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ISBN：9787532580972
版次：2
商品编码：11924779
包装：精装
丛书名： 中华要籍集释丛书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6-05-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564
字数：45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文子是著名的老子门人，老子“道”学的两大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文子》一书，本属道家，但历来被认为是伪书，然而，在1973年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文子》残简，其中与今本《文子》相同的文字有六章。本书即以此校勘注释，详解文子有关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作者简介
文子，战国时人，生卒年不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为老子弟子，与孔子同时。相传为道家祖师。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定生、徐慧君夫妇，对《文子》有很深的研究，李定生曾撰有《文子要诠》。目录
校释说明 1例言 1
论文子（代前言） 1
通玄真经序 1
文子校释卷第一 道原 1
文子校释卷第二 精诚 51
文子校释卷第三 九守 99
文子校释卷第四 符言 143
文子校释卷第五 道德 185
文子校释卷第六 上德 223
文子校释卷第七 微明 262
文子校释卷第八 自然 303
文子校释卷第九 下德 338
文子校释卷第十 上仁 380
文子校释卷第十一 上义 415
文子校释卷第十二 上礼 455
附录
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文子释文 489
前言/序言
文子这本书，过去一向被认为是伪书，在中国哲学史上，也没有文子这个哲学家。一九七三年，河北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文子的残简，其中与今本文子相同的文字有六章，不见今本文子的还有一些，或文子佚文。这就使文子得以部分地恢复其本来面目，对研究文子的真伪及其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一、文子真伪辨
刘向七有文子九篇，汉书艺文志道家著录仍之。梁阮孝绪七录作十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作十二卷，与今本相同。北魏李暹作文子注，唐代徐灵府注文子上进，诏封通玄真人，号曰通玄真经，文选李善注中也引文子，这说明自汉经隋至唐，确有文子这本书存在。
由於班固在录文子时自注说：‘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者也。’唐代柳宗元也曾作辩文子说：‘文子书十二篇，其传曰：老子弟子。其辞有若可取，其旨意皆本老子，然其书，盖驳书也。其书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他怀疑：‘不知人之增益之欤?或者众为聚敛以成其书欤?’（柳宗元集）我们知道，‘驳书’不是‘伪书’，众为聚敛而成的书，也不等於是伪书，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就是。自宋以来，人们误解班固之言，遂怀疑文子为後世依，认为是一本伪书。
持伪书说者较多，有代表性的如黄震说：‘文子者，云周平王时辛研之字，即范蠡之师计然，尝师老子而作此书。其为之注与序者，唐人默希子，而号其书曰通玄真经，然伪书尔。’他提出四点理由：第一，‘孔子後於周平王几百年，及见老子，安有生於平王之时者，先能师老子邪?范蠡战国人，又安得尚师平王时之文子耶’?第二，‘老子所谈清虚，而计然之所事者财利’；第三，文子讲‘皇王帝霸’，而‘霸’乃‘伯’字，是後世转声为‘霸’，平王时‘未有霸之名’；第四，文子中讲到‘相坐之法，爵之令’，这都是秦的事，而书中以为老子之言。因此，他认为是默希子‘自匿其姓名’伪为文子的（黄氏日抄）。陶方琦肯定‘文子非古书’，认为现今属於杂家的文子，与汉书艺文志属於道家的文子不同。并提出‘文子首章道原即淮南之原道，精诚即精神，上德即说林，上义即兵，实相一致，而割裂矛盾之显然’（汉孽室文钞）。梁启超则说文子自从班固起已疑其依，‘今本盖非班旧，实伪中出伪也。其大半袭自淮南子’（饮冰室专集汉书艺文志诸子释）。章太炎说，今本文子‘半袭淮南，所引老子亦多怪，其为依甚明’。他从文选注引文子和张湛注列子对比，认为今本文子与列子‘同出一手’，‘疑即张湛伪造’（菿汉微言）。钱熙祚文子校勘记云，文子出淮南子者十之九，取他书者不过十之一也。惟淮南子传写已久，间有淮南子误，而文子不误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证云，钱氏校勘，将其剽窃之一一指出，证明文子取淮南子，非淮南子取文子。姚际恒肯定柳宗元辩文子所谓‘驳书’，说‘其书虽伪，然不全伪’。并认为其伪的部分是北魏时注文子的李暹为之（见古今伪书）。胡应麟也肯定柳宗元辩文子所谓文子是‘驳书’。而不同意黄震所说是唐人徐灵府所伪撰，他认为自汉至唐文子是存在的，‘惟中有汉後字面，而篇数屡增，则或李暹辈润益於散乱之後’（见四部正伪）。
认为文子是伪书或不全伪的，其主要理由不外三点：一，依班固自注，文子是老子的学生，与孔子同时代人，而称周平王问，孔子後於周平王几百年，哪有与孔子同时的人能和周平王问答的?二，文子和淮南子很多辞句相同，究竟谁抄袭谁的?由於第一点理由，从而认为是文子抄袭淮南子。三，文子内容庞杂，不像道家的文子，因而也认为是抄袭淮南子。
在过去辨文子的真伪中，认为文子不是伪书的为数不多，唯孙星衍认为汉书艺文志班固注言，‘盖谓文子生不与周平王同时，而书中称之，乃为问答，非谓其书由後人伪；宋人误会其言，遂疑此书出於後世也’。他根据文子中称‘平王’而无‘周’字，认为是‘班固误读此书’。提出为什么这个‘平王’不是楚平王呢?并论证说：‘文子师老子，亦或乎楚，平王同时，无足怪者。’对於文子和淮南子是谁抄谁的，他列举淮南子谬引文子，认为：‘淮南王受诏著书，成於食时，多引文子，增损其词，谬误迭出。�螃笤蛑�文子胜於淮南。此十二篇必是汉人依据之本。’（问字堂集文子序）先秦古书见於汉书艺文志的，如黄帝四经、六韬、文子之类，过去都认为是後世伪作，七十年代挖掘的西汉墓中所出古籍，证明很多是西汉初已有的古籍。一九七三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据唐兰先生研究证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先秦古籍黄帝四经。他从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与其他古籍引文对照，指出好多战国中晚期的著作如申子、慎子、管子、冠子、韩非子以及国语越语等，对这本书都有引用，其中文子与黄帝四经比照相同的就有二十馀处。唐先生说：‘文子中有很多内容为淮南子所无，也应当是先秦古籍之一。’（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前古佚书的研究见古学报一九七五年一期）今汉墓文子残简出，则伪剽窃之说，不攻自破。
据定县汉墓出土的竹简，文子是汉初已有的先秦古籍无疑。
一九七三年河北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多种古籍。其中论语是先秦古籍。由於它是儒家的重要经典，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变动也较少。但用简文和传本论语比较，‘仍然有不少差’，而在文字上‘不同的地方就更多’。可人们不会怀疑论语是伪书。其中有儒家者言，‘绝大部分内容，散见於先秦和两汉时期的一些著作中，特别在说苑和孔子家语之内，但它比这些书保存了更多的较为古老的原始资料’（见文物一九八一年第八期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过去人们也怀疑说苑是否是先秦的原始资料。儒家者言的发现，不但证明说苑是保存了先秦时期的原始面目，增强了说苑的史料价值，而且说明先秦古籍中有这么一本书，现在称之为儒家者言。一般说来，随葬的古籍是死者生前所喜爱和尊贵的东西。文子和论语、儒家者言等同时随葬，不大可能论语、儒家者言是先秦古籍，而文子是抄袭淮南子的伪作。再则，汉武帝建元初淮南王入朝‘献所作内篇（按即淮南子），新出，上爱秘之’（汉书淮南王传）。汉武帝‘爱秘之’的淮南子，在当时也不大可能流传。即使在汉武帝死後流传了，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流传是否这样快，还是个问题。退一步说，即使淮南子流传了，中山王是否会将一个因谋反罪而死的淮南王的淮南子，作为尊贵的东西抄下来和论语等随葬?西汉末年，光禄大夫刘向校定书时，还称淮南，不敢称‘子’。到东汉末年，高诱注淮南子时，‘睹时人少为淮南者，惧遂凌迟’，他还是‘朝事毕之间’为之注释（淮南子叙）。作为皇子为王的中山王，把谋反皇上而罪死的淮南王的书抄下来随葬，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因此，无妨这样说，既然中山王用文子作为随葬品，想必西汉时已有先秦古籍文子在流传，那末，淮南王也可能见文子，淮南子抄袭文子是完全可能的。
从简文文子与今本相同的章节来看，‘凡简文中的文子，今本都改成了老子，并从答问的先生，变成了提问的学生。平王被取消，新添了一个老子’。如文子道德第五章，‘文子问圣智。老子曰：闻而知之圣也；见而知之智也。�螃蟆�简文则为：‘平王曰：何谓圣智?文子曰：闻而知�螃蟆！�又如第九章：‘文子问曰：王道有几?老子曰：一而已矣。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螃蟆�而简文则为：‘平王曰：王者几道乎?文子曰：王者一道而已。平王曰：古者有以道王者�螃蟆！�（以上见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两相比较，明显地看出有这样三个问题：第一，简文的情，完全与汉书艺文志所说相同；第二，文子是一本西汉已有的先秦古籍；第三，文子先於淮南子，今本虽经後人篡改，但不是伪书。胡应麟所谓文子中‘有汉後字面，而篇数屡增，则或李暹辈润益於散乱之後’，似有可能。
前已提及，宋人以来怀疑文子是伪书的，主要依据班固之言。孙星衍认为，文子书中称‘周平王问’乃是为问答，非谓其书由後人伪。然而，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明白，这又如何解释呢?我们认为有三种可能：一、若班固所见文子是‘称周平王问’，那末，西汉流传的文子不止一个版本。从今本文子来看，虽经後人润益篡改，但还保留了一章，‘平王问文子曰：吾闻子得道於老聃’。这也称平王，而不称周平王。再从定县汉墓文子简文来看，都是平王和文子问答，也不见‘周’字。因此，根据简文和今本文子，说班固所见是另一种版本，这是一种设想，并不能成立。二、班固注言，或经後人增益，而成周平王问。但这也无根据。三、根据今本文子，证之以简文，则孙星衍所说‘班固误读此书’的可能性最大，即把‘平王’误认为就是‘周平王’。
由於误解班固之言，认为文子是伪书的，又因文子和淮南子中很多辞句相同，於是说文子抄袭淮南子。我们认为，文子是先於淮南子的先秦古籍，是淮南子抄袭文子。在淮南子之前，已有人引文子或文子之言。
文子是先秦古籍，在战国末年，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就已看到。文子道原曰：‘已雕已琢，还复於朴。’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称：‘书曰：既雕既琢，还归其朴。’韩非子内储说上说：‘赏誉薄而漫者下不用，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其说在文子，称若兽鹿。’‘齐王问於文子曰：治国何如?对曰：夫赏罚之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韩非明白地说其说在文子，并称齐王和文子问答如何治国，则韩非见到文子无疑。今本文子虽无‘兽鹿’之说，但思想一致。如文子上义说：‘法定之後，中绳者赏，缺绳者诛，虽尊贵者不轻其赏，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无罪，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也。’要‘至赏不费，至刑不滥’，就可以做到‘赏一人而天下趋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这是‘因民之所喜’，‘因民之所憎’。在文子看来，犹兽鹿唯荐草而就一样，人臣归厚赏，能轻死而效命，‘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赏信而罚明也’。文子之言，分见於淮南子的主术、汜论、兵。如加以对照，则可见淮南子抄袭文子而增益事例，润色其辞而失其义者。
西汉吴王郎中枚乘书谏吴王刘濞说，扬汤止沸，不如绝薪止火，‘不绝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犹抱薪而救火也’。枚乘之言，见於文子上礼：‘故扬汤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文子精诚：‘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无以於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此言见引於淮南子精神训和主术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犹扬而弭尘，抱薪以救火也。’文选枚乘上书谏吴王李善注引文子同精诚。谏书又说，‘祸生有胎’，如果‘绝其胎，祸何自来’?他举例说：‘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汉书枚乘传）枚乘之言，见於文子上仁：‘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铢而解之，至石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大较易为智，曲辩难为慧。故无益於治，有益於乱者，圣人不为也；无益於用，有益於费者，智者不行也。’文选枚乘上书谏吴王李善注引文子，除‘解’字为‘称’字，及加虚词‘也’字外，均同文子上仁。此言见引於淮南子泰族训，除在‘径而寡失’後增‘简丝数米，烦而不察’外，又改‘治’‘乱’为‘治’‘烦’，为‘无益於治，而有益於烦者’。治乱对文。可见淮南子抄袭之误。
文子道德中，平王和文子问答‘王者几道’?今本篡改为文子和老子问答。其中讲到用兵有五：‘有义兵，有应兵，有忿兵，有贪兵，有骄兵。诛暴救弱谓之义，敌来加己，不得已而用之谓之应，爭小故不胜其心谓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财货谓之贪，恃其国家之大，矜其人民之众，欲见贤於敌国者谓之骄。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此天道也。’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中，十大经本伐也说：‘世兵道三：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行忿者。’并解释说，‘所谓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所谓义也。义者，众之所死也’（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据唐兰证，十大经是先秦古籍，为黄帝四经之一（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见古学报一九七五年第一期）。春秋战国时，诸侯称霸兼，战爭频繁，如何王天下，讲究兵道是很自然的。十大经和文子与墨子不同，不是笼统地‘非攻’，而讲‘义兵’‘忿兵’，认为义兵伐乱诛暴，是符合道的。所以众之所死，义兵者王。而忿兵非道，所以忿兵败。可见文子和十大经一样，同是先秦古籍。文子的五兵之说，不见淮南子，但见於汉书魏相传。西汉宣帝元康（公元前六五—前六二年）中，魏相上书谏称：‘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於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所言五兵，明显地看出是抄引文子的。在魏相谏书的後面，又引‘军旅之後，必有凶年’。唐颜师古注说：‘此引老子道经之言。’但仔细察，就会发现颜师古注误。因其所本老子是经後人增益过的。魏相所引，并非老子，而是本文子。
检今传王弼老子注本上篇（即道经）第三十章有：‘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後，必有凶年。’王弼注说：‘言师凶害之物也，无有所济，必有所伤，贼害人民，残荒田亩，故曰荆棘生焉。’注前两句，不及後两句。是知老子本无‘大军之後，必有凶年’两句。这样说是否有根据呢?我们认为，除王弼注就是根据外，老子景龙、敦煌与道藏龙兴碑等本，也无此两句是其证。一九七三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两本，都没有这两句，就更是确证。所以说颜师古注误，是说他所本老子是经过後人增益的。在唐代这两句话已篡入老子正文。陆德明老子道经音义出‘凶年’曰：‘天应恶气，害五，尽伤人也。’春秋公羊传定公五年徐彦疏：‘老子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所以颜师古注也说，‘此引老子道经之言’。那末，魏相所引何由?应该说和‘五兵’一样，同是引自文子。在文子微明中有：‘起师十万，日费千金，师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也。’如果颜师古原其本，则应注为‘此引文子之言’，或为‘此引文子老子之言’。因为在後人篡改过的文子中，文子之言都成了‘老子曰’。
文子中的‘五兵’之言和‘军旅之後，必有凶年’，虽不见引於淮南子，但不能说明淮南子不是抄袭文子。汉书严助传记载，西汉武帝建元六年，闽越复兴兵击南越，武帝准备兴兵，淮南王刘安上谏书，其中说，‘臣闻军旅之後，必有凶年�螃蟠死献铀�谓师之所处，荆棘生之者也’。这，颜师古对老子所谓也有注说：‘老子道经之言也。师旅行，必杀伤士众，侵暴田亩，故致荒残而生荆棘也。’由此可以看出这样三个问题：第一，颜师古指出是老子道经之言，其注则本王弼。而他在魏相传注中，是根据经後人增益过的老子，指出‘此引老子道经之言’，而没有加以解释，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西汉时老子并无‘军旅之後，必有凶年’之语。汉书所记也甚明。而且无王弼注可循。这不但说明颜师古注没有原本，而且说明魏相所引是本於文子。第二，淮南王刘安明确指出，师之所处，荆棘生之者也，是老子的话，他没有说‘军旅之後，必有凶年’也是老子的话。因为他知道这两句不是老子之言，而称‘臣闻’，当有所见。查其见闻，出於文子。第三，淮南王刘安前称‘臣闻’，後说‘此老子所谓’，则文子和老子一样，都是在淮南子前已有的先秦古籍。他上谏书与献淮南子，时间相隔无几，既能在谏书中引文子的话，为什么不能在淮南子中抄袭文子呢?而且淮南子本来就是非循一一路，守一隅之指，而是广罗诸家之说，加以发挥，则其取文子宜也。因此，淮南子和文子很多辞句相同，恰正好说明是淮南子抄袭文子。
唐兰先生在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後说：‘文子与淮南子很多辞句是相同的。究竟谁抄谁，旧无定说。今以篇名袭黄帝之言来看，（按：道原为黄帝四经之一，文子首篇为道原，淮南子首篇是原道。）文子当在前。文子道原说：“虚无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本是摹仿此书（按：黄帝四经），道原篇的话，淮南子把它放在真训去了。又有改写，放入诠言训，这更是淮南子抄袭文子的铁证。’
从文子和淮南子同引老子看，文子接近古本。
文子道原引老子之言说：‘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螃蠖辔攀�穷，不如守中。’淮南子语在道应篇。除无虚词‘也’外。下文作‘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与世传王弼注本相同。而帛书老子甲乙两本都作：‘多闻数穷，不若守於中。’可见文子所引同帛书本，古於淮南子所引。老子以水喻道，文子直喻水为道。道原说：‘天下莫柔弱於水。水为道也�螃蠊试唬禾煜轮�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於无间。’所引老子之言，与帛书老子相同。淮南子原道引作：‘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螃蠊世像踔�言曰：天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出於无有，入於无间。’不仅字有增脱，而且改变老子本义，成为‘出於无有，入於无间’。可见淮南子抄袭篡改之误。又如文子精诚引老子之言说，‘故不出於户，以知天下，不窥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此言精诚发於内，神气动於天也’。所引与帛书老子及韩非子喻老和吕氏春秋君守所引相同。文子的这段话见於淮南子道应，但改‘知天道’为‘见天道’，这种文饰不符合老子本义。也许有人会说，王弼老子注传本，不是也作‘见天道’吗?但细读王注就可以知道，王弼老子注本的‘见天道’，或为後人据淮南子而改。因为王弼注说：‘故不出户窥牖而可知也。’可见原为‘知天下’、‘知天道’甚明。因此，从文子和淮南子同引老子之言，文子比淮南子更接近古本来看，文子先於淮南子，能是後者抄袭前者。
说淮南子抄文子，还可以从其误抄篡改而失其义可证。
王念孙读书杂指出，文子上礼：‘外束其形，内愁其德。’淮南子精神误抄‘愁’为‘总’，则失其义。‘愁’与‘’同，说文，束也。外束其形，内其德，其义相一。又文子下德‘神明藏於无形，精气反於真’，淮南子本经误抄‘精气’为‘精神’，则失其义。精神与神明意义重，当为精气反於身。故高诱注曰：‘真，身也。’孙星衍问字堂集文子序指出，文子道原：‘摄汝知，正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容，道将为汝居。’而淮南子道应误作：‘摄女知，正女度，神将来舍，德将来附若美而道将为女居。’这‘舍’、‘容’、‘居’，皆容受之意，淮南子误读‘容’为‘容色’，而作‘若美’，这就失其本义。文子道德：‘君数易法，国数易君，人以其位达其好憎，下之任惧，不可胜理，故君失一其乱甚於无君也。’其本义是说人君应守道德，不妄以好恶，如以好恶，赏罚不当，下吏就惧而刑罚滥，故不可胜理。而淮南子诠言误读‘任惧’为‘径衢’，就与原义不同了。又文子符言：‘妄为要中，功成不足以塞责，事败足以灭身。’而淮南子诠言增‘不’字，作‘事败不足以敝身’，其义正相反。
除前人已指出淮南子抄引文子失其义者外，还有很多篡改而自相矛盾的。如文子符言：‘圣人不胜其心，众人不胜其欲。’淮南子诠言误改为：‘圣人胜心，众人胜欲。’文子本来是说欲与性不可两立，圣人内便於性，外合於义，损欲从性，心为之制，众人不胜其欲，所以是小人。淮南子说‘众人胜欲’，那末，众人胜於圣人，就没有君子小人之别了。又如文子自然：‘王道者，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螃笱晕尬恼拢�行无仪表，进退应时，动静循理。’这本来是道家的思想，而淮南子主术改作：‘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螃笱晕�文章，行为仪表於天下，进退应时，动静循理。’这不仅不符合道家思想，而且‘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於天下’，与‘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相矛盾。因此，从淮南子误抄和篡改而失其本义和自相矛盾中，可以证明是抄文子。
此外，说淮南子抄袭文子，还可以从其抄袭脱漏，由注家补出来证明。文子上仁说：‘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无形也。唯神化者，物莫能胜。中欲不出谓之扃，外邪不入谓之闭。中扃外闭，何事不节，外闭中扃，何事不成。’而淮南子主术作：‘故善建者不拔。夫火热而水灭之，金刚而火销之，木强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胜也。故中欲不出谓之扃，外邪不入谓之塞。中扃外闭，何事之不节，外闭中扃，何事之不成。’两相对照，可以看出淮南子抄袭时，有脱，有益，也有改。其中，在‘善建者不拔’下，脱‘言建之无形也’一句，然而高诱注出‘言建之无形也’。这分明是高诱看到淮南子脱这一句，而以注的形式补出。如果说文子抄淮南子，那末，还应说是抄东汉末年高诱的注。然而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不但韩非见文子，而且西汉也有人包括刘安引文子之言，在高诱之前的王充也称道文子，高诱以注补淮南子所脱，是很自然的。淮南子改‘外邪不入谓之闭’的‘闭’为‘塞’，其义则失。这一点，清人庄逵吉校刊时也已指出：‘按吕览作外欲不入谓之闭，据下中扃外闭云云，则此句疑当如吕览。’也就是说，应当作‘闭’，不应作‘塞’。吕氏春秋君守与文子均作‘闭’，这进一步说明，文子之言与先秦著作思想一致。
陶方琦曾以今本文子内容比较庞杂，认为不是汉书艺文志列为道家的文子，而说‘文子非古书’。他并说文子虽冠以‘老子曰’，中间有‘故曰’，实引淮南子作为老子的话，把淮南子作为战国时人问答的，也作为老子的话，因此认为文子是抄淮南子（见汉孳室文钞）。钱熙祚文子校勘记云，文子出淮南子者十之九。但他又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间有淮南子误而文子不误者。姚振宗肯定钱氏之校勘，认为文子是剽窃。汉墓文子残简出，则文子抄袭、剽窃淮南子之说，不攻而自破。从简文证明，今本文子经後人篡改，凡文子都改成了老子。固此，‘老子曰’实为‘文子曰’，说文子引淮南子语作为老子语的说法就错了。淮南子引文子的话而不冠‘文子曰’。其引战国时人问答的话，也正是文子的话，这就不足为怪，而且是合情合理。那末，说文子十之九取淮南子的说法也错了，正好说明文子十之九被淮南子抄袭了。如果以文子内容较杂与道家文子不同，而定‘文子非古书’，就更没有道理。我们知道，道家庄子和老子不同，所以庄子之为庄子，否则就不是庄子了。如果文子和老子或庄子相同，那末它也不成其为文子了。不能以道家老子排斥仁义礼法，而文子讲仁义礼法，就认为不是道家文子。文子之为文子，自有它的特色。须知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本来就存在着相互吸收的问题。文子内容庞杂，这正是哲学史要研究的课题。
综上所说，文子是西汉时已有的先秦古籍，它先於淮南子。文子虽经後人篡改润益，但不是伪书，可以作为研究文子思想的主要资料。
《文子》，又称《通玄真经》，是一部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独特地位的道家典籍。其作者“文子”被认为是老子的弟子，其思想承载着早期道家学说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与创新。《文子》的内容博大精深，涉及宇宙论、人生论、政治论、伦理道德等诸多方面，其核心思想是“道”的无形无名、无始无终，以及“道”在万物生成和运行中的主宰作用。 一、 思想渊源与核心观念 《文子》的思想深受《道德经》的影响，但并非简单地复述或注释。它在继承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等核心理念的同时，更注重将这些抽象的哲学思想应用于具体的生活实践与社会治理。 “道”的本体论与宇宙观： 《文子》对“道”的阐释更加具象化和系统化。它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是生成和化育一切的根本动力。道“无形而有形，无名而有名”，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但又难以用语言完全描述。它通过阴阳的相互作用，生成天地万物，并维持着宇宙的秩序和运行。“道”的运行规律是自然而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法则在《文子》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它解释了从虚无中如何产生万物，从静止中如何生发出运动，从简单中如何演化出复杂，展现了一种深刻的辩证统一的宇宙观。 “无为”的思想及其运用： 《文子》中的“无为”并非消极避世、无所作为，而是一种顺应自然规律、不妄加干预的智慧。“无为”的核心在于“不妄为”、“不强为”，即遵循事物自身的发生发展规律，不强求，不强迫。在个人修养方面，“无为”意味着保持内心的宁静，顺应身体的自然需求，不被物欲所累。在政治治理方面，“无为”则体现在“无为而治”，即统治者不过度干预社会经济活动，不施加繁重的徭役赋税，让民众得以休养生息，社会得以自然有序地发展。这种“无为”观，体现了对生命本真状态的尊重和对社会和谐发展的追求。 “守静”与“知足”： 《文子》强调“守静”的重要性，认为内心宁静是体悟“道”、认识真理的前提。躁动不安的内心难以把握事物的本质，也容易被外界的纷扰所迷惑。因此，“静”成为了通往智慧的门户。同时，《文子》也倡导“知足”，认为过度的欲望是痛苦的根源。“知足者常乐”，懂得满足的人，才能摆脱对物质的无休止追逐，获得内心的平和与安宁。 “柔弱”的力量： 与“刚强”的显性力量不同，《文子》推崇“柔弱”的力量，认为“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柔弱并非软弱，而是一种韧性、一种适应性，一种以退为进的智慧。水能穿石，草能弯腰而过风暴，这些都是柔弱蕴含巨大力量的体现。在人际交往和治理中，柔弱更能化解矛盾，赢得人心，实现长久而稳固的局面。 二、 《文子》的现实关怀与人生智慧 《文子》并非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哲学思辨，它将道家思想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提供了丰富的处世智慧和人生指导。 修身养性之道： 《文子》详细论述了如何通过“清静”来修养身心，如何通过“内观”来认识自我，如何通过“寡欲”来保持精神的健康。它强调了“啬”的观念，即节约精神、节约精力，避免不必要的损耗。通过调养气息，保持身体的充实与活力，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它提出的“全形”、“全神”的养生之道，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处世哲学： 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文子》提供了“藏器于身”、“不争”、“大智若愚”等处世智慧。它告诫人们要懂得收敛锋芒，不轻易显露自己的才能，以免招致嫉妒或危险。不与人争，才能保持内心的平和，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大智若愚，看似愚钝，实则内心通透，更能洞察事物的本质。这些原则，在纷繁的世界中，帮助人们更好地保护自己，实现长远的发展。 政治与社会治理的思考： 《文子》对政治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尤其强调“无为而治”的理念。它认为统治者应该以身作则，减少干预，让社会经济按照自然规律发展。它也关注民生，认为“治民”的关键在于“利民”，即让百姓安居乐业。同时，《文子》也探讨了如何选拔贤能，如何避免权力腐败，如何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展现了其对理想社会形态的构想。它的一些关于“法”的论述，也为后世法家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借鉴。 辩证思维与事物规律的洞察： 《文子》善于运用辩证的视角来分析问题，揭示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它常常通过对比、类比等手法，展现对立统一、量变引起质变、祸福相依等哲学思想。例如，它探讨了“柔弱”与“刚强”的相互转化，揭示了“盛衰”的周期性，以及“知”与“不知”在人生中的作用。这种深刻的洞察力，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做出明智的决策。 三、《文子》的文化价值与历史影响 《文子》作为一部重要的道家经典，其文化价值和历史影响是深远的。 道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文子》在早期道家思想体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既继承了《道德经》的精髓，又结合了春秋战国时期复杂的社会现实，对道家思想进行了拓展和深化。它为后来的道教和中国哲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对后世哲学、政治、艺术的影响： 《文子》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艺术家。其“无为而治”的理念，在历代治国方略中都有所体现；其“清静”、“寡欲”的思想，在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创作中留下了印记。许多成语典故，如“上善若水”、“知足常乐”，都与《文子》的思想息息相关。 文献价值： 《文子》的文本本身，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对其进行校勘、注释，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古代汉语的特点、古代思想的流变，以及古代社会的风貌。 总而言之，《文子》是一部充满智慧和启迪的著作，它以其深刻的哲学洞见、务实的人生智慧和对社会治理的独到见解，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引导我们去思考宇宙的本源，体悟生命的真谛，掌握处世的智慧，并最终实现内心的宁静与和谐。
用户评价
评分
拿到《文子校释》这本书，我首先被它厚实的体积和精美的外表所吸引。然而，真正让我爱不释手的，是它内在的学术品质。作者在校释过程中，不仅参考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更将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融于其中。我特别喜欢它对原文中一些容易产生歧义的句子进行的详细辨析，通过援引古籍，旁征博引，为我们揭示了原文可能存在的多种解释，并给出相对合理的判断。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让我对这本书充满了敬意。对于想要深入研究《文子》的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
评分作为一名业余的古籍爱好者，我一直在寻找一本能够真正帮助我理解《文子》的工具书。市面上的版本众多，但真正能让我满意的却寥寥无几。《文子校释》这本书给我的惊喜是多方面的。首先，其校勘严谨，对不同版本之间的异同做了详尽的比对，这对于理解文本的流变和作者的本意至关重要。其次，注释精当，既不显得冗余，又恰到好处地解释了关键概念和典故，让我在阅读过程中能够顺畅地理解。更重要的是，本书在整理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在保持学术性的同时，也兼顾了可读性，这一点尤为难得。
评分最近开始对先秦诸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朋友的推荐下入手了这本《文子校释》。初读之下，就感觉它与市面上很多同类书籍不同。它没有那种枯燥乏味的学术腔调，而是以一种相对平易近人的方式，引导读者走进《文子》的世界。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原文时展现出的细致与耐心，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字词差异，在作者的笔下都得到了充分的考量和阐释，仿佛在跟随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一步步揭开历史的面纱。这种抽丝剥茧式的解读，让我对《文子》的思想有了更立体、更深刻的认识。它不仅仅是在解释文字，更是在重塑一个时代，一个思想的脉络。
评分我通常不太会评价书籍，但《文子校释》这本书确实让我有了想表达的冲动。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常常能感受到一种“恍然大悟”的乐趣。那些曾经困扰我的文本难点，在这本书中得到了非常清晰和有条理的解答。我尤其看重的是，它没有止步于简单的字词考证，而是深入挖掘了字词背后的文化意涵和思想渊源。这种深度的解读，让我不仅理解了“文”，更理解了“文”所承载的那个时代的精神。总而言之，这是一本值得反复品读，并且能在每一次阅读中都有新发现的书。
评分这本《文子校释》的装帧设计着实让人眼前一亮，硬壳封面配合古朴的字体，散发出一种沉甸甸的学术气息。翻开书页，纸张的触感细腻而柔和，印刷清晰，墨色浓郁，读起来非常舒服，长时间翻阅也不会感到疲惫。我尤其喜欢书中的排版方式，注释部分清晰地标注在正文下方，逻辑分明，查找起来非常便捷。即使是对古籍不太熟悉的读者，也能通过这些细致的校释，逐渐理解原文的深意。我之前接触过一些古籍整理的图书，往往会因为注释过于晦涩或者排版混乱而感到头疼，但这本书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可以说是兼顾了学术严谨性和阅读的流畅性。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件精心打磨的工艺品，体现了出版方在古籍整理领域的专业水准和对读者的用心。
评分快递很快，装帧精美。
评分上海古籍出版社古典要籍系列。好东西，收藏了。
评分高大上的书，朋友买了好多。。。
评分老子传人，很不错的一本书，值得好好看！
评分可惜没译文，比想象中的差多了。
评分很好。
评分叙事学是文学研究中的热门领域，而本成果所开展的“空间叙事研究”则是此领域中新的理论方向，是目前叙事学研究中最有发展前景、最具学术潜力的领域之一。《空间叙事学》的研究目的，是对传统叙事学重视不够甚至严重忽视的叙事的空间维度或叙事作品的空间元素进行系统考察，进而对叙事与空间所涉及的问题展开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叙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属于文艺基础理论的创新研究，对于叙事学本身的学科建设，对于文学乃至其他学科的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的革新，都具有较为重大的价值。龙迪勇，江西宜春人，1972年出生，文学博士，文艺学、艺术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叙事学和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级课题多项，论著获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多项。近年来所从事的空间叙事研究，拓展了叙事学研究的领域，是国内最早提出建构“空间叙事学”的学者。
评分非常满意，快递的速度也很快，服务很好
评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通鉴胡注表微》是胡三省所作，他是南宋遗民，是爱国史学家，与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是同年进士，宋亡後隐居不仕，杜门著书，宋史无传，故其生平事迹，知者甚少，学者只认为他长于地理考证，故《通鉴注》成书後六百六十年，前三百六十年沉埋于若无若有之中，後三百年掩蔽于擅长地理之名之下，至于他的爱国思想和治学精神，很少有人注意。陈垣所著的《通鉴胡注表微》乃将《通鉴注》加以分析研究，把胡三省的生平抱负和学衍成就，作了具体详尽的介绍和阐发。《通鉴胡注表微》分二十篇：前十篇讲史法，後十篇讲史事，引书二百五十馀种。书中并对研究历史的基础知识多所讲述，对于从事历史科学研究者有很大帮助，并且是研究《通鉴》及《通鉴注》的重要参考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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