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文库：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 [Sociological Library:Social 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Order in Cotemporary Chia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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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仕政 著，郑杭生 编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172842

版次：1

商品编码：11254847

包装：平装

丛书名： 社会学文库

外文名称：Sociological Library:Social 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Order in Cotemporary Chian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3-05-0

内容简介

　　对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来说，如何在社会发展与政治秩序之间保持合理平衡和良性互动，始终是一个难题：一方面，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国内外形势，整个社会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国家的强力领导，并确实取得了不凡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快速而卓有成效的社会发展却反过来对国家的强力领导和既有的政治秩序构成严重挑战。《社会学文库：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思路出发，兼用定性和定量两种社会学研究方法，深入分析这一难题的形成、演变及其在组织与制度、行为与观念、遵从与抗争等多个层面的表现，揭示其中的规律、经验和教训，预测它在未来的走向，提供政策建议，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社会学关于中国社会的分析范式做了反思。

作者简介

　　冯仕政，重庆市忠县人，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副院长。主要从事政治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社会不平等、集体行为与社会运动等领域的研究，尤其关注当代中国的国家建构、社会治理、群体性事件、信访以及高等教育中专业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在《社会学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并著有《再分配体制的再生--杰村的制度变迁》一书。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重点项目等课题多项。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霍英东教育基金高校青年教师奖（研究类）二等奖。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目录

第一章 导论:当代中国的发展与秩序问题
一、发展与秩序作为一个社会问题
二、理解中国的发展与秩序问题
三、本书的基本关切与内容组织

第二章 法治、政治与中国现代化
一、法治与政治的历史纠结
二、中国的“现代化政治”与“强国家”
三、国家的合法性观念与魅力型权威
四、守经与权变的难题

第三章 革命、治理与国家运动
一、国家运动:概念、特征及相关研究
二、中国革命与革命教化政体
三、社会改造与国家运动的形成
四、国家运动的形态变异
五、国家运动的历史演变与趋势
六、总结与简短的评论

第四章 国家、市场与改革以来的制度变迁
一、作为案例的“南街村悖论”：三个核心问题
二、国家与市场的互动演化
三、经济增长:见习劳动力与银行贷款
四、合法性:政治机会与市场失败
五、路线选择:路径依赖及其强化
六、总结与讨论

第五章 信访制度的形成、演变及改革
一、研究回顾与理论视角
二、信访制度的创立与国家信访工作的两种取向
三、1951-1978年社会动员方面的片面发展及其后果
四、1978年以后国家信访观的调整与信访制度的科层化
五、信访制度演进的历史规律与信访制度改革

第六章 单位分割、社会控制与集体抗争
一、单位制与社会控制
二、单位制变革与集体抗争的发生机制
三、假设、数据与变量
四、模型、结果与分析
五、总结与讨论

第七章 差序格局与环境抗争
一、理论假设
二、数据与变量
三、结果与解释
四、总结与讨论

第八章 政治规训与宗教体验
一、数据、假设与测量
二、统计与发现
三、讨论与结论

第九章 阶级认同与社会稳定
一、阶级认同的构成、功能与形成
二、政治阶级认同
三、社会分层认同
四、阶级认同与社会和谐
五、总结与政策建议

第十章 结语:中国社会分析范式的转变
一、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转换
二、阶级分析与分层分析的逻辑差异
三、分层分析和阶级分析的历史发展
四、中国社会形势与重拾阶级分析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章 导论：当代中国的发展与秩序问题
　　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转型意味着深刻而又大规模的社会关系调整，必然引发大量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尽管形态各异，但从宏观的、社会整体的角度来说，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秩序，一个是发展。在现代社会中，秩序和发展是人类的两大基本追求，但悖论的是，这两个方面却常常相互矛盾，即，人类所进行的很多事业，常常是有利于发展，却不利于秩序，或者有利于秩序，却不利于发展。这里把这样一个问题称为“发展与秩序问题”。易言之，所谓“发展与秩序问题”，既不是单纯的发展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秩序问题，而一个怎样协调发展与秩序这两种社会需求，避免顾此失彼甚至两败俱伤的问题。就中国当前而言，绝大多数社会问题既不单纯是由发展不足或片面发展造成的，也不单纯是由社会失序或过度维稳造成的，而是由发展与秩序这两种需求相互扞格、相互牴牾，甚至尖锐对立造成的。因此，对当今中国的社会治理来说，最根本同时也最困难的，就是处理好“发展与秩序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社会转型就会非常平顺，反之则前途乖蹇莫测。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多年来，作者一直致力于从多个角度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本书即是这些年研究成果的结晶。
一、发展与秩序作为一个社会问题
　　1949年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发展与秩序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以及阶层、行业、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不断扩大，导致社会不满情绪激烈，社会矛盾和冲突加剧，群体性事件发生频繁。社会秩序因此而受到严重威胁。而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维持社会秩序的关键是维持政治秩序，即建立和维护一个既有效率又有合法性的政府（Huntington1968）。从这方面来看，尽管目前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但它并未给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特征的政治体制带来足够高的支持度和美誉度，反而给其造成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现在甚至流行一种观点，即中国目前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由不合时宜的政治体制造成的。换句话说，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尽管在推动发展方面非常有效率，但在争取社会认同和支持方面却不无堪忧之处。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和政治秩序中一个非常大的隐患。社会和政治秩序中的近忧和隐患反过来又威胁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途。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曾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发展与秩序之间可能发生的矛盾，以为只要发展问题解决了，秩序自然不是问题。实践的发展，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学潮，使党和政府对发展与秩序之间关系的认识越来越深刻。1993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反思道（冷溶、汪作玲主编 2004：1364）：“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十二亿人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难。”1995年，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指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处理好十二个重大关系，位列第一的便是“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三者关系处理得当，就能总揽全局，保证经济社会顺利发展；处理不当，就会吃苦头，付出代价”（江泽民1995：820）。现在，党和政府总是一方面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另一方面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将“发展”、“稳定”并列为党和政府的头号工作。所谓“稳定”，其实就是这里所说的“秩序”。上述事实表明，发展和秩序的矛盾问题已经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尽管如此，任何问题的解决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中国的现代化仍然任重而道远，这决定了发展依然是第一要务，改革仍须不断深入。然而，改革和发展在不断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会不断形成新的问题。因此，任何在短期内解决发展与秩序问题的期望都是不现实的。
　　现在有一种论调，即一说到中国的社会问题，就将其与政治体制联系起来，似乎中国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由政治体制不良造成的。为了证明这一点，许多人又将中国与西方相对照，大谈西方的制度如何优良，似乎西方就不曾有过发展与秩序问题，或其良好的发展和秩序完全是由优越的政治制度造就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未免太简单了。
　　首先，发展与秩序问题是包括西方在内的任何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都必然经历的问题，并非中国专有。正如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1996：1-7）所说，传统社会是一个所谓“神学时代”，人们普遍相信整个世界的秩序和个人的命运都是神的安排，从而倾向于接受现状，而不是改变现状。也就是说，传统社会是一个不以发展为念的社会。由于对发展没有追求，自然谈不上发展与秩序之间的矛盾，也就没有所谓发展与秩序问题。但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理性主义思潮兴起，人的自我意识觉醒。人们不再安于神的安排，而相信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即人的理性）改变既有的秩序，实现自我的解放——这，就是发展。随着理性主义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发展越来越成为人们不懈的追求。于是，发展与秩序的矛盾就产生了。原因在于，所谓“发展”，就意味着不断的改变，亦即不断设立某种未来的、理想的状态，然后以之为蓝图去突破甚至颠覆当前的状态。在反复不断的改变过程中要维持良好的秩序，无疑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因为尽管人类确实具有远超于其他物种的理性能力，但并不像理性主义思潮所设想的那样无所不能，于是常常在未来与当前、理想与现实之间取舍失当：一些面向未来的作为虽然有利于发展，却严重地破坏了当前的秩序，所造成的社会失序最终使发展沦为泡影；或者反之，一些旨在维护当前秩序的作为却严重地限制着社会的发展，最终使当前的秩序变得不可持续。人类的现代化就是在这样一个发展与秩序的矛盾中踉跄前行的。也许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孔德把社会学的研究内容规定为“进步”和“秩序”——实际上就是“发展”和“秩序”——这样两个主题。
　　其次，西方社会也曾经历非常严重的发展与秩序问题。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是激发孔德创立社会学的根本动力。孔德把社会学的主题确定为进步和秩序，恰恰说明当时西方社会也曾面临非常严重的发展与秩序问题。事实上，这样的日子过去得并不远。即以当今世界的头号强国、常常被当作参照物来教育中国的美国为例。1906年，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在仔细研究美国的基础上，发表了《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该书在不经意中呈现的社会事实为我们观察当时美国社会的景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
　　当前中国交通事故频发，社会反应十分强烈，但美国当时的交通事故更为骇人听闻（桑巴特 2003：5）：“根据《纽约晚报》的统计，1898年到1900年间，美国铁路上死亡的人数是21847人，相当于同期布尔战争中英国人的死亡总数，包括在战地医院死于疾病的人员。1903年，死于美国铁路事故的人数是11006人，澳大利亚同一年的数字是172人。如果以每百公里和每百万乘客为单位计算，我们将发现，美国的事故发生率是每百公里3.4人，澳大利亚则是每百公里0.86人；美国是每百万乘客19人，澳大利亚则是每百万乘客0.99人。”
　　中国当前悬殊的贫富差距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美国又如何呢？桑巴特（2003：13-14）说：“1890年的私人财富估计有600亿美元，其中330亿美元，即54.8%在12.5万个家庭的手里，他们只占家庭总数的1%，同时，62.5万个家庭（50%）没有任何财富。……可以无可争议地说，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贫富差距都没有美国那么大。”
　　中国的官商勾结饱受诟病，当时美国的景象也差不多（桑巴特 2003：10）：“当西部最大的道路集团之一的某个主人乘着他的豪华轿车驶向太平洋时，他的旅行就像皇家游行。州长们和地区的统治者向他弯腰致敬，立法机构以庄严的集会欢迎他，市镇争相讨好他，因为他能使整个城市发财，或者与这个城市的财富联姻。”
　　很多人批评当前中国人价值观扭曲，只问输赢，不问是非。而桑巴特（2003：20-22）也发现，当时美国人凡事以大为美，把“巨大”当“伟大”，对“巨大”有着根深蒂固的迷恋；完全用数量和成败来衡量人和事物的价值。比如对体育比赛，美国人“唯一真正感兴趣的是谁会嬴的问题”，人们并不关心体育中那些“不能数量化的个人成功，以及个体的美丽和强健”——而恰恰是这些因素使体育中的失败者与成功者具有同样的价值。
　　如此等等。不难发现，被许多人视为太平盛世的美国所经历的社会问题，相对于今日中国，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并不说是美国经历过的问题，中国一定要经历，后发展国家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先发展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弯路。但是，历史的演变自有其逻辑，很多问题并不是人们已经认识到就一定能够避免。更重要的是，这些事实说明，美国也是逐渐成长起来的，并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从来都是那么美好；并美国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它“完美”的政治制度，并以这种制度为准绳来衡量中国，是没有道理的。
　　第三，与中国的历史境遇相似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发展与秩序问题更为严重和广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和之后，广大亚、非、拉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国家摆脱作为西方殖民地的依附地位，取得了民族独立。独立之后，这些国家面临两大基本任务：一是尽速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以避免落后挨打的困境，二是创制既有效能又有合法性的政治权威，以建立良好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这两大任务是相辅相成的，即只有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政治权威才能从根本上赢得合法性，从而从根本上保持社会和政治秩序；反过来，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治权威，经济和社会发展才有保障。这要求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实现发展与秩序的良性循环，然而，从实践来看，发展中国家能够同时实现这两个任务的国家实在是少而又少。绝大多数国家要么是发展出问题，要么是秩序出问题，或者是两个方面同时出问题。正是有感于这个状况，美国政治社会学家亨廷顿写下了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Huntington 1968）一书。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的发展与秩序问题，西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曾经历过或正在经历中，而这些国家与中国的政治体制差异甚大，因此，把中国的发展与秩序问题完全归咎于政治体制，从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二、理解中国的发展与秩序问题
　　那么，应当怎样看待中国当前的发展与秩序问题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看一看以往的观点。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以往主要有三种理论解释：现代化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这些理论解释虽然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问题而阐发的，但对于理解同属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现代化论（如Apter 1965；罗兹曼 1988）的基本取向是从发展中国家内部去寻找其现代化陷入困境的原因。当然，不同的学者找到的原因不尽相同，其中有：人口过剩，专业技术人才匮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权力高度集中所导致的政治腐败，族群、地区、行业或阶层冲突所导致的社会整合失败，等等。
　　与现代化论正好相反，依附论（如多斯桑托斯1992）倾向于从从外部去寻找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陷入困境的原因。其核心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虽然在政治上独立了，但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对发展中国家极不公平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并未根本改变，发展中国家相对于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并未根本改变，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本质并未根本改变。利用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西方国家仍然可以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的剥削和掠夺正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依附论把这种不带政治强制和军事侵略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称为“新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
　　世界体系论（沃勒斯坦1998）则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来解读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现代化困境。该理论认为，在进入现代之前，人类世界的各个部分是相对分割和独立的，而现代化则是一个将原本相对独立的各种地区、国家、族群和文明逐渐整合成一个相互联系十分紧密的“世界体系”的过程。不过，“世界体系”的形成并不是一个莺歌燕舞的大团结过程，而是一个不平等的分化过程。在此过程中，一些国家上升为中心国家，另一些国家则沦落为边缘国家。那些处于世界体系中心的国家可以通过跨国公司等多种手段对边缘国家进行剥削。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的困境正是这一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于上述三种理论，可从两个维度来厘清其区别和联系：一是从事实角度，看它们是否承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在剥削发展中国家，二是从价值方面，看它们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持做何评价，是肯定还是否定。根据在这两个维度上的立场，三种理论可归类如下：如图1-1，现代化论将发展中国家的困境归咎于这些国家的内部因素，实际上否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与此同时，在价值立场上，它对西方资本主义主义也是肯定的。在那些坚持现代化论的研究者看来，西方国家非但不是欺负发展中国家的剥削者，反而是现代理念和技术的输入者；如果没有西方国家的“刺激”，那些发展中国家将永远停留在落后状态。依附论则完全站在现代化论的对立面：不但指认西方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事实，而且对资本主义持否定和谴责态度。与上述两种理论不同，世界体系论虽然承认西方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事实，但并不因此而谴责西方资本主义。因为在它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虽然不公平，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使然。亦即，西方资本主义本身并不是罪恶，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不过是在执行历史的意志而已。
　　表面上看，上述三种理论视角在事实认定和价值立场上多有分歧，但换个角度来看，又可以说它们是各有短长，从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发明的。因此，在考察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与秩序问题时，很有必要将它们结合起来，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分析更为深入和完整。在这三种理论视角中，现代化论的要旨是指出发展中国家本身在价值、制度、组织和技术等方面的滞后对现代化进程的消极影响，进而肯定西方资本主义的进步意义。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政治社会学家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一书中所阐发的观点非常有启发性。亨廷顿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化是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必须追求的社会和政治任务。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最困难的是保持现代化与制度化之间的平衡，即政治体制要具有足够好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以便及时把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以及不同需求之间可能发生的纷争和冲突纳入体制之内。如果制度化的速度落后于现代化的速度，轻则引起骚乱，重则爆发革命。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大的困难之一就在于创制这样一种政治秩序。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一个从传统的帝国、王朝、酋邦、部族等政治体系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问题，再加上长期殖民地经历的负面影响，能够创制和维持一个中央权威，从而实现国家的初步统一和稳定，就已经是一个大大难题；更何况，现代化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本身会进一步造成民众的利益分化和冲突、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和政治参与技能的提高，从而不断给政治秩序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这个难题是西方国家没有经历过，也难以想像的。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美国人没有经历过民主革命的艰难困苦而坐享着民主革命的果实。这一历史经历的差异使美国人认识不到那些正在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创制一个有效的政治权威的重要性：“美国人从来不必为创造一个政府而担忧。……一谈到政府建设问题，美国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创制权威和集中权力，而是限制权威和分散权力”（Huntington 1968：7）。
　　应该说，亨廷顿所揭示的现代化与制度化之间的困境，确实在某种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正在经历的问题，即，一方面，当前的政治体制及其建立的政治秩序为了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另一方面，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分化却反过来对这个体制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提供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从而使得政治秩序的维持和巩固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
　　要承认，内部因素确实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困境的重要原因，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和侵略客观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符合现代化需要的价值、制度、组织和技术。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曾是世界文明的领头羊，但在现代化过程中确实落后了，时至今日，仍存在大量不符合现代化需要的体制或机制因素。因此，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发展与秩序问题，确实需要从内部找原因，而不能像改革开放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所做的那样，把一切问题都推到西方的剥夺和压迫上。
　　但另一方面，依附论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批判也不无道理。不可否认，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仍然是由西方主导并对发展中国家高度不公平的，中国同样深受其害。可以说，当今中国很多社会问题，虽然表现在国内，其实根子在西方，是由西方对中国的剥削和压迫造成的。举例言之，2010年，以给美国苹果公司代工Iphone、Ipad为主要业务的富士康集团连续发生13起员工跳楼自杀的事件之后，一时舆论汹涌，纷纷指责富士康对员工压榨之甚或指责政府对劳工保护不力，却殊少人涉及苹果公司。事实上，苹果公司是塑造富士康体制的一个重要因素。据研究（Kraemer, Linden, and Dedrick 2011），在一台Iphone所形成的市场价值中，高达58.5%作为利润被苹果公司拿走，而被众人指为罪魁祸首的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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