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的精神：为何治理需要它而竞选破坏它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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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艾米·戈特曼，丹尼斯·汤普森 著，启蒙编译所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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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学
• 政治理论
• 公共政策
• 妥协
• 政治极化
• 选举政治
• 治理
• 民主制度
• 权力制衡
• 政治改革

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ISBN：9787552006063

版次：1

商品编码：11513608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4-08-01

页数：281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对政治学和文化历史感兴趣的读者 政治哲学、政治科学、思想史及相关领域的学生和研究人员
　　妥协是个有趣而重要的话题。妥协即有商量、有退让。英美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先锋，深知妥协的智慧。妥协是困难的，然而如果没有妥协，就无法治理一个民主国家。民主政治的成功，最终取决于我们选出的领导人如何进行管理，因而也就必然取决于他们对妥协的态度。
　　妥协是一种协议，为了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改善现状，每个人都在协议中牺牲一些东西，而这些牺牲至少部分地取决于其他人的意愿。基于共同点的共识是崇高的目标，它比较适合产生更好的法律和政策。政治家应该在共同点的基础上立法，不仅在对立的党派之间，而且在没有高度发达的政治观念意识的大多数公民之间寻找共同点。
　　妥协理念的表现是我们所谓的有原则的谨慎和互相尊重。与之相反，不容妥协的理念则显露出固执和彼此不信任。
　　在推进政治文明的进程中，需要给可欲的妥协留下更多余地，如果妥协的精神消退，法律的精神就会随之衰落——《妥协的精神》传达的正是这样的思想和政治智慧，相信这不论在西方或东方，对政府还是民众，都很有价值。
　　《妥协的精神》由两位杰出的政治学者合著，采用政治科学的视角，以美国的民主政治为考察对象，从更侧重实践和操作的国家治理层面来看待、分析妥协的思维和精神，更具借鉴性、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内容简介

　　如果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那么妥协就是民主的艺术。除非政府的所有机构都由一党意识形态支配，对全体公民的利益来说，妥协是一种必要的执政手段。即使拒绝妥协会冒风险，也会使政治偏向于维持现状，但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还是会拒绝妥协。那么，为何妥协在当今美国政治中难以实现？
　　《妥协的精神》中将拒绝妥协和执政竞选——这一当今美国民主的永远性活动联系起来。竞选公职需要对抗妥协的思维，要坚持动员选民、猜疑对手的原则，以赢得竞选。而良好的政府却需要相反的态度和做法，妥协的思维使政客们偏向于调整自己的原则并尊重对手，有助于他们欣赏并利用可欲的妥协带来的机会。历史上的妥协事件，如1986年里根总统时期的税制改革和2010年奥巴马总统的医疗改革，均来之不易。但只有税制改革的妥协发生在两党之间。这些美国政治中重要的妥协及失败的妥协能为人们提供不少借鉴，改变和调整现有的政治体制、程序及思维方式，从而在竞选和治理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当代政治中，应多一些更加广泛的合作。

作者简介

艾米·戈特曼（Amy Gutmann，1949—）

曾于1976—2004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现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是一位杰出的政治科学教授和优秀的政治理论家。

丹尼斯·汤普森（Dennis Thompson，1940—）

哈佛政治哲学教授，在政治伦理和民主理论领域以拥有开创性研究而闻名。政治学界称他“贡献了比罗尔斯更加具体的政治思想和对真实政治世界的独到理解，从而影响了整个政治学界”。汤普森与戈特曼的合著有《为何要协商民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民主与分歧》。

精彩书评

　　在一个党派纷争、国会陷入僵局、政府公信力一落千丈的时代，此书太及时了。两位作者巧妙地将理论和现实政治结合，说明妥协必要而光荣，开出了更加可取的药方。
　　——威廉·高尔斯顿（布鲁金斯学会治理研究项目负责人，曾为克林顿总统的国内政策顾问）
　　
　　看看政治家们的所作所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妥协的精神》更及时的书了。
　　——迈克·沃尔泽（著名政治哲学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荣誉教授）
　　对重视妥协之价值的立法者和选民来说，阅读《妥协的精神》是个不错的开始。
　　——《华盛顿邮报》
　　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无数的事例表明，妥协难以实现……戈特曼和汤普森澄清了竞选和治理的关系，并呼吁大家加强妥协的精神和实践。
　　——《新共和》

目录

导论
两种妥协
妥协的特征
妥协的思维

第一章 重视妥协
不妥协的代价
妥协的脆弱性
妥协的限制
历史的限制

第二章 抵制妥协
理念的构成
有原则的固执
彼此不信任
不妥协的滋长

第三章 寻求妥协
有原则的审慎
互相尊重
有效利用争议
妥协的时机
在一个不妥协的时代的妥协

第四章 竞选vs. 治理
竞选之必需
民主的两个观念
无止境的竞选

第五章 治理与竞选
治理的空间
任期
时间即金钱
初选压力
更多参与？
留意媒体
加强公民教育

结论
理念的用途
对妥协的怀疑
改革的困境
公民的支持

注释
致谢
索引

精彩书摘

妥协是困难的，然而如果没有妥协，就无法治理一个民主国家。如果有人怀疑妥协的困难或者必要性，不妨回想一下，2011年夏天发生在华盛顿的那场政治争议是如何激烈，当而临提高美国主权债务限额的需求时，国会分成了针铮相对的两派。为了避免财政危机进一步恶化，也为了避免前所未有的政府债务违约风险，妥协似乎是唯一的出路。随着最后期限8月3日（一旦过了这个日期政府就不可能偿还所有债务了）的迫近，许多观察者担心议会无法及时达成妥协。
可是议员们缺乏妥协精神。直到最后关头，7月31日晚上，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终于宜布，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领袖们达成了一致的协议。国会和白宫现在可以妥协了。然而妥协的条件遭到了来自双方的大量批评。支持者能够提出的最好理由是:这样至少避免了无所作为造成的更坏后果。这段插曲是一个戏剧性的例证，它提醒我们，妥协是最艰难的治理方式—除了其余方式之外。
当人们无疑需要妥协的时候，为何在民主制度下实行妥协却是如此艰难?抗拒妥协的阻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民主程序的另一个必要部分:政府官职的竞选活动。竞选活动本身是有价值的，但是它正在越来越多地侵人治理过程，而它对治理并无多少助益。赢得一个官职的手段，正在颠覆执政的本来目标。即使说“在水恒的竞选活动中”，美国的“每天都是选举日”，也只是稍微有点夸张而已。接连不断的竞选活动，加上随之而来的金钱和媒体的扭曲效应，助长了政治家们的不妥协心态，使妥协变得愈加困难。在任何民主国家，系统性地排斥妥协都是个问题，因为它使政治进程偏向于现状（status quo），阻碍着可取的变化。
优先考虑现状，并非什么都不改变。它只是意味着政治家们任凭别的力量去控制变化。所谓现状不仅包括事情的当前状况，而且包括政治上不作为的后果。在2011年那场深刻分歧的政治论争中，即使拒绝在国会中妥协，不提高债务限额，经济状况也不会毫无变化。政治上偏向现状所导致的结果可能是停滞，但也可能招致意料之外和不希望发生的变化。
对民主式妥协的拒斥，根植于我们所说的不容妥协的理念中，那一套态度和观点促使人们坚持原则、不信任反对者。这种理念有助于竞选，却不利于治理。借助相反的一套态度和观点，即妥协的理念，可以克制对民主式妥协的拒斥，它倾向于适应时势调整原则，并尊市个人的意见。妥协的理念更适用于治理，因为它能让政治家更容易认识到做出合意的妥协的时机。当有足够的政治家采纳这种理念，又有足够的时间，妥协精神就会占上风。
政治家们抱怨妥协梢神的衰退，却不愿抑制喧闹的竞选活动。政治学家们揭示了错置的竞选活动的有害后果，却未曾将这个问题与上述理念及其对民主式妥协的可能影响联系起来。理解这种理念，有助于揭示治理与竞选活动之间的紧张状态是如何妨碍妥协的，以及治理与竞选活动之间的良好平衡如何给妥协提供更多可能性。
在干涉妥协的各种因素中，竞选活动的影响力未必是最大的。许多原因造成了妥协的困难，其中包括与日俱增的政治对立，以及金钱在民主政治中的影响。但是不容妥协的理念与竞选活动的联系，理应获得我们的更多关注。首先，它强化了其他一切因素。如果缺少竞选的持续压力，纵然是尖锐的意识形态分歧对妥协的阻力，也不如不容妥协的理念造成的阻碍那么大。第二，为了让妥协在此过程中发挥恰当作用，政治家和公民不仅需要理解影响妥协的党派立场和政治利益，而且需要理解反对或支持妥协的态度和观点。第三，竞选活动与其他一些因素（比如意识形态的对立）不同，它是民主程序的一个本质的、可取的部分。只有当竞选活动干涉治理的时候，它才引起了问题，而治理同样是民主程序的一个本质部分。
在一个以水恒的竞选活动为特征的时代，民主治理的天平必须更多地倾向妥协的理念，以及它促进的政治妥协。在民主管理的国家，我们保卫妥协的做法符合而且确实需要一个有活力的、经常发生争论的政治环境，在这种环境里公民们坚决要求坚持原则，被鼓动起来支持政治家大胆宣布的目标。在这种政治中，社会运动、政治游行示威和积极分子的组织占据着显著的地位。参与这些活动的公民在民主政治里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如果政府管理的民主程序没有产生公民们寻求的公共利益，无法保护他们重视的权利，他们的努力就是徒劳。民主政治的成功，最终取决于我们选出的领导人如何进行管理，因而也就必然取决于他们对妥协的态度。

两种妥协

在分析判断对民主式妥协的拒斥时，让我们首先看一下立法史上的两个片段：1986年的税制改革法案，还有2010年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法案。
在美国现代史上，税制改革法案是最综合全面的税改法律，经过数年失败的尝试之后才得以实现。历史上的努力最初并非大张旗鼓。1984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在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时，仅仅号召研究这个问题，又在选举结束后提交了一份报告。国会民主党以为他不是认真想要改革。他的竞选对手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完全没有兴趣提出税制改革的议题。蒙代尔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赞成改革，其中关于税收的评论没有激起热情的回应，于是他不想再谈这个问题了:“里根先生会增税，我也会。只不过他不会告诉你。而我说出来了。”
这个议案的艰难工作悄悄开始了，专家们在财政部召开秘密会议。来自财政部的建议转化成了代表两党的妥协，由里根总统和民主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丹·罗斯滕科斯基（Dan Rostenkowski）支持推进，后来还得到了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共和党人主席鲍勃·帕克伍德（Bob Packwood）和民主党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Bill Bradley）的帮助。
税制改革法案的所有支持者都赢得了一些他们想要的东西，可是他们也都做了让步，公然违背了他们最初支持全面税制改革的原则上的理由。民主党人很高兴堵上有关特殊利益和富人的法律翻洞，可是他们也不得不同意降低最高税率，违背了他们做出的累进税制的有力承诺（从50%减少到28%）。共和党人赢得了较低的边际税率，可是他们也不得不接受由于减税而失去每年大约300亿美元的税金，因而使富人的贡献在所得税收人中占据比以前更高的比例。
即使在最成功的事例中——比如税制改革法案，妥协也无法满足纯悴的原则。该法案通过以后，其支持者集合起来保卫它，为它欢呼，视之为立法的里程碑。如果与以前的或者随后的税制改革相比，确实如此。然而即使根据其最可靠的支持者援引的道德原则来判断——无论是累进税制的原则还是自由市场的那些准则，这个法案都与之相去甚远。一位有名望的税法学者将税制改革法案与一系列遵守原则的税制改革计划进行比较，发现了它的不足之处：“我们被告知说这是五十年来涵盖最广泛的立法，是公平公正的典范……这种宜传完全无法令我信服。”.
现在让我们前进至2009至2010年，肴一下使医疗保险改革的议案通过的努力。，从民主党的党内初选到2008年的普选，医疗保健一直是竞选活动中的贡要议题。大多数总统候选人都清楚地陈述了比往常更具体的建议。巴拉克·奥巴马较晚加人到这场辩论中，在其他候选人之后介绍了自己的医疗保健计划。不过一旦人主白宫，奥巴马就优先考虑改革。首先，他示意自己打算就计划的细节达成妥协，将协商主要交给国会领导人。依靠国会领导人，在本质上正是里根总统在进行税制改革时采取的策略。然而此后政治形势改变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共和党人经常以议会少数派的方式团结起来，这种策略使两党合作的可能性极度减少了。
2009年8月休会之前，国会中的两党未能就医疗保健制度改革达成协议，这时竞选活动再次开始了，反对者得以利用间歇的优势，鼓动舆论反对待定的议案—常用的手段是在此过程中歪曲它们。结果彻底断送了两党之间妥协的希望，尽管希望本来就很渺茫。然后改革者转而寻求民主党内的妥协，可是这项任务几乎同样难以完成。
2009年11月，第一个议案在众议院仅以五票的微弱优势得到通过。在圣诞节前一天，参议院通过了自己的议案。2010年初.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领袖们试图在两份有市大差别的议案之间招合出一个妥协方案，正在这时，马萨诸塞州举行的一场特别选举抹消了参议院民主党得以阻挠议事的多数优势，也致使参众两院的许多温和派民主党人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支持。竞选活动的心态反过来导致了报复。为了让议案最后通过，不得不采取很少使用的立法程序（“调和”），将改革的建议分割成单独的议案，最终实行的措施不如原始提案那么全面综合。
虽然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法案不是两党共同认可的，产生它的过程却如税制改革法案一样是一种妥协。所有为医疗保健制度改革投票的人都放弃了自己市视的某些东西，他们认可在一些问题上保留分歧:更大的成本控制，全民覆盖的选民授权的性质，堕胎服务保险的全面覆盖，堕胎基金，还有包括（或是排除）“公共选择”（一种由政府运营的保险代理，与其他私营公司竞争）。支持这种妥协的人都明显地相信立法会比保持现状更好，不过他们也相信，只要他们的对手不那么顽固不化，妥协产生的议案就会更好。
历史上的这两次努力生动地说明，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就重大的问题进行全面改革时要实现妥协是多么困难。尽管几乎每个人都同意，税制改革是一个已经拖延太久的问题，医疗保险制度确实亟需改革，政治领袖们也致力于达成协议，结果这些协议仍然与改革者的预期大相径庭。为了让医疗保健的议案通过，总统进行了长期艰难的努力，并愿意把他在第一年任期内的成功赌在这个议案上.才在两院享有多数支持。支持这次妥协的多数人都是来自一个党，在220票中只有1票的例外。两次改革都设法处理了主要问题，多年的事实证明它是抵制改革的因素，不过只有税制改革法案被广泛认为是胜过现状的重大进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法案的很多批评者都认为，它比什么都不做更糟糕，而很多支持者认为，它只是聊胜于无而已。
甚至连一场危机也不能缓和妥协的困境。如果2011年未能就提高债务限额达成妥协，后果就是政府违约的高度风险和更严市的财政危机，可是那次妥协的过程仍然是一场艰难的苦斗，而且与税制和医疗保健制度改革不同，达成的协议只提供了短期的应急措施。只要涉及民主议事日程上的任何复杂的议题，实现妥协总是一场挑战，不仅在处理税收、医疗保健和债务问题的积极行动方面，而且在创造就业机会、教育、移民和其他众多事务方而，公民与他们的代表总是存在深刻的分歧。

妥协的特征

在进一步探究这些片段所揭示的理念是如何帮助或者妨碍妥协之前，我们需要先清楚说明在典型的民主政治中面临危机的妥协的特征。
总体而言，妥协是一种协议，为了从自己的视角上改善现状，每个人都在协议中牺牲一些东西，而这些牺牲至少部分地取决于其他人的意愿。这种牺牲不仅意味着你得到的必定比你想要的更少，而且由于你的对手，你得到的必定比你认为自己应得的更少。在典型情况下，牺牲必然涉及削减或修改自己的原则。我们将妥协的这些界定特征，称为双方的牺牲和故意的反对。
虽然很多种妥协都具有这些特征，产生法律的协议，即立法妥协发挥作用的方式并非总是与更加常见的妥协相同——比如在国际政治中防止战争或缔结和平条约的妥协，还有在商业贸易中决定交易的妥协。与主要的国际性妥协不同，就立法进行协商谈判时并没有武力的最终威胁的背景（尽管有时立法者谈论起核心选择时.，表现得仿佛选举的失败就是世界的毁灭）。与普通的商业文易不同，立法者们讨价还价的主要内容不是财政问题。立法妥协通常既涉及原则又涉及物质利益。
立法妥协的性质，取决于民主的和制度的独特环境。在发生妥协的不断变化的机构中，其成员要对选民和他们的政治党派负责任，并维持彼此之间的关系，同时处理具有多市部分和长期效应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种环境里的协商的动态变化型式，不同于在大多数讨论中更常见的双主体、一次性的相互作用。
我们得出的关于立法妥协的一些结论也牵涉到其他环境中的协商，尤其是在其他制定法律的机构中，不过我们的讨论将具体关注美国的立法妥协，特别是国会的。关于妥协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环境—甚至超过政治理论和实践中的其他许多观念。为了进一步地理解立法妥协，我们的关注焦点是它如何运作，以及它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国民主中遭遇的特定挑战。美国国会是一个受批判的实例，部分原因在于它近年来的表现广受谴责、机能失常。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高难度的实例中找出更多妥协余地，那么就可以也在其他政治机构中合理地期待妥协。
在立法妥协的领域内，我们必须分清所谓的传统的妥协与其他一致同意的协议之间的区别。传统的妥协表示一种连续的、内在的根本价值观的冲突：妥协本身象征或包含着党派之间的分歧。其他一致同意的协议的基础，在于内在的根本价值观的集合，或者经常被称作“共同点”的东西。这些协议取消原来的分歧，最终达成完全的共识。
基于共同点的共识是崇高的目标，政治家们也从不厌倦地声称那是他们的目标。2011年的共和党内初选期间，马萨诸塞州的前州长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宣布：“领袖们不是通过攻击反对者（赢得胜利），而是从共有的原则中寻求共同点。”
共识的一些倡导者认为它是提升大众价值的一个途径。还有人相信，它更加适合产生最好的法律和政策。他们实际上都是极力主张政治家在共同点的基础上立法，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对立的党派之间，而且在没有高度发达的政治观念意识的大多数公民之间寻找共同点。每个公民都希望自己和孩子们过上较好的生活；每个人都需要安全保障、体面的医疗保健、良好的教育等等。看来有希望在这些共同点上达成共识。
只要发现了共识的可能性，很少有人会怀疑是否能够实现，大多数人都同意，共识通常更适合作为妥协的基准，尽管它令所有的党派都不满意。宜扬共同点的辞令所暗示的前景鼓舞人心，然而实际的情况是更缺乏成果，在其基础上立法的可能性更加有限。诚然，议员与公民之间存在共识:税收制度必须修订，医疗保健制度必须改革。每个人都同意，税收制度应该更加公平，医疗保健的费用应该让更多的人负担得起。但是尽管在改革的必要性方而存在普遍共识，涉及税制或者医疗保健制度改革议案的特定条款，共识却没有转化成协议。为了制订改革法案，必须就特定的条款进行协商，于是和往常一样，在这个层面上，共识变得支离破碎难以立足了。
在对立的政治环境中，在考虑基本共识的协议时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寻找通常很小的中间交集的尝试，事实上可能不如联合来自党派伙伴的好主意那么有效。联合主席艾伦·辛普森（Alan Simpson）和厄斯金·鲍尔斯（Erskine Bowles）描述了他们如何在政治多元化的财政责任委员会中设法凑出多数，并强调了来自“勇敢而市大的共同牺牲”的价值观。“（我们的提案）越是全面综合，我们的工作就越容易。我们的提案越严格，就有更多的人加盟。委员会成员愿意让自己不容置疑的信念接受挑战，为特定的利益作斗争—条件是他们看到其他人在做同样的事，他们的投票是为了解决国家的问题。”
传统的妥协有时也区别于我们所谓的“整合性协议”，其名称还有“解决问题”、“价值创造”和“双赢”的解决方案。长期以来很多讨论谈判的作家都喜欢这种方式，他们提供一种前景，达成的协议可以让各方都胜过现状，谁都不必牺牲。（因为缺少牺牲，它不算是传统的妥协。）开创这个领域的学者玛丽·帕克·芙丽特（Mary Parker Follett）设计的例子被引用的次数最多：两姐妹想要同一只橙子。传统式妥协的解决方案是剖开橙子。可是其中一个女孩只需要橙子汁，会扔掉果皮；而另一个女孩只需要橙子皮做蛋糕，不要果肉。如果她们认识到她们对橙子的兴趣不同，就能找到整合性的解决方法:一个人取走全部果肉，一个人取走全部果皮。那么两人各有收获，谁都不用牺牲什么。谈判专家所建议的达成整合性协议的策略，包括将馅饼做大、互投赞成票、创造象征性的补偿，还有发现新的选项。
类似于共识基础上的协议，实现整合性协议的时机在立法的政治活动中比较罕见，不如它的一些热心拥护者所暗示的那么多。.整合性协议取得成功的大多数例子，都涉及尝试解决特定财政争端的个人或团体，而不是在立法机构发生的不断变化的谈判中经常遇到的那种情况。当议员们寻求整合性解决方案时，他们常常使用的策略是互投赞成票或者做大馅饼。典型的互投赞成票的做法要求政府花费更多金钱，以便满足议员们所希望的目标。然后特殊的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通过做大预算馅饼，典型的情况是年纪较老的世代将更多债务转嫁到年轻的或者未来的世代身上。
医疗保健制度改革的特征与这个问题相同。它通过医疗保险全面化，做大了预算馅饼，可是对于飞速上涨的医疗保健费用，它无法澄清某些条款。改革的众多支持者与批评者都认为，在这些成本飞速增加的同时做大预算馅饼，却完全没有直接面对逐步上涨的医疗保健费用，是不断升级的问题的一部分成因。只有传统式妥协，即采取更充分地控制成本、各方面的人都作出某些牺牲等措施，才能够开始处理这些问题。
当整合性的方法卓有成效时，才能实现双赢的解决，而这种让公众不必作出任何牺牲的立法契机是很少见的。议员们很可能发现，他们面对的冲突不可能无需任何牺牲就顺利解决。如果他们想改变现状而获益，就必须放弃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一些谈判理论家承诺存在纯悴的双赢解决方案，然而在现实中那只是奢望。人们只能选择妥协。
幸运的是，鼓励传统的妥协的理念和实践往往也提供寻找共识和整合性协议的最好机会。当政治家探寻共识时，我们可以为他们喝彩，但是即使他们失败了，我们也不应该为此质疑较少受到称赞的传统式妥协。

妥协的理念

妥协的理念的表现是我们所谓的有原则的审慎（适应形势调整原则）以及互相尊贡（重视对手）。与之相反，不容妥协的理念则显露出有原则的固执（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彼此不信任（怀疑对手）。现在让我们回顾税制改革法案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法案，关注妥协的界定特征——双方的牺牲和故意的反对——是如何反映这些理念的。
为了完成税制和医疗保健制度改革，双方都不得不放弃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双方做出牺牲的需求使得妥协天生困难重重。公民和他们的代表具有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观，他们自然会反对放弃自己在乎的东西，尤其是他们认为自己的核心原则面临风险的时候。税制和医疗保健制度改革的支持者相信妥协可以改善现状，可是起初他们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原则。转向妥协的唯一原因是在最后产生法律的混乱过程中，改革者所拥护的原则立场——例如简单透明的税收法规或者全民覆盖的医疗保健制度——不可能完整无损。故意的反对很容易引起彼此不信任，而为了实现妥协，必须至少部分地停止这种不信任。有足够多的立法者尊市其对手，因而可以做出所需的让步。但是在那两个改革案例中，不容妥协的理念助长了不信任，使某一方的对手延迟了立法进程及其后果。无论是改革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继续相信，如果对方能够灵活变通一些，最后制定的法律可以更好。甚至在税制改革过程中，抗拒也是毫不留情的，到处都有不满情绪。在不容妥协的理念影响下，反对者几乎占据上风。而支持者只是动摇不定地接受妥协的理念，差点就屈服了。
医疗保健制度改革的进展更糟糕。与税制改革的任何方面相比，医改的过程和成果都遭到了更广泛、更严厉的批评。民主党内部也弥漫着不容妥协的心态，表现出怀疑和彼此不信任的特征。进步的派别责难他们的领导者和总统背叛了竞选承诺。温和派的民主党人抱怨说，他们的同僚没有体会到舆论已经转而反对改革了，在2010年的中期选举中，他们将是多么不堪一击。
若问妥协为何如此艰难，政治对立无疑是一个策要原因。它加剧了故意反对的做法，从而给税制和医疗保健制度改革造成了困扰。两党之间的妥协在改革税制时可行而在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时却不可行，一部分原因或许是在20世纪80年代，党派对立的情况不如现在严贡。然而党派之间的对立无法阐明，为何在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时要在民主党内部达成妥协，至少与改革税制时在两党之间达成妥协一样困难。它同样无法充分说明，一个普遍的猜想，即假如曾经多次合作的参议员奥林·哈奇（Orrin Hatch）和特德·肯尼迪（Ted Kennedy）能够再次联手，关于医疗保健制度改革的妥协就会更加顺利地实现。对立分化的大致状况未必会阻止政治对手们达成协议。即使政治对手们的意识形态立场是对立的，只要有妥协的理念，结果也会不同。
关于美国的政治对立的源头，政治学家们的意见不一致。对立分化的人只有精英，抑或全体选民，如果两者都是，精英又在什么程度上是对立分化的原因户更精确地识别出对立分化的源头，有助于锁定改革目标，减少妥协的障碍。（本书将在第五章讨论一系列的改革。）不过我们分析的价值不在于解决政治学家们的分歧，即对立分化的不断变动的源头究竟是公众、精英还是所有人。无论其源头是什么，妥协的理念都是大有助益的，可以缓和对立分化对政治领袖和选举人的关于妥协的性格意向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不容妥协的理念会使那些影响进一步恶化。这些理念的特征以及它们与选举活动和治理的关系，既适用于政治领袖又适用于选举人。
对立分化的影响给一些观察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致他们放弃了任何妥协的希望，将两党统治看成唯一的选择。按照他们的描述，不仅在政治梢英中，而且在党派的强硬支持者中间存在越来越严秉的对立分化，后者与具有类似意向的同龄人一起度过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这些党派的强硬支持者的不容妥协的观点，加上美国政治中的“消失的中间派”现象，形成了反对妥协的强烈诱因：“党派领袖的所有认真的妥协尝试，几乎必定会在政治上最积极和消息最灵通的支持者中间激起对抗性反应。”这些质疑妥协的人得出的结论是：“两党之间的合作和妥协是不太可能成功的。因而党派的支配力量就是克服华盛顿的政治僵局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手段。
强大的党人或许还可以追逐那可望不可及的美梦，期盼在下次选举时一劳水逸地解决问题。自己的党派将赢得控制权，不打折扣地推行议案。然而在当代的美国政坛中，一个党派不太可能连续或者有规律地完全赢得国家的控制权（即获得总统职位，掌控众议院，在参议院必须确保60张选票才能战胜阻挠议事的人）。即使一个党派赢得了控制权，它仍然要面对在党派内部争取妥协这个令人气馁的任务。有些人极力主张寻找一位强有力的领袖，可惜总统也无法援救我们脱离困境。只要国会继续顽固对抗，总统就不可能占上风。
我们无法逃避妥协。在尖锐对立的党派环境里，政治家依旧可能继续工作，如果他们期望治理好国家，就需要寻找达成协议的途径。更仔细地探究税制改革与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法案之间的差别，有助于澄清在分化对立的党派环境中是什么影响了妥协的可能性。
税制与医疗保健制度改革的妥协过程之间存在很多差别，其中有突出的一点对于理解盛行的理念最重要。在妥协之前和之后，税制改革都不是竞选活动中的议题。医疗保健改革是2008年和2010年选举的议题，而且肯定会成为下次竞选活动的议题。部分由于这个因素，制定税制改革法案的过程更加倾向于妥协的理念，而产生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法案的过程更加容易受到不容妥协的理念的影响。在税制改革谈判期间，竞选活动中固有的不容妥协的理念所引起的阻力较少，因此对后来的立法过程的影响也较小。而且在税制改革谈判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强化这种理念的永恒的竞选活动效应还不那么明显，直到近年来它才变得更加显著。
做出无条件的承诺、败坏政敌的名声，这种不妥协作风的竞选活动，在民主政治中既扮演道德角色又扮演实用角色。这种作风让候选人能够充满激情地表达自己在策要议题上的立场，并且与自己的政敌划清界线。在差额选举的竞选制度中它是必需的要素，因而也是民主程序的一个合法的部分。但是转到治理方面，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如果想办成任何事情，都不得不采纳妥协的理念。他们必须让步，而不是固执地坚持原则；他们必须尊重对手以便在立法时合作，而不是不信任别人、动辄试图击败对手。
政治妥协的内部存在着紧张关系:民主程序要求政治家既拒斥、又接受妥协。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从民主政治中排除以不容妥协的理念为特征的竞选活动。然而如果它开始支配国家的治理，它就会妨碍我们寻求可取的妥协。当不容妥协的理念从竞选领域扩散到政府中，好比传染力强的物种到了自然栖息地之外，就会造成危害。
民主程序本身以这种方式引出了妥协的问题。一些理论家强调说，妥协对于民主程序是必需的，另一些人发现民主程序本身有制约妥协的机制。还有人主张说，对待妥协的消极态度“植根于政治生活的本性中”。我们则更进一步表明，由于治理与竞选活动的心态之间显露出紧张关系，民主程序本身就对妥协产生障碍。我们将考察支配治理的竞选活动是如何提供不容妥协的理念，并使立法过程中的妥协的难度变得超出必要。
我们无意解释税制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法案或者其他妥协过程中的因果关系。缘由是多重的，结果通常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这里的重点是理念在政治妥协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任何人如果想设法处理民主中的妥协问题，必不可少的步骤就是意识到构成理念的态度和观点，以及它们与治理和竞选活动的关系。
当前在美国政坛中弥漫着不容妥协的精神，许多观察者为此谴责共和党人，指出他们近年来变得更加极端、更不愿意让步了。然而此刻如果一味计较谁最应该受指责，那就错了。只要竞选活动支配着国家治理，民主进程中就存在持续不断的不容妥协的压力。即使在某段特定时期，一个党派应该对分化对立的状况负更多的责任，我们也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更广泛的问题上，即必须为尽职尽责的治理留出空间。
美国民主中的妥协问题总是具有挑战性。随着永恒的竞选活动的兴起，它变得愈加艰难。竞选活动带来无休止的压力，要求不容妥协的理念，超过了治理的需求，而治理要依靠妥协的理念。因为符合公众利益的立法离开妥协就寸步难行，竞选活动支配治理已经成了美国民主的一个关键性难题，并且日益困扰其他民主国家。通过认识到水恒的竞选活动的压力，以及理念的动态变化形式在民主政治中所起的作用，政治家和媒体——最主要的是选民们——也许更容易发现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
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将首先揭示妥协为何是贡要的，以及它的价位和限制（第一章）。接着我们将分析不容妥协的理念（第二章），妥协的理念（第三章），并探究这两种理念与竞选和治理的联系。然后我们将在第四章解释，民主进程对于竞选活动和治理有双重需求，以及它是怎样依靠那两种理念的。最后我们将在第五章讨论一些改革，它们的作用是在竞选活动与治理之间形成较好的平衡，正如其所代表的理念一样。为了在民主进程中给可取的妥协留下更多余地，这种平衡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妥协精神消退，法律精神就会随之衰落。

前言/序言

　

《妥协的精神：为何治理需要它而竞选破坏它》 序言 在当今社会，无论我们关注的是地方社区的决策、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还是全球性的合作，一个核心的挑战始终存在：如何有效地达成共识，并将其转化为可行的行动。我们生活在一个观点多元、利益冲突复杂的时代，而“妥协”——这个既古老又常被误解的概念——恰恰是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本书《妥协的精神：为何治理需要它而竞选破坏它》并非一篇理想主义的呼唤，而是一次深入的探讨，旨在揭示妥协在现代治理中的不可或缺性，并剖析那些常常阻碍我们实现有效妥协的政治过程，尤其是竞选活动。 妥协，并非意味着无原则的让步或对核心价值的背叛。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智慧的权衡，一种在不同需求和愿景之间寻找平衡点的艺术。它是一种承认现实的策略，认识到在任何复杂社会中，都不可能让所有人都百分之百满意，因此，有必要在追求理想与维持稳定、推进进步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本书将带领读者踏上一段探索之旅，去理解妥协的本质，其在社会契约形成、政策执行以及民主制度韧性方面的深远意义。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在许多现代政治环境中，尤其是在激烈的竞选活动中，妥协的精神似乎正在被侵蚀。竞选的逻辑往往倾向于清晰的阵营划分、对立的立场以及对对手的零容忍。这种环境下，妥协常常被视为软弱、出卖，甚至是一种背叛。本书将仔细审视这种趋势，分析竞选机制如何塑造了公众舆论、政治语言和政治人物的行为，从而将一个本应是建设性的工具扭曲成一种负面的标签。 本书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更 nuanced（细致入微）的理解，让我们能够区分真正的妥协与无原则的妥协，并重新认识其在建设性政治对话和有效治理中的核心价值。通过深入分析理论、历史案例和当代观察，我们希望能够激发读者对政治过程的深刻反思，并最终为如何在充满挑战的时代重拾并弘扬妥协的精神提供有益的见解。 第一章：妥协的基石：社会契约与共同利益 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从原子化的个体汇聚成有序的群体，其根本原因在于一种无形的契约——一种关于如何共同生活、如何解决分歧的默契。这种契约，即便未曾被明确书写，也渗透在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妥协，正是维系和更新这一契约最古老、也最有效的机制之一。 从部落时代的资源分配到现代国家的法律体系，人类始终面临着资源有限、需求无限的现实。没有一个人能独自拥有所有想要的，也没有一个群体能完全主导所有决策。因此，为了避免永无止境的冲突，为了能够共同获取比单打独斗更大的利益，人们不得不学会相互退让，将部分个人或群体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下，从而达成一种“你退一步，我进一步”的共识。这种自愿的、有意识的让步，便是妥协的原始形态。 本书认为，妥协并非始于政治舞台，而是深深植根于人类社会运作的逻辑之中。即使是最简单的家庭内部，也需要妥协来分配家务、决定周末活动。更宏观的层面，市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持续的妥协：消费者愿意接受当前的价格，生产者愿意在当前价格下销售，双方在相互的利益交换中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在国家治理层面，妥协更是构建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基石。宪法的制定，本身就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妥协，不同利益集团、不同地区、不同意识形态的代表，为了建立一个共同的国家，不得不放弃部分极端的要求，接受彼此的底线。法律的制定过程，更是妥协的常态。每一条法律的背后，都可能隐藏着无数次的谈判、权衡和妥协，以期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冲突中找到一个相对公平、能够被大多数人接受的解决方案。 然而，妥协并非意味着牺牲正义或放弃原则。真正的妥协，是建立在对共同利益的深刻认识之上的。它承认，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单一观点的绝对胜利往往是不可持续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当一方的诉求被彻底压制，其不满情绪就会累积，最终可能威胁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妥协的艺术在于识别那些能够服务于更广泛、更长远的共同利益的交集，并在必要时，以局部或暂时的让步来换取整体的和平与进步。 这本书将深入探讨，为何这种原始而强大的机制，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政治领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认为，理解妥协的基石——其在社会契约形成和共同利益维护中的核心作用——是认识其当前困境并寻求解决方案的第一步。 第二章：治理的精髓：妥协在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角色 治理，本质上是一项关于如何分配稀缺资源、如何解决社会矛盾、如何引导社会前进的复杂艺术。而在这门艺术中，妥协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如同润滑剂，确保着复杂齿轮的顺畅运转；它又如粘合剂，将看似对立的利益诉求凝聚在一起。 在政策制定的初期阶段，各种利益集团、专家学者、民众代表都会提出各自的诉求和解决方案。这些诉求往往是相互冲突的，一个群体想要的可能正是另一个群体不愿给予的。此时，如果缺乏妥协的精神，政策制定过程将极易陷入僵局。政治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识别不同诉求背后的真正需求，并在这些需求之间寻找可以妥协的空间。例如，一项环境保护政策，可能需要平衡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的需求和公众对健康生活环境的期望。妥协的体现可能在于，设定分阶段的减排目标，提供财政补贴鼓励绿色转型，或者在环境监管方面设定合理的过渡期。这种妥协并非放弃保护环境的决心，而是承认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时间和资源，需要考虑社会各方的承受能力。 更进一步，妥协在政策的最终落地和执行过程中同样不可或缺。即便是经过深思熟虑、广泛协商最终形成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也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社区的抵制、地方政府的执行困难，或者新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出现，都可能使得原有的政策难以原封不动地推行。此时，灵活的调整和局部的妥协，是确保政策能够有效执行，并最终实现其预期目标的必要手段。这种妥协并非是对政策目标的背离，而是对现实情况的适应，是对政策整体效能的优化。 本书认为，缺乏妥协精神的治理，往往会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是少数强势群体的一言堂，导致政策的片面性和不公平性，最终引发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要么是政策制定过程漫无止境的争吵和拉锯，导致效率低下，甚至最终无法形成有效的决策，让社会陷入停滞。 妥协并非是“牺牲”或“失败”，而是“合作”与“前进”的策略。它允许不同观点在对话中碰撞，在权衡中融合，最终形成一个比任何单一观点都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一个成功的治理者，往往是善于运用妥协艺术的。他们能够倾听不同的声音，理解各方的顾虑，并在维护共同利益和推进社会进步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本书将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阐述妥协如何在不同领域，从经济发展到社会福利，从外交事务到国内稳定，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理解了治理为何需要妥协，我们才能更好地辨析那些正在侵蚀这一重要精神的因素。 第三章：竞选的逻辑：对立、动员与妥协的消亡 与治理对妥协的渴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政治竞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成为妥协精神的“破坏者”。竞选，其核心驱动力并非是达成共识，而是争取选票。而争夺选票的逻辑，往往与妥协的逻辑背道而驰。 竞选活动的本质，可以被理解为一场对选民注意力和支持的争夺战。在这种争夺中，最有效的策略往往不是寻求中间地带，而是清晰地划分阵营，激发自身支持者的热情，并尽可能地贬低和疏远对手的支持者。政治候选人需要向自己的基本盘展示其坚定的立场，表达对对手及其理念的强烈反对，从而将原本可能犹豫不决的选民推向自己一方。 在这种环境下，妥协被妖魔化。当一位候选人提出可以与对手合作、寻求共同点时，很容易被视为“软弱”、“出卖了原则”、“背叛了支持者”。“不妥协”因此成为了一种政治上的美德，一种忠诚的表现。政治语言也随之发生变化，充满了煽动性的口号、攻击性的言辞和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这种语言环境，使得理性对话和建设性的协商变得愈发困难。 竞选活动的媒体传播方式，也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为了吸引眼球，媒体往往更倾向于报道充满冲突和戏剧性的内容。政治候选人的每一个失误、每一句激烈的言论，都可能被放大和传播，而那些默默进行的、需要耐心和智慧的妥协过程，则往往被忽略。社交媒体的兴起，更是为这种极化传播提供了温床。算法倾向于推送用户感兴趣的内容，很容易形成“信息茧房”，让人们只接触到与自己观点一致的声音，而对不同意见产生天然的排斥和敌意。 本书认为，竞选中的这种“去妥协化”倾向，对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当政治人物的生存法则被设定为“不妥协”，那么当他们进入治理岗位后，就很难放下竞选时的姿态，去进行必要的协商和妥协。这种惯性，将导致治理的效率低下，政策的僵化，以及社会裂痕的加深。 我们并非否定竞选在民主制度中的作用。它提供了选民选择领导者的途径，也为政治参与提供了平台。然而，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竞选的逻辑与治理的逻辑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制约的。如果竞选的胜利是以牺牲妥协精神为代价，那么这种胜利，很可能预示着治理的失败。 第四章：失衡的代价：为何竞选的胜利会破坏治理的成功 当竞选活动过度强调对立和排斥，而忽视了妥协的价值时，其最终的胜利，反而可能成为治理的沉重代价。这并非一个悖论，而是现代政治中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 想象一下，一位候选人在竞选中，成功地将对手描绘成“敌人”，将对方的支持者视为“必须被击败的群体”。他利用各种手段，包括夸大分歧、煽动情绪，最终赢得了选举。他可能因此认为自己获得了“民意授权”，可以按照竞选时的承诺，推行自己一方的政策，而无需顾忌少数派的意见。 然而，治理的现实远比竞选时复杂得多。一个国家的公民，拥有多元的信仰、利益和价值观。任何一个简单的、极端的政策，都可能触碰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引发他们的不满。如果治理者缺乏妥协的意愿和能力，他可能会选择用强制手段来压制反对声音，但这只会导致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长期来看，会损害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本书指出，竞选中的“零和博弈”思维，一旦带入治理领域，就会产生以下几个方面的代价： 1. 政策的僵化与无效：缺乏妥协，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可能只关注单一群体或单一维度的需求，而忽略了其他重要因素。这会导致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阻力，最终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甚至适得其反。例如，一项激进的经济改革，如果未能充分考虑劳动者、企业和消费者等多方利益，就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失业或社会动荡。 2. 社会分裂的加剧：竞选时的对立言辞，如果未能被治理过程中的协商所弥合，就会在社会层面固化。选民群体之间可能因为政治立场而产生深刻的隔阂，不愿意与对方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流，甚至相互敌视。这种社会分裂，会侵蚀信任，削弱社会凝聚力，使得国家难以应对共同的挑战。 3. 政治参与的异化：当政治被视为一场永无止境的斗争，而非建设性的合作过程时，许多公民可能会对政治失去兴趣，或者感到沮丧和无力。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声音无法被听到，自己的意见不被重视，从而选择退出公共领域。这反而会使政治舞台更加偏向于那些更有激情的、更具对抗性的群体，进一步加剧极化。 4. 对民主制度的侵蚀：民主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其能够有效处理分歧，并在多元化中寻求共同点。如果治理过程被竞选的逻辑所主导，导致妥协精神的衰退，那么民主制度的根基就会被动摇。人们可能开始质疑民主是否能够真正带来稳定和繁荣，从而更容易转向非民主的、更具煽动性的替代方案。 本书认为，竞选的胜利，如果是以牺牲妥协为代价，那么这种胜利，并非是治理的起点，反而可能是治理的终结。真正的政治智慧，在于如何在赢得选票的同时，也赢得合作的空间；如何在表达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倾听他人的声音。 第五章：重拾妥协的精神：重塑政治对话与建设性治理 面对竞选活动对妥协精神的侵蚀，以及由此带来的治理困境，我们并非束手无策。重拾妥协的精神，是关乎我们社会未来走向的关键。这需要我们从多个层面进行努力，包括个体、媒体、政治体制以及教育。 首先，个体层面，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对“妥协”的认知。停止将其视为软弱，而是理解其为一种策略性的智慧，一种在复杂世界中寻求可行解决方案的能力。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社交媒体上，或者在与他人讨论问题时，尝试寻找对方观点的合理之处，尝试用更温和、更包容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立场，我们就是在践行妥协的精神。 其次，媒体和社会舆论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媒体应该承担起引导理性对话的责任，鼓励报道那些展现合作与共赢的案例，而非仅仅放大冲突与对立。公众也需要主动寻求多元化的信息来源，抵制信息茧房，并对那些煽动对立、缺乏建设性的言论保持警惕。 第三，政治体制与政治人物需要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政治人物需要认识到，在竞选时的高声呼喊，不应延续到治理的议事厅。他们需要培养倾听和协商的能力，认识到“赢得”竞选不等于“赢得”执政。可能的改革方向包括：鼓励跨党派合作的制度设计，例如在议会中为少数党提供更多参与政策制定的机会；对政治捐款和竞选广告进行更严格的监管，以减少金钱对竞选逻辑的过度影响。 最后，教育是重塑妥协精神的长期投资。教育体系应该从小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同理心以及解决冲突的能力。通过学习历史上的成功妥协案例，理解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孩子们能够更早地建立起尊重差异、寻求共识的价值观。 本书强调，重拾妥协的精神，并非是要回到一种平庸的、无原则的“和稀泥”状态。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智慧，一种在坚守核心价值的同时，能够灵活应对现实挑战的能力。它要求我们能够区分真正的原则与非必要的固执，能够在复杂的信息中辨析真相，并最终能够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来构建一个更加稳定、公平和繁荣的社会。 《妥协的精神：为何治理需要它而竞选破坏它》希望能够成为一次有益的思考起点，引发我们对政治本质的深刻洞察，并激励我们共同努力，在喧嚣的世界中，重新发现并弘扬那份宝贵的妥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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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标题《妥协的精神：为何治理需要它而竞选破坏它》立刻吸引了我。我一直觉得政治博弈中，那种你死我活的对立往往是出于一种对“胜利”的执念，而忽略了国家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真正的长远利益往往在于各方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本书似乎正是要探讨这个核心问题，它提出的“治理需要妥协”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制定一项公共政策，还是处理一场国际危机，总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在其中碰撞，如果一味地坚持己见，不愿退让一步，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僵局，甚至是冲突的升级，对所有人都不利。想想看，在很多重要的立法过程中，如果没有不同党派之间的谈判和妥协，很多本可以惠及民众的法案可能就无法通过，这无疑是对社会进步的一种阻碍。而“竞选破坏妥协”，这一点更是切中了当下的痛点。竞选活动的本质往往是为了争取选票，而为了吸引眼球、激发支持者的热情，政治人物常常会采取更极端的姿态，强调差异，煽动情绪，将对手妖魔化，这无疑会加剧社会的分裂，让妥协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我想这本书会对这些现象进行深入的剖析，并提供一些有洞见的观点。

评分☆☆☆☆☆

读到《妥协的精神：为何治理需要它而竞选破坏它》这个书名，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无数令人沮丧的政治场景。似乎在近些年，我们越来越少看到那种跨越党派界限、为了国家整体利益而携手合作的景象，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的政治斗争和相互攻击。书中“治理需要妥协”的观点，对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毕竟，一个国家或地区，其人口构成、利益诉求是多元而复杂的，没有哪一方能够完全代表所有人，也没有哪个方案能够让所有人都百分之百满意。在这种情况下，妥协就成了维系社会稳定、实现有效治理的必由之路。它不是放弃原则，而是找到最大公约数，让各方都能接受，都能为之付出努力。而“竞选破坏妥协”的另一半论断，则让我感到一丝悲哀，但又无比真实。为了在激烈的竞选中脱颖而出，政治候选人往往需要采取更具煽动性、更具攻击性的策略，将政治对手描绘成洪水猛兽，以此来凝聚自己的基本盘。这种模式，无疑会加剧社会撕裂，让选民的认知变得片面，也让政治人物更难在当选后放下身段去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妥协与合作。这本书无疑触及了一个非常现实且深刻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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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题目《妥协的精神：为何治理需要它而竞选破坏它》本身就充满了张力，仿佛一个深刻的洞察，指向了现代政治实践中一个普遍存在的困境。我一直相信，任何一个有效的治理体系，都离不开不同利益方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让步。尤其是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想要推行一项真正能惠及多数人的政策，就必须容忍甚至鼓励一定程度的妥协。这并非意味着放弃原则，而是通过求同存异，找到一条能够让社会整体向前发展的路径。然而，题目中的后半句“竞选破坏妥协”，却让我感到一丝不安，却又无比真实。我们经常看到，在竞选期间，为了吸引选民的注意力，为了激发支持者的热情，政治候选人往往会选择更为激进的言辞，更加鲜明的立场，将自己塑造成与对手截然不同的形象。这种为了选票最大化的策略，极有可能导致政治极化，让寻求妥协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我想，这本书会深入探讨这种竞选模式的运作机制，以及它如何一步步侵蚀掉政治生活中珍贵的理性对话和合作空间，从而影响到国家长期的稳定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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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妥协的精神：为何治理需要它而竞选破坏它》的命名，在我看来，非常精准地抓住了现代政治生态中最令人担忧的一个方面。我时常在想，为什么那些本应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推动社会前进的政治人物，在竞选时却显得如此水火不容？他们似乎更热衷于描绘一个非黑即白的战场，而将妥协视为一种软弱或背叛。书中“治理需要妥协”的论断，让我联想到历史上的许多重大转折点，很多时候恰恰是通过不同政治力量的妥协，才避免了更大的动荡，实现了社会的平稳过渡。比如，早期的民主制度建立过程中，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长期博弈和妥协，才奠定了如今政治格局的基础。而“竞选破坏妥协”的说法，更是直击了问题的根源。在现代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竞选活动更容易被塑造成一场零和游戏，煽动性的言论和对立性的姿态更容易获得关注和支持，这无疑会挤压掉理性讨论和寻求共识的空间。我想这本书一定能为我解读，这种竞选模式是如何一步步侵蚀掉政治决策的灵活性和包容性，以及它对长期国家稳定和发展可能带来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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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协的精神：为何治理需要它而竞选破坏它》这个书名，让我眼前一亮，因为它直接点出了现代民主政治运作中一个令人忧虑的悖论。我一直认为，政治的本质是通过协商和合作来管理社会，而妥协恰恰是这种协商和合作的核心要素。当一个社会面对复杂的问题时，例如气候变化、经济不平等、医疗改革等等，几乎没有一个简单的、能够让所有人都拍手叫好的解决方案。相反，总会有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意识形态持有者，他们对问题的认知、对解决路径的设想都可能大相径庭。这时，如果政治领袖能够展现出“妥协的精神”，去倾听不同的声音，去寻求折衷的方案，那么才有可能凝聚共识，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然而，书中“竞选破坏妥协”的论断，则揭示了这个过程中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在竞选的舞台上，为了赢得选票，政治人物往往被激励去采取更极端、更煽情的立场，去强调与对手的差异，而不是寻找共同点。这种“非此即彼”的竞选逻辑，无疑会侵蚀掉政治生活中宝贵的“中间地带”，让本应是对话和协商的场所，变成了一场场充满火药味的辩论，最终可能导致治理的僵局和社会的进一步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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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几年时间的逐渐写作，并在担任一系列学术职务的过程中得以完成。1938年，在牛津大学所作的《语言与事实》的系列讲座中，我探讨了这个主题的一部分。这些讲座形成了1938～1939年在芝加哥大学以及1939 1940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所开设的研究班课程的基础。在这两次研究班上的讨论大大拓宽了我对所涉及的这些问题的理解，并且减少了我原先对于这个主题的语言学方面的强调。我必须表达一种欠情，即欠那此教授和学生们的集体人情；他们通过细致而又友好的批评使我避免了一些差错和谬误（我希望如此）。更特别的是，在芝加哥时，卡尔纳普和莫里斯教授时常参加研究班，而且一些研究生表现出了很强的哲学研究能力，从而使这些讨论成为富有成果的争论性合作的典范。诺曼·道尔凯先生参加了两个研究班，后来阅读了全书的手稿，我非常感激他谨慎而又令人兴奋的批评。**后，在1940年夏季，我部分地从积累起来的材料中，部分地从对这个整个主题的重新思考中，准备了这些威廉．詹姆士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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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了解了解，学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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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讲述的道理很好 公共生活需要妥协和公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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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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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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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一本书，对于了解社会秩序的建构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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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著作，阅读经典，买来了解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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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引经据典，但显得特别啰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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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一本书，对于了解社会秩序的建构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