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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小军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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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南北朝史
• 十六国史
• 河西地区
• 历史研究
• 史稿
• 古代史
• 凉州
• 敦煌
• 丝绸之路
• 边疆史

出版社： 天津古籍出版社

ISBN：9787806967089

版次：1

商品编码：10241004

包装：平装

丛书名： “河西历史与文化”研究丛书·学者文丛

开本：大32开

出版时间：2009-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43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魏晋十六国时期，各政权各民族间相互攻伐，战乱不息。这一时期的河西地区,先后经历了曹魏、西晋、前凉、前秦、后凉、后秦、南凉、西凉、北凉等多个政权的统治。《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在爬树整理古代书籍、近现代国学大师研究成果和简牍学、敦煌学资料的基础上，将历史上河西走廊这一特殊的地理界域作为一个“经济区”整体来研究，向广大读者展示了在魏晋十六国这一纷乱背景下河西地区的政权更迭、郡守人选、民族融合、经济发展、人口移动、学术变迁等情况。《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是一部值得仔细研读的学术专著。

内页插图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从窦融保据到河西民变
一、窦融保据
（一）窦融保据的政治经济基础
（二）“保据”战略
二、凉州民变与汉魏之际河西局势
（一）凉州民变
（二）汉魏之际河西局势

第二章 北方民族融合的层次与趋势
一、魏晋南北朝北方民族融合诸层次述论
二、“先进化”趋势——立足于魏晋名士放达的考察
三、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民族的地理分布与历史大势
四、魏晋五凉护羌校尉置废与河西民族格局

第三章 魏晋时期河西郡守人选情况研究
一、三国时期蜀、魏凉州政策比较
二、西晋时期凉州刺史、郡守情况考察
三、张轨刺凉
（一）张轨刺凉的原因
（二）从州府政治到门阀政治

第四章 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政治形势研究
一、前凉中后期河西地区政治形势
二、前秦、后凉时期的河西形势
（一）前秦灭凉与治凉
（二）后凉时期的河西形势
三、南凉、西凉、北凉逐鹿河西

第五章 五凉移民与河西学术变迁
一、五凉时期河西的四次移民
二、五凉时期河西移民的影响
三、关于五凉之后河西学术的“转型”问题
四、关于陈寅恪学术观点的争论问题
五、结论

第六章 汉晋之际西北经济背景下的河西
一、关中与河西经济的发展
二、经济交流的进步
三、魏晋动荡与西北经济
四、小结

第七章 十六国时期河西经济的新发展
一、河西农牧业和商业的全面发展
（一）五凉时期的河西战事、移民与经济环境
（二）十六国时期河西农牧业和商业的发展及其成就
二、十六国时期河西经济的新特点
（一）以维持地方性割据政权统治为宗旨的地域经济的发展
（二）十六国时期河西经济区的内外联系与交流
（三）古代河西城市群的形成

第八章 考古所见魏晋十六国河西社会——以河西走廊出土文献为中心
一、《中国西北地域出土镇墓文集成（稿）》相关统计
二、《中国西北地域出土镇墓文集成（稿）》相关统计所说明的问题
三、《神玺二年八月口富昌镇墓文》考释
四、《西凉户籍残卷》与《北凉蔡晖等家口籍》及相关问题
（一）文书内容
（二）文书所见诸问题考述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二）汉魏之际河西局势
　　前已述及，汉末长时间的社会动荡，尤其是凉州民变给河西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在东汉朝廷一直颇具市场的“弃凉”之议不绝于耳，直到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六月，东汉“分凉州河西四郡为雍州”。《后汉书·孝献帝纪》注日：“谓金城、酒泉、敦煌、张掖。” 可知此时河西四郡已为东汉朝廷势力所不及，另置雍州，则是加强对河西的控制。又据《三国志》卷18《庞洧传》注引《典略》：
　　张猛字叔威，本敦煌人也……建安初，猛仕郡为功曹，是时河西四郡以去凉州治远（按，时凉州治冀县，今甘肃甘谷县，故云。引者），隔以河寇，上书求别置州。诏以陈留人邯郸商为雍州刺史，别典四郡。时武威太守缺，诏又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补之。商、猛俱西。初，猛与商同岁，每相戏侮，及共之官，行道更相责望。暨到，商欲诛猛。猛觉之，遂勒兵攻商。……后商欲逃，事觉，遂杀之。是岁建安十四年也。至十五年，将军韩遂自上讨猛，猛发兵遣军东拒。其吏民畏遂，乃反共攻猛……（猛）乃登楼自烧而死。
　　上引两条史料所记同为一事，但《孝献帝纪》记分置凉州事于兴平元年（公元194年），而《典略》则只云“建安初”，未知孰是。而且此事本为东汉朝廷加强对河西四郡的控制而起，但朝廷所任命的刺史郡守却因个人恩怨互相攻击，又给割据西北的军阀韩遂以可乘之机，使河西重新陷入混乱之中，最终事与愿违。显然，经过凉州民变之后，东汉朝廷已经逐渐失去对河西地区的控制能力。此后，河西局势进一步恶化。

前言/序言

　　本书是笔者近年来研习魏晋十六国河西历史的心得，最初的考虑还包括南北朝河西历史，但在准备之时感觉一来资料有限，二来前辈学者已有较多的论述，自己把握不好，因此最终只涉及魏晋十六国河西历史。将书名定为《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主要是因为本书只是我的雕虫之作，许多论点还需以后进一步充实的缘故。由于书中对相关内容已有较详细的论述，故不再重复，这里就想对十六国时期五凉政权的兴衰与“基本经济区”理论结合起来，略作补充。
　　“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冀朝鼎先生在其专著《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中提出的。冀先生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此后，许多学者在这一论断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如邹逸麟先生也指出：“我国封建社会里，每个王朝要站住脚，必须有一个基本经济区以支持此政权。它们对这一基本经济区的农田水利十分重视。秦汉建都关中，建有郑国渠、白渠。汉唐时期是黄河下游平原，大型水利工程多建于此。两宋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王朝的基本经济区，东南水利占全国首位。

好的，这是关于一本不同于您提到的《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的书籍的详细介绍： 《巴蜀文明的曙光：先秦至汉代蜀地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变迁》 导言：被遗忘的西南秘境 本书旨在深入剖析中国西南地区——即古代的巴蜀之地（主要涵盖今四川盆地及周边区域）——从史前时代至东汉中期的漫长历史进程。长期以来，巴蜀文化在主流史学叙事中常被视为“边缘地带”，其独特的文化基因和复杂的发展轨迹常被忽略或简化。本书试图通过整合考古学、文献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最新成果，构建一个立体、多维的巴蜀历史图景，揭示其如何从一个相对独立的史前文化中心，逐步融入并深刻影响了早期中华文明的版图。 第一部分：史前巴蜀的独立演进（新石器时代至商代） 本部分聚焦于巴蜀地区史前文化的独特发展脉络。我们首先考察仰韶文化晚期至马家窑文化对巴蜀北缘的影响，但重点在于展示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等本土遗存的自觉性与创新性。 第一章：宝墩文化的起源与面貌 详细梳理宝墩遗址的发掘成果，分析其早期聚落形态、石器与陶器技术特征。特别关注其在农业定居模式上的独立性，以及早期城址的出现，探讨其与黄河流域同时期文化的关系。 第二章：三星堆的辉煌与谜团 本章是本部分的核心。我们超越对“外来影响”的简单讨论，集中探讨三星堆文明的内在逻辑。从其独特的青铜冶铸技术（如高超的失蜡法应用）、造型诡谲的青铜神像、玉器组合，到象牙、海贝等远距离贸易的证据，勾勒出一个高度发达、具有强烈地方宗教色彩的古国形象。重点分析祭祀坑出土文物的象征意义，试图解读其复杂的宇宙观和王权结构，而非仅仅将其归类为“中原王朝的附属”。 第三章：金沙文化：三星堆的后续与转型 分析金沙遗址如何承接并转型三星堆的文化遗产。考察其社会组织的变化，如王权中心是否依然存在，以及其在技术（如金器制作）上的创新。同时，探讨商代晚期至西周初年，巴蜀地区与其他区域的互动强度变化。 第二部分：周秦之际的剧变与整合（西周至秦并巴蜀） 这一时期是巴蜀历史的关键转折点，标志着其从相对隔绝走向与周秦核心区域的深度接触。 第四章：“古蜀国”的文献再考察 梳理《史记》、《华阳国志》等文献中关于蚕丛、柏灌、鱼凫等“古蜀王”的记载。通过批判性地结合考古发现（如文字符号的缺失或早期文字的萌芽），评估这些神话传说背后的历史真实性，界定蜀文化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地理格局。 第五章：巴子国与苴国：东西巴蜀的并存 重点分析岷江中下游的“巴文化”与“古蜀文化”的差异性发展。考察以川东地区为中心的巴人社会结构，其与四川盆地中部的关系。探讨春秋战国时期，巴蜀在诸侯争霸背景下，如何通过战争和联盟，逐渐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 第六章：秦的征服与“化蜀”的开端 详细叙述秦灭蜀之战（约公元前316年）的历史过程。分析秦灭蜀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文化和制度移植的开端。考察秦人如何建立郡县制（如蜀郡、犍为郡），引入中原的度量衡、文字和徭役制度，以及巴蜀精英阶层对此的反应。 第三部分：汉代巴蜀的“双重身份” (西汉至东汉中叶) 汉代是巴蜀地区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期，其特征在于“汉化”与“本土传统”的奇特融合。 第七章：盐铁专营与经济重心转移 深入分析汉代巴蜀的经济命脉——盐铁业。重点研究“盐井”的兴起，如临邛、武阳等地盐业的发展模式，以及张骞、卓文君等人的商业活动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考察蜀锦、茶叶等特色产品的生产和贸易网络，说明巴蜀如何成为汉帝国重要的财政和物资供应基地。 第八章：蜀道难与交通网络的构建 探讨“蜀道”的军事、经济意义。系统梳理汉代在栈道、津渡上的工程建设，分析这些交通动脉对巴蜀内部区域联系以及对中央集权控制力的影响。探讨“蜀道难”这一认知是如何在汉代被技术手段逐步克服的。 第九章：巴蜀的宗教、丧葬与艺术 这一章聚焦于汉代巴蜀精神文化层面的转型。对比研究汉代画像砖上的图像符号，揭示其如何融合中原的“黄老思想”与本土的巫术观念。详细分析汉墓中出土的陶俑、明器，特别是关于“升仙”、“招魂”的主题，展示巴蜀地区在生死观上的独特坚持。考察蜀锦、漆器等工艺品的审美风格如何在中原审美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 第十章：地方豪强与社会治理 分析东汉光武至明帝时期，巴蜀地区的地方精英（如蜀郡的豪族大姓）如何通过土地兼并和宗族势力，在郡县制下保持相对的自治性。探讨地方官员与本土士人的关系，以及这种结构如何为后来的动荡（如公孙述的兴起）埋下伏笔。 结论：巴蜀——中华文明的活态博物馆 本书总结认为，巴蜀地区并非简单地被中原文明“同化”，而是在一系列剧烈的社会经济变革中，通过吸收、改造、并坚守其核心文化元素，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巴蜀汉文化”。这种双重身份的塑造，为理解中华文明内部的多样性和韧性提供了重要的个案研究。本书的最终目标是让读者看到，在雄伟的巴蜀山水之间，曾经闪耀着一个与中原并驾齐驱、充满神秘与活力的古代文明的光芒。

评分☆☆☆☆☆

这本书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它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关注，这远超我阅读同类题材时的预期。我原本以为会是纯粹的政治和军事史，但作者花了相当篇幅去探讨儒学、玄学以及佛教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演变与渗透。书中对于某个学派在特定地域的传播路径和教义本土化的过程，有着非常细腻的描摹。我仿佛能触摸到那些士人如何在战乱中坚守精神家园，如何通过思想的力量来对抗现实的残酷。那种在“有无相生”的哲学思辨中寻找慰藉的氛围，被作者捕捉得淋漓尽致。读到此处，不禁让人感叹，即便江山易主，物质世界崩塌，人类的精神追求却总能找到出口，这种对精神史的深刻挖掘，极大地提升了全书的厚度和人文关怀。

评分☆☆☆☆☆

从排版和装帧来看，这绝对是一部用心制作的学术精品。纸张的质地厚实，印刷清晰，注释详尽而规范，可以看出出版社对历史文献的尊重。但抛开这些“硬件”上的优点，内容上，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史料矛盾时的那种审慎态度。面对同一个事件，不同史源记载相悖时，作者并非武断地下结论，而是将各种观点并陈，并尝试分析其背后的时代局限性或记载者的立场倾向。这种“存异求真”的研究方法，体现了极高的史学素养。这种处理方式，让读者在阅读时，也仿佛被邀请参与到历史的辩论之中，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既定结论，极大地增强了阅读的互动性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评分☆☆☆☆☆

这部书一入手，首先吸引我的是它那沉甸甸的分量感，仿佛真的捧着一部厚重的历史卷轴。虽然我对那个特定时期的具体事件了解不算透彻，但光是目录和前言，就足以让人感受到作者在史料挖掘和梳理上的巨大投入。我记得其中有一部分内容似乎探讨了当时不同民族之间的互动与融合，特别是关于丝绸之路沿线那些文化交汇点的描述，特别引人入胜。作者并非简单地罗列史实，而是试图去还原那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那种在动荡中寻求秩序、在混乱里孕育新生的复杂心境，读起来让人深思。比如，关于某一特定家族的兴衰描写，就非常生动，仿佛能看到那些昔日豪强们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荣耀。那种将宏大叙事与微观个体命运交织在一起的叙事手法，着实高明，使得原本看似遥远的古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人对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产生了更深层次的同情与理解。

评分☆☆☆☆☆

读完某些章节后，我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特别是涉及到中小型部落或地方豪强与中央政权之间复杂博弈的部分。作者似乎对这些处于边缘地带但又至关重要的势力有着独特的洞察力。他们不像那些帝国君主那样拥有明确的史书记载，需要更多的旁证和推断。我记得有一个章节专门分析了某个游牧民族的内部分裂如何影响了中原王朝的边境稳定，那种对权力结构和文化适应性的精微分析，非常精彩。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规律：稳定往往是表象，权力真空和文化张力是常态。这种对“非主流”历史声音的挖掘和重构，让整个历史图景更加立体和真实，充满了动态的张力，而非静态的教科书式描绘。

评分☆☆☆☆☆

翻阅此书的过程中，我发现作者的文字功底极佳，行文流畅，即便面对的是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频繁的战争变动，也总能梳理得井井有条，逻辑清晰。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其对地理要素的重视，很多地方的分析都巧妙地结合了地形、水文等自然条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这一点往往是许多通史类著作所忽略的细节。我特别留意了其中关于某一特定政权军事部署的分析段落，作者似乎引用了相当详尽的当时的军事文献或地方志中的记载，使得推断显得尤为扎实可靠，而不是空中楼阁式的臆测。这种脚踏实地的研究态度，让人对书中的结论自然而然地产生信赖感。它不仅仅是历史事件的复述，更像是一次严谨的“历史地理学”的考察报告，带着一种近乎考古般的审慎和敬畏。

评分☆☆☆☆☆

了解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地方的变迁也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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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北方民族融合的层次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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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国时期蜀、魏凉州政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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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收到，只是来还不及看的了

评分☆☆☆☆☆

在京东买书要有些书籍的基本知识，现在的书与古书不同路。书籍的历史和文字、语言、文学、艺术、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最早可追溯于石、木、陶器、青铜、棕榈树叶、骨、白桦树皮等物上的铭刻。将纸莎草用于写字，对书籍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约在公元前30世纪，埃及纸草书卷的出现，是最早的埃及书籍雏形。纸草书卷比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赫梯人的泥版书更接近于现代书籍的概念。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约在公元前 8世纪前后出现的简策。西晋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种用竹木做书写材料的“简策”(或“简牍)，在纸发明以前，是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统称为简，稍宽长方形木片叫“ 方”。若干简编缀在一起叫“策”(册)又称为“简策”，编缀用的皮条或绳子叫“编”。 中国古代典籍，如《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以及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近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孙子兵法》等书，都是用竹木书写而成。后来，人们用缣帛来书写，称之为帛书。《墨子》有“书于帛，镂于金石”的记载。帛书是用特制的丝织品，叫“缯”或“缣”，故“帛书”又称“缣书”。 公元前 2世纪，中国已出现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如1957年在西安出土的灞桥纸。东汉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加以改进制成蔡侯纸(公元105)之后，纸张便成为书籍的主要材料，纸的卷轴逐渐代替了竹木书、帛书(缣书)。中国最早发明并实际运用木刻印刷术。公元 7世纪初期，中国已经使用雕刻木版来印刷书籍。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中国书籍的形式主要是卷轴。公元10世纪，中国出现册叶形式的书籍 ，并且逐步代替卷轴，成为世界各国书籍的共同形式。 公元11世纪40年代，中国在世界上最早产生活字印刷术，并逐渐向世界各国传播。东到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各国，西经中近东到欧洲各国，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人类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公元14世纪，中国发明套版彩印。15世纪中叶，德国人J.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术加快了书籍的生产进程，为欧洲国家所普遍采用。15～16世纪，制造了一种经济、美观、便于携带的书籍；荷兰的埃尔塞维尔公司印制了袖珍本的书籍。从15～18世纪初，中国编纂、缮写和出版了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性质和丛书性质的出版物── 《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 18世纪末，由于造纸机器的发明，推动了纸的生产，并为印刷技术的机械化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印制插图的平版印刷的出现，为胶版印刷打下基础。19世纪初，快速圆筒平台印刷机的出现，以及其他印刷机器的发明，大大提高印刷能力，适应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书籍生产的不断增长的要求。 历史进程 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书是在5000年前古埃及人用纸莎草纸所制的书。到公元1世纪时希腊和罗马用动物的皮来记录国家的法律、历史等重要内容，和中国商朝时期的甲骨文一样都是古代书籍的重要形式。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的拷贝都是由手工完成，其成本与人工都相当高。在中世纪时期只有少数的教会、大学、贵族和政府有著书籍的应用。直到15世纪谷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书籍才作为普通老百姓能承受的物品，从而得以广泛的传播。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随著网络的普及书已经摆脱了纸张的局限，电子书又以空间小、便于传播、便于保存等优势，成为未来书的发展趋向。 今天，人们能够了解中国三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状况，知道二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情形，读到优美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一切，都有赖于古代的书籍。 中国最早的书籍，出现于商代，是用竹子和木头做的。竹子和木头是常见并容易得到的东西，在造纸和印刷术发明之前，缺少合适的书写材料，人们就把竹子和木头削成狭长的小片，用毛笔在上面写字。用竹子削成的狭长小片叫“竹简”，用木头削成的叫“木简”，它们统称为“简”。简上通常只写一行字，如果写错了，就用小刀刮去重写，所以古代把删改文章叫“删削”，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书籍开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简也有长有短，最长的三尺，最短的只有五寸。写一部书要用很多简，把这些简编连起来就成为“册”。编册多用麻绳，也用丝绳（称“丝编”）或皮条（称“韦编”）。古书中提到的“韦编三绝”，说的就是著名思想家孔子，因为经常阅读《易经》，把编简的皮条都磨断了三次。一册书根据简的长短决定用几道编，一般用二、三道编，多的用四、五道编。表示书的数量的“册”字，便是一个象形字，很像绳子把一根根简编连起来的样子。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人们已经普遍用竹木简做书籍。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写在丝织上的书－－“帛书”，帛书比竹木简书轻便，而且易于书写，不过丝织品价格昂贵 ，所以帛书的数量远比竹木简书为少。东汉又出现了纸书，纸书轻便、易于书写，价格比较便宜，深受人们欢迎。以后纸书便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晋朝，纸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书和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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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凉州民变与汉魏之际河西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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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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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西农牧业和商业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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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书所见诸问题考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