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ISBN：9787532580972
版次：2
商品编码：11924779
包装：精装
丛书名： 中华要籍集释丛书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6-05-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564
字数：45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文子是著名的老子门人，老子“道”学的两大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文子》一书，本属道家，但历来被认为是伪书，然而，在1973年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文子》残简，其中与今本《文子》相同的文字有六章。本书即以此校勘注释，详解文子有关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作者简介
文子，战国时人，生卒年不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为老子弟子，与孔子同时。相传为道家祖师。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定生、徐慧君夫妇，对《文子》有很深的研究，李定生曾撰有《文子要诠》。目录
校释说明 1例言 1
论文子（代前言） 1
通玄真经序 1
文子校释卷第一 道原 1
文子校释卷第二 精诚 51
文子校释卷第三 九守 99
文子校释卷第四 符言 143
文子校释卷第五 道德 185
文子校释卷第六 上德 223
文子校释卷第七 微明 262
文子校释卷第八 自然 303
文子校释卷第九 下德 338
文子校释卷第十 上仁 380
文子校释卷第十一 上义 415
文子校释卷第十二 上礼 455
附录
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文子释文 489
前言/序言
文子这本书，过去一向被认为是伪书，在中国哲学史上，也没有文子这个哲学家。一九七三年，河北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文子的残简，其中与今本文子相同的文字有六章，不见今本文子的还有一些，或文子佚文。这就使文子得以部分地恢复其本来面目，对研究文子的真伪及其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一、文子真伪辨
刘向七有文子九篇，汉书艺文志道家著录仍之。梁阮孝绪七录作十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作十二卷，与今本相同。北魏李暹作文子注，唐代徐灵府注文子上进，诏封通玄真人，号曰通玄真经，文选李善注中也引文子，这说明自汉经隋至唐，确有文子这本书存在。
由於班固在录文子时自注说：‘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者也。’唐代柳宗元也曾作辩文子说：‘文子书十二篇，其传曰：老子弟子。其辞有若可取，其旨意皆本老子，然其书，盖驳书也。其书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他怀疑：‘不知人之增益之欤?或者众为聚敛以成其书欤?’（柳宗元集）我们知道，‘驳书’不是‘伪书’，众为聚敛而成的书，也不等於是伪书，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就是。自宋以来，人们误解班固之言，遂怀疑文子为後世依，认为是一本伪书。
持伪书说者较多，有代表性的如黄震说：‘文子者，云周平王时辛研之字，即范蠡之师计然，尝师老子而作此书。其为之注与序者，唐人默希子，而号其书曰通玄真经，然伪书尔。’他提出四点理由：第一，‘孔子後於周平王几百年，及见老子，安有生於平王之时者，先能师老子邪?范蠡战国人，又安得尚师平王时之文子耶’?第二，‘老子所谈清虚，而计然之所事者财利’；第三，文子讲‘皇王帝霸’，而‘霸’乃‘伯’字，是後世转声为‘霸’，平王时‘未有霸之名’；第四，文子中讲到‘相坐之法，爵之令’，这都是秦的事，而书中以为老子之言。因此，他认为是默希子‘自匿其姓名’伪为文子的（黄氏日抄）。陶方琦肯定‘文子非古书’，认为现今属於杂家的文子，与汉书艺文志属於道家的文子不同。并提出‘文子首章道原即淮南之原道，精诚即精神，上德即说林，上义即兵，实相一致，而割裂矛盾之显然’（汉孽室文钞）。梁启超则说文子自从班固起已疑其依，‘今本盖非班旧，实伪中出伪也。其大半袭自淮南子’（饮冰室专集汉书艺文志诸子释）。章太炎说，今本文子‘半袭淮南，所引老子亦多怪，其为依甚明’。他从文选注引文子和张湛注列子对比，认为今本文子与列子‘同出一手’，‘疑即张湛伪造’（菿汉微言）。钱熙祚文子校勘记云，文子出淮南子者十之九，取他书者不过十之一也。惟淮南子传写已久，间有淮南子误，而文子不误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证云，钱氏校勘，将其剽窃之一一指出，证明文子取淮南子，非淮南子取文子。姚际恒肯定柳宗元辩文子所谓‘驳书’，说‘其书虽伪，然不全伪’。并认为其伪的部分是北魏时注文子的李暹为之（见古今伪书）。胡应麟也肯定柳宗元辩文子所谓文子是‘驳书’。而不同意黄震所说是唐人徐灵府所伪撰，他认为自汉至唐文子是存在的，‘惟中有汉後字面，而篇数屡增，则或李暹辈润益於散乱之後’（见四部正伪）。
认为文子是伪书或不全伪的，其主要理由不外三点：一，依班固自注，文子是老子的学生，与孔子同时代人，而称周平王问，孔子後於周平王几百年，哪有与孔子同时的人能和周平王问答的?二，文子和淮南子很多辞句相同，究竟谁抄袭谁的?由於第一点理由，从而认为是文子抄袭淮南子。三，文子内容庞杂，不像道家的文子，因而也认为是抄袭淮南子。
在过去辨文子的真伪中，认为文子不是伪书的为数不多，唯孙星衍认为汉书艺文志班固注言，‘盖谓文子生不与周平王同时，而书中称之，乃为问答，非谓其书由後人伪；宋人误会其言，遂疑此书出於後世也’。他根据文子中称‘平王’而无‘周’字，认为是‘班固误读此书’。提出为什么这个‘平王’不是楚平王呢?并论证说：‘文子师老子，亦或乎楚，平王同时，无足怪者。’对於文子和淮南子是谁抄谁的，他列举淮南子谬引文子，认为：‘淮南王受诏著书，成於食时，多引文子，增损其词，谬误迭出。�螃笤蛑�文子胜於淮南。此十二篇必是汉人依据之本。’（问字堂集文子序）先秦古书见於汉书艺文志的，如黄帝四经、六韬、文子之类，过去都认为是後世伪作，七十年代挖掘的西汉墓中所出古籍，证明很多是西汉初已有的古籍。一九七三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据唐兰先生研究证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先秦古籍黄帝四经。他从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与其他古籍引文对照，指出好多战国中晚期的著作如申子、慎子、管子、冠子、韩非子以及国语越语等，对这本书都有引用，其中文子与黄帝四经比照相同的就有二十馀处。唐先生说：‘文子中有很多内容为淮南子所无，也应当是先秦古籍之一。’（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前古佚书的研究见古学报一九七五年一期）今汉墓文子残简出，则伪剽窃之说，不攻自破。
据定县汉墓出土的竹简，文子是汉初已有的先秦古籍无疑。
一九七三年河北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多种古籍。其中论语是先秦古籍。由於它是儒家的重要经典，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变动也较少。但用简文和传本论语比较，‘仍然有不少差’，而在文字上‘不同的地方就更多’。可人们不会怀疑论语是伪书。其中有儒家者言，‘绝大部分内容，散见於先秦和两汉时期的一些著作中，特别在说苑和孔子家语之内，但它比这些书保存了更多的较为古老的原始资料’（见文物一九八一年第八期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过去人们也怀疑说苑是否是先秦的原始资料。儒家者言的发现，不但证明说苑是保存了先秦时期的原始面目，增强了说苑的史料价值，而且说明先秦古籍中有这么一本书，现在称之为儒家者言。一般说来，随葬的古籍是死者生前所喜爱和尊贵的东西。文子和论语、儒家者言等同时随葬，不大可能论语、儒家者言是先秦古籍，而文子是抄袭淮南子的伪作。再则，汉武帝建元初淮南王入朝‘献所作内篇（按即淮南子），新出，上爱秘之’（汉书淮南王传）。汉武帝‘爱秘之’的淮南子，在当时也不大可能流传。即使在汉武帝死後流传了，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流传是否这样快，还是个问题。退一步说，即使淮南子流传了，中山王是否会将一个因谋反罪而死的淮南王的淮南子，作为尊贵的东西抄下来和论语等随葬?西汉末年，光禄大夫刘向校定书时，还称淮南，不敢称‘子’。到东汉末年，高诱注淮南子时，‘睹时人少为淮南者，惧遂凌迟’，他还是‘朝事毕之间’为之注释（淮南子叙）。作为皇子为王的中山王，把谋反皇上而罪死的淮南王的书抄下来随葬，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因此，无妨这样说，既然中山王用文子作为随葬品，想必西汉时已有先秦古籍文子在流传，那末，淮南王也可能见文子，淮南子抄袭文子是完全可能的。
从简文文子与今本相同的章节来看，‘凡简文中的文子，今本都改成了老子，并从答问的先生，变成了提问的学生。平王被取消，新添了一个老子’。如文子道德第五章，‘文子问圣智。老子曰：闻而知之圣也；见而知之智也。�螃蟆�简文则为：‘平王曰：何谓圣智?文子曰：闻而知�螃蟆！�又如第九章：‘文子问曰：王道有几?老子曰：一而已矣。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螃蟆�而简文则为：‘平王曰：王者几道乎?文子曰：王者一道而已。平王曰：古者有以道王者�螃蟆！�（以上见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两相比较，明显地看出有这样三个问题：第一，简文的情，完全与汉书艺文志所说相同；第二，文子是一本西汉已有的先秦古籍；第三，文子先於淮南子，今本虽经後人篡改，但不是伪书。胡应麟所谓文子中‘有汉後字面，而篇数屡增，则或李暹辈润益於散乱之後’，似有可能。
前已提及，宋人以来怀疑文子是伪书的，主要依据班固之言。孙星衍认为，文子书中称‘周平王问’乃是为问答，非谓其书由後人伪。然而，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明白，这又如何解释呢?我们认为有三种可能：一、若班固所见文子是‘称周平王问’，那末，西汉流传的文子不止一个版本。从今本文子来看，虽经後人润益篡改，但还保留了一章，‘平王问文子曰：吾闻子得道於老聃’。这也称平王，而不称周平王。再从定县汉墓文子简文来看，都是平王和文子问答，也不见‘周’字。因此，根据简文和今本文子，说班固所见是另一种版本，这是一种设想，并不能成立。二、班固注言，或经後人增益，而成周平王问。但这也无根据。三、根据今本文子，证之以简文，则孙星衍所说‘班固误读此书’的可能性最大，即把‘平王’误认为就是‘周平王’。
由於误解班固之言，认为文子是伪书的，又因文子和淮南子中很多辞句相同，於是说文子抄袭淮南子。我们认为，文子是先於淮南子的先秦古籍，是淮南子抄袭文子。在淮南子之前，已有人引文子或文子之言。
文子是先秦古籍，在战国末年，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就已看到。文子道原曰：‘已雕已琢，还复於朴。’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称：‘书曰：既雕既琢，还归其朴。’韩非子内储说上说：‘赏誉薄而漫者下不用，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其说在文子，称若兽鹿。’‘齐王问於文子曰：治国何如?对曰：夫赏罚之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韩非明白地说其说在文子，并称齐王和文子问答如何治国，则韩非见到文子无疑。今本文子虽无‘兽鹿’之说，但思想一致。如文子上义说：‘法定之後，中绳者赏，缺绳者诛，虽尊贵者不轻其赏，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无罪，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也。’要‘至赏不费，至刑不滥’，就可以做到‘赏一人而天下趋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这是‘因民之所喜’，‘因民之所憎’。在文子看来，犹兽鹿唯荐草而就一样，人臣归厚赏，能轻死而效命，‘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赏信而罚明也’。文子之言，分见於淮南子的主术、汜论、兵。如加以对照，则可见淮南子抄袭文子而增益事例，润色其辞而失其义者。
西汉吴王郎中枚乘书谏吴王刘濞说，扬汤止沸，不如绝薪止火，‘不绝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犹抱薪而救火也’。枚乘之言，见於文子上礼：‘故扬汤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文子精诚：‘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无以於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此言见引於淮南子精神训和主术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犹扬而弭尘，抱薪以救火也。’文选枚乘上书谏吴王李善注引文子同精诚。谏书又说，‘祸生有胎’，如果‘绝其胎，祸何自来’?他举例说：‘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汉书枚乘传）枚乘之言，见於文子上仁：‘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铢而解之，至石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大较易为智，曲辩难为慧。故无益於治，有益於乱者，圣人不为也；无益於用，有益於费者，智者不行也。’文选枚乘上书谏吴王李善注引文子，除‘解’字为‘称’字，及加虚词‘也’字外，均同文子上仁。此言见引於淮南子泰族训，除在‘径而寡失’後增‘简丝数米，烦而不察’外，又改‘治’‘乱’为‘治’‘烦’，为‘无益於治，而有益於烦者’。治乱对文。可见淮南子抄袭之误。
文子道德中，平王和文子问答‘王者几道’?今本篡改为文子和老子问答。其中讲到用兵有五：‘有义兵，有应兵，有忿兵，有贪兵，有骄兵。诛暴救弱谓之义，敌来加己，不得已而用之谓之应，爭小故不胜其心谓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财货谓之贪，恃其国家之大，矜其人民之众，欲见贤於敌国者谓之骄。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此天道也。’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中，十大经本伐也说：‘世兵道三：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行忿者。’并解释说，‘所谓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所谓义也。义者，众之所死也’（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据唐兰证，十大经是先秦古籍，为黄帝四经之一（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见古学报一九七五年第一期）。春秋战国时，诸侯称霸兼，战爭频繁，如何王天下，讲究兵道是很自然的。十大经和文子与墨子不同，不是笼统地‘非攻’，而讲‘义兵’‘忿兵’，认为义兵伐乱诛暴，是符合道的。所以众之所死，义兵者王。而忿兵非道，所以忿兵败。可见文子和十大经一样，同是先秦古籍。文子的五兵之说，不见淮南子，但见於汉书魏相传。西汉宣帝元康（公元前六五—前六二年）中，魏相上书谏称：‘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於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所言五兵，明显地看出是抄引文子的。在魏相谏书的後面，又引‘军旅之後，必有凶年’。唐颜师古注说：‘此引老子道经之言。’但仔细察，就会发现颜师古注误。因其所本老子是经後人增益过的。魏相所引，并非老子，而是本文子。
检今传王弼老子注本上篇（即道经）第三十章有：‘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後，必有凶年。’王弼注说：‘言师凶害之物也，无有所济，必有所伤，贼害人民，残荒田亩，故曰荆棘生焉。’注前两句，不及後两句。是知老子本无‘大军之後，必有凶年’两句。这样说是否有根据呢?我们认为，除王弼注就是根据外，老子景龙、敦煌与道藏龙兴碑等本，也无此两句是其证。一九七三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两本，都没有这两句，就更是确证。所以说颜师古注误，是说他所本老子是经过後人增益的。在唐代这两句话已篡入老子正文。陆德明老子道经音义出‘凶年’曰：‘天应恶气，害五，尽伤人也。’春秋公羊传定公五年徐彦疏：‘老子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所以颜师古注也说，‘此引老子道经之言’。那末，魏相所引何由?应该说和‘五兵’一样，同是引自文子。在文子微明中有：‘起师十万，日费千金，师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也。’如果颜师古原其本，则应注为‘此引文子之言’，或为‘此引文子老子之言’。因为在後人篡改过的文子中，文子之言都成了‘老子曰’。
文子中的‘五兵’之言和‘军旅之後，必有凶年’，虽不见引於淮南子，但不能说明淮南子不是抄袭文子。汉书严助传记载，西汉武帝建元六年，闽越复兴兵击南越，武帝准备兴兵，淮南王刘安上谏书，其中说，‘臣闻军旅之後，必有凶年�螃蟠死献铀�谓师之所处，荆棘生之者也’。这，颜师古对老子所谓也有注说：‘老子道经之言也。师旅行，必杀伤士众，侵暴田亩，故致荒残而生荆棘也。’由此可以看出这样三个问题：第一，颜师古指出是老子道经之言，其注则本王弼。而他在魏相传注中，是根据经後人增益过的老子，指出‘此引老子道经之言’，而没有加以解释，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西汉时老子并无‘军旅之後，必有凶年’之语。汉书所记也甚明。而且无王弼注可循。这不但说明颜师古注没有原本，而且说明魏相所引是本於文子。第二，淮南王刘安明确指出，师之所处，荆棘生之者也，是老子的话，他没有说‘军旅之後，必有凶年’也是老子的话。因为他知道这两句不是老子之言，而称‘臣闻’，当有所见。查其见闻，出於文子。第三，淮南王刘安前称‘臣闻’，後说‘此老子所谓’，则文子和老子一样，都是在淮南子前已有的先秦古籍。他上谏书与献淮南子，时间相隔无几，既能在谏书中引文子的话，为什么不能在淮南子中抄袭文子呢?而且淮南子本来就是非循一一路，守一隅之指，而是广罗诸家之说，加以发挥，则其取文子宜也。因此，淮南子和文子很多辞句相同，恰正好说明是淮南子抄袭文子。
唐兰先生在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後说：‘文子与淮南子很多辞句是相同的。究竟谁抄谁，旧无定说。今以篇名袭黄帝之言来看，（按：道原为黄帝四经之一，文子首篇为道原，淮南子首篇是原道。）文子当在前。文子道原说：“虚无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本是摹仿此书（按：黄帝四经），道原篇的话，淮南子把它放在真训去了。又有改写，放入诠言训，这更是淮南子抄袭文子的铁证。’
从文子和淮南子同引老子看，文子接近古本。
文子道原引老子之言说：‘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螃蠖辔攀�穷，不如守中。’淮南子语在道应篇。除无虚词‘也’外。下文作‘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与世传王弼注本相同。而帛书老子甲乙两本都作：‘多闻数穷，不若守於中。’可见文子所引同帛书本，古於淮南子所引。老子以水喻道，文子直喻水为道。道原说：‘天下莫柔弱於水。水为道也�螃蠊试唬禾煜轮�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於无间。’所引老子之言，与帛书老子相同。淮南子原道引作：‘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螃蠊世像踔�言曰：天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出於无有，入於无间。’不仅字有增脱，而且改变老子本义，成为‘出於无有，入於无间’。可见淮南子抄袭篡改之误。又如文子精诚引老子之言说，‘故不出於户，以知天下，不窥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此言精诚发於内，神气动於天也’。所引与帛书老子及韩非子喻老和吕氏春秋君守所引相同。文子的这段话见於淮南子道应，但改‘知天道’为‘见天道’，这种文饰不符合老子本义。也许有人会说，王弼老子注传本，不是也作‘见天道’吗?但细读王注就可以知道，王弼老子注本的‘见天道’，或为後人据淮南子而改。因为王弼注说：‘故不出户窥牖而可知也。’可见原为‘知天下’、‘知天道’甚明。因此，从文子和淮南子同引老子之言，文子比淮南子更接近古本来看，文子先於淮南子，能是後者抄袭前者。
说淮南子抄文子，还可以从其误抄篡改而失其义可证。
王念孙读书杂指出，文子上礼：‘外束其形，内愁其德。’淮南子精神误抄‘愁’为‘总’，则失其义。‘愁’与‘’同，说文，束也。外束其形，内其德，其义相一。又文子下德‘神明藏於无形，精气反於真’，淮南子本经误抄‘精气’为‘精神’，则失其义。精神与神明意义重，当为精气反於身。故高诱注曰：‘真，身也。’孙星衍问字堂集文子序指出，文子道原：‘摄汝知，正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容，道将为汝居。’而淮南子道应误作：‘摄女知，正女度，神将来舍，德将来附若美而道将为女居。’这‘舍’、‘容’、‘居’，皆容受之意，淮南子误读‘容’为‘容色’，而作‘若美’，这就失其本义。文子道德：‘君数易法，国数易君，人以其位达其好憎，下之任惧，不可胜理，故君失一其乱甚於无君也。’其本义是说人君应守道德，不妄以好恶，如以好恶，赏罚不当，下吏就惧而刑罚滥，故不可胜理。而淮南子诠言误读‘任惧’为‘径衢’，就与原义不同了。又文子符言：‘妄为要中，功成不足以塞责，事败足以灭身。’而淮南子诠言增‘不’字，作‘事败不足以敝身’，其义正相反。
除前人已指出淮南子抄引文子失其义者外，还有很多篡改而自相矛盾的。如文子符言：‘圣人不胜其心，众人不胜其欲。’淮南子诠言误改为：‘圣人胜心，众人胜欲。’文子本来是说欲与性不可两立，圣人内便於性，外合於义，损欲从性，心为之制，众人不胜其欲，所以是小人。淮南子说‘众人胜欲’，那末，众人胜於圣人，就没有君子小人之别了。又如文子自然：‘王道者，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螃笱晕尬恼拢�行无仪表，进退应时，动静循理。’这本来是道家的思想，而淮南子主术改作：‘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螃笱晕�文章，行为仪表於天下，进退应时，动静循理。’这不仅不符合道家思想，而且‘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於天下’，与‘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相矛盾。因此，从淮南子误抄和篡改而失其本义和自相矛盾中，可以证明是抄文子。
此外，说淮南子抄袭文子，还可以从其抄袭脱漏，由注家补出来证明。文子上仁说：‘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无形也。唯神化者，物莫能胜。中欲不出谓之扃，外邪不入谓之闭。中扃外闭，何事不节，外闭中扃，何事不成。’而淮南子主术作：‘故善建者不拔。夫火热而水灭之，金刚而火销之，木强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胜也。故中欲不出谓之扃，外邪不入谓之塞。中扃外闭，何事之不节，外闭中扃，何事之不成。’两相对照，可以看出淮南子抄袭时，有脱，有益，也有改。其中，在‘善建者不拔’下，脱‘言建之无形也’一句，然而高诱注出‘言建之无形也’。这分明是高诱看到淮南子脱这一句，而以注的形式补出。如果说文子抄淮南子，那末，还应说是抄东汉末年高诱的注。然而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不但韩非见文子，而且西汉也有人包括刘安引文子之言，在高诱之前的王充也称道文子，高诱以注补淮南子所脱，是很自然的。淮南子改‘外邪不入谓之闭’的‘闭’为‘塞’，其义则失。这一点，清人庄逵吉校刊时也已指出：‘按吕览作外欲不入谓之闭，据下中扃外闭云云，则此句疑当如吕览。’也就是说，应当作‘闭’，不应作‘塞’。吕氏春秋君守与文子均作‘闭’，这进一步说明，文子之言与先秦著作思想一致。
陶方琦曾以今本文子内容比较庞杂，认为不是汉书艺文志列为道家的文子，而说‘文子非古书’。他并说文子虽冠以‘老子曰’，中间有‘故曰’，实引淮南子作为老子的话，把淮南子作为战国时人问答的，也作为老子的话，因此认为文子是抄淮南子（见汉孳室文钞）。钱熙祚文子校勘记云，文子出淮南子者十之九。但他又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间有淮南子误而文子不误者。姚振宗肯定钱氏之校勘，认为文子是剽窃。汉墓文子残简出，则文子抄袭、剽窃淮南子之说，不攻而自破。从简文证明，今本文子经後人篡改，凡文子都改成了老子。固此，‘老子曰’实为‘文子曰’，说文子引淮南子语作为老子语的说法就错了。淮南子引文子的话而不冠‘文子曰’。其引战国时人问答的话，也正是文子的话，这就不足为怪，而且是合情合理。那末，说文子十之九取淮南子的说法也错了，正好说明文子十之九被淮南子抄袭了。如果以文子内容较杂与道家文子不同，而定‘文子非古书’，就更没有道理。我们知道，道家庄子和老子不同，所以庄子之为庄子，否则就不是庄子了。如果文子和老子或庄子相同，那末它也不成其为文子了。不能以道家老子排斥仁义礼法，而文子讲仁义礼法，就认为不是道家文子。文子之为文子，自有它的特色。须知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本来就存在着相互吸收的问题。文子内容庞杂，这正是哲学史要研究的课题。
综上所说，文子是西汉时已有的先秦古籍，它先於淮南子。文子虽经後人篡改润益，但不是伪书，可以作为研究文子思想的主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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