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丛刊的选材眼光独到,看得出编纂者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下了极深的功夫。我尤其欣赏它在选取非主流或地方性史料方面的魄力。很多时候,我们对元明两代的认知往往局限于那些被反复引用的正史或通史,但真正的历史细节、社会风貌和民间疾苦,往往藏在这些看似零散的“笔记”之中。它们如同历史河流中的无数支流,虽不显宏大,却汇聚成了对那个时代最真实、最鲜活的认知图景。阅读这些零碎的记录,就像是与数百年前的文人墨客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他们记录的那些琐事、轶闻、风俗人情,远比冰冷的帝王将相更具烟火气。对于想要深入挖掘元明社会结构、思想流变,乃至日常生活百态的研究者来说,这无疑提供了一批极其宝贵的“第一手”的间接资料。
评分我必须提及,这套书的出版,为特定领域的研究者解决了一个巨大的难题——资料的可获得性。许多珍贵的史料笔记长期以来只在特定的图书馆或研究机构中以孤本的形式存在,普通研究者难以接触或引用。通过将这些原本难以触及的文献整理成系统化、可流通的丛刊,出版方无疑是在做一项功德无量的工作。它极大地降低了学术研究的门槛,使得更多年轻一代的研究者能够直接从原始的、经过整理的文本出发进行探索,而不是被困在二手资料的转述之中。这种对知识普及和学术传承的贡献,远超出了单纯的商业考量,体现了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发扬的深厚责任感。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实在令人眼前一亮,那种传统的繁体竖排版式,仿佛一下子将人拉回了那个纸张泛黄、墨香氤氲的年代。拿到手里,首先感受到的就是纸张的质感,不是那种现代批量生产的滑腻感,而是带着一丝粗粝和厚重,让人忍不住想去摩挲。封面设计虽然没有太多花哨的图饰,但那沉稳的色调和精妙的字体排布,自有一种历史的庄严感。尤其欣赏的是它在版式上的坚持,每一个字的排列、每一行的间距,都透露出一种对传统工艺的尊重。对于热爱古籍或研究历史文献的朋友来说,这种“复古”的体验是极其珍贵的。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件精心制作的文物复制品,让人在阅读文字内容之前,就已经被它浓厚的文化气息所熏陶。这种对细节的打磨,体现了出版方对所选文献本身的敬重,使得阅读过程本身就成为一种仪式感十足的文化体验。
评分这套丛刊的整理工作显然是极其严谨细致的,从校勘的清晰度就可以窥见一斑。在面对古代文献中常见的文字讹误、脱漏或模糊不清之处时,编者没有选择简单地照搬原貌,而是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和上下文逻辑进行了审慎的考订。尽管作为读者,我们清楚地知道历史文献的“原貌”往往充满瑕疵,但一个优秀的版本应当在忠实与可读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此书显然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注释部分虽然克制,但关键之处的说明点到为止,既保持了原汁原味,又最大程度地降低了普通读者在理解上可能遇到的障碍。这种对细节的精益求精,让这套书不仅适用于专业史学家,对于所有对古代史感兴趣的爱好者来说,都是一份可靠且可信赖的读本。
评分从阅读体验的角度来看,这套书的排版方式确实是一把双刃剑,考验着现代读者的适应能力。对于习惯了简体横排的读者而言,初次接触竖排繁体的确需要一个适应期,初读时可能会感到节奏被打乱,需要时不时地停下来校对某些生僻字或异体字。然而,一旦适应了这种古老的阅读韵律,你会发现它有一种独特的韵味,它迫使你放慢速度,用心去咀嚼每一个字句,这种“慢读”反而有助于加深对复杂史料的理解。它不是那种可以快速浏览的“快餐读物”,而是一本需要沉浸其中、细细品味的“慢功夫”书籍。这种强迫式的专注,恰恰是研究古籍时最需要的品质,它让阅读过程充满了挑战,也带来了相应的、更深层次的学术满足感。
评分万祺禄命
评分陈子龙“甫弱冠,闻是举也,奋然来归。诸君子以年少讶之,乃其才学则已精通经史,落纸惊人,遂成六子之数”,世称“几社六子”。几社和其他文社一样,起初是通过以文会友,选择知己,学习制艺,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逐渐演变成一股政治势力。几社成立后汇刻八股文范本《几社壬申文选》,集六子之文,人各六十首。又刻《几社会义初集》、《二集》、《三集》、《四集》、《五集》,几社的声势由此大振。陈子龙的名气亦因之日重,“问业者日进,户外屦满”。崇祯三年(1630年)秋,应乡试,中举人。次年,赴京师会试,“为省中某公所黜”,周延儒建议朝廷重新检阅被废黜考生试卷,朝廷同意,开始重审,陈子龙答卷受到文安之、倪元璐赏识,周延儒“欲置异等”,但因陈子龙卷子存在涂抹,周害怕被政敌温体仁借机攻讦,放弃录取,于是陈子龙落第归里,从事古文词。[1]又作书数万言,极论时政得失,本欲上奏朝廷,被当时松江名士陈继儒戒之而止。 崇祯七年春,再度应会试,因此次主管录取的是温体仁,温体仁极度排斥复社成员,这一年复社成员被录取人数急剧减少,陈子龙自然落榜。受此重大打击,陈子龙几乎心灰意冷,回家闭门谢客,“专意于学问”,作古诗乐府百余章。接着,在松江南园读书、写作,成《属玉堂集》、《平露堂集》。此时关外清军压力与关内饥民起义使得本已衰朽的明皇朝已危在旦夕,同时促使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王阳明后学的空谈误国产生强烈的不满,大声疾呼“经世致用”,以改变残酷的社会现实,陈子龙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这一时期,他为古代中国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做了两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崇祯十一年(1638年)夏,陈子龙以“君子之学,贵于识时;时之所急,务之恐后”的紧迫感,与徐孚远、 陈子龙石刻像[2] 宋徵璧一起,取明朝名卿大臣“有涉世务、国政”之文,“撷其精英”,“又旁采以助高深”,“志在征实”,辑成《皇明经世文编》,凡五百零四卷,又补遗四卷。是书选文以明治乱、存异同、详军事、重经济为原则,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政治、军事、赋役、财经、农田、水利、学校文化、典章制度等等,并根据当时接触到的许多现实问题,对其中一些文章加作旁注,表达了编者的政治主张。陈子龙等人编辑此书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上以备一代之典则,下以资后学之师法”,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扭转“俗儒是古而非今,撷华而舍实”,不务实际的坏风气。它是一部“从历史实际出发,总结了明朝两百几十年统治经验,企图从中得出教训,用以改变当前现实、经世致用之书。这部书的编辑出版,对当时的文风、学风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对稍后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讲求经世实用之学,也起了先行的作用”。 继后,陈子龙整理了徐光启的农学巨著《农政全书》。徐光启负经世之志,“其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至于农事,尤所用心。盖以为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对于徐光启的为人和学问,陈子龙向来是十分敬佩的,早年曾到北京拜访他,“问当世之务”。徐光启谢世后,陈子龙从其次孙徐尔爵处得《农书》草稿数十卷,日夜抄录。崇祯十二年(1639年),“慨然以富国化民之本在是,遂删其繁芜,补其缺略”。“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灿然成《农政全书》六十卷。并作《凡例》,概述《农政全书》基本宗旨、各篇主要内容、思想渊源和徐光启的独到见解。同时抒发了他本人的社会经济主张。编辑《皇明经世文编》和整理《农政全书》,是陈子龙一生中在经世实用方面两项最主要的贡献。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经世”,即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农业生产是何等的重视。
评分京闱二科举首
评分河套墩台
评分礼人儀尚左
评分何左丞赏?
评分夏二子
评分醉学士诗歌
评分冯亦代说:“我在看书时,每逢看到好处,不免自己的身心也进入书中的‘角色’。好像演员在舞台上演戏,演到好处,不由得为所饰剧中人的‘角色’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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