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 [Max Weber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 1890—1920]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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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沃爾夫岡·J·濛森著，閻剋文譯

圖書標籤:

馬剋斯·韋伯
德國政治
社會學
曆史學
政治學
19世紀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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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
學術著作
政治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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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中信齣版社，中信齣版集團

ISBN：9787508664484

版次：1

商品編碼：12051172

包裝：平裝

外文名稱：Max Weber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 1890—1920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6-10-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560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 20世紀zui重要的德國曆史學傢之一

　　· 韋伯思想研究權wei沃爾夫岡· J. 濛森代錶作

　　· 德國曆史學界裏程碑式著作

　　· 一本瞭解韋伯的必讀書，一本史料詳實、論述有力的德國政治史

　　· 著名學者、翻譯傢、韋伯研究專傢閻剋文翻譯並作序

　　· 颱灣著名學者錢永祥導讀推薦

　　本書作者沃爾夫岡·濛森是20世紀聞名於世界的德國曆史學傢，在英國史和德國史研究領域名聲斐然，在韋伯思想研究方麵更是首屈一指。濛森生於史學世傢，其曾祖父特奧多爾·濛森1902年因寫作《羅馬史》獲得諾貝爾文學奬，其父威廉·濛森也是著名的曆史學傢。

　　本書德文版甫一齣版便在學界掀起巨大波瀾，濛森對韋伯極具爭議性的解讀，令這本書先是遭到尖銳抨擊，之後逐漸獲得普遍好評。許多學者贊譽濛森"重新發現瞭許多重要事實"。

　　本書是zui詳實韋伯傳記，是瞭解韋伯生平及其思想的必讀書。本書不同於大多數韋伯傳記的"造神"傾嚮，其目標是根據對原始資料的謹慎分析刻畫韋伯的政治人格，不是一種片麵的意識形態解釋，而是力求描繪齣韋伯的全部復雜性，包括他的內在矛盾與模棱兩可。在這本獨特的韋伯傳記中，讀者將發現一個全新的在帝國主義、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中徘徊的韋伯。

　　這是一本韋伯傳記，同時也是一本史料詳實、論述有力的德國政治史。其從經濟崛起卻政治保守的19世紀末德國講起，一直敘述到民族復興焦慮掩蓋瞭魏瑪憲製脆弱的"一戰"後的德國，幾十年間諸多重要的德國政治傢如俾斯麥、威廉二世、鬍戈·普羅伊斯等輪番上場。

　　本書譯者閻剋文是馬剋斯·韋伯著作中文本譯介的專傢，從事相關譯介工作近二十年，目前市麵上已有的韋伯著作中譯本，半數以上齣自閻剋文的譯筆。閻剋文為本書撰寫一篇譯者序，詳細闡釋瞭本書的曆史價值以及韋伯的政治使命。

　　特邀著名學者、韋伯研究專傢錢永祥為中文版撰寫導讀。導讀將韋伯所處的曆史與政治環境及其思想對中國目前處境的藉鑒意義一一詳述，可謂情理兼備、發人深省。

內容簡介

　　19世紀末的德國，經濟崛起卻政治保守；

　　“一戰”後的德國，民族復興的焦慮掩蓋瞭魏瑪憲製的脆弱……

　　馬剋斯·韋伯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德國政治密切相關：他激烈批評俾斯麥和德皇保守的社會政策，卻更失望於資産階級的政治軟弱；他在“一戰”中齣於德國利益穩步推動“體麵和平”的實現，卻被自私的政治領袖葬送；他在魏瑪製憲中期盼卡理斯瑪威權領袖重振大國榮耀，卻未料到會是納粹主義的興起……

　　本書是德國曆史學界的重要著作。作者濛森嚮讀者揭示瞭韋伯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熱忱的自由主義者，卻也是一個堅定不移的德國民族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厘清瞭韋伯這兩個看似矛盾、相悖的立場之間的重要聯係。

作者簡介

　　沃爾夫岡·J. 濛森，20世紀聞名世界的德國曆史學傢，先後任教於科隆大學、杜塞爾多夫大學，並擔任倫敦的德國曆史研究所主任。在英國史和德國史研究領域名聲斐然，在韋伯思想研究方麵更是首屈一指。濛森生於史學世傢，其曾祖父特奧多爾·濛森1902年因寫作《羅馬史》獲得諾貝爾文學奬，其父威廉·濛森也是著名的曆史學傢。

　　本書是濛森的代錶作，其著作另有《官僚製度的年代：論馬剋斯·韋伯的政治社會學》《帝國主義的理論》《帝國主義德國1867—1918》等。

　　· 譯者閻剋文，山東大學兼職教授，1984—2000年先後就職於山東省總工會和新華社，2000年辭職，專事馬剋斯·韋伯著作的譯介，譯作另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經濟與社會》《君主論》《貢斯當政治論文選》《公眾輿論》（閤譯）《民主新論》（閤譯）等。目前已有的韋伯著作中譯本，半數以上齣自閻剋文的譯筆。

精彩書評

　　盡管由於命運和環境的作弄，（韋伯）沒有在政治方麵享有顯赫的地位，但卻毫不減損他傑齣政治傢的本色，他的偉大就像一個沒有手的拉斐爾，沒有功績但卻有無限的潛力。

　　——著名哲學傢卡爾·雅斯貝爾斯

　　（韋伯是）曆來登上學術舞颱的角色中有影響的一個。

　　——著名經濟學傢約瑟夫·熊彼特

　　韋伯是最後一批博學者之一。

　　——美國社會學傢劉易斯·A·科瑟爾（ Lewis A. Coser）

　　沃爾夫岡·濛森詳細重建瞭馬剋斯·韋伯的政治觀點……盡管濛森打破常規的觀點起瞭巨大爭議，但他在學術史料上全麵徹底的挖掘不容置疑。

　　——《美國社會學期刊》

　　濛森這本著作的價值不在於重新發現瞭許多重要事實，而在於對散落各處的文獻的仔細校訂，係統性的分析，以及從民主和反民族主義者的角度對韋伯突齣敏銳批評。

　　——德國曆史學傢剋洛澤·愛潑斯坦（Klaus Epstein）

　　在浩瀚的韋伯二手文獻中，認真研究“政治人”韋伯因而具有裏程碑意義者，首推濛森這本經典。

　　——颱灣著名學者錢永祥

精彩書摘

　　第一章青年韋伯的政治發展（節選）

　　馬剋斯·韋伯深為他那個時代的政治問題所吸引。他的許多同時代人都希望他能成為一個實際的政治傢，他本人也曾有此期待。他的全部學術工作，尤其是他為知識誠實與學術客觀性而從事的無休止鬥爭，在某種意義上說，可以視為一種日益強大的努力——與當代政治事件保持距離並獲得內在自由。這樣來看，政治，不唯眼前的實際政治，還有更大意義上的政治，在他的生活以及畢生的工作中，都是處於核心地位的。事實上，即便在他人生的最初幾個階段，也同樣如此。可以說，馬剋斯·韋伯一齣生就被拋進瞭政治。政治是他父親的職業。這位為人父者是柏林地方政府的一名高級官員，也是該市民族自由黨的一個重要成員。城市政治是他的直接利害關係所在，但他的政治活動則遠遠超齣瞭那個範圍。曾有一度，老馬剋斯·韋伯還是德國國會的議員。19世紀80年代，他甚至進入瞭民族自由黨的中央委員會。當然，更為重要的是他作為普魯士下議院民族自由黨代錶團成員的活動。老韋伯固然並不屬於該黨領導層的核心圈子，但他是一個極有影響的黨務組織者與協調人。他與民族自由黨的大佬們關係密切，本尼西森（Bennigsen）、米剋爾（Miquel）、卡普（Kapp）、前普魯士財政大臣霍布裏希特（Hobrecht）、艾吉迪（Aegidi），以及馮·西貝爾（von Sybel）、馮·特賴奇剋（von Treitschke）、狄爾泰（Dilthey）、濛森（Mommsen）等著名學者，都是他那好客的大宅子裏的常客。孩童時期的韋伯，就不得不在父親那裏旁聽頻繁的政治討論，同時，他還通過個人觀察，開始瞭解德國自由主義的概貌。韋伯居然會好奇地傾聽父親嘮叨日常的政治工作。成年後的韋伯對德國自由主義曆史那種令人驚訝的熟悉程度，與這些年的耳濡目染應該密切相關。

　　不足為奇，韋伯一開始接受的就是從他父母那裏聽來的政治觀點。他最初的政治發展也局限於他父親代錶的溫和民族自由主義傾嚮。稍後，馬剋斯·韋伯便自視為首先是民族自由黨人的後裔。關於他父親的政治觀點，我們所知不多。年輕時候，老馬剋斯·韋伯曾與自由主義保守派集團走得很近，一度還編過《普魯士周刊》（Preu�xisches Wochenblatt），莫裏茨·奧古斯特·馮·貝特曼·霍爾韋格（Moritz August von Bethmann Hollweg）所謂周刊黨（Wochenblatt partei）的機關報。即使這個集團對威廉一世“新紀元”的期望破滅之後，老韋伯依然忠於他的自由主義保守派觀點。他的第一個政治職位，是1862年3月17日組建的所謂“立憲黨”（Konstitutionellen Partei）的中央選舉委員會主席。作為憲法衝突期間自由派和俾斯麥積怨的結果，老韋伯多少有些往左轉瞭。他與政治同道、曆史學傢赫爾曼·鮑姆加滕（Hermann Baumgarten）結下的畢生友誼，就是從那個時期開始的。那位德皇（指威廉一世（William Ⅰ， 1797—1888），普魯士國王（1861—1888）、德意誌帝國皇帝（1871—1888）。——譯者注）登基之後，老韋伯加入瞭民族自由黨陣營，這是以實用主義態度接受妥協的一步，完全閤乎他早先的立場。他交往瞭大批自由派政治傢，後者與俾斯麥的閤作期完結之後，便放棄瞭帝國憲法嚮自由主義演進的希望，而是緻力於維護已有的成果。他成瞭本尼西森的支持者，並因此批評和抵製瞭裏剋特（Rickert）周圍那個反俾斯麥集團的脫離行動，傾嚮於留下來的少數派左翼。盡管他對俾斯麥厭惡民族自由黨的態度深為遺憾，但他還是支持瞭最為重要的那些俾斯麥政策路綫。他堅決反對自由派左翼的消極政治。但他也像許多自由派朋友那樣，為“俾斯麥企圖摧毀周圍所有能乾的獨立力量”而痛惜不已，這也是他兒子所持的觀點。和民族自由黨的大多數人一樣，他與普選權的主張絕對格格不入。

　　盡管如此，老韋伯的氣質決定瞭他並不是個天生的政治傢。和他兒子後來錶現的一樣，他也不是個本能的鬥士。他的政治行為有一種自鳴得意的特徵，而且還很容易知足。按照瑪麗安妮·韋伯的描述，他屬於“典型的資産階級，自得其樂地立身處世”。馬剋斯·韋伯很年輕的時候就反感這種生活方式，多年以後，這種反感導緻瞭他與父親的激烈爭吵。政治上的高明見識並不足以支撐韋伯父親的政治活動，因為，作為一個政治傢，他的主要經驗領域是財政和行政管理，更專注於日常的實際問題，而不是長遠的重大政治問題。他在普魯士下議院預算委員會扮演瞭許多年的重要角色。後來，1894年，在德國國會預算委員會民族自由黨代錶的職位上，老馬剋斯·韋伯捲入瞭一場與主管普魯士大學事務的普魯士文化部高級官員阿爾特霍夫（Althoff）的衝突，終因人事政策上的戰術性政治手段而聲名狼藉。阿爾特霍夫因為試圖在柏林大學新設一個政治經濟學教授職位而爭取民族自由黨的支持。老韋伯為瞭已在柏林大學擔任講師的兒子馬剋斯的學術未來，也參與瞭衝突，但他很快就發現自己受到瞭排擠，也許是在兒子的力促之下，他辭去瞭委員會秘書的職務。

　　1882年初，馬剋斯·韋伯剛好18歲，他第一次離傢長期在外。韋伯被海德堡大學錄取，學習法律、國民經濟學、曆史與哲學。盡管由此擺脫瞭彌漫在柏林傢中的政治空氣的直接影響，但他繼續分享著父親的政治觀點。當然，政治還隻是個附帶的興趣。這時的馬剋斯·韋伯，興趣主要集中在各個學術領域，他喜歡聽剋尼斯（Knies）這位經濟學曆史學派主要代言人的課，聽貝剋爾（Bekker）的羅馬法，以及其他幾門法學課程，包括庫諾·費捨爾（Kuno Fischer）的課。他對埃德曼施道夫（Erdmannsd�塺ffer）的研究生班曆史課程也非常著迷，曾在那裏專心緻誌於16、 17世紀的問題。韋伯在海德堡的第一學期，與同在那裏就讀的大錶哥奧托·鮑姆加滕（Otto Baumgarten）的討論，喚起瞭他對神學問題的嚴肅興趣。除此以外，韋伯還閱讀瞭蘭剋（Ranke）的《日耳曼—拉丁民族史》（Geschichte der germanisch�瞨omanischen V�塴ker）和《現代史學傢批判》（Kritik neueren Geschichtsschreiber）。同上注。另外，他還讀瞭薩維尼（Savigny）、耶林（Jhering）和施莫勒（Schmoller），他認為施莫勒並不像以前自己相信的那樣是個堅定的國傢社會主義者。海德堡大學阿勒曼尼亞人兄弟互助會的酒會對他也沒有産生太大影響。韋伯是在第二學期加入兄弟會的，這讓他後來後悔不已。

　　和他父親的政治老搭檔、曆史學傢赫爾曼·鮑姆加滕（Hermann Baumgarten）的交往，對於韋伯的政治發展更加重要。韋伯與鮑姆加滕一傢是姻親，韋伯的父親就是在鮑姆加滕傢裏初遇自己妻子的。51882年聖靈降臨節的假期，奧托·鮑姆加滕第一次把他的錶弟帶到瞭斯特拉斯堡。這次逗留標誌著密切的個人聯係的開端，這對於韋伯來說非常重要。轉過年來，他就常去斯特拉斯堡瞭。他在那裏完成瞭一年期誌願兵的軍事義務，其間他頻繁齣入那位曆史學傢的宅邸。韋伯成瞭年邁而孤獨的曆史學傢的政治知己。老鮑姆加滕特彆喜歡推心置腹地與這個外甥談論整體的德國政治進程和具體問題。馬剋斯·韋伯確實是個齣色的談伴，他對日常政治事態的見識令人驚訝。他從斯特拉斯堡寫給父母的信中，一再生動地談到瞭和姨父的政治辯論。1884年鞦天轉學到柏林之後，他依然和斯特拉斯堡的這位曆史學傢保持著密切的聯係。即便後來在柏林任教的那些年，馬剋斯·韋伯還是經常和他聯係，盡管不是那麼頻繁瞭。19世紀80年代末期，他從柏林的觀察角度繼續嚮鮑姆加滕報告他對重大政治事件的看法。

　　鮑姆加滕是個滿腔熱情的男人，48歲時，由於那場革命的失敗，以及屢屢和官方的檢查員發生衝突，他放棄瞭記者職業，成為一個曆史學傢，但他繼續深切關注政治。盡管直到1866年他還是俾斯麥政策的堅定反對派，此後卻成瞭俾斯麥的支持者；不過，與俾斯麥時期的多數民族自由黨人不同，他從沒放棄自由主義的憲政信念。在對德國自由主義的著名“自我批判”中，他力促自由派擺脫60年來的教條主義，而不是完全放棄理想主義政治。他堅信，創建一個德意誌民族國傢是極為重要的德國政治目標，“國傢統一、國傢權力、國傢獨立”是“至高無上的政治目標，是全部現世繁榮的基礎和開端”。然而，他和那個時代的許多自由派不同，並不準備滿足於1870—1871年所實現的目標，他為這個民族感到驕傲的是，它受到瞭一種信念的支配，即統一必須遵循道德自製和民族淨化的要求。盡管他在1871年曾熱情支持俾斯麥，但是，當他看到德國自由主義在一係列決定性的國內問題上遭到失敗後，卻敏銳地成瞭那位首相的反對派。像特奧多爾·濛森（Theodor Mommsen）一樣，他對19世紀70年代結束後的德國政治進程越來越感到疑慮和痛苦。

　　鮑姆加滕批評瞭那個偉大首相的“愷撒式煽動行徑”，批評他害苦瞭中間力量並迫使社會民主黨和教皇黨走嚮激進。在他看來，俾斯麥的愷撒統治導緻他在1866年引進瞭普選權。俾斯麥本人後來承認，他把普選權“扔進坩堝”是個戰術動作，以對抗奧地利“最強大的民主計謀”。鮑姆加滕擔心，這個做法會帶來破壞性的後果，受普選權威脅的“不僅是國傢”，還有“我們的整個文化”，它將使“大眾在所有問題上都陷入原始的權力本能”。鮑姆加滕還激烈批評瞭俾斯麥在文化鬥爭中使用的手段。他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即俾斯麥的行動是齣於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完全不顧虔誠的新教徒情感。因此，文化鬥爭的方式具有欺騙性，勢必無果而終。根據在阿爾薩斯—洛林邊界地區的直接觀察，他對政府的政治路綫發齣瞭越來越尖銳的反對聲音。他為國內彌漫的盲目順從氣氛、特彆是它在年青一代中間的影響而憂心忡忡。伴隨這種氣氛的是政治判斷力的危險衰敗。鮑姆加滕在19世紀60年代就痛苦地指齣瞭德國人民的政治不成熟，此時談論得更尖銳、更頻繁瞭。

　　鮑姆加滕本人雖然與普魯士意氣相投，但並沒有片麵看重普魯士在德國編年史上的分量，他還盡力不去忽視南德的傳統。在對特賴奇剋的《德國史》（該書第二捲齣版於1883年）進行的猛烈抨擊中，鮑姆加滕擺明瞭自己對政治局勢的批判態度。作為一個曆史學傢和政治傢的特賴奇剋，把政治傾嚮擬人化，使得鮑姆加滕極為驚懼。他相信，特賴奇剋的著作錶現齣一種頭腦狹隘的普魯士沙文主義性質，醉心於帝國的現狀，放棄瞭一切更深遠的憲政理想。鮑姆加滕認為，特賴奇剋毫無謙恭之心，肆無忌憚地以傲慢與偏執的民族情感傷害其他民族。鮑姆加滕在與特賴奇剋的爭吵中，由於少見的苛刻姿態，導緻他疏遠瞭他的所有朋友，最終還包括他的老夥伴——海因裏希·馮·西貝爾（Heinrich von Sybel）。

　　鮑姆加滕強有力地影響瞭青年韋伯的政治觀點。當然，對於他那些誇大其詞的看法，韋伯並不打算引為己見。他在與鮑姆加滕陰沉而悲觀的見解的不斷對質中發展齣瞭自己的觀點。不過，鮑姆加滕確實幫助他擺脫瞭得自他父母的褊狹的民族自由黨觀念，讓他看清瞭俾斯麥體製的內在弱點。盡管韋伯從未贊同過鮑姆加滕對那個偉大首相個人及其政策的尖銳批評，卻接受瞭這位老人在許多重要問題上的判斷。尤其顯見的是，對於俾斯麥政策的愷撒式煽動主義性質，他與鮑姆加滕的看法是一緻的。8例如，韋伯當時就譴責瞭“俾斯麥式君主政治的危險禮物：普選權，這是所有人在這個詞的最真實意義上的最純粹的平等死亡”，盡管他並不同意老人的悲觀主義看法，即實行普選權可能毀滅的不僅是國傢，還有這個民族的文化生活。對於韋伯後來的政治發展特彆重要的是，鮑姆加滕嚮他指齣瞭俾斯麥的統治對這個民族政治判斷力造成的後果。鮑姆加滕預言說“此人身後將留下巨大的麻煩”，實際上，這在韋伯看來似乎過於悲觀瞭。正如他在1888年緻鮑姆加滕的一封信中所說，他並不相信從長遠來看“行政機器和我們政治信仰的靈魂會土崩瓦解”，即便“君主統治不可避免將在最近的未來受到衝擊”。不過，鮑姆加滕對韋伯尖刻評論年青一代那種不加思考的盲從，卻使韋伯敏感地意識到，他這一代人確實談不上政治成熟。他本人倒是能夠避免柏林的同學們那種天真的俾斯麥崇拜，但他同樣尊重這位天纔大政治傢。他曾提齣疑問說，為什麼俾斯麥總是忘記恰恰是“他本人激勵瞭黨派精神，從而毀掉瞭‘國民的好感之源’”，但他卻悲哀地發現，這使他遭到瞭迷戀俾斯麥的同學們的一緻責難。

　　韋伯深為他這一代人對政治問題缺乏興趣而憂慮：“我這一代人真是令人稱奇，他們所關心的事情無非就是，要麼與反猶主義沆瀣一氣……要麼就是達到更高的水平，認為模仿‘原原本本的俾斯麥’意義重大。”他看到，那些政治不成熟的同學們在“特賴奇剋講課時隻要語帶反猶味道就會爆發齣……一通狂歡”，其實是在釋放一種緊張情緒。他確信俾斯麥崇拜、反猶主義和天真幼稚密切相關。他這一代人“最最不可思議的”特徵，就是對“本世紀曆史那種奇特的無知”。

　　特賴奇剋對一部分受過教育的德國中産階級的有害影響，導緻韋伯步鮑姆加滕後塵，疏遠瞭那位大曆史學傢。他並不傾嚮於附和鮑姆加滕那種全盤否定的裁決，而是認為，特賴奇剋僅僅是沒有足夠充分地遵循學術客觀性標準。當然，韋伯不可能忽視特賴奇剋給聽眾留下的強大印象，那種從他火山一般的天性中噴發齣來的魔力。他認識到特賴奇剋的片麵性背後有著名副其實的熱誠，以及偉大人格的嚴肅性。他曾讀過特賴奇剋的詩作並把它們寄給瞭赫爾曼·鮑姆加滕，因為他發現，“裏麵那種誠摯的理想主義，是這個在許多方麵都不幸的人哪怕犯下最不堪的錯誤也不會遺失的。……如果說他在講壇上聲名狼藉的影響是一種不幸的話”，他給鮑姆加滕寫道，“那首先也是聽眾的（錯）……”

　　俾斯麥同樣是這種情況：國民知道在他最需要的時候如何對待他，如何堅定地利用他，他們給瞭他信任，這是他應得的——他們從一開始就應該明白這一點，可是現在太晚瞭——他那些常常具有破壞性的個人政策，影響所及已經超齣瞭他們所能把握的範圍。我的同時代人竟然如此崇尚軍國主義以及類似的所謂“現實主義”文化這種怪物，竟然藐視一切不求助於人的邪惡品質——特彆是粗野殘忍——而達到目標的努力，然後是大量且往往非常刺耳的偏執看法，與彆人的觀點進行鬥爭的亢奮，由深入人心的成就感引起的對今日所謂“現實政治”的偏愛，凡此種種，就不是他們從特賴奇剋的教程中得到的僅有的東西瞭。

　　韋伯特彆抵製特賴奇剋把政治與學術融為一體的做法。就是在那個時候，他開始有瞭激烈反對學者們進行任何煽動和預言的意識。當然，他也承認，人們可能會看齣，特賴奇剋“就是在這些過度的黨派激情和偏見中……從事一種偉大而熱情的理想架構的追求”，但這實際上意味著，“他忽視瞭不計後果、隻求真理所需的真誠嚴肅的努力”。

　　然而，特賴奇剋對韋伯政治觀點的影響卻不應被低估。韋伯在柏林時，可能至少聽過特賴奇剋的兩次課程，其中一次講授的是“國傢與教會”，這是一次談論政治的著名演說。被特賴奇剋論述國傢的性質時置於核心地位的大國理想，把民族國傢提升到政治標準的高度，以及藐視小國寡民的生活，全都重現在韋伯自己後來的政治思想中，一定程度上甚至有過之無不及。可以認為，特賴奇剋積極支持雄心勃勃的帝國主義海外擴張政策，給韋伯留下的印象特彆強烈。韋伯在弗萊堡就職演說中要求德國采取自己的世界政策，就很可能與特賴奇剋的影響直接有關。然而，就我們目前所知，韋伯並沒有全盤接受特賴奇剋的帝國主義目標，也從未懷有特賴奇剋式帝國主義那種典型的反英偏見。

　　我們無法確定馬剋斯·韋伯在柏林就讀期間還有多少其他教師影響瞭他的政治發展。韋伯自己提到瞭格奈斯特（Gneist）、艾吉迪（Aegidi）和阿道夫·瓦格納（Adolf Wagner）但他們的影響可能並不大。韋伯對所有把學術政治化的傾嚮都感到不安，使他不會接受這樣的影響。另外，到柏林之後，韋伯很快就開始逃課，他寜願待在傢裏大量讀書。當時他極為沉迷自己的專業興趣，因而遠離政治，師從戈德施密特（Goldschmidt）學習商法，他的學位論文就是圍繞中世紀商業行會的曆史下功夫的。他跟從邁岑（Meitzen）所做的農業史研究，同樣屬於完全非政治的領域。除瞭布魯納（Brunner）和貝澤勒（Beseler）的課程之外，馬剋斯·韋伯還修習瞭祁剋（Gierke）的課程，不過，祁剋對他後來政治觀點的影響，與對鬍戈·普羅伊斯（Hugo Preuss）的影響相比，可以說幾乎沒有産生任何重要作用。馬剋斯·韋伯反對一切“有機的”法律和社會理論，哪怕它們錶現為最溫和的形式；他也反對祁剋與它們扯在一起的理論，盡管他承認祁剋的理論作為法律史上的一項非凡成就意義重大。

　　在那段時間的韋伯書信中，隻有一處著重提到瞭魯道夫·馮·格奈斯特。韋伯贊美過格奈斯特的德國憲法與普魯士行政法教程，稱其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是“真正的傑作”，並且（不無保留地）記述說，這位法學學者偶爾也會評論當代的政治問題，偏愛“嚴格的自由派觀點”。他作為自由主義國傢法的律師，還抱有狂熱的文化鬥爭信念，這對馬剋斯·韋伯可能12也産生瞭強烈影響。格奈斯特肯定還使韋伯注意到瞭普魯士東部各省那種引人注目的傢長製自治體（patriarchalischen Selbstverwaltingsorgane）特性，這與德國西部各省普遍比較都市化的環境條件大不相同。另外，格奈斯特的比較法學方法論，某種程度上說，對韋伯後來的法律社會學研究可謂意義重大。但是，韋伯極不贊同格奈斯特那種自治製優於議會製的主張，而且後來明確采取瞭與之相反的立場。韋伯認為，單純的地方性或全國性行政，與追求權力事業的政治，兩者的高下猶如霄壤。僅靠良好的行政，絕無可能實現這個偉大民族的全球性政治目標。

　　因此，我們可以認定，唯一對學生時代的韋伯産生瞭意味深長且經久不衰的影響者，隻有赫爾曼·鮑姆加滕。但是，鮑姆加滕並未深度影響到韋伯在具體政治事態上的立場。在這個領域，馬剋斯·韋伯往往明顯地與這位滿腹悲觀情緒的忘年之交觀點相左。鮑姆加滕以同樣方式教導韋伯觀察政治事件，並且同樣刻闆地認為這是自己的獨門秘訣。尤其顯而易見的是，對於政治領袖的成長和國民政治判斷力的熏陶，他們兩人抱有共同的看法，都認為這是一切政治現象的根本問題。他們都在研究政治製度的性質與被統治者政治成熟程度之間的相互作用。例如，在那個著名的“自我批判”中，鮑姆加滕把德國自由主義在1862—1866年間憲法衝突中的失敗，連同自由派不切實際的教條主義政策，都歸因於缺乏政治熏陶以及德國資産階級各階層産生不齣有天賦的政治傢。他強調瞭這種局麵的曆史原因。與特奧多爾·濛森一樣，他也呼籲要造就“畢生為政治工作”的人，而且要在貴族階層中尋找這種人，如果說這些階層實際上還空空如也，那就是因為“真正的政治生涯並不是資産階級秩序的特性”。我們將會看到，馬剋斯·韋伯也一再論及德國社會結構中絕大多數群體的政治不成熟問題，並將其歸因於俾斯麥統治的影響。他極為關注政治領袖的問題，反對傳統自由主義的功績原則，而是強調職業政治傢作為現代大規模民主政治中的政治權力載體的重要性。

　　與鮑姆加滕就俾斯麥和德國自由主義的未來進行的熱烈辯論，以及和柏林的同學們之間多方麵的政治討論，有助於韋伯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他父母傢中的民族自由黨傳統，並在一些重大政治問題上形成瞭獨立的立場。當然，即便在早期階段，他獨立做齣的政治判斷也不同凡響，他在《反社會黨人法》問題上的立場大概就是最清晰的證明。他父親和鮑姆加滕都認為，這是一個必要的惡，但韋伯早在1884年就對這項措施産生瞭懷疑：“我有時喜歡相信，人人平等的權利高於其他一切，因此，把某些人投入牢房，還不如封住每個人的嘴更可取。”《反社會黨人法》顯然侵犯瞭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自由主義原則，這激起瞭韋伯的正義感。當時他還堅稱，他觀察到瞭社會民主黨的立場和領導層都在發生徹底變化。盡管這在那時並不是準確的觀察，但畢竟體現瞭一種對社會民主黨的溫和評價，擺脫瞭資産階級的焦慮感，這成為後來韋伯特有的一種態度。

　　換句話說，韋伯也不贊同違背或放棄理想原則以迎閤實際的現實政治。他在文化鬥爭期間毫不猶豫地堅持瞭自由主義立場，但與鮑姆加滕一樣，他也支持為自身利益進行鬥爭，而不是把它作為達到其他目的的手段。1887年俾斯麥再次給文化鬥爭的法律打摺扣時，14馬剋斯·韋伯斷言，某些民族自由黨人現在接受瞭這個事實——唯一的“政治”目標就是讓反天主教的行動成為必須，盡管它的客觀條件已經不復存在：“這種不聲不響的‘和平’真是令人悲哀，無論如何，這是承認瞭一種不義，一種嚴重的不義，盡管人們如今都說，這場鬥爭隻有齣自我們一方的‘政治’原因。如果它在我們看來確實不是個良心問題而隻是個權宜之計，那麼我們就真的是由於錶麵的原因而褻瀆瞭天主教人民的良心——正如天主教徒所斷言。……因此，我們的行為並無良心，我們是道德上的輸傢。這是失敗帶來的最嚴重的問題，因為它阻礙著我們再也不可能繼續進行這種要想獲勝就必須進行的鬥爭。”

　　馬剋斯·韋伯通常也都會遵循父親的左翼自由主義立場。他不滿進步黨對待所有財政與軍事改革的消極態度。1887年他曾議論說，要是進步黨能軟化反對所有財政改革的絕對頑固態度，“那真是難以置信的明智”。他也不贊同進步黨與80年代那種非常溫和的殖民政策的對立態度。他希望，討論一切與帝國的國際地位有關的問題，都應排除黨派偏見。因此，他強烈反對把預算案和歐根·裏希特領導下的進步黨反復就國內政治挑起的爭吵攪和在一起，並深為一再齣現的鬥爭結果感到痛心。這些鬥爭給俾斯麥以國傢主義的花言巧語解散德國國會提供瞭藉口。後來，他比任何人都更嚴厲地譴責俾斯麥把預算案問題推到瞭國內政爭的風口浪尖上。俾斯麥的政策“利用軍事問題作為武器對付令人不快的反對黨”，實際上導緻這些問題變瞭形，“把簡單易懂、直截瞭當的預算問題推到瞭一輪又一輪國內權力鬥爭的風口浪尖上，嚴重損害瞭軍隊的利益，不過對俾斯麥倒是大有好處。”

　　馬剋斯·韋伯認為，進步黨的政策純粹是教條主義的。他斷定進步黨沒有能力發揮建設性作用。因此，他看不齣進步黨未來能有什麼成就。自由派普遍都抱著一個希望，即弗裏德裏希王儲的政府會把國內政策導入自由主義軌道，鮑姆加滕和韋伯的父親同樣抱有這種希望，但韋伯相信，這是無稽之談。德國的政黨政治現狀絕無可能為又一個“自由主義時代”提供框架。自由主義分崩離析的惡劣情形，事實上已經完全排除瞭這種可能性。韋伯鄙視進步黨在這位王位繼承人麵前的“奴性”投機。他給赫爾曼·鮑姆加滕寫信說，必須“完全否定這些人還能有任何建設性的政治行動，不然將造成自由主義的永久分裂，而且，自由主義將會同時遭到滿腦子成見的狂熱煽動傢和盲目的俾斯麥信徒的損害。然而，我們又不得不期待著以往的團結因素及時從左翼那裏産生齣來並重返建設性的閤作”。

　　我們已經知道，韋伯並不看重民族自由黨人。最初他還曾在鮑姆加滕——後者在80年代越來越靠攏進步黨——那裏為他們進行辯護，但他逐漸認識到，民族自由黨正在變得日益遲鈍，特彆在70年代先是本尼西森、繼而又有許多其他齣色的民族自由黨領導人退齣政壇之後。他不滿他們越來越背離自由主義傳統，那種自滿自足的狀態使他們轉而成為單純的國內政治現狀辯護士。1887年，第二次法案通過、文化鬥爭結束時，他譴責民族自由黨人“盡可能順從地享受……‘我們擁有’的東西”，批評他們不肯16思考不確定的未來問題以免自尋煩惱。早在1885年他就注意到，“這個黨能不能再次贏得普遍信任是大可懷疑的。人的記性並不可靠，沒有人還會記得這個黨乾齣過什麼業績。”韋伯也不相信民族自由黨如果不與進步黨閤作，未來還有什麼生氣，因此，進步黨走下坡路也會損害到民族自由黨。到80年代末期，韋伯對德國自由主義的未來已經極為悲觀。他對德國政黨政治的“總體頹廢”哀嘆不已，擔心最後會是左右兩翼的激進政黨交替與中央黨結盟支配德國的政治舞颱，事實證明，這個預言是準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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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譯序韋伯的政治使命與宿命

　　閻剋文

　　簡而言之，本書可以看作在理論和實踐兩個領域對馬剋斯·韋伯一生的政治述評。

　　評述一個名人的結果，是産生瞭一部名著，這種情況似乎並不常見，本書之所以實至名歸，應該說與作者的背景不無關係。沃爾夫岡·濛森齣身於一個顯赫的史學世傢，他的曾祖父特奧多爾·濛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是五捲本《羅馬史》的作者，也是韋伯的博士學位答辯委員會導師。同樣可觀的是，他和他的父親威廉·濛森（Wilhelm Mommsen， 1892—1966）及孿生兄弟漢斯·濛森（Hans Mommsen，1930—2015）也都是各自時期德國史學界的扛鼎人物。他本人專注的領域主要是19、20世紀的英國與德國史，同時他還廣泛涉足外交史、社會史、思想史和經濟史的研究。從以往的韋伯研究史來說，本書齣自沃爾夫岡·濛森的手筆，或許就不能算偶然事件。

　　大概是因為文本信息量的解讀局限，實際上，英語世界的學術研究，遲至20世紀70年代初，纔開始注意並重視韋伯的政治理論和政治作為，例如1972年齣版的《馬剋斯·韋伯與現代政治理論》（Max Weber and the Theory of Modern Politics， by David Beetham， 1972）、《馬剋斯·韋伯方法論中的學術、價值與政治》（Science， Value and Politics in Max Weber�餾 Methodology， by H.H.Brunn， 1972）等，就是早期比較有代錶性的作品，此時距本書初版發錶已經過去瞭二十多年，再往後就絡繹不絕瞭。由此觀之，中文讀者對這個論域至今還普遍比較陌生，恐怕就更不足為奇瞭。

　　濛森一落筆就設定瞭全書的主題——“馬剋斯·韋伯一齣生就被拋進瞭政治”（原書第1頁。以下凡齣自本書的引語，均隻標示德文版頁碼）。事後來看，韋伯的齣身似乎就預兆瞭他這一生將承擔一份無可迴避的政治使命，也預兆瞭一種他最終無可逃避的政治宿命。

　　事實上，韋伯終生都在經曆著學術與政治的高度緊張關係。他從四五歲開始，就不得不待在好客的政治傢父親身邊，旁聽常年川流不息的學術與政治精英們的高談闊論；這刺激他在這兩個領域都錶現齣罕見的早慧天賦，直接影響瞭他在成年後的誌業方嚮。結果是，他幾乎始終都在“以學術為業”和“以政治為業”之間遊移不定，或者說，苦心兼營，直到生前的最後幾個月，纔徹底放棄瞭政治參與的一切努力。

　　無疑，作為一個經驗理論大師，韋伯的學術建樹，為他的政治思考和政治行動提供瞭遠比個人齣身更為深刻與持久的內在動力。

　　韋伯是經受馬剋思學說，尤其是馬剋思主義思潮衝擊的第一代德國知識分子中的一員。不過，大約在完成博士論文前後，也就是第二國際登颱亮相之時，他便萌生瞭一個非常新穎的曆史現實觀察視角，而且最終把它推嚮瞭極緻。首先，韋伯對那些一元化取嚮的決定論觀念都抱有嚴重懷疑，甚至産生瞭毫不妥協的道德敵意，認為技術決定論、經濟決定論、文化決定論、曆史決定論等，無論在宏觀還是微觀層麵上，都難以作為有效的理論手段勝任實證性的經驗分析；更重要的是，他在大規模比較研究的基礎上，逐步構建瞭一個社會科學方法論工具包——理想類型（ideal type）框架中的多元因果論。從事實上看，這個革命性的方法論工具包，也許可以說是韋伯著述體係中最有學術與政治指南價值的思想遺産。

　　毋庸贅言，《經濟與社會》可以讓我們在付齣艱辛的閱讀理解努力之後，比較完整地瞭解這個方法論工具包的精緻和復雜程度。韋伯從經濟社會學、支配社會學、法律社會學、宗教社會學、城市社會學等多個維度，重新考察瞭普遍曆史意義上的因果動力，試圖對曆史現實做齣盡可能客觀的因果解釋。其中特彆引人注目的是，韋伯無可爭辯地指齣，在經濟資源並不匱乏的時代和地方，僅靠天然的或人為的經濟所有權，並不可能占有、更不可能壟斷政治權力；如果沒有政治權力的在場，建立和維持共同體秩序，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共同體秩序，也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在他看來，對財産的占有僅僅構成瞭獲取、組織和運用政治權力的可能性基礎之一，即便廢除瞭私有財産，也不可能消除人對人的政治統治關係，尤其是支配關係，盡管它所需的基礎條件將會有所變化。更嚴謹的問題描述和更審慎的邏輯論證，使韋伯繼續得齣這樣的結論：在由經濟活動、法律活動、宗教（文化）活動和政治活動構成的多元因果框架中，政治操作機製具有特彆強大的功能性作用力，這在任何社會形態和發展階段都不例外。無疑，這樣的理論洞察，直接涉及政治的普遍性質、權力的結構及其衝突模式、政府與政治活動的可能形態、國傢與社會的關係，尤其是，現代性條件下國傢意誌與個人自由的張力問題，從而構成瞭有效解釋和預見經驗事實的一般性假設，重要的是，這對他的政治著述和政治參與都産生瞭深刻持久的影響。

　　俾斯麥的曆史性業績，則是另一個重要的影響力來源。盡管韋伯在大學讀書期間就清醒地拒絕隨波逐流，與正在盛行的俾斯麥崇拜保持瞭距離，並對他的個人政治品質産生瞭警惕，後來更是對其權力政治遺産帶來的某些虛妄社會後果發齣瞭毫不留情的道德批判，但是，作為一個“由現代歐洲文明塑造齣來”但又念念不忘德意誌民族曆史使命的思想者，韋伯對俾斯麥的政治成就可謂推崇備至。俾斯麥締造瞭一個強大的現代民族國傢，這首先得益於他本人的超越性政治境界，同時也離不開他那種強烈的權力本能和非凡謀略，這使德意誌民族的政治統一第一次成為可能。非常不幸的是，一個特殊曆史人物在一個特殊曆史時期確立的特殊統治地位，卻直接導緻瞭一個特殊的政治後果，就是德意誌民族習慣瞭接受一個偉人的照料，同時這個偉人也始終在有意排斥和壓製具有獨立意誌的競爭性政治傑人與政治力量，哪怕是可能的政治盟友也毫不留情，以緻在他黯然退齣政治舞颱之後，在這個民族需要立刻承擔起自己照料自己的政治責任之時，從上到下各個階層的政治成熟程度，看上去卻恍如倒退瞭幾十年，通嚮大災變的政治混亂與衰敗隨即開始瞭。韋伯親身經曆瞭這一切，他不可能袖手旁觀。

　　1895年韋伯就任弗萊堡大學教職時，德國已經進入瞭後俾斯麥時代，他在此時發錶的著名演說《民族國傢與經濟政策》，既是他正式委身於學術之業的突齣標誌，同時也可以看作他開始參與政治的一項個人宣言。實際上，這個演說最引人矚目的地方，主要並不是陳述韋伯的學術抱負，而是宣示瞭一種“理性”的民族主義立場和強烈情感，尤其是麵對德國的現狀及其預兆不祥的未來所必須采取的秩序重構與政治行動設想，盡管這裏的某些觀點還顯得比較粗糙，但後來不斷係統化的理論思考和許多重大政治方略大緻都可以追溯至此，簡言之，這個“演說基本上是在闡發他的政治規劃”（第38頁），他敏銳地意識到，德國如何走嚮未來，已經沒有太多可供選擇的餘地，也沒有太多可供懸而不決的時間瞭。他在演說中反復強調，他這一代人的任務絕不是賣弄庸俗政治經濟學的幸福主義小市民理想，而是如何在現代性條件下正視國傢意誌與個人自由的張力問題，因為它直接決定著每一個德國人能否活得像個人樣，從而凝聚成一個配得上偉大民族稱號的共同體，承擔起“在曆史麵前的責任”。毋庸贅言，這意味著必須從政治上尋找齣路，不唯理論上如此，現實的經驗世界更是如此。

　　按照韋伯的定義，從根本上看，政治就在於追求權力或者謀求對權力的影響力。不謀求權力的政治，僅僅存在於烏托邦那裏或者無政府主義者的幻覺中，不足為訓；而權力的經營，無論是古希臘政治學意義上的道德化經營還是現代性政治條件下的技術化經營，對於實現預期的價值目標都具有決定性意義。總起來說，韋伯認為權力的特殊性質及其不間斷在場使政治成瞭一個高度獨立的領域，亦即操作邏輯、經驗係統和倫理規範的高度獨立性，而現代政治更其如此。“在韋伯看來，為權力而鬥爭，不僅是人類政治組織的基本要素，也是全部文化生活中的基本要素。”（第43頁）這樣的政治觀，最終在《以政治為業》這個著名演講中導齣瞭一個事實陳述性質的結論，即現代政治需要職業政治傢，理性化的製度安排必須滿足一個核心要求——不斷訓練和篩選齣這樣的政治傢並有利於他們脫穎而齣、登上政治舞颱以承擔責任。這不光是一個泛泛的理論設想，更是德國現實的迫切需要。

　　應當指齣，韋伯不僅是個“歐洲文明之子”，他還是威廉時代的德國知識精英，因此，他一直抱有君主立憲的政治理想也許就不足為怪，甚至到瞭君主製被廢除之後，他還力主憲製改革能夠為德國總統提供立憲君主的地位和權力。用今天的眼光來看，我們當然可以輕飄飄地判定這種觀念反映瞭時代的局限性，但正如濛森所說：“他的觀點並非保皇主義情感的反映，他對君主製的支持乃是齣於選擇最佳治國技術的功能考慮，根本不意味著情感上的忠誠。他相信，一個‘強大的議會君主製’在技術上最有適應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歸根結底它是最強大的政體。它優越於所有共和政製之處就在於，它是奠定在一個重要的形式優越性基礎上的——‘國傢的最高職位已被永久占據’，因而對抱有個人野心的政治傢的權力欲構成瞭健康有益的限製。這也是唯一能夠抑製軍隊從軍事領域嚮政治領域擴張權力這種一貫欲望的製度形態。”（第311頁）但是，德國時運不濟，碰上瞭威廉二世這樣一位“半吊子”君主，使得俾斯麥的去職立刻導緻瞭一種權力真空，君主不像君主，議會也不像議會。所有颱麵上的政黨和政客、所有的階層和階級、所有的既得利益集團，沒有誰能夠承擔得起維護現存秩序以便重構秩序規則的政治責任，而且給理應恪守工具性本分的官僚係統提供瞭攫取政治統治權的可乘之機。這種政治睏局，很早就促使韋伯得齣瞭一個論斷：隻有習慣於通過當選代錶為自身政治命運共同負責，纔是德意誌民族有可能在政治眼光方麵得到訓練以尋求政治齣路的唯一途徑。無疑，這個問題不能紙上談兵，而必須進行實際操作。就此而論，韋伯的基本信念，在一段曆史性對話中錶現得可謂言簡意賅，十分生動。

　　德國“一戰”戰敗後，韋伯在啓程赴凡爾賽參加和談之前曾緻信魯登道夫，要求魯登道夫、蒂爾皮茨、卡佩勒、貝特曼等人自願提著自己的頭交給協約國，以挽迴德國的名譽並為德國的光榮重建獻祭。韋伯返迴柏林後，雙方坐在一起談瞭幾個小時，彼此都欽佩對方的愛國主義精神，卻無法達成任何政治共識。韋伯指責魯登道夫作為軍事統帥犯下瞭政治錯誤，魯登道夫則痛斥韋伯要為革命和新政權的罪惡承擔自己那份責任，然後，魯登道夫就提起瞭韋伯那個要求：“你為什麼會想到這個主意？為什麼希望我這樣做？”

　　韋：“隻有你自首，纔能保住國傢的榮譽。”

　　魯：“國傢正在跳進深淵！這種主意簡直是忘恩負義！”

　　韋：“你必須這樣做，這是你最後一次效命於國傢。”

　　魯：“我希望能為國傢做齣更重要的貢獻。”

　　韋：“我們在討論嚴肅問題，你這樣說毫無意義。順便說一句，這不僅關乎德國人民，也關乎軍官團和軍隊能否恢復名譽。”

　　魯：“你為什麼不去看看興登堡？畢竟他纔是德國陸軍元帥。”

　　韋：“興登堡已經70歲瞭，而且連小孩子都知道，你纔是德國的頭號人物。”

　　魯：“敬謝謬奬。你可是為民主唱贊歌的，你和《法蘭剋福報》應該受到譴責！你看看，現在都成什麼樣瞭？！”

　　韋：“你覺得我會把現在這種醜惡的動蕩叫作民主嗎？”

　　魯：“那麼你的民主是什麼樣？”

　　韋：“人民選擇他們信任的領袖，然後被選齣來的人說，現在你們都閉上嘴，一切聽我指揮，誰都不許隨便乾預領袖決策。”

　　魯：“我倒喜歡這樣的民主！”

　　韋：“但人民會坐下來看熱鬧，如果領袖犯下罪錯，就把他送到絞刑架上去！”（瑪麗安妮·韋伯著，《馬剋斯·韋伯傳》，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801頁）

　　撇開這個特定對話場閤的特定情緒因素不論，實際上，這其中隱含著韋伯的一個完整邏輯——政治傢從人民那裏獲取權力對人民進行正當性統治，人民從這種統治中獲得個體自由的閤法性保障，同時以這種自由激勵政治傢的創造性並迫使他們承擔責任。我們可以看到，構成這個邏輯的並不是韋伯的一套教條化理念，而是一直在他頭腦中醞釀並日臻成熟的一個復雜的技術操作係統，也就是他所堅持的德國憲政新秩序。

　　按照古典自由主義呆闆的權力平衡原則，被統治者應當有機會求助於競爭性的統治權力以錶達自己的意誌，但由什麼角色以及如何在這種平衡機製中充當創造性力量，這個原則並沒有更多的說明。因此，在政治思想史上，是韋伯首先提煉齣瞭一個創造性觀念，即現代政治作為一項承擔特殊責任的職業，需要一個特殊的群體以此為誌業，那就是職業政治傢。更重要的是，從上麵的對話中不難推想，解決這個問題涉及一係列復雜的政治關係，沒有一個調整這些關係的製度基礎是根本無法想象的。韋伯堅決認為，非如此，自由主義就不可能確立一種與政治權力的建設性關係，這對於現代國傢的理由和目的都至關重要，尤為關鍵的是，前程未蔔的德國應該怎麼辦，這纔是激勵韋伯嘔心瀝血的主要動力。按照他一以貫之的方法論立場，在這個不可逆轉的價值多元時代，他無法從科學實驗的意義上證明任何價值目標是否正確，他能說的隻是，如果要抵達預期的目標，就必須或可能使用什麼樣的手段，這些手段將必定或可能導緻什麼樣的結局，最後，任何結局都必須有人承擔責任後果。

　　濛森非常精準地把握住瞭韋伯的政治思考脈絡。在韋伯看來，俾斯麥帝國日趨混亂，“一戰”及隨後的德國革命，終於導緻瞭帝國的垮颱及其憲製的毀滅，實際上這個過程使民主力量也頗感意外，它們對於從頭開始立即建立一個新的憲政秩序這一任務，除瞭花裏鬍哨的教條和狹隘的自利打算，絕對沒有任何切實的準備，而如果沒有這樣的新秩序，德國就很可能再次四分五裂，或者沉入共産主義的鏇渦。按照韋伯在“一戰”前後反復推演的經驗論證，德國從威權體製嚮新秩序的過渡，除瞭強權支配下的和平有序變革，彆的途徑都沒有邏輯和事實上的可行性，而且未知成本的不確定性令人不寒而栗。同時，後俾斯麥時代統治階層的日趨無能也給德國知識界提供瞭大顯身手的良機，隻不過，保守派知識分子的政治反動和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政治智障，卻令德國的大眾動員目標越來越分裂與混亂，這成瞭本書設定的時間段中德國最醒目的政治景觀，韋伯對他們的厭惡和絕望，至今聽上去還是那麼振聾發聵。因此，他曾針對時局錶達瞭一個強烈期盼：“我們缺少的是一個政治傢對國傢的領導，這並不意味著需要一個政治天纔（那隻能指望齣現在少數國傢），甚至不是一個顯赫的政治乾纔，而隻是一個不管在什麼程度上都可以叫作政治傢的人！”（馬剋斯·韋伯著，《政治著作選》，第162頁）最後，到1919年初，韋伯在萊比锡發錶瞭那個獨具匠心的演講——《以政治為業》，也許可以說，即便在源遠流長的西方政治學說史上，它也算是一份無與倫比的重要文獻，若是按照傳統的政治與政治學眼光來看，最齣人意料的地方就在於，它徹底過濾掉瞭一切意識形態成分，根據政治倫理、政治規則、政治邏輯本身的高度獨立性，第一次使用富有解釋力的經驗理論方法，還原瞭政治和政治人的本相，揭示瞭這種本相與政治理想之間難以消解的內在張力。毫無疑問，這一切都必須根據政治操作的因果可能性進行實證評估。

　　在韋伯還是一個年輕的大學教師之時，有些熟悉他的同好就認為，他是個天然的政治傢，應當責無旁貸地投入政治實務。韋伯本人也曾以此自許，並在多個重大曆史節點上盡力爭取相應的權力地位，以期在實務操作中貫徹自己的政治藍圖，這個藍圖從弗萊堡就職演說到魏瑪製憲方案及其一係列備忘錄，在濛森的筆下，構成瞭一個高度完備的政治框架，其中當然也包括實現不同階段戰略性目標所需的復雜手段，對當時的德國政界、學界和公眾輿論都産生瞭廣泛的衝擊性影響。但是，從這三十年間德國的政治演變來看，韋伯從事實際政治不得不背負的一個外部沉澱成本，殊可謂駭人聽聞。他在就職演說中曾痛苦地指斥道，這個民族的政治教育已經耽誤瞭一百年，因此，按照濛森的說法：“韋伯的個人悲劇就在於，他作為一個‘地道的實乾傢’，不得不用整個一生與‘智力癱瘓的行動’進行鬥爭。”（第33頁）這場實力懸殊的鬥爭，在曠日持久的憲製改革博弈中達到瞭巔峰。濛森的細緻描述可以讓我們看到，韋伯始終需要麵對的主要是兩個死敵，一個是僵硬的教條癖勢力，另一個是冥頑偏執的各種既得利益集團。雖然這在實際政治中很常見，但德國當時的既定條件卻使韋伯這種人的處境變得尤其睏難。當然，還有一個令人尷尬的事實也無法迴避，也就是，如果把韋伯看作一個眼光深遠、頭腦冷峻的戰略操作大師的話，他在日常的戰術操作層麵卻完全是個手足無措的外行。他深知現代政黨組織的功能主義價值是多麼不可或缺，但在那種極度撕裂的政黨政治格局中，他對組織的經營與整閤卻一籌莫展，甚至不屑一顧；他作為一個恪守知識誠實原則的學者，在個人基本價值信念問題上從不妥協，但在價值操作的技術手段問題上也很少妥協；他在現實政治調適與極為縝密的倫理嚴苛主義之間把握動態平衡的冷酷意誌，令人不寒而栗且難以捉摸，這使所有固守黨見立場的政治傢都不堪忍受，無論他們來自民族自由黨、天主教中央黨、社會民主黨，還是來自他本人參與創建的德國民主黨。結果是，韋伯看上去就像一個偉大的軍事統帥，但身旁卻沒有一兵一卒。正因為如此，也正如他曾自述的那樣，畢其一生，他都注定瞭是個politischer Einspanner（政治單身漢）。（見第332頁）若是從後來的曆史進行客觀的因果追溯，也許應該說，這已經遠不是韋伯的個人悲劇瞭，以緻後來人甚至可以提齣一個已經無法假設的曆史假設：如果當時的韋伯——或者韋伯理想中的政治傢——有機會登上古羅馬意義上的獨裁官地位，局麵將會如何？

　　濛森的這幅韋伯政治肖像，無疑會令觀者見仁見智，但也有助於對韋伯的政治業績形成一些基本的客觀判斷：韋伯對他的國傢和德意誌民族一往情深，把政治局勢所需要的高聲呐喊視為一項天職；他畢生都在經驗著德國與世界，對政治瞭如指掌且目光如炬，這使他的政治思考達到瞭極高的強度；他親曆瞭歐洲舊秩序的衰落與崩潰，麵對那個時代命運攸關的各種政治事件，雖然他的政治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受限於自己的時代，他的日常政治經營技能也並不足以支持他的戰略推進，但他對現代政治的遠見卓識仍在錶明，他的頭腦至今還是最強大的政治頭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