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23
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是首批來華的法國傳教士,到北京後和張誠一起在宮中為康熙服務,深得康熙寵愛。白晉很早就開始瞭對中國文化的研究,1697年返迴法國,在巴黎做講演時他曾說:“中國哲學是閤理的,至少同柏拉圖或亞裏士多德的哲學同樣美”,由國傢清史委員會編著的德國學者柯蘭霓的《耶穌會士白晉的生平與著作》一書,有助於讀者對白晉其人其成就深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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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士白晉的生平與著作》以法國耶穌會士傳教士白晉的生平為綫索,著重介紹瞭他在華期間鑽研中國古代典籍並探索其與《舊約》之聯係所做的努力,描繪瞭白晉重點研讀《周易》並通過對歐洲和中國的語言及神話傳說進行比較,創立跨文化的索隱派體係的過程。同時還勾勒齣影響瞭17—18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事件——中國禮儀之爭、傳教區各勢力的爭奪,以及康熙朝廷與羅馬教廷往來的史實。《耶穌會士白晉的生平與著作》對索隱派以及基督宗教這些堪稱東西方共同的文化遺産的專題論述,具有重大的思想史意義,使得長期以來遭忽略的索隱派思想研究更邁進一步。
2.索隱派思想在耶穌會神父白晉的一生當中2.1白晉早年的成長經曆
2.1.1早年在法國的生活
白晉的童年和少年時代鮮為人知,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他是1656年7月18日在法國勒芒(LeMans)齣生的。父親ReneBouvet是當地高級法院的法官。白晉有兩個兄弟和兩個姐妹。他的兩個兄弟Louis和Rene接受瞭法律方麵的教育,並且像他們的父親一樣成瞭法官。白晉的大姐Marie—Louise後來成為Notre-Damed'Alencon修道院的修女,他的二姐嫁給瞭一位皇傢財産谘詢師Marays。
年輕的白晉卻被送到位於弗萊徹(LaFleche)的耶穌會學校HenriIV學習,這為他今後的生活道路奠定瞭最為重要的基礎。當時弗萊徹耶穌會學校並不像其他學校一樣教授一些通常意義上的學科,它實際上是一所綜閤性的學校,開設瞭從語法課直到神學課幾乎所有的課程。此外,弗萊徹耶穌會學校遵循由耶穌會士P.Aquaviva1599年製定的名為“學習綱領”(“RatioStudiorum”)的基本原則來培養學生,其課程包含一套係統而且完整的培養年輕基督教徒的計劃,目的就是使這些年輕人將來能夠勝任國傢部門或教會中的重要職位。其中人類科學、哲學和對基督教徒至關重要的神學在所設課程中占瞭十分重要的地位。
白晉在弗萊徹耶穌會學校學習的時候,對數學和物理尤感興趣,他也深入研究這兩門學科並掌握瞭大量的數理知識,後來正是這些知識幫助他在中國贏得瞭極大的聲譽。
在弗萊徹期間,白晉聽說瞭關於偉大的耶穌會中國使者利瑪竇(1552—1610)和神秘的“中部王國”——中國的很多事情。在此之前,白晉一直將耶穌會士沙勿略(FranciseoXavier,1506—1552)視為自己的偶像,沙勿略希望能夠到偉大的中國遊曆傳教,但他最終也沒能實現自己的夢想。白晉來到弗萊徹不久,就萌發瞭要到中國去,實現自己偶像的願望的想法。1673年10月9日白晉加入瞭耶穌會,此時他已經將成為中國使者當做瞭自己未來的目標。後來他曾寫道:“我決定獻身於中國使團,在我加入耶穌會的時候就已有此計劃。”隻有十五六歲的白晉為自己確立瞭終生的奮鬥目標。在後來的日子裏,白晉剋服種種睏難,始終不渝地追求著這一目標,其堅強的意誌力和持久的韌性由此可見一斑。
兩年的修士見習期結束後,白晉立刻又迴到學校繼續研究對他今後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的雄辯術、哲學、數學和物理等學科。在那個時代,並非每個傳教士都掌握瞭白晉所學的這些知識,而後來所發生的一切證明,掌握這些知識有多重要。從他1716年寫給耶穌會會長坦布裏尼(Tamburini)的一封信中可以看齣,白晉對希伯萊喀巴拉、古埃及象形文字以及柏拉圖和畢達哥拉斯的哲學都曾有所研究。
1676年白晉重新被委派到弗萊徹,並在那裏學習哲學。1680年白晉成為坎佩爾(Quimper)的教師。雖然白晉對自然科學更感興趣,但長上卻安排他開設瞭文學課。盡管如此,他仍然兢兢業業地工作,直到因病被迫停止教學。白晉痊愈後在聖瑪利亞學院(CollegeSainte-Marie)逗留瞭一段時間,在那裏他得到瞭充分的休整,並且得以心無旁騖地繼續研究神學。在這樣一段相對悠閑的日子裏,白晉卻感到自己時刻被加入中國使團的誓言所催促著。
之後,年輕的教士白晉來到瞭位於Clermont的著名的Louis-Le-Grand學院,Clermont是當時天文學研究的中心城市。由於天文學在中國非常被看重,所以這段經曆對白晉以後的生活道路也起到瞭至關重要的作用。
當耶穌會在華的指導者——柏應理(P.PhilippeCouplet,1623—1693)來到巴黎的時候,白晉第三個學年的神學學習正好剛開始。柏應理是受耶穌會士南懷仁(P.FerdinandVerbiest,1623—1688)的委托,來法國招募那些具備自然科學知識的傳教士到中國去的。南懷仁是1658年作為耶穌會使者和天文學傢赴華的,1669年在北京被任命為欽天監監正。南懷仁非常清楚地認識到自然科學知識對在華傳教的至關重要性,所以他纔想從當時在科學發展上處於領先地位的法國招募自然科學傢作為使者派到中國,以此建立與傳統的葡萄牙省有所區彆的法國省。有關這次赴華傳教人員的篩選問題,1678年8月15日南懷仁在北京寫道:“天文學和所有與數學有關的學科,尤其是光學、算學以及理論和實踐機械學,在中國人的眼中是科學的精華部分……憑藉天文學華麗的外衣,傳教士們就更容易在王公大臣那裏宣講我教的神聖教義,而那些王公大臣可以很好地庇護我們的教堂和傳教士。”
柏應理1684年9月15日在一位年輕華人的陪同下到達凡爾賽(Versailles)時,引起瞭巨大的轟動。法國國王路易十四(LouisXIV)的懺悔神父、耶穌會士蔡思(P.FrancoisdelaChaize,1624—1709)將其引薦給瞭國王,並且請求國王對派遣傳教士的事情予以幫助。
蔡思在寫給當時的耶穌會總會長P.Noyelle的信中是這樣描述這次會見的:“我將柏應理推薦給尊敬的陛下,他嚮我們偉大的國王報告說,如果一些有纔華、有德行的人赴華就可以有很好的成就。我們的陛下對異域文明格外欣賞並命令我從陛下的臣僕中選擇一些掌握瞭足夠數學知識的傳教士派往中國。”
柏應理積極地為促成此事努力著,並力圖使會長相信往中國派傳教士可以為耶穌會帶來聲譽和好處。除此以外,當時法國的政治和經濟狀況也有利於這項計劃的實施:“太陽王”幾乎實現瞭他全部的大陸計劃,隻是在海上,法國的地位還無足輕重。法國的貿易繁榮,統治者正在物色新的目標,他們想分享印度的寶藏,另外被葡萄牙占領瞭一百多年的澳門也深深地吸引著他們。在葡萄牙的統治下,天主教的教會在遠東地區不但站穩瞭腳跟,而且深入到中國宮廷裏。那時統治中國的是清朝皇帝康熙,名為玄燁。現在法國終於有瞭一個在遠東施加影響的機會,所以路易十四欣然接受瞭耶穌會有關往中國派傳教士的提議。
……
總序
纂修清史是我國新世紀標誌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3000餘萬字的清史主體工程及文獻、檔案整理和編譯工作。廣大史學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責任感和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編纂工作,科學總結曆史經驗,繼承和弘揚民族優秀文化,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
世界各國從分散發展到趨於一體,大抵從15、16世紀開始,直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形成瞭資本主義的世界市場和世界體係。清朝從1644年到1912年共延續瞭268年,這是世界曆史發生深刻變化的重要的轉摺時期。在這個特定的曆史條件下,清王朝卻依然以“天朝大國”自居,閉關自守,使封建社會的中國越來越落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傢,在洋槍洋炮麵前不堪一擊;西方列強用大炮打開瞭中國的大門,使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傢。在18世紀世界曆史的大變局中,“康乾盛世”不過是中國封建社會“落日的輝煌”,而到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後,清朝日益衰頹,已奏起瞭“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確定它的基本內容,以及確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論、原則和方法時,不能脫離清王朝社會發展過程中世界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的廣闊的社會曆史背景。
在編纂清史時要有世界眼光,這已是廣大史學工作者的共識。不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曆史的範疇中去分析、研究和評價,既要著眼中國曆史的發展,又要聯係世界曆史的發展進程;而且還要放眼世界,博采眾長,搜集和積纍世界各國人士關於清代中國的大量記錄,汲取外國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為我所用。正是從這一基本認識齣發,國傢清史編纂委員會決定編輯齣版“國傢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叢刊”(以下簡稱“編譯叢刊”)。
清朝建立之初,與世界各國曾保持著一定程度上的接觸。後來中國的大門一度被關閉而後又被強行打開,這期間,外國的傳教士、商人、外交官、軍隊、探險傢、科學考察隊蜂擁進入中國,東方古國的一切都使他們感到新奇。基於種種不同的目的,他們記錄下在華的所見所聞。這些記錄數量浩瀚,積存在世界各國的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或私人手中,成為瞭解清代三個世紀曆史的珍貴資料。由於西方人士觀察、思考和寫作習慣與中國人不同,他們的記錄比較具體、比較廣泛、比較注重社會的各個階層各個方麵,因而補充瞭中國史料記載中的不足。“編譯叢刊”將從中選取若乾重要資料譯介給國內的讀者;對早年問世的具有開拓性、奠基性價值,但不為中國學界所熟知的作品,我們也將同樣給予關注;此外,反映當代國外清研究新的學術思潮、前沿問題、熱點問題和重要成果的學術專著,“編譯叢刊”也將及時地介紹給中國學術界。
從中國史學的曆史與現實齣發,有選擇地介紹國外新史學的一些理論與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曆史學傢提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曆史學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瞭”,主要是強調擴大曆史學傢的視野,拓寬曆史研究的選題;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曆史學”,努力將社會精英的曆史變成社會大眾的曆史,將韆百年來隱藏在曆史幕後的社會大眾推上曆史的前颱。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曆史研究整體化趨勢的推動下,齣現瞭一係列曆史學分支學科,如社會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經濟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會生態史、環境史、婦女史、城市史、傢庭史等等,對於纂修清史有一定的藉鑒作用,這些都將在“編譯叢刊”的作品中有所體現。
人類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間不斷交流和融閤的曆史。任何國傢的文化都必須通過與異質文化的對話和交流獲得營養,從而不斷發展壯大。纂修清史必須排除閉關自守的文化排外主義的乾擾,破除中西對立的僵化思維方式,以開放的胸襟、兼容的態度和科學的精神對待國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為它們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願“編譯叢刊”在新世紀中外交流的廣闊背景下,作為一座文化的橋梁、友誼的橋梁,為纂修清史做齣更多的貢獻。
於沛
2004年5月
譯後記
2002年,承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張西平教授的信任,將柯蘭霓(Claudia von Collani,德國)女士於1985年問世的博士論文《耶穌會士白晉的生平與著作》(P.Joachim BouvetS.J.Sein Leben und sein Werk)交與我翻譯。該書以索隱派人士的大量手稿和信件為依據,資料翔實可靠,具有極高的史學價值,成為索隱派研究的重要參考書籍。後又濛先生推薦,譯作被列入國傢清史編纂委員會組織的“編譯叢刊“。清史纂修,意義深遠,忝列其中,榮幸之至。
白晉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是在華索隱派的創始人。他於清康熙年間作為耶穌會傳教士入華,後畢生服務於清廷,且深受康熙皇帝的寵愛。在康熙的安排下,白晉研究《易經》數年,著有《康熙皇帝傳》、《古今敬天鑒》、《易經釋義》等書。
目前,國內學者對白晉及其所創立的索隱派研究不多,可以藉鑒和參考的資料更少,因此翻譯該書對我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挑戰。所幸的是,我得到瞭許多人的支持,使我得以最終完成譯作。首先我要深深感謝張西平教授的熱情鼓勵和無私幫助,在盡力為我提供所需參考資料的同時,積極促成我與原著者聯係,譯稿草成後還花費瞭大量時間審閱和修改,並欣然撰文作序。特彆是四年來麯諄諄教誨、耳提麵命,體現瞭先生嚴謹、務實的治學態度,使我深為摺服,受益匪淺。
柯蘭霓女士對本書得以在中國齣版十分欣慰,錄自撰寫瞭中文版序言,在翻譯過程中,她耐心細緻地解答我所遇到的各種問題,並審閱瞭譯稿中的西文部分。中國人民大學的雷立柏(Leopold Leed,奧地利)先生多次與我會麵,對我的翻譯工作悉心指導,逐字逐句地審閱譯稿,還承擔瞭書中拉丁文部分的翻譯。中國人民大學的吳莉葦老師也為我提供瞭一些參考資料。此外,德國《華裔學誌》的馬雷凱先生( Roman Malek)無償提供瞭本書的中文版權,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組和大象齣版社的工作人員也為本書的齣版付齣瞭辛苦的勞動。在此,對他們一並緻以深切謝意!
由於本人水平所限,不當之處,歡迎各位學界前輩和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譯者
2006年9月22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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