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近世儒學史的辨正與鈎沉》是作者彭國翔1997年迄今十五年間所選十三篇論文的結集。這些文字發錶於海內外各種不同的學術齣版物,尤以颱灣的學術期刊為多。這十三篇文字都涉及大量中文古典文獻,而颱灣一直使用繁體字這一中文古典文獻的原文,因此,《近世儒學史的辨正與鈎沉》選擇首先在颱灣以繁體字齣版,就是順理成章的。
目錄
序言
前言
一、楊時《三經義辨》考論
二、《樗全集》及其作者
三、陽明學者的“實學”辨正
四、王心齋後人的思想與實踐——泰州學派研究中被忽略的一脈
五、明刊《龍溪會語》及王龍溪文集佚文——王龍溪文集明刊本略考
六、王龍溪的《中鑒錄》及其思想史意義——有關明代儒學基調的轉換
七、日本內閣文庫藏善本明刊《中鑒錄》及其價值和意義
八、周海門的學派歸屬與《明儒學案》相關問題之檢討
九、周海門與佛教——曆史與思想
十、周海門先生年譜稿
十一、黃宗羲佚著《理學錄》考論
十二、薑希轍及其《理學錄》考論
十三、清康熙朝理學的異軍——彭定求的《儒門法語》初探
新版後記
精彩書摘
《近世儒學史的辨正與鈎沉》:
對海門而言,江與河的比喻,是指具體時空中的存在類型和樣態。儒和禪的不同,正如江與河一樣,是具體時空中不同的存在。這種萬事萬物在具體時空中的差異,作為“百慮”和“殊途”,是無需也不能求其一緻的,正所謂“因緣之應跡難齊”,所以海門說“欲閤一,雖至神不能”。另一方麵,雖然江與河在具體的時空中各自有其不同的存在方式,但二者的性質、功能和歸宿卻是相同的。性質都是“濕性”,功能都是“流行”、“利濟”,歸宿都是“到海”。就此而言,作為“一緻”和“同歸”,儒和禪之間的共性也是無從抹殺的,正所謂“心性之根宗無二”,所以海門又說“必歧為二,雖至愚不許”。如果能夠明瞭儒與禪“不可分”、“不可閤”各自所在的意義層麵,那麼,“理一”和“分殊”可以兩不相妨而一體無間。海門所謂“瞭此無二之宗,何因緣之不可?順彼難齊之遇,何心性之不存?”正是此意。如果不通“理一分殊”之旨,不能明瞭儒與禪之間分閤的意義層麵,那麼,其弊就不免會使儒與禪都偏於一端而未能得其整全。對儒傢來說,如果視禪為“異端”,“使忘言絕慮之旨、知生知死之微,皆推之於禪而不敢當之為儒”,儒傢自然隻有“粗淺淡薄”的一麵;對佛教而言,如果視儒僅為“世法”,“使日用飲食之常、經世宰物之事,皆推之於儒而不敢當之為禪”,佛教則“不可以治傢國天下”,所謂“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以及“行住坐臥,皆是禪定”、“擔水砍柴,無非妙道”,就都無從談起瞭。海門所謂的“儒者之過”和“禪者之過”,正是對儒傢和禪宗僅得一麵的結果。在他看來,前者是“不知孔子之儒”,後者是“不知如來之禪”。而要瞭解“孔子之旨”和“如來之旨”,對海門來說,必須分彆到“濂洛以後諸儒”和“曹溪以下諸師”那裏去探求。顯然,對海門來說,宋明理學和禪宗各自代錶瞭儒傢和佛教的真精神。
筆者曾經指齣,晚明陽明學發展齣瞭一種“理一分殊”的多元主義宗教觀。這種宗教觀既肯定“百慮”,又信守“一緻”;既肯定“殊途”,又信守“同歸”。雖然認為具體時空中任何一種人類的精神傳統都不能以根源性的“道”本身自居,隻能是統一性的“道”的“殊相”,但由於同時並不否認宇宙間存在根源性和統一性的“道”,所以也不會流於相對主義。事實上,海門的《佛法正輪序》,正是這種“理一分殊”的多元主義宗教觀的最佳見證和說明。筆者以往的論述並未引用海門這篇文獻,這裏也恰好可以補充。
……
前言/序言
2000年7月我在颱北初次認識國翔,他當時是北京大學哲學研究生,正在撰寫博士論文,即後來修訂齣版的《良知學的展開——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颱北:學生書局,2003;北京:三聯書店,2005)。當天聚會匆促,未及詳談,不過他好學的熱忱在我心中卻留下瞭較深的印象。四年後他到哈佛大學進行研究工作,曾抽空來訪普林斯頓,我們纔有充分的論學機會。以後他多次訪美,每來必和我有數日的交流,由於治學範圍和價值取嚮都很相近,這種交流為我們帶來瞭很大的樂趣。
但國翔尊重傳統,卻不為傳統所限,從學思發展的曆程看,他一直在擴大研究的範圍和視野,並嘗試不同的方法和觀點。自《良知學的展開》以來,十年之中他已有四種論集問世(包括本書),重點和取嚮各不相同,恰可為他在學問上與時俱進的情況作見證。
本書題作《近世儒學史的辨正與鈎沉》,國翔認為在他的哲學專業之外,“而屬於學術思想史、曆史文獻學的領域”(《前言》)。以他的幾部論集而言,《儒傢傳統——宗教與人文主義之間》(北京大學齣版社,2007)偏重於宗教學的進路,《儒傢傳統的詮釋與思辨——從先秦儒學、宋明理學到現代新儒學》(武漢大學齣版社,2012)所處理的是他最擅長的哲學與哲學史方麵的問題;三者恰好鼎足而立。但學科雖跨三門,研究宗旨卻一貫而下,同在闡明儒學傳統及其現代意義,故相互之間配閤得很緊湊。本書所收“辨正”與“鈎沉”十三篇,事實上,都和哲學及哲學史密切相關,所以我並不完全同意上引“屬於學術思想史、曆史文獻學的領域”之說。因為以中國的情形而言,哲學史和學術思想史之間的界綫是無法清楚劃分的。據我所見,關於《龍溪會浯》和兩部《理學錄》的考論都涉及瞭明、清哲學史上的重要問題。正如先師錢賓四先生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其中有關陳確《大學辨》、潘平格《求仁錄》及章學誠遺書抄本的發現與考訂也為後來清代哲學的研究提供瞭關鍵性的基礎文獻,其貢獻決不限於“學術史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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