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族群和谐机制 : 实现多元族群社会的“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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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磊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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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族群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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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湖南人民出版社
ISBN:9787556110209
版次:1
商品编码:11985085
品牌:博集天卷
包装:平装
开本:32
出版时间:2016-10-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96
字数:215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1.著名企业家 冯仑 及其领导的世界未来联合顶针智库,倾力打造!冯仑本人承诺不遗余力的宣传!

2.新加坡有75%的华人,与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也是一党执政的威权国家。但新加坡的社会矛盾烈度远低于中国,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借鉴的社会治理成功经验!

3. 跨越文化和宗教,看新加坡多元族群如何和谐并存!


内容简介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族群并存的社会,不同族群之间的平等互动必然会缔造族际和谐与社会稳定,新加坡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本稿从历史背景、现实问题和解决方法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新加坡的族群和谐机制,展示了多元族群社会如何实现“善治”。

作者简介

范磊,法学博士,现供职于山东政法学院,是山东省社会稳定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问学者,受聘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同时还是山东省国际政治和国际共运学会理事、山东省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理事及副秘书长。长期从事新加坡政治、公共外交、比较政治、立法学等领域的研究,已在《东南亚研究》、《华人研究国际学报》、《南洋问题研究》等海内外期刊发表论文近二十篇,并为《联合早报》撰写时评。主持和参与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山东省法学会研究项目等十多项课题。

精彩书评

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让中国经济有了30 多年的荣景,也很成功,但是在现在的社会转型中也面临很多挑战,面临未来中国社会如何整合社会政治资源,从而创设更好的国家治理形式的问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创造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可以带来很多参考。

   —— 冯仑


目录

引言/ 001


第一章 新加坡:族群问题开启的新国家 / 001

第一节 多元的开端:历史从这里起航 / 002

第二节 从乱到治:风雨之后现彩虹 / 013

第三节 族群和谐:多元新加坡的标签 / 037


第二章 政者正也:平等公正的和谐路 / 047

第一节 任人唯贤:人才没有族群边界 / 048

第二节 集选区制度:“抱团取暖”的选举制度 / 060

第三节 基层组织:多元族群社会的“贴心人” / 071

第四节 亲疏有度:族群视野中的外交政策 / 086


第三章 经邦济世:自力更生也要族际互助 / 097

第一节 能力与饭碗:职业技能的力量 / 098

第二节 恒产恒心:巩固族群和谐的物质基础 / 109


第四章 化成天下:文化里的自在乾坤 / 117

第一节 有教无类:教育制度改革促进族群和谐 / 118

第二节 不仅仅是纽带:语言政策与认同培育 / 124

第三节 我们都是“新加坡人”: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建构 / 135

第四节 共同价值观:新加坡人的共有规范 / 157


第五章 国民融合:完整的沙拉碗 / 175

第一节 族际交流:跨族群情感的养成场域 / 176

第二节 和衷共济:跨族群互动助融合 / 195


第六章 宗教和谐:信仰的桥梁是无缝的 / 211

第一节 政策引领宗教和谐:政教分离与信仰自由 / 212

第二节 制度推动宗教和谐:法律的规约与自治架构 / 221


结 论 / 241


图表索引 / 256


参考文献 / 257


精彩书摘

第一节 任人唯贤:人才没有族群边界



一、政治竞争中的贤者优先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这句经典的台词道出了一个基本道理,其实不仅仅是21世纪,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优秀的人才总是承担着社会发展主要推动力的角色。随着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与相互竞争的持续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益体现为对综合国力的竞争,而人才很自然地充当了其中的先锋队。为了在国际竞争中拔得头筹,各国对于人才的竞争日益激烈,而国家内部对于人才的培养与团队建设也提上了相比以往更为突出的位置,越来越受到重视。


国家实力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人才的竞争,政党之间的竞争也是如此。要想巩固执政地位,既要建立强大的有竞争力和凝聚力的领导层,又要有高素质的人才团队做支撑。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自成立以来就将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发展的基本战略,自立党以来该党就一直秉承任人唯贤的精英政治理念。该理念认为“有好领袖才有好政府”,“假如新加坡被平庸与投机主义者所控制,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只要五年,新加坡就会垮台……就会被解体”,“我们必须有一批具有良好品行、品格高尚及令人信服的人才来当政,新加坡才能成功”。行动党政府利用执政优势所掌握的丰富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几乎垄断了人才培养和遴选的渠道,以主动邀请和游说的方式延揽社会精英,将其纳入到行动党阵营,通过这种方式给行动党造就了一个强大的治理团队。李显龙也曾经说过:“我们要使人民行动党在国家事务上扮演领导角色,……就必须建立一支获得人民支持的有凝聚力和能干的核心队伍。”?


行动党的党员有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两种,其中普通党员占绝大多数,约为95%左右,干部党员虽然比例较低,却个个都是党的骨干,也是参与国会选举和担任政府部长的议员的主要来源。在吸收和培养干部党员的程序方面,人民行动党有着一套严格规范的选拔制度。在每次大选之后,行动党会在全国各行业物色优秀候选人,然后主动邀请其加入行动党,再通过茶叙、面试、多次对话会、心理测试以及最高领导人见面会等多套程序,最终脱颖而出的优秀人才便会成为未来干部党员的候选,并将进行有针对性的重点培养。


黄根成前副总理曾经就此问题指出,人民行动党对人才的选拔主要看中是否具有4C,即能力(Capability)、品格(Character)、献身精神(Commitment)、同情心(Compassion)。张思乐议员也指出:“人民行动党目前的党员都非常优秀,这是与行动党的党员选拔机制有关的。行动党任人唯贤的原则始终未变,李光耀时代涌现出的吴庆瑞、拉惹勒南等优秀人才为国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行动党吸收了很多有才华的青年人加入,他们大多都在知名的跨国公司、律师事务所以及医务机构等担任过管理岗位,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比较能胜任政府中的诸多高效率工作。比如,我本人曾经在多家跨国公司的工作经历,对我如今在政府的工作提供了很多经验和借鉴。”?而新加坡注重精英政治、坚持遵循任人唯贤原则的原因,张思乐认为主要是“新加坡国家很小,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都没有大国那样的先天优势,所以我们要更加努力的工作,更加注重对优秀人才的选拔”。只有这样,人民行动党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面对国内反对党的压力时保持优势,强于对手,赢得公众的认可和支持。


这也是新加坡领导人的一个共识,李光耀曾经说过,美国人如果选错一个领导人也不会危及国家存亡,因为他们是大国,有各种资源,当优秀的新领导人上台以后很快就可以恢复正常。但是新加坡作为小国却不允许犯错,如果新加坡被缺乏治国经验和优秀人才的政党来治理,难保国家会陷入困境,以致“永远不会有机会收拾残局,然后重新开始”。所以,新加坡必须坚持任人唯贤的制度,让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国家,确保国家发展的方向与效率。


除了任人唯贤之外,人民行动党也非常注重领导人和行动党自身队伍的更新换代,亦即在保持队伍的专业化之外,还要确保队伍的年轻化。比如虽然李光耀1990年才辞去总理职务,但是行动党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酝酿寻找接班人的事宜,并最终在经过多年的考察和历练之后,于1990年将国家交给年轻的领导人吴作栋,实现了领导人的第一次更替。而2004年李显龙执掌政权则将这种领导人轮替方式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为国家的政治发展和权力移交奠定了良性的基础。


时代的发展让选民和社会对执政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国际竞争和国内压力的持续提升也要求行动党自身必须寻求变革并加强人才队伍更新,吸收更多的青年人来补充新鲜血液,增强活力。2013年年初榜鹅东补选时参选的许宝琨医生就是人民行动党选拔的一位优秀的新生代,虽然竞选失利,但是李显龙总理仍然对他在补选中的表现表达了认可:“我有意在未来的选举派他(许宝琨)上场,以让他成为我的团队的一分子,为新加坡服务。”?承担年轻党员培养和挖掘工作的是行动党的青年团(YP),以及为此成立的一些委员会和社团等。也正是因为人民行动党注意延揽优秀人才,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给反对党造成很大的压力,因为大多数社会精英都被行动党的资源优势所吸引,成为执政阵营的重要力量。随着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推动,民众对反对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目前也有一些优秀人才选择了反对党作为实现政治抱负的平台,如榜鹅东补选前后就有多位高层次人才加入了工人党,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吴佩松副教授。但是相比行动党而言,目前反对党的人才队伍建设还不能与之相抗衡。


行动党注重人才队伍建设,一方面强调吸收精英人才,另一方面也注重组织团结,因为有深刻的历史教训。1961年人民行动党发生了严重的分裂,13名激进的左翼亲共议员因为和李光耀为代表的党内温和派政见分歧,最终选择退出人民行动党,并另组社会主义阵线。社阵成立初期,其实力非同小可,原来行动党的51个支部中有35个转投社阵,而且23名组织秘书中的19名也退出行动党,?此事件给人民行动党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大伤元气。行动党的分裂也曾让吴庆瑞失去自信:“令人震惊的是我们没有输掉与共产主义分子的斗争,却被他们以如此轻松的方式击垮。”此后,人民行动党加强了党员队伍建设,完善了政党的制度建设,通过有效的措施避免党内分裂,增强凝聚力,最终实现了党内的高度统一,这是行动党日后可以所向披靡并可以长期执政的重要保证。


在选拔优秀人才的过程中,行动党坚持族群平等的原则。这与它自立党以来就坚持标榜自己的多元族群政党属性密切相关。由于华族党员和领导人在其中占有较大比例,所以它在早期曾经被其他族群的极端分子攻击为是华人政党,但是行动党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多元族群属性的坚守。而且在发展中一直坚持吸收各族群的优秀人才加入政党,以确保能更好地代表各族群的利益诉求。从早期的拉惹勒南、巴克、奥斯曼渥等建国领袖,到如今的国会议长哈莉玛,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尚达曼,以及雅国、维文、尚穆根、英兰妮、再努丁等等多位优秀的政府部长和议员,都是来自少数族群。这一方面体现了人民行动党政府对于多元族群政策的落实,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其在人才选拔过程中,既坚持了多元化原则,又确保了人才队伍的质量,广纳各族群的优秀人才为国家所用。


二、族群平等是政治参与的黏合剂


人民行动党政府深知政治领域确保族群平等的重要性。政治领域所涉及的权力分配与政治参与是极易引发族群动员、煽动族群情绪的重要舞台,也是能否化解族群张力的关键,所以在政治领域的利益平衡中,人民行动党政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甚至可以说,“人民行动党最大的功劳其实是成功地将多元族群主义付诸实行。”最终,人民行动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在具体的治理与施政进程中实施和演绎了一种有效的多元族群主义模式,既强调族群平等,又注重任人唯贤,并将其制度化而延续下来。


由于“人民行动党党员有75%是华人,因此被认为是代表华人利益的政党”,但是在其执政以后,并没有为此而为华人族群争取特殊的利益,而是将新加坡各族群的福祉作为出发点,以社会整体为依托,制定照顾新加坡人整体利益的政策,凸显了其作为多元族群社会公民利益代言人的身份。该党的党章明确指出,人民行动党的发展目标是要“建设公平公正、包容开放的多元种族社会,不分语言与宗教,并培养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感”。李光耀也曾指出:“新加坡政府必须照顾全体利益——如果不可能的话,也得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


为了避免华人的族群沙文主义和照顾少数族群的族群情绪,以及缩小不同族群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差距,政府不论是在政策与法律法规的制定还是在制度建设等多个方面,都对少数族群给予一定的照顾。新加坡宪法规定:“始终不渝地保护新加坡少数族群和宗教共同体的利益,……马来人是新加坡的原住民,政府应在承认他们的特殊地位方面负起责任,相应地政府有责任保护、保障、支持、培养和促进马来人的政治、教育、宗教、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以及马来人的语言。”


1970年,为了平衡少数族群在多个层面的利益诉求,确保立法程序中尽可能地保证少数族群合法权益的实现,新加坡成立了“少数族群权利总统理事会”(Presidential Council for Minority Rights),理事会主席和成员人选由总统在听取内阁的建议后委任,以此来维护和保障少数族群的合法权益。?政府向国会提交新法案之前,都须交由理事会审查,并向总统做出报告,以确保各项法案的内容不会损害或影响少数族群的权利。理事会由一名主席、最多十名永久成员,以及最多十名其他成员组成。除了主席和永久成员为终身任命外,其他成员任期为三年。少数族群权利总统理事会现有17名成员,由大法官陈锡强(Chan Sek Keong)担任主席,永久成员包括李显龙、李光耀、吴作栋、奥斯曼渥(Tuan Haji Othman bin Wok)、丹那巴南(Suppiah Dhanabalan)以及尚穆根(K Shanmugam)。同时,理事会也向总统建议担任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PCRH)理事的人选,以及向总统提名马来族社群委员会和印度族及其他少数族群社群委员会的人选。为了平衡各族群发展与参与公共事务而成立的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族群与宗教互信圈(IRCC)、社区发展理事会(CDC)等组织,在国家与社会层面为各族群尤其是少数族群的利益诉求提供了切实的组织保障。


吸收少数族群精英进入国家政治体系是人民行动党政府采取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在组织上凝聚了不同族群的优秀人才,使其成为团结多元族群的重要纽带和灵魂。但是,由于不同的族群在发展程度上的不同,造成部分族群尤其是少数族群出现高级人才短缺的情况,所以政府一方面通过适当降低门槛广纳少数族群精英,另一方面则通过提升少数族群的教育水平来培育更多的优秀人才,并鼓励他们参政。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政府的公务员比例中,华人67.2%,马来人19.8%,印度人9.8%,其他族群3.2%。而当时各族群的人口比例则是华人76.2%,马来人15%,印度人7%,其他种族2%,清晰展现了政府对于少数族群参政的支持力度。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政府更是加大了对少数族群精英参与政治的扶持,在部长和副总理中,少数族群的比例得到了较大的提升,比如现任国会议长哈莉玛(Halimah Yacob)、副

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外交部部长兼律政部部长尚穆根、环境与水源部部长维文(Vivian Balakrishnan)、通讯与新闻部部长雅国(Yaacob Ibrahim)等,都是少数族群的优秀代表;在新加坡历任七位总统中,就有四位来自少数族群,分别为第一任总统尤索夫(Encik Yusof Bin Ishak)、第二任总统薛尔思(Benjamin Henry Sheares)、第三任总统蒂凡那(Chengara Veetil Devan Nair)以及第六任总统纳丹(Sellapan Rama Nathan);截至2014年12月份的99位议员中,有25位是少数族群议员,比例与人口比例基本相符。


对于华人族群来说,自然希望执政的政党可以更倾向于本族群,将其打造成带有典型华人族群色彩的政党。但是人民行动党自诞生起就一直将自己视作是一个多元族群政党,积极抵制和反对华人族群沙文主义的倾向,并努力寻求与马来社群的合作。为此专门成立了马来事务局,负责马来族党员的具体工作,积极争取马来社群对人民行动党的政治支持并认可行动党政府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政策。在执政初期,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各个基层支部中,不同族群的党员比例与新加坡总人口中的族群比例基本保持一致(表2.1、表2.2)。但是1961年人民行动党的分裂造成华人党员大量脱党,所以出现华人比例明显下降的情况,而少数族群的马来人和印度人在行动党党员中所占的比例有了相应的提高。最初,这成为新加坡政治发展的一个惯例,即必须保证少数族群的声音,以保障不同族群之间的利益平衡,避免族群沙文主义和族群歧视等现象出现。而其所采取的任人唯贤的人才选拔制度也创设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制度机制,为不同族群通过这一竞争机制进入政坛发出本族群的声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同时鉴于少数族群的弱势地位,所采取的对少数族群的优待政策也尽可能地保障了这一选拔机制的公平性。


1963年选举之前,马来人聚居的新加坡南部岛屿曾经是巫统的传统票仓,但是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大选以后开始将这些选区作为此后大选的努力方向,在这些岛屿内部推行一系列的利民、惠民政策,推动了岛屿内部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的改善,从而赢得了更多的支持,“一方面赢得了更多的选票,另一方面则吸收了大量的马来人新党员加入”。最终在1963年大选中赢得了这些岛屿所在选区的大多数选票,进而引发新加坡巫统的不满,成为1964年族群暴乱的重要导因。


政府意识到,在二战以后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推动下,东南亚各族群的族群意识觉醒以及对政治权力的追逐已经成为各族群实现不断膨胀的利益诉求的重要途径,而基于此由族群精英煽动的族群动员机制,则成为引发族群冲突的直接原因。要避免这一情况,一方面通过国民教育让普通民众习得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对族群精英权力诉求的协调来缓和族群情绪,并将适度的制度威权体制与代议民主相结合,以此来维护族群关系的稳定与和谐。在议会民主的政治体制下,就是如何让选票的力量与族群和谐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这就要求一方面要对各族群提供更多的利好,保障民生可以在更好的条件下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吸收族群精英成为执政党的一分子,让不同族群的优秀人才都成为政府治理的当事人。


所以在政治层面为了更好地保障少数族群的利益,确保族群平等,避免多数族群的沙文主义倾向,政府通过意识形态引领、国会立法、成立相关组织机构、制定相关政治制度、发展基层组织等形式在政治领域实现对少数族群利益的维护,化解不同族群之间以及族群与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其中集选区制度(GRC)是典型代表。


集选区的候选人必须是由政党或政党联盟推出的多名候选人组成的团队,每个团队至少要有一名非华裔的少数族群参选者,以此保障作为少数族群的马来人、印度人和欧亚裔在国会中的议席比例,该制度在1988年6月的大选中正式实施。设立集选区制度的目的旨在照顾少数族群,有助于少数族群获得更高的胜选机会进入国会,是新加坡在政治领域追求族群平等、确保政治权力分配、各族群利益均沾的重要举措。而新加坡在一定程度上政治威权的存在,也有效地约束了不同族群的行为,确保了国家不会因为劣质的民主体制而陷入无休止的纷争与冲突中。


李光耀还曾举例称亚非的一些国家虽然鼓吹所谓的民主,但是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苦,造成国家动荡不安、民生凋敝的不堪情况,并指出“一个国家,假如政治上、经济上没有进展,老百姓生活没有改善,人民的不满情绪依然存在,或迟或早,该政权都是会垮台的”?。最终新加坡通过软性的制度威权和议会民主相结合的方式完成了对新加坡多元族群的政治利益的协调与平衡,不同族群之间即使对相同的政治议题存在不同的意见,也会借助合理、合法的方式来化解,从而有效避免了族群冲突的出现。


前言/序言

族群和谐:人类的共同追求



族群认同正在帝国的废墟上抽芽滋衍,在各种新文化与新政治的墙缝中探头,使理想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忧心不已,他们相信,除了这条道路之外,一定还有更好的途径让人类的故事继续发展下去。? ——哈洛德?伊萨克(Harold R. Issacs)


如果通过自媒体抱怨自己的邻居婚礼太吵,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可能也就是抱怨者发发牢骚,或者还会得到网友的安慰,事后见了邻居也不见得就会翻脸。假使这种牢骚满腹用词过于激烈,充其量也就是引来网友的更多吐槽,同样七嘴八舌地激烈议论一番,又或者也不排除邻居知道了会来道歉的可能性,最终一般也会以“相逢一笑泯恩仇”而得以妥善解决。可是,2012年的新加坡却有幕,但是新加坡族群和谐大局中的不和谐音符并不会完全消除。


2014年8月初,就又发生了马来族男子针对华人葬礼发表歧视性言论的事情,再次引发新加坡社会舆论的关注与担忧。而此前在2011年2月,一名人民行动党青年团员在个人面簿上传了马来幼稚园儿童乘搭校车的照片后,发表涉嫌族群歧视言论,最终受到了行动党和新加坡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该团员向所有人道歉并宣布退党。


上述事例从一个侧面说明,虽然新加坡的族群和谐为世界所称道,但是这种族群和谐的实现正如其领导人一直强调的,并非是理所当然得来的,而且影响族群和谐的不稳定因子随时都有可能会出现。2009年7月,李显龙在参加静山民众俱乐部的种族和谐日活动时就指出,虽然新加坡的族群和谐是世界上的一个小奇迹,但是“必须了解,族群和谐是我们辛苦创造出来的”这句话不仅仅是一句官方语言,就连普通的民众心中也已经刻写下了这样的理念。笔者的一位新加坡华族朋友目前在一家马来文化机构担任领导职务,他就曾经告诉笔者:“我们这个社会的和谐是我们的父辈披荆斩棘开创的,现在到了我们手里,我们依然要努力维护好,并要在将来将这份和谐交给我们的后代子孙。”


新加坡的族群和谐已经成为人类多元族群社会发展的典范,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多元族群国家来说,要想妥善处理其国家内部的族群议题以实现消弭族群冲突、建构族群和谐的目标并不容易。就人类历史发展来看,即使不同的族群托庇于同一的政治共同体,由于族群异质性消融的不完全性,族群之间以及族群与国家之间的利益竞争、权力博弈、规范调适、认同困境和文化角力等都会成为多元族群国家不可避免的常态性存在。如何减少甚至避免不同族群之间在利益、规范和认同等维度的结构性张力,以和平方式推动族群和谐与包容共存,使有着较大差异性的人类共同体和睦地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城市、国家乃至全世界,是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存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可以说,这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宿命。


换言之,族群这种人类共同体的出现是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性得以凝结和发展的必然产物,当有着不同的肤色、语言、文化以及宗教的族群接触之后,对立与冲突、依赖与合作、同化与融合等多种行为态势都会接踵而至。在当前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形态的国际社会中,大多数的主权国家都属于多元族群国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在不断提升,彼此之间以跨国移民为代表的人口流动也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综观当今国际社会,不难发现由单一族群构成的现代民族国家已经几乎不存在了。毋庸置疑,多元族群社会这种社会形态已经成为当代乃至今后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不可逆转的主流趋势。


据早些时候的统计显示,当今国际社会的所有主权国家中,“由单一族群或者语言共同体所构成的民族国家不会超过12个。在这样多元的世界体系中强调族群或者语言民族主义的行为,将是逆潮流而动的”。在如此多元的国际体系中如何区分族群与国家、族群与民族、族群与种族是非常基础性的工作。


20世纪70年代曾有学者指出“族群看起来还是一个新概念”?,而当前族群已经成为普遍应用的大众词语了。族群作为一种人类共同体,既可以有政治、经济属性,也可以是文化群体,同时还可能与血缘、地缘等自然性因素密切相关。与其相对应,种族则是对人类群体的自然区分,不与语言、历史、宗教和文化等这些变量产生交互影响,而只有进一步被区分为民族和族群以后才会有相交关系。一般意义上而言,民族指的则是基于政治因素建构起来的国家层面的人类共同体,是运用国家力量对其他次国家共同体进行国家认同均质化以后而整合起来的共同体,与国家认同、公民身份等相对应;而那些受到社会认可或者排斥的次国家层面人类共同体如果无法上升到国家民族地位,又会基于彼此各异的历史、文化、语言和宗教等要素而有了清晰的群体认同,并被人为建构出相应的边界,完成这一过程,这些不同的群体就又可以被界定为“族群”了。


由此可见,族群可以被视作构成民族的基础,又或者是民族发生分化或者碎片化之后会生成的结果。而综合来看,“在外延上族群则成为远比种族概念宽广的人类群体”?,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离散群体(如海外华人、吉卜赛人、犹太人、库尔德人等)一般意义上也被划归到族群的范畴。二战时期美国就曾用族群概念来指称那些信奉新教的犹太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等非英裔白人群体。?所以从数量上来看,族群>族体>民族>种族。比如种族按照肤色有黑人、黄人和白人等区区几种划分,数量划分是最少的,而同一种族所包含的族群数量却并非是简单的数字可以表达的。正是这种特点,族群作为边界范围最小的类别,将是民族和种族等不同层次的人类共同体的构成单位,所以其应用范围也就更广。


随着世界对文明多样性的尊重,即使不同的族群在国家框架下培育出统一的民族认同以后,族群作为一个共同体的符号并不会消失,“不同的人类群体正在对本群体的历史、文化、宗教、族类和领土培育着更加深刻的感情,或者说人们在重新肯定自己的特殊认同,呼唤保留自己的历史记忆”?。当前的族群研究中,族群概念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话语与现实。但是有人却指出“族群”概念产生自西方话语体系,要慎重应用;而“民族”概念来自苏联,符合社会主义语境。这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学术研究是不严谨的,族群概念已经成为一种中性的世界性语言,它将在多元的语境中持续调适自己,在认同与排斥中培养自身的生命力,“族群概念将长期是一场不平等的权力对话”。对话中,概念的普适性将成为其生存与发展的价值所在。


在很多文献中与族群同时使用甚至经常混用的还有种族(race)概念。如果将概念抽取其最具代表性的特征的话,不妨把民族看作政治概念,族群是文化概念,而相应的种族则是一个生理概念。种族的数量在这几个概念体系中是最少的,目前人类主要有三大种族,分别是白种人、黄种人以及黑种人。虽然每一个种族还会有具体的亚种族划分,但是这种分类标准已经基本表达了人类种群的生理特征,主要以肤色、身体结构等生理性差异进行区分,同时会与血统、遗传基因等直接相关,“一个种族……的成员即使不被他们自己也会被其他人认为在身体上是与众不同的”。


正如族群概念不单纯是一个文化概念、民族概念也不单纯是一个政治概念一样,种族本身除却生理性的属性之外,还有着其他更多特定的内涵,在该层面上不论是否存在生理属性上的事实,“种族往往与文化建构交织在一起”?。比如南非曾经长期存在的种族隔离制度,就是种族问题与政治议题直接相关的典型案例;美国黑人以及亚裔人群为了能获得与白人同等的公民权而进行的斗争,同样也是种族与政治、文化、经济等因素密切相关的例子。同一个种族因为生活的地域、文化传统、语言等的不同而被分为不同的族群和民族,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没有白人民族,也没有黄人族群、黑人族群这样的划分,多个族群构成一个民族古已有之,多个种族构成一个国家也已成常态,美国就是典型的多元族群和多元种族的大熔炉,而“新加坡民族”(有着“新加坡人”同一认同的人类群体)内部包含着四大族群,四大族群则又分属不同的种族。随着人类社会全球性流动的不断加强以及族际通婚的增长,未来关于民族、族群、种族等不同类别的属性解读会更加复杂多样。


然而,对于不同的族群而言,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般都已经形成了有着本族群独特群体属性的价值规范,有持续追求的族群利益,有长期建构起来的族群认同等等,这也就意味着不同的族群之间是存在着较为清晰的异质性的。如果将多元族群国家内部的不同族群之间以及族群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分类的话,一般可以存在三种力量运动形式,即斥力、张力与合力,相应地表现为三种关系状态,即冲突、竞争与合作,具体表现出来即是:斥力→冲突;张力→竞争;合力→和谐。作为社会关系的集合体,人类自有了共同生活的实践活动,这三种关系形态就已经贯穿其中了。


冷战结束后,历史并未如福山所预言的那样就此终结,和平、和谐与稳定也没有成为世界的常态,长期以来遮蔽或压抑在冷战这个“大盖子”下的矛盾与冲突日渐凸显,频繁的局部战争与暴力冲突逐渐隐去了意识形态色彩的同时,却被烙上了清晰的族群政治印记。尤其是在“9?11”事件以后,由宗教和族群问题而引发的战争、冲突与内乱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了更多新的特点,诸如美国族群问题的抬头、缅甸政府与少数族群之间的微妙关系、印巴冲突中族群与宗教问题的渗透、中东地区的族群冲突、南北苏丹兄弟族群之间的硝烟等等,都在威胁着当地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难以抹掉的伤疤,甚至在相对保守的联合王国也出现了苏格兰民族分离的势头。此外,世界上日益多元的国际与地区形势也给不少国家的内部问题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让族群与宗教、政治、资源环境等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愈益密切和复杂。


综合来看,“国内族群冲突在当前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突出,尤其是最近的几十年中,其范围和程度早已超过了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面对全球性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各国都在寻找一条能有效地实现多元族群社会和谐与稳定以及地区、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治理路径,以期“文明的冲突”不会真实上演。重现到时代截面上的族群问题也早已经不再是个别国家的特例,而是成为世界各地多元族群国家所普遍面对的客观现实,这种导源于国家内部的事务在成为影响本国政治发展进程重要变量的同时,也已经跨越国家边界,成为地区性、世界性的棘手政治议题。


毫无疑问,族群暴力与冲突造成的冲击已经严重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社会稳定与和谐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事实上,人类从来都不会热衷于战争与暴力,毕竟和平与合作、和谐与稳定素来都是人类的向往。所以,面对日益复杂多样的族群暴力与冲突,人类始终都在追寻化解暴力的路径,以期实现族群和谐,维护社会秩序,确保社会的稳定与有序运行。


值得欣慰的是,综观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只要国家治理得当,族际和谐与社会稳定的比例还是要远远高于冲突与战争的比例,依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不论是历史上的古波斯帝国、古罗马帝国、唐帝国、元帝国等传统帝国,还是近代以来的英帝国、荷兰帝国、西班牙帝国等近代殖民帝国,这些国家单位要么拥有横跨多个大洲的领土,要么拥有数十个到上百个不同族群的人口,要么面临着来自域外不同文明的影响甚至是冲击,但是其统治得以有效实施、整个社会秩序相对成熟与稳定的时期,都是其疆域内各族群和平共处、和谐发展的时期,并进而借助这种和平与和谐的发展来引领人类社会历史持续发展和进步的潮流,这是历史的规律。


以当代美国为例,这个以外来移民为主体而生的多元社会,自诞生以来就接纳了来自世界不同大洲和国家的不同种族、族群的移民,虽然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多次的排斥移民运动,甚至制定过相应的排外法令,但是整体而言,包容而有活力的多元族群社会的形成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其得以在近世逐渐获得“独步天下”的能力和实力的重要原因。如今,这个以“种族(族群、民族)大熔炉”而著称的国度,虽然面临着更加多元化的新移民的涌入,而且主流社会也对其族群或移民政策存在较多的争论,但是整个社会对族群和谐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追求却从未停止过,即便是“9?11”事件发生以后,面对一触即发的国内族群冲突,很多的有识之士便自愿充当了不同族群之间的减压阀,尽可能地减少社会主体对穆斯林社群的敌视,积极维护被视作“美国精神”的族群和谐。


对于东南亚地区而言,在经过了数个西方国家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之后,原本历史文化就错综复杂且存在明显差异性的区域内,社会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据粗略统计,该地区约有400多个族群,而“出自不同系统的形形色色的族群相互并立,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不同的民族国家,语言、风俗习惯、宗教各不相同”?。二战以后东南亚各国逐渐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独立建国,从此各国又都面临着族群是否和谐、国家是否统一与社会是否稳定的迫切议题。当中央政府的权威与治理实践开始逐渐由中央核心区域向边缘地区拓展之时,原本松散而孤立的不同族群之间开始在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框架下展开互动。很自然地,部分新生国家内部的不同族群也并非完全认同这个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而独立的新的政治共同体,从而为此后这些国家内部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埋下了伏笔,以致在冷战后逐渐成为国家分裂和社会动荡的主要威胁,严重破坏了族群和谐与社会稳定,比如印尼的亚齐、泰国的北大年等问题。


东南亚地区的族群政治之所以备受关注,除了其固有的多元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地域气候和人种差异之外,还在于它曾受到几乎所有主要的西方殖民强国的直接或间接统治,历经多次战争的影响和冲击,加上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在历史上成为东西方交流的中转站和航路枢纽,不断涌来的域外移民更加重了该地区族群的多元与多样,使该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多元族群移民社会。也恰恰是这一鲜明特点,使东南亚地区各国成为族群政治研究最具代表性的选择项,处于该区域中心位置的新加坡自然也不例外。


新加坡可谓是先天不足最为典型的一个国家,毫无腹地纵深和资源矿藏,面积仅有716.1平方公里,人口539.9万?,在地图上也只是一个“小红点”的存在。不过,虽然它有着有限的幅员、多元的族群和复杂的地缘环境,但是却因其出色的治理能力赢得了与其先天条件不相称的巨大国际影响力。它的存在与发展为族群政治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且有意思的案例:国家虽小,却充斥着亨廷顿所讲的“文明的断层线”?,从其社区、国家乃至整个地区层面来看,新加坡人口中所包含的族群与社会的异质性、各族群之间所具有的历史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以及族群个体之间的社会互动、国家在族群问题与族群关系治理方面的实践与经验等等,都展示出族群政治发展的一幅幅生动画面。


面对独立后国内族群关系的现状,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通过制定多元平等的族群政策和建立完善的相关配套制度等具体的因应措施,以相对平等公平的权力安排和资源配置,减少了国家与社会资源的内耗,消解了族群冲突滋生的诸多根源,从而缓和了族群关系,避免了族群冲突的发生,这种由国家主导的“多元一体”族群治理模式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多元族群社会和谐发展的典范。这一成功局面的形成除了得力于政府与政治精英的积极领导,也不能忽视新加坡各族群在“新加坡国家”框架内同心同德、和谐共荣的积极认同。各族群在平等多元的基础上,透过政府的积极主导和族群与社会层面的积极参与,逐渐塑造出“新加坡人”的国族认同、国家意识和整体价值观。


新加坡在族群治理领域的成功为世界其他多元族群社会的治理实践提供了较为直观的图像。但是,总的来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在日趋多元化的潮流引领下,却并没有借助优质的多元化治理而将这个原本色彩斑斓的世界整合成一个和谐稳定的人类“桃源”。不过,不容置疑的是,在多元族群国家中,族群共同体的多样性与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唯一性始终是一个普遍存在又不可逆转的社会现实。


回溯历史,不难发现,历史上的帝国及霸权体制一般都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多样性否定的基础上,所以冷战时期世界范围内几乎不存在明显的族群问题,冷战的结束释放了压抑已久的族群意识,族群问题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棘手议题。同样是多元族群社会,为什么有的国家族群冲突严重,社会动荡不安,而有的国家却族群和谐、政治稳定且经济繁荣?冲突的根源在哪里,和谐的动因又是什么?是否有普适性的族群治理模式来解决多元族群社会的族群问题?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本书尝试通过对新加坡族群和谐机制的解读,增进读者对这个多元族群社会的认识的同时,也展开自己对如何实现人类的多元族群社会“善治”的思考。



狮城叙事:多元共生的社会构建与治理之道 新加坡,这座仅有七百余平方公里的小岛国,却以其独特的历史轨迹和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在这片土地上,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以及其他族裔群体,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共同书写着属于这座城市的叙事。然而,族群的多元并非天然等同于和谐,多元族群社会的稳定与繁荣,更离不开一套精心设计、持续运作的社会构建与治理机制。 本书并非直接解读新加坡现行的族群和谐机制,而是将视角放宽,聚焦于“善治”这一宏大命题,探讨在一个多元族群背景下,如何通过一系列制度、政策、文化实践和公民参与,构建一个真正和谐、包容、富有活力的社会。我们将深入剖析“善治”的核心要素,理解其在多元族群社会中的特殊挑战与机遇,并以此为框架,审视那些构成新加坡社会肌理,并最终促成其族群和谐的关键性力量。 第一篇:善治的基石——理解多元族群社会的内在逻辑 在一个由不同文化、语言、宗教和历史背景的族群构成的社会中,理解其内在的动力与张力是实现“善治”的首要前提。本篇将从宏观层面出发,勾勒多元族群社会的普遍特征,并着重探讨族群认同、文化差异、历史记忆等因素如何影响社会凝聚力。 族群认同的流动性与坚固性: 族群认同并非僵化的标签,而是动态建构的过程。我们将探讨族群身份在代际传承、社会互动、国家建构中的演变,以及个体如何在多元身份中找到归属感。这不仅关乎族群内部的凝聚,更影响着族群间的互动模式。 文化差异的价值与挑战: 多元文化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但也可能因误解、偏见而成为冲突的根源。本篇将考察不同文化在价值观念、生活习俗、社会规范上的差异,以及如何通过跨文化理解与尊重,化解潜在的摩擦,并从中汲取创新与活力的养分。 历史记忆的塑造与和解: 历史是塑造族群集体意识的重要载体。不同族群往往承载着不同的历史叙事,这些叙事可能充满荣耀,也可能伴随伤痛。本篇将探讨历史记忆如何影响当下族群关系,以及如何通过包容性的历史书写与纪念,促进代际间的和解与和解。 经济发展与族群公平: 经济因素在族群关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平等的经济机会可能加剧族群间的隔阂与不满。本篇将探讨经济发展如何影响族群动态,以及如何通过促进经济公平、消除系统性歧视,为族群和谐奠定物质基础。 第二篇:善治的架构——制度与政策的设计与执行 “善治”的实现离不开一套精心设计的制度框架和有效的政策执行。本篇将从制度层面出发,审视在多元族群社会中,如何通过法律、政治、社会福利等多种手段,为族群和谐提供制度保障。 法律框架的平等与公正: 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石。本篇将探讨法律在保障族群平等权利、禁止歧视、处理族群冲突等方面的作用。强调法律的公正性、透明性以及其在维护社会契约中的关键地位。 政治参与的包容与代表性: 政治体系的包容性是确保各族群声音被听见、利益被代表的重要途径。本篇将考察不同政治模式下,如何设计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以回应多元族群的诉求,并避免政治决策的偏颇。 国家叙事的构建与认同的塑造: 国家叙事承担着凝聚国民、塑造共同认同的重要功能。本篇将探讨国家如何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前提下,构建一个包容性的国家认同,以及如何通过教育、媒体等途径,传播共享价值观。 社会福利体系的普惠与公平: 社会福利体系的公平性直接关系到族群间的社会经济差距。本篇将考察如何设计普惠性的社会福利政策,确保所有族群都能平等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并减轻因出身、族群背景带来的不平等。 多元文化的政策实践: 针对多元族群社会,特定的文化政策是必不可少的。本篇将探讨政府在保护、推广各族群文化,以及在教育、媒体、公共空间中体现多元文化方面的具体实践。 第三篇:善治的实践——文化、教育与公民的互动 制度和政策的生命力在于其在社会层面的实践与落地。本篇将聚焦于文化、教育和公民社会在促进族群和谐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它们如何与制度框架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 教育的角色:跨文化理解的启蒙者: 教育是培养下一代族群和谐意识的核心阵地。本篇将深入探讨教育体系如何通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校园文化等,从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包容心态和尊重差异的能力。 媒体的责任:信息传播与偏见消弭: 媒体在塑造公众舆论、影响族群认知方面具有强大力量。本篇将审视媒体在报道族群议题时的伦理责任,以及如何通过客观、公正、负责任的报道,消弭偏见,促进相互理解。 宗教的桥梁作用与潜在张力: 宗教在多元族群社会中往往扮演着复杂的角色。本篇将探讨宗教如何成为族群凝聚的力量,同时也会考察宗教间的对话与合作,以及如何化解潜在的宗教冲突。 公民社会的力量:倡导、监督与社区建设: 公民社会组织是连接政府与民众的桥梁,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本篇将分析不同类型的公民社会组织在倡导族群权益、监督政策执行、开展社区互助活动等方面的作用。 城市空间与互动:公共领域的包容性构建: 城市空间是族群互动最直接的场所。本篇将探讨如何通过城市规划、社区活动、公共设施的设计,营造一个促进各族群交流、融合的包容性公共空间。 第四篇:善治的未来——持续创新与前瞻性思考 “善治”并非一劳永逸的成就,而是一个持续演进、不断适应社会变迁的过程。本篇将着眼于未来,探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多元族群社会可能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通过持续的创新和前瞻性思考,巩固和深化族群和谐的成果。 全球化与族群认同的重塑: 全球化进程中,跨国流动、信息传播的加速,都可能对传统的族群认同产生影响。本篇将探讨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和发展健康的族群认同,同时拥抱开放与多元。 科技发展与社会治理的互动: 新兴科技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工具,但也可能带来新的挑战,例如算法偏见、信息茧房等。本篇将审视科技发展如何影响族群关系,以及如何利用科技促进包容与公正。 代际传承与价值观的更新: 不同代际的价值观存在差异,这也会影响族群和谐的未来走向。本篇将探讨如何通过有效的沟通与教育,促进代际间的理解与价值观的更新。 突发事件与危机管理的韧性: 突发事件,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社会危机,都可能对族群关系构成严峻考验。本篇将考察一个“善治”的社会如何在危机时刻展现其韧性,并通过有效的危机管理,维护族群的稳定与团结。 追求更深层次的“善治”: 最终,“善治”的目标并不仅限于避免冲突,更在于创造一个能够激发个体潜能、促进共同繁荣、实现社会正义的理想社会。本篇将引发读者对“善治”更深层次的思考,以及在多元族群背景下,如何不断追求更高的社会治理目标。 本书致力于提供一个多维度的视角,审视“善治”如何在一个多元族群社会中得以实现。我们并非直接提供一套现成的“新加坡模式”,而是通过对“善治”原理的深刻剖析,引导读者思考,并从中汲取关于社会构建、政策设计、文化实践以及公民参与的普遍性智慧。希望通过这样的梳理,能够为所有致力于构建更包容、更和谐、更繁荣社会的读者,提供有益的启示与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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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标题,直接戳中了我的兴趣点:《新加坡族群和谐机制 : 实现多元族群社会的“善治”》。一直以来,新加坡在我眼中就是个充满魅力的“小国大治”的典范,尤其是在族群融合与社会稳定方面,其成就令人瞩目。而“族群和谐机制”和“善治”这两个关键词,则表明了这本书并非停留在表面现象的描述,而是要深入探讨其背后的运作原理和治理智慧。 我尤其好奇“机制”这个词所蕴含的含义。它暗示了新加坡并非依靠偶然的幸运,而是建立了一套系统性的、可复制的方法论来维系其多元族群社会的和谐。这套机制是如何设计的?它是否涵盖了教育、法律、社会福利、甚至媒体宣传等多个层面?又是否经历了不断的调整和完善?“善治”则更进一步,它指向了一种理想的治理状态,一种能够让所有社会成员都感受到公平、尊重和机会均等的社会。 在当今世界,文化冲突和民族矛盾时有发生,新加坡的经验,无疑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案例。这本书,是否会揭示新加坡是如何在尊重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同时,又能够有效地构建起共同的国家认同和社群意识?它是否会探讨新加坡在处理可能出现的族群摩擦时,所采取的创新性策略?我非常期待能够通过这本书,更全面地理解新加坡如何在实践中,将多元文化转化为社会发展的驱动力,而不是潜在的裂痕。 “善治”的概念,更是让我对这本书充满了期待。它不只是关于管理,更是关于如何“好”地管理。它意味着一种以人为本、以公平为原则、以长远发展为目标的治理模式。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深入剖析新加坡在实现“善治”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他们是如何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来克服这些挑战,并最终实现族群和谐的。 总而言之,这本书的标题本身就充满了引人入胜的议题,它承诺将带领读者深入了解新加坡在多元族群社会治理方面的独特经验和深层智慧,而“善治”无疑是其追求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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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这本书,名字叫《新加坡族群和谐机制 : 实现多元族群社会的“善治”》,我的第一反应是,新加坡在族群关系的处理上,确实有其独到之处。我一直对新加坡这个国家在各种文化和种族群体之间找到平衡点的方式感到非常着迷,尤其是在全球范围内,族群矛盾和文化冲突屡见不鲜的当下,新加坡的经验显得尤为珍贵。 这本书的题目直接点明了核心——“族群和谐机制”和“善治”。“机制”这个词,让我联想到的是一套运作的系统,而不是偶然的幸运。它暗示着新加坡在这方面有长期的规划、精密的制度设计,甚至可能包含了一些在其他国家很少被提及或实践的创新方法。而“善治”二字,则更进一步,它不仅仅是维持秩序,更是追求一种更高层次的社会目标,一种能够让所有族群都感受到公平、尊重和机会均等的治理模式。 我好奇的是,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被普遍认为是“小而精”的国家,他们是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成功地融合在一起,同时又保留住各自的文化特色?这种融合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体现的?是在教育体系中,还是在公共政策中,亦或是体现在每一个新加坡人的日常生活细节里?我渴望了解,新加坡是如何在维护社会凝聚力的同时,避免同化主义的陷阱,让多元文化真正成为一种社会财富,而不是潜在的冲突源。 这本书的出现,无疑为我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新加坡治理智慧的绝佳机会。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多元族群的社会,其“和谐”究竟是表面的平静,还是真正发自内心的理解和接纳?“善治”又意味着什么?它是否意味着一种强有力的政府干预,还是更侧重于通过赋权和包容来实现?我期待这本书能够为我揭示新加坡在处理这些复杂问题时,所采取的具体策略和背后的深层逻辑,从而帮助我构建一个更清晰、更全面的认知。 总而言之,这本书的题目本身就充满了引人入胜的课题,它似乎承诺要解开新加坡这个多元社会“善治”的密码,而族群和谐正是其核心的体现。我期待着它能够带我走进新加坡的治理现场,感受其独特的经验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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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族群和谐机制 : 实现多元族群社会的“善治”》这个书名,一出现就吸引了我,因为新加坡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它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多元的文化构成以及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在全球范围内都独树一帜。但“族群和谐机制”和“善治”这两个词,则将我的关注点引向了新加坡更为深层、也更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模式。 我一直对那些能够成功处理复杂社会议题的国家感到好奇,而新加坡在族群关系上的处理,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这本书的题目告诉我,这并非偶然,而是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在运作。这套机制是如何形成的?它包含了哪些关键要素?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还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自发?“善治”更是触及了核心,它不仅仅是维持一个表面的平静,而是要实现一种让所有族群成员都能感受到公平、尊重和归属感的理想状态。 我非常想知道,新加坡是如何在保持其社会凝聚力的同时,又能够尊重和保护不同族群的文化独特性。在当今世界,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的挑战日益凸显,新加坡的经验,很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启示。这本书,是否会深入剖析新加坡在教育、住房、法律、甚至宗教等多个层面,是如何通过具体的政策和实践,来构建和维护这种族群和谐的? “机制”这个词,让我联想到的是一种持续的、系统性的努力,而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它意味着一套有逻辑、有章可循的运作方式。而“善治”,则进一步升华了这种努力的目标,它不仅仅是解决问题,更是要达到一种“好”的状态,一种能够让社会整体受益、全体公民都感受到福祉的治理。我期待这本书能够为我打开一扇窗,让我得以窥见新加坡在实现这种“善治”过程中的独特智慧和深层思考。 这本书的名字,本身就传递出一种关于如何在多元社会中实现“好”治理的深刻命题。我迫切地想要通过阅读,去理解新加坡是如何在复杂而微妙的族群关系中,找到一条可持续的和谐发展之路,并最终实现其“善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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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一本厚实的书,书名是《新加坡族群和谐机制 : 实现多元族群社会的“善治”》。光是这书名,就让人对新加坡这个在东南亚熠熠生辉的城邦国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直以来,我对新加坡的印象都是高效、整洁,以及那令人称道的多元文化共存。但“族群和谐机制”和“善治”这两个词,明显触及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它们不仅仅是表面的和谐,更指向了治理的智慧和艺术。 我一直对那些能够将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背景的人们成功地整合在一起,并保持社会稳定的国家深感好奇。新加坡,无疑是其中一个最突出的范例。书中提出的“族群和谐机制”,让我不禁联想到,这其中一定包含了许多精妙的制度设计和长期的努力。是否涉及到了教育、住房、法律,乃至社会风俗的引导?“善治”更是点出了核心,它不只是管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好”的治理,是能够让全体社会成员感受到公平、尊重和归属感的治理。 这本书的出现,就像是在我心中打开了一扇窗,让我有机会一窥新加坡在构建一个高度多元化社会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他们是如何一一化解的。我一直在思考,在当今世界,民族主义情绪依然高涨,文化冲突时有发生的情况下,新加坡的经验是否能为其他国家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这本书,或许能为我们解读新加坡的成功之道,提供一条清晰的路径。 它让我开始思考,一个真正“善治”的多元族群社会,其“和谐”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压制差异,还是拥抱差异?是强制融合,还是鼓励共存?“机制”二字,也暗示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系统性的、持续性的运作。我迫切地想知道,新加坡是如何在尊重个体文化身份的同时,又能够建立起共同的国家认同和社群意识的。 这本书的题目本身就承载了巨大的信息量,让我对接下来的阅读充满了期待。它不仅仅是一部关于新加坡的介绍,更可能是一部关于如何“善治”多元社会的思想实验和实践总结。我希望它能够深入浅出地揭示新加坡在维护族群和谐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背后所蕴含的哲学思考和政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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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族群和谐机制 : 实现多元族群社会的“善治”》,仅仅是这个书名,就足以勾起我对这个国家更深层次的好奇心。新加坡,一个以其高效、有序和多元闻名的城市国家,我一直对其在处理各种复杂社会议题上的能力印象深刻,尤其是在族群关系方面,其长期保持的稳定与和谐,令人称道。而“族群和谐机制”和“善治”这两个词,则让我意识到,这其中必然蕴含着许多值得深入探究的治理智慧。 我始终认为,一个成功的多元族群社会,其和谐并非偶然,而是需要一套精心设计的“机制”来支撑。这本书的题目,恰恰点出了这一点。我迫切地想知道,新加坡的这套“机制”究竟包含了哪些方面?它是否触及了教育、住房、法律、就业,甚至是社会习俗和文化交流等多个维度?又是什么样的原则指导着这些机制的建立和运作?“善治”,这个词更是将我的思考引向了更深远的层面,它不仅仅是维持表面的和平,更是要实现一种让所有族群成员都能感受到公平、尊重和有归属感的理想社会状态。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的议题愈发突出,新加坡的经验,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范例。这本书,是否会深入剖析新加坡如何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凝聚力的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护不同族群的文化独特性?它是否会揭示新加坡在应对可能出现的族群矛盾时,所采取的创新性思维和实用性策略?我期待通过这本书,能够更清晰地理解新加坡是如何将多元文化转化为其独特的社会资本。 “善治”的概念,对我而言,是一种追求卓越治理的理想境界。它不仅仅是效率和秩序,更重要的是一种能够让全体公民都受益、都受到尊重的治理。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为我展示新加坡是如何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优化其治理模式,从而实现其“善治”的目标,并在此过程中,为族群和谐奠定坚实的基础。 总而言之,这本书的题目本身就承载着一个关于如何在多元社会中实现“好”治理的深刻命题,我非常期待通过阅读,能够深入了解新加坡在这个领域的独特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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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真的很牛啊,这么多年一党独大,这其中对人才的凝聚、重视民生等是最重要的基础,值得我们深思。 很好的一本书,一点都不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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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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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习新加坡而言,是很有用的书…………值得购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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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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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行吧,可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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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还可以,基本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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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众面对面交流,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解释政策,职责很重大而有意义。 作为一个基层人员,很喜欢这本书,论述严谨,材料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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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行吧,可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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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基层组织很高效,很接地气,成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一座桥梁,很不错的一本书,值得偶们中国基层公务员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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