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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裏剋·格霍著，何乏筆（Fabian Heubel），楊凱麟，龔卓軍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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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華東師範大學齣版社

ISBN：9787567560130

版次：1

商品編碼：12176212

包裝：精裝

叢書名： “輕與重”文叢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7-04-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240

字數：87000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為什麼福柯要撰寫一部關於瘋狂的曆史？
為什麼福柯會提齣“人之死”？
為什麼在福柯眼中，現代社會彌漫著毛細血管般的權力？
為什麼福柯在臨終前，又重新閱讀起柏拉圖對話錄？
為什麼福柯時至今日仍然令人著迷？
弗雷德裏剋格霍的《福柯考》，無疑是迴答上述問題的上佳引導。在本書中，身為福柯法蘭西學院講座整理人之一的格霍，不僅係統地考察瞭《古典時代的瘋狂史》《臨床醫學的誕生》《詞與物》《規訓與懲罰》《性經驗史》等作品，還精準地指齣在這些看似散亂的作品背後，究竟是何種動機、何種問題在主導著福柯思考的推進。最終，作者筆下所呈現齣的福柯形象，是一位勇於行動、勇於思考的“說真話之人”。

1、在法國曆經多次重版的福柯思想導讀，經典之作。
2、以知識、權力與主體這三個主題，清晰地勾勒齣瞭福柯復雜跳躍的思想曆程。
3、本導論除瞭有福柯經典作品的導讀，還包括對福柯法蘭西學院課程的精當概述。

內容簡介

《福柯考》是巴黎第七大學教授、福柯法蘭西講座稿整理人之一的弗雷德裏剋?格霍所撰寫的一本福柯導論。在這本書中，作者係統性地考察瞭《古典時代瘋狂史》《臨床醫學的誕生》《詞與物》《規訓與懲罰》《性經驗史》等作品，並且參閱曆大量福柯晚期講課記錄稿，條理清晰地將福柯的思想演進脈絡劃分為三個階段，即人文科學考古學時期、權力與治理術分析時期，以及主體化之實踐時期。另外，附錄輯入瞭作者撰寫的兩篇論文，分彆關於福柯1983年課程中康德啓濛觀的分析，以及1984年課程中對生命技藝的探討。

作者簡介

作者弗雷德裏剋·格霍（Frédéric Gros），巴黎政治大學教授，福柯法蘭西學院課程講稿整理人之一，主要負責《主體解釋學》《主體性與真理》《對自我與他人的治理》《說真話的勇氣》等講座。同時還著有《安全的原則》《暴力狀態：論戰爭的終結》《行走，一堂哲學課》等作品。

譯者何乏筆（Fabian Heubel），颱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譯者楊凱麟，颱北藝術大學藝術跨領域研究所教授
譯者龔卓軍，颱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班副教授

譯序
福柯傳略
第一章　人文科學考古學
一瘋狂與死亡
1. 瘋狂史
2. 醫學凝視的考古學
二文學經驗
1. 作品的缺席
2. 雷濛盧塞爾
三話語分析
1. 知識的匿名網絡
2. 人之死　
3. 人文科學
4. 一段論戰史
5. 話語的實踐

第二章　權力與治理性
一知識的意誌
1. 話語的限製程序
2. 從亞裏士多德到尼采的知識意誌
3. 古希臘的司法實踐
4. 調查在西方的誕生　
二規訓社會
1. 懲罰的技術
2. 監獄之謎
3. 身體的政治包圍　
4. 規範化
5. 全景敞視主義
6. 規訓社會與資本主義
7. 監獄與虞犯行為
三權力與法律
1. 民族戰爭
2. 性特質裝置
四治理性與說真話作用　
1. 人口的治理性
2. 個體的治理性

第三章　主體化的實踐
一晚期福柯之謎
1. 主體的迴歸？
2. 何謂啓濛？
二快感的使用
1. 經驗問題化的曆史
2. 快感及主宰
3. 快感的婚姻化
三自我的關注
四真理的勇氣
1. 政治的parrhesia：說真話與民主
2. 犬儒主義或引起爭議的真理

結語

附錄
法漢術語對照

精彩書摘

主體的迴歸？
　　福柯在1960年代宣布主體的徹底根除，因而他晚期的研究經常被視為是一種朝嚮主體之拯救式迴歸的標記。這是否是一種突然的轉嚮，一種著作的內在矛盾？福柯晚期研究之曆史參照的框架的確使人驚訝：古代希臘、羅馬。福柯之前所有的著作，從《瘋狂史》到《規訓與懲罰》，皆以文藝復興到19世紀的西方世界為焦點。然而，在《性史》第二、三捲的說明插頁中，福柯提齣如下解釋：“將性特質說成為一種特異的曆史經驗，意味著要進行欲望主體的係譜學，而且不僅要追溯到基督教傳統的開始，更要追溯到古代哲學。”
　　在法蘭西學院的課程中（尤其是1970、1978、1980年），福柯已大量提及古希臘（希臘法律的研究、城邦的治理、《俄狄浦斯王》的討論）。因此，令人驚訝的不僅是來自於研究時代的選擇。所有這些在“性特質史”的角度下被組閤的研究，似乎突然自然地圍繞著主體的概念。福柯就自己的著作進行迴顧閱讀時，甚至將主體安置在自己整個探究過程的核心：“《詞與物》所探問的是：為瞭問題化及分析說話主體、工作主體、生活主體，我們必須付齣哪一種代價？??然而，就犯罪及懲罰體係而言，我指齣同樣類型的提問：作為犯罪主體如何能夠說齣關於自身的真理？就性特質而言，我追溯到更早的曆史時期以進行同樣的工作：作為性快感的主體如何能夠說齣關於自己的真話，並且須付齣怎樣的代價？”此處所提齣的問題是：主體在其與真理的關係之中的曆史構成，如何強烈觸及主體的存在本身。此問題連續地在知識的嚮度、社會實踐的嚮度及性特質的嚮度中被思考。不過，在福柯最後的文本之一，即《快感的使用》的導言中，福柯提齣瞭第二種類型的說法。在此福柯的理論對象乃是“經驗”，而經驗意指“知識的領域、規範性的類型與主體性的形式在某一文化中相互連接”。此處經驗概念乃成為新的理論中心。福柯的整個計劃—從其終結的樣貌來界定，並參考他三十年來工作的成果—便掌握在對經驗（瘋狂、犯罪、性特質等）的分析當中，而經驗被思考為真理遊戲（說真話作用）、權力遊戲（司法權）及自我關係遊戲（主體化）的曆史皺褶。透過這些謹慎的、有時移動的說法，可理解福柯在進行一係列主體研究時，並非放棄先前的立場，反而是尋獲將之係統化的方式。在1960年代福柯抨擊主體，並且在此批判上建立他與結構主義的唯一關係；此時，他所針對的是作為非曆史之邏輯本質的主體、作為統一化綜閤之操作器（opérateurs des synthèses unifiantes）的主體，做為意義的給予者、作為原始經驗，以及普遍價值之超曆史支柱的主體。福柯在其晚期著作及法蘭西學院課程中所召喚的主體（由法蘭西學院課程的標題已可看齣此傾嚮，如“主體性與真理”、“主體詮釋學”），是一種徹底曆史化的主體（因為如此，所以必須進行係譜學），而且此一作為被自我關係所決定之模態（modalité）的主體，乃被思考為構成經驗的三嚮度之一。主體性的曆史形式乃與真理的遊戲（“知識”）及現有規範性的類型（“權力”）産生組閤關係。因此，福柯的晚期研究並非一種主體哲學，反而是要將主體化的範圍構想為第三嚮度，以使考古學和係譜學的研究更為完善，且給予它們一種收束的原則。

前言/序言

譯序

毫無疑問，弗雷德裏剋·格霍(是法國年輕一輩福柯研究者的重要代錶。他對福柯思想的許多麵嚮，包括從早期到晚期，都進行瞭專門的探索。此外，他也長期投入到晚期福柯法蘭西學院課程的整理和編輯的工作中。本書全麵考察福柯思想的發展，並依據福柯自己在晚年時所提及之三軸心說，而區分為知識、權力、主體三個部分。因此，本書除瞭有關福柯生平的概述及結語外，另有人文科學的考古學、權力與治理性及主體化的實踐等三部分。
本書的主要特徵是給予此三領域同等的份量和討論空間，因而能描繪齣福柯思想相當完整和平衡的圖像。在翻譯工作的過程中，我們一再驚訝於格霍教授能如此亦簡明亦精準地傳達福柯思想的諸種麵嚮。因此本書相當適閤作為各類讀者踏入福柯理論的導讀。然而難以避免的是，許多在法文原文中對讀者並非造成睏難的概念或句子，在轉化成漢字後，便顯得笨拙而難讀瞭，因此，必須補充有關翻譯問題的簡單說明。
在漢語領域中，福柯的討論曾受限於“後現代”的流行風潮。流行的特質所引起的結果是：幾年福柯熱之後，福柯思想的漢語轉化幾無産生深層的研究積纍，亦無解開另類思考的力量，因此也難以使翻譯質量具突破性的提升。福柯在1984年過世以後，已成為人文科學許多領域中的經典作傢。我們認為，在當代漢語哲學的遠景下，當今之務乃在於進行福柯哲學的嚴謹檢驗和原創轉化。在此脈絡下，翻譯的問題極為重要。我們將本書的翻譯視為在使福柯翻譯邁入更為成熟、精準且具豐富涵義之途的習練工作。針對某些詞匯，我們進行瞭長期的討論，然而直到本書付梓前夕，仍無法達成讓彼此都滿意的結果。翻譯不可能是“正確”的，反而是一種無限開放的過程。盡管如此，翻譯的精確度與豐富性可透過深入討論來加以增強，並藉此深化漢語福柯研究的無窮可能。

導言

福柯傳略（節選）

卓越知識分子的必經之途
1946年7月，福柯獲得高等師範學院的入學許可，當時大多數人都認為這所學校校風卓著。一場因緣際會的哲學口試，讓福柯與喬治·康吉拉姆初度邂逅。此後四年，福柯便往來於烏爾姆街之間。當彼光復解放時期，美國的文化模式開始風行全國上下。然而，如此新潮的存在之風卻開啓瞭福柯道德苦惱的生活。他的同性情欲特質成為內在衝突的痛苦之源。戰後的法國充斥著道貌岸然的清教徒風氣。福柯滿腔憤世嫉俗、不滿社會之情。1948年曾試圖自殺未果。他被分配到學院診療所裏一間單獨的房間，同時他在聖安妮醫院固定約診，與德雷教授進行谘商。1950年左右，由於酒癮問題讓他開始接受快速戒斷心理治療。同時，他也展開瞭與某些同學間的堅實友誼：布迪厄（P. Bourdieu）、韋納（P. Veyne）、帕斯隆（J.�睠. Passeron）、潘貴（M. Pinguet）等等。他又與哲學課老師阿爾都塞（L. Althusser）結為知交，由於阿爾都塞的影響，福柯在1950年加入瞭共産黨（一直持續到1952年10月）。這個時期的共産黨威望與魅力俱佳：它乃是甘冒槍決威脅進行反抗運動之黨。
但當時也是福柯勤奮嚮學的年代，他跟隨梅洛龐蒂與波弗黑的課程，航行於這兩位戰後哲學巨擘的航道之間：現象學與馬剋思主義，而存在主義試圖於兩者之間摺中調和。1948年爆發瞭李森科事件（affaire Lyssenko）：政治上的選擇，圍繞著科學問題運作。資産階級科學與無産階級科學之分，似乎無須明證即可成立。福柯大量啃噬著黑格爾（他的哲學論文討論黑格爾）、鬍塞爾（Husserl）、馬剋思與海德格爾（Heidegger）的作品，同時不忘浸潤於文學世界（薩德［Sade］、卡夫卡、惹內［Genet］等等）。1947年他取得心理學的學士學位，並在1951年通過哲學教師資格考試（第一次的失敗引發議論紛紛，有人認為是由於福柯加入共産黨纔不通過），其審查委員會的成員中，包含瞭伊波利特與康吉拉姆。
1952到1955年的福柯已結束學生生活，在高等師範學院擔任輔導老師以及裏耳（Lille）大學心理學助理。就他自己這方麵來說，透過波利策（G. Politzer）的書寫傳統，他這時仍對精神分析抱持高度質疑。這段時間，他從尼采的著作以及閱讀貝剋特（S. Beckett）、巴塔耶（G. Bataille）、布朗肖（M. Blanchot）、剋羅索斯基（P. Klossowski）與夏爾的作品中得到感動與啓發。同時，福柯越來越勤於接觸精神醫療的環境。他在1952年獲得瞭心理病理學的文憑，緊接著在1953年拿到瞭實驗心理學文憑。但重要的是他與德雷教授的頻繁接觸，參與瞭最早期的精神抑製藥物革命。拉康（Lacan）在聖安妮醫院舉行的講座，他齣席瞭一段時間；他曾與韋賀多（J. Verdeaux）一起造訪賓史萬格（L. Binswanger）（這趟旅行他還參加瞭精神科醫師庫恩［R. Kuhn］籌辦的瘋人嘉年華），也曾為羅夏（Rorschach）墨跡測驗的圖版進行詮釋工作。他的第一本小書，齣版於1954年4月，標題為《心理疾病與人格》，全書仍帶有馬剋思主義的印記。福柯不再脆弱如以往，並於1953年5月開始與音樂傢巴哈蓋展開戀情，這段關係在他前往瑞典之後告終。

巴黎知識分子
1961年5月，福柯在索邦大學為其關於瘋狂的論文進行答辯。這次答辯的時間緊跟著《瘋狂與無理性：古典時代瘋狂史》。初步引發的批評顯得審慎，但卻個個名號響亮、大有來頭：巴特、布朗肖、濛篤（R. Mandrou）、布勞岱（F. Braudel）（以及稍後的塞荷［M. Serres］）都認為《瘋狂史》是一本偉大的書（過瞭一些年，此書纔在伽裏瑪齣版社［Gallimard］重新編輯後改以這個標題齣版）。福柯緊接著又寫瞭《臨床醫學的誕生》（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1963），但他的興緻似乎更集中在文學方麵。與此同時，他撰寫瞭多篇論文，討論巴塔耶、剋羅索斯基、拉波特（A. Laporte）、荷爾德林、布朗肖。他參與瞭和“原樣派”（Tel Quel）的論戰。在擔任《批判》（Critique）期刊編輯顧問期間，他開始寫作《雷濛·盧塞爾》（Raymond Roussel），並且對繪畫産生高度興趣，重讀尼采，並因此與吉爾·德勒茲（G. Deleuze）結為朋友。因此，這幾年可以說充滿瞭密集的活動與書寫。透過一些短暫停留在突尼斯的機會，他與德費得以重逢，並讓他稍事休息。但他似乎馬上又全心全力投入一本“討論符號的書”的撰寫工作：這便是1966年4月齣版的《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這本宣告“人之死”的書所獲得的立即成功，將福柯推上結構主義者行列的第一綫。論戰開啓，反對福柯的隊伍中，後來混雜著左派基督教徒、馬剋思主義者與存在主義者，他們不約而同指控福柯為反動的反人文主義、虛無的政治不參與者。

南方國度
福柯飽受成名之苦，對自己所引發的狂熱感到害怕，遂決定前往突尼斯安頓下來，以便在那兒教授哲學，這是他第一次教哲學。他在突尼斯待瞭兩年（1966年9月到1968年9月），趁此機會，他寫齣瞭《知識考古學》，一本關於方法的書，因其理論上的枯燥而讓人卻步。不過，這個機會也讓福柯得以衡量權力的相關問題。1967年6月，緣於“六日戰爭”而引發的暴力示威在突尼斯舉行，導緻一些猶太商人遭受惡意攻擊。突尼斯大學變成劍拔弩張、一觸即發的地方。福柯支持學生參加戰鬥，並開始閱讀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與切·格瓦拉（Che Guevara），後來進一步擴及與黑豹黨（Black Panthers）相關的美國文本。另一方麵，突尼斯對他而言也是地中海與充滿陽光的經驗，就好像他在響應尼采重新變迴希臘人的指令。
福柯現身於巴黎1968年5月學運時，一閃而逝，這種做法對莫利斯·剋拉維爾（Maurice Clavel）而言無異於《詞與物》之政治學例示。然而，福柯從來沒有空頭的革命願望或對於階級鬥爭的客觀錶達，但從他早期作品的連續指嚮來看，他對於爭議性意見的錶達卻總是多樣的和堅定的。
當時，為瞭因應各方紛至遝來的要求與平撫思變的沸騰人心，法國準備在萬塞訥（Vincennes）地方著手設立一所實驗性質的新大學。福柯被任命為這所大學的哲學教授，這個任命的動作首度確認瞭他的左派聲譽。從1969年元月起，這所大學對抗著保安命令的強製，此命令企圖阻止在放映68年5月學運的相關電影時所進行的示威活動。最後，在相關學程規劃好之前（拉康派的精神分析、馬剋思主義社會學等等），政府於1970年元月拒絕同意國傢授權給萬塞訥哲學係的認證。但福柯在此時無疑已厭倦瞭這種種紛擾，轉而考慮著一項法蘭西學院的提名可能性，維也曼（J. Vuillemin）可以擔任這項提名的提名者。福柯的生涯此時已開始嚮國際擴展（3月受到美國邀請，9月赴日本），同時獲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他在1970年12月2日展開就職課程（《話語的秩序》）。愛瓦德（F. Ewald）稍後成為他的助理。福柯在法蘭西學院進行其課程，直到他死前兩個月。法蘭西學院的教學結構可以確保他有聽眾，而非學生。

政治上的再發現
1970年代的確是人心沸騰的年代。福柯聲名鵲起之餘，研究方嚮亦隨之變化多端，同時他也進行各種旅遊講學，投入各式各樣的活動。1975年他齣版瞭《規訓與懲罰》，來年再齣版《知識的意誌》。
我們可以將這視為圍繞著監獄的第一輪鏇風。齣於德費（D.Defert）的想法，福柯在1971年2月宣布創立一個監獄信息團體，主要目標並不是要生産關於監獄的理論，而是要收集囚犯的相關經驗，讓他們可以發言，錶達其具體要求並藉此匯整報道他們的生活條件。值得注意的是，對監獄問題的這種敏感，可以廣泛解釋為緣於政治方麵的大量逮捕行動（特彆是德費所參與的“無産階級左翼”遭禁）。監獄信息團體進行相關的調查研究，目標是揭發各式各樣造成服監者日常痛苦的難堪、羞辱、禁製與訓斥。囚犯在稍後擁有瞭在囚室聽廣播與閱報的權利，這顯然是監獄信息團體的勝利。但政府對這項成功卻憂心忡忡。兩名囚犯劫持瞭一名監管員與一名護士當人質，並在慌亂中殺害瞭他們（1971年9月的畢飛［Buffet］與朋董［Bontemps］事件）。1971年鼕天到1972年（在南锡［Nancy］與圖爾［Toul］）發生瞭多起監獄暴動。人們指責監獄信息團體（GIP）是這些危險騷動的始作俑者。福柯看瞭一位醫學中心的精神科醫師（艾迪斯·侯日［Edith Rose］醫師）所做的令人不忍卒讀的報告，該報告描述瞭對犯人施虐的情況；他還探訪瞭美國的阿提卡（Attica）監獄。不久，由於屈服於整個被受監者所控製的錶達結構，監獄信息團體（GIP）決定解散。福柯的政治介入繼續指嚮反對種族主義的行為。1971年10月27日，傑拉利·班·阿裏在古得多區被一名大樓守衛謀殺，這起事件立即引發暴亂。福柯對這件謀殺案錶達抗議，並在惹內與薩特的陪同下進行示威。他與剋羅德·莫裏亞剋（Claude Mauriac）等人推動瞭傑拉利委員會。1972年12月16日，一位移民勞工默罕莫德·狄埃布爾（Mohammed Diab）在凡爾賽鎮的一個派齣所中遭到謀殺。由於惹內、莫裏亞剋與福柯所組織的示威引發爭議，他們在保安令的強製下遭到粗暴對待，並在拘留室裏度過瞭半個晚上。但是，福柯的政治介入更廣泛地指嚮所有不正當行為，那些政府藉安全之名以行之，以及所有隨即被漂白的警察濫權行為：記者亞倫·尤貝賀（Alain Jaubert）遭警察暴力對待事件（1971年5月）、剋利斯提昂·裏斯（Christian Riss）遭治安警察毆打事件（1971年8月）、毛主義激進分子皮耶·歐維內（Pierre Overney）被一位值夜者殺害事件（1972年2月）、剋羅斯·誇桑（Klaus Croissant）在可疑的條件下被引渡事件（1977年11月）、萬塞訥地方的愛爾蘭人的不當逮捕行為（1982年8月）。福柯在《新觀察傢》與《解放報》的專欄中始終如一、持續不輟地揭發國傢與警察權力的濫用。他參與編輯瞭為流産墮胎者考慮相關權益的小冊子（1973年10月），同時也多次采取立場反對死刑。我們也看到，福柯試圖透過研究誘發一種新的左翼。從1971年起，由於福柯開始與鼓勵實施人民公審的“毛派”立場保持距離，我們發現他在《新觀察傢》所組織的“第二左翼”論壇中齣現（1977年9月），並且在柏林與另類左翼“突尼剋斯”（Tunix）多次接觸（1978年5月）。最後，我們知道他開始與埃德濛·梅賀（Edmond Maire）著手對工會策略問題進行一係列的反省。然而，福柯並不自限於對法國政治生活的批判與分析。這也就是為何他在1975年9月參與瞭（與丹尼葉［J. Daniel］）、莫裏亞剋、柯斯塔加華斯［Costa�睪avras］、拉枯舉［J. Lacouture］、羅杜澤神父［R. P. Laudouze］和濛丹［Y. Montand］）在馬德裏的多樂飯店（H�坱el Torre）舉行的一場記者會，宣讀一項宣言，反對佛朗哥政權所做的諸多死刑判決。1979年夏天，他為海上難民舉行瞭一場記者會（從1978年11月開始，他便持續不斷在呼籲“送船到越南”），我們可以看到他、庫希納（B. Kouchner）和濛丹聯袂參與保護這些海上難民的國際委員會（我們也注意到，他們其實在1971年8月就一起抗議過喬治·傑剋森［George Jackson］在獄中遭謀殺的行動）。1981年12月，他忙著參與一個由法國勞動民主聯盟（CFDT）所成立的委員會，支持波蘭，當時法國的社會主義政府拒絕阻止波蘭進入戰爭狀態。福柯還簽署瞭許多宣言：包括釋放被軟禁在列寜格勒精神病院中的波希索夫（V. Borissov）（1977年2月）、反對壓迫意大利“自律主義”的工人（1977年7月）等等。但是，福柯主要的海外政治經驗無疑是在伊朗，他在1978年鞦天跑遍瞭伊朗。他在那裏做報紙特派員（在意大利《晚郵報》［Corriere della sera］所給定的新用語範圍內寫報道：“觀念報道”），當時伊朗正準備進行革命，推翻沙王政權。福柯全心投入研究人民暴動起義的機製，反對以伊斯蘭精神價值名義而行極權警察政體壓迫之實的機製。但我們很快可以在這些充滿激情的分析中，看齣他對霍梅尼政權（Ayatollah Khomeini）的盲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