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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如推理小说一般引人入胜的历史考证,为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和中日思想交流史的理解提供了新的广阔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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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近代历史的表与里》收入日本知名史家石川祯浩近十余年的重要论文,集中反映他对近代中日思想交流史和早期共产党史的新思考,在广泛调查史料并借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一系列历史现象和具体细节进行缜密分析与考证,以期揭示和探讨近代历史的多重面相。
石川祯浩一贯主张采纳更宽阔的研究视野,充分考虑日本和西方(包括苏联及第三国际)的影响,从与世界性的思想流通、影响及运动之相互关系的角度着眼,回归历史发生现场,加深对近代历史的理解。
作者简介
石川祯浩,1963年生,日本京都大学博士(2002),曾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客座研究员(2001—2002)。现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近代思想史、政治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著有《共产党成立史》《革命とナショナリズム1925—1945》等书。
目录
中文版序
一、何谓中国
晚清“睡狮”形象探源
20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黄帝”之再造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问题考
辛亥革命时期的种族主义与中国人类学的兴起
二、东瀛之风
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
近代东亚“文明圈”的成立及其共同语言
梁启超与明治时期日本的地理学研究
李大钊早期思想中的日本因素
三、国民革命
走进“信仰”的年代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终结与苏联和共产国际
走向农村革命
四、史实考据
早期共产国际大会的中国代表(1919—1922)
由考证学走向史料学
中共“二大”与中共党史研究史
孙中山致苏联政府遗书
参考文献
索引
前言/序言
中文版序
本书从我1999年以后发表的学术论文中,选录了适于中国读者阅读的15篇。我的研究工作,大体分近代中日思想交流史和中国共产党史两个领域,但研究态度无不重视具体事项、细节的考证,即所谓“上帝就在细节之中”。2006年出版的拙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文版(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随处进行大量细节考证,部分中国学者因此评论“解剖麻雀般的细致分析”。此评难免为溢美之誉,然本书所收也多半为类似的考证文章。我的著作,因对狭窄专业领域考证细密,且事关中国近代史,所以在日本读者并不多。我期待在中国的众多学者和历史爱好者中或能得到更多读者。这是我应允出版该文集的初衷。
本书所收论文的另一特点是,相对强调中国曾经受到来自国外的影响。此点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样,也有部分中国学者评论说,石川的著作带有“外因决定论”倾向,过于看重来自日本及苏俄的作用。不同于上述“解剖麻雀般的细致分析”,所谓“外因决定论”是对著者的批评,因此还请允许我作一解释。我绝不认为来自日本等外国的影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许多地方指出日本的影响,也绝非强调日本比中国优越,或意指梁启超、李大钊等是以拾取、转述日语文献为能事的“买办”知识分子;而是感到在有关先进人物、革命家或革命运动的研究中,来自外国的影响往往被严重忽视,作为外国学者,发现有此问题而尝试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我的态度如此而已。
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指如下现象。清末至民国的中国知识分子阅读外国书籍、杂志,远较现在的学者为多。何以如此?因为仅阅读汉语书籍而不利用外国书刊,既无法获得新知识,也无从了解世界,更难以摆脱传统思想的窠臼。要实现这些目的,明治日本可谓中国的“翻译”。这位“翻译”水准不俗,且使用汉字词汇,中国人对此甚感方便。不过,这位“翻译”毛病也不少,不好传达的地方就随意发挥,自己不懂的地方则略去不译。所以,当时如果想了解世界真相,当然需要自己掌握外语,以便直接阅读外国书刊。
这与现在依靠汉语书籍、杂志即可获得世界各地信息完全不同。正因如此,根据我的观察,我担心在汉语信息条件已十分完备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的近现代史学者,因整体上不熟悉外语而体会不到梁启超、李大钊等前人所处的知识环境。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现象,若不考虑日本和西方(也包括苏联及第三国际)的影响就无法解释;但中国史学界在研究李大钊、梁启超以及中共党史时,似乎过于轻视他们曾借助外语获取知识这一事实,以及当时来自外国的影响和外语原始史料。面对这种状况,我自认为作为外国学者或许能在这些方面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有所贡献。可以说,本书所收论文,归根结底皆出于这种想法。
有关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态度,或可加深我们对来自外国影响的理解。对于把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定义为“半殖民地”,虽然近来有一些学者开始持不同的意见,但大体上没有多少人有异议。所谓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通常的理解是,中国在经济、政治方面被迫从属于外国(列强)的利益。对于探讨这种对外从属性的研究,并无人批判其为“外因决定论”。然而,稍作思考即可知,近代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方面深受外国影响,唯独其文化、思想却得以幸免(或不存在对外依附),显然是不可能的。
把中国化作“半殖民地”的列强是怎样的国家?它们在想什么?要了解这些,唯有学习列强的语言,阅读外语书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若要寻求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的革命理论和“主义”,同样只能通过接近西方文化、学习其语言才能实现。这里存在着如下悖论,即必须借用帝国主义国家的语言来学习如何反抗帝国主义。而试图打破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革命运动实践的某些结果,也并非都符合抵制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初衷。那就是,对共产国际这一国际革命组织的依附以及来自苏联的影响,曾在长时间内对中国革命运动形成束缚和桎梏。而这无疑是另一形态的“半殖民地”现象。
这些事例表明,中国的“半殖民地”社会性质,显然曾波及思想、文化、政治运动诸领域。正因如此,面对中国近代史,以更宽阔的视野,亦即从与世界性的思想流通、影响及运动相互关系的角度予以把握,这既是回归历史发生现场的研究方法,也有助于加深理解。
作为日本人而研究中国近代史,所采用方法应能发挥在日本从事研究的独特优势,自不待言。然而,如果作为外国人而仅追求标新立异,鸣中国学者所不鸣,中国读者恐怕至多感到一时新奇,认为“外国人的解释倒挺有趣”,而最终不会认可。我的愿望,或曰我二十多年来的目标是,在明确中国学者也不便解决的问题或不太了解的史实的基础上,与中国学者共同阐释中国近现代史的某些谜团,并力求达到同样的研究高度。本书是否实现了这一目标,还希望中国读者不吝批评和赐教。
本书所收论文,有的发表在十多年前。因其间相关研究已获进展,或有新史料发掘和公布,当时的有些看法无疑需要修正。针对当时相关研究的评述,依据撰写学术论文的国际惯例,在当时虽属必需,现在看来却也无关紧要。对这些问题,要基于新史料、新见解全面改写,虽说并非不可能,做起来却不太现实。因此在收入本书时仅作最低限度修正,并在文末标注初次发表杂志处加以提示。此点还望读者谅解。
本书翻译,特意请拙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译者袁广泉先生担任。他是我供职神户大学时的学生,与我同岁;2007年至2012年曾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工作,与我同在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从事研究;现为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他既对日语文章理解准确,也具有严谨、达意的汉语表述能力,更拥有中国近现代史的广博知识,是我最信赖的翻译家。有几篇论文,当初曾借助其他译者之力,此次亦经袁先生全面检查、比对和订正,多处施以改译,并统一了体例和文体。故本书译者只作袁先生一人。
建议用“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作这部涉及多个领域和主题的论文集名称的,是当时作为编辑而提议出版本书的岳秀坤先生。没有他的提议,本书无从面世。对岳先生及本书的编辑们致以诚挚谢意。另外,在论文执笔及资料收集过程中,许多中国学者都曾予以热情帮助。此处不能一一列举,但与他们共同进行研究,我从未感到因国家、体制不同而有丝毫交流上的隔阂,因而受到莫大鼓励,此处再次表示感谢。
我现在的研究,重点在中共党史,尤其是中共党史的资料编纂和研究体制、通史撰述的沿革,同时也在探讨毛泽东早期传记及其相关个人信息在国内和国外是如何形成和积累的。待研究有所积累,还望出版本书续编,以就教于中国读者。
石川祯浩
2015年盛夏
好的,这是一份为您构思的图书简介,字数约为1500字,内容涵盖了对一部名为《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的虚构书籍的深度剖析与解读,同时确保不提及该书的实际内容,而是聚焦于历史研究方法、时代背景的复杂性、以及对宏大叙事的审视。 --- 书名:未竟的史诗:近代中国转型的多维透视 作者: 佚名(或使用一个具有历史学者气质的笔名,例如:周明远) 出版社: 远景文丛 出版时间: 庚子之年 --- 历史的迷雾与重构:探寻近代中国转型的深层逻辑 导言:时代的褶皱与被遗忘的细节 近代的历史,如同一部卷帙浩繁的史册,每一页都镌刻着激荡人心的变革与难以磨灭的创伤。然而,当我们试图用单一的叙事框架去概括这百年风云时,历史的复杂性往往被粗暴地简化。我们熟悉的宏大叙事,例如“救亡图存”的主旋律,固然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却也如同剥去果肉的果核,留下了坚硬而缺乏滋养的骨架。本书并非旨在重复那些耳熟能详的战争、条约与风云际会,而是试图潜入历史的褶皱深处,探寻那些构成时代肌理的“里”——那些在主流叙事中常常被忽略、被压缩、甚至被彻底遗忘的细节、地方经验与日常生态。 历史研究的困境在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已经逝去的世界。试图还原的“真实”,往往是我们这一代人基于现有文献、意识形态偏好乃至文化记忆所进行的一种重构。本书的核心诉求,即是挑战这种单一视角的重构模式。我们不满足于仅仅描述“发生了什么”,更致力于探究“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发生”,以及“在同一时间轴上,不同群体感受到的历史节奏有何不同”。 第一部:权力结构与社会张力:看不见的边界 近代中国的演变,并非简单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或自下而上的革命。它是一系列权力中心与社会基层之间持续的摩擦、妥协与重组过程。本书将目光投向了权力运行的非正式机制。 一、官僚体制的“韧性”与“失灵”: 以往的研究常聚焦于中央政府的更迭及其政策的颁布,却鲜少深入剖析地方行政体系在面对剧变时的适应性。我们考察清末新政时期,中央政令如何被地方士绅、宗族势力以及新兴的职业官僚群体进行“地方化”的解读与执行。这种“韧性”,在某些方面支撑了国家机器的存续,但在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中央权威的碎片化。例如,对某一特定省份(此处可虚指某地,如苏南或川西)在征税、治安维护和教育推行过程中的“双轨制”运行模式进行细致的爬梳,揭示出政治合法性是如何在制度化框架与传统人情网络之间不断进行微妙的平衡。 二、社会阶层的流动与固化: 近代化对传统的“士农工商”等级提出了挑战,但并未带来完全的平等。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本书侧重分析新兴的专业技术人员、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群体,以及城市工人阶级在权力格局中的定位困境。他们既渴望融入新的秩序,又因其身份的模糊性而受到传统精英的排挤。这种内在的张力,是理解后续政治运动中不同群体诉求差异的关键。 第二部:空间叙事与地方经验:被“中央化”的边缘 历史叙事往往带有强烈的“中心意识”,一切事件都仿佛围绕着京畿或几个重要的沿海都会展开。本书试图打破这种地理上的偏见,关注中国大陆的广袤地域,特别是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边缘化或被选择性吸收的区域。 一、乡土社会的微观变迁: 农民,作为绝大多数人口的构成,他们的近代史是何种面貌?本书摒弃了将农民视为被动接受历史的群体的传统看法,转而关注他们如何在一个剧烈变动的世界中,主动地(即便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解释、适应或抵抗外部冲击。通过对地方志、族谱中的经济记录和口述史料的交叉印证,我们可以勾勒出土地所有制、家庭结构乃至风俗习惯在遭遇商业化浪潮冲击时的细微变化。例如,对长江中游某县份在二十世纪初关于水权和林权纠纷的档案分析,揭示了国家权力介入引发的社区内部关系的重塑。 二、近代知识的“在地化”: 西学东渐是近代史的标志性事件,但知识的传播并非单向的灌输。本书着重考察了“知识的在地化”过程——即外来的概念和理论在被引入中国语境后,如何被地方知识分子、宗教人士甚至民间匠人进行“本土化”的改造与阐释。这种“在地化”的努力,常常揭示出不同文化母体之间更为复杂和具有创造性的对话,而非简单的接纳或排斥。 第三部:意识形态的构造与“他者”的建构 近代中国的转型,伴随着一套全新的世界观和民族身份的构建。这种构建过程,充满了自我审视的痛苦,也充满了对“他者”的投射与想象。 一、现代性焦虑的表达: “现代性”作为一个抽象的标杆,驱动了无数的改革与革命。然而,这种对现代性的追求,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催生了一种深刻的“现代性焦虑”。这种焦虑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对自身“落后”的羞耻感,以及对未来图景的过度理想化。本书分析了不同时期知识界关于“国民性改造”的论述,揭示了他们如何在批判自身的同时,无意识地构建了一套具有排他性的现代标准。 二、形象的重塑与政治的符号学: 近代国家政权(无论是帝制、共和制还是革命政权)的合法性,都依赖于其对特定历史形象的塑造。从“楷模”到“叛徒”,从“救世主”到“人民的公仆”,这些形象的符号学意义远大于其历史的真实性。本书将分析特定的纪念碑、教科书中的人物传记,以及流行文化中的英雄叙事,展示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精心选择的符号,来确立其对历史的解释权。 结语:历史研究的谦卑与视野的拓展 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并非是提供一个完美无缺的答案,而是提供更多、更精微的问题。本书力求通过聚焦那些未被充分审视的层面——社会生活的微观结构、地方权力的非正式运作、以及思想观念的复杂转化——来拓展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视野。 我们所揭示的“里”,并非是对既有“表”的否定,而是对“表”进行多维度光照的努力。只有当我们愿意承认历史的复杂性、承认不同群体在同一时间轴上所经历的经验的差异性时,我们才能更全面、更谦卑地理解这段波澜壮阔的转型期。这部著作,是一次邀请,邀请读者共同进入历史的迷宫,去细察那些被快速的时代洪流所掩盖的、构成我们今日之中国的微小但关键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