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曆史愛好者,專傢學者,老師、學生 颱灣乃至中國史學界不可多得的通史著作
比肩錢穆《國史大綱》
颱灣、香港地區以及東南亞為暢銷的中國通史普及類著作
重印近四十次 所有版本纍計400萬冊
傅斯年之侄傅樂成傳世史學巨著
各種版本的通史著作,為什麼選擇傅樂成版《中國通史》(上下冊)?
一、颱灣史學界與大陸史學界
1949年之後,史學界因政治而分化為大陸和颱灣兩部分。大陸連年的政治運動讓史學研究停止乃至倒退。相比較而言,颱灣史學界則少瞭許多政治的乾擾而顯得平靜,從而取得斐然成就。颱灣學界稱傅樂成為繼錢穆之後有成就的曆史學傢,由此可見其學術地位。
二、各種通史版本進行對比
史學界認為,20世紀寫作的中國通史主要有錢穆的《國史大綱》、呂思勉的《中國通史》和範文瀾的長部頭《中國通史簡編》,張蔭麟未全部完成的《中國史綱》。但這幾部通史,對於一般的史學愛好者都不夠通俗曉暢,讀起來有些難度。
然而傅樂成的《中國通史》(上下冊)無論內容、質量和篇幅,都有突齣的價值和地位,在颱灣史學界影響頗大。該部史著文筆俱佳,學、纔、識足備。書成之後,在學術圈裏影響巨大,既是史學愛好者的案頭書,也是大學的常用教材,甚至史學研究者也能從中得到教益。
三、《中國通史》(上下冊)獲得學界、著名史學傢們一緻好評、贊譽如潮
曆史學傢黃仁宇求助本書——在研究中國曆史遇到諸如“遼金關係之改變”、“金國侵宋的原因”等問題搞不清時,就去讀傅樂成的《中國通史》。
史學傢許倬雲為本書寫序——盛贊《中國通史》堪比錢穆《國史大綱》。
日本史學界評價傅樂成——“為一不可忽視的史學傢。”
四、傅樂成史學研究的特色
1.堅持理論聯係實際,反對教條主義。
2.對已齣成果,能在聽取讀者反應與新近認識基礎上,嚴格自審反思,認真進行修改。
3.十分重視曆史資料的搜集查證,強調曆史的研究著述要做到“無一語無來曆,無一事無根據”。
4.實行學術民主,百傢爭鳴。在學術同仁之間,既十分尊重他人,又能據理爭辯,唯真理是從。
內容簡介
傅樂成撰寫的《中國通史》一書,在颱灣史學界影響頗大,日本史學界評價他“為一不可忽視的史學傢”。《中國通史》2010年在大陸首次齣版,知名史學傢許倬雲先生寫序推薦:“在中國通史之中,公認好的一部作品。相對於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傅著並沒有特殊的史觀,卻十分重視經過考訂的曆史現象。錢先生的大著,吸納瞭顧炎武、顧祖禹、顧棟高、趙翼和錢大昕等人的著作,因此《國史大綱》中,埋藏瞭上百個可以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傅先生的《中國通史》,則是綜閤已經成定論的許多研究發現,做個總結。兩者各有長處,而兩者也正可以在幾十年教條主義的框架下,提供另外一些讀史的角度,對讀者是有益處的。”
《中國通史(套裝上下冊)》上探舊石器時代,下至1912年清帝退位,凡六十餘萬言。文字淺近平易,不做繁徵博引,敘說清晰,見解持正,數韆年中國史事之此伏彼起,重要節點,前因後果,俱在目前。意在使讀者對中國曆史有一較為清晰而客觀的概念。全書重心有四:政治社會的變遷;對外關係;各種製度的演進;學術思想的淵流。所據資料有三:曆朝舊史;近代學人的研究成果;作者的讀史心得。對所據資料的整理及敘述,力求忠實謹慎,缺乏實證的見解和過分主觀的議論,均不予采用。
百幅插圖,重點在戰爭地圖,方便讀者進行深入瞭解。
讀者閱讀傅樂成《中國通史(套裝上下冊)》有感:
首先是新穎,材料非常新,參考瞭許多新齣土的文物,並將當代學者的新觀點融匯其中,越過瞭其他通史的呆闆與陳舊。
第二是持中,作者越過瞭“曆史就是政治史”的傳統認知,更多關注瞭文化史、思想史、經濟史等,拋棄瞭用政治解釋一切的偏執,本書沒有太多的故事衝突,沒有臉譜化的人物,更沒有曆史評判的僞激情,隻有“理解之同情”。
第三是廣博,本書觀點密集,似乎漫不經心,卻包含瞭史學中的重大課題,而作者往往能找到謹慎的錶達方式,將各方意見融匯其中,這種有穿透力的廣博,值得細細品味。
作者簡介
傅樂成, 1922年~1984年
史學大傢傅斯年之侄
傅傢至少齣過四位當代史學傢
颱灣知名史學傢
颱灣大學曆史係教授
哈佛大學博士
生平簡介:
字力更,號秀實,山東聊城人,颱灣知名曆史學傢、颱灣大學教授。傅樂成為傅斯年之侄,秉傢學淵源,幼讀私塾,1940年入西南聯大,1956年赴哈佛大學,獲博士學位。自1949年起執教於颱灣大學,主持颱灣大學曆史研究所博士班及秦漢史研究室工作,兼任颱灣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傅樂成終身未娶,一生所寄,盡在史學一域。
聊城傅傢:
山東聊城傅傢,齣過至少四位當代的中國史專傢。
一、叔父傅斯年,近代學術史上一個知名的人物。他不僅是曆史學傢、教育傢、五四運動的北大學生領袖、曆史語言研究所創始人、北京大學代理校長、颱灣大學校長,一生還富有傳奇色彩。他是鬍適的學生,鬍適稱他“人間一個稀有的天纔”。
二、傅樂煥先生為遼金元史學傢。
三、傅樂淑女士是中西交通史的專傢,曾在匹茲堡的杜肯大學任教多年。她的《中西交通史編年》,是這個領域的重要著作。
史學地位:
傅樂成治學嚴謹、平易近人,一生著述甚豐,皆為史學論著,尤其對秦漢、隋唐史的研究更有建樹。較有影響的著作有《秦漢史論文集》、《隋唐五代史》等。他的史學論著有的被譯成英、日、朝等國文字,是颱灣、香港、日本、南朝鮮及東南亞國傢高等學府學習中國史的必讀之書。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相對於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傅著並沒有特殊的史觀,卻十分重視經過考訂的曆史現象。錢先生的大著,吸納瞭顧炎武、顧祖禹、顧棟高、趙翼和錢大昕等人的著作,因此《國史大綱》中,埋藏瞭上百個可以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傅先生的《中國通史》,則是綜閤已經成定論的許多研究發現,做個總結。兩者各有長處。
——許倬雲 目錄
第一章 從史前時代到信史時代
第二章 封建帝國的興衰(西周時代)
第三章 春鞦時代和戰國時代
第四章 春鞦戰國時代的學術思想
第五章 集權帝國的發展與傾覆
第六章 漢帝國的盛世
第七章 漢代的武功
第八章 漢的製度與學術
第九章 漢的衰亡與三國的分閤
第十章 五鬍亂華與晉室偏安
第十一章 南北朝的對峙
第十二章 南北朝的社會
第十三章 隋帝國的興亡
第十四章 盛唐的內政
第十五章 盛唐的武功
第十六章 安史之亂以後的確唐帝國
第十七章 唐代的製度
第十八章 唐代的宗教與學術
第十九章 五代與十國
第二十章 北宋與外族
第二十一章 南宋與外族
第二十二章 宋的製度與學術
第二十三章 元帝國的組織
第二十四章 明代的政治
第二十五章 清的入主及其盛世
第二十六章 清帝國的亂亡
第二十七章 明清的製度
第二十八章 明清的宗教與學術
精彩書摘
一、漢初的封建及無為政治
(一)高祖的封建
漢高祖即帝位後,名義上雖是全國又告統一,但事實上仍是分裂的。秦末,舉國苦於暴政,人們反而懷戀著戰國時代的歲月,因此封建的理論又盛行起來。自陳勝吳廣發難後,各地起兵者紛紛擁戴六國王室的後裔為主,重演七國時代的局麵。其後項羽也迎閤這種潮流,分封瞭十八個王。高祖也無法例外,楚漢戰爭時,已曾封過幾個異姓王;到戰爭結束,他為諸侯擁戴為皇帝,為酬勛起見,異姓王有增無減。當時的異姓王有七,即韓王信、趙王張耳、楚王韓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燕王臧荼、長沙王吳芮。這七國掩有黃河下遊及長江中下遊的廣大地盤。此外他封瞭大批的侯,數目多至一百四十以上。王在當時稱為“諸侯王”,侯稱“列侯”,這兩級封君的權威和封土範圍,甚為懸殊。王國的領土,大都廣至數郡,侯國領土則很少大過一縣。王在其國中,除享有經濟權如賦稅及徭役等,並握有相當大的統治權,王國的官吏,除丞相外,其餘概由國王任免。列侯則僅在其封國中享有定額戶數的賦稅徭役。從這些地方看,漢的封建與周的封建,實質上已大不相同。也許有鑒於秦的速亡,高祖對封建製是抱有限承認態度的,因此他采用封建與郡縣並置的辦法。但他對異姓諸王卻非常嫉視,處心積慮要把他們消滅,而代以劉氏宗親。這種想法的産生也很自然,因為異姓諸王大都久經戰陣,擅長軍事,其中不乏具有野心的人。同時他們各自擁有廣大的地盤和雄厚的兵力,對中央政府,實是一種嚴重的威脅。異姓諸王中,楚王韓信最為高祖所畏忌,因此成為第一個犧牲者。
韓信本於漢四年(前203)受封為齊王,次年徙封於楚,王淮水以北及以南的東部地區,都下邳(今江蘇邳縣)。六年(前201)初,高祖僞稱南遊雲夢(今湖北省長江南北一帶),會諸侯於陳(今河南淮陽縣)。就在陳將韓信擒住,帶迴長安,廢為淮陰侯。至十一年(前196),為皇後呂氏所殺。
此外幾個異姓王國被消滅的經過,大緻如下:韓王信(與楚王同姓名)於二年(前205)受封,王韓故地,都陽翟(今河南禹縣)。六年(前201),漢北徙其國於太原郡,都馬邑(今山西馬邑縣)。同年鞦,匈奴圍馬邑,信降,高祖自將擊之,信逃入匈奴,其國遂廢。趙王張耳於四年(前203)受封,王趙故地,都襄國(今河北邢颱縣)。次年,張耳死,子敖嗣立。九年(前198),因其臣下謀反,漢廢敖為侯,國除。梁王彭越本於五年(前202)受封,王魏故地,都定陶(今山東定陶縣)。十一年(前196)春,梁太僕告越謀反,漢擒越殺之。淮南王英布於四年受封,王淮南地,都六(今安徽六安縣)。至十一年,因見彭越被殺,怕輪到自己,也於其年鞦天造反。次年初,布被殺,其亂乃平。燕王臧荼本為項羽所封,王燕故地,都薊(今河北大興縣西南)。五年,項羽滅亡,荼乃反,高祖自將擊擒之,改立盧綰為燕王。十二年(前195),綰反,漢遣樊噲擊之。四月,高祖死,綰亡入匈奴,國除。唯有長沙王因國小力弱,不為高祖所忌,得幸免於廢滅。長沙王吳芮於五年受封,王洞庭湖附近地,都臨湘(今湖南長沙縣)。同年,芮死,子臣繼位。臣三傳至著,因無後,國除,其時已是文帝末年。
與消滅異姓諸王同時並行的,便是劉氏子弟的分封,他們的領地,大都是原來異姓諸王的國土。從六年到十二年的七年間,高祖先後分封瞭九個王國,即楚、荊(吳)、代、齊、趙、梁、淮陽、淮南、燕。楚、荊、代、齊四國都是六年分封的,那年楚王韓信被廢,高祖分楚地為楚、荊二國,封弟交為楚王,統淮水以北三郡地,都彭城(今江蘇銅山縣);又封堂兄賈為荊王,統淮水東南三郡地,都吳(今江蘇吳縣)。十一年,劉賈為英布所殺。到十二年初,漢更荊為吳,立高祖兄仲之子濞為吳王,都廣陵(今江蘇江都縣)。代轄今自太原、雁門以東至常山境,凡三郡,都代(今察哈爾蔚縣),其王為高祖之兄仲。七年,匈奴攻代,仲棄國逃歸,更立皇子如意為代王。九年,徙如意為趙王。十年,代相陳豨自立為代王。十一年,漢定代地,更立皇子恒為代王,都晉陽(今山西省太原縣)。齊王為高祖子肥,轄今山東省一帶地,凡六郡,都臨淄(今山東臨淄縣)。趙王張敖於九年被廢,漢徙代王如意為趙王,統六郡地,都邯鄲(今河北邯鄲縣)。梁王彭越於十一年被殺,漢分其地為梁、淮陽二國,以皇子恢為梁王,統二郡地,都睢陽(今河南商丘縣南),以皇子友為淮陽王,統二郡地,都陳。淮南王英布於十一年反,高祖即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及布被誅,長乃繼統其地,共四郡,都壽春(今安徽壽縣)。燕王盧綰於十二年反,其地既平,漢乃以皇子建為燕王,統六郡地,都薊。總之,到高祖臨死,異姓王國除長沙王外,全為同姓所取代。為瞭防止異姓王國的再起,高祖曾與心腹大臣們舉行過一次秘密盟會,會中訂立一項重要誓約,即“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史書稱之為“白馬之誓”。參加盟會的有高祖本人及大臣王陵、周勃、陳平等,呂後也可能參加。這次盟會沒有公開的儀式,時間也無法考知,但其確實性則無疑問。盡管如此,在高祖死後不久,這誓約便為呂後所破壞。
(二)呂後握政與諸呂事件
漢高祖於十二年(前195)四月去世,據說他享年六十三歲。子盈嗣位,是為惠帝。惠帝是高祖八子中的唯一嫡子,他生性忠厚,但相當懦弱,因此由他的母親呂後中國通史主持國政。呂後為人剛毅,知人善任。惠帝之初,仍以功臣蕭何為相國,至二年(前193),何死,另一功臣曹參繼任,曹參原任齊國丞相,他信奉黃老學說(黃指黃帝,老指老子;戰國人常好假藉黃帝之名以立說,所謂“黃老”學說,實際上就是老子的政治論。)以“清靜無為”作為理政的原則,結果齊國大治。他入相後,仍然固執著這個原則,一切遵循蕭何所定的舊規,竭力避免苛煩的興作,以休養生息;對外族保持和平關係,對諸侯王國也采放任政策。
漢初所以推行無為政治,原因約有二端:一是秦雖以尚法亡國,但其製度,甚為完備。漢初儒學衰微,除專治一經的秦國博士外,並無名動時君的大儒如孟子荀子一類的人,同時漢人更承襲瞭秦人的輕儒之風,例如高祖即經常對儒者橫加輕藐和侮辱。道傢在戰國末年雖是顯學,但其本身並無一套政治製度。至於漢廷君臣,大都齣身於低層社會,本身沒有創立製度的能力。因此漢廷除承襲秦法外,彆無其他的途徑可循。二是自秦統一直至漢初的二十年間,人民因處於暴政及戰亂之中,財産及精力早已消耗殆盡,舉國上下莫不希望獲得喘息的機會,而道傢的政治精神正閤乎他們的心意。因此漢初實行無為政治,實有其情勢上的必要。
惠帝死於前188 年,在位凡七年。其後呂後連續立瞭惠帝的兩個幼子恭和弘為帝,二人各在位四年,都稱少帝(前187 ~前180),而由呂後臨朝稱製。據說這兩位傀儡皇帝,實際上都是外人之子。
在呂後主政的十五年中,她始終遵循著無為的政治原則,與民休息。據史冊說當時“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見《史記》捲九《呂後本紀》]。不能說不是這項政策的成功。她的若乾政治措施,也頗值得稱述,例如惠帝即位之初,就把田賦減低為每年徵收十五分之一。這辦法雖在高祖時製定,但一度廢除,至是又行恢復,比起秦代半數以上的徵課來,不知輕瞭多少。此外秦代的苛法,也有若乾被取消,如惠帝四年(前191)的廢除“挾書律”,以及呂後元年(前187)的廢除“三族罪”及“妖言令”等。
但呂後也把一個政治難題留給後人,因為她對母傢呂氏子弟的加意提攜,委以重權,以緻造成朝廷間派係的對立,終於在她身後爆發瞭流血政變。呂氏子弟,自始即追隨高祖,他們大都纔調庸劣,但由於呂後的栽培,到高祖晚年,他們在朝廷中已隱然自成一派。惠帝為太子時,高祖一度想廢掉他,改立寵姬戚夫人之子趙王如意,但未成功,據說諸呂便曾為保護惠帝盡過力。惠帝時,諸呂的勢力日增,到呂後稱製,他們的政治權位乃壓倒功臣派。這種形勢,自然由呂後一手造成。
呂後元年(前187),呂後想立諸呂為王,功臣派的右丞相王陵引“白馬之誓”,加以反對,因而去職。繼而呂後又與繼任右丞相的陳平和太尉周勃商議,二人雖也屬功臣係統,但不敢再持異議。這一年,呂後首先追封她的父親呂公、哥哥呂澤為王。接著封呂澤的兒子呂颱為呂王,割齊的濟南郡為呂國。四年(前184),封妹呂媭為臨光侯。呂颱於二年(前186)死,子嘉嗣之,因居處驕恣,於六年(前182)被廢,改立呂颱弟呂産為呂王。七年(前181),趙王友(趙王如意於惠帝元年為呂後所鴆殺,同年,徙淮陽王友為趙王。呂後時,先後立“惠帝子”疆及武為淮陽王。)因不愛其後呂氏,為呂後幽死。同年,徙梁王恢為趙王,而以呂産為梁王,呂國除。恢也因受製於其後(呂産之女)而自殺,於是呂後另立其兄釋之的兒子呂祿為趙王。同年,燕王建死,國除。八年(前180),又立呂颱子呂通為燕王,通弟莊為侯。這類措施,自然引起功臣們的無限妒恨。
八年(前180)七月,呂後病重;病中命呂祿統轄拱衛都城的“北軍”,呂産統轄禁衛宮廷的“南軍”,以防製大臣的生事。是月,呂後死,遺詔以呂産為相國,呂祿女為少帝弘後。呂後於生前,曾把好幾位呂氏女兒嫁給劉氏子弟,遺命又以呂氏女為皇後;她的目的,似在使劉呂相親,並沒有以呂代劉的意思。
功臣派早把諸呂當作敵人,呂後末年,陳平、周勃即密切閤作,對諸呂暗加防備。此外他們更與反對諸呂最激烈的宗室硃虛侯劉章聯閤。劉章為劉肥之子,當時的齊王劉襄之弟,又是呂祿的女婿;他的反呂,目的是擁立他的哥哥做皇帝。呂後死後,局麵立即動蕩起來。首先是齊國齣兵西指,以討諸呂為辭。呂産派另一功臣灌嬰將兵抵禦,嬰暗中與齊聯絡,要齊王還兵待變;而嬰本人則屯兵滎陽,停止前進,這形勢對諸呂是一種嚴重的威脅。九月,陳平等以計將呂産、呂祿騙離南北軍,由周勃入統北軍,然後討誅諸呂,男女少長,盡行夷滅。功臣們所宣布諸呂的罪狀是“欲為亂”,但據史書的描述,卻看不齣諸呂有什麼“欲為亂”的跡象。
政變成功後,功臣們以少帝弘和惠帝其他幾個封王的兒子,實際都是呂後取外人子而立的;他們既非劉氏之子,又怕他們將來為呂氏復仇,因而決定另立皇帝。當時齊王襄以高祖長孫,謀取帝位最力;但功臣以王舅駟鈞橫暴,恐再生事端,乃改立高祖的庶子代王恒。代王為人仁孝寬厚,母傢薄氏也謹慎善良。九月底,代王到京即位,是為文帝。至於少帝弘等,則於代王到京的當晚,遭遇與諸呂相同的命運。…………
一、太宗貞觀之治
(一)太宗的即位(玄武門之變)
這裏所說的盛唐,大緻指從太宗貞觀初年,中經高宗、武後、中宗、睿宗,直到玄宗天寶末年的一段時間,共有一百二十多年之久,正是唐帝國的極盛時期。在這個時期內,唐帝國的文治武功,都足以震爍韆古,太宗則是這個盛世的創始者。太宗在位不過二十三年(627 ~ 649),但他一方麵結束瞭隋末以來率土分崩的亂局,一方麵奠立瞭唐帝國長期富強康樂的基礎,蔚成後世所謂的“貞觀之治”。他雖是中國史上希有的賢君,但他的皇位,卻是憑藉著一次骨肉相殺的政變取得的。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以後,全國大緻統一,但在唐室中央卻又發生瞭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高祖的次子秦王世民與他的哥哥太子建成、弟弟齊王元吉間的衝突,衝突的主要原因是世民與建成的爭奪皇位繼承權。雙方的摩擦,至遲開始於武德五年(622),其後日形尖銳化,到九年(626)終於發生瞭所謂“玄武門之變”。這次政變的發動者和勝利者都是世民,他因而得以繼承高祖的皇位。至於這次政變的經過,流傳的史料,有若乾隱諱歪麯的地方,不能看作實錄。經近人的研究,它的真相,纔大緻顯露。[參看陳寅恪《隋唐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拙著玄武門事變之醞釀(載拙著《漢史論集》頁一四三至一五四)]
高祖的皇後竇氏共生四子,即建成、世民、玄霸、元吉;玄霸早死。此外還有一女,嫁給柴紹。世民纔武齣眾,在晉陽起兵前,劉文靜曾稱贊他“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其後與群雄作戰,屢建大功,唐室的江山,可以說大半是世民打齣來的。高祖即帝位後,以建成為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因為世民功大,不但聲勢足以威脅太子,而他本人也確有奪嫡的野心,建成的不安,自可想見。至遲從五年(622)起,建成和元吉聯閤,與世民對立。他們的辦法,是麯意聯絡高祖的妃嬪,求他們為內助,尤以張婕妤、尹德妃與建成等來往最密。這辦法甚為有效,高祖本來不喜建成、元吉而喜世民,至此大為改觀。同年建成采納東宮屬官魏徵的計策, 親自統兵擊劉黑闥, 以分世民之功。七年(624), 慶州( 今甘肅慶陽縣)都督楊文幹叛變,有人告發建成與文幹有所關連,建成幾因此為高祖所廢;經元吉與諸妃的求情,始得無事。楊文幹事件的真相,至今已無法窮詰;但現有的史料,卻隱約透露齣世民也與這次事件有關,他極可能是告發建成的幕後主使人。
高祖對世民的大功是承認的,但他始終想保全建成,大概有鑒於隋文帝易儲的教訓。建成兄弟原來都居住於長安城中,大約在楊文幹事件以後,高祖把世民遷到長安西郊的宏義宮,他顯然想以隔離方法來消弭諸子間的爭端。但事實上雙方的明爭暗鬥仍在繼續進行著,在鬥爭過程中,建成顯占優勢。因為他具有嫡長的名位,又有高祖和宮闈的支持,同時他握有精銳的部隊,至少二韆餘人,而他的得力助手元吉,更素以勇武著稱。所以建成方麵的實力,遠超過世民,在京城內,世民是無法與建成相抗的。建成似乎並沒有殺害世民的意思,他隻想把世民羈留於京師,逐漸消滅其實力,使其無所作為。他曾以財物收買秦府的驍將尉遲敬德、段誌玄等,但沒有成功。繼而又嚮高祖進言排除秦府的智略之士房玄齡、杜如晦等。世民因在京師日益睏迫,頗有齣居洛陽經營東方的企圖,武德九年(626),他曾派親信張亮赴洛陽,結納山東豪傑以待變。其後不久,高祖命他齣鎮洛陽,但因建成等反對而未果。世民既不能東行,最後便隻有政變的一途,這政變終於那年六月四日在宮城的玄武門爆發。
玄武門是長安太極宮城的北門,它是宮廷衛軍司令部的所在地,具有堅強的工事與雄厚的兵力。誰能據有這個地方並運用它的兵力,誰便可以控製整個宮廷乃至整個首都,因為玄武門駐軍的實力遠較首都城防的軍力為大。這次政變,便是世民利用玄武門的地勢,首先消滅建成元吉;然後利用它的守軍,抵抗東宮齊府的軍隊,終於獲得勝利。至於世民所以能輕易據有玄武門,則是因為他與玄武門屯軍將領夙有勾結的關係。事變時玄武門屯軍的將領為常何、敬君弘、呂世衡等,常何本為建成舊屬,被世民於暗中收買;敬呂兩人也可能是世民一黨。
六月三日,世民嚮高祖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並訴說兩人意圖加害的情形,高祖迴答明天處理這個糾紛。四日,世民與他的妻兄長孫無忌、府僚張公謹等九人埋伏於玄武門內,等待建成元吉入朝而突擊之。世民告狀的事,已被張婕妤通知建成(自然她不知伏兵的事),當日元吉勸建成不要入朝,勒兵以觀動靜。但建成認為隨從的兵備已嚴,而玄武門守將又是他的舊部,料想無事,因而決定入覲。二人入玄武門,至臨湖殿側,纔發覺有變。這時他們的侍衛,均在門外,二人想策馬逃迴,世民自後趕來,與元吉以箭互射,建成首先被射死。既而尉遲敬德率騎兵七十人趕來,與世民夾射元吉,元吉也被射死。接著東宮和齊府的精兵兩韆人,由建成的僚屬馮立、薛萬徹等率領,嚮玄武門進攻,守兵拒戰,敬君弘、呂世衡戰死,但宮府軍始終無法攻入。最後尉遲敬德齣示建成元吉的頭顱,宮府兵纔潰散,至此勝利完全歸於世民。
建成元吉被殺後,世民派尉遲敬德入宮“宿衛”。那時高祖正在禦湖中泛舟,當他聽到建成元吉因“作亂”而被殺的消息,驚愕萬分。在他身邊的朝臣蕭瑀、陳叔達告訴他把國務交給世民,便可無事;高祖說:“此吾之夙心也”,於是立即下令內外諸軍,都聽秦王的節度。當時尚有零星的戰鬥,這個敕令宣布後纔完全平息。接著世民入見,號慟良久。三天後,高祖立世民為皇太子,處決一切軍國庶務。建成元吉的諸子,都在這次政變中被誅殺淨盡,但東宮齊府的僚屬,則大都得到寬赦。同年八月,高祖傳位於世民,自為太上皇以終其身,他死於貞觀九年(635)。
總之,玄武門之變實為世民一生最艱危的奮鬥,從事變的過程中可以看齣他的英勇與忍決,但也留給後世不良的影響。唐室的骨肉之變,幾乎無代無之,世民應負首開惡例的責任。而此後唐室許多次的中央政變,其成敗仍然維係在玄武門的得失上。…………
二、清前期的政治
(一)清室的統馭策略
這裏所說的清朝前期,是指清世祖初年,經聖祖、世宗,直至高宗末年的一段時間,共一百五十二年。除去世祖一代的十八年,聖祖、世宗、高宗三朝的一百三十四年,是清朝的盛世。這自然是個大緻的分法,因為聖祖初年,國內尚未完全平靖,而高宗末年,國內已漸有亂象。但這三朝至少有一百年以上,是富強治安的。在中國曆史上,隻有漢唐盛世,可以與之媲美。聖祖的年號曰康熙,世宗的年號曰雍正,高宗的年號曰乾隆,因此史書又稱這段時間為“康雍乾時代”。
清室以外族入主中國,統治極難駕馭的漢人,其國祚能長達二百六十八年,更能造成一百年以上的盛世,這種成就,絕不是偶然的。滿族是一個具有頗多優點的民族,它的最大長處,是勇武善戰而又有政治纔能,並有高度的模仿能力,肯虛心吸收外來的文化和人纔。這些地方,與濛古人大不相同。中國曆史上促成改朝換代的內在因素,不外四端,即外戚、宦官、權臣和藩鎮,但滿人能使這四種因素的危險性,減到最低的程度。對外方麵,在清的前期,曾建立多次彪炳的武功,對邊疆民族也能施以有效的統治。但滿族也有它的缺點,它缺乏創造力,一味吸收漢人的文化,結果沾染瞭漢人的性格,成為漢化的極端崇拜者。清代後期,遇見西洋的強國,但它仍以中國傳統對待外族的辦法,來對待西洋人,而且幾乎毫無變通,雖屢遭敗創而不悟。因此它的政權,終於在內憂外患中傾覆,甚至整個滿族,幾乎完全與漢人同化。這裏先談談清初滿人統治中國的若乾策略。
清室統治中國的手段,可以說是寬猛相濟,也就是懷柔與高壓並行。無論清室的手段或寬或猛,其對漢人的基本態度,是十分猜防的。清太祖雖為明室大患,但他本人尚無吞並中國的野心,也不知籠絡漢人,因此他所俘獲的漢人,大部充作奴隸,對儒生更恣意殺戮。到太宗,纔改用懷柔政策,命漢滿分居,另設官吏治理漢人,從此漢人得以稍免滿人的欺淩。他對於明室降臣,尤能加意利用,清的入主中國,大部得力於他們的幫助。世祖入關之初,仍繼續這種政策,其實際執行者是多爾袞。政策的內容,大體可歸納為下列數點:1. 禮遇明室君臣,為明思宗發喪,以禮改葬;明臣的死難者,均予題謚,生存者仍予以錄用;明遺民為清望所歸的,也都加以徵闢。2. 舉行科舉,以籠絡漢族的士人。考試辦法,仍沿用明代的“八股文”,使士子的精力,消耗於空洞形式的文體及口頭禪中,而無暇想到其他。3. 對於漢人百姓,也做瞭幾件收買人心的事,如廢除明末的苛捐雜稅,撤銷東西廠、錦衣衛一類的特務機關等。
與懷柔政策並行的,便是高壓政策,其目的在於消滅漢人的民族意識以及仇清復明的思想。這種政策的主要對象,則是懷念故國,義不與清廷閤作的士大夫階層。明代士風,崇尚節義,清入關後,南方的文人書生,憤極而起兵者,比比皆是。南明顛覆後,明朝的遺老如顧炎武、黃宗羲等,都力謀恢復,屢次企圖舉兵,但因清廷防範嚴密,皆無所成。此外一般文人,多喜結盟社,把民族的悲哀,寄托於詩文的吟詠,這類文社遍於東南,以復社最為有名,其分子有許多是明末的東林黨人。這種舉動,也是對清室的一種消極抵抗。士大夫仇清復明的思想不去,自然有害於清廷的統治,因此清室采取嚴厲的手段,以對付那些科舉與徵闢無法網羅的士大夫。其辦法也可以歸納為下列幾點:1. 禁結盟社。順治九年(1652),由禮部頒布條例,禁士子立盟結社及建白軍民利病等,其後更屢伸禁令。2. 摧抑紳權。明代士紳的社會地位甚高,經常乾預地方政務,清室於大局平定後,即著手摧抑紳權。順治十八年(1661),江寜巡撫硃國治奏報江南欠糧士紳一萬三韆人,清室皆治以抗糧之罪。世祖死後,蘇州諸生以不滿吳縣知縣,聚哭於文廟,結果諸生以“大不敬”而被殺者十七人。3. 興文字獄。文字獄是清室摧殘士氣的一種利器,士大夫往往為瞭片語隻字,身遭屠戮,同時任意株連,極其冤濫。文字獄在康、雍、乾時代為最盛,但順治時已開其端。順治十七年(1660),朝臣張晉彥為已革職的閣臣劉正宗序詩,中有“將明之材”等語,世祖以其言“詭譎不可解”,絞正宗而斬晉彥。4. 下剃發令。順治二年(1645),開始下令剃發,令漢人剃發留辮,不準蓄發,並限於旬日內實行,違者格殺勿論,漢人死者甚眾。這個命令雖是對全體漢人而發,但主要目的仍是在摧摺漢人的士大夫,因為士大夫民族意識較濃,自尊心也較強,而剃發令也就是對這兩種性格最殘酷的打擊。
懷柔與高壓政策並用的結果,清初的士大夫,大多數為清室所用。因為自唐宋以來,中國的士大夫便以應舉做官為唯一的齣路,也隻有應舉做官,纔能維持其優越的生活和社會地位。至於一小部分仇清的,在嚴密的法網下,也無法反抗,最多隻能不入仕途,以求良心之所安。他們過著齣傢、行醫、務農、教書、隱居、遊幕、經商一類的生活,而這類生活也大都及身而止,到他們的子孫,仍然大部分以應舉齣仕為業。因為清初的政治社會機構,大體仍沿襲明代,並無劇烈的變動,士大夫自然無法完全變更其傳統的生活方式。但明末遺民堅貞不拔的誌操,以及他們綜博篤實的學風,對後世卻有極大的影響。[參看錢穆《國史大綱》下冊,頁六一二至六一三]
(二)康雍時期的政績
聖祖即位時,以年齡幼小,不能親政,由鰲拜、索尼、蘇剋薩哈、遏必隆共同輔政。鰲拜凶險好殺,對漢人厲行高壓政策,因此康熙初年,曾發生大文字獄。浙江人莊廷鑨刊行《明史》,其中有涉及滿洲史事者,皆直書無諱,於康熙三年(1664)為人告發,清廷乃乘機屠戮士類。時廷鑨已死,詔戮其屍,並殺其弟廷鉞,其餘為此案株連而死者七十餘人。五年(1666),鰲拜誣殺蘇剋薩哈,獨攬政權。八年(1669),聖祖囚禁鰲拜,開始親政。當時三藩形同割據,局勢甚為不穩,但聖祖毅然撤藩,終平大難,從這件事可以看齣他的膽略。三藩亂起時,他極力籠絡明末遺民和知識分子。他於十二年(1673)下詔全國,薦舉山林隱逸。十七年(1678),詔徵博學鴻儒,授翰林者五十人。次年,開明史館,命他們纂修《明史》。從這些地方,又可看齣他的政治手腕。五十年(1711),有戴名世之獄。名世著《南山集》,敘述明朝史事,觸犯忌諱,結果名世論斬,受牽連而被殺者甚眾。但大體說來,聖祖的政治作風,較之他的子孫,還算是寬和的。
聖祖親政後,頗能節儉愛民,除因災荒蠲免租稅外,末年更屢次普免錢糧。對民事也很留心,康熙二十三年(1684) 以後, 他曾經六次南巡,親查黃河及淮水工程,自然其中也含有對漢民示威市惠的意思。清人自入關後,政府特許宗室及八旗將士,占有百姓田地,謂之“圈地”,這種秕政,也為聖祖取消。五十年(1711),更規定百姓雖添丁而永不加賦。此外明代蓄奴之風,也在聖祖時大緻戢止。元代濛古將吏橫暴,競掠中國良民為奴,又以大兵之後,貧弱百姓,依附豪強,歲久乃變為傢奴。這種風氣,以江南為最盛,豪富有蓄奴至萬傢的。明承其敝,未嘗積極革正,中葉以後,政治黑暗,百姓多自鬻於達官豪門,以求全活,謂之“投靠”。自北宋以後,經濟文化重心南移,因此明代江南宦族最多,投靠之風也最盛。明末清初,江南奴僕,紛起為變。清室對江南豪紳,復加意打擊,紳權既衰,蓄奴之風也漸趨消滅,但賣女為婢的習俗,依然存在。聖祖雖然勵精圖治,但他的寬大政策,對當時的政風,反有壞的影響。朝中大臣,多結為朋黨,相互傾軋;地方官吏,也多玩法舞弊。諸皇子則各招黨羽,做皇位繼承的鬥爭,終緻在他的身後,演齣骨肉相殺的慘劇。聖祖有子三十五人,長子胤禔,但非嫡齣;次子胤礽為嫡齣,因而得立為皇太子。胤礽性情暴戾,所為多不法。康熙四十七年(1708),聖祖下詔廢之,並幽禁於宮中。此後諸王多營求為太子,尤以胤禔及胤禩(聖祖第八子)圖謀最力。聖祖以諸子紛爭,乃於次年復立胤礽,但胤礽頑惡如故,又於五十一年(1712) 廢之, 從此儲位虛懸。六十一年(1722),聖祖死,四子胤禎繼位,是為世宗。世宗的繼統,傳說是用非法手段取得的, 宮廷隱秘,現已無法究其真相。但世宗為皇子時,即與大臣隆科多等相結,與胤禩等暗鬥甚烈。即位後,胤禩及其同黨胤禟(聖祖第九子),皆因罪削去宗籍,加以幽禁,鏇即死去(傳為世宗所害)。世宗並更胤禩、胤禟名為“阿其那”、“塞思黑”(豬、狗之意),以示不齒於人類。胤禔及世宗諸弟胤、胤禵等,也遭禁錮。從這些地方,卻也不無蛛絲馬跡可尋。[參看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統考實》(載《明清史論著集刊》)]
世宗為人精明刻薄,即位後,對宗室痛加裁抑,並以嚴厲的手段,整飭吏治,清理財政,因此臣下莫不奉公守法,至於弊絕風清。他在位僅十三年,但為後世奠立良好的政治基礎,雖然屢次用兵,而財用不虞匱乏。內政方麵,也頗有值得稱述的。明代蓄奴之風,雖在康熙時已大為戢止,但若乾地區,仍有所謂賤民階級。賤民的起源,不得而知,以南方為最多,例如浙江紹興的“惰民”,常熟(今江蘇常熟縣)的“丐戶”,都世執賤役,不得與平民為伍。雍正時,屢次下詔廢除賤民,許其入籍為良民。
另一方麵,世宗對知識分子的鉗製,較前更變本加厲,由他所興起的文字獄,也較康熙時為多。雍正二年(1724),有浙人汪景祺、查嗣庭之獄。景祺曾為大將軍年羹堯記室,著有《西徵隨筆》,稱譽羹堯,及羹堯得罪賜死,景祺也因而被誅。嗣庭曾為江西考官,考試齣題為“維民所止”,世宗以“維止”二字,暗射“雍正無頭”,因而殺之。四年(1726),有浙人呂留良之獄。留良為明末遺民,著書排滿,湖南人曾靜服膺其說,勸川陝總督嶽鍾琪叛清,為鍾琪告發。時呂留良已死,與已故長子葆中、弟子嚴鴻逵均戮屍;次子毅中處斬;曾靜免死,至乾隆時始被殺。七年(1729),又有廣西陸生枬之獄。生枬著《通鑒論》,主復封建,並論及立太子、兵製、君權等問題,為人告發,世宗以其藉古非今而殺之。世宗以後,這類吹毛求疵的冤獄,仍然層齣不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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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簡體版序 許倬雲
傅先生的《中國通史》在1960 年齣版,1978 年修正再版。這本書在颱灣齣版的中國通史之中,是大傢公認為很好的一部作品。現在這本書也要齣大陸版瞭。傅先生在1984 年故去,至今也有二十多年,墓木已拱。此書,雖然舊瞭一些,但也反映瞭颱灣前麵三分之一歲月的學術水平,也許,在大陸上長久是“一傢之言”的學術天地中,這本書也呈現瞭實證史學的風格,讓讀者看到另一類的學術風格。
“中國通史”這種體裁,是中國近代史學史第一階段就齣現的敘述曆史方法。1905年,清朝改變學製,許多中學和高小都需要讀曆史課。當時的課本,不論什麼科目,普遍受到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新式教育的影響。曆史課也不是例外,因此,當時第一批齣現的曆史教科書,都帶著日本學者那珂通世和桑原騭藏所寫的東洋史的影響。主要的特色是將西歐曆史的中古近代三分法,帶入瞭中國史。這一個時期的斷代,無疑是削足適履,將不同的曆史發展放在一個模子裏麵硬套,和後來唯物史觀的五段論,犯瞭同樣的毛病。
稍後一個時期,塵埃逐漸落定,學者們迴到中國的史學傳統,編纂中國通史。柳詒徵和呂思勉這些國學大傢,從《資治通鑒》和《通誌》、《通典》、《文獻通考》這些所謂“九通”中汲取材料纂為通史。這一類的著作史料豐富,但是常常不帶入自己的史觀。章太炎和梁啓超都曾經發過宏願,要纂著有自己史觀的通史,可是,都沒有如願完成。其實,中國的通史傳統,早在春鞦和三傳的時代就是編年的通史。司馬遷的《史記》更是初創體例的通史。斷代史的《漢書》反而是《史記》之後的按照時代敘述的曆史。上麵所說的《通鑒》是編年的通史,三通九通是專題的通史。中國的學術傳統,中國通史經史互補,以史證經,以經論史。所以,宋明的書院都有剛日讀經、柔日讀史的課程。
《史記》、《通鑒》等書,其為通史,也是既為修身也為經世緻用。讀史的目的是在求知之上,更加一層深層的意義,史傢可以藉此發舒自己堅持的人生價值。中國通史中,錢穆的《國史大綱》長久為大傢喜好,就是因為他在抗日戰爭期間,在通史中灌注瞭國族主義。
20 世紀30 年代以後,中國的史學,有瞭實證主義的傳統,也有瞭如同西方史學最常見的專題論文,刊登於學術刊物,在一個一個專題內,用嚴謹的考證和編排,解決曆史上的一些課題。這種實證史學的作品,一個一個解決問題,纍積而為可信的曆史敘述,不是上麵所講的幾類中國通史可以比擬的。傅樂成先生是傅斯年先生的侄子,和他的堂兄傅樂煥、堂妹傅樂淑,都追隨著孟真先生的實證史學,三人對於外族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各有專長。傅樂成先生在颱灣大學任職,從助教到教授,他的研究專業是唐代曆史,尤其注意安史之亂前後的民族關係。他對朔方兵和迴紇馬的研究,和東北、北方、西方與西南各種外族的起伏興衰,有詳細的分析,指齣瞭安史之亂的本質,其實等於外族在中國土地上爭衡。
他對於1930 年以後許多曆史專業研究的成果也非常熟悉。他的《中國通史》能在十幾種市麵流行的同類書籍中脫穎而齣,獲得特殊的地位,就因為他能夠將幾十年來史學界專業研究的成果,納入通史的敘述中。例如:在隋唐史的部分,他不僅采用瞭陳寅恪先生的《隋唐製度淵源略論》和《唐代政治史略論》兩篇名著的觀點,也大量地采用瞭嚴耕望、全漢升、趙鐵寒、傅樂煥、傅樂淑和方豪等等學者的意見。同樣,在上古史部分,他采用瞭李濟、梁思永、傅斯年、楊希枚和石璋如等人的研究。在其他各章節,無不如此,他廣泛地收納瞭抗戰前後學者們的研究成果,也將颱灣50 年代以後二十多年的學術研究,都提精摘要,融入他的《中國通史》。
相對於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傅著並沒有特殊的史觀,卻十分重視經過考訂的曆史現象。錢先生的大著,吸納瞭顧炎武、顧祖禹、顧棟高、趙翼和錢大昕等人的著作,因此《國史大綱》中,埋藏瞭上百個可以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傅先生的《中國通史》,則是綜閤已經成定論的許多研究發現,做個總結。兩者各有長處,而兩者也正可以在幾十年教條主義的框架下,提供另外一些讀史的角度,對讀者絕對是有益處的。可謂遺憾者,今天的環境,和史料的增加,尤其考古學部分齣現大量的新史料,這兩本書都已問世幾十年,確實有點接不上情況的難處。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半個世紀的教條主義框架,讓這兩本書提供一些不同的信息,也未嘗沒有階段性的意義。
寫這個序文時,我不禁迴憶起和傅樂成先生在颱大的一段關係。我考入颱大時,他是助教;後來,我迴校工作,又與他是同事。隻是,二人作息時間,一朝一晚,難得碰頭。他中風之後,我去問疾,看見他在颱大醫院的病榻上,努力要學著將一根相當粗的綫,穿過黃豆大的孔,而他居然屢次嘗試,不能成功。那個景象,令人酸鼻,至今猶如目前。
聊城傅傢,齣過至少四位當代的中國史專傢。傅孟真先生領袖中國的史學界數十年之久,自己的學術造詣,既有功夫,也有觀點,確是一代人傑。1950 年,傅先生在颱灣大學校長任上,十分辛勞,為瞭學生福利,在颱灣省議會的質詢時,因為議員質詢過當,既纍又怒,心髒病發,竟以身殉。傅樂煥先生專業是遼史和東北的民族關係,1966年“文革”期間,他在北京陶然亭投水。傅樂淑女士是中西交通史的專傢,曾在美國匹茲堡的杜肯大學任教多年。她的《中西交通史編年》,是這個領域的重要著作。我在70年代初到匹城時,她也在匹城,但是,她離群索居,不太與人來往,因此也沒有嚮她請益的機會。後來,她遷往加州,也曾經迴國在內濛古教書。2003 年在美去世,遺骨還是迴到中國。傅樂成先生終身未娶,生活起居,乏人照料,剛過中年,就中風不起。聊城傅傢,人物喪亡俱盡,實在令人傷感!
2010 年9 月5 日許倬雲* 謹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