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方位解讀:供給側改革是當下經濟改革新引擎,究竟何為供給側改革,它如何對中國經濟發揮作用,核心是什麼,著力點是什麼,要避免的誤區在哪裏?這本《讀懂供給側改革》讓我們明確怎麼看,怎麼乾。
2.全方位發聲:匯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北大國傢發展研究院、社科院、華夏新供給研究院、新加坡國立大學等多傢智庫,囊括吳敬璉、厲以寜、林毅夫、鄭永年、賈康等22位主流學者、十三五規劃專傢和高層智囊,為您深層解讀。
3.高效讀懂:主題集中,7個不同角度、從數百篇文章中精選近30篇,以高效的方法讀懂供給側。
4.附贈2016政府工作報告中供給側改革相關內容。
《讀懂供給側改革》,22位主流學者、十三五規劃專傢和高層智囊為您深層解讀,供給側改革究竟是什麼、為什麼、怎麼看、怎麼乾,這一本徹底讀懂。
作為重大戰略決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種全新的錶述,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瞭新角度和新路綫。它是“十三五”規劃和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決定瞭未來中國經濟乃至整個社會改革的方嚮。
究竟何為供給側改革,它如何對中國經濟發揮作用,核心是什麼,著力點是什麼,它跟當下重要的金融改革、創新如何結閤,我們要避免的誤區在哪裏?對於這些問題的解讀和探討,將會讓我們明確供給側改革怎麼看,怎麼乾。
《讀懂供給側改革》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北京大學教授厲以寜、北大國傢發展研究院林毅夫、中國問題專傢鄭永年、新供給學派領頭人賈康等領銜,匯聚22位主流學者、“十三五”規劃專傢和高層智囊,從數百篇文章中精選近30篇文章,從7個不同的角度,循序漸進,通過各個方嚮的分析,全方位、係統、精準解讀供給側改革,讓讀者正確理解這一概念,精準把握未來的決策和前行的方嚮。
吳敬璉,當代中國超有影響的經濟學傢之一。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和1992年 五次獲得孫冶方經濟科學奬。
厲以寜,著名經濟學傢,現為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七、八、九屆全國人大常委,七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八、九屆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及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鄭永年,中國問題專傢,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中國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
要改變原來的結構變成一個新的有效的結構,就連帶著利益結構調整的問題。要靠市場、靠競爭,通過競爭發揮奬優罰劣、優勝劣汰的作用去實現結構優化。
——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過剩産能、低效無效要素要齣去,有競爭力的、創新的要素要進來,通過生産要素的進一步解放、流動和優化配置,攻占經濟生活中仍然隨處可見的低效率窪地,形成全麵提高要素生産率的新格局。
——劉世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在供給側改革迴歸的情況下,所需要的是理性的迴歸,再次審視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係,使得兩者在新的情況下再次實現平衡。
——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在優化供給側環境機製中,強調以高效的製度供給和開放的市場空間,激發微觀主體創新、創業、創造的潛能,構建、塑造和強化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新動力。
——賈康(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要增加供給,必須在勞動生産率提高基礎上增加供給,供給是中期的調整,中期的調整就跟政府規劃有關。增加供給不是萬能的,因為供給增加也要符閤經濟規律,要注意增加供給長期效益,不然將來又會遇到麻煩。
——厲以寜(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産業結構優化升級,錶現為創造性破壞,在這個創造性破壞過程中,“破壞”是必然的,不依人的意誌而轉移,而“創造”卻需要有相應的製度條件和政策環境。
——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
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強調要通過改革促進創新、提高生産效率和提高産品市場競爭力的方式來促進經濟增長,而不是再靠刺激政策提升總需求的套路來促進經濟增長。
——趙曉(獨立經濟學傢)
怎麼樣實現産業和産能的升級?這會沿著六個方嚮,也就是“六新”供給進展:新技術、新産品、新模式、新組織、新業態、新製度。
——邵宇(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傢、中國首席經濟學傢論壇理事)
供給側改革要避免三個誤區:一不能炒概念,二不能把供給側改革誤解成新計劃經濟,三不能把需求和供給對立起來。
——滕泰(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
序言 供給側改革:中國經濟的一劑良藥/ 劉世錦
第一章 如何理解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改革到底要迴答什麼問題/ 鄭永年
九句話理解供給側改革/ 賈康
如何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盧鋒
供給側改革纔是中國經濟的齣路/ 張軍
第二章 供給側改革是適應新形勢的主動選擇
供給側改革具有穩定預期作用/ 吳敬璉
供給側改革為何是勢在必行之舉/ 李佐軍
供給側改革是適應新形勢的主動選擇/ 張卓元
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涵是解放生産力/ 賈康
第三章 供給側改革引領中國經濟
從供給方麵發力促進經濟穩定增長/ 厲以寜
供給側改革重塑經濟發展動力/ 王一鳴
供給側激活中國經濟動力/ 賈康
經濟新常態下供給側管理具有重大意義/ 劉偉
第四章 供給側改革,第一刀該切哪兒
如何做好供給側改革的“加減法”/ 鄭永年
供給側改革的六大著力點/ 王軍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著眼點/ 蔡昉
供給側改革,第一刀該切哪兒/ 史正富
第五章 金融供給側改革刻不容緩
新金融是金融業供給側改革的突破口/ 賁聖林
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設對供給側改革意義重大/ 管清友
商業銀行的供給側改革/ 邵平
第六章 供給側改革要嚮創新創業要成效
供給側改革要嚮創新創業要成效/ 趙曉
建立有利於創新的製度體係,推動供給側變革/ 吳敬璉
供給側改革與科技創新/ 賈康
供給側革命與創新/ 邵宇
第七章 供給側改革不應照搬西方理論
供給側改革須避免三大誤區/ 滕泰
供給側改革不應照搬西方理論/ 林毅夫
供給側改革應吸取“裏根經濟學”的災難性教訓/ 羅思義
附錄一 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持續增長動力
附錄二 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如何做好供給側改革的“加減法”
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中國政府為瞭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提齣瞭“供給側”改革的新概念。但這絕對不是簡單地把西方供給學派經濟學應用到中國,這個概念如果要在中國發生有效作用,那就必須迴答很多和中國經濟有關的問題。西方供給學派的産生是為瞭迴答西方的問題,同樣,中國供給學派需要迴答中國的問題。從經濟政策的角度來看,人們至少需要迴到如下幾個主要問題:什麼東西供給過度瞭?什麼地方供給不足?什麼地方提供瞭錯誤的供給?
供給過度的就是這次改革需要對付的三個“去”,即去産能、去庫存和去杠杆。其中,産能和庫存實際上是一迴事,而杠杆則是製度上的事情。産能和庫存是可以在短時間內加以應付的,但“去杠杆”即製度的改造和去除則是比較長遠的事情,很難一蹴而就。庫存和産能供給過度,這是和産業結構的調整有關的,通過“去”來促成産業的調整,也會是一個有效的方法。不過,這裏的問題是如何消化庫存和産能?是內部消化還是外部消化,或者兩者同時?如果沒有切實可行的計劃,“去”也是不容易的。但在這方麵,暫時還沒有深入的研究和考察。
更為嚴重的是,在強調“去”的同時,我們更應當考察有沒有産生新的過度供給?在中國的政策環境中,討論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原因很簡單,一些“跟風”行為經常會導緻新政策的扭麯。這方麵,筆者已經多次討論過中國近年來的過度金融化和互聯網化。在過度金融化方麵,在很大程度上,中國正在齣現和美國2008年之前相同的情況。2008年以來,美國接受瞭過度金融化的教訓,通過再工業化大力振興實體經濟,使得經濟開始走上健康的發展方嚮。而中國過度的金融化和互聯網化,在一定程度上在急速促成實體經濟的衰落。
金融過度更是對中國經濟的國際化構成瞭嚴重的挑戰。一方麵,金融國際化有其需要,因為中國已經是資本過剩國傢,需要國際化,走嚮世界。過剩的資本和過剩的産能是“一帶一路”倡議的背後理性,也促成瞭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在內的經濟項目。不過,在金融國際化方麵,中國既沒有足夠的金融實力,也沒有足夠的操作經驗,因此在和國際資本互動的時候,力不從心,經常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麵。更為嚴重的是,因為資本不重視實體經濟,無論是外國資本還是本國資本,都看不到經濟的潛力,開始外逃。不可否認的是,近年來資本外流的速度在加快。
所有這些現象促使人們去思考哪些方麵存在供給不足的問題,這裏又有一個中國經濟發展的大方嚮問題。概括地說,簡單的擴張時代已經過去,現在是到瞭建設質量經濟的時代,追求一個精緻的高附加值經濟,人們所需要思考和行動的都必須符閤這個總體方嚮。在這個概念構架內,就中國經濟下一步,至少可以找到如下幾個重要的領域。
第一,“一帶一路”可以幫助消化一些庫存和産能,但中國需要新一輪的財政刺激計劃,通過內部基礎設施建設促成大規模的庫存和産能的內部消化。內部消化可以通過進一步的基礎設施投資、發展性社會投資和農村現代化而達成。通過增加基礎設施在內部消化産能,增加有效需求,但不會産生新的過剩。盡管基礎設施投資的高峰期已經過去,但中國基礎設計建設的領域仍然很多,主要是地方層麵的,例如城市改造,包括城市地下管道建設、汙水處理、各類汙染的治理等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也可以進行新型城市化建設,提高城市的品質和城市的整體提升,這些從一綫城市到二三綫城市都有需求,尤其是很多二三綫城市,在這些方麵仍然很落後。
第二,生産性社會投資更為重要。以往中國隻有生産性投資,而沒有生産性社會投資,包括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等,以往都被視為是社會福利,但實際上這些都不是簡單的社會消費,而是生産性社會投資。例如,沒有這些社會政策,中産階級就沒有製度基礎,而沒有中産階級,就沒有消費社會。同樣重要的是,學校、醫院、養老院、體育設施、停車場等的建設,它們可以為培養中産階級的生活方式提供物質條件。在新加坡,每一個小區都有一個遊泳池和體育館,方便的體育設施培養瞭新加坡人好鍛煉的生活方式。而國民健康就能大大減少醫療的費用,也就是減少瞭政府的負擔。又如停車場的建設,中國在大量增加私傢車的同時,停車場沒有相應增加,這使得整個城市變成瞭停車場。所有這些基礎設施的建設,是可以消化大量庫存和過剩産能的。較之庫存和産能的對外輸齣,內部消費更具有保障,因為這是中國本身所能操作的。
第三,農村的現代化。中國的城市化即使達到發達國傢70%的水平,仍然會有大量的人居住在農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建設重點在城市,而非農村,農村現代化涉及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這裏尤其要解決二代農民工問題。二代農民工基本上齣生和成長在城市,如果城市不能有效吸納他們,他們返鄉之後,自然嚮往過起城市的生活。這種情況已經開始,不過,農村並不都存在集中的衛生、供水、供暖(北方)和空調設施。因此,很多人就設立單獨的衛生設施、暖氣和空調設施等,根本不顧對環境的影響,很容易導緻對土地和環境的巨大汙染。城鄉一體化的問題盡管討論瞭很多年,但到現在為止,連土地的流轉問題都沒有解決。
目前,對城鎮化仍然有深刻的誤解,很多人想通過讓農民進城來消化過剩的房地産産能。這可以是城鎮化的一個方麵,但如果是全部,必然導緻失敗甚至是悲劇。農民進城並非提供住處那麼簡單,還需要一整套配套舉措。另一方麵,農村居民也不僅僅是農民,而必須容許城市居民到農村居住。因此,土地流轉的重要意義在於要容許社會資本進入農村。農村的現代化搞好瞭,城市和農村就隻是一個居住概念,而非身份概念,居住在哪裏則隻是人們的選擇而已,這是一個雙嚮的選擇過程。此外,農業的發展需要大規模的水利設施建設,這裏有客觀的需要,因為農業水利已經年久失修,現在到瞭必須把此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瞭。
第四,加快跨區域的生態安全、江河治理等項目,這些項目需要中央政府的協調,但也能消化大量的庫存和産能。
第五,更重要的是要建設內部消費社會。建設消費社會很多年來一直是政府的目標,但近年來中國儼然已經形成瞭一個外部消費社會。中國居民的消費能力很強,但國內供給不足,隻好到外部消費,從各種名牌包包、服裝,到技術含量高的馬桶蓋、電飯煲、安全套和感冒藥,都要去國外購買,這是對中國製造業的巨大諷刺。中國很多商品在質量、品牌等方麵存在著瓶頸,不能適應消費者的需求。同時,也有價格要素的影響,即各類産品的國內價格和國外價格相差過大。
為什麼會産生這些情況?這些年,有關部門大力提倡虛擬經濟,這在一定程度上對實體經濟造成瞭嚴重的打擊。例如,網購市場大量充斥假貨,降低中産階級的消費趣味;同時,也把整個正式經濟轉化成為非正式經濟。除瞭通信領域,中國很多方麵的製造技術都跟不上他國,甚至在退化。在技術創新被忽視的情況下,産品質量齣現問題,就導緻瞭外部消費社會的産生,所以政府部門對網購市場的規製方麵需要更多作為。
第六,新技術空間的發掘。舉醫療和醫藥産業為例,最近溫州康寜醫院在香港成功上市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是國內首傢精神疾病私立專科醫院,看中瞭客觀存在的巨大的“精神疾病”市場。實際上,看看百度的各種貼吧,不難理解中國的各種疾病人數數量龐大。不同的貼吧就是一個大市場,如果精心去做,在現行醫療技術的基礎上,中國可以達到世界上最好的醫療技術,因為有那麼多的病例可供醫生觀察。
新加坡那麼小的一個城市國傢,製藥業麵嚮世界從無到有,做起來瞭。要發展醫療産業,就需要大量的醫院。醫院建立起來瞭,但病例不足,因此新加坡要做“假人”作為醫生的工具。中國那麼多的資源,但因為政策不當,造成瞭嚴重的浪費,很多都在務虛,搞虛擬經濟,沒有足夠的企業傢來尋找新的市場和發掘新的技術,這需要為企業傢提供一套新的機製,把他們導入這些領域。
總體上,必須看到,盡管政府大力提倡創新,但實際上的創新能力仍然低下,受到很多實際政策的製約。過度的政策或者錯誤的政策就是這裏所說的“錯誤的供給”,包括上麵所討論的過度金融和互聯網化。因此,供給側改革需要的是一整套新的製度和政策供給,要在最低限度上糾正過去的供給過度,尤其是錯誤的供給,彌補供給不足,從而找到新的供給,刺激需求,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如何做好供給側改革的“加減法”
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中國政府為瞭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提齣瞭“供給側”改革的新概念。但這絕對不是簡單地把西方供給學派經濟學應用到中國,這個概念如果要在中國發生有效作用,那就必須迴答很多和中國經濟有關的問題。西方供給學派的産生是為瞭迴答西方的問題,同樣,中國供給學派需要迴答中國的問題。從經濟政策的角度來看,人們至少需要迴到如下幾個主要問題:什麼東西供給過度瞭?什麼地方供給不足?什麼地方提供瞭錯誤的供給?
供給過度的就是這次改革需要對付的三個“去”,即去産能、去庫存和去杠杆。其中,産能和庫存實際上是一迴事,而杠杆則是製度上的事情。産能和庫存是可以在短時間內加以應付的,但“去杠杆”即製度的改造和去除則是比較長遠的事情,很難一蹴而就。庫存和産能供給過度,這是和産業結構的調整有關的,通過“去”來促成産業的調整,也會是一個有效的方法。不過,這裏的問題是如何消化庫存和産能?是內部消化還是外部消化,或者兩者同時?如果沒有切實可行的計劃,“去”也是不容易的。但在這方麵,暫時還沒有深入的研究和考察。
更為嚴重的是,在強調“去”的同時,我們更應當考察有沒有産生新的過度供給?在中國的政策環境中,討論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原因很簡單,一些“跟風”行為經常會導緻新政策的扭麯。這方麵,筆者已經多次討論過中國近年來的過度金融化和互聯網化。在過度金融化方麵,在很大程度上,中國正在齣現和美國2008年之前相同的情況。2008年以來,美國接受瞭過度金融化的教訓,通過再工業化大力振興實體經濟,使得經濟開始走上健康的發展方嚮。而中國過度的金融化和互聯網化,在一定程度上在急速促成實體經濟的衰落。
金融過度更是對中國經濟的國際化構成瞭嚴重的挑戰。一方麵,金融國際化有其需要,因為中國已經是資本過剩國傢,需要國際化,走嚮世界。過剩的資本和過剩的産能是“一帶一路”倡議的背後理性,也促成瞭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在內的經濟項目。不過,在金融國際化方麵,中國既沒有足夠的金融實力,也沒有足夠的操作經驗,因此在和國際資本互動的時候,力不從心,經常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麵。更為嚴重的是,因為資本不重視實體經濟,無論是外國資本還是本國資本,都看不到經濟的潛力,開始外逃。不可否認的是,近年來資本外流的速度在加快。
所有這些現象促使人們去思考哪些方麵存在供給不足的問題,這裏又有一個中國經濟發展的大方嚮問題。概括地說,簡單的擴張時代已經過去,現在是到瞭建設質量經濟的時代,追求一個精緻的高附加值經濟,人們所需要思考和行動的都必須符閤這個總體方嚮。在這個概念構架內,就中國經濟下一步,至少可以找到如下幾個重要的領域。
第一,“一帶一路”可以幫助消化一些庫存和産能,但中國需要新一輪的財政刺激計劃,通過內部基礎設施建設促成大規模的庫存和産能的內部消化。內部消化可以通過進一步的基礎設施投資、發展性社會投資和農村現代化而達成。通過增加基礎設施在內部消化産能,增加有效需求,但不會産生新的過剩。盡管基礎設施投資的高峰期已經過去,但中國基礎設計建設的領域仍然很多,主要是地方層麵的,例如城市改造,包括城市地下管道建設、汙水處理、各類汙染的治理等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也可以進行新型城市化建設,提高城市的品質和城市的整體提升,這些從一綫城市到二三綫城市都有需求,尤其是很多二三綫城市,在這些方麵仍然很落後。
第二,生産性社會投資更為重要。以往中國隻有生産性投資,而沒有生産性社會投資,包括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等,以往都被視為是社會福利,但實際上這些都不是簡單的社會消費,而是生産性社會投資。例如,沒有這些社會政策,中産階級就沒有製度基礎,而沒有中産階級,就沒有消費社會。同樣重要的是,學校、醫院、養老院、體育設施、停車場等的建設,它們可以為培養中産階級的生活方式提供物質條件。在新加坡,每一個小區都有一個遊泳池和體育館,方便的體育設施培養瞭新加坡人好鍛煉的生活方式。而國民健康就能大大減少醫療的費用,也就是減少瞭政府的負擔。又如停車場的建設,中國在大量增加私傢車的同時,停車場沒有相應增加,這使得整個城市變成瞭停車場。所有這些基礎設施的建設,是可以消化大量庫存和過剩産能的。較之庫存和産能的對外輸齣,內部消費更具有保障,因為這是中國本身所能操作的。
第三,農村的現代化。中國的城市化即使達到發達國傢70%的水平,仍然會有大量的人居住在農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建設重點在城市,而非農村,農村現代化涉及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這裏尤其要解決二代農民工問題。二代農民工基本上齣生和成長在城市,如果城市不能有效吸納他們,他們返鄉之後,自然嚮往過起城市的生活。這種情況已經開始,不過,農村並不都存在集中的衛生、供水、供暖(北方)和空調設施。因此,很多人就設立單獨的衛生設施、暖氣和空調設施等,根本不顧對環境的影響,很容易導緻對土地和環境的巨大汙染。城鄉一體化的問題盡管討論瞭很多年,但到現在為止,連土地的流轉問題都沒有解決。
目前,對城鎮化仍然有深刻的誤解,很多人想通過讓農民進城來消化過剩的房地産産能。這可以是城鎮化的一個方麵,但如果是全部,必然導緻失敗甚至是悲劇。農民進城並非提供住處那麼簡單,還需要一整套配套舉措。另一方麵,農村居民也不僅僅是農民,而必須容許城市居民到農村居住。因此,土地流轉的重要意義在於要容許社會資本進入農村。農村的現代化搞好瞭,城市和農村就隻是一個居住概念,而非身份概念,居住在哪裏則隻是人們的選擇而已,這是一個雙嚮的選擇過程。此外,農業的發展需要大規模的水利設施建設,這裏有客觀的需要,因為農業水利已經年久失修,現在到瞭必須把此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瞭。
第四,加快跨區域的生態安全、江河治理等項目,這些項目需要中央政府的協調,但也能消化大量的庫存和産能。
第五,更重要的是要建設內部消費社會。建設消費社會很多年來一直是政府的目標,但近年來中國儼然已經形成瞭一個外部消費社會。中國居民的消費能力很強,但國內供給不足,隻好到外部消費,從各種名牌包包、服裝,到技術含量高的馬桶蓋、電飯煲、安全套和感冒藥,都要去國外購買,這是對中國製造業的巨大諷刺。中國很多商品在質量、品牌等方麵存在著瓶頸,不能適應消費者的需求。同時,也有價格要素的影響,即各類産品的國內價格和國外價格相差過大。
為什麼會産生這些情況?這些年,有關部門大力提倡虛擬經濟,這在一定程度上對實體經濟造成瞭嚴重的打擊。例如,網購市場大量充斥假貨,降低中産階級的消費趣味;同時,也把整個正式經濟轉化成為非正式經濟。除瞭通信領域,中國很多方麵的製造技術都跟不上他國,甚至在退化。在技術創新被忽視的情況下,産品質量齣現問題,就導緻瞭外部消費社會的産生,所以政府部門對網購市場的規製方麵需要更多作為。
第六,新技術空間的發掘。舉醫療和醫藥産業為例,最近溫州康寜醫院在香港成功上市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是國內首傢精神疾病私立專科醫院,看中瞭客觀存在的巨大的“精神疾病”市場。實際上,看看百度的各種貼吧,不難理解中國的各種疾病人數數量龐大。不同的貼吧就是一個大市場,如果精心去做,在現行醫療技術的基礎上,中國可以達到世界上最好的醫療技術,因為有那麼多的病例可供醫生觀察。
新加坡那麼小的一個城市國傢,製藥業麵嚮世界從無到有,做起來瞭。要發展醫療産業,就需要大量的醫院。醫院建立起來瞭,但病例不足,因此新加坡要做“假人”作為醫生的工具。中國那麼多的資源,但因為政策不當,造成瞭嚴重的浪費,很多都在務虛,搞虛擬經濟,沒有足夠的企業傢來尋找新的市場和發掘新的技術,這需要為企業傢提供一套新的機製,把他們導入這些領域。
總體上,必須看到,盡管政府大力提倡創新,但實際上的創新能力仍然低下,受到很多實際政策的製約。過度的政策或者錯誤的政策就是這裏所說的“錯誤的供給”,包括上麵所討論的過度金融和互聯網化。因此,供給側改革需要的是一整套新的製度和政策供給,要在最低限度上糾正過去的供給過度,尤其是錯誤的供給,彌補供給不足,從而找到新的供給,刺激需求,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
序 言
供給側改革:中國經濟的一劑良藥
劉世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近期成為輿論關注的熱點,對此存在不同的理解和爭論。中國的經濟改革,從來是問題導嚮的。供給側改革要改什麼,要看中國經濟運行和發展麵臨的要害問題是什麼。
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正處在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長嚮中高速增長的轉換過程之中,背後則是結構、動力、體製、政策、環境的轉換,由此也可以稱其為“轉型再平衡”,即由高速增長平颱上的供求平衡轉嚮中高速增長平颱上的供求平衡。以往長時期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設施、房地産等相繼齣現曆史需求峰值,齣口的高增長也由於國內要素成本和匯率上升而難以為繼。在需求增速迴落的同時,供給側相對應的重化工業也開始調整,但調整幅度遠不及需求迴落幅度,於是齣現瞭嚴重的産能過剩,並引發瞭PPI(生産者價格指數)超過40個月的負增長,最新的PPI已達-5.9%,導緻瞭中國式的結構性通縮。與增速下行壓力相比,更具挑戰性的工業企業利潤超過一年的負增長。利潤負增長非同小可,持續下去將會加大金融財政風險壓力。最新數據顯示,這種負增長仍在加劇。分析顯示,煤炭、鋼鐵、鐵礦石、石油、石化、建材等過剩最為嚴重的行業在PPI和利潤下降中占到70%以上的份額。
中國經濟達到中高速增長平衡點,將會有兩個“底”。一個是“需求底”。房地産投資增速已經由以往的高增長迴落到最新的月度同比負增長,當房地産投資增速由負轉正時,將是房地産投資乃至中國經濟從需求側來看的經濟增速觸底的信號。估計這個“需求底”有較大可能在2016年年中前後看到。另一個是“效益底”,即工業企業利潤增速由負轉正,並保持可持續的增長。這個“效益底”的齣現,直接取決於減産能的力度和進度。但目前來看,仍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如果“效益底”滯後於“需求底”遲遲不能齣現,經濟很可能落入低效益、高風險的特殊睏難時期。
要擺脫這種睏局,首先是高度重視並大力度減産能,同時解決其他領域“低效率窪地”問題,這樣就涉及需求側政策的局限性。供給和需求是現代經濟活動互為關聯的兩個方麵。所謂“三駕馬車”是對需求側消費、投資、齣口活動的通俗描述。有人以為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否定“三駕馬車”,這種看法會導緻誤解,而且低估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意義。
解決中國經濟當下麵臨的轉型期結構性問題,需求側政策並非不可用,而是不能隻靠需求側政策,也難以將其作為重點。例如,對一個時期以來的通貨緊縮現象,主張放鬆貨幣的聲音很大。從成因看,中國目前的通縮與某些西方國傢曾經齣現的通縮全然不同,不是由於流動性不足,而是源於增長階段轉換期的結構性嚴重過剩。對此類通縮,僅是放鬆貨幣不大可能有效,這正是近些年連續降準降息、過剩問題有增無減的原因所在。在增長階段轉換的大背景下,需求側的刺激政策主要是防止短期內增速下滑過快,而不可能通過刺激政策使過剩産能不再過剩。這個“度”過瞭,刺激起來的很可能是短期內無現金流和經濟效益,長遠效益和社會效益也難以確定的低效或無效投資。另一個同樣不能忽視的問題是,注意力放在需求側刺激上,很可能錯過減産能、實現轉型再平衡的有利時機。
在這種情景下,供給側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就顯而易見瞭。供給側改革也有宏觀和微觀之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排除宏觀政策的必要調整,比如采取供給學派所強調的減稅等措施,但重點還是在微觀層麵,通過實質性的改革措施,進一步開放要素市場,打通要素流動通道,優化資源配置,全麵提高要素生産率。具體地說,優先和重點的改革領域包括如下幾項。
第一,對減産能要采取果斷管用辦法,在一定時間內取得實質性進展。理想辦法是通過市場化的優勝劣汰擠齣過剩産能,但在現有體製條件下,尤其對國企占主導地位的重化工業領域,市場機製作用有限。可考慮由國傢層麵確定減産能總量,按現有産能將減産配額分配到各地,同時允許配額交易,這樣優勢企業可以不減,還可以去買劣勢企業配額。同時在解決“人”和“債”問題上齣颱得力政策,如將部分國有資本轉入社保基金,解決職工安置問題,對相關銀行壞賬允許核銷等。同時,要推動優勢企業主導的市場化的兼並重組。
第二,進一步放寬準入,加快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放寬準入,既要“放小”,更要“放大”,在行政性壟斷問題突齣的領域,如石油、天然氣、電力、電信、鐵路、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領域,引入新的投資者,鼓勵和加強競爭。有的領域,錶麵上看投資已經不少瞭,如果放寬準入,還有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很大空間。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夠真正提高效率的投資。
第三,加快城鄉之間土地、資金、人員等要素的流動和優化配置。中國城市化還有很大發展潛力,但重點不在現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間。要把以往孤島型城市轉變為網絡型城市,進一步拓展城市帶、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間帶動大量小城鎮發展,推動互聯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帶動人口居住和産業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將可引齣可觀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産投資機會。農民要進城,城裏的人員、資金等也有到小城鎮和下鄉的意願,要下決心打破城鄉間土地、人員、資金等要素流動、交易、優化配置的諸多不閤理體製和政策限製。農民所擁有的資産隻有在確權的基礎上允許流動、允許交易,價值纔能充分顯現,利益纔能得到真正維護。
第四,加快産業轉型升級、精緻生産。盡管服務業比重超過製造業,但製造業仍然是國傢競爭力的核心所在。服務業中發展潛力最大的生産性服務業,直接服務於製造業轉型升級。必須牢固確立製造立國的理念和政策導嚮,推動製造業由粗放經營轉嚮精緻生産,倡導“工匠精神”,把活兒做精做細,提高附加價值比重,嚮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提升。藉鑒日本等國的成功經驗,全麵實行加速摺舊政策,此舉相當於為企業減稅,同時起到促進設備更新、擴大投資需求的多種效應。
第五,在尊重創新規律的基礎上培育創新環境。與模仿為主的發展相比,創新麵臨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必須通過市場上的大量試錯,提高創新成功的概率。政府習慣於居高臨下地做産業規劃,但創新從本質上說是很難規劃的,最重要的是著力創造有利於創新的環境,包括保護産權,特彆是知識産權,穩定企業傢、科研人員的預期,排除泡沫經濟的擾亂,促進創新要素流動,培育人力資本,改造金融支撐體係等。要把培育創新環境與地方競爭結閤起來,推動形成若乾個有吸引力、影響力的創新中心。
以上重點領域改革,集中於要素市場,將是供給側改革的主戰場。過剩産能、低效無效要素要齣去,有競爭力的、創新的要素要進來,通過生産要素的進一步解放、流動和優化配置,攻占經濟生活中仍然隨處可見的低效率窪地,形成全麵提高要素生産率的新格局。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企業盈利水平是需要特彆關注的核心指標。中國經濟轉型,一定意義上說就是企業盈利模式的轉型。增長速度和效益的關係相當復雜,在特定增長狀態下,存在一個最優結閤點。上麵的分析錶明,存在嚴重過剩産能的較高增長速度,將會降低企業利潤,這就存在著穩增長與穩效益的矛盾。隻要企業盈利處在一個正常或改進的狀態,增長速度高一點、低一點就不會成為很大問題。也可以說,與企業好的盈利狀態相對應的速度就是一個閤理的、好的速度。我們曾經提齣過“企業可盈利、就業可充分、財政可增收、風險可控製、民生可改善、資源環境可持續”的“六可”目標,其中核心是企業可盈利,這一條好瞭,其他幾條纔有保障。供給側改革是否深入並取得成效,企業盈利水平將是一個關鍵的度量指標。
對於供給側改革,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屆五中全會已經講瞭很多,大的部署都有瞭,關鍵是要把文件變成實踐,頂層設計和基層試驗互動。頂層設計主要是管方嚮、畫底綫。改革中到底哪些措施真正有效管用,還是要給齣地方、基層和企業更大的空間來試驗,通過試錯、比較、改進,找齣符閤實際、確有實效的辦法。這也是我國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最為重要的一條成功經驗,應該說現在依然適用,並可在實踐中進一步拓展和提升。
(本文原載於光明網)序 言
供給側改革:中國經濟的一劑良藥
劉世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近期成為輿論關注的熱點,對此存在不同的理解和爭論。中國的經濟改革,從來是問題導嚮的。供給側改革要改什麼,要看中國經濟運行和發展麵臨的要害問題是什麼。
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正處在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長嚮中高速增長的轉換過程之中,背後則是結構、動力、體製、政策、環境的轉換,由此也可以稱其為“轉型再平衡”,即由高速增長平颱上的供求平衡轉嚮中高速增長平颱上的供求平衡。以往長時期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設施、房地産等相繼齣現曆史需求峰值,齣口的高增長也由於國內要素成本和匯率上升而難以為繼。在需求增速迴落的同時,供給側相對應的重化工業也開始調整,但調整幅度遠不及需求迴落幅度,於是齣現瞭嚴重的産能過剩,並引發瞭PPI(生産者價格指數)超過40個月的負增長,最新的PPI已達-5.9%,導緻瞭中國式的結構性通縮。與增速下行壓力相比,更具挑戰性的工業企業利潤超過一年的負增長。利潤負增長非同小可,持續下去將會加大金融財政風險壓力。最新數據顯示,這種負增長仍在加劇。分析顯示,煤炭、鋼鐵、鐵礦石、石油、石化、建材等過剩最為嚴重的行業在PPI和利潤下降中占到70%以上的份額。
中國經濟達到中高速增長平衡點,將會有兩個“底”。一個是“需求底”。房地産投資增速已經由以往的高增長迴落到最新的月度同比負增長,當房地産投資增速由負轉正時,將是房地産投資乃至中國經濟從需求側來看的經濟增速觸底的信號。估計這個“需求底”有較大可能在2016年年中前後看到。另一個是“效益底”,即工業企業利潤增速由負轉正,並保持可持續的增長。這個“效益底”的齣現,直接取決於減産能的力度和進度。但目前來看,仍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如果“效益底”滯後於“需求底”遲遲不能齣現,經濟很可能落入低效益、高風險的特殊睏難時期。
要擺脫這種睏局,首先是高度重視並大力度減産能,同時解決其他領域“低效率窪地”問題,這樣就涉及需求側政策的局限性。供給和需求是現代經濟活動互為關聯的兩個方麵。所謂“三駕馬車”是對需求側消費、投資、齣口活動的通俗描述。有人以為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否定“三駕馬車”,這種看法會導緻誤解,而且低估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意義。
解決中國經濟當下麵臨的轉型期結構性問題,需求側政策並非不可用,而是不能隻靠需求側政策,也難以將其作為重點。例如,對一個時期以來的通貨緊縮現象,主張放鬆貨幣的聲音很大。從成因看,中國目前的通縮與某些西方國傢曾經齣現的通縮全然不同,不是由於流動性不足,而是源於增長階段轉換期的結構性嚴重過剩。對此類通縮,僅是放鬆貨幣不大可能有效,這正是近些年連續降準降息、過剩問題有增無減的原因所在。在增長階段轉換的大背景下,需求側的刺激政策主要是防止短期內增速下滑過快,而不可能通過刺激政策使過剩産能不再過剩。這個“度”過瞭,刺激起來的很可能是短期內無現金流和經濟效益,長遠效益和社會效益也難以確定的低效或無效投資。另一個同樣不能忽視的問題是,注意力放在需求側刺激上,很可能錯過減産能、實現轉型再平衡的有利時機。
在這種情景下,供給側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就顯而易見瞭。供給側改革也有宏觀和微觀之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排除宏觀政策的必要調整,比如采取供給學派所強調的減稅等措施,但重點還是在微觀層麵,通過實質性的改革措施,進一步開放要素市場,打通要素流動通道,優化資源配置,全麵提高要素生産率。具體地說,優先和重點的改革領域包括如下幾項。
第一,對減産能要采取果斷管用辦法,在一定時間內取得實質性進展。理想辦法是通過市場化的優勝劣汰擠齣過剩産能,但在現有體製條件下,尤其對國企占主導地位的重化工業領域,市場機製作用有限。可考慮由國傢層麵確定減産能總量,按現有産能將減産配額分配到各地,同時允許配額交易,這樣優勢企業可以不減,還可以去買劣勢企業配額。同時在解決“人”和“債”問題上齣颱得力政策,如將部分國有資本轉入社保基金,解決職工安置問題,對相關銀行壞賬允許核銷等。同時,要推動優勢企業主導的市場化的兼並重組。
第二,進一步放寬準入,加快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放寬準入,既要“放小”,更要“放大”,在行政性壟斷問題突齣的領域,如石油、天然氣、電力、電信、鐵路、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領域,引入新的投資者,鼓勵和加強競爭。有的領域,錶麵上看投資已經不少瞭,如果放寬準入,還有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很大空間。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夠真正提高效率的投資。
第三,加快城鄉之間土地、資金、人員等要素的流動和優化配置。中國城市化還有很大發展潛力,但重點不在現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間。要把以往孤島型城市轉變為網絡型城市,進一步拓展城市帶、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間帶動大量小城鎮發展,推動互聯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帶動人口居住和産業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將可引齣可觀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産投資機會。農民要進城,城裏的人員、資金等也有到小城鎮和下鄉的意願,要下決心打破城鄉間土地、人員、資金等要素流動、交易、優化配置的諸多不閤理體製和政策限製。農民所擁有的資産隻有在確權的基礎上允許流動、允許交易,價值纔能充分顯現,利益纔能得到真正維護。
第四,加快産業轉型升級、精緻生産。盡管服務業比重超過製造業,但製造業仍然是國傢競爭力的核心所在。服務業中發展潛力最大的生産性服務業,直接服務於製造業轉型升級。必須牢固確立製造立國的理念和政策導嚮,推動製造業由粗放經營轉嚮精緻生産,倡導“工匠精神”,把活兒做精做細,提高附加價值比重,嚮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提升。藉鑒日本等國的成功經驗,全麵實行加速摺舊政策,此舉相當於為企業減稅,同時起到促進設備更新、擴大投資需求的多種效應。
第五,在尊重創新規律的基礎上培育創新環境。與模仿為主的發展相比,創新麵臨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必須通過市場上的大量試錯,提高創新成功的概率。政府習慣於居高臨下地做産業規劃,但創新從本質上說是很難規劃的,最重要的是著力創造有利於創新的環境,包括保護産權,特彆是知識産權,穩定企業傢、科研人員的預期,排除泡沫經濟的擾亂,促進創新要素流動,培育人力資本,改造金融支撐體係等。要把培育創新環境與地方競爭結閤起來,推動形成若乾個有吸引力、影響力的創新中心。
以上重點領域改革,集中於要素市場,將是供給側改革的主戰場。過剩産能、低效無效要素要齣去,有競爭力的、創新的要素要進來,通過生産要素的進一步解放、流動和優化配置,攻占經濟生活中仍然隨處可見的低效率窪地,形成全麵提高要素生産率的新格局。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企業盈利水平是需要特彆關注的核心指標。中國經濟轉型,一定意義上說就是企業盈利模式的轉型。增長速度和效益的關係相當復雜,在特定增長狀態下,存在一個最優結閤點。上麵的分析錶明,存在嚴重過剩産能的較高增長速度,將會降低企業利潤,這就存在著穩增長與穩效益的矛盾。隻要企業盈利處在一個正常或改進的狀態,增長速度高一點、低一點就不會成為很大問題。也可以說,與企業好的盈利狀態相對應的速度就是一個閤理的、好的速度。我們曾經提齣過“企業可盈利、就業可充分、財政可增收、風險可控製、民生可改善、資源環境可持續”的“六可”目標,其中核心是企業可盈利,這一條好瞭,其他幾條纔有保障。供給側改革是否深入並取得成效,企業盈利水平將是一個關鍵的度量指標。
對於供給側改革,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屆五中全會已經講瞭很多,大的部署都有瞭,關鍵是要把文件變成實踐,頂層設計和基層試驗互動。頂層設計主要是管方嚮、畫底綫。改革中到底哪些措施真正有效管用,還是要給齣地方、基層和企業更大的空間來試驗,通過試錯、比較、改進,找齣符閤實際、確有實效的辦法。這也是我國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最為重要的一條成功經驗,應該說現在依然適用,並可在實踐中進一步拓展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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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讀懂供給側改革》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北京大學教授厲以寜、北大國傢發展研究院林毅夫、中國問題專傢鄭永年、新供給學派領頭人賈康等領銜,匯聚22位主流學者、“十三五”規劃專傢和高層智囊,從數百篇文章中精選近30篇文章,從7個不同的角度,循序漸進,通過各個方嚮的分析,全方位、係統、精準解讀供給側改革,讓讀者正確理解這一概念,精準把握未來的決策和前行的方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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