化资本的切入点。这种对“微观权力”和“日常抵抗”的关注,使得历史变得有温度、有质感,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宏大叙事,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经验息息相关的人类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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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文集汇集了近年来中国妇女史和性别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其广度和深度都令人印象深刻。它不仅仅是对既有历史叙事的补充,更是在方法论上对传统史学的一次深刻反思与挑战。我特别欣赏其中对“女性经验”这一复杂概念的拆解与重构。以往的史学研究常常将女性置于一个被动的、被定义的角色,而这些文章则试图从女性自身的行动、她们所处的社会结构以及她们如何理解和应对这些结构的角度,去重建一个更为立体、更具能动性的女性形象。这种转变不仅关乎“写谁的历史”,更关乎“如何写历史”。比如,探讨晚清至民国时期城市女性的公共空间参与,不再仅仅聚焦于她们是否获得了投票权或受教育权,而是深入挖掘她们在商业活动、社交圈子乃至精神生活中的细微挣扎与创新。这些研究提醒我们,历史的主体性并非铁板一块,它是在不断的协商、抵抗与适应中形成的,而性别正是理解这种复杂性的关键透镜。阅读这些文本,仿佛置身于一个由细碎、以往被忽略的史料碎片拼凑而成的宏大拼图前,每一块碎片都闪烁着不容忽视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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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阅读体验上来说,这部作品的编排和选材显示出极高的专业水准。它并非简单的年代罗列,而是围绕着几个关键的理论主题进行了组织,这使得即使各个篇章的作者风格迥异,整体上依然保持了高度的逻辑连贯性。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它并未将“中国妇女史”视为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领域,而是积极地与全球的性别研究前沿保持对话。无论是对后殖民理论、身体政治学的借鉴,还是在处理跨文化比较问题时的谨慎与审慎,都体现出作者群体对学术规范的尊重和对自身研究语境的深刻认识。这种“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姿态,为青年学者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本,展示了如何在地缘历史的特殊性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洞察。它成功地将地方性的、经验性的研究,提升到了具有方法论价值的高度,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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