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餘世存“立人三部麯”包括《盜火與革命》《安身與立命》《世道與人心》，是餘世存二十餘年來近代人物寫作的完整呈現，組成瞭近現代中國的紀傳體敘述。書中傳主百名，涉及人物數百位，跨越曆史近兩百年，幾乎囊括瞭近代中國所有的重要人物。寫作對象從清末民初以來的曆史推手和弄潮兒，轉嚮邊緣的“怪力亂神”和被誤解、被忽視的人們，作者堅信在這個時代，前人的人生能夠為我們提供人格的坐標和導航。【《世道與人心》的主角是求道者或知識分子，他們專注於治心，或繼往聖絕學，或開一代新風，或以身作則，成就全新的人格。近代以來，中西方文化碰撞、激蕩，對於代錶“道統”的中國知識人而言，似乎永遠存在著選擇的問題，儒釋道耶迴，哪一種纔是個體安頓和文明轉型的藥方？作者將這種艱難的摸索與蛻變稱為“被悶熟的成長曆程”，而書中從龔自珍到顧準的人物譜係，正是現代中國人的精神軌跡。
作者簡介
餘世存，詩人、學者，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湖北隨州人，現居北京。做過中學教師、報社編輯、公務員、誌願者。曾任《戰略與管理》執行主編，《科學時報》助理總編輯。主持過十年之久的“當代漢語貢獻奬”。當代zui重要的思想者之一，被稱為“當代中國zui富有思想衝擊力、zui具有曆史使命感和知識分子氣質的思想者之一”。已齣版的主要作品：《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國話語》《老子傳》《人間世：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傢世》《大時間：重新發現易經》《東方聖典》（主編）等。
目錄
自序 應是鴻濛藉君手 /001為天地立心
武 訓：迴嚮塵世的聖愚 /003
王鳳儀：儒傢的慧能 /013
袁煥仙：軌萬有之一行 /023
龔自珍：衰世中的詩人 /029
宋 恕：罪己與問人 /044
弘 一：性命呈萬有 /050
熊十力：天不喪斯文 /061
陳寅恪：大成至學 /072
梁漱溟：直道行時自覺者 /090
王明道：我必得見他的公義 /102
林同濟：人格與價值 /109
為生民立命
張 謇：天地之大德曰生 /117
王闓運：最後的帝王師 /133
徐繼畬：睜眼看世界 /141
嚴 復：新知舊法之間 /148
蔣光慈：當文學遇到革命 /152
聞一多：多麵真名士 /164
顧 準：我已經哭過瞭 /169
錢理群：告彆的時刻到瞭 /177
晏陽初：人類之子 /188
為往聖繼絕學
黃 侃：何敢特立而獨行 /209
劉文典：狂與真 /219
吳清源：超男的神話 /223
蔣廷黻：權宜的人生事業 /227
傅斯年：陽氣不足的知識精英 /236
丁文江：學術與政治 /243
張蔭麟：曆史學傢的識見 /256
費孝通：大師的中國榮辱 /264
高爾泰：美是自由的象徵 /271
何炳棣：傢天下中的個人關懷 /275
唐德剛：自立而後立言 /282
精彩書摘
李叔同：性命呈萬有民國以來不斷有四公子、京城四少之說，他們因為傢世、際遇而較早地展露其纔華，但多數也終於公子狀態、止於少年纔氣。少年李叔同就是這樣一個公子哥兒。他的父親曾經在吏部做官，後在天津改營鹽業，傢境富有。李叔同天生聰慧，攻讀過四書、《孝經》《毛詩》《左傳》《爾雅》《文選》等等，對書法、金石尤為愛好。十三四歲時，篆字已經寫得很好，十六七歲時曾從天津名士學填詞、書法。他的聰明纔情在十八九歲時，就已經發展到巔峰瞭。
但跟公子哥兒們不同的是，李叔同不僅得瞭中國文化的形，還得瞭中國文化的精神。即使生活在小康狀態，他也必須有社會關懷，憂時傷世；李叔同在優哉遊哉之際寫下瞭大量憂國憂民，充滿入世精神，甚至帶有憤世嫉俗激進色彩的詩文。康梁變法失敗後，十八歲的李叔同到上海刻印明誌：“南海康梁是吾師！”孫中山辛亥革命成功的時候，他譜一麯慷慨激昂的《滿江紅》以誌慶喜。
1905年，二十五歲的他在國內無所事事，於是東渡日本留學。首先在學校補習日文，同時獨立編輯《音樂小雜誌》，又編有《國學唱歌集》一冊。除在東京美術學校學習油畫外，他還在音樂學校學習鋼琴和作麯理論；同時又師從日本戲劇傢研究新劇的演技，與同學組織瞭第一個話劇團體“春柳社”。1910年畢業迴國，任職天津高等工業學堂圖案教員。1913年，上海《太平洋報》創刊，李叔同被聘副刊畫報主編。《太平洋報》停辦後，應老友經亨頤之聘，到杭州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擔任圖畫和音樂教員，改名李息，號息翁。他在浙江第一師範初任教時寫過《近世歐洲文學之概觀》《西洋樂器種類概況》《石膏模型用法》，介紹西洋文學藝術各方麵的知識。他教的圖畫，采用過石膏像和人體寫生，在國內藝術教育上是一個創舉。音樂方麵，他利用西洋名麯作瞭許多名歌，同時又自己作歌、作麯，對學生灌輸瞭新音樂的思想。後來成名的豐子愷的漫畫、劉質平的音樂，就是他一手培養起來的。
李叔同在杭州期間，跟夏丏尊、馬一浮等人來往密切。在他們的影響下，他對佛教産生瞭興趣。1917年舊曆正月初八，馬一浮的朋友彭遜之忽然發心在虎跑定慧寺齣傢，李叔同恰好也在那裏，他目擊當時的一切，大受感動，也就皈依三寶，拜瞭悟老和尚為皈依?師。
1918年舊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結束瞭學校的教務，決心至虎跑定慧寺皈依師從瞭悟老和尚披剃齣傢，正式名為演音，號弘一。
梁漱溟：直道行時自覺者
梁漱溟在北京長大，受傢人寵愛，到六歲時還不會穿褲子。他上瞭四所小學，學的都是初淺的知識。但他一旦開智啓濛，就開始瞭自我求知之路。
十四歲時，梁漱溟開始思考人生苦樂問題。他覺得自己的傢境尚好，受父母疼愛，卻常常苦悶不樂；而傢中的女工，天天做飯、洗衣、乾雜活，辛苦得很，卻臉上常有笑容，並不覺苦。這種思考與佛學閤拍，因此梁漱溟拼命看佛書，在佛學的殿堂裏登堂入室。十八歲時，梁拒絕父母為其訂婚，十九歲開始茹素，三十歲一直想齣傢。
在中學期間，梁漱溟崇拜年級低於自己的郭人麟：“其思想高於我，其精神足以籠罩我。”梁尊稱其為“郭師”，課餘常去討教，並將他的談話整理成冊，冠名“郭師語錄”。被人諷之“梁賢人遇上郭聖人”。但梁漱溟卻珍惜這一經曆，他曾說：“我一嚮狹隘的功利思想為之打破，對哲學始知尊重。”梁崇拜的另一個人是同學甄元熙，甄鼓勵他剪辮子，介紹他加入京津同盟會。
梁先生的這些異乎尋常的舉動在外人看來荒誕不經，這一類的舉動也幾乎伴隨瞭他一生。1942年年初，梁漱溟在日軍的炮火下逃生之後給兒子寫信說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曆史將為之改轍。”但考察梁先生行跡，我們可以肯定，他的這種言論，絕非齣於狂妄，也非齣於自戀，而是人格的自我期許，是對自我精進的要求。
20年代在北平，梁漱溟講演《人心與人生》，要聽眾付費，聽者每人一元。這個主意是梁漱溟自己想的：“是真想讓人來聽，或因花過錢而注意聽，否則不免有人隨便入座並不真有興趣聽。”但他又主動關心那些沒錢的學生，後來成為哲學傢的唐君毅，因故沒聽，就收到梁漱溟托彆人帶給他的五元錢。同時他又好布施，自己花銷少，卻經常接濟有睏難的人。他的方式很獨特，送的錢不要還，但藉他的錢必須要還。一位友人忘記歸還，他竟前去索債。
顧 準：我已經哭過瞭
二十多年來，“顧準熱”幾乎沒有消退過。但二十多年來，能像顧準那樣活齣一種時代命題的人格和思想仍有待人們去發現、傳播。這是“群集環境”的悲哀，當其中的歌詠隊員在歌頌前賢時，當代的精神正在受難，當粉絲們頌揚同代流行的一如成功人士般的纔學時，時代的“犧牲”仍在無人聞問地獻祭。
文明的階段性演進多是以新的悲劇終結前一個悲劇。前悲劇中的角色經過沉澱開始示現其實相，而新悲劇中的角色還在名相中沉淪，在本能中匍匐在時勢權力之下。布羅茨基說過這類悲劇，它無非是社會或年代沿革路綫的一時變易。時過境遷，粉絲及其時賢偶像都會過去，被消費的前賢仍是難以企及的悲劇英雄。布氏說：“在真正的悲劇中，毀滅的不是英雄，而是歌隊。”
我最初聽到顧準的名字大概是九十年代初，那時常到舒蕪先生傢聊天，有一次聽他講到“文革”革掉文化，大傢都是人格矮化的政治難民，很少有人活齣瞭自己，但有一個叫顧準的人瞭不起。他在最黑暗的年代能夠反思革命、理想主義，是一個聖徒。從舒蕪先生的話語裏，我聽到瞭他的絲絲遺憾，後來明白那是反求諸己的懊悔、慚愧。我那時年輕，正有些理想主義，對顧準要迴到“經驗主義”的反思並沒有多少興趣，但對他的“反潮流”精神和人格力量仍敬佩不已。
我翻讀顧準的文字，樸實、思辨、真誠，有早期革命黨人的理想情懷和力道。毫無疑問，顧準是性情中人，“文革”中，趙人偉藉給顧準一本英文的《茵夢湖》，顧準看完，還給趙時說：“我已經哭過瞭。”顧準是思想傢，他們那一代人的知識儲存中，很重要的一塊是馬剋思主義，馬剋思們的思辨文風也給瞭他們影響，但他們中能夠跳齣馬剋思影響的人不多。因此，我也一度以或苛刻或寬容的眼光去看顧準的文字，最後的結論是，他的生活值得緻敬，他的心路值得同道者讀取，他的言路思路對今天讀者心智的挑戰、啓迪，似乎是不夠的。很久以後，一個朋友說起顧準一類的思想者，說他們在極端年代言說的常識，對後極端年代的人已經不構成智力的意義，他們更具有符號一類的意義。這也是一些“知識的傲慢”對顧準們挑剔的原因之一。
但顧準仍有革命黨人和傲慢的知識人所不及之處，那就是他眼裏無權威。一些知識人掉書袋不說，甚至言必稱引政治宗教權威、文化權威，等而下之稱引流行或說當令的大咖。但顧準是他自己，在詩人認斯大林為爸爸的年代，顧準批評斯大林，說他“以道德規範式的規律吹噓、粉飾太平的理論來描寫社會主義經濟……這個理論體係，看來是注定要垮颱的”。
顧準確實沒有為後人提供足夠的思想資源，但他學以緻用的能力卻為很多人所不及，如他在“文革”前極為精準的預言：“中國政治空氣的大改變將從一年以後開始。”
我對顧準的閱讀是很錶麵的，讀其書，想其人，我能夠同情地理解他，但他也太有局限瞭，太“單嚮度”瞭。文明史的豐富性、人性的復雜，在他那裏，隻有智力可以顧及或無須抵達。他一生追求有意義的生活，睜眼即要過無時無刻不在思考的生活，但1970年9月16日的日記，顧準寫道：“休息日無事可做，處於無思慮狀態，這是第一次。”這就是他那一代革命者、思想者的精神。他可能難以想象孔子的話，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緻而百慮。他可能難以理解中國文化，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追求意義大概是顧準那幾代人的人生使命。就像高爾泰給北島看他在牢改營裏寫的文字，比火柴盒稍大的紙片上，是上萬的文字，這是他在非人狀態裏的人性思考，即使當時毫無希望得見天日，他也要用文字建立與這個世界的聯係。因此，在這裏引證孔子或中國文化的高明就不免輕薄，須知顧準和高爾泰們是在地獄般的情境裏做齣擔當的。
1971年元旦，顧準感慨：“老瞭，沒有年輕時迎新的豪情和對未來的無窮希望瞭。昨晚深夜不寐，縈繞於心的是爐子會不會滅，和吃飯等一些生活瑣事。而今天早晨看爐子是滅瞭，晨九時半匆匆去看錶演，一下子加瞭太多混煤，爐子又滅瞭第二次。可見即使是我縈係於心的事情，在這新一年的第一天中也是極不順利的。有時也想到，我這一生恐怕已經算做瞭結論，以後是殘生餘年，無復可産任何貢獻之處，活下去不過是活下去而已……”而在七年前，顧準翻譯過熊彼得的名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熊氏說過，“在民主法治製度缺失的群集環境，道德上的限製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覺方法突然消失，……使我們麵對誰都知道、可是誰都不願正視的各種毛骨悚然的事實……”
活齣顧準那樣的人生，究竟值不值得？顧準可能想過這一問題，但他還是那樣活瞭。隻有對自己時代有清楚認知的人纔明白顧準的平易而健康、溫情而堅定。2005年，我齣版瞭《非常道》，收錄瞭顧準的幾則話語，其中一則是：“文革”初期，孫冶方坐牢之前，曾與顧準一起住牛棚，一起勞改。顧準對孫冶方說：“反正我是受瞭那麼多罪，再也不要連纍你瞭。我的手上沒有血。”這後一句話，很多人曾引過，但隻有度過非常年代的人纔明白它意味著什麼。如果轉型年代的人也明白它意味著什麼，當然更好。
三四年前，我在寫作解讀易經的《大時間》時，無意中發現人的命卦係統，在梳理北半球上韆曆史人物時，查齣顧準是跟萊布尼茨、米沃什、黑塞、陳寅恪、卡夫卡等人同命，屬於大過卦人。大過，是一切建築乃至上層建築的脊梁，它孤獨地撐起一方天地，承擔起全部的重量。但在曆史的風暴鏇渦中它該如何渡過，如何麵對驚濤駭浪？如果有滅頂之災怎麼辦？中國的先哲給大過卦係辭說，君子以獨立不懼，遁世無悶。我為這類發現曾經長久地驚奇，但在書中，無論是陳寅恪，還是顧準，我隻是列入，沒有做更多的說明。也許，每一個生命與這個世界（時間和空間）的深刻聯係還有待將來揭開其秘密。
顧準經受瞭歲月的淘洗，隻要人們對世界的理解越接近本質，人們對顧準的理解也就越接近真實。在中國生活中，顧準是極少能給人安慰的現代資源。莊子曾有寓言說明人生社會的某種虛妄：偉大的唐堯想把天下讓給許由，許先生不要；鴯子見過唐堯後來見許由，許由問他，唐堯給你加持瞭什麼？鴯子迴答說，偉大的堯對我說，要講仁義，要講是非。許先生說，那你何必再來見我！你已經被唐堯的仁義是非洗過腦瞭，你已經不明白天道瞭，你隻以為假仁假義的人道是對的！
以此寓言來看顧準的一生，寜不讓人感慨?！天道好還，但天道在哪裏？詩人說過，不要踏過露水，因為有過人夜哭。顧準就是在那黑夜裏歌哭人道主義的人。
前言/序言
自序 應是鴻濛藉君手
收錄在這部書裏的文字時間跨度長達二十年，集中寫作的時間也長達十年，因此文字的不整齊不統一是明顯的。青春期的誇飾，謀稻粱時的鋪陳，人生階段的心態轉移，都影響瞭我的文字。好在這是記人論人的文字，讀者既能看到我“飛揚跋扈”的一麵，也能看到我剋製自己、白描敘事的一麵；既能看到我“服務的”英雄主義一麵，也能看到我“專斷獨裁”的一麵。
其實我提請讀者參與的是讀書中人物。自青年時代起，我就有“野心”為筆下的人物“蓋棺定論”，這也是2000年以來我有十年時間連續來頌揚“當代漢語貢獻奬得主”的一大因緣，我希望在散亂的史書、意識形態評判之外，為當代社會貢獻我個人“論世知人”的人生坐標。在寫作中，我盡可能把眼前所見的材料熔鑄到筆下，拋開我個人的主觀不說，即使這些材料，仍足以“開捲有益”。
雖然這些文字部分曾以《中國男》和《大民小國》之名結集，但重新整理纔發現，我寫近現代史上的人物已有一百多篇（限於傳主齣生時間等原因，本書刪掉瞭不少當代人），其中有不少文字為我珍愛，尚未跟讀者見麵。這次能以閤集的形式齣現，實在是一大因緣。自十年前《非常道》等書不約而同掀起瞭“民國熱”，直到今天，關於現代史的當代著述還少有可觀可流布之作。作為一個誤撞入曆史寫作領域的人，我對讀者的歉疚難以言說。
不少人問我，這些紀傳、評傳寫瞭什麼？迴到我身上，二十年來，或者說最近十年，我完成瞭從青年到中年的轉換，從激昂走嚮從容，有人說是從魯迅走嚮瞭鬍適，從憤青走嚮瞭文化主義，從西化走嚮瞭綜閤……我相信這些轉變是真實的，但沒有變的仍是理想、曆史的善和正義。我相信我的文字一直都在籲請世道人心的創造和安頓，一直在捍衛人類的正義和認同；當然，更為關鍵的，我在文字中交代瞭自己，二十年來，我都不像個“說書人”，我都不是沒話找話的人，不是以寫作刷存在感的人。
在選擇人物時，我一度不免受製於時代和知識精英的喜好。在2005年至2010年的寫作期間，我為之作傳的多是現代史上的主流人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曆史推手和弄潮兒，多為“早期偉大的中國國民黨人和早期偉大的中國共産黨人”（陳丹青語）。寫這些人，如林覺民、瞿鞦白等，既“政治正確”又“知識正確”，極為順手。他們的人生至今讓當代人奉為楷模，他們的言行早已成為後人“聞而起興”的典範。當然，我也發現瞭主流或颱海兩岸今天都不免忽略的人，如武訓。我理解自己，不僅是以司馬遷的紀傳體在寫筆下的人物，也是像王維、柳宗元、劉禹锡等人為六祖慧能寫碑銘一樣，為其證明正名。
這些年來，“民國熱”成瞭文化齣版界的一大闆塊，打開媒體，經常看到熟與不熟的作者談論民國人物。讀多瞭，我有一種厭倦，甚至羞於看到自己的名字成為媒體上的“點綴”。雖然，談論民國人物，既是新聞齣版媒體自身的需要，也有寫作者的名利滿足。寫作者本來也有“吃人”一說，我自己也不僅“吃”過老子，更幾乎“吃”盡瞭民國人物。隻是在網絡時代，50後、60後與90後的作者具有一樣的知識資源，如何不隻是做“文抄公”，不做百度或維基百科的拼湊者，如何不做一種觀念、時尚話語的錶達者，或政治知識正確的詮釋者，是我需要“突圍”的。
因此，在曆史劄記、隨筆之外，我的“曆史散文”之路也有縱深演進。我反思過曆史寫作，何以大傢談曆史人物時多有“先入之見”？有時看一個標題就明白作者想藉古人說什麼話，甚至明白作者是五毛、國粉、儒粉還是“杮油黨”，是80年代的齣土翻案史觀、90年代的細節史觀、知乎粉還是果殼粉。那麼，研讀曆史人物，我們如何保證自己的客觀公正，如何纔能還原一個曆史人物的生存狀態和內心情態？“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這一“禮義”在當下不過是某種“時勢權力”。這也是我努力嚮太史公看齊的一個原因，我希望紀傳一個人物，不是讓讀者受到哲理啓示或教育什麼的，而是引導其人生或生命參與進來，其中有真、有善，有人生或曆史百年的罪苦和美感。
我的“突圍”是多方麵的。我們當代中國人受教育以來，即對階級分析爛熟於心，但在今天卻很少有人以之觀察筆下的人物。研讀《易經》時，我明白中國文化也極重“時、位”。對一個人的人生階段和社會地位不曾有深入瞭解，我們又怎麼談得上懂人知人？因此，我後來為媒體寫瞭一組文字，隻從謀生理財的角度寫一個人，這樣寫時，不免理解曆史人物的言行何以會有那麼大的反差。以魯迅、鬍適為例，魯迅隻是溫飽有餘，中産不足；而鬍適則是今天“成功人士”般的文化人都未必比得上的中産，盡管他們都有國士之心力和纔能，但身份、地位的選擇和差異也對二人的言路思路有影響。我也寫過一組商人，職業商人為傳統四民社會階層的末流，但近代以來地位漸起，他們在近代中國起過非常大的作用，我寫他們，仍希望落實到個體本位上來，在傳統縉紳階層嚮土豪或工商文明的棟梁轉型的時代，還原他們的生存狀態。
隨著對中西文化的深入理解，我對曆史人物的關注也自覺轉嚮邊緣者。如果說年輕時隻以為理想的變法者、改革者、革命者，“五四”青年，現代化的倡導和推動者纔活得有意義，纔是真理的化身，纔是安身立命的正當有效者；後來的我明白，一個社會的個體成員在立身處世方麵有多種選項，他們從每一方嚮齣發都能抵達圓滿究竟。正如本書幾乎隻以材料紀傳的“儒傢慧能”、如慧能一樣“目不識丁”的王鳳儀老人所說，“真理唯一，但其道路非一”
我後來也在主流社會關注的人群之外，選擇瞭不少堪稱“怪力亂神”的人物，如算命的袁樹珊、道教的復興者陳攖寜、反中醫的餘雲岫等人。盡管“中國邏輯”“反智”一類的說辭仍懸在國人頭頂，提醒我們在現代世界生存應立足於可溝通的理性；但怪力亂神是東西方社會都有的現象，是人們仍“日用而不知”的領域。有學者認為，在移動互聯帶來的多維時空或高維時空裏生存，怪力亂神的現象都能為人理解，為人把握。在武訓、孫祿堂這樣的草根麵前，知識精英或許失語無語，但他們仍是中國文化的一大基礎。曾有哲人專論本國文化的“聖愚”現象，那麼我們中國文化的這一類草根聖賢算是什麼現象呢？
因此，我關注的曆史人物從以治世為主，到逐漸側重治身、治心，我盡可能打撈在中國立身的多樣可能。其實，與其說陳攖寜、餘雲岫治身，梁漱溟、熊十力治心，不如說他們一樣在治世。傳統的說法，儒傢治世，道傢治身，佛傢治心。儒釋道在近代閤流，早已使我們中國人從中都獲得安身立命的思想資源，落實在自己的人生中不過有所側重而已。在這個意義上，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主流精英算是治世者，邊緣人物算是側重治身治心者。我們今天都知道，這些主流邊緣隻是一時一地而已，他們都有為我們奉為經典的時候，也有為我們看輕看淡的時候。
人生社會的結構是否隻有身、心、世三重？人們能否“跳齣三界”？中國文化以為，數成於三。其實在係統結構的三分之外，還有內外、主流邊緣的二元分工，時空的四象五行結構。任何一種係統結構隻是方便說法，我們今天也都知道，任何分工分類本質上是一體不二的。就如今天大量的“治身”者，他們把日子落實在飲食、養生健身上瞭，他們未必抵達瞭陳攖寜、孫祿堂們的治身極緻，但他們至少明白瞭治身如不跟治世結閤，治身就不過是霧霾中的呼吸，穹頂下的食色。
隻見其同，不見其異，是一種偏見；隻見其異，不見其同，何嘗不是一種偏見？在全球化走嚮“深水區”的今天，有關人類大同的輕狂興奮似已過去，恐怖主義、權力和技術的管製異化使人對人類及其文化的衝突不免深信少疑。但一如把恐怖主義歸咎於某種宗教一樣錯誤，把自傢文化或自傢信仰當作唯一的“得道者”“救贖者”也是同樣罪錯的。
錢穆對魯迅的評論值得三思：“魯迅說盡瞭舊社會的中國，然而他何以如此憂心忡忡？他的目的不是中國的毀滅，而是為求中國的再起。魯迅全麵否定儒教，他不知道他所有的關懷，是一個新儒傢的再現，他隻是沒有意識到他是一個新儒傢。”在錢穆那裏，當年西化的魯迅、鬍適是新儒傢，我們由此可以理解，傳統的儒道互補、內佛外儒，跟人類文化的大小傳統統一在個體成員那裏是一個道理。百年來中國大陸聲勢澎湃的西化運動，在明智者眼裏隻是尚未完成的“新儒傢”。我們由此可以理解，無論中國文化如何趨新趨時，傳統中的儒釋道仍能夠藉身還魂，仍有強大的力量顯明其本質。對我們中國大陸來說，儒、釋、道、耶、迴等等都會成為有效的思想資源，他們如何融閤另當彆論，但如果融閤的外耶內佛錶現在一個中國人身上，那絕非“混搭”，而是有意義的立心立命。
生活在當代社會，我跟大傢一樣，感受到大陸轉型的苦難和文明世界現代性的危機。我多次引用莊子名言，“方今之世，僅免刑焉？”但今人難以免除視聽恐怖之刑，難以免除空氣水源汙染之刑，難以免除技術綁架人讓人低頭示眾之刑……個人的權利何以錶達？生命的意義如何展現？我經常想起“民胞物與”，想起與時浮沉者，我們如何纔能明心見性？
多年前，我曾十來次陪人看過一部德國電影《竊聽風暴》，影片中的埃爾伯特曾有對白：“我想這些人都不渴望自由！……人們漸漸習慣我們周圍發生的一切，接受以前所不能容忍的，可能再也不期待改變瞭！”他說，“這個體製讓人發瘋。但是正是這樣的體製讓人更有創作的欲望，寫齣人們真實的生活狀態，這纔是對得起自己良知的作品吧。……有那麼多限製，什麼都不能盡情錶現。活著真沒意思。”他後來不堪忍受沒有自由的生活，選擇瞭自殺。我曾多次想起他的話，以此自勉。後來看一部美國片，看到小鎮上的法官對實行“潛規則”的律師說：“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羞恥的事。”極為震動。我想到正常社會的人們都不失自性，都有自信判斷人間罪錯，他們把羞恥當作羞恥，把罪惡當作罪惡。漢語作傢的使命之一仍在於這種自立立人的開智啓濛。
我中國文化也有明辨是非、自誠而明的偉大個體和偉大時刻，隻是在一百多年的現代轉型裏，很多人失掉瞭自性，一些人甚至以一生的時間學舌外界的是非，效顰時勢權力的步伐，山寨流行的生活方式，很少能夠做自己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藉用黃仲則的名句，乾坤無事入懷抱，應是鴻濛藉君手。這部書裏的大部分傳主不僅是鴻濛曆史藉以書寫之手，他們確實書寫齣瞭不起的曆史文本，他們更是當得起“自己的主人”。在“五四”運動和社會革命的誘惑下，年輕的王明道選擇瞭另外的道路；在革命變異的時代，在眾人渾渾噩噩的日子裏，顧準探索著跟人類世界的有機聯係；後來的新人類們爭論譚嗣同活得值不值得時，似乎忘瞭譚當時大聲宣告自己的遺憾和圓滿：“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從本書中人物立身多有所成可知，做自己的主人不僅可望可即，也有很多道路。
因此，我誠惶誠恐又當仁不讓地嚮讀者奉獻這部紀傳體作品，我相信在這個“節操碎瞭”的時代，前人的人生能夠立起我們。盡管有人把今天的社會分成“成功人士”和“有待成功的人士”兩大群體，無論成功與否，無論壓力山大者還是得意者，多不免看輕前朝前人，以為我近現代史多為不幸，未曾完成。其實本書中的傳主們經受的，未必比今人輕淺、狹隘、簡單。與其虛擬自己的眼前生活，與其在想象裏陶醉，不如也看看曆史文本。其實我中國史展示的，遠比我們作傢虛構的更富有想象力，更富於人性和神性。“民國熱”證實瞭近現代史是我們可取之不盡的曆史遺産。本書中傳主百名，涉及人物數百人，跨越曆史近兩百年，其內容豐富未必輸於一部或數部長篇小說，或許再過若乾代，中國社會集體與天纔的個人結閤，再度創作齣類似《三國》《水滸》一類的近現代傑作。
我請前人登上供讀者閱讀觀看的舞颱，讓他們展示一生的片斷瞬間，希望人們看到前人的高度，看到他們對自己、對人生社會的態度，其中很多人給我們留下的印象，是他們對人生社會的責任感。在中外文明史上，負責本身即是義。的確，書中的傳主多當起“義人”之評，但這種“義”不是像人們印象中的近代史一樣沉重難當，而是極為日常的，是個人身心誌的平衡和統一。
一捲終瞭，大傢眼裏的傳主大多已然退場。那些在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的前賢退場，對他們、對我們意味著什麼呢？我近年多次想到退場和進場，並鄭重把退場立為新正義論的一大原則。韆年前的《沉思錄》的最後感慨就是新正義原則的遙遠迴響：“人啊，你一直是這個偉大國傢（世界）裏的一個公民，五年（或三年）會對你有什麼不同呢？因為與法相閤的事情對一切都是公正的。如果沒有暴君也沒有不公正的法官把你從國傢中打發走，把你打發走的隻是送你進來的自然，那麼這又有什麼睏苦可言呢？這正像一個執法官曾雇用一名演員，現在把他辭退讓他離開舞颱一樣——‘可是我還沒有演完五幕，而隻演瞭三幕’——你說得對，但是在人生中三幕就是全劇，因為怎樣纔是一齣完整的戲劇，這決定於那個先前曾是構成這個戲的原因，現在又是解散這齣戲的原因的人，可是你卻兩方麵的原因都不是。那麼滿意地退場吧，因為那解除你職責的人也是滿意的。”
譯者何懷宏也曾為此感慨：“當我們談到《沉思錄》的最後一段，即說從人生的舞颱退場的一段，我們即感到憂鬱，因為這就是人的命運，人難逃此劫。即使你覺得你的戲還沒有演完，新的演員已經代替你成為主角瞭，這裏的憂鬱就像卓彆林所演的《舞颱生涯》中的那些老演員的心情：苦澀而又無不欣慰，黯然而又稍覺輕鬆。另一方麵，我們又感到高貴，因為我們可以體麵、莊嚴地退場，因為我們完成瞭自己的使命並給新來者騰齣來地方。”
對我們來說，在這騰齣來的曆史舞颱上，我們是否演繹好瞭自己的人生角色？我們是否立得住？是否實現瞭自己的人生正義和社會正義？是否享有瞭生命的幸福和意義？
最後，要感謝我的太太餘玲，是她想到我這從青春到中年的人生寫作是一個整體。感謝何寅、董曦陽、楊海泉，使此書得以成型。還要感謝我多年的朋友張守禮、王俊秀，他們在我的生活中，賦予瞭“立人”鮮活生動的意義。
2015年11月15日寫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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