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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周翰 著

图书标签:

• 英国文学
• 十七世纪
• 文学史
• 文化研究
• 文艺复兴
• 巴洛克
• 诗歌
• 戏剧
• 散文
• 约翰·弥尔顿
• 约翰·邓恩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36120

版次：1

商品编码：11883816

品牌：世纪文景

包装：精装

丛书名： 杨周翰作品集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6-04-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16

字数：220000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揭示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的风尚和思潮
　　※在历史的背景下考察文学，发掘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独特意义
　　※介绍一些影响深远却少人问津的作家

内容简介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是杨周翰先生运用比较的方法，从广阔的视野和全新的角度，来研究17世纪英国文学的一部力著。他以17世纪英国文学为突破口，把17世纪文学放在历史的背景下考察，以一些虽然影响深远但却少人问津的作家为切入点，揭示了17世纪英国文学的风尚和思潮，发掘出17世纪英国文学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独特意义。它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写了英国十七世纪文学的历史，杨周翰先生并非囿于经典文学，而是把一些不为以往的文学史家所关注的文类和文化现象，例如悼亡诗等，纳入自己研究的范围，并从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出发比较研究了中国古代的悼亡诗，从而得出了一些全新的结论。

作者简介

　　杨周翰（1915—1989），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拓荒者，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奠基人，学贯中西的比较文学和西方文学研究大师，西方古典文学、英美文学翻译家。
　　杨周翰先生先后执教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历任北京大学教授、英国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同时他也是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第一届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十一届副会长。主编有《世界文学》《外国文学》《中国比较文学》等多种核心刊物。
　　主要著作有《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攻玉集》《镜子与七巧板：比较文学论丛》《中国比较文学年鉴》（主编）等；主要译著有《埃涅阿斯纪》《变形记》《诗艺》《蓝登传》《亨利八世》等；主要论文有《维吉尔与中国诗歌的传统》《弥尔顿的悼亡诗：兼论中国文学史里的悼亡诗》等。

目录

小引
培根
英译《圣经》
性格特写
《忧郁的解剖》
邓约翰的布道文
托玛斯·勃朗
马伏尔的诗两首
弥尔顿的教育观与演说术
弥尔顿的悼亡诗
耶利米·泰勒论生与死
约翰·塞尔登的《燕谈录》
霍布斯的《利维坦》
沃尔顿
皮普斯的日记
文学史参考书目
索引
书后

精彩书摘

　　培根
　　我们也许读过培根的短小精悍的论说文（Essays），觉得他是个熟谙世故、饶有识见的哲人和政治家，又是个文笔简练、思路缜密的散文家。他第一次出版的《论说文集》只有十篇，那时他已经36 岁，后来又陆续增加，并对最初的十篇作了修改。到第三版，即最后一次出版是在他死前一年，足见他一生对于政治、人情、处事、经营、修身这些问题一直很注意，这和他的身世和志趣是密切相关的。
　　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 的父亲尼古拉· 培根爵士（Sir Nicholas Bacon）在亨利八世朝廷做过官，玛丽女王在位时（1553—1558），因为他信新教，丢了官，伊利莎白一世时，任掌玺大臣。培根18 岁时，父亲去世，这时他已经从剑桥大学毕业，在伦敦学法律。他是次子，没有继承权，必须自己谋生（他经常债务缠身），从头做起。可能是经他的姨夫、伊利莎白的财务大臣老勃利勋爵（Lord Burgley）的活动，他在1584 年当上了下议院议员，此后勃利也许因为他的清教徒倾向，尽管他一再请求，就不再提拔他了。但他从小就生活在大官僚群里，耳濡目染，热中功名利禄。在官场，他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以至背叛朋友，忘恩负义。但是终伊利莎白一朝，他未得重用，只有一次，在审判女王宠臣埃塞克斯伯爵叛国案时，他被破格准许参加审判。在审判过程中，培根出了大力，把他过去的恩主定了罪。在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即位为英格兰王（称詹姆斯一世）后，培根又是曲意奉承，终于做了检察长、掌玺大臣，1621 年晋封子爵，一直做到大法官这个最高官阶，这时他57 岁。三年后他被控受贿，自己也承认贪污失职，从此罢了官。后人对他这些表现都是不齿的。十八世纪诗人蒲伯骂他“你若爱才，培根才华照人，他是人类中最有智慧、最光辉、最卑鄙的一个”。十九世纪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论培根的文章也发挥了蒲伯这一判断。
　　他在这起伏升沉的宦海里，凭他的敏锐的观察和强健的脑力，写出具有像《论说文》那样的内容和风格的文章，是很可理解的。
　　但是论说文只是培根著作的一小部分。我们接触到他的其他主要著作的时候，得到的突出的印象是他立志闳伟，掌握的知识汪洋浩瀚，思想周密而锐利。他的著作包括哲学、历史、法律、文学各方面。他立意要重新考察和研究自然，创建新哲学，来代替旧的、统治了整个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他从在剑桥大学读书的时候起，据说就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产生不出有用的结果。这个萌芽思想后来就发展成《伟大的复兴》（Instauratio Magna），但这个宏大的设想并没有全部实现。所谓“伟大的复兴”指的是科学的重振，尤其是科学方法的重建。培根1620 年（在《新工具》里）宣称，他的《伟大的复兴》将包括六个部分：1. 科学的分类与回顾；2. 新的归纳法；3. 自然史和实验史，这些是归纳法的基础；4. 归纳法所得的发现与发明，列表举例；5.（非新方法的）科学调查所得的发现与发明，暂时列表，以待用科学方法加以检验；6. 归纳所得的结论，加以科学的综合。这是一个宏伟的、创新的计划，六个部分的中心思想就是从自然实际出发，重实验，运用归纳法。马克思称他为“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正是指这一点。
　　《伟大的复兴》有的部分，如第一部分，即早先用英文撰写的著作《学术的推进》（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1605） 的扩充， 改用拉丁文撰写， 更名为《科学的尊严与增进》九卷（De Dignita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 Libri IX），简称《增进》（De Augmentis），1623 年出版。第二部分就是《新工具》（NovumOrganum），也是用拉丁文写的，副标题指明这是《伟大的复兴》的第二部分， 又名《理解大自然的正确指导》（Indicia vera deInterpretatione Naturae）， 完成略早于《增进》，1620 年出版， 讲的是归纳法，是他全部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核心。但是这部作品他并没写完，就匆匆忙忙去写第三部分和其他部分，以及其他著作。除了《增进》之外，他在这期间还写了一部《亨利七世史》（1622）［3］，发表了《论说文》最后一版（1625），并写了《新大西岛》（也未写完）于1626 年出版。因此，《伟大的复兴》的第三、四、五部分都极零碎，而第六部分根本没有遗稿。
　　从他完成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涉及的知识范围之广。即以《学术的推进》而论，全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1 至5 节指出发展学术的种种障碍，破除对学术的错误观点，6 至8 节指出研究基督教和古代希腊、罗马作家对学术的益处。第二部分总结了人类迄今为止的知识，他把知识分为两类：神所启示的知识和人类靠自己的官能所获得的知识。这两类知识又可按获得它们的不同官能分成三种：凭记忆而产生的历史知识，凭想像力而产生的诗歌，凭理智而产生的哲学。神所启示的知识指宗教史、先知的预言、寓言、教义等，这样一来，他就巧妙地把宗教和科学分开，他有一句名言“属于信仰的东西，归给信仰”。但遇到宗教教义与科学发生冲突时，他又声称必须接受宗教教义，以免遭受宗教界的攻击，所以培根是个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他对推动科学前进，仍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学术的推进》第二部分的1 至3 节，历史部分，包括自然史、政治史、教会史、文学史（指学术研究和教育）。第4 节诗歌（指文艺），这节最短，培根没有发挥，后人都认为是憾事。5 至25 节，哲学部分，包括自然哲学、医学、心理学、逻辑、语言、修辞、伦理、治国术。
　　《学术的推进》确如评论家所说，是总结了前人的一切知识，重新加以分类，并指出哪些部门有哪些空白，这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相比，其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分类是否科学，可以存疑，正如我国汉代刘歆总辑燔余的典籍，划为《七略》，班固删去一略，荀勖又分为四部，到唐朝才分为经史子集四库一样，但是他总结的功劳不能磨灭。他的总结里面也有不少遗漏，例如人们指出他不知凯普勒的天文发现，不知对数和阿几米德的几何学，但仍然是瑕不掩瑜的。
　　奇怪的是像培根这样一个人，一方面积极钻营，看风使舵，一心想做大官，而且终于做了大官，一方面又热心从事学术和科学研究，而且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哲学家；一方面是趋炎附势的政客（所谓time-server），一方面又是真理的追求者（所谓truth seeker），岂不矛盾？
　　培根自己认为他的真正志趣在学术。早在1592 年他31 岁初入仕途时，就曾写信给他的姨夫勃利勋爵说：“坦白地说，我在官场的志趣是有限的，而在哲理方面的志趣却汪洋无际，我把一切知识都纳入我的领域。”他写信的目的是要求勃利资助他做学术研究。但实际上他是很热心做官的，直到因贪污罢官才不得已而下台。热心仕宦和热心科学只在时间上有矛盾，这反映在他的巨著一直停留在未完成的状态上。但从思想上说没有什么矛盾。
　　……

前言/序言

　　小引
　　英国历史上的十七世纪，尤其前六十年，是个伟大的时代，动荡的时代。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和随后的复辟。这一历史性的巨变影响着每一个人，每个人不得不作出自己的反应。我们知道，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有多少不同的社会阶层，就有多少不同的教派，从天主教一直到教友派，形形色色，但主要的斗争是在保王的国教和革命的清教之间展开的。我们说政治斗争是在宗教外衣下进行的，是说宗教论争甚至宗教战争实质上是政治斗争，但当事人在他们主观意识里，恐怕至少有一半是真心诚意地把这场辩论或战争看成是宗教信仰问题的。如果我们停留在“宗教斗争=政治斗争”这一简单公式上，就很难理解论争的具体内容，以及这场斗争怎样具体地影响每个人的心灵。时代的动荡促使每个有思想的人思考，而这种思考总是用宗教术语进行的，所以这一时期作家的著作里多谈生与死、这种信仰和那种信仰、精神的疾病和创伤这类问题。
　　在宗教斗争激烈的同时，科学也在长足进步。这是资产阶级发展过程中并行的两股力量。自然科学的进展当然要受宗教的抵制。威廉·哈维（WilliamHarvey，1578—1657）就因为提出了血液循环的理论（1628），被人认为是邪说，而他的医生业务一落千丈。科学家本身也受宗教的局限。科学要抬头，首先要和谬误作斗争，不过正如常言所说，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天文、医学、物理、化学方面的探索和实验，新技术的发明，仍然在前进，以致六十年代初正式成立了“皇家学会”（TheRoyalSociety）这样一个科学团体。为科学发展奠定方法论基础的则是培根。
　　人们思想的活跃也还由于向外的继续扩张而更形活跃。殖民冒险、海外贸易、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国际战争，从积极方面讲，扩大了岛国居民的眼界，也给思考的人以新的精神食粮。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英国文艺复兴盛期和复辟前后文学上的情调的差别，就会发现十六世纪末的那种自信淡薄了，建立乌托邦、“新天地”、和谐的世界等等理想，培育一种新人的可能性的信念，简言之，早期人文主义的理想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情调则因人而异，但都与六七十年前大不一样：多半是内向的、忏悔式的；或者是严肃的、说教的；也有玩世不恭、一心享乐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抒情诗不见了，有也是痛苦的；戏剧因清教徒的禁止也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散文和另一些文学品种。表达意见，特别是宗教政治意见，最快捷的莫若散文——政论文、布道文、小册子。当然比笔头表达更直接的是口头表达——演说、谈话。作为思想的系统化、理论化和历史经验的总结，十七世纪的哲学著作和历史著作很有成就。在这动乱的时代出现了大批的传记、回忆录、日记，有的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宗教见解的正确，有的是因为风云变幻的时代有许多值得传之后代的事和人可以纪录下来。
　　因此，十七世纪前半叶，除了弥尔顿一些早期诗篇和玄学派诗人外，可以说是散文的时代，而散文也经历了一个变迁的过程。早期写说理文章，如培根就根本不信赖英文，说明这个表达工具在他看来不够完善。《圣经》则故作古奥。十七世纪前半叶散文的主导风格是所谓“巴罗克”，华丽而散漫。但这种风格很快就被朴素无华、简洁明朗、更适宜于科学和说理的文风所代替。英文作为表达工具日趋完善。
　　本书不打算全面系统地介绍十七世纪英国文学，这不太可能，也无必要。全面的论述可检阅本书所附参考书目。国内通行的英国文学通史对这一时期则又比较简略，只介绍一些主要作家，本书的目的只是想起一点拾遗补阙的作用，可能对专业研究者有所助益，对一般读者也可以增广见闻吧。所选的作家作品，不可能不是从主观认识和兴趣出发，这只是一个初次尝试，希望因此而有更好更完整的断代国别文学史出现。由于这里的作家大多比较陌生，他们的作品也大多没有译本，所以尽量多译些选段，以免空谈，读者也可据此判断所论是否得当。
　　1984年5月于中关村

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拨乱反正与新生的序曲 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宛如一颗在黎明前经过漫长黑夜洗礼的巨星，在动荡与变革的洪流中，孕育出了前所未有的光彩与深度。这是一个充满剧烈社会、政治和宗教冲突的世纪，也正是这些无可回避的挑战，激发了艺术家们创作的激情，赋予了他们的作品以不朽的生命力。本书并非仅仅梳理这一百年的文学作品，更试图深入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土壤，解析文学形式的演变，并揭示那些被时代洪流塑造又反过来塑造时代的杰出作家与他们的代表作。 政治风暴与文学的熔炉 十七世纪伊始，英格兰便在都铎王朝的余辉与斯图亚特王朝的崛起之间摇摆。詹姆斯一世的继位，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但也埋下了君权与议会之间矛盾的种子。随之而来的英国内战，更是将英国推入了政治分裂与社会动荡的深渊。克伦威尔的共和统治，短暂的护国时期，以及王政复辟，这一切都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以及艺术表达。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学创作再也无法回避现实的严酷。早期的文学作品，如弥尔顿宏伟的史诗《失乐园》，便是对人类原罪与上帝旨意的深刻反思，其磅礴的气势与精妙的论述，既是对古典传统的继承，也融入了对当下宗教改革与政治辩论的隐喻。弥尔顿以其坚定的清教徒信仰，在描绘天堂地狱、亚当夏娃的堕落时，实际上也在思考人类自由意志与神圣权威的界限，这与当时英国社会关于自由、秩序与权威的激烈争论息息相关。他的散文作品，如《论出版自由》，更是直接切入社会现实，为后世的言论自由奠定了理论基石。 王政复辟时期，政治的转向带来了文化上的“解放”，但也伴随着一种新的世俗化和享乐主义倾向。喜剧在此时期迎来了黄金时代。威切利、康格里夫等人的作品，以其尖锐的讽刺、机智的对话和对上流社会虚伪与空洞的无情揭露，成为了那个时代社会图景的一面镜子。他们的喜剧，往往将焦点放在婚姻、财富、地位以及男女关系上，语言辛辣，情节大胆，反映了社会在经历政治动荡后，对传统道德的质疑以及对感官享乐的重新审视。这些戏剧作品，虽然在今天看来可能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其对人性弱点的洞察以及对社会弊病的批判，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宗教辩论与哲学思潮的涌动 宗教改革的余波仍在十七世纪的英国社会中激荡。新教内部教派林立，天主教的残余势力，以及对信仰自由的诉求，构成了复杂的宗教格局。这种信仰上的多元与冲突，自然而然地渗透到文学作品中。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以其生动形象的比喻和引人入胜的故事，将抽象的宗教教义转化为具象化的旅程。主人公克里斯蒂安的自我救赎之路，充满了象征意义，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他对信仰道路上的种种诱惑、困难以及最终抵达天堂的期望。这不仅仅是一部宗教寓言，更是对个体如何在世俗的诱惑中坚守信仰，追求精神圆满的深刻探讨。 同时，科学革命的浪潮也开始席卷英国，培根等人的理性主义思潮，强调经验与观察的重要性，对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科学精神也悄然影响着文学的创作，使得一些作家在描写自然、人性和社会时，更加注重细节的真实性与逻辑的严谨性。虽然十七世纪的文学尚未完全摆脱浪漫主义的色彩，但理性与逻辑的种子已经开始萌芽。 文学形式的嬗变与创新 在十七世纪，诗歌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形式，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并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约翰·多恩以其“玄学诗”开创了新的风格。他的诗歌以奇特的比喻、跳跃的思维和深刻的智性著称，将哲学、科学、宗教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文学张力。他的爱情诗，既有对身体欲望的坦诚表露，也有对精神契合的深切渴望，将人类情感的复杂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的宗教诗，则通过个人化的体验，探索信仰的真谛，将宗教的情感体验与日常生活的细节相结合，赋予了宗教诗歌新的生命。 散文方面，十七世纪见证了散文写作的成熟与独立。除了弥尔顿和培根的哲学与政治散文，一些作家开始将散文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例如个人日记、游记以及文学评论。塞缪尔·皮普斯的日记，以其朴实无华的语言和真实细腻的描写，为我们留下了十七世纪伦敦社会生活的宝贵记录，其生活化的视角和真情实感的流露，使之成为文学史上的独特存在。 戏剧作为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从早期剧作的庄重与教育意义，到复辟时期喜剧的尖锐与讽刺的巨大转变。除了弥尔顿的史诗剧式作品，以及复辟时期的社会喜剧，一些更具个人色彩的戏剧也在悄然兴起。这些剧作在结构、语言和人物塑造上不断探索，为后来的戏剧发展奠定了基础。 人性的多维探索与情感的深度挖掘 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在对宏大叙事的描绘中，也从未忽视对个体人性的深刻挖掘。从弥尔顿笔下充满挣扎与抉择的亚当夏娃，到班扬笔下历经磨难的克里斯蒂安，再到复辟时期喜剧中光怪陆离的社会众生相，作家们以不同的方式，探索着人类的欲望、情感、理智以及道德困境。 约翰·多恩的爱情诗，展现了人类情感的复杂与矛盾，既有对肉体欲望的直接抒发，也有对灵魂结合的追求，这种多维度的情感表达，是对传统浪漫主义单一情感表达的突破。他的宗教诗，更是将个人信仰的挣扎与探索，与对上帝的敬畏和爱恋融为一体，体现了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性。 即便是那些描绘社会百态的作家，也通过对人物行为的细致刻画，揭示了人性的幽暗与光明。复辟时期喜剧中的角色，虽然常常被描绘得夸张而讽刺，但其背后对人性的洞察，却具有普遍性。他们对金钱、地位、名誉的追逐，对爱情、婚姻的算计，无不折射出人类永恒的欲望与弱点。 结语：时代的巨擘与不朽的篇章 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它既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又在时代的巨变中孕育出了新的思想与形式。弥尔顿的史诗，班扬的寓言，约翰·多恩的玄学诗，以及复辟时期的喜剧，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辉煌图景。这些作品，不仅是那个时代社会、政治、宗教生活的生动写照，更是对人类永恒主题的深刻反思。它们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深度，跨越时空，至今仍能触动我们的心灵，引发我们的思考。本书将带领读者深入其中，感受那个动荡而又充满创造力的时代，品味那些不朽的文学篇章所蕴含的智慧与力量。

评分☆☆☆☆☆

这部厚重的著作，从我翻开它的第一页开始，就彻底将我拉入了那个烟雨迷蒙、充满变革的英格兰。作者的笔触如同精妙的织工，将十七世纪那纷繁复杂的社会肌理，一点一滴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我尤其欣赏他对清教徒运动和王权复辟时期文学思潮的梳理，那种旁征博引的扎实力度，绝非浅尝辄止的皮毛之论。书中对弥尔顿史诗的解读，简直是如醍醐灌顶般清晰，那些晦涩的古典典故和神学隐喻，在他深入浅出的分析下，仿佛都活了过来，与当下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此外，对于早期戏剧的考察，特别是喜剧中对社会习俗的辛辣讽刺，那种对人性的洞察力，即便放到今天来看，也依然是振聋发聩。阅读过程中，我时常需要停下来，细细回味那些引用的诗句，感受那种古典韵律与时代精神的激烈碰撞。这本书不仅仅是对文学作品的罗列，更像是一部微观的历史教材，它让我理解了文学是如何作为时代的镜子，映照出那个时代人们的信仰、挣扎与荣耀。读完后，我对那个时期的文化景观有了远超预期的认识，实属一部值得珍藏的学术精品。

评分☆☆☆☆☆

坦白说，拿到这本沉甸甸的书时，我还有些担忧，怕它会像许多同类书籍一样，陷入枯燥的年代顺序堆砌和晦涩的文学理论泥潭。然而，我的顾虑完全是多余的。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其叙事的流畅性和极强的可读性。作者似乎深谙如何将严肃的学术研究包裹在引人入胜的故事外衣之下。他没有仅仅停留在文本分析，而是花了大量篇幅去描摹那个时代文人的生存状态和创作环境。比如，他描写了在查理一世宫廷中，宫廷诗人与清教徒文人之间那种水火不容却又相互吸引的微妙关系，那种张力十足的描述，让我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创作的艰难与不易。对于马拉维尔（Andrew Marvell）作品的探讨尤其精彩，作者巧妙地将他的田园诗与他的政治诗并置比较，揭示了理想与现实之间永恒的张力。这本书的编排结构非常人性化，即便是对早期英国文学了解不深的读者，也能循着清晰的脉络一路跟进，体会到那个时代文学是如何在保守与革新之间寻找平衡点的。我推荐给所有对深度阅读和历史背景感兴趣的朋友。

评分☆☆☆☆☆

这本书的排版和注释系统堪称典范，这对于一部学术性极强的作品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加分项。装帧精良，纸张的质感也很好，即便长时间翻阅也不会感到疲劳。更值得称赞的是其详尽的注释，它们不仅提供了必要的背景资料和词源解释，许多地方更是直接引用了相关学者的不同观点，形成了一个微型的“学术战场”。这使得读者在阅读主文的同时，可以随时根据需要深入到具体的学术争鸣之中，极大地提高了研究的便捷性。我特别喜欢文末的“延伸阅读”部分，作者给出了非常精炼的推荐理由，这对我后续深入研究特定作家或主题提供了极佳的导航。总而言之，这本书在内容深度、论证严谨性以及实际使用便利性上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平衡点，它不仅是研究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的必备工具书，也是一本能让人沉浸其中、享受知识构建过程的阅读佳作。

评分☆☆☆☆☆

这本书的视角相当独特，它没有被传统研究中对“伟大作家”的过度聚焦所限制，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文学生态。我惊喜地发现，其中对“通俗文学”和“非主流文本”的关注，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认知窗口。作者并没有将当时的“高雅文学”奉为圭臬，而是深入挖掘了那些在当时广为流传，但常常被后世研究忽略的流派和体裁，比如小册子（pamphlets）和早期报纸上的诗歌片段。这种“自下而上”的视角，极大地丰富了我对十七世纪文化生活的理解。它让我明白，文学的生命力并不仅仅存在于那些流传千古的杰作中，更在于它如何渗透到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成为普通民众情感宣泄和观点表达的媒介。书中对伦敦印刷业发展及其对文学传播影响的分析，扎实而细致，令人信服。这种对社会语境的深度嵌入，使得文本的解读不再是孤立的，而是鲜活地融入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呼吸之中。

评分☆☆☆☆☆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这本书的阅读体验，那一定是“思辨性”。作者并非简单地呈现“是什么”，而是不断追问“为什么会是这样”。他对“宗教改革遗产”如何塑造了十七世纪的文学主题进行了极富启发性的辩论。书中对“死亡沉思”文学（Mement Mori）在瘟疫肆虐时期兴起的分析，不仅停留在主题的罗列，更深入探讨了这种文学模式背后的心理机制和集体焦虑的投射。这种强烈的思辨色彩，要求读者必须主动参与到论证过程中去，而不是被动接受。我个人非常享受这种智力上的挑战，它迫使我不断地审视自己对于文学、历史与信仰关系的既有观念。每读完一个章节，我都会在脑海中与作者的观点进行一场激烈的“对话”。这种互动性，使得这本书的价值远远超越了一般的参考书，它更像是一位深刻的导师，引导你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评分☆☆☆☆☆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7-9]

评分☆☆☆☆☆

英国文学接触的比较少，好像就奥斯汀、莎士比亚、王尔德……趁此机会好好了解一下。

评分☆☆☆☆☆

《在图像面前》展开了一种被反复提出的批评，直指我们面对图像时的确信感。我们是如何观看的呢？不仅仅使用双眼，也不仅仅依靠目光。“voir”意指“看”，它与表示“知”的“savoir”押韵，这使我们想到，原始的目光是不存在的，我们处理图像时需借助词语，经历认知的过程，并伴随不同层次的思考。我们从弗洛伊德的思想中找到对图像所特有的认识进行全新批评的方式。“看”这一动作在字面上是打开的，意味着在表现与展现，象征与症候，决定论与复因决定论之间撕扯，接着展开。最后，在可见物的传统概念和视觉资料（visuel）的全新概念之间再撕扯、展开。看与知的稳定方程式，无论是形而上学的还是实证主义的，从此将让位给某种东西，譬如测不准原则，譬如目光对非知（non-savoir）的约束。某种使我们直面图像的东西，它使我们如面对被遮蔽的事物一样直面图像：一个十足不稳定的处境。但我们却应该思考这个处境，无论如何都要确定它在认识规划，也就是艺术史规划中的位置。《在图像面前》展开了一种被反复提出的批评，直指我们面对图像时的确信感。我们是如何观看的呢？不仅仅使用双眼，也不仅仅依靠目光。“voir”意指“看”，它与表示“知”的“savoir”押韵，这使我们想到，原始的目光是不存在的，我们处理图像时需借助词语，经历认知的过程，并伴随不同层次的思考。我们从弗洛伊德的思想中找到对图像所特有的认识进行全新批评的方式。“看”这一动作在字面上是打开的，意味着在表现与展现，象征与症候，决定论与复因决定论之间撕扯，接着展开。最后，在可见物的传统概念和视觉资料（visuel）的全新概念之间再撕扯、展开。看与知的稳定方程式，无论是形而上学的还是实证主义的，从此将让位给某种东西，譬如测不准原则，譬如目光对非知（non-savoir）的约束。某种使我们直面图像的东西，它使我们如面对被遮蔽的事物一样直面图像：一个十足不稳定的处境。但我们却应该思考这个处境，无论如何都要确定它在认识规划，也就是艺术史规划中的位置。龙迪勇，江西宜春人，1972年出生，文学博士，文艺学、艺术学博士后，先后就学于四川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现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鄱阳湖学刊》主编、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叙事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叙事学和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级课题多项，论著获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多项。在《文艺理论研究》、《思想战线》等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等选刊转载。近年来所从事的空间叙事研究，拓展了叙事学研究的领域，是国内最早提出建构“空间叙事学”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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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文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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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多做活动，常来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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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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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不错！满意！快递员大哥辛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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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厚实 砌墙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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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是精装本，书也很新，有塑封。定价有点贵了，还好打折力度很大。总体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