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與好的生活》由《凱恩斯傳》的作者、政治經濟學傢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攜手他的哲學傢兒子愛德華·斯基德爾斯基寫作,將帶領讀者結閤經濟學與哲學的觀點來審視和思考現代社會所麵臨的經濟難題,並嘗試找到金錢真正的價值,告訴讀者什麼纔是美好的生活。
《金錢與好的生活》從偉大的經濟學傢凱恩斯開始寫起。1930年凱恩斯做齣預測,在一個世紀之內,人均收入將穩定增長,人們的基本需要將得到滿足,工作時間不會超過每周15個小時。但是很顯然,凱恩斯錯瞭。盡管人均收入確有增長,但我們卻似乎越來越不滿意自己的生活,工作時間也變得越來越長。那麼,我們究竟需要多少錢?或者,多少錢對我們而言纔足夠?作者認為,這是一個當下迫切需要解答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作者啓發我們去思考,我們真正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的,以及如何纔能過上這樣的生活。
《金錢與好的生活》由《凱恩斯傳》的作者、政治經濟學傢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攜手他的哲學傢兒子愛德華·斯基德爾斯基寫作,將帶領讀者結閤經濟學與哲學的觀點來審視和思考現代社會所麵臨的經濟難題,並嘗試找到金錢真正的價值,告訴讀者什麼纔是美好的生活。
《金錢與好的生活》從偉大的經濟學傢凱恩斯開始寫起。1930年凱恩斯做齣預測,在一個世紀之內,人均收入將穩定增長,人們的基本需要將得到滿足,工作時間不會超過每周15個小時。但是很顯然,凱恩斯錯瞭。盡管人均收入確有增長,但我們卻似乎越來越不滿意自己的生活,工作時間也變得越來越長。那麼,我們究竟需要多少錢?或者,多少錢對我們而言纔足夠?作者認為,這是一個當下迫切需要解答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作者啓發我們去思考,我們真正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的,以及如何纔能過上這樣的生活。
經濟增長一直被世界各國視為尤為關鍵的發展指標,無論是競選期間候選人提齣的吸引眼球的政見,還是國傢政策的製定,都無一不以經濟增長為目標。由此産生許多貪婪的投機者,他們習慣藉助投資獲利纍積大量的財富。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後,國際上普遍看衰未來的經濟走勢,許多國傢紛紛推齣嚴厲的經濟政策,導緻民怨沸騰。作者在《金錢與好的生活》中特彆強調,財富積纍並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zui終目標,而隻是人們實現美好生活的一個手段。所有的經濟政策與計劃,都必須以這項原則為基本的齣發點,纔能創造齣可持續發展的經濟。
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英國華威大學政治經濟學榮譽教授。他的作品《凱恩斯傳》獲得瞭多個奬項,其中包括萊昂內爾·蓋爾伯奬和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奬。1991年,他獲得終身貴族身份,1994年成為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
愛德華·斯基德爾斯基(Edward Skidelsky),英國埃剋塞特大學哲學講師,他的作品有《恩斯特·卡西爾:zui後的文化哲學傢》,並定期為《新政治傢》雜誌、《每日電訊報》、《展望》雜誌撰稿。
引言 // IX
第1章 凱恩斯的預測失敗瞭
凱恩斯的預測應驗瞭嗎 // 007
對平均數的誤讀 // 010
凱恩斯的預測為何會失準 // 017
第2章 失控的浮士德式交易
烏托邦:從理想到曆史 // 038
經濟學傢:從貪婪到自利 // 042
浮士德與魔鬼的賭局 // 051
資本主義真的會滅亡嗎 // 056
未兌現的承諾:從馬剋思到馬爾庫塞 // 062
第3章 財富的價值
古代歐洲和古代亞洲的金錢觀 // 081
美好生活的夢想黯然失色 // 091
第4章 幸福的幻影
幸福是什麼 // 107
幸福的悖論 // 113
幸福經濟學的兩個謬誤 // 118
第5章 增長的天花闆
信仰問題還是科學問題? // 143
環保主義的道德根源 // 151
人如何與大自然和諧相處 // 156
第6章 美好生活的7個基本元素
基本元素的清單 // 175
基本元素的實現 // 195
第7章 這個時代需要變革
道德碎片的影響力 // 216
給政府的政策建議 // 223
經濟前景的升級 // 244
緻謝 // 251
譯後記 // 255
1928年,凱恩斯對著一群劍橋大學本科生做瞭一場演講,主題為“我們後代的經濟前景”。凱恩斯知道這些學生對資本主義不抱幻想,他們傾嚮於把當時的蘇聯視為指路明燈。凱恩斯早就意識到,進步是一個“被弄髒的信念,被煤灰和火藥染成瞭黑色”,而且,共産主義的召喚如此誘人,它甚至被視為 “一個偉大宗教的zui初萌芽”。如果凱恩斯要引導他的聽眾遠離這個神明,他就需要說服他們相信資本主義也是一個烏托邦計劃,而且比共産主義更有效率,因為它是實現人類富足的唯一有效方法。凱恩斯在劍橋大學的這場演講是他烏托邦式理想的首次袒露。
兩年後,當凱恩斯為瞭發錶文章而修改他那次的演講稿時,大蕭條來襲,資本主義似乎在經濟和道德方麵均宣告破産,共産主義顯得更有吸引力。但是,凱恩斯巧妙地改寫瞭他要傳遞的信息,以適應新形勢。凱恩斯寫道:“我們正在遭受的痛苦不是老年風濕病造成的,而是快速變化導緻的生長疼痛,是從一個經濟周期到另一個經濟周期的調整之痛。”大蕭條至少部分是“技術性失業”的一個癥狀,也就是說,“失業源於我們尋找節省勞動力方法的速度,比我們為勞動力尋找新用途的速度更快”。技術性失業指嚮一個沒有工作的未來,但它是自願的,不是被迫的。
凱恩斯把經濟學邏輯用於預測。依據資本積纍和技術進步的曆史速度,凱恩斯指齣,如果資本設備持續以每年2%的速度增長,“技術效率”以每年1%的幅度提高,“100年後,先進國傢的生活標準將是今天的4~8倍”。這一預測使凱恩斯得齣瞭“驚人的結論”,即“假設沒有重大戰爭,人口沒有顯著增加,經濟問題也許就能得到解決,或者至少在100年之內有望找到解決辦法”。
凱恩斯的意思是,人類隻需要用目前工作投入的一部分就能滿足其全部的物質需求,每天zui多工作3個小時即可“滿足我們的本性之惡”。由此,剩餘的大量時間可能會使人齣現如“貴婦”般因空虛而導緻的那種“精神崩潰”。但是,凱恩斯並不希望如此。相反,他期待這樣一個時刻的到來:現在隻限於藝術傢和自由自在之人的自發、愉快的生活態度,能擴散至整個社會。該文章混雜著亞裏士多德和《新約全書》的內容,以令人贊嘆的辭藻將文章推嚮瞭高潮。
在我看來,我們可以自由地迴歸宗教和傳統道德中某些確定無疑的原則,比如,貪婪是一種惡習,強索高利貸是一種輕罪,愛財令人嫌惡,那些真誠地走美德和智慧之路的人zui不需要為明日擔憂,等等。我們應再次重視目的而不是手段,更偏好美德而不是效用。我們將尊敬那些教我們如何閤乎道德地充分利用時間的人,尊重那些能夠從物品、野百閤中直接享受到樂趣的可愛之人,他們不必辛苦勞作,也不用紡紗。
凱恩斯的朋友、哲學傢弗蘭剋·拉姆齊,用一個詞來形容這種天堂般的狀態—“樂土”。
因此,資本主義是一種努力奮鬥和賺錢的生活狀態,是一個過渡階段,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這個目的就是美好生活。這是怎樣的一種生活呢?凱恩斯是劍橋哲學傢喬治·摩爾的學生,摩爾在其著作《倫理學原理》(Principia Ethica)中寫道:“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知或所能想象的zui有價值的事情,莫過於某些確定的意識狀態,它們大緻可以錶述為人類享受美好事物的愉悅體驗。”他繼續寫道:“為瞭讓它們在某個時點盡可能地充裕,任何人都有理由承擔起公共或個人職責……是它們……構成瞭人類理性行為的zui終結果和社會進步的唯一標準。”
凱恩斯後來說,這始終是他“內心深處的信仰”。作為一名經濟學傢和思考者,凱恩斯的大部分人生是在資本主義 “水深火熱”的世界裏度過的,但他也總能騰齣時間去追逐藝術、愛和知識。凱恩斯的性格具有兩麵性—目的性和衝動性,那篇題為“我們後代的經濟前景”的文章就是他通過將自己性格的兩麵性分彆投射到現在和未來,以達到調和狀態所做的一次嘗試。
這篇文章在當時幾乎被漠視,因為它對於嚴肅的討論來說無異於幻想。實際上,它是凱恩斯為時局所寫的一篇短文章。文章的內容和論點僅包含在不到12頁紙中,而且觀點比較零散,說明也不充分。他的一名學生寫道:“凱恩斯當時的處境是zui好的,也是zui糟的。處境糟是因為他的某些社會和政治理論經不起細細推敲,隻要消費是顯而易見的和充滿競爭性的,社會就不可能缺少新需求……處境好是因為他展示齣徘徊、探究、直覺和刺激性的思維。”
但是,即使這篇文章中充斥著未來主義,它仍然涉及凱恩斯的主要關注點—持續的大規模失業。文章為凱恩斯一鳴驚人的經濟政策革命提供瞭“理想”的動力,他的經濟政策是:持續的充分就業不受經濟下滑的乾擾,這是通往那篇文章所描繪的烏托邦的zui快路徑。凱恩斯想要確保資本主義製度全速運轉,以加速它終結之日的到來。
自他寫下那篇文章之後,至今80多年過去瞭。我們是他的“孫子輩”,甚至是他的“重孫輩”。那麼,凱恩斯的預言應驗瞭嗎?
……
本書意在反對那種貪得無厭,即讓我們做不到“適可而止”的心理傾嚮。這裏所說的“我們”既指個體,也指整個社會。“貪得無厭”指的是經濟上的不知足,即渴望擁有越來越多的金錢。本書針對的主要是富裕國傢,這些國傢擁有足夠多的財富,可以過一種體麵的群體生活。至於貧窮地區,那裏的民眾生活得很貧睏,“不知足”是他們未來纔需要考慮的問題。但無論社會是貧是富,當富人的富裕程度遠超多數人的生存糊口所需時,人們就會看到“不知足”的身影。
馬剋思主義者堅持認為,經濟上的不知足是資本主義的産物,它會隨著資本主義的滅亡而不復存在。基督徒認為,經濟上的不知足是原罪的産物。本書兩位作者的觀點是經濟上的不知足根植於人類的本性,我們傾嚮於跟自己的同胞攀比,從而發現自己的不足。這種本性因資本主義而變本加厲,貪得無厭曾經隻是富人的異常行為,現在卻成瞭社會的常態。
資本主義是一柄雙刃劍。一方麵,它使物質條件的大幅改善成為可能。另一方麵,它激發齣某些zui遭人詬病的人性,比如,貪婪和妒忌。我們所提倡的是,通過迴想古往今來和所有文明中zui偉大的思想傢對“美好的生活”的闡釋,嘗試改變現有的政策,以幫助我們實現“美好的生活”這個目標,並再度鎖住那個“惡魔”。
為此,我們將挑戰今天以國內生産總值(GDP)的增長作為經濟政策主要目標的做法。我們並不反對經濟增長,但我們認為,不僅要問一下經濟為何增長,而且要問一下增長的是什麼,這纔閤理。我們希望閑暇時間要有所增多,而汙染要有所減少。這兩點是關於人類福祉的理性理念的一部分,但卻被排除在國內生産總值之外,因為國內生産總值衡量的隻是市場交易的國內産值部分,它並未減去“汙染”,也沒有加上“閑暇”。因此,國內生産總值增長到何種程度纔會提高國民福祉,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對非常貧窮的國傢來說,國內生産總值的增長也許有意義,但對於富裕國傢而言,國內生産總值也許已經過多。我們的觀點是,對於世界上的富裕國傢來說,國內生産總值應被視為旨在實現美好生活政策的一個副産品。隻有進一步觀察,纔能看清楚國內生産總值的結果是正是負,抑或靜止不變。
本書並不想探討公正的原則,而是想討論美好生活的構成。大多數現代政治理論都抽象地以對何謂正義或公平的思考作為切入點,並從這種“公正”社會的安排展開討論。我們的方法有所不同。我們從個人及其需求入手,並在此基礎上設法描繪齣一幅共同利益的圖景。現階段,分配問題處在公平、正義討論的核心位置,雖然它非常重要,但隻在美好生活需要它的情況下纔是這樣。
想象有這樣一個世界:大部分人每周隻工作15個小時。但是,因為他們的勞動成果會在全社會範圍內更加公平地加以分配,所以,他們的工資跟現在一樣多,甚至更多。清醒的時候,人們更多是在休閑,而不是忙於工作,這是經濟學傢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1930年發錶的文章《我們後代的經濟前景》中所做的展望。這篇文章的論點簡單明瞭:技術進步使每個工時産齣的增加成為可能,人們用來滿足需求所花的工作時間就會越來越少,zui後幾乎不再需要工作。凱恩斯寫道:“人類自從齣現以來,第yi次遇見瞭一個真實且永恒的問題,即當從緊迫的經濟束縛中解放齣來,應該如何利用它的自由?科學和復利的力量為人類贏得的閑暇,使人們過上睿智、愉快和滿意的生活。”凱恩斯認為,這種狀況也許會在大約100年後實現,即2030年。
考慮到寫作的時間,凱恩斯這篇關於未來的文章被當時的人所忽視,也就不足為奇瞭。那時,世界上還有很多棘手的問題需要解決,包括走齣大蕭條的陰影。此外,凱恩斯自己也從未明確地重提他的願景,但他一直是在“一個無須工作的未來”這樣一個理想的背景下思考問題的。事實上,因其《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and Money)這本巨著,凱恩斯成為以研究短期失業而非長期經濟進步蜚聲國際的理論傢。然而,我們有充分的理由重拾凱恩斯提齣之後又遺棄的那些問題。
首先,凱恩斯提齣瞭今天我們幾乎不探討的問題:擁有財富的目的是什麼?我們需要擁有多少錢纔能過上美好的生活?這似乎是無法迴答卻又不是微不足道的問題。掙錢本身不應該是目的,至少對於沒有罹患嚴重神經錯亂的人來說如此。如果說我的生活目標是賺取越來越多的錢,就好比說我吃飯的目的是讓自己變得越來越胖一樣。對個體是正確的事情,對社會也是正確的。掙錢不是人類永恒的事業,這是因為錢除瞭用來消費,沒有任何彆的用處。我們不可能持續地花錢,總會到達一個臨界點,那時我們會感到滿足,或感到厭惡,也可能二者兼有。我們會這樣嗎?
其次,我們所處的西方世界再次陷入“大緊縮”,這是1929~1932年大蕭條以來zui糟糕的情況。巨大的危機就像一次體檢,暴露瞭社會製度的缺陷,並促使人們尋找它的替代品。接受檢查的是資本主義製度,凱恩斯的論文恰巧提供瞭一個有力工具,可以據此對資本主義的未來加以思考。這場危機揭露瞭該製度的兩個缺陷,但由於人們對“即使付齣任何代價也要實現增長”的做法幾乎毫無異議,這兩個缺陷就被掩蓋瞭。
資本主義製度的第yi個缺陷是道德缺陷。2008年經濟危機再度錶明,目前的製度是以貪婪和攫取為動機的,它們與道德背道而馳。這導緻社會分裂成貧富兩極,近年來又分裂為極富和極窮兩大陣營。極富和極貧共存,尤其是在可以讓每個人感到富足的社會裏,這有違我們對公正的定義。資本主義製度的第二個缺陷是經濟缺陷,美國的金融體係本來就不穩定。如同2008年經濟危機那樣,當它失靈時,我們就會瞭解它是多麼效率低下、浪費驚人和令人痛苦。過度舉債的國傢被告知,在這些國傢將它們大部分國民收入用於償債之前,債券市場不會感到滿意。賺錢機器定期齣故障,這更加促使我們考慮什麼纔是更好的生活方式。
再次,凱恩斯的文章促使我們去思考後資本主義的生活會是什麼樣(不管你如何稱呼,一個不再積纍資本的經濟製度就不再是資本主義)。凱恩斯認為,資本主義的基礎動力是“個人受到賺錢和愛財本能的強烈吸引”。他認為,隨著充裕時代的到來,這種基礎動力將失去社會的認可,也就是說,當資本主義的使命完成後,它將不復存在。但是,我們已非常習慣視稀缺為常態,以至於很少有人會想,在一個物質充足的世界裏,什麼樣的動機和行為準則肯定會或應該會大行其道呢?
所以,讓我們假設每個人都可以過上美好的生活。那麼,什麼纔算是美好的生活呢?我們的道德體係和經濟製度需要做齣哪些改變纔能實現它呢?此類問題鮮有人問及,因為我們無法將它們歸類於構成現代智識生活的任何一個領域。哲學傢建構齣完美的公正體係,卻不關心經驗現實的雜亂性。經濟學傢緻力於探求如何zui好地滿足人們的主觀欲望,卻不關心它們是什麼。本書融閤瞭經濟學和哲學的觀點,因為我們相信這兩個學科可以互補,經濟學偏重於實際影響,而哲學偏重於道德想象。本書旨在喚醒“經濟學是一門道德學科”的古老理念;要知道經濟學是研究群體中的人的科學,而不是研究機器人的科學。
本書從探究凱恩斯的預言未能成真的原因開始展開論述。盡管凱恩斯對經濟增長的預測驚人地準確,但為什麼在他發錶那篇文章的幾乎100年後,我們大多數人仍在辛苦地工作呢?我們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在於兩個方麵:自由市場經濟賦予瞭雇主決定工時和工作條件的權力,同時激起瞭我們內心中競爭性的、追求身份和地位的消費傾嚮。凱恩斯很清楚資本主義的種種邪惡,但他假設一旦其創造財富的工作完成,它們就會消亡。然而,凱恩斯沒有預見到的是,邪惡也可能會變得根深蒂固,以緻掩蓋瞭它們原本打算為之效力的那個理想。
凱恩斯並非唯一一個認為壞的動機也可能有益的人,本書第2章對此進行瞭補充介紹。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卡爾·馬剋思、赫伯特·馬爾庫塞還有亞當·斯密,都承認壞的動機也有其積極作用,它甚至可以成為曆史進步的一種原動力。用神話的語言來說,西方文明已經與魔鬼和平共處,從而換取瞭從古至今令人難以置信的知識、權力和歡樂。當然,這是歌德筆下不朽的《浮士德》神話的宏大主題。諷刺的是,我們終於過上瞭富足的生活,但資本主義在我們身上孕育齣的習慣卻讓我們無法正確地享受富足,似乎魔鬼已經獲得瞭它的報酬。我們能擺脫這種命運嗎?或許可以,但隻有我們重新找到被忽視和麯解瞭幾個世紀的美好生活的概念,即美好生活本身是一種富足的生活時,它纔會成為可能。在此,我們必須藉鑒古代東、西方留下的zui寶貴的智慧寶藏,第3章將對此加以概述。
經濟增長造成瞭巨大的破壞,反對經濟增長的聲音近年來逐漸增大。批評者認為,增長不僅沒有使我們更幸福,反而導緻瞭環境的災難。這種觀點是對的,但它未能充分錶達我們對無限增長的更深層次的反對意見,即無限增長毫無意義。把我們反對增長的理由建立在它破壞幸福或環境方麵,這就相當於邀請我們的對手來證明它事實上不具有破壞性,而且他們會很快接受這種邀請。然後,雙方的爭論會進入學術的“死鬍同”。重要的是,在科學傢和統計學傢告訴我們答案之前,我們隻需要記住無止境地追求財富是一種愚蠢的行為。這是我們第4章和第5章論述的主旨。
進入第6章,我們終於可以談積極的內容瞭,即對美好生活的大緻描繪。憑藉對過去所有時空的深刻見解,我們明確瞭7種 “美好生活的基本元素”,隻要擁有它們,就錶明我們過上瞭美好的生活。我們認為政府的首要職責是,在它的權力範圍內,讓所有公民獲得這些基本元素。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是第7章的主題,我們提齣瞭一些政策建議,旨在把人們對財富的無限欲望控製在美德的客觀概念範疇內。除非進行這種控製,否則我們的文明將在劫難逃。
在與朋友和熟人探討我們的想法時,經常會聽到5種反對意見。第yi種反對意見關乎時機的選擇:“現在完全不是談論結束經濟增長的時候。假如凱恩斯還活著,難道他不會敦促我們盡快恢復增長,以降低失業率和償還政府債務嗎?”對此,我們不進行爭辯。但是,我們需要做一個長期政策和短期政策的區分,即自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用於恢復經濟增長的短期政策,以及實現美好生活的長期政策。2008年之後的兩年,總體世界産齣量下降瞭6%。我們必須至少恢復到原來的産齣水平,因為以目前經濟的組織方式,沒有其他方式可以減少失業率和公私兩方麵的負債。但是,我們不應讓時間的緊迫妨礙我們對zui終結果的認識。凱恩斯的烏托邦願景是在大蕭條zui為嚴重的時期描繪的。他寫道:“我寫本文不是立足於現在……而是讓自己擺脫短視的睏擾,奔嚮未來。”這也是本書論述的重點所在。
第二種反對意見關乎我們的建議適用的地理範圍。我們是否認為有些國傢雖然有數百萬居住條件很差、營養不良的人,這些人對他們擁有的一切卻感到滿足?當然不是,我們建議的對象是那些幸福的物質條件已經得到滿足的國傢。在那些物質條件沒有得到滿足的國傢,經濟增長無疑仍是它們要考慮的首要問題。即使如此,如果發展中國傢持續發展,它們終將麵臨與富裕國傢同樣的窘境,因此,不妨提前為此做好準備,以免重蹈覆轍。
第三種反對意見是,“你們的提議將破壞所有的主動性、創造力和願景,導緻人們普遍無所事事”。該反對意見認為我們的想法反映瞭一種頹廢心態,毫不奇怪,這樣的觀點多半齣自美國人。
為瞭消除這種誤解,我們做齣堅定的聲明:本書並非支持無所事事。我們希望人們能有更多的閑暇時間,而閑暇和無所事事的差彆很大,幾乎是兩個極端。閑暇這個詞的真正含義現在幾乎已經被人遺忘,其實它是不帶有任何外在目的性的活動,用康德的話說就是“無目的的目的”。雕塑傢專注於大理石切割,教師專注於講授一個難懂的概念,音樂傢專注於作詞譜麯,科學傢專注於探索時空的奧秘,這些人隻是在做他們擅長的事,並沒有其他目的。他們也許會因付齣的努力而獲得一份收入,但收入並不是激勵他們從事其事業的動力。當然,這是一種理想化的情況。在現實世界裏,包括金錢奬勵在內的外在激勵並沒有完全被人忽略。但是,隻要行動不是齣於必要,而是齣於愛好,不是齣於屈從和勉強,而是自發的,則不會覺得是在做一份辛苦的工作,而是在享受休閑的時光。不遊手好閑,這是我們的理想。但是,因為我們的文化缺乏想象力,這導緻我們認為,相對於旨在改善經濟進程的那種具體的創造和創新而言,所有的創造和創新都需要金錢的刺激。
批評我們的人會反駁說:“這聽上去不錯,但是用誇張的語言來說,外部激勵活動的減少不大可能導緻閑暇的增加。對像我們這樣的懶人來說,隻有金錢的刺激纔會讓我們有所行動。如果沒有金錢,我們天生的惰性就會顯現齣來,不僅不會過上美好的生活,還會産生厭倦、神經衰弱和酒癮。讀幾本俄國小說,你就會明白我的意思瞭。”
對於這樣的反駁意見,我們的應對方式隻能是公開錶達我們的信念。普遍減少工作從未被嘗試過,所以,我們無法確切地知道它會産生什麼樣的結果。但是,我們不能認為它的結果會像我們的批評者認為的那樣悲慘,否則,旨在改善人類福祉的現代歐洲文明中心計劃就會變得空洞和徒勞。如果産業的終ji發展目標是懶散,如果我們的勞作和創造隻是為瞭子孫後代能舒適地靠在一起不停地看電視,那麼,就像奧韋爾所說,所有的進步就是“朝著目標瘋狂地奮鬥,卻希望並祈禱這個目標永遠不會實現”。在激勵自己不斷完成新事業方麵,我們處於矛盾的境地,不是因為我們認為這些業績是值得的,而是因為任何行動都好過不作為,即使有些行動毫無意義。我們必須相信存在真正閑暇的可能性,否則,我們的境遇就真的太令人絕望瞭。
有一種反思給我們帶來瞭希望。一個天生遊手好閑的人,隻有看到獲利的前景之後,纔會受到刺激而采取行動,這種人在現代看來都是很獨特的。經濟學傢視人類為馱著重物的牛馬,需要鬍蘿蔔或者大棒的刺激纔會做事。“用zui少的付齣zui大限度地滿足我們的欲望”,現代經濟理論的開創者威廉·斯坦利·傑文斯給齣瞭他對人類行為的定義。這和古代的觀點相左。在雅典和羅馬,有些公民雖然在經濟上無所建樹,但他們卻積極地參與高層次的事務,比如政治、戰爭、哲學和文學。為什麼不選他們而是選愚蠢的人充當我們生活的嚮導呢?當然,雅典和羅馬公民很早就接受過明智利用閑暇時間的教育。我們的政策建議也隱含著類似的教育。如果我們被訓練成瞭屈從和勉強地利用時間的人類,這樣的社會不可能在一夜之間變成自由人的社會。但是,我們不應懷疑這項任務在原則上是可能實現的。在凱恩斯的傑作發錶後兩年,伯特蘭·羅素寫瞭一篇論文,用其一貫的清晰筆觸,進一步闡明經濟危機的激勵效應:
有人可能會說,有一些閑暇時間固然會令人高興,但如果一天24個小時卻隻工作4個小時,那麼人們將不知道如何打發剩餘的時間。要真是這樣的話,那它就是對文明的一種譴責,這在以前根本不可能存在。從前的人具備自由自在和玩樂的能力,而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能力被對效率的狂熱所抑製……看電影、看足球比賽、聽廣播等,城市人的快樂大多是被動的。這是因為他們的能動性完全被工作占據瞭;如果他們有更多的閑暇時間,他們將會再度享受快樂,因為他們曾積極參與其中。
我們會補充說,主要是因為閑暇已經失去其真正意義上的能動性,退化成被動消費,兩害相權取其輕,我們隻好投身工作之中。波德萊爾在他的《私人日記》裏寫道:“人必須工作,若非齣於興趣,則至少是由於絕望。真理隻有一個,那就是工作沒有享樂那麼無聊。”
第四種反對意見對“賺錢”進行瞭有所保留的辯護。它認為,誠然,賺錢不是人類zui高尚的活動,但在人類追求的主要目標中,它是zui沒有害處的。凱恩斯說得好:“通過獲得賺錢和積纍個人財富的機會,人類危險的天性可以被引至相對無害的道路上,如果不能以這種方式得到滿足,那麼它們也許會找到其他更加殘酷的解決途徑,不顧一切地追求個人權力和權wei,以及其他自我膨脹的方式。”但他又補充道:“為瞭刺激這些行為和滿足這些傾嚮,以如此高的代價玩這種遊戲實在沒有必要。一旦玩傢習慣瞭,以更低的代價同樣可以達到這個目的。”這種說法完美地錶達瞭我們的辯論意見。我們不主張像蘇聯那樣禁止人們賺錢,但“遊戲”也應遵從規則和限製,以免我們離美好的生活越來越遠。
第五種反對意見涉及偏執的個性。約翰·羅爾斯和其他人讓我們相信,自由的國度不會宣揚積極的願景,而是倡導能讓有不同喜好和不同理想的人和諧共處的原則。對於公共政策而言,推銷美好生活這一積極的理念顯然是偏執甚至是集權主義的做法。在適當的時候,我們會再探討這種反對意見;在這裏,我們隻能說它依據的是對自由主義的完全錯誤的理解。通過其漫長的曆史,自由主義傳統被注入瞭古典主義和基督教關於尊嚴、謙恭和寬容的理念中。[我們應該記得,liberal這個詞原本被用來指稱“自由之人”,這一用法在liberal arts(人文科學)這樣的詞組中還保留著。]在20世紀,凱恩斯、以賽亞·伯林和萊昂內爾·特裏林等人是典型的自由主義者,他們想當然地認為推動文明進步是國傢的職能之一。有人認為自由主義暗含著以中立的態度看待不同良善的意思,這是對自由主義的一種膚淺理解。無論如何,中立都是虛構的。一個“中立國傢”會把權力拱手讓給資本的守護者,讓他們從自身的利益齣發,隨意操縱大眾的喜好。
在智識方麵,妨礙所有人實現美好生活的或許就是經濟學,更確切地說,是世界上多數大學裏打著經濟學旗號的死氣沉沉的正統觀念。zui近,有一本教科書這樣寫道,經濟學研究的是“人們如何利用有限或稀缺的資源,想方設法地滿足他們無止境的欲望”。嚴格說來,“有限”和“稀缺”這兩個形容詞是完全多餘的:如果欲望是無限的,那麼,相對欲望來講,資源當然是有限的,不管在絕對意義上我們擁有多麼豐富的資源。我們注定匱乏,不是由於缺乏資源,而是因為我們的欲望過多。如經濟學傢哈裏·約翰遜在1960年所說:“雖然我們生活在一個富裕的社會裏,但在許多方麵,我們仍像生活在貧窮社會裏那樣思考和行動。”貧窮的視角,以及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提高效率的做法都被納入瞭現代經濟學的框架。
過去並非如此。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假設,我們天生對改善的渴望zui終會碰到自然和製度的藩籬,從而進入“靜止狀態”。對於凱恩斯的老師阿爾弗雷德·馬歇爾來說,經濟學研究的是“幸福的物質條件”,這一定義保留瞭亞裏士多德和基督教關於財富的概念,即財富是達到目的的手段。但在馬歇爾之後,經濟學發生瞭變化。利奧尼爾·羅賓斯為經濟學下瞭一個經典的定義,經濟學是“研究把人類的行為當成目的和有多種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關係的科學”。羅賓斯的定義既把稀缺置於經濟學的核心,也摒棄瞭對價值的判斷。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有效達到目的的手段,但經濟學傢們卻對這些“目的”不置一詞。他們假設,目的永遠會超齣為瞭實現它們而任由我們使用的手段,這意味著稀缺是人類生存狀況的一個恒久特徵。
如果稀缺將永遠伴隨著我們,那麼效率和經濟學就有永遠存在的必要,因為效率講求的是如何對稀缺資源進行zui優利用,而經濟學則是教我們如何提高效率的科學。但是,從基本常識來看,資源的稀缺程度時大時小。我們知道,飢荒是物質極度匱乏的情況,而豐收則意味著相對充足的狀況。托馬斯·馬爾薩斯認為,當人口增長超過食物供給時,稀缺程度將加大,反之則縮小。另外,如同大多數人理解的那樣,在過去的200年裏,糧食稀缺已在大部分社會裏不復存在,生活在富裕甚至中等富裕國傢的人不會被餓死。這意味著效率的社會重要性已經削弱,同樣,經濟學中的“效用”也不再那麼重要瞭。
在這個問題上,從需要的角度,而不是從欲望的角度來認識稀缺比較明智。通常,我們也是這樣思考的。不管擁有三處房産的人多麼渴望擁有第四處房産,沒有人認為此人處於悲慘的境況之中。如果我們說“他有的已經足夠多瞭”,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他所擁有的已經足以滿足他的需要瞭”。公然錶明自己的不知足,比如無法控製地想要收集盡可能多的玩偶,這被廣泛視為病態或不正常的心理。原則上,我們都能把自己的欲望限定在需要的範圍內;但問題是,一個競爭性、貨幣化的經濟使我們持續處於強壓狀態。經濟學傢所謂的“稀缺”越來越成為這種壓力的人為製造品。從維持我們生命所需的角度考慮,我們的生存狀態並非稀缺,而是較為富足。
美好生活的物質條件已經具備,至少在世界上的富裕地區如此,對增長的盲目追求隻能讓我們對美好的生活望洋興嘆。在這種情況下,政策的目標和其他形式的集體行動應當讓經濟組織確保每一代人都能享有美好生活的元素,比如健康、尊重、友誼和閑暇等。經濟增長應被視為一種副産品,而不是追求的目標。
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觀念的轉變勢必影響我們對經濟學的態度。zui大化地有效利用我們的時間,將變得越來越不重要,自羅賓斯以來發展起來的“科學”的經濟學將會被人們從社會科學的王座上拉下來。凱恩斯期待有一天經濟學傢能和牙醫一樣不可或缺,人們會像需要牙醫那樣需要經濟學傢。但凱恩斯並沒有用“醫生”打比方,凱恩斯的話可以被解讀為,因為他認為經濟學傢應該處於人們生活的邊緣,而不應控製人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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