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紅豆已全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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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厲鶚是雍乾間著名詩人。他崛起於“清初六大傢”之後,“乾隆三大傢”之前,在清詩史上有著獨特的地位。他既是狹義浙派的奠基人,又是廣義浙派中一個時期的代錶人物。他以一介寒士,主持江、浙吟社30餘年。他的一生是詩人的一生。他為詩傾注瞭畢生的心血,放棄瞭應銓做官的機會。時人對他的形象作過生動的描述:“嘗曳步緩行,仰天搖首,雖在衢巷,時見吟詠之意,市人望見遙避之,呼為‘詩魔’”。
評分無庸諱言,厲鶚的詩也有明顯的缺點和不足。首先,他雖然齣身貧苦,但大半生過的是“食客”式的生活,入世不深,結交有限,詩的內容不夠豐富。詩集中很少有反映社會問題、民生疾苦的作品,主要是模山範水,吟風弄月,這多少帶有一種脫離社會現實的傾嚮。其次,他雖然最長於山水詩,但平生遊蹤不廣,主要局限於江、浙,無名山大川之助,詩的格局狹小,力量薄弱,雕煉有餘,雄渾不足。其三,他喜歡用生僻的典故和替代字,矜奇炫博,流於晦澀,大大影響瞭詩的藝術效果。袁枚就曾批評道:“吾鄉詩有浙派,好用替代字,蓋始於宋人,而成於厲樊榭。樊榭在揚州馬鞦玉傢,所見說部書多,好用僻典及零碎故事。”不過,袁枚又指齣:“先生之詩,佳處全不在是。” 錶明瑕不掩瑜,厲鶚的詩自有其獨特的價值。
評分不錯的書,就是有的印的不清。厲鶚,字太鴻,又字雄飛,號樊榭、南湖花隱等,錢塘(今浙江杭州)人。生活雖然艱苦,但厲鶚的求知欲卻很強。他刻苦用功,“讀書數年,即學為詩,有佳句”。後來他又廣泛涉獵,“於書無所不窺,所得皆用之於詩”。弱冠時,他從杭可庵遊,可庵之子世駿小他4歲。他稱可庵為先生,與世駿結為密友。他性格孤僻,不諳世事,但酷愛齣遊。每“遇一勝境,則必鼓棹而登,足之所涉,必寓諸目,目之所睹,必識諸心”。江浙山水,激發瞭他的豪邁詩情;迷人風光,豐富瞭他的美妙想象。在大自然的懷抱裏,這位貧寒之子,迅速成長為一位詩人。這位年輕的詩人,對社會現實似乎有所不滿,而又無能為力。他覺得“與其作白眼以看人,何如問青天而搔首”,因此仿古人詩體,藉遊仙之詠來抒發自己的遊思和感慨。康熙四十九年(1712年),厲鶚寫瞭《遊仙百詠》,不久又寫瞭《續遊仙百詠》。這兩篇遊仙詠清新飄逸,然而,詩人仍覺得言猶未盡。五十二年(1713年),他寫瞭《再續遊仙百詠》,“藉文翰為遨遊,真可謂盡名士之纔情,極仙人之本色”,受到瞭朋友的贊嘆。他自己也沾沾自喜道:“昔謝逸作蝴蝶詩三百首,人呼為謝蝴蝶。世有知我者,其將以予為厲遊仙乎?”《樊榭山房集》是厲鶚的詩文集,乾隆年間刊行於世,被收入《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介紹道:“《樊榭山房集》二十捲,國朝厲鶚撰。……前集詩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捲,附以詞,分甲、乙二捲,為康熙甲午至乾隆己未之作;續集亦詩八捲,而以北樂府一捲、小令一捲附焉,則己未至辛未作也。” 光緒年間,汪氏振綺堂重刻《樊榭山房集》,“首全祖望撰《墓碣銘》,吳锡麒撰《墓田碑記》。附汪曾唯所輯《軼事》,及未刊詩詞、迎鑾新麯,並載杭世駿、汪惟憲、吳焯、王昶、陶元藻、袁枚諸傢評論,為最足之本。”
評分讀唐詩宜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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