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基于社会政治稳定的研究视野》基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从制度与价值的二元维度考察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规定性,探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对于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价值与意义,并揭示国家意识形态作用于社会政治稳定的内在机制。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面临全球化、市场化与网络化的全新历史境遇出发,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向,从信仰塑造、认同凝聚与掌握话语权的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于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功能与作用,研究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面临的社会基础构建问题。
作者简介
冯宏良,河南安阳人,法学博士,现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当代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研究。工作以来,先后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两项,参与完成国家课题和省部级课题多项,在《光明日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教学与研究》《社会主义研究》等国内重要报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目录
导论
一、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提出
二、社会政治稳定视野中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维度
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
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
二、恩格斯晚年的意识形态学说
三、列宁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新探索
第二章 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一、意识形态概念
二、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
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
四、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规定性
第三章 社会政治稳定视野中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一、社会政治稳定的概念界说
二、从宏观上认识社会政治稳定的内在逻辑
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社会政治稳定
四、社会政治稳定与国家治理实践
第四章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一、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历史境遇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策略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向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基础构建
一、社会文化生态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三、社会心态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四、舆论引导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基于社会政治稳定的研究视野》:
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与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的提出
马克思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详细阐述自己的意识形态学说的,而对于黑格尔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和超越就构成了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早期批判突出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论犹太人问题》(1844)、《(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神圣家族》(1945)等重要文献之中。通过这些文献,马克思集中批判了作为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的黑格尔思辨的法哲学,马克思通过批判作为黑格尔法哲学思想基础的思辨唯心主义,从而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
在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法哲学体系中,家庭和市民社会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的,是“理念在自己的生存过程中从自身中把它们分离出来”,从而“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马克思对此批判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这突出反映了马克思所坚持的唯物主义哲学观。在随后的《论犹太人间题》中,马克思以唯物主义哲学观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代表布·鲍威尔把犹太人解放这一社会政治问题归结为纯粹宗教问题的错误观点,提出“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他的宗教的秘密”。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坚持唯物主义哲学立场,进一步批判了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初步阐述了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思想。针对布·鲍威尔等人宣扬的唯心史观,马克思批判说,这种历史观“以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为前提”,“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精神的历史,因而也就变成了同现实的人相脱离的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物质生产而不是自我意识,“‘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同时,“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从而阐明了推动历史发展的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作为现实主体力量的人民群众。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表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等重要文献中,马克思通过批判费尔巴哈的脱离历史进程的、直观的唯物主义,从而形成了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新唯物主义观点,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开辟了道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首先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劳动的批判揭示了国民经济学这一特殊意识形式的局限性。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同劳动产品、劳动对象、整个外部世界、类本质、劳动过程之间都表现出异化关系,异化劳动使包括劳动产品在内的整个外部世界变成了压迫工人的力量,并使工人丧失了“自由的、有意识的”人类特性,从而沦为一种动物性的存在,私有财产则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和必然后果,而“对异化的扬弃只有通过付诸实行的共产主义才能完成”,也就是说,“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国民经济学家既未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异化性质,也未对私有财产采取历史的批判的态度,国民经济学“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却又“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国民经济学不能科学地揭示异化劳动的本质,更不可能找到消除劳动异化性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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