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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新语》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些什么。
　　《大学新语》大多为作者近年新作，其观点与视角显现了人文学者对中国教育现状与未来的高度关注及期盼。

海报：

内容简介

　　该书为陈平原“大学五书”丛书中的一本。
　　《大学新语》集合了作者近年所撰论文、评论、随笔30篇，通过“大学现状”“大学周边”“大学人物”三个专辑，以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大学为主，兼及中学；以历史为主，兼及当下；以论文为主，兼及随笔，由大学史深入到政策制定及精神传统的探讨，笔锋触及教育资源均衡分配、如何看待大学排名等当下大学教育的热点问题。

作者简介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当代中国人文观察》等。

目录

《大学新语》目录
“大学五书”小引 / 001
自序 / 003

第一辑　大学现状
当代中国大学的步履与生机 / 007
三说“拓展211” / 017
如何兼及咨询与监督 / 039
——从“章程”看大学与社会之关系
要“项目”还是要“成果” / 046
假如我办“燕京学堂” / 054
我眼中的内地与香港的高等教育 / 066
中国私立大学的现状及出路 / 080
现代中国大学的六个关键时刻 / 094
关于“人才养育”的十句话 / 131

第二辑　大学周边
当代中国的人文学 / 141
我看“原始创新” / 164
“道不同”，更需“相为谋” / 172
——中美人文对话的空间与进路
“大师”如何诞生 / 181
大学和传媒，彼此也该唱唱黑脸 / 190
一个文学教授眼中的中国传媒 / 196
报章与潮流 / 212
我为什么跨界谈建筑 / 223
——从“老房子”说到“新文化”
战时中国大学的风采与气象 / 232
从“大侠”到“大学” / 243
——香港文化形象的嬗变
弹性的“经典”与流动的“读者” / 252

第三辑　大学人物
“学者百年”与“百年学者” / 269
八十年代的王瑶先生 / 274
作为山西学人的王瑶先生 / 298
患难见真情 / 304
——追记两种王瑶图书的刊行
学术史视野中的王瑶先生 / 307
——答张丽华博士问
与程千帆先生对话 / 323
结缘河南大学与任访秋先生 / 330
再说夏志清的“小说三史” / 340
“活到老，写到老”的来新夏先生 / 346
很遗憾，没能补好台 / 349

精彩书摘

当代中国大学的步履与生机

谈论当代中国大学，国内与国外、校内与校外、学界与媒体，从来都是众说纷纭。各方之所以争论不休，缘于各自的立场、视野及利益。我的基本判断是：当代中国大学既步履艰难，又生机勃勃，其最大障碍在于其很难承受政府及公众迅速“世界一流”的期待，在“急起直追”的过程中，因求胜心切而脚步变形。
理解当下的中国大学，必须关注一个特殊的年份——1998 年。那一年有两件大事，对当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影响巨大。一是1998 年5 月4 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纪念大会上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由此产生了一个我们今天都熟悉的名词—“985”大学。最初确定重点支持北大、清华，后扩展到复旦、南大、浙大、中国科技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哈工大。虽然日后列入“985 工程”的大学扩展到39 所，但核心部分还是2+7。二是经历1998 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中央政府制定了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为目标的大学扩招计划，第二年开始正式实施。1998 年录取普通高校本专科新生108 万人，而第二年扩招52 万人，变成了160 万人，增幅达48%。此后连年扩招，到2012 年录取685 万人后，才基本保持稳定。
也就是说，最近这十六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其实是两条腿走路：一是努力做强，追赶世界一流；一是尽量做大，扩大办学规模。应该说，两条腿都在用力，也都很有成效，可惜努力的方向不一样，有时甚至互相拆台。
先看几组数字：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201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称2014 年中国普通本专科在校生2547.7 万人，毕业生659.4 万人；在学研究生184.8万人，毕业生53.6 万人。换句话说，在校大学生及研究生总人数达到2732.5 万—这等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中国人口基数大，加上原先高等教育不发达，如今突然发力，很快地在校大学生人数居世界第一，这一点都不奇怪。但大学生毛入学率（即同龄人中能够上大学的人口）的迅速提升，从1998 年的10%，上升到2013 年的34.5%（见教育部2014 年7 月发布的《2013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且还在不断攀升，这可是十分可观的变化。
当初选择大规模扩招，政治家考虑的是国企改制及经济转型制导致大规模下岗（1997 年全国下岗人员2115 万人），希望年青一代能延迟就业；经济学家的眼光则盯住老百姓的钱袋子，扩招可拉动内需，激励经济增长。至于教育家担心的教学质量下降，反而显得小儿科了。我当初批评此举如击鼓传花，只是将就业的压力往下递送—扩招以后呢？读完本科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就读硕士；读完硕士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就读博士；博士毕业还找不到工作，那就再往博士后那边挤一挤—可这些人总有一天要进入就业市场的。过于迅猛的大学扩招，使得就业市场十分严酷，日后可能影响社会安定；而且，高中毕业生愿意做的事，博士不见得愿意、也不一定能做好（陈平原：《我看“大学生就业难”》，《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 年第4 期）。另外，这种跨越式发展思路，求量不求质，而走得太快太急，也很容易翻车，这实在让人担忧（陈平原：《解读“当代中国大学”》，《现代中国》第十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9 月）。
办教育是需要大笔钱的，而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为此提供了可能性。但这需要观念的转变，即国家需要加大教育投入。1993 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次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20世纪末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应该达到4%。而实际情况呢？ 1998 年是2.59%，此后起起伏伏，从来没有达标，故每年两会期间都成为重点批评对象；终于在2012 年第一次实现此战略目标，达到4.28%，2013 年则是4.30%，今年3 月李克强总理做工作报告，也称“经过努力，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超过4%”。单说比例还不够，另一个因素同样重要，那就是从1998 年至2014 年，GDP 连续高速增长，最高的年份达14.16%（2007 年），最低的也有7. 4%（2014 年）。蛋糕越做越大，最近十几年，政府确实在教育上投入了较多的经费。而在切分蛋糕时，中国大学—尤其是进入“211”“985”工程的大学—所得到的经费支持，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几乎不可同日而论。
今天的中国大学，有更多的钱可以盖大楼、买设备、聘教授，以及开展各种国际合作等。因此，说近年中国第一梯队的大学在科研上有明显长进，我相信凡关注中国教育的人都同意。但这里必须暂时搁置两个问题：第一，当大学发展与地方官员政绩、房地产商利益以及城市规划目标捆绑在一起时，会出现新的偏差（如各地涌现的大学城）；第二，有钱是好事，但好钢不一定都用在了刀刃上，近年中国大学颇多贪污受贿、好大喜功、效率低下等负面新闻。
尽管有诸多不如人意，但近年中国大学的国际排名在迅速提升，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2004 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全球大学最新排行榜，北京大学名列亚洲第二，全球第17，国内媒体蜂拥而上，北大也很是得意。我马上写文章称这个排名所肯定的，不是北大的科研成果，而是中国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中国在崛起，而且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学者们在关注中国的同时，也在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这就有意无意地提高了中国大学的学术声誉（陈平原：《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教育学报》2005 年第1 期）。第二年，北大跳了两级，排世界15，超过了东京大学，亚洲第一；这连北大都感觉不太对劲，不怎么宣传了。2006年，北大更上一层楼，排14 ；2007 年，从第14 跌至第36，像坐过山车一样，惊心动魄。而去年10 月公布的2014—2015 年最新世界大学排名，北大48，清华49，大家都已经麻木了，连议论都懒得议论。对于大学排名，教授往往嗤之以鼻，校长们则不敢掉以轻心。不谈中国大学的教学及科研是否真的有那么好，我关注的是其“声誉”确实在迅速提升。
回过头来看这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大学史，有两处路走得比较顺畅，一是1928—1937 年；再就是1998—2014年。其他的年份虽也有若干亮点，但往往是起伏不定。最近十六年的争创一流与大学扩招，二者高低搭配，各有各的道理。身在其中者，很容易发现诸多积弊，因而怨声载道；但若拉开距离，其雄心勃勃与生气淋漓，还是很让人怀念的。
之所以如此立说，因我隐约感觉到，今年很可能是个转折点；中国大学接下来的走向，很值得仔细观察。这里有四个看点，提醒诸位关注：第一，此前强调与国际接轨、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近期则重提“社会主义大学”，以及要求审查各大学使用的西方原版教材，不知有无更多的后续效应。第二，教育部最近一两年在积极推动600 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以及职业教育转型，这大方向是对的，可惜慢了好几拍；前些年学校纷纷升级时没有拦住，如今积重难返，才来个急转弯，不知会不会出现动荡。第三，对于政府切分教育经费时过分倾向于高等教育（尤其是名校），舆论批评很强烈；基于教育公平的考量，接下来政府很可能调整策略。第四，民办（私立）大学的未来值得关注—最后一点容易被忽视，因而想多说几句。
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人们谈论大学时，往往只关注国立（公立）大学，很少将最近三十年逐渐崛起的私立大学（或曰民办大学）纳入视野。而这一习惯思维，在我看来必须纠正。先看去年七月教育部发布的《2013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491 所（含独立学院292 所）；其中本科院校1170 所，高职（专科）院校1321 所。在另一个地方，公报提及“民办教育”：全国共有民办高校718 所（含独立学院292 所），在校生557.52 万人，其中硕士研究生335 人。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今天中国，十个大学生中有两个以上是在民办（私立）大学读书的；第二，民办大学也在逐渐升级，如今少量学校可招收硕士生（虽然刚起步，数量很少）；第三，292 所“独立学院”被明确划为“民办教育”，不再说是“公有民办”了。第四，前景很好的中外合办大学目前数量很少，故还没有进入统计。
此前中国的民办（私立）大学，“全靠学生学费，加上银行贷款，这样的财政状况，不可能在学术研究上投入过多，因而也就很难迅速提高教学及研究水平”（陈平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书城》2005 年第9 期）。随着独立学院的转型，会出现一批教学质量较好的民办（私立）大学。而中外合作办学，不再局限于具体项目，而是扩展到独立办学，如宁波诺丁汉大学（2004 年）、西交利物浦大学（2006 年）等。这一模式，近年有较大的推进，如上海纽约大学（2011 年创办，2013 年新生入学）、昆山杜克大学（2013 年设立，2014 年正式开课）、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14 年创办并正式招生）等。昆山杜克大学号称“世界一流研究型综合大学，主攻精英教育和前瞻科研”；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则是“培育具有国际视野、才德兼备的创新型高层次人才，并为国家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探索新路”。所谓“探索新路”，包括自主确定课程（开设或不开设政治课）、学费（与境外大学持平）及薪酬（招聘优秀教授），规定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设党委）等。此类理念及体制的中外合办大学，目前正在积极筹办的还有好多所。未来若干年，这些大学若进展顺利，将很有可能搅动一池春水。
2015 年3 月28 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附记：此乃作者2015 年4 月9 日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演讲稿。约定只讲二十分钟，留更多时间给听众提问。选择“大学”而不是“文学”作为演讲题目，是考虑到听众来自不同学校、不同院系，更是有感于国外民众及学界对于中国大学的严重误解。如此兼及历史与现状、国家命运与个人选择，比较容易引起大家的兴趣。果不其然，演讲现场气氛很好，提问也很踊跃。我的回答就免了，这里仅录听众的提问：第一，中国大学是不是正在加强思想控制，教授有无讲课的自由；第二，怎么看待国家汉办“极力推广”孔子学院在欧美所引起的争议；第三，大批中学生拒绝参加高考，改为直接出国读书，此举能否倒逼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第四，私立（民办）大学的未来以及具体的操作方式；第五，出国留学者，是否将来回国就业更占优势；第六，比起直接到国外念中学或读本科，等大学毕业或取得硕士学位后再走的，感觉两头不着边，怎么办；第七，出国潮如此汹涌，北大是否还能招到好学生。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时，我的情绪有点激动，竟大胆断言：若以中文专业为例，我们最好的学生仍留在国内。除了经济实力或外语水平，还有一点不能忽视，那就是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与痴迷。有机会出国留学或在国外教书的，千万不要有高人一等的感觉，不管是学术贡献还是世俗业绩，你们那些留在国内的同学，很可能发展得更好。此言一出，现场不少留学生大为震撼，一时议论纷纷。某毕业于北大、现在此地教书的教授当即表示，她赞同我的观点，也为自己那些老同学有这么好的表现与发展前景感到骄傲。

（初刊《探索与争鸣》2015 年第5 期，刊出时改题
《当代中国大学公平发展的步履与生机》）

前言/序言

“大学五书”小引

不提撰写博士论文时如何邂逅晚清及五四的大学教育，就从1996 年春夏编《北大旧事》说起，二十年间，我在自家专业之外，持续关注中国教育问题，竟然成了半个“大学研究”专家。
我之谈论大学问题，纵横文学与教育，兼及历史与现实，包容论著与时评，如此思路与笔墨，说好听是“别有幽怀”，说不好听则是“不够专业”。好在我不靠这些文章评职称，故不太在乎学院派的态度。
作为业余教育史家的我，多年前曾说过：“从事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朋友，都是潜在的教育史研究专家。因为，百年中国，取消科举取士以及兴办新式学堂，乃值得大书特书的‘关键时刻’。而大学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蕴含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对于传统中国的改造，更是带根本性的—相对于具体的思想学说的转移而言。”这也是我不避讥讽，时常“野叟献曝”，且长枪短棒一起上的缘故。正因不是学术专著，没有统一规划，先后刊行的各书，呈犬牙交错状态。趁《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出版之际，将我此前在北大出版社刊行的四册有关大学的书籍重新编排，作为“大学五书”推出。其中《老北大的故事》大致稳定，《读书的“风景”》只删不增，调整幅度较大的是《大学何为》和《大学有精神》。
很多年前，我在《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年）的“后记”中称：“这是一个能够调动研究者的激情与想象力、具备许多学术生长点的好题目，即便山路崎岖，前景也不太明朗，也都值得尝试。”今天依然故我，只要机缘成熟，还会深度介入教育话题。
因此，“大学五书”只是阶段性成果，但愿日后还有更精彩的表现。

2015 年5 月18 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附记：考虑到去年第三次印刷的《读书的“风景”》仍在销售，“大学五书”改收新编的《大学新语》。特此说明。
2015 年10 月28 日

自 序
去年年初，我为《明报月刊》撰写“新春寄语”（《明报月刊》2014 年2 月号），称过去的一年，我在北京的《新京报》及香港的《明报》开专栏，谈论“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结集为《大学小言》，交京、港两地的三联书店分别刊行；在新的一年里，仍将继续“关注教育问题”。
今年二月，完成酝酿多年的《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我在“绪言”中留下一句：“仅以此小书，纪念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可书出版后，我再三提及，希望自己的工作能超越“纪念图书”。换句话说，再过十年二十年，这本从教育史角度切入，但兼及政治史与心态史的“小书”，还能经得起读者的品鉴与批评。
我谈“大学”，大致采取以下三种策略：以大学为主，兼及中学；以历史为主，兼及当下；以论文为主，兼及随笔。之所以如此锲而不舍，那是因为，我认定“借梳理20 世纪中国大学的历史、文化及精神，探讨何为值得追怀与实践的‘大学之道’”，是个很诱人的题目。
如今奉献给读者的，是集合近年所撰30 篇论文、评论及随笔的《大学新语》。书分“大学现状”“ 大学周边”“大学人物”三辑，希望在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与碰撞中，展开对于“大学之道”的深入思考，为中国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本书最终取代《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成为“大学五书”的收官之作，有点偶然；但就学术视野的拓展而言，由大学史论深入到政策制定及精神传统的探讨，也自有其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大学五书”确实只是阶段性成果。
至于何时模仿“前度刘郎”，前来观赏“桃花净尽菜花开”的大好景色，取决于自家学识及心境，也依赖某种外在机缘。
2015 年11 月26 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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