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转型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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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著

图书标签:

• 经济发展
• 转型经济
• 发展中国家
• 经济政策
• 市场经济
• 体制改革
• 经济增长
• 全球化
• 区域经济
• 产业结构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138731

版次：1

商品编码：10077449

包装：平装

外文名称：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08-06-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62

字数：1380000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林毅夫的马歇尔讲座集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一方面去理解过去几十年中为世人所瞩目的亚洲之崛起，另一方面也对经济学家有关发展问题的标准化解释投以怀疑的眼光。西方经济学的教育背景加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切身感受既赋予了他对标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怀疑视角，也使得他对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巨大发展具有务实特色的方法细节有一个贴近的切身看法。
　　——〔美〕道格拉斯·诺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这本书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一本重要的著作。其中有两个方面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林毅夫教授作为有着伟大见解的学者，经历并参与了中国——到目前为止最大且发展最为迅速的经济体的政策争论过程。他对转型经济体政策形成的细致见解使他的严谨理论分析为世人所熟知，并将增长与发展中的发展问题带回到人们视野的中心。其次，他对使经济体变化的禀赋结构与其变化的增长战略相一致或不一致的结果之分析可谓见解独到并且绝对正确。这一分析建立在贸易理论和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但将这些应用到增长战略和增长政策的动态分析中则是一项重要的成就。
　　——〔美〕迈克尔·斯宾塞，斯坦福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林毅夫的研究将经济理论、制度知识、量化数据以及对起始条件在决定不同经济发展方案成功与否上的重要性的肯定结合在一起。他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强调了不同的起点如何决定不同的最佳政策，并由此解释了为什么休克疗法政策在早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前苏联没有能够成功，而中国渐进式的国有企业改革则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林毅夫的观点虽然颇有争议性，但却非常具有启发意义。我强烈推荐林毅夫的这本见解深刻的研究著作，它透过经济分析的有力视角，对大量真实的经济发展实践经验进行了阐释。
　　——〔美〕加里·贝克尔，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发展与转型向人们提出了极其严酷的挑战。林毅夫，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他的大师级讲座集中，对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提供了深入的看法，并依据他对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表现的直接经验，给出了独树一帜的见解。林毅夫的这部讲座集绝对是一部力作。
　　——〔美〕贾格迪什·巴格沃蒂，哥伦比亚大学　　
　　林毅夫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处于中国政策争论的中心，他对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道路的经济学原理提供了精妙的阐释。他的这本书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奇迹来说是一部必读著作。
　　——〔印〕迪帕克·拉尔，哥伦比亚大学

内容简介

　　林教授根据自己对中国改革发展和许多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改革发展成功与失败原因的认识与理解，在书中提出了一套新的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他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选择正确的战略的重要性，并提出“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以此概念作为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来重构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探讨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如何发挥正确作用，以推动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成功。
　　书中包含的观点主要有：
　　持续的技术升级是一国经济长期动态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力。
　　思潮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动态增长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在正确思潮的指导下，发展中国家将能够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动态增长与向发达国家的收敛。
　　政府是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制度。政府采纳的政策将会塑造经济中的其他制度和激励结构，并影响他们的质量。
　　禀赋是一国技术选择和产业选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紧约束。
　　比较优势不仅是贸易的最重要指导原则，而且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指导原则。
　　一个企业只有根据由经济体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选择和技术选择，才会在竞争市场中具有自生能力。
　　实用主义是推行经济转型的最重要的政策指导。
　　个人和地方自发的创新式经济转型中帕累托改进措施的最重要源泉。

作者简介

　　林毅夫教授，1986年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得博士学位，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
林毅夫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曾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是第7、8、9、10届全国政协委员，第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家人事部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2005年当选全国劳动模范。
此外，他还担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名人顾问”；2008年2月4日，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并于同年5月31日就任，成为第一位来自中国、也是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内页插图

目录

第一部分 发展、转型与分流.
第二部分 探寻繁荣的根本且可变原因
第三部分 现代化的抱负与社会思潮
第四部分 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绩效
第五部分 自生能力与转型战略
第六部分 发展战略与发展和转型绩效：实证分析
第七部分 东亚经济体为什么如此特别？东亚发展和转型的经验可以提供怎样的启迪？
第八部分 关于正确的发展和转型战略
附录一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与经济制度
附录二 数据描述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第一部分 发展、转型与分流
　　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我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有机会目睹了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教授准备1985年马歇尔讲座的过程。能够在22年后步卢卡斯（Lucas）教授后尘来这个著名的讲座演讲，对我而言是一个莫大的荣誉。从芝加哥大学毕业以后，我到耶鲁大学的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并于1987年回国。作为改革开放以后第一名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我有幸亲历了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所发生的奇迹般的变化，并且在过去20年中一直亲临其境研究中国的发展和转型问题。因此，我想利用这次机会同大家分享我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和转型的观察，而这些观察所依据的主要是我在中国的经验。
　　众所周知，在前现代时期，大多数国家都处在相对落后的农业发展阶段，时常遭受战争和自然灾害，并深陷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trap）。除统治阶级、工匠和商人之外，绝大多数人以农业为生。通过世代的实践，这种农业经济的资源配置已经接近最优，因而能够通过改进资源配置获得的收益非常有限（Schultz，1964）。只有经由一些外生冲击，经济发展水平才可能进一步提高。农民和工匠在劳作中偶然发现的更优良的技术，可以被视为一种这样的冲击。这种冲击的另一个实例是15世纪的美洲地理大发现，它将金银财富和适应性更强的作物（如玉米和马铃薯）传播至欧洲乃至世界。在前现代时期，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人口增长和经济总体规模的增大。当时，尽管存在粗放型增长，但人均收入鲜有改变（Clark，2007；Kuznets，1966；Perkins，1969）。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前现代社会的“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其上限仅被估算为50％（Maddison，2006；Bairoeh，1993）。当今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的某些地区），在当时比欧洲还要富裕（Cipolla，1980；Pomeranz，2000；Smith，1776）。直到18世纪后期，中国和西欧市场的整体绩效仍然相差无几（Shiue and Keller，2007）。
　　自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在实验室进行的实验成为技术发明和创新的主要源泉（Lin，1995；Landes，1998；Needham，1969；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Mokyr（1990）所定义的“大发明”（mac-ro—invention）更是如此，这些大发明包含了激进的新思想以及巨大的、分散的、新奇的变革。对于那些处在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而言，技术发明方法的这种转变可以使它们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加速技术进步，从而技术发明和创新是内生的（Romer，1986；Lueas，1988）。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技术变迁速度加快，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生产率不断提高。于是，发达国家开始起飞，南北分流开始显现（Baumol，1994；Braudel，1984；Bairoeh，1993；Clark，2007；Clark and Feenstra，2001；Jones，1981；Kuznets，1966；Maddison，2006；Rostow，1960）。
　　图1.1基于Maddison（2006，P.642）的估算，展示了世界上不同地区在公元1年至公元2001年间的人均收入。如图所示，18世纪初期，西欧发达国家及其旁系地区的人均收入与发展中国家只有很小的差距，但到20世纪时，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扩大到发展中国家的二十余倍。正如Lucas（1988）在其1985年的马歇尔讲座中所指出的：“各国之间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大得让人难以置信。”
　　自然，世界上所有贫穷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渴望获得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所取得的成功。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除了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如图1.2所示）外，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尽管其政府付出了不懈的努力，甚至获得了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的援助，但却未能实现自身的发展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推行了各种政策措施来促进工业化发展（Chenery，1961；Krueger，1992；Lal，1983）。那时，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资源丰富的国家会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事实上，真正的成功却发生在自然资源禀赋极端匮乏的东亚。首先是日本实现了成功，接着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这四个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然后是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20世纪50年代初期，同当时的中国相似，这些经济体的人均GDP还不到2000国际Geary-Khamis元（以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为基准），低于东欧和拉丁美洲。但60年代以后，四个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内维持了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从而完全改变了这些经济体的贫穷落后状况。图1.2表明，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90年代的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收入水平超越了英国。更重要的是，在其经济增长过程中，这些经济体的收入分配日趋平等（Fei et al.，1979）。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东亚经济体已经实现了它们长期追求的目标——赶上发达国家并构建一个公平的社会，而这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革命领袖和社会精英（如列宁、孙中山、毛泽东、尼赫鲁和纳赛尔）的梦想。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为了提高自身经济绩效，中国和其他推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图1.3表明，这种转型为中国和越南带来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然而，前苏联地区和东欧国家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却导致了经济的剧烈衰退和社会发展诸方面状况的急剧恶化（World Bank，2002a）。欧洲复兴与发展银行于2006年开展的一项调查（EBRD，2007）以及世界银行对29个国家（包括东欧和东南欧国家、波罗的海国家、独联体以及蒙古）的29 000人开展的调查发现，只有30％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比l989年时有所改善。同期，大部分其他发展中国家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建议，推行了减少政府干预、提升市场作用的改革。然而，结果令人失望，其经济绩效在这段时期内不同程度地恶化了（Barro，1998；Easterly，2001 a）。
　　持续的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相应的制度变迁，是现代社会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力（Hayami and God0，2005；Kuznets，1966；Landes，1969；Marx，1867--1894；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和制度的引进获得后发优势（Gerschenkron，1962；Landes，1969；Veblen，1915）。如同19世纪的德国、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以及二战后的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学习发达国家在技术和制度方面的经验；类似的，中国和越南这样的转型国家也可以模仿发达国家运作良好的市场制度。这种优势使发展中国家得以在相对较低的成本和风险下，实现快速的技术变迁、产业升级和制度调整。这种优势使发展中国家得以维持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从而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甚至超过某些发达国家。
　　19世纪后期的西欧、二战后的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实现了成功的发展，中国和越南在转型时期也实现了迅速的发展，但为何其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却未能充分利用这种潜在的优势？这正是我在这次讲座中所要探讨的问题。
　　第二部分 探寻繁荣的根本且可变原因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1776年）中分析了如何发展一个国家的问题，这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近年来，不同发展中国家迥异的发展绩效与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迥异的转型绩效，重新引起了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发展问题的兴趣。
　　经济学家为了确定一国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尝试了多种途径，并提出了很多理论来分析一国应该如何实现富裕、穷国政府应该如何改善其经济绩效。从会计角度来看，可以用不同国家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生产率的差异来解释其人均收入的差距。根据这种观点，使一国变富的方法是对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对于新的、更好的技术的采用。然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与生产率的提高本身是内生的（Acemoglu et al.，2005；Lewis，1955；Rodrik，2003），这些差异只是不同国家收入差距的直接原因。因此，我们有必要探寻支撑国家间收入差距直接原因的那些更为根本的因素。
　　经济学家提出了决定国家经济绩效的许多根本性因素。Acemo—glu（2007a）将其归纳为四个主要原因。第一是运气。不确定性、协作、信贷市场和政府政策方面的异质性，能够使一个在其他方面与别国条件相同的国家逃离贫困陷阱（Blanchard and Summers，1987；Howitt and McAfee，1988；Krugman，1981，1987，1991；Leibenstein，1957；Mat-suyama，1991；Murphy et al.，1989；Myrdal，1968；Nelson，1956；Rosen—stein—Rodan，1943）。第二是地理。地理因素可以通过土壤肥力、某些关键资源的可得性、疾病环境和运输成本等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Diamond，1997；Myrdal，1968；Pomeranz，2000；Sachs and Warner，1997，2001）。第三是制度。制度有助于构建工作激励及对技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激励（Acemoglu et al.，2001，2002，2005；Dollarand Kraay，2003；Easterly，2001 b；Easterly and Levine，2003；Needham，1969；North，1981，1990；North and Thomas，1973；Olson，1982；Rodrik，2003；Roland，2007；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第四是文化和社会资本，包括信念、价值、偏好和信任，这些会影响人们对于财富、职业、创造力以及合作的态度（Abramovitz，1995；Bockstette et al.，2002；Chanda and Putterman，2007；Grief，1994，2004；Lal，2005；Landes，1998；Mokyr，1990；North，1994；Putnam，1993；Weber，1930）。
　　Rodrik（2003）把一国经济绩效的根本决定因素分为三类。除Acemoglu所列的地理和制度因素之外，Rodrik还加入了一体化或贸易，这是由实证证据所支持的（这些支持性的研究包括Dollar，1992；Edwards，1998；Frankel and Romer，1999；Sachs and Warner，1995），并且得到了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内的国际组织的大力支持。
　　从理论上讲，在具有多重均衡的模型中，运气作为长期收入不收敛的基本决定因素是合理的。但问题在于，陷入贫困陷阱的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为什么不对其行为作出改变或对其协作作出改善，以使国家从差的均衡转移到好的均衡？事实表明，一些陷入贫困陷阱长达几个世纪的国家和地区会在突然之间开始动态增长，如20世纪60年代的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以及1979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触发了这种突然的增长呢？
　　地理尽管是上述根本决定因素中唯一的外生变量，但并不是绝对的（Rodrik，2003）。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国土都是贫瘠的沙漠或热带土壤，新加坡和毛里求斯都是热带国家，瑞士和博茨瓦纳都是内陆国家。在地理假说中，所有这些条件都被视为长期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然而，瑞士、澳大利亚和新加坡都置身于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列，毛里求斯和博茨瓦纳也在最近几十年中实现了动态增长。欧洲国家在18世纪以及更早的时候曾为众多疾病所困扰（Clark，2007），经济发展使这些国家得以消除疾病、实现环境的改善。因此，不利的环境并非穷国经济发展失败的原因，而恰恰是其经济发展失败的结果。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贸易和一体化（更确切地说是政府的贸易政策）是一种根本性的决定因素。诚然，那些成功的国家从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中获益良多，然而证据表明，旨在整合或分化国际经济的特定公共政策同经济绩效之间并没有很强的相关性（Rodrfguez and Ro—dfik，2001）。而且，我将在本次讲座中指出，贸易或一国的开放程度是内生于政府的发展战略的。因此，贸易不应被视为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
　　文化假说的支持者认为，一国的文化能够影响人们对于工作、休闲、风险、教育、创造力和信任等因素的态度，通过这些影响，文化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绩效。但是，文化往往是一种既定的或变化缓慢的因素，把它当做经济发展的根本决定因素的难点在于，文化无法解释一个国家在长期停滞后的突然起飞，如20世纪60年代的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与印度。文化也无法解释拥有同样文化的国家（如韩国和朝鲜、前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在经济绩效上的显著差异。此外，文化会随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从而不应被视作经济发展的原因。今天，日本工人辛勤工作的态度在世界范围内有口皆碑，然而，以下这段节选自一位应日本政府之邀于1915年访日的澳大利亚专家所写的报告，就足以反映文化的变迁：
　　“当我看到贵国工作中的劳动者时，我对贵国劳动力廉价的印象很快荡然无存。无疑，他们的工资很低，但是他们的生产力同样也很低。看到他们，让我感到你们是一个容易满足的、随性的、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在我与几个经理交谈时，他们说国家文化遗产中固有之习性是无法改变的。”（转引自Bhagwati，1983）研究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认为，制度塑造着一个社会的激励，是一国经济绩效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决定因素。他们认为，良好的制度可以激励人们努力工作，进行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获得更好的技术和改善资源配置，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好的制度，就会实现动态增长，实现富裕。相反，差的制度无法激励人们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事情，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不佳，就会陷于贫穷和经济停滞。然而，制度同样内生决定于经济体中的其他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Binswanger and Ruttan，1978；Friedman，2005；Hayami andRuttan，1985；Marx and Engels，1848；Lin，1989；Lin and Nugent，1995；North，1981；North and Thomas，1973）。此外，尽管少数制度可以实现快速变迁，但大多数制度的变迁都是缓慢的（Roland，2007）。因此，制度假说的支持者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哪些因素导致一些国家拥有好的制度，而其他国家拥有差的制度？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尽管一些国家并没有显著地改变它们的差制度，但却开始实现新的动态增长？
　　制度假说的支持者主要致力于第一个问题的研究，并试图运用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来回答这个问题。Olson（1982）强调了一国分利联盟的增长对制度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一国稳定状态的持续时间的函数。他认为，在没有革命或其他社会动乱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流逝，出于寻租的目的，越来越多的特殊利益者会成功结盟。由于这个原因以及特殊利益组织中宫僚惰性的增长，社会将变得越来越“僵化”。
　　Shleifer and Vishny（1993，1998）以及Grossman and Helpman（1996，2001）把一国政府管制和干预的结构视为政治均衡的结果。在这个均衡中，特殊利益集团通过资助竞选活动来努力赢得政治家的保护，政治家则试图最大化自己的福利，均衡取决于政治家所筹集到的赞助资金和选民的福利。以贸易政策为例，他们认为，特殊利益集团可能会支持低效率的收入转移途径，而不支持效率更高的途径。
　　基于对美洲新大陆经济发展的研究，Acemoglu et al.（2001，2002，2005）认为，欧洲人无法在其面临高死亡率的地方定居，从而更有可能在这些地区建立掠夺性的制度；而在那些死亡率较低的地方，他们就运用从欧洲带来的制度建立起新欧洲社会。这些差制度和好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
　　同样，基于16世纪之后美洲殖民地的早期历史，Engerman andSokoloff（1997）强调了要素禀赋对制度质量的普遍性影响。根据他们的观点，在气候和土壤具有种植甘蔗和咖啡（当时易于获利的作物）的比较优势的殖民地，或者在矿藏丰富的殖民地，由于使用奴隶劳动力具有规模经济，所以在生产中使用了大量的奴隶。强大的殖民地精英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及生产状况，建立起能够确保他们获得不成比例的政治力量和收入分配的社会、政治制度，而由此牺牲的就是经济增长，这就是Engerman and Sokoloff（1997）所指出的拉丁美洲的情形。

前言/序言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辉煌历史的国家，在前现代时期曾经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领先世界科技与经济发展水平。但是，到了近代西方国家快速崛起之后，中国一落千丈，成为世界上最为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使中国重新富强起来一直是中国政府和中国知识分子锲而不舍的追求，也是我自小最感兴趣的问题。同样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摆脱殖民统治，政治上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在其政府的领导下和国际发展机构的帮助下进行了许多努力，试图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除了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并且，经济、社会、政治危机重重。于是，当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率先实行改革开放后，世界上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其政府和国际发展机构的帮助下纷纷进行了经济改革和转型。其结果是，东亚的中国和越南取得了连续30年的快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贫困大量减少；但是，多数其他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不仅未能带来同样令人振奋的发展绩效，而且，还出现了经济、社会、政治上的各种困难。
　　自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以探索财富的本质和国富国穷的原因从而建立了现代经济科学以来，如何使一个国家富强起来是过去二百多年间经济学家们付出努力最多的一个问题，由此也产生了几个影响广泛的理论和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国际发展机构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上所作的诸多努力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当时的主流理论和思潮的影响。

好的，这是一本名为《全球供应链重塑：韧性、数字化与地缘政治影响》的图书简介，完全不涉及您的《经济发展与转型》一书的内容。 --- 全球供应链重塑：韧性、数字化与地缘政治影响 导言：新时代的供应链范式 在过去三十年里，全球化驱动的效率至上原则构建了一个高度精简、成本优化的“准时制”（Just-in-Time）全球供应链网络。然而，从2020年初的疫情大流行开始，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冲击——包括公共卫生危机、极端气候事件、贸易摩擦升级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彻底暴露了这种线性、集中化供应链模式的脆弱性。这不再是简单的“中断”或“瓶颈”，而是系统性的范式转移。 本书旨在深入剖析这场正在发生的全球供应链重塑，探讨其核心驱动力、新兴的战略选择以及对全球经济格局的深远影响。我们不再关注如何实现极致的效率，而是转向如何构建适应性强、具备冗余和透明度的韧性供应链。 第一部分：冲击与驱动力——从效率到韧性 本部分首先回顾了支撑过去数十年全球化的基础框架，并系统梳理了当前重塑供应链的三大核心驱动力： 1. 疫情与气候冲击的“压力测试”： 详细分析了新冠疫情如何揭示了单一来源依赖、长距离运输和库存不足带来的连锁反应。同时，深入探讨了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如亚洲季风异常、欧洲热浪导致的内河运输受阻）如何成为常态化的供应链风险，迫使企业重新评估地理位置和运输模式。 2. 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器： 探讨物联网（IoT）、人工智能（AI）、大数据分析和区块链技术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供应链的可视性、预测能力和决策速度。重点分析了数字孪生（Digital Twin）技术在模拟中断情景和优化实时库存管理中的应用。这不是关于技术本身，而是技术如何支撑战略重心的转移。 3. 地缘政治的“去风险化”浪潮： 分析了“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近岸外包”（Near-shoring）和“回岸外包”（Reshoring）等战略的兴起。本书批判性地审视了各国政府（特别是美欧）通过产业政策、补贴法案（如美国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来重构关键产业（如半导体、关键矿物、医疗用品）供应链的动机、可行性与潜在的贸易壁垒效应。 第二部分：战略重构：新的地理空间与运营模式 供应链的地理分布和运营逻辑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调整。本部分将重点分析企业如何应对日益复杂的监管和安全环境，并采取新的布局策略： 1. 多元化与区域化布局： 对比研究了从“单一全球工厂”到“区域性生产中心”的转变。分析了北美自由贸易区（USMCA）、欧盟内部市场以及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区域经济集团在吸引供应链回流或“友岸转移”中的角色和差异化优势。本书特别关注新兴的“中等密度”供应链模型，即在成本效益和风险分散之间寻求平衡的策略。 2. 增强库存的战略价值： 重新定义了“安全库存”的意义。探讨了企业如何从传统的“零库存”信仰转向基于风险评估的“战略缓冲库存”策略。分析了在不同行业（如汽车制造、生命科学、消费电子）中，为关键零部件设置的最低安全库存水平是如何被重新计算和战略性部署的。 3. 垂直整合与能力控制： 在关键技术领域，企业发现单纯依赖外部供应商风险过高。本书深入分析了在半导体设计、先进封装、稀土加工等环节，大型跨国公司采取的“有限度的垂直整合”策略，旨在确保对核心技术的控制权，而不是完全取代外包。 第三部分：韧性供应链的实践与治理挑战 构建韧性供应链不仅是技术和地理问题，更是一个治理和标准化的挑战。 1. 透明度与数据共享的困境： 韧性要求端到端的透明度，但供应商之间的信任缺失、知识产权担忧和跨国数据流动法规（如GDPR）的冲突，使得完全透明化难以实现。本书探讨了在数据安全和信息共享之间取得平衡的实用框架。 2. 可持续性与供应链责任的融合： 强调韧性与可持续性（ESG）目标的日益趋同。气候风险本身就是韧性风险。分析了如何利用区块链和数字护照技术来追踪产品的碳足迹、劳工标准，确保供应链的“道德韧性”，并满足日益严格的监管要求（如欧盟的供应链尽职调查指令）。 3. 危机管理的新逻辑： 传统的危机管理侧重于事后反应。韧性供应链的实践要求转向“前瞻性韧性设计”。探讨了如何建立跨部门、跨公司的“情景规划小组”，定期进行“黑天鹅”推演，并将供应链的冗余成本视为必要的“保险溢价”，而非纯粹的开支。 结语：从全球化到“智局化” 本书的结论指出，我们正在告别单一维度的全球化逻辑，进入一个由技术、地缘政治和风险意识共同塑造的“智局化”（Intelligently Geographically Distributed）时代。未来的成功者将是那些能够灵活配置其全球足迹、拥抱数字化工具进行实时风险评估，并将供应链视为核心战略资产而非成本中心的组织。 --- 本书适合对象： 供应链和运营高管、首席采购官（CPO）、地缘政治分析师、行业政策制定者、以及所有对理解未来全球贸易和产业布局感兴趣的商业专业人士。

评分☆☆☆☆☆

这本书的书名《经济发展与转型》瞬间勾起了我对世界经济史的浓厚兴趣。我一直着迷于观察不同国家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利用各种资源和策略，实现经济的起飞和变革。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像一本百科全书，为我打开一扇了解经济发展规律的窗口。我期待它能够详尽地介绍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特征，从初期的农业经济，到工业化浪潮，再到如今的信息化、服务化时代，每一步的演进都伴随着怎样的挑战与机遇？我特别想了解那些成功的转型案例，它们是如何打破原有束缚，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的？这本书是否会深入分析科技创新在其中的关键作用，以及教育、制度、文化等软因素如何与经济硬实力相辅相成？我希望它能提供一些深刻的洞察，让我能够理解经济发展并非单一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充满曲折、动态调整、不断学习和适应的过程。

评分☆☆☆☆☆

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倒是颇为引人注目，简洁的配色和抽象的图形，让人对内容充满了想象。我一直对国家间的经济差异和发展轨迹非常好奇，特别是那些经历过剧烈变革的国家，它们是如何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这本书的书名《经济发展与转型》恰好点燃了我心中的这个问题。我希望它能带领我深入了解那些推动经济前进的内在逻辑，以及在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挑战和机遇。我尤其关注那些宏观的政策制定是如何具体影响到微观的企业和个体，以及这些变化又如何反过来塑造了整个经济格局。这本书会不会深入探讨诸如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制度改革等关键要素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的作用？我希望它能提供一些扎实的案例研究，让我能更直观地理解理论的实践性。同时，我也会留意作者是否能描绘出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所面临的独特困境，以及它们是如何寻求突破和实现可持续增长的。这本书的篇幅看起来不小，这意味着内容可能会比较丰富，值得我花时间去细细品味和思考。

评分☆☆☆☆☆

读到这本书的书名，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许多国家转型时期的画面：工厂的烟囱不再冒烟，取而代之的是高耸的写字楼；农田变成新兴的开发区；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一直对这种“旧貌换新颜”的巨变背后的驱动力和具体过程感到着迷。这本书《经济发展与转型》似乎正是针对我这种兴趣而来的。我希望它能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帮助我理解经济发展是如何一步步推进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哪些因素是不可或缺的，哪些又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才能获得的。我期待书中能够分析不同类型经济体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共性问题和个性挑战，例如，一些国家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是否会面临环境污染、社会不平等等问题，而另一些国家在转向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体时，又会遇到哪些新的挑战？我希望作者能够用严谨的学术视角，同时又不失生动性和可读性地展开论述，让我能够从书中获得启发，对经济发展和转型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评分☆☆☆☆☆

当我看到《经济发展与转型》这本书时，我的思绪立刻飘到了那些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变、重塑自我的经济体。我一直对“转型”这个词有着特别的关注，它意味着改变，意味着突破，意味着向前。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为我揭示经济转型背后的深层逻辑，它不仅仅是简单的生产力提升，更涉及到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制度安排的全面革新。我期待书中能够深入探讨那些塑造了经济发展路径的宏观因素，比如全球化浪潮、地缘政治格局、科技革命的冲击，以及它们如何引发连锁反应，迫使经济体不得不进行调整与变革。我尤其对那些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阵痛”感到好奇，比如结构性失业、收入差距扩大、社会思潮的碰撞等等，这本书是否会直面这些挑战，并探讨应对之策？我希望它能提供一些历史的视角和未来的洞察，让我能够站在更高的维度，理解经济发展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评分☆☆☆☆☆

我对《经济发展与转型》这个书名充满了期待，因为它触及了我长期以来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经济增长的动力何在，以及当旧的增长模式不再适用时，如何实现成功的转型。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着复杂的动态过程。这本书的出现，正好满足了我对这种复杂性探索的渴望。我希望书中能够深入剖析那些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石，比如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制度环境的优化。同时，我也非常期待书中能够详细阐述经济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以及成功转型的关键要素。例如，在传统产业面临衰退时，新兴产业是如何孕育和壮大的？政府在引导转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市场机制又如何发挥其调节作用？我希望这本书能提供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框架，同时也能结合具体的历史案例，让我能够更清晰地理解经济发展与转型之间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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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企业只有根据由经济体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选择和技术选择，才会在竞争市场中具有自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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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动态增长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在正确思潮的指导下，发展中国家将能够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动态增长与向发达国家的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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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企业只有根据由经济体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选择和技术选择，才会在竞争市场中具有自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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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不说。162页的内容，有98页正文，剩下全是附录，而且价格还要这么贵！北京大学出版社如果是北京大学的，那就没有一个国有大学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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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制度。政府采纳的政策将会塑造经济中的其他制度和激励结构，并影响他们的质量。林毅夫教授，1986年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得博士学位，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 林毅夫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曾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是第7、8、9、10届全国政协委员，第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家人事部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2005年当选全国劳动模范。 此外，他还担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名人顾问”；2008年2月4日，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并于同年5月31日就任，成为第一位来自中国、也是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到大陆后改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1] 、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全国政协常委[2] 、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回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继续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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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企业只有根据由经济体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选择和技术选择，才会在竞争市场中具有自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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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全师最好的。因为这个连的位置正在马山，是全金门距大陆最近的据点，退潮时离对岸直线距离只有2300米，通过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岸军民的活动，所以多年来都是金门防务部接待外宾眺望的明星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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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写的书很不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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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