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宗族社会与宗族观念丛书:中国宗族制度与谱牒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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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尔康 著
图书标签:
  • 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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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谱学
  • 民俗学
  • 历史学
  • 地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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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天津古籍出版社
ISBN:9787806969052
版次:1
商品编码:11242477
包装:平装
丛书名: 中国古代宗族社会与宗族观念丛书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1-05-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35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我对中国宗族史和谱牒学史的研讨,可以说是历有年所,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表读书札记,迄今将近半个世纪。研治内容。主要是在清代时段,对宗族通史、谱牒学史亦下了一点工夫,就中对两汉、南北朝、宋代和近当代宗族史饶有兴趣。关注的焦点,起始是在宗族政治功能方面,跟随主流意识,以族权为封建主义“四权”之一予以批判,揭露其对族人的控制、迫害。80年代中期起,逐渐注意到宗族的社会功能,从正负两方面评论宗族活动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与此同时,致力于近当代宗族、宗亲会史研治,以至进行田野调查,认为其活动的正当性不宜贬抑,如若宗族、宗亲活动中出现不良行为或倾向,宜加引导,而非制裁。

目录

自序
绪论
宗族制度、谱牒学和家谱的学术价值——《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代序

宗族形态与社会
秦汉以降古代中国“变态型宗法社会”述论——以两汉、两宋宗族建设为例
南北朝的宗族结构与士族社会特质论纲
膏粱——士族的最高等第
拟制血亲与宗族
20世纪中国社会各界的家族观及家族活动
20世纪上半叶变异中的家族形态和类型
20世纪最后二十年宗亲宗族活动
当代宗族与现代化关系
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

族谱及其学术价值
古代官府与民间编纂谱牒简史
古代宗族乱以名贤为祖先的通病——以明人《新安萧江宗谱》为例
20世纪上半叶的家谱修纂与谱例的改良
当代家族谱编修与文化取向

宗族文化观念
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当代意义
宗族史在“二十五史”中的表现形式与内容——忽视民众史是“正史”的缺憾
宗族史与家庭史、姓氏文化
姓氏来源与姓氏文化——《百家姓书系》序
当代的州郡谱——《徽州大姓》读后
关于“尔”姓姓源
浅说家庭史的研究历程与趋向
第一部中国家庭“通史——评张国刚主编的《中国家庭史》

附录
从宗族与婚姻形态理解汉代皇权——《汉晋家族研究》序
宗族转型期的一种个案研究——《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序
诚可效法的创新体例秉笔直书的家谱——《月塘康氏家谱》序
新时期早期的族谱——1988年《徐氏宗谱》序
关注精神文明建设的家族史——《徐氏芳名录》序
清代宗族史研究论文存目

精彩书摘

  像《潜山琅琊王氏三修宗谱》卷1《家箴》,明言大祭不到的罚谷一硕。被祭祀的是全族的始祖、始迁祖及于他们辈分接近的人,附祭的是子孙认为值得纪念的先人。有的宗族,如宜兴襟里任氏以“德”、“爵”(官职)、“功”(对宗祠的贡献)为标准。允许晚出的先人陪祀①,这样把祖先以社会地位和财产状况分出等第。宗谱关于祭法的记载,说明宗族内部的等级制,参加祭祀活动的长期性。
  宗规家训,是族谱中异常丰富的资料。家训、家诫,是祖先对后人的训诲,主要讲应当怎样做人;宗规、祠禁,是宗祠允许族人进行哪些活动,不允许族人出现哪些行为。《宜兴镖里任氏家谱》族例:宗人到祖宗坟山樵采放牧,到族人田地园圃山场偷盗或践踏庄稼,均责打三十板。这是保护宗祠和族人的财产。族规的另一内容是干预族人立嗣。《毗陵修善里胡氏宗谱》卷1《祖训》要求,族人立继嗣,“当请命族、分长集议,写立过房,告之祖宗”。宗约还规定和限制族人的职业。《澄江袁氏宗谱》祠规不许族人做奴仆。益阳《熊氏续修族谱》规约禁止宗人做巫师、胥吏。《平江叶氏族谱》宗约警告族人“不可左道惑人,结盟会匪”。在婚嫁丧葬上,《即墨杨氏家乘》家范要求族人,“男子定婚,女子许字,必谋于家长,既决而告庙”。族人有了丧事,房亲要出面主持,族亲不得躲避偷懒,以便孝子得尽守灵之责。对于族人的文艺及闲暇生活,《毗陵修善里胡氏宗谱》家诫要求,不得“唱曲吹弹”,“勿阅淫邪小说”,“勿笼禽鸟、养蟋蟀、放风鸢”,“勿学拳棒”,以免落入下流。宗谱还记载各家族对违背族规的宗人的处罚手段,上述《胡氏宗谱》家规,对“干名犯分”的族人,“押入祠中,笞五十,仍罚银两,若强悍不服,则送官究治”。宗规家训制约族人的思想和行动,是宗族立法,刘王瑞成说它“将道德说教和人的悟性结合起来,把社会伦理同宗教信仰结为一体,在叙述伦理的真谛、风习和法规时,族规将这三者寓于其中,使之成为浑然一体的约束工。
  ……
中国古代宗族制度与谱牒编纂 一、 宗族制度的起源与发展:血缘纽带的社会基石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宗族制度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更是维系社会稳定、传承文化习俗、规范个体行为的强大力量。本著作深入探讨了中国古代宗族制度的起源、发展及其演变过程,揭示了其作为中华民族社会文化基石的深远影响。 宗族制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氏族社会时期,随着父系氏族的发展,血缘关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现了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早期宗族雏形。夏商周时期,宗法制的确立标志着宗族制度的初步成熟。周公制定的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等一系列制度,将血缘关系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进一步巩固了宗族的地位。宗族不仅是家庭的延伸,更是国家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社会动荡,传统的宗法制度受到冲击,但宗族的力量并未因此衰弱,反而以更灵活的方式适应社会变革。士族、豪族等新兴宗族势力崛起,在地方治理、军事力量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秦汉大一统后,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宗族的政治权力,但宗族作为社会基础的地位依然稳固。士族制度的兴盛,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使得宗族门阀成为影响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力量。 隋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推行打破了门阀士族的垄断,为寒门子弟提供了上升通道,但也使得一些新兴士族或官僚家族凭借仕途显赫和财富积累,继续维系和发展宗族势力。明清时期,宗族制度达到了其发展的顶峰。在基层社会,宗族成为事实上的自治组织,承担着维护地方秩序、调解纠纷、兴办教育、救济贫弱等多种功能。宗族内部的等级秩序森严,辈分、亲疏关系清晰分明,对个体的言行举止有着强大的约束力。中央政府虽然强调“皇权不下县”,但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也依赖于宗族的力量。 宗族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源于其深刻契合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如孝道、忠君、仁爱、信义等。宗族通过祭祀祖先、尊老爱幼、同舟共济等形式,不断强化成员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同时,宗族制度也存在其局限性,例如可能导致裙带关系、排斥异己、阻碍社会流动等负面效应。 二、 宗族观念的内涵与演变:血脉、孝道与集体认同 宗族观念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精神支柱,它渗透到人们思想、情感和行为的方方面面,塑造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本著作着重分析了中国古代宗族观念的核心内涵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 宗族观念的核心是“血缘的亲近性”和“共同祖先的崇拜”。血缘被视为最根本、最牢固的纽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父子亲、夫妇顺、兄弟和”的家庭伦理,并向上延伸至宗族成员之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祭祀祖先是中国宗族文化中最为隆重的活动之一。通过祭祀,不仅是对先人的缅怀和尊敬,更是对宗族历史和荣耀的传承,是对后代子孙的警示和激励,强调了“祖宗之德,子孙永享”的观念。 “孝”是宗族观念中最核心的伦理要求。孝顺父母、尊敬长辈是每个宗族成员必须履行的基本义务。这种孝道不仅体现在物质供养上,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顺从和对家族荣耀的维护。孝道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规范,也延伸至对家族、对国家忠诚的观念,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格。 宗族观念强调“集体高于个人”。个人的命运与宗族的兴衰紧密相连,个人的行为不仅代表自己,更关乎整个宗族的声誉。因此,宗族成员普遍具有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愿意为了宗族的整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这种集体主义精神,使得宗族在应对外部挑战时能够形成强大的合力。 在不同历史时期,宗族观念也呈现出一定的演变。汉代以后,儒家思想成为宗族观念的主流,对宗族制度的理论构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宋明理学更是将宗族伦理提升到天理的高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进一步规范了宗族行为。明清时期,随着宗族力量的壮大,宗族观念也更加强调对个体行为的约束,例如族规、家法等制度的制定,对宗族成员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细致的规范。 然而,宗族观念并非一成不变,它也受到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潮的冲击。随着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传统宗族观念也面临着挑战。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新思想的传入,对以等级、血缘为基础的宗族观念产生了冲击。尽管如此,宗族观念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其影响仍然在不同程度地延续,并在当代的社会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三、 谱牒编纂的实践与意义:家族记忆的载体与历史的缩影 谱牒,又称族谱、家谱,是中国古代宗族制度的重要载体和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著作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谱牒编纂的历史脉络、编纂方法及其在历史、文化、社会学等方面的价值。 谱牒的编纂历史悠久,最早的谱牒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如《春秋》、《左传》等史书中就记载了一些贵族家族的世系。汉代以后,谱牒编纂逐渐制度化、系统化,成为家族延续和传承的重要工具。历代王朝都对谱牒编纂给予了不同程度的重视,甚至出现了官修谱牒的现象。 谱牒编纂的体例多种多样,常见的有“世系图”、“世表”、“世系录”等。内容上,谱牒一般包括:家族的起源传说、迁徙历史、历代祖先的姓名、生卒年月、重要事迹、婚姻状况、子孙繁衍情况,以及族规、家法、家训、名人传记、墓葬信息等。这些内容不仅记录了一个家族的兴衰历程,也折射出当时的社会风貌、经济状况、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 谱牒编纂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首先,谱牒是家族记忆的载体。它将家族的历史、祖先的功德、家族的荣耀代代相传,使后代子孙能够了解自己的根源,增强家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历史变迁、战乱动荡中,谱牒成为家族延续的“时间胶囊”,帮助家族成员寻根问祖,维系家族情感。 其次,谱牒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谱牒中记载的世系、人物事迹、社会关系等,为研究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人口变迁、婚姻制度、迁徙规律、经济发展、文化习俗等提供了宝贵的实证材料。特别是对于一些地方史、家族史、人物传记的研究,谱牒是不可或缺的文献。 第三,谱牒具有教化和规范作用。谱牒中记载的家训、族规,对宗族成员具有重要的教化意义,强调了道德规范、行为准则,鼓励子孙勤奋读书、为官清廉、光宗耀祖。通过阅读谱牒,后代子孙可以学习祖先的优良品德,继承家族的优秀传统。 第四,谱牒也反映了宗族制度的演变。谱牒的编纂体例、内容侧重等,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变化,这反映了宗族制度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和演变。例如,一些晚期谱牒对后代子孙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等信息记载得更为详尽,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这些因素的重视。 最后,谱牒也承载着文化传承的功能。谱牒中包含的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等,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谱牒的编纂和传承,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活动,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历史、对血脉、对家族的重视。 总而言之,《中国宗族制度与谱牒编纂》一书,通过对宗族制度的起源与发展、宗族观念的内涵与演变、谱牒编纂的实践与意义的深入剖析,全面展现了中国古代宗族社会的面貌,揭示了血缘纽带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以及谱牒作为家族记忆与历史见证的重要价值。本书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深入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心理的视角,认识宗族文化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深刻烙印。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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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没想到,一本关于“宗族制度与谱牒编纂”的书,竟然能读出如此荡气回肠的史诗感!它没有枯燥的理论堆砌,也没有空泛的宏大叙事,而是通过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案例,将中国古代宗族社会的面貌一点点展开。我仿佛亲眼见证了一个个家族的崛起与衰落,看到了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尤其是关于谱牒编纂的部分,让我惊叹于古人的细致与严谨,每一笔每一划,都凝聚着对祖先的敬畏和对后代的期许。这种延续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其背后所蕴含的强大凝聚力,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书中对于宗族制度在维系社会秩序、传承文化价值方面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进行了深刻的阐释,让我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复杂性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它不仅仅是一本学术专著,更像是一部关于民族记忆的百科全书,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些被历史长河冲刷得模糊不清的家族故事,感受那份穿越时空的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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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本书,与其说是阅读,不如说是一次沉浸式的历史体验。它让我看到了中国古代宗族制度的复杂性,远非简单的“父子相传”可以概括。从宗法制度的根基,到宗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中的具体运作,再到谱牒编纂所承载的家族记忆与认同,每一个层面都让我感到新奇而震撼。书中对于宗族观念的剖析,让我理解了为何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个体往往被置于家族的框架之下,个人的价值和命运与家族的兴衰紧密相连。这种集体主义的文化基因,至今仍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影响。我特别欣赏作者在描述谱牒时所流露出的那种对历史文本的敬意,仿佛每一本族谱都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值得我们去细细品读。这本书让我对“家”的理解,从一个物理空间,升华到了一个充满历史感、文化感和情感感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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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古代的宗族社会,是一个充满生命力且极其复杂的有机体。它不是僵化的制度,而是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调整、演变,并深刻影响着每一个个体的生活。我特别喜欢书中对宗族观念如何塑造人们的行为模式、价值取向的分析,这让我看到了传统文化中那些不易察觉却又无处不在的深层逻辑。谱牒编纂的章节,更是让我惊叹于古人对于家族延续和身份认同的重视,那一张张记录着祖宗十八代的族谱,不仅仅是文字的堆砌,更是家族精神的传承和连接。作者的笔触细腻而富有感染力,将一个个曾经活生生的家族故事串联起来,让我对中国古代社会有了更具象、更感性的认识。这本书让我跳出了对历史事件的简单记忆,而是深入到了社会肌理的层面,去理解那些构成我们民族文化底色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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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出现,简直像是在一片尘封的古代画卷上,小心翼翼地拂去了历史的积淀,让我得以窥见中国古代社会那错综复杂却又根深蒂固的宗族脉络。读罢,我仿佛置身于某个江南水乡的祠堂,听着长者娓娓道来家族的兴衰,感受着那份血脉相连的厚重。它不仅仅是简单地罗列制度,更是深入剖析了宗族观念是如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政治、经济到伦理、道德,无处不留下其深刻的印记。我尤其被书中对谱牒编纂的细致描绘所吸引,那一张张泛黄的纸张,一本本厚重的族谱,承载的不仅仅是简单的世系传承,更是家族的记忆、荣耀与责任。作者通过大量的史料和细致的考证,将这些曾经模糊的集体记忆重新鲜活起来,让我对“慎终追远”的古老智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它让我意识到,理解中国古代社会,不看宗族,如同盲人摸象,永远无法触及全貌。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们从微观的家族单元去理解宏观的社会变迁,从情感的纽带去解读制度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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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充满了好奇,而这本书,无疑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深邃历史的大门。它以宗族为切入点,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代宗族制度的演变历程,并深入探讨了宗族观念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我尤其着迷于书中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宗族制度差异性的分析,这让我看到了中国古代社会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满了多元的活力。谱牒编纂的部分,更让我体会到了传统文化中“血浓于水”的深刻含义,以及家族荣誉感在个人命运中的重要作用。作者的论述严谨而富有洞察力,既有宏观的制度分析,也有微观的细节描绘,让我对中国古代社会有了一个更立体、更全面的认识。读完此书,我感觉自己仿佛经历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旅行,与无数的先辈进行了心灵的对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有了更深的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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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错哈,看起来挺好的,网上买书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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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史研究的入门书,内容丰富,值得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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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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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超值,还没看,大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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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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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营店书到书快,质量较有保证,全5分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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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东买书要有些书籍的基本知识,现在的书与古书不同路。书籍的历史和文字、语言、文学、艺术、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最早可追溯于石、木、陶器、青铜、棕榈树叶、骨、白桦树皮等物上的铭刻。将纸莎草用于写字,对书籍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约在公元前30世纪,埃及纸草书卷的出现,是最早的埃及书籍雏形。纸草书卷比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赫梯人的泥版书更接近于现代书籍的概念。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约在公元前 8世纪前后出现的简策。西晋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种用竹木做书写材料的“简策”(或“简牍),在纸发明以前,是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统称为简,稍宽长方形木片叫“ 方”。若干简编缀在一起叫“策”(册)又称为“简策”,编缀用的皮条或绳子叫“编”。 中国古代典籍,如《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以及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近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孙子兵法》等书,都是用竹木书写而成。后来,人们用缣帛来书写,称之为帛书。《墨子》有“书于帛,镂于金石”的记载。帛书是用特制的丝织品,叫“缯”或“缣”,故“帛书”又称“缣书”。 公元前 2世纪,中国已出现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如1957年在西安出土的灞桥纸。东汉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加以改进制成蔡侯纸(公元105)之后,纸张便成为书籍的主要材料,纸的卷轴逐渐代替了竹木书、帛书(缣书)。中国最早发明并实际运用木刻印刷术。公元 7世纪初期,中国已经使用雕刻木版来印刷书籍。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中国书籍的形式主要是卷轴。公元10世纪,中国出现册叶形式的书籍 ,并且逐步代替卷轴,成为世界各国书籍的共同形式。 公元11世纪40年代,中国在世界上最早产生活字印刷术,并逐渐向世界各国传播。东到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各国,西经中近东到欧洲各国,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人类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公元14世纪,中国发明套版彩印。15世纪中叶,德国人J.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术加快了书籍的生产进程,为欧洲国家所普遍采用。15~16世纪,制造了一种经济、美观、便于携带的书籍;荷兰的埃尔塞维尔公司印制了袖珍本的书籍。从15~18世纪初,中国编纂、缮写和出版了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性质和丛书性质的出版物── 《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 18世纪末,由于造纸机器的发明,推动了纸的生产,并为印刷技术的机械化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印制插图的平版印刷的出现,为胶版印刷打下基础。19世纪初,快速圆筒平台印刷机的出现,以及其他印刷机器的发明,大大提高印刷能力,适应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书籍生产的不断增长的要求。 历史进程 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书是在5000年前古埃及人用纸莎草纸所制的书。到公元1世纪时希腊和罗马用动物的皮来记录国家的法律、历史等重要内容,和中国商朝时期的甲骨文一样都是古代书籍的重要形式。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的拷贝都是由手工完成,其成本与人工都相当高。在中世纪时期只有少数的教会、大学、贵族和政府有著书籍的应用。直到15世纪谷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书籍才作为普通老百姓能承受的物品,从而得以广泛的传播。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随著网络的普及书已经摆脱了纸张的局限,电子书又以空间小、便于传播、便于保存等优势,成为未来书的发展趋向。 今天,人们能够了解中国三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状况,知道二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情形,读到优美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一切,都有赖于古代的书籍。 中国最早的书籍,出现于商代,是用竹子和木头做的。竹子和木头是常见并容易得到的东西,在造纸和印刷术发明之前,缺少合适的书写材料,人们就把竹子和木头削成狭长的小片,用毛笔在上面写字。用竹子削成的狭长小片叫“竹简”,用木头削成的叫“木简”,它们统称为“简”。简上通常只写一行字,如果写错了,就用小刀刮去重写,所以古代把删改文章叫“删削”,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书籍开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简也有长有短,最长的三尺,最短的只有五寸。写一部书要用很多简,把这些简编连起来就成为“册”。编册多用麻绳,也用丝绳(称“丝编”)或皮条(称“韦编”)。古书中提到的“韦编三绝”,说的就是著名思想家孔子,因为经常阅读《易经》,把编简的皮条都磨断了三次。一册书根据简的长短决定用几道编,一般用二、三道编,多的用四、五道编。表示书的数量的“册”字,便是一个象形字,很像绳子把一根根简编连起来的样子。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人们已经普遍用竹木简做书籍。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写在丝织上的书--“帛书”,帛书比竹木简书轻便,而且易于书写,不过丝织品价格昂贵 ,所以帛书的数量远比竹木简书为少。东汉又出现了纸书,纸书轻便、易于书写,价格比较便宜,深受人们欢迎。以后纸书便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晋朝,纸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书和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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