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淮之夜（东瀛文人 印象中国系列）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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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在中国的土地上描写“中国趣味”

谷崎润一郎是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也是中国读者熟悉的日本作家之一，他以《细雪》《阴翳礼赞》《痴人之爱》等作品为中国读者熟知，其作品《细雪》《春琴抄》《刺青》等更因改编为电影而广为人知。作为一位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始终主张“中国趣味”，正如他在本书中所说：“今天我们这些日本人看起来差不多都已经完全接受了西欧的文化，而且被其同化了，但出乎一般人的想象，中国趣味依然顽强地根植于我们的血管深处，这一事实很令人惊讶。”本书中收录的中国游记，集中传达和展现了谷崎的这种“中国趣味”。

和上海新文学作家的初识和来往，记录早期中日文坛的友好往来

本书所收录的《上海见闻录》和《上海交游记》两篇，是谷崎润一郎回忆自己1926年和上海新文学、新文艺的文化名流往来的回忆录。谷崎润一郎通过这次来往，了解了中国新文学界对日本文坛的兴趣；通过和内山书店老板的交流，记录下中国青年读者对新知的阅读兴趣情况；他还通过见面会、消寒会等活动，认识了郭沫若、谢六逸、田汉、方光焘、任矜萍等文化界名人。他们交流了中日电影、杂志、文学上的发展情况，并建立了友好的联系。这些联系极大促进了中日文化界的来往，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后来一些日本作家就是在谷崎润一郎的介绍下来华交流访问的。

明治至今的文学兴隆之中，谷崎是豪华、成熟的一大朵，百花之王牡丹花。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

这位日本文坛的骄子，完全是一个温蔼亲切而又多礼的法国风的作家，除了谈起日本文学时自然而然的在谦逊中流露出目中无人的气概外，丝毫不摆文豪的架子。
——中国文学评论家陈西滢

谷崎润一郎对中国文化入迷，一生都不能走出这种迷恋。他是岛国上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真正意义上的专家，更是东方文明本质上的传承者和诠释者。

——中国作家张炜

内容简介

《秦淮之夜》收录了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谷崎润一郎于1918、1926年两次游历中国后，写作的游记、日记、散文等作品。这些文字生动优美、引人入胜，展现了谷崎润一郎在散文方面的独特风貌。这些游记，有的如《西湖之月》《苏州纪行》，对江南水乡的风景人物进行了唯美的描摹，反映了谷崎润一郎或者一般日本作家的趣味喜好；有的如《上海交游记》《上海见闻录》，记录下谷崎润一郎和田汉等上海新文学作家的往来细节，是了解当时中日文坛交流史的第一手材料；还有的如《中国观剧记》《中国的菜肴》《中国趣味》，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对中国当时的戏剧、美食等文化介绍、评论，这些观点可以反映当时日本人的视角，也可以加深我们对自己文化的理解并引起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本书也是谷崎润一郎经典散文《阴翳礼赞》的补充。

作者简介

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日本文坛的骄子”，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的散文洋溢着浓重的日本风味，他个人则钟情于“中国趣味”。他以《痴人之爱》《春琴抄》《阴翳礼赞》《细雪》等闻名世界。《秦淮之夜》所收录的散文随笔，记录了他1918、1926年两次造访中国所见的风物民情，堪称继描写日本文化风格的散文集《阴翳礼赞》之后的华夏篇。

（译者）徐静波，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日本文化研究学者、翻译家。编著及译有：《日本饮食文化》《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等。

目录

总序(施小炜)

中国旅行

南京夫子庙

秦淮之夜

《苏州纪行》小序/

苏州纪行

中国观剧记

西湖之月

庐山日记

中国的菜肴

中国趣味

上海见闻录

上海交游记

译后记

精彩书摘

中国趣味

说起中国趣味，如果只是把它说成是趣味的话，似乎有些言轻了，其实它与我们的生活似有超乎想象的深切关系。今天我们这些日本人看起来差不多都已经完全接受了西欧的文化，而且被其同化了，但出乎一般人的想象，中国趣味依然顽强地根植于我们的血管深处，这一事实很令人惊讶。近来，我对此尤有深切的感受。有不少人在以前认为东方艺术已经落伍了，不将其放在眼里，心里一味地憧憬和心醉于西欧的文化文明，可到了一定的阶段时，又回复到了日本趣味，而最终又趋向于中国趣味了，这样的情形好像很普通，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人。这种情形在那些曾在海外待了一段时期的人中尤为多见。我这里主要是指那些艺术家。可是现今五十岁以上的士绅，多少有些教养的人，说起他们骨子里的思想、学识、趣味，其基调大抵皆为中国的传统。年长的政治家、学者、实业家等，可以说没有人不会作几句拙劣的汉诗，学过一点书法，玩一点书画古董的。他们都是在孩提时代便耳濡目染其先祖们代代相承的中国学识，虽有一个时期他们也曾迷醉于洋风洋气之中，但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又重新复归于先祖传来的思想。我曾从一位朋友那里听到有位中国人这样感叹道：“如今，中国艺术的传统在中国本土早已湮灭了，倒是在日本还留存着。”这句话也道出了一部分的事实真相。当今中国的知识阶级，在整体上恰如日本的鹿鸣馆时代鹿鸣馆是由当时的外务卿井上馨倡导、1883年建于东京的西洋式建筑，常在此举行社交舞会和西洋式的酒宴，进出此地的都是身着洋服洋装的上流社会的名媛士绅和各国的外交官、商人。鹿鸣馆成了当时洋风洋气最为兴盛的地方，这一崇尚西洋的时代也被称为鹿鸣馆时代。，会有很短的一个时期醉心于欧美，但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意识到要保存国粹了。在中国那样具有独特的文化和历史、相对比较保守的国度里，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对于如此富于魅力的中国趣味，我感到有一种如景仰故土山河般的强烈的憧憬，同时又感到一种恐惧。何以会如此，别人的情形我不清楚，就我自己而言，乃是我感到这魅力在销蚀着我艺术上的勇猛进取之心，在麻痹着我创作上的热情（关于这一点，我拟另择时日详论，由中国传来的思想和艺术的真髓，乃是主静而非主动，这对我好像是有害的）。我自己越能感受中国文化的诱惑力，对此我也就越感到恐惧。我在孩提时代也去上过汉学的私塾，母亲教我阅读《十八史略》《十八史略》，中国元代曾先之所著，后多有增补，内容取自《史记》至《宋史》，是一部中国史的通俗读本，约在室町时代传入日本，江户时代广为人所阅读，明治时代甚至被用作教科书，至今仍有各种注释本出版；在中国本土，清代以后渐渐被人所淡忘。。我至今仍然认为，在近来的中学等地方，与其教授那些枯燥的东洋史，还不如让学生阅读这部充满了有趣的教训和逸事的汉籍，也许这样会有益得多。后来，我曾去中国旅行了一次。虽说我对中国怀着恐惧，但我书架上有关中国的书籍却是有增无减。我虽在告诫自己不要再看了，却会不时地打开二十年前所爱读的李白和杜甫的诗集：“啊，李白和杜甫!多么伟大的诗人啊!哪怕是莎翁，哪怕是但丁，难道真的比他们了不起吗?”每次阅读，我都会被这些诗作的魅力所打动。自从移居到横滨以来，我忙于电影的拍摄，生活在充满西洋气息的街上，居住在洋楼里，但在我书桌左右两边的书架上，除了放有美国的电影杂志之外，还有高青邱、吴梅村的诗集。我在因工作和创作而感到身心疲惫时，会常常拿出这些美国的电影杂志和中国人的诗集来阅读。当我打开《活动写真（电影）》《电影世界》《电影故事》等杂志时，我的思绪就飞到了好莱坞电影王国的世界里去了，我会感到蓬勃的雄心在燃烧；但是，一旦当我翻开高青邱的诗集时，哪怕只是接触到了一行五言绝句，就会被他闲寂的诗境所吸引，刚才还在燃烧的雄心和跳跃的思绪，就如同被浇了一桶水似的，冷却了下来。“新的东西是什么呢?创作是什么呢?人类能达到的最高的心境，不就是这些五言绝句所描绘的境地么?”那时，我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觉得这很可怕。

以后我当何去何从呢?眼下的我，一方面是尽可能抗拒中国趣味，一方面又不时地以一种渴望见到父母的心态，悄然归返到彼处。就这样反复再三，不能止行。

上海交游记·内山书店（节选）

到达上海后不久的某一天，应在三井银行任分行长的我的一位旧友T氏的邀请，去了一家被称为“功德林”的中国素菜馆。同席者有三井银行及三井物产的职员和其他T君的熟人共十多人。席上，从经纪商宫崎君那儿听到了些颇感意外的事。他说，现在一批青年文人艺术家正在中国掀起一场新的运动，日本的小说、戏剧等中一些出色的作品差不多都经他们的手译成了中文。“你若不信，可到内山书店去问一下。你认不认识内山书店的老板?明天这位店主与中国的文人们有一个联谊活动，明天到那儿去看一下的话，情况就可以了解了。”

我称此为“意外”，是因为在上一次，即大正七年（1918年）我到中国来时，在北京和上海都想见一些新的文人作家，设法托人去四处打听寻访，但在那时的中华民国，这样的人一个也没有。我问道：“有没有什么著名的小说家或戏剧家?”一位中国人回答我说：“眼下的中国现代新文学勃兴的机运尚未到来。青年人的志向多在政治方面。即使有人写点小说，那大抵也是新闻记者闲来时的率尔操觚，其小说主要也是政治小说。”也就是说，以日本来比喻的话，当时的中国还是《佳人之奇迹》《经国美谈》《经国美谈》，作者矢野龙溪；《佳人之奇遇》，作者东海散士。均为明治初期的政治小说，主旨在借故事和人物宣传政治主张。中国早期曾有梁启超等的译本。的时代。所以当然不可能有人知晓我们的名字，更不会有我们作品的中文译本。此后我曾听说中国开始流行新的口语诗，另外还见过周作人君翻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现代日本小说集》，1922年5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署名周作人，收小说三十篇，其中十八篇为周作人所译，其余为鲁迅和周建人翻译。。但时隔八年，我在到上海来之前，完全没料到日本文学如宫崎君所说的那样，已得到了如此兴盛的介绍。从报上看，我觉得中国的学生至今仍然热衷于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似乎尚无余暇来顾及文学。

过了数日，M君带我去了位于北四川路上阿瑞里内的内山书店。据说这家书店是除了满洲之外中国最大的一家日本书肆。店主是一个精力旺盛、一说就通、说话风趣的人。在店堂里侧的暖炉边，放置着长椅和桌子，来买书的客人可在此小憩一会儿，喝杯茶聊会儿天——盖此家书店已成了爱书者的一个会聚地。我在此处一边喝茶一边听店主讲述中国青年人的现状。听店主说，这家店一年约有八万元的营业额，而这其中约有四分之一是由中国人买去的，而且这一比率每年都在增加。问到中国人主要是买哪一类书，说是没有定准，什么书都有人买。哲学、科学、法律、文学、宗教、美术……如今中国人的新知识，差不多大部分都取自日文书。当然不限于日本的内容，西洋的知识也通过日文译本阅读。这其中原因之一，是上海乃一个商业城市，虽也有卖西洋书的书店，但书的种类有限，他们所期望的原文书不易得。有时想要获得西文原著，就向东京的丸善书店去询问订购。还有个原因，便是语言的问题。日语要说虽不易，但只是阅读的话，与英、法、德语比较起来，其难易程度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要体会小说和戏剧的内蕴，也只需花上一二年时间；而要只是粗粗读懂科学和法律方面的书，有半年左右也就差不多了。因此，想要快捷地获得新知识的中国人，都在争相学习日文。译成中文的西洋书籍，很多是从日文本重译的。而所谓的新小说，仔细看一下的话，里边似乎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日本小说中获得启示，或者据日文小说编译的。——也就是说日文在现在中国的作用，正如同英语在当年的日本一样。“所以现在能读日文的中国人有多少弄不清楚。我的店里每天都有中国人来买书，然后在这儿喝杯茶聊会儿天回去。”

内山书店就是一家向这样的中国青年人独家提供新知识的书店。就这样，在其他方面姑且不论，至少在文学方面，日本留学生出身的人在社会上最受认可，一个个渐次成名，称霸文坛。由此缘故，中国文坛对日本文坛所熟知的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现在在商务印书馆内，帝国大学日本在1886年制定帝国大学令，1877年创立的东京大学依此改为帝国大学。1897年设立京都帝国大学时，东京的帝国大学改名为东京帝国大学。谷崎润一郎第二次访华的1926年时，已另建有东北帝国大学、九州帝国大学和北海道帝国大学。本文中的帝国大学，大概主要是指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文学学士有六七个人，他们在不断地注意着东京的出版物。听说他们计划有组织地翻译出版日本现在的小说戏剧。

《通鉴》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为开端，这一年周王正式承认三家分晋，因为史书的目的即在于“史鉴”，司马光于此作了第一篇议论——“臣光曰”。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和《史记》有所不同，司马迁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重视天人关系和朝代更替的规律；而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目的则更加现实，他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因此在选材上，能够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作用的政治史就毫无疑问地占据了重要的位置。《通鉴》极其重视腐败政治，对于政治清明和黑暗时期都用功很深，也重视战争。举凡权力更迭、施政得失、制度沿替、人才进退都有详尽深入的记载，这些内容也是《通鉴》一书的精华所在，记述中尤其表现出编年史的优点。比起纪传体的一事互见于不同传记，《通鉴》在记述一件事、一项制度的时候，可以更清晰地表现出全貌和发展变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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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纪行》是日本著名作家佐藤春夫1920年造访中国后写作的游记，既是一本妙趣横生、动情动人的散文集，也是展现20世纪初中国南方风貌和研究中日交流的重要材料。佐藤春夫是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的好友，也是太宰治、远藤周作等的老师，作家李长声更说“佐藤春夫有弟子三千”，可谓一代文坛“导师”；另一方面，他和中国作家往来密切，他曾翻译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鲁迅小说，他的翻译甚至得到了鲁迅的认可，郁达夫更曾表示：“在日本现代的小说家中，我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南方纪行》是他首次到中国后的“初次印象”，书中详细描写了民国初期厦门等地区的市井生活，南洋巨商的豪宅花园，爱国青年建造的新式学校，乃至陈炯明叛变前驻军漳州的详细情形，中日关系的日渐恶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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