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6
时寒冰撰文力荐,称本书对他有特别的启发!
作者用散文一样的笔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奇妙的大门,让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金融事件都有了更深层次的解读,值得慢慢品味。
《金融的哲学》用哲学的观点,分析了很多和金融相关的热点问题,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剖析常见的金融事件,学术支持下带有情怀的思辨,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
本书用大量生动的事例,为读者提供了崭新的思考方式与思维框架,为换个思路考虑金融、经济与社会问题都带来切实有效的帮助。
周洛华,上海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经济学博士,曾经在财富500强企业任财务分析工作,美国常春藤达特茅斯学院塔克商学院博士后研究,国泰君安投资管理公司并购部副总经理,上海市宝山区发改委副主任,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副教授。曾出版《经济学家是我的仇人》与《经济学家是我的敌人》等作品。
市场就是丛林
资本市场如果是一台上帝精心构造的机器的话,你也许能够用科学的方法找到这台机器的工作原理,进而发现涨跌的规律,赚取高额的利润。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会吸引更多的聪明人,年轻人来到资本市场,用各种模型预测未来的走势,但是这台类似永动机的印钞机即便能够被设计出来,也是一场灾难,这台极度智慧的机器能够让人一劳永逸地进入财富天堂,失去了克服未来各种不确定性挑战的动力,这对于人类,乃至任何一个物种来说,都是一种生态灾难。
资本市场如果是一个人为操纵的赌场的话,大多数人最终会醒悟这个游戏的结局,从而退出市场,大庄家也许能够赢得几次辉煌的胜利,但那是个别孤立的事件,他们不可能永远这样玩下去。赌场是一个极度负面的激励机制,最终使得所有人都成为失败者。
资本市场是一个丛林。在远古时期驱动人类部落战争,在史前时期驱动生物进化的那个丛林现在借道资本市场,把激励和约束机制通过风险和收益体现出来,鼓励人们用提高自身能力的方法去应对未来不确定性,从而实现人的进化。
如果我们站在热带雨林观察者的角度来看资本市场,原先困扰我们的一切迷雾都会散去:做空机制本身是生物筛选机制的一部分;看似不合理的高估值其实是对优势物种的激励;看似不合理的低估值其实是对剩余物种的保护。
历史与数据
我生在历史学者家庭,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堆满古旧图书的狭小书房里,我记得祖父经常笑着说起“考古学家是历史学家的敌人”,因为他们试图到地下挖出新东西来证明历史学家是错的,我总感觉他说这段话的时候口气轻松,我现在理解他讲的其实是史料和史观的问题。许多亲友都指望我继续研究历史,但是祖父告诫我,“去找份容易搞得饭吃的工作”!
20多年前,我高考选择学习财务会计之后,一度因为地气潮湿而把他楼下书房的线装书统统搬到阁楼去——现在为了撰写这本金融哲学书我又把那些书从阁楼里面翻出来了。
当时,我正忙于考托福,GRE,准备出国读研究生(我记得我们那一代人忙忙碌碌就干了这些),记得有一年的GRE考试摘录了祖父英文藏书中“WhatisHistory”(历史是什么)中的句子,我还兴奋了好一阵子,因为我读过那一本书。如今我自己人到中年,就像到点的闹钟一样,又开始翻看他留下的那些怀特海,罗素,维特根斯坦和其他历史书,我读到了许多商学院和资本市场上没有教给我的新东西。
需要新信息!
我听过这么一个笑话,说的是一群被判终生监禁的囚犯在一起讲笑话,一开始每个人都讲一个自己知道的笑话,然后听众都笑得前俯后仰,后来这些囚犯们相互之间都很熟悉各自的笑话了,不需要讲笑话的人从头到尾把故事说一遍了,他们就把笑话统统编号,一共100个笑话,每次讲笑话的犯人就直接报出某个笑话的编号,让大家自己去想像那个编号所对应的笑话,这样就把100个笑话转换成为了100个数据。这个办法刚开始的时候,效果很好,大家一听到某个编号(调用某个数据),立即联想起那个笑话,也都能笑得前俯后仰。但是,渐渐地大家越来越熟悉这些现成的笑话了,即便是当初最好笑的笑话及其编号也不再那么好笑了,这时候突然有一个犯人异想天开地报出了“101”这个数字,大家愣了一下,随后爆发出许久没有听过的笑声,这是这个封闭的监狱的最后一个笑话了。此后,即便有人报出102这个数字,也不那么好笑了,他们整天盼着有新的犯人送进监狱,希望有人再让他们笑出声来。
现在,我们把笑话看成是股票,把笑话的编号看成是类似于股票期权的衍生品,然后我们来猜想一下这样的一个资本市场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市场,自己不能产生新信息,也没有外来的新信息进入。让人发笑的101号笑话其实是一种意外的惊喜,而此前的任何笑话从特别好笑到一般可笑,到不那么好笑,就像是一个公司从成长期到成熟期的过程一样,是一个惊喜逐步消退的过程,这不仅仅是公司本身的问题,更是资本市场对其熟悉程度的问题。我在想是否任何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最终都会衰亡呢?
我们能历史中找到哲学思考的线索,我们能在交易数据中找到什么?是历史规律吗?历史有规律吗?历史如果有规律怎么办?我们在历史数据中找什么?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待历史的态度如同是对待一种哲学,我想也许历史就应该是一种哲学,是你观察世界和时间的方法,角度,思想方法和总结判断。由此说来,金融学家也应该和哲学家很像。
如果历史数据能够揭示交易规律的话,那么,我们的成功取决于自己和别人学习历史经验教训的速度。但是,我认为我们能够从历史数据中学到的东西是极为有限的,历史数据已经在那儿了,不可能有新的变化,这就如同有囚犯报出“101”号笑话一样,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能够产生的最后一点儿新信息。
随机性到底是什么?
科学与金融学的悖论,科学方法应用于金融学是正确的吗?如果能够被应用的话,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前提是如果真有这种科学方法的话。我这么说不是因为我质疑在资本市场上应用科学方法的普遍性和可复制性,而在于我担心“科学崇拜”统治着我们的思想:我接触过的投资人常常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思维定式,他们相信资本市场上有更高明的机构投资人运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在赚他们这些散户的钱;他们还相信名牌大学毕业的理科生担任的分析师推荐的股票会比他们自己强一些;他们甚至还相信如果他们自己能够掌握数学工具,建模,编程等一系列技能的话,他们在资本市场的回报会提高。在资本市场上建立科学崇拜会导致对随机性的误解,有时候这种误解会是灾难性的。
我认为随机性是进化机制的一部分,随机性防止了任何人用可以总结,可以传播,可以复制的方法一劳永逸地进入财务自由。那些成功地进入财务自由的投资人在市场上始终是凤毛麟角的,而他们出版的自传又让大家感觉他们的成功源自于他们刻苦实践了一种可以被复制和学习的方法,普通投资人容易忽略这些人的成功源自于随机性而相信他们的道路是可以追随的,这样一来,大家就努力复制富人的成功经验去实践,而随机性最终使得大多数人并没有发财,这是因为如果大多数人都发财了,人们就会失去前进的动力,我们社会就不再进步了,这就违背了进化论。所以,我认为随机性是进化机制的一个重要部分。
成功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是随机性的宠儿,同时他们的基因也许帮助了他们在不确定性世界更好地生存,而某个具体的人所拥有的基因其实也是进化过程中随机的表现,就连他的父母也无法控制。与此同时,我们又不能让大多数相信成功仅仅就是运气,那样的话,他们干脆放弃努力了,躺倒不干也不行,这样也会妨碍社会进步。于是大家就被成功者的故事激励起来,去“勤劳”、“努力”、“刻苦”、“节俭”和“聪明”地努力工作,于是,种种美德就得到了奉行和传播。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就获得了持续演进的根本动力。
在历史学中,有关随机性(历史学家们称之为“偶然性”)的激烈争论发生在20世纪初。关于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的鼻子的问题,关于土耳其苏丹巴济扎得的痛风问题,关于希腊国王亚历山大被宠物猴子咬了一口之后感染的问题,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令人目不暇接,感觉我们今天的世界完全是一场错上加错,歪打正着的偶然性事件的戏剧中最新一幕。1909年,英国历史学家博瑞发表了关于“历史中的达尔文主义”一文,提出了“偶然巧合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进化的事件”。我不太接受这样的历史观,我认为无论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还是资本市场的偶然事件,都是进化机制的一部分,让我们事先无法做出基于预测的准备,如果我们能够提前准备的话,等于说进化的进度表是人类预先可知的,进化可以脱离自然而单独由人类掌控着进行下去。不确定性的未来永远悬在我们前面,让我们保留了希望和恐惧,让我们对不可预知的未来始终有所准备,让我们有动机来保留生物多样性,保留文化多样性,保留不同的见解和思想,而不是事先就做一遍清扫和统一,这样的话,我们就失去了进化所需要的竞争机制。因为竞争机制的基础之一就是生物多样性。
我相信金融学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因为金融学既不是认识世界的方法,也不是表达感情的途径,而是一种体现在资本市场的进化机制,更像生物学。我感到高兴极了,因为我的祖父是学历史的,祖母是学生物的,而我则是学金融的,好像他们俩早就为我在思想上找到这一认识做了充分的基因准备。
历史事实和历史数据
投资人被“科学崇拜”绑架很久了。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还是科学与艺术并驾齐驱的阶段的话,到了欧陆列强争霸时期,奥匈帝国的山地师给每个连队配备一名数学家,专门计算弹着点和火炮射程,战争的胜利是压倒一切的事实,它证明了我们对科学怎么崇拜都是不够的。用科学方法处理火炮数据很成功,那么,我们雇佣同样的数学家来处理交易数据是否也能百发百中呢?
那些交易数据到底是某项资产在历史上的真实价值,还是当时人们基于他们掌握的信息对这项资产价值做出的判断?抑或是能够激励当时人们的估值水平?究竟什么是历史事实?什么是历史数据?我对历史数据发出质疑的底气来自于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教授说过的一句话,“历史根本不是事实,而是一系列已经被人接受的判断”。进而我感觉在金融学的领域中,我们把历史事实和历史数据进行了机械的分割,这种分割是可怕的,有时是致命的,因为这种分割使得我们更容易使用科学方法来处理“历史”,记住,统计软件处理的历史绝对是“历史数据”,统计软件绝对不能处理“历史事实”,只有人,而不是机器,才能够从历史事实中获得对现实和未来的思考,因为这些都是人本身的主观判断。我们现在有一种盲目的可怕的倾向:认为历史数据体现了历史事实,体现了规律性的交易机会,体现了市场的信息,我们只要处理历史数据就能够把握历史事实所揭示的历史规律,进而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未来。我认为这是对科学、金融和历史的三重误解。
里顿。斯特拉齐曾经诙谐地说“无知是历史学家的第一要素,无知可以让人简单,明了,也可以让人有所选择和省略”。我把这句话里面的“历史学家”换成“量化投资”的话,这个结论是否也能成立,而且更加诙谐?E。H。卡尔进一步调侃道,“我在(斯特拉齐)的反思中找到慰藉,这些历史学家(指同事)之所以能耐如此之大,源自于他们对研究主题的无知”。
维特根斯坦在表述他的语言哲学时,用过这样一个例子:“设想一个画面,一个拳击手摆出一种特定的姿势。可以把这个画面理解为他在告诉人们在拳击时应该怎样站立,应当采取怎样的姿势,但也可以把这幅画面理解为他要告诉人们不要在拳击中采取什么姿势,甚至他只是在模仿某个特定的人的特定姿势”(《哲学研究》第23节)。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一个词好比一个拳击姿势,尽管它在不同的语境中的外形相同,但是其功能或者意义是大不相同的”。涂纪亮进一步阐述道“维特根斯坦提醒人们不要忽视对语言的深层语法的研究,不要仅仅根据语言的表层语法就对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做出断定”。现在,把拳击手的那个姿势,想像成某个股票的价格;把那场拳击比赛想像成某个时段的股价走势;如果我只告诉你某个时刻的价格,你能理解什么呢?而即使我把一个连续的交易时段的价格都告诉你,你又能理解什么呢?你是否一定比刚才只知道某个片段的情况更全面地理解了估值呢?
我认为估值体现了在某个历史时刻:上市公司的运营状况,投资人的预期,对潜在投资者的激励和约束,各种因素,均是那个时刻的生态环境下,产生的一个价格指标,对当时的人有激励和约束作用,让他们去做某个特定的事情。如果我们把某个温度指标和那个温度所处的热带雨林割裂开来,单独研究温度的变化,那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必须尊重这样一个事实:那个历史温度来自于某个热带雨林在某个历史时刻的状况,那里一定有一个复杂而完整的多样性生物,雨林、生物和温度是统一整体,我们不能割裂开来,忽略其一而单独研究其二。
有鉴于此,我不赞成把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同上市公司,实体经济,当时的货币环境,当时的技术条件,当时的社会环境,当时人们的需求等因素割裂开来,单独进行探讨和研究。我不认为当时的价格已经自动包含了市场信息。研究K线图的技术派人士可能就是犯了这个错误,他们认为可以抛开自然环境单独研究温度,也可以抛开经济环境单独研究价格——他们是雨林中某个部落的巫师,毕业于吉卜赛神学院,他们在资本市场生存的概率不会高于那些因求雨失败而被处死的前辈们。
……
自序
我从来没有弄懂金融学,也没有弄懂哲学。对这两种学问我都是一个热心的外行,这不是一种自谦的开场白。本书的作者感到自己有责任提醒读者,书名中的“金融”和“哲学”这两个词可能给读者造成一种本书包含了“深邃的思想”和“明智的投资”的错误印象,如果你带着这样的期望而买下这本书的话,会使我担心自己可能利用并操纵了读者对这两个词的理解而把这本书强加给了大家。这种担心会转化为自责而纠缠着我。因此,我有动机提醒读者:读完我写的这本书既不能教会你投资,也不会使你的头脑变得更有智慧——如果你现在决定放下这本书,既不会有太大的损失,也免除了我的内疚。
我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和目的包含在下面的内容里了,我使用《金融的哲学》作为书的题目是因为我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简短词语来概括书中的内容。出版商曾经不顾这是一本我思想长征的日记而坚持认为凡是书名带着“哲学”字眼的作品都是在市场上冒险,我理解出版方的意见,并为自己没有找到一个更抢眼球的题目而略感不安。但是,这种浅浅不安服从于开始写作时就灌注在我心里的“诚实地记录自己的困惑和思考过程”的深深愿望。
叔本华说过“一本有开头、有结尾的书不是一本哲学书”,我由此得到了一种解脱,这本书更像是一本散文集,除了标示出每篇文章的写作时间顺序以外,很难找出导论和总结。好在维特根斯坦说过“哲学真的应该写成诗歌”。我没有系统论述某个哲学体系和定价模型,这本书不是讨论估值模型,交易策略和投资组合的,这些内容和体裁都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和写作计划。就体裁而言,我很想写一本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口袋书(又译《字条集》)那样的作品,想到什么写什么,每段一个编号,互相之间没有传统格式上的约束与联系。出版商曾经要求我用“和年轻的女编辑聊天”的口吻和感觉来写这本书。不过,他们并没有分派一位女编辑来找我聊天,写作过程是我独立完成的,不过我在书桌对面放了一把椅子,以便我尽可能地想像着有这么女编辑在倾听我编造的故事,我想这把椅子起到了出版社期望的效果,最终成稿的文字与体裁更像是一种倾诉式的独白,而且这种倾诉的核心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我把自己在金融学研究中的困惑,用哲学的方法来解释,并且使其能够自圆其说,我因而对这本书感到满意。我最初的研究领域是期权隐含波动率,我曾经试图做过的有关波动率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波动率是否先于其他指标而反映市场变化,是否有可能围绕波动率的变化来建立一种交易策略?二是波动率变化的三维曲面是否能够用一组函数描写?这项研究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儿,我在该领域仅有的几篇论文都饱受学术期刊编辑的拒绝或者高校同行的质疑。而我在研究的过程中,越来越感觉金融学里面有科学不能解释的东西,只能换一个角度用哲学方法去思考,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哲学不是科学,不能发明任何新东西,也不能分析问题,只能帮助你用一种准确的语言,清晰地描述问题,一旦问题得到清晰描述之后,哲学困惑会自行消失。这本书就是在金融学领域实践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产物,至少在目前,原先我心里有关金融学的那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我的困惑却自行消失了。与此同时,我也肯定未来我还会产生新的困惑,也希望用同样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并将其过程再次呈现给读者。
在本书中我试图把资本市场和热带雨林并列起来,看出其中的相似与联系。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波动率的三维曲面会是这样的形状,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个曲面会发生那样的变化,一如我无法孤立地解释“猴面包树”的独特形状一样。但是当我引进“进化机制”的视角时,一切又都能描述得清楚:那些我无法孤立地理解和解释的问题要么源自于我对语言的误用而产生的哲学困惑,要么是我割裂了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这一切困扰我的金融问题,都是人类社会的进化机制,我只需服从而无需解释。
文明世界里部落冲突,种族仇恨和宗教战争越来越少了,那些从原始丛林或者草原开始就一直加诸于人类社会的进化机制已经不能按照其原有的方式发挥作用了,我们变得不那么血腥了,世界变得包容了,我们越来越乐意接受这个世界的多样性了,不同种族和部落之间有了更多的协同和帮助,而不是战争和掠夺。我因而猜测金融市场恰恰提供了一种类似于丛林法则的进化机制,多空模式取代了原来的战争模式,促进人类的进步。所谓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就是原始部落里面的掠夺战利品和进贡年收的一种变体——优势部落会得到更多的资源。金融学中许多我无法用逻辑方法解释的东西都是“筛选”和“竞争”的“进化机制”的组成部分。
一旦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金融学,一切都顺理成章了,不再拘泥于科学和艺术的争论了。我不能从逻辑出发去问“为什么波动率曲面会塌陷”,“为什么收益率曲线会反转”,就如同我不能去问“是谁让动物们进化呢”?这就等于从逻辑的领域来到了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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