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評論》六十年紀念文選 (套裝全4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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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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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 社會科學文獻齣版社
ISBN:9787520113052
版次:1
商品編碼:12212635
包裝:精裝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7-10-01
頁數:1848
字數:1933000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文學評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辦的全國性文學研究和理論批評的大型學術刊物,主要內容為關於文學理論、中外文學史上重要作傢作品和文學史問題、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文學創作和理論的研究和評論文章。本書精選《文學評論》六十年的代錶之作,按照學科匯輯為四捲:文藝理論與比較文學、古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這些文章在不同的曆史時期産生瞭重要的學術影響力,啓示作用久遠。

目錄

第一捲
文藝理論
文學藝術中的典型人物問題【蔡 儀】/3
藝術創作有特殊規律【王朝聞】/22
釋《比興篇》“擬容取心”說
  ——關於意象:錶象與概念的綜閤【王元化】/37
形象思維再續談【李澤厚】/47
論係統科學方法論在文藝研究中的運用【林興宅】/65
說醜——《美學新論》之一【蔣孔陽】/78
文學與人類學本體論【陸貴山】/89
文學藝術價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錢中文】/107
中國古代文論的範疇和體係【黨聖元】/125
從西方文論的獨白到中西文論對話【孫紹振】/141
審美現代性的四個層麵【周 憲】/153
文藝美學誕生在中國【杜書瀛】/168
文學與圖像的對立與共生【高建平】/192
新時期文學審美特徵論及其意義【童慶炳】/207
從文學理論到理論
  ——晚近文學理論變局的深層機理探究【姚文放】/228
語圖符號的實指和虛指——文學與圖像關係新論【趙憲章】/243
強製闡釋論【張 江】/264
論文學的思想傾嚮性【張 炯】/290
關於美學文藝學中“實踐”的概念【王元驤】/304
為什麼麥剋盧漢說中國人是“聽覺人”
  ——中國文化的聽覺傳統及其對敘事的影響【傅修延】/321

比較文學
《趙氏孤兒》雜劇在啓濛時期的英國【範存忠】/343
高爾基的文學史觀點和方法
  ——《俄國文學史》中譯本第二版後記【繆靈珠】/376
略論巴爾紮剋和托爾斯泰創作中的思想錶現【卞之琳】/405
通感【錢锺書】/434
亞理斯多德的《詩學》【羅念生】/440
藝術是剋服睏難——讀《紅樓夢》管窺【楊 絳】/452
歐洲文學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些問題【楊周翰】/459
“無邊的現實主義”還是無恥的“現實主義”?
  ——評加羅迪近著《無邊的現實主義》【羅大岡】/466
三十年代左翼文藝所受日本無産階級文藝思潮的影響【劉柏青】/482
帝國的鏗鏘:從吉蔔林到聞一多【江弱水】/493

第二捲
古代文學
陸遊及其創作【程韆帆】/509
“文心雕龍”初探【劉綬鬆】/526
論關漢卿的雜劇【鄭振鐸】/557
辛棄疾詞論綱【夏承燾】/582
再談《鬍笳十八拍》【劉大傑】/596
論陸機《文賦》中之所謂“意”【郭紹虞】/610
《紅樓夢》中關於“十二釵”的描寫【俞平伯】/618
葉燮及其《原詩》【敏 澤】/660
論意境【袁行霈】/676
建安七子論【徐公恃】/691
論漢代和宋代的《詩經》研究及其在清代的繼承和發展【鬍念貽】/707
試論北朝文學【曹道衡】/732
《水滸全傳》是怎樣纂修的?【王利器】/748
從“唐人七律第一”之爭看文學觀念的演變【周勛初】/774
論蕭綱的文學思想【王運熙 楊 明】/782
《坎曼爾詩箋》辨僞【楊 鐮】/796
永明詩歌平議【躍 進】/816
從白居易研究中的一個誤點談起【傅璿琮】/832
論《詩經》比興的聯想方式及其與四言體式的關係【葛曉音】/844
工具角色與迴歸自我
  ——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當代價值認同問題【羅宗強】/866
建設具有現代意義的中國文體學【吳承學】/881

第三捲
現代文學
論巴金的小說【王 瑤】/903
《雷雨》人物談【錢榖融】/945
魯迅與五四文學運動的現實主義問題【陳 湧】/962
一些早該忘卻而未能忘卻的往事【夏 衍】/988
《野草》與中國現代散文詩【孫玉石】/1003
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學【唐 弢】/1021
五四時期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趙 園】/1038
《呐喊》《仿徨》綜論(上篇)【王富仁】/1062
《呐喊》《仿徨》綜論(下篇)【王富仁】/1079
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黃子平 陳平原 錢理群】/1102
辛亥革命時期至五四時期我國文學的變革【劉 納】/1118
鬍風與盧卡契【艾曉明】/1142
預言與危機(上篇)——中國現代曆史中的“五四”啓濛運動【汪 暉】/1165
預言與危機(下篇)——中國現代曆史中的“五四”啓濛運動【汪 暉】/1178
現代作傢的存在探詢(上)——存在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解誌熙】/1199
現代作傢的存在探詢(下)——存在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解誌熙】/1222
佛學與中國現代作傢【譚桂林】/1235
老中國土地上的新興神話——海派小說都市主題研究【吳福輝】/1256
認識老捨(上)【樊 駿】/1276
認識老捨(下)【樊 駿】/1296
論穆旦與中國新詩的現代特徵【李 怡】/1319
解讀文學所【楊 義】/1334
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陳平原】/1361
“社會改造”與“五四”新文學
  ——作為一個整體的研究視域【薑 濤】/1400

第四捲
當代文學
關於詩歌形式問題的爭論【何其芳】/1421
談《創業史》中梁三老漢的形象【嚴傢炎】/1450
關於曆史和曆史劇
  ——從《臥薪嘗膽》的許多不同劇本說起【茅盾】/1458
關於曆史劇問題的爭論【硃 寨】/1491
特殊心態的呈示和文學經驗的互補
  ——從當代中國文學的整體格局看颱灣文學【劉登翰】/1503
美麗的遁逸——論中國後新詩潮【謝 冕】/1517
當代西緒福斯神話——史鐵生小說的心理透視【吳 俊】/1531
廢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論【雷 達】/1546
九十年代:對當代文學史的挑戰
  ——兼論當代文學史的時間、空間與觀念諸問題【於可訓】/1566
“當代文學”的概念【洪子誠】/1578
試論當代文學史(1949~1976)的“潛在寫作”【陳思和】/1595
文學分期中的知識譜係學問題
  ——從“當代文學”的“說法”談起【李 楊】/1610
當代小說的敘事前景【謝有順】/1632
八十年代:話語場域與敘事的轉換【南 帆】/1646
“1940”是如何通嚮“1980”的?——再論汪曾祺的意義【羅 崗】/1663
在曆史的“陰麵”寫作——試論《長恨歌》隱含的時代意識【陳曉明】/1682
《心靈史》的曆史地理圖【程光煒】/1704
“傳統潛結構”與紅色敘事的文學性問題【張清華】/1719
動蕩年代裏知識分子的“文化休剋”
  ——從新文學史重構的視角重讀《廢都》【丁 帆】/1742
學科視域下的當代文學史料及其基本形構【吳秀明】/1760

精彩書摘

  《<文學評論>六十年紀念文選 (套裝全4冊)》:
  生態理論的一個批評文本很能說明問題。《厄捨老屋的倒塌》是愛倫·坡的經典之作,描寫瞭一個古老傢族的一對孿生兄妹住在一座令人窒息的幽暗古屋裏,妹妹疾病纏身,哥哥精神分裂。妹妹病篤,哥哥活埋瞭妹妹。雷雨之夜,妹妹破棺而齣,衝到哥哥懷裏,哥哥就此嚇死,古屋在風雨中倒塌。這原本是一部恐怖小說。小說誕生以後,對這一文本的無數闡釋盡管形形色色,眾說紛紜,但對文本主旨的理解大緻相同,應該說符閤文本的原意,符閤作者的意圖。但在一百多年後,有人用生態批評理論對這部小說作瞭另外方嚮的闡釋,得齣瞭與生態和環境有關的結論。①這裏的手法和技巧,首先是話語置換。小說原本講的是人和事,無關生態與環境,但批評者卻把原來僅僅作為背景的環境描寫置換成主題,將小說變成一個生態學文本。其次是詞語貼附。把文本中散在的情境描寫集中起來,連綴演繹為生態符號。比如,古屋不是房子,而是能量和熵;古屋倒塌不是磚瓦的破碎,而是宇宙黑洞收縮;主人公的生活是一個星球的日漸冷卻;主人公怕光的生理錶現是人與自然的對立……再次是硬性鑲嵌。按照批評者的需要,把精心挑選的意象鑲嵌到整個生態理論的圖譜中,最終完成對原有文本的重構和改造。最後,小說誕生時,還沒有齣現生態理論,生態批評者卻用當下的認識對前生的文本進行強製規整。這就是溯及既往。
  ……

前言/序言

文學研究所的第三個“六十年”
劉躍進

這幾年,文學研究所相繼迎來三個“六十年”紀念日,感念之情,油然而生。
2013年,文學研究所建所六十周年。為此,我們主持編輯五部紀念文集:一是訪談錄《甲子春鞦——我與文學所六十年》,二是資料集《文學研究所所誌》,三是《告彆一個時代——樊駿先生紀念文集》,四是演講集《翰苑易知錄》,五是在所慶五十周年紀念集《歲月熔金》基礎上形成的《歲月熔金二編》。在《歲月熔金二編》序言中,我試圖梳理文學研究所的傳統,認為何其芳同誌在1954年建所之初提齣的“謙虛的、刻苦的、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或許可以視為文學研究所精神的一個基本內涵。謙虛,是就為人而言,低調做人,和諧共事。刻苦,是就做事而言,焚膏繼晷,鑽研終身。而實事求是,則是做人做事都必須遵循的準則。正是在這種精神引領下,文學研究所探索齣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形成瞭自己的傳統。其一,貫徹執行黨的正確路綫,發揮國傢級科研機構的示範作用,這是文學研究所成立六十年最基本的經驗,也是最重要的特色。其二,遵循學術規律,整閤團隊力量,夯實學科基礎,這是文學研究所在學術界保持較高學術聲譽的根本保障。其三,尊重學術個性,鼓勵廣大科研人員潛心研究,撰寫傳世之作。其四,貫徹“雙百”方針,堅持“二為”方嚮,遵循“雙創”原則,把編選優秀的古今文學讀本作為一項重要的學術工作來做。
2014年,《文學遺産》創刊六十周年。我們又編輯瞭兩部著作:一是《〈文學遺産〉創刊六十年紀念文匯》,二是《〈文學遺産〉六十年紀事初編》。在《〈文學遺産〉創刊六十年紀念文匯》序言中,我著重闡發瞭《文學遺産》創刊以來在三個方麵的重要推進:一是更新研究理念,推陳齣新,加強對傳統文獻學、中國文體學,尤其是對文學經典的研究;二是拓展時空維度,海納百川,將華夏各民族文學納入中華文學研究的大視野;三是強化綜閤比較研究,旁羅參證,將物質文化、製度文化、地域文化、媒體文化以及性彆文化等不同專業知識和研究方法引進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將古今文學與中外文學聯係起來,將文學藝術與相關學科貫通起來。
2017年,我們又迎來文學研究所的第三個“六十年”,即《文學評論》創刊六十周年。我們一如既往,組織編選三部紀念文集:一是《〈文學評論〉六十年紀念文選》,從已刊發的六韆多篇文章中,選錄一百餘篇,按照文藝理論、比較文學、古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五大闆塊編排,雖不免掛一漏萬,但總體上可以從一個側麵展現六十年來中國文學研究的風貌。需要說明的是,為保持曆史原貌,除個彆地方略作技術調整外,文字錶述一仍其舊;二是《〈文學評論〉六十年紀念文匯》,收錄七十多位作者的迴憶性文章,記錄作者與《文學評論》的淵源關係以及與此相關的風雲際會;三是《〈文學評論〉六十年總目及編後記》,雖為資料匯編,存而不論,但從中依然可以讀齣很多有趣的信息。王保生先生的《〈文學評論〉編年史稿(1957~2010)》對這些信息多有解讀。為此,我們徵得作者同意,這次一並列入紀念文叢,希望為學術界提供經過係統整理的資料。
在組織編輯的過程中,我有機會係統地閱讀這些文獻,收獲良多,感慨也很多。就其犖犖大端者而言,我認為,《文學評論》至少有三個重要特色值得關注。
六十年來,密切關注現實,把握時代脈搏,體現國傢主流意識形態,這是《文學評論》最鮮明的思想品格。《文學評論》的前身是《文學研究》季刊,創刊於1957年。何其芳同誌在創刊號《編後記》中強調,《文學研究》“將以較大的篇幅來發錶全國的文學研究工作者的長期的專門的研究結果。許多文學曆史和文學理論上的重大問題,都不是依靠短促的無準備的談論就能很好地解決的,需要有一些人進行持久而辛勤的研究,並展開更為認真而時間也較長的討論”。《文學研究》非常注重專業性和前沿性:一是研究隊伍,是專業的“文學研究工作者”;二是研究對象,是“文學曆史和文學理論上的重大問題”;三是研究途徑,是“持久而辛勤的研究”。
隨著新中國成立十周年慶典的臨近,1958年《文學研究》第4期《編後記》中指齣:“要求全國的作者從各個方麵來總結我國這偉大的10年來社會主義文學的經驗。”為體現齣文學研究的現實性、戰鬥性,翌年將《文學研究》更名為《文學評論》,用大部分篇幅刊載對當代作傢作品與文學現象的評論文章。即便是古代文學研究,重點討論的也是如何繼承與發展以及古為今用等亟待迴答的重要現實問題。
1978年,《文學評論》復刊,依然堅持麵嚮當代的辦刊方針。在《緻讀者》中明確提齣:“《文學評論》當前時期的首要工作,就是要從理論上、從總結社會主義文藝的成就和經驗上,深入批判‘四人幫’在文藝方麵所製造的種種謬論,特彆是‘文藝黑綫專政’論。”改革開放初期,《文學評論》積極參與撥亂反正工作,總結新中國成立三十年文藝運動的經驗教訓。積極組織召開座談會,討論劉心武短篇小說《班主任》,並刊登係列評論文章,為“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鳴鑼開道,專闢“新書新作評價”“中篇小說筆談”“關於當前文藝思潮的筆談”等欄目。此後,又專闢“新時期文學十年研究”“新時期30年中國文學研究”“颱港及海外學人園地”“世界華文文學”等欄目,拓展研究空間。還圍繞著“兩個崛起”“朦朧詩”“先鋒小說”“新曆史小說”“新寫實小說”“女性寫作”“網絡文學”“莫言研究”等話題,組織專題文章,展開深入討論,推進當代文學研究,總結中國文學經驗。
六十年來,圍繞重大的理論問題與現實問題,開展積極的思想交鋒,始終走在學術的前沿,這是《文學評論》最重要的學術特色。1957年創刊號的《編後記》寫道:“我們深信,我們的學術水平,我們這個刊物的質量,都隻有在‘百傢爭鳴’的方針下廣泛發錶各類意見和自由競賽,然後有可能逐漸提高。在任何學術部門,一傢獨鳴都是隻會帶來思想停滯和思想僵化的。”創刊之初,《文學評論》結閤文學發展的實際,圍繞著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典型性格與典型人物、曆史劇創作與理論、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以及詩歌格律等基本理論問題展開討論。
1961年,《文學評論》第3期刊發嚴傢炎的《談〈創業史〉中梁三老漢的形象》引發瞭廣泛的討論,把關注的重點全麵引嚮當代文學創作領域。這場討論,不僅僅限於研究者之間,創作者也參與其中,發錶瞭針鋒相對的意見。2005年,劉納發錶《寫得怎樣:關於作品的文學評價——重讀〈創業史〉並以其為例》(《文學評論》2005年第4期),又引發新一輪爭論。可惜作者早已離世,不能親自作答。在紀念柳青一百周年誕辰學術研討會以及最近召開的“新語境、新方法、新視野下的柳青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這個話題一直是學者討論的核心議題之一。可見,這場持續半個多世紀的討論,其意義已遠遠超齣《創業史》本身,實際上牽涉創作者與研究者、文學理論與文學實踐的關係問題。柳青堅持認為,文學理論研究、美學研究,必須結閤藝術創作實踐纔會有說服力,否則隻是紙上談兵,並無實際意義。此後,由批判“人性論”“人道主義”等話題逐漸引申到文學上的共鳴現象、山水詩和自然美的問題;又由曆史劇創作引發關於曆史與曆史劇的論爭。這些話題,時至今日依然有值得討論的空間。
1978年,《文學評論》復刊第1期刊發毛澤東與陳毅同誌談詩的一封信,同一期,還刊發王朝聞的《藝術創作有特殊規律》,引發學術界關於藝術規律、形象思維問題的大討論。《文學評論》持續關注,相繼刊發陳湧《馬剋思、恩格斯的美學和曆史的批評》(《文學評論》1983年第1期)、李衍柱《美的規律與典型化原則》(《文學評論》1991年第5期)等論文,就這些問題展開深入探索。他們提齣的一些論點,今天看來也許已不新鮮,但在當時特定背景下,確有振聾發聵的意義。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西方思潮的湧入,社會-曆史批評、精神分析批評、結構主義批評、比較文學批評、文體形式批評、印象批評、文化研究等新的研究方法紛至遝來,眾聲喧嘩。《文學評論》為此專闢“外國文藝理論評介”“發展馬剋思主義文藝理論筆談”“當代中國文藝理論新建設”等專欄,積極開展學術討論。早在1962年,錢锺書就在《文學評論》上發錶《論通感》(1962年第1期)一文,較早運用心理學方法,比較亞裏士多德的《心靈論》與中國的《樂論》,比較唐宋詩詞與西方古典詩歌中的通感現象。他指齣,把事物的無聲的姿態描摹成好像有聲音,錶示人們在視覺裏仿佛獲得瞭聽覺的感受,用現代心理學或語言學的術語來說,就是“通感”或“感覺移藉”。這些理論的探討,成為後來文學研究的理論先聲。鄭敏《解構思維與文化傳統》(《文學評論》1997年第2期)比較係統地論述瞭法國哲學傢德裏達的解構理論,認為解構主義強調歧異的存在是多元的必然,也是事物發展的動力,在差異的運動中,由於變是不可停止的,矛盾成為互補而非絕對對抗。這種理論有其閤理性的內涵,可以藉此批判西方中心主義,並引發女權主義思潮,有助於後殖民主義對文化侵略的批判,也有助於後現代主義藝術觀對無序、無整體宇宙觀的形成和錶達。林興宅《論係統科學方法論在文藝研究中的運用》(《文學評論》1986年第1期)較早地從方法論角度論述我國文藝研究、文藝批評的變革過程,認為係統科學方法論的核心在於有機整體觀念。強調整體性觀念,這在今天看來可能已是常識,而在當時,他運用係統科學方法論討論文學問題,讓人感覺耳目一新。聽覺文化與視覺文化的比較研究也備受矚目。早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學者魯道夫?阿恩海姆《藝術與視知覺》就被介紹到中國,重點分析視覺藝術心理學問題。傅修延《為什麼麥剋盧漢說中國人是“聽覺人”》(《文學評論》2016年第1期)指齣,以拼音文字為主體的西方文化,對於“圖像”非常重視,甚至成為視覺文化的核心概念。相比較而言,以形聲文字為主體的中國文化傳統,對於聽覺形象更加關注。看字聽聲,“聞聲知情”,這是中國文化的特點。明清小說中存在著的“草蛇灰綫”的藝術手法,強調藝術結構要有“連”有“斷”。這與西方藝術更專注於一以貫之的“連”有所不同。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文學評論》2007年第3期)從近現代的“演說”入手,著重討論“演說”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彆開生麵。
近代以來,隨著自然科學的高度發展,後工業化的西方社會,齣現瞭種種畸形和矛盾,打破瞭上帝創世的神話,打破瞭理性萬能的說法。當人們有意識地發現醜,錶現醜,把醜當作美的時候,荒誕便代替瞭崇高,非理性也就成為一時的審美思潮。蔣孔陽《說醜》(《文學評論》1990年第6期)一文指齣,作為美的對立麵,醜,自有其積極意義。問題不在於寫什麼,而是站在什麼立場來寫,要錶達什麼樣的審美追求。美與醜,滑稽與崇高,這些曾經的老話題,在審美追求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依然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文學創作、文學理論的本土化,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化,也是持續不斷的討論話題。黃浩的《文學失語癥》(《文學評論》1990年第2期)認為新小說患上瞭“運動性失語”,“通俗一點講,就是新小說說話睏難”。由此延伸,古代文論也麵臨著現代轉化的難題。季羨林《門外中外文論絮語》(《文學評論》1996年第6期)強調我們應當秉承“不薄西方愛東方”的態度,“讓這兩種話語並駕齊驅,共同發展”。為此,《文學評論》編輯部在1997年第1期特設專欄,精心擇選四篇論文與一篇報道,引導“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學術討論。
世紀之交,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問題逐漸引起學界的格外關注。麵對中國文論轉型過程中呈現齣來的重大理論問題,文學研究所適時承擔院重大課題“新世紀全球化格局與中國人文建設”項目,係統迴應急劇變化中的中國社會文化現實問題,同時,又組織專傢按照類彆編選“新世紀文論讀本”,選錄近十年來重要的理論文章。《文學評論》也積極跟進,組織“二十世紀文學迴顧”“文學史史學筆談”“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作筆談”“全球化趨勢中的文學與人”“社會文化轉型與文藝美學研究”“中國傳統文學與經濟生活”“關於文學理論邊界的討論”等欄目,重新審視傳統文學思想的價值和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成就與不足,迴答人們關切的問題。從這些學術活動中可以看齣,文學研究所的科研人員既要堅持“文以載道”悠久傳統,又不能放棄研究者應有的文學立場和人文情懷。錢中文就堅持認為,過度強調文化研究的價值其實是泛化瞭“文學性”,取締瞭文學自主研究和獨立的學科價值,一味地關注文學外部研究,最終將導緻文學的消亡。站在今天的立場看,這場討論纔剛剛開始,今天學術界熱衷討論的生態美學、比較文化等論題,已嚮傳統文藝學、當代文學批評等領域延伸,影響不可小覷。
六十年來,《文學評論》不拘一格扶持青年學人,確保優秀稿件源源不斷,這是《文學評論》最根本的製度保障。從《〈文學評論〉創刊六十年紀念文匯》所收文章可以看齣,很多青年學者的處女作,就發錶在《文學評論》上。我對該書七十多位作者略作統計:30年代齣生的有8人,40年代和60年代齣生的各占15人;50年代齣生的居多,有30人;70年代齣生的5人。這五代人,是目前《文學評論》的主要作者。30年代齣生的作者多為新中國成立前期培養起來的,四五十年代齣生的作者,多為改革開放初期的研究生,或者是七七、七八、七九“新三屆”大學生。而今,這些作者大多年過耳順,陸陸續續退居二綫。在紀念文章作者隊伍中,“70後”雖然僅占很小比例,但他們正奮戰在科研一綫,已經成為《文學評論》的最重要的作者群體,代錶著中國文學研究界的未來。當然,隨著學術環境的變化,很多刊物都麵臨著潛伏的危機。《文學評論》能否承擔起名刊的責任,能否不斷激發思想的活躍,能否持續推動學術的進步,都是我們麵臨的新問題、新挑戰。我們期待著年輕一代學者給予更多的支持。
在曆史的長河中,六十年隻是短暫的瞬間,可能無足輕重,而在共和國的學術發展史上,文學所的六十年,《文學遺産》《文學評論》的六十年卻在其中占據著獨特位置,扮演瞭重要角色。我們在感念前輩學者艱辛創業的同時,更感到肩上責任的重大。我們一定要不忘初心,在廣大作者和讀者的鼓勵下,勇於麵對現實,積極迎接挑戰,在新的世紀,再創輝煌。

2017年8月8日寫於京城愛吾廬


紀念《文學評論》創刊六十年
張炯

今年是《文學評論》創刊60周年。為瞭紀念,編輯部編選瞭該刊60年來發錶過的論文選集,新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劉躍進同誌要我和過去當過主編的同誌都寫篇前言。說起來,我與《文學評論》確實關係不淺。我既是它培養的作者之一,先後在《文學評論》發錶過20多篇論文;我又是它的編者之一,曾在《文學評論》擔任過編輯組長和副主編、主編,前後曆10年之久,持續任編委達30多年。雖然我沒有參加選集的編選工作,但躍進同誌之邀,自然難以推托。
60年在我國曆史上不過短短一瞬,但在人的一生中已是漫長的歲月。《文學評論》從創刊至今的60年,我們的國傢已發生瞭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國的學術,包括文學研究領域也發生瞭深刻的變化。文學研究既涵蓋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還涵蓋文學理論、比較文學、文學史研究、當代文學評論、海外華人文學和文學傢研究。文學研究所原屬北京大學,1956年纔改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學評論》本來叫《文學研究》,是季刊,1959年為瞭加強當代文學理論批評,更多聯係文學現實,所以纔改瞭刊名,成為雙月刊。
現在讀者見到的這個選本,都是曾在刊物上發錶過的論文。由於篇幅有限,每個作者隻選一篇,還有些作者沒有選到,這自然有遺珠之憾。從被選入的作者來看,已可以見齣《文學評論》曾擁有的強大作者陣容。像鄭振鐸、郭紹虞、俞平伯、夏承燾、劉大傑、夏衍、錢鍾書、楊絳、馮至、蔡儀、唐弢、卞之琳、何其芳、王朝聞、楊周翰、羅大岡、陳湧、程韆帆、範存忠、羅念生、王瑤、王元化、劉綬鬆、硃寨等,在上世紀50年代都已或是學界蓍宿,或是文壇名傢。他們成為《文學評論》的作者是很自然的。其中,大多還是《文學評論》的首屆編委。至於錢榖融、侯敏澤、蔣孔陽、李澤厚、曹道衡、鬍念貽、羅宗強、王運熙、吳承學、樊駿、錢中文、嚴傢炎、袁行霈、陸貴山等,也於上世紀50~60年代聞名於文學研究界。後來繼起的謝冕、孫玉石、孫紹振、洪子誠、劉登翰、王元驤、錢理群、陳平原、葛曉音、陳思和、雷達、南帆、陳曉明、程光煒、丁帆、汪暉、趙園、楊義、劉躍進、黨聖元、姚文放、趙憲章等則屬至今仍然活躍於我國評論界的老年和中年學者,此外,還有更年輕的一代,他們更多屬於獲得過博士學位的群落。可以說,論文集的陣容代錶瞭60年來中國文學研究界的不同年齡不同知識結構的梯隊,而所選論文所以分為文學理論、古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等部分,也大體反映瞭每期的欄目。
《文學研究》創刊時便把自己定位為學術研究刊物。當時的主編何其芳先生寫的首期《編後記》指齣:“配閤形勢的那種時評性的文章有必要,但重點要放在經過長期的專門研究的成果上,這是《文學研究》這一學術刊物的定位決定瞭的。”《文學研究》之前,文學研究所齣版過《文學研究集刊》共5冊,主要發錶的都是本所工作人員的研究成果。我那時在北京大學中文係上學,見到這種集刊和後來的《文學研究》,便很景仰。我是1960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分配到文學研究所工作的。在當年《文學評論》第6期發錶自己的第一篇論文《評〈甲午海戰〉兼論曆史劇》,之後便去參加國傢文科教材《文學概論》的編寫工作,又下鄉從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接著是“文化大革命”,十多年間無緣於學術。1975年鄧小平復齣,派新的領導林修德、宋一平、劉仰嶠等同誌主持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工作,籌備恢復科研業務,決定將學部原來直屬的學術刊物《新建設》改為新創辦的《思想戰綫》,並讓“文化大革命”初停刊的《文學評論》《哲學研究》《曆史研究》復刊。為瞭復刊,上級指定原文學研究所所長兼《文學評論》主編的何其芳同誌負責重建編輯部,成立由他和我以及毛星、鄧紹基、蔡葵等構成的編輯核心組,鄧紹基兼任古代組組長,蔡葵兼任理論組組長,我兼任現代組組長。60年代初,毛星就是副主編,蔡葵是編輯部的老編輯,鄧紹基和我則分彆在古代文學和文藝理論研究組做研究工作。編輯部原來的編輯還有王信、楊誌傑、陳駿濤、楊世偉、彭韻倩等。當時我們開始組織稿件,其時,刊物的約稿信仍然提“本刊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産階級政治服務”,我卻首次從何其芳的談話中得知《文學評論》的取稿標準是,“文章應有新意,還必須言之成理,持之有據,論證充分,自圓其說”。他還叮嚀我們說,《文學評論》的編輯應該像蜜蜂采蜜那樣,把全國文學研究界最好的學術成果編選到刊物來。我理解,這大概是其芳同誌主編《文學評論》以來自己所掌握的編稿要旨,也體會復刊的《文學評論》仍然以發錶學術研究成果為主。沒有想到,不多時,刊物剛編好一期目錄,便颳起所謂反“右傾翻案風”。《思想戰綫》和《文學評論》都被“四人幫”一夥認定是“右傾翻案風”的代錶,沒有齣刊便夭摺瞭。1976年10月初“四人幫”被粉碎,中央決定從哲學社會科學部藉調數十人去接編中央理論刊物《紅旗》,我也被調去,曾任該刊的文化組臨時負責人。直至1980年初纔迴到文學研究所,卻沒有迴《文學評論》編輯部,被所領導陳荒煤同誌分配去當代文學研究室,協助硃寨先生主持編寫當代文學史。雖然1982年我即被添為《文學評論》編委,但80年代一直沒有參加實際的編輯工作。直到1990年5月纔又被調到《文學評論》擔任副主編,協助當時的雙主編馬良春和侯敏澤工作。1991年馬良春因病住醫院,我被任命為副所長。不久他去世,我受命主持文學研究所的全麵工作,仍兼《文學評論》副主編。1994年我被任命為文學研究所兼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和《文學評論》主編,直到1999年退居二綫,去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與我同時擔任《文學評論》雙主編的先後是侯敏澤和錢中文。實際編輯工作,他們比我做得多。我退居二綫後即不再過問文學研究所的工作。但還受中國社會科學院之托,逐年審讀過已齣版的《文學評論》有6年之久。每年均對刊物編輯版麵提齣讀後感和改進意見。因此,如果從1982年擔任編委算起,到2005年辭去審讀工作為止,我與《文學評論》的工作機緣竟有25年之久,而至今仍然持續擔任編委。其間,經曆瞭“文化大革命”後的撥亂反正,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和上世紀80年代中西文化的大衝撞,也經曆瞭反精神汙染、反自由化和上世紀90年代的正本清源與國學熱;還經曆瞭新世紀我國文壇和學壇的空前繁榮與多元走嚮。我感到,盡管學術環境從50年代到新世紀已産生很大的變化,60年間由於學術與政治的糾纏,刊物不能不受到許多政治思想批判運動的衝擊,《文學評論》的編者還是基本堅持瞭它作為學術研究刊物的初心,堅持瞭以發錶長期研究成果為主的編輯方針,堅持瞭文章“應有新意,言之成理,持之有據,論證充分,自圓其說”的取稿標準,堅持瞭“百花齊放,百傢爭鳴”,在學術問題上既容許批評,也容許反批評的學術風範。論文選集可以說相當程度上反映瞭刊物60年來編輯部工作人員和廣大作者共同努力所達到的大體風貌。盡管有不少重要作者和重要論文限於篇幅沒有選入,不能無憾。
迴想起來,我主持《文學評論》期間,自感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深為愧疚,但我也始終不敢忘記何其芳同誌的取稿標準和辦刊要求,努力選用學術上有新見的稿子。即使老專傢的稿子如無新見,也婉言退稿;年青作者的稿子有新見雖欠完善便請責任編輯盡量幫助作者去完善它,擇優采用。我知道,培養年青作者也是《文學評論》創刊以來的一個重要方針。1999年《文學評論》還編輯齣版瞭青年學者專號,刊載青年學者論文24篇,論文提要6篇。60年來,《文學評論》的新作者經過自己努力,後來大多成長為我國文壇的知名學者和評論傢。
《文學評論》至今被認為是全國性的權威學術刊物之一,應該說跟它曆年發錶過許多有重要影響的文章分不開。其中既包括老專傢的厚積薄發之作,也包括年青學人的觀點新銳之作。其中,像茅盾的長達5萬言的《關於曆史與曆史劇》,像何其芳為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錶20周年的文章《戰鬥的勝利的二十年》,像蔡儀論述現實主義與典型問題的論文,像陳湧、唐弢論述魯迅的專論,像錢鍾書論述藝術思維中通感規律的短文,像樊駿的《認識老捨》的長論,都見解精到,論證充分,令人嘆服。
《文學評論》還因為組織瞭係列學術問題的爭鳴而擴大瞭自己的影響,推進瞭學術的進展。除瞭論曆史劇發錶過李希凡、硃寨、茅盾的不同見解的文章外,就文學藝術的特徵和形象思維問題發錶過王朝聞、陳湧、毛星、李澤厚等的文章;就《紅樓夢》的評價發錶過何其芳、蔣和森、鄧紹基、劉世德等的文章;就山水詩發錶過陳貽焮、硃光潛、陸侃如、廖仲安等的文章;就新詩的格律和形式問題發錶過何其芳、卞之琳、王力、羅念生、金剋木等的討論文章;就文學的共鳴問題先後發錶過柳鳴九、林庚、陳燊、袁行霈等人的文章;就《創業史》的評價發錶過嚴傢炎、柳青的文章。80年代就劉再復的《論文學的主體性》也發錶過贊成和批評的文章,90年代還就當代文學史的寫作問題發錶過洪子誠、陳思和等的文章,就中國傳統文論的現代轉化問題發錶季羨林、張少康、曹順慶、蔣述卓諸學者的文章等。此外,更就一些專題召開瞭多次討論會、座談會,在刊物上發錶筆談或報道。讓不同意見的文章展開爭鳴和切磋,不僅有利於學術的發展和論題的深化,也有利於實事求是、相互平等研討的學風的樹立。
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曆程中,學壇上各種思潮風起雲湧,學術熱點也不斷嬗替,其間曾經齣現政治問題與學術問題的糾纏,這些情況都必然會反映到報刊上來。《文學評論》雖然是學術研究刊物,應上級部門的要求,就當時被認為是錯誤的意見開展批評和批判,也難避免。如上世紀50年代對鬍風文藝思想和所謂“右派”言論發錶過批判文章,60年代在人性問題上發錶過對巴人、王淑明等先生的觀點的批判文章,90年代涉及自由化問題的批判文章等。自然,學界可能有不同意見,當時卻無可規避。這類文章沒有入選,我想,大抵還是堅持學術研究的定位的緣故。現在的選本,讓讀者大體能夠看到我國文學研究界所走過的曆史軌跡。作為《文學評論》的老編輯之一,麵對這個選本,不免有親切之感!不能不感謝編選者所付齣的辛勞!同時也殷切希望,在未來的歲月裏,在新一代編輯人員的努力下,刊物能夠發錶更多更好的文章。

2017年5月4日於杭州


《文學評論》已長成一棵大樹
錢中文

《文學評論》創刊60周年瞭,就文學評論研究界來說,經曆瞭一個花甲的刊物(不算報紙)大概獨此一份。人到甲子,開始進入老年,《文學評論》則是剛剛進入它的盛年。
《文學評論》是共和國新文學成長、經受挫摺、繼而逐漸蘇醒的見證,也是共和國文學走嚮枝繁葉茂、欣欣嚮榮的見證。
談到《文學評論》創刊前後的情況,我們也總會想起何其芳所長,他的獨創的學術思想,他的優良的學風,他的學術民主思想,一直深刻地影響著文學研究所的編輯人員與研究人員。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改革開放的強大思想的引導下,《文學評論》終於迎來瞭新生。由於《文學評論》的地位特殊,那時不少刊物尚未復刊,於是時代給它提供瞭一個在文壇上獨領風騷的機會,在短時期內,一期《文學評論》竟要刊印20餘萬份,同時還要應對不少讀者的要求加碼添印。《文學評論》創造瞭自己的神話,一時傳為佳話!
《文學評論》及時對新齣現的文學現象進行探討與評價,為扶持優秀的文學作品大造輿論,為新時期文學的創新與雄起,起到瞭鳴鑼開道的作用,不少後來著名的作傢,從《文學評論》那裏得到過切實的幫助與鼓勵。《文學評論》刊齣過不少高質量的作傢評論;在文學理論方麵,《文學評論》麵對新文學的創作實踐與多樣化,針對以往的教條主義的文論的癥結所在,水到渠成,在各個時期適時地提齣瞭一些具有理論創新意義的文論觀點,它們影響瞭創作界與文論界。《文學評論》對待花樣眾多的外國文學思想以及上世紀90年代與新世紀之初大舉引入我國的後現代主義文化思潮,一直強調介入、鑒彆、融通與吸收,顯示瞭雜誌自身的理論氣度與魄力。古代文學、古代文論與現代文學研究是我國文學研究中實力最為雄厚的群體,所以在《文學評論》上佳作迭現,長期成為《文學評論》的亮麗風景綫。
在50多年裏,《文學評論》在文學研究的各個領域,培養瞭幾代高水平的作者,他們對《文學評論》懷有十分親切的感情。參與這個紀念文集的同行,很多人已成為我國著名的文學研究傢。同時在編輯中也有眾多翹楚,薪火相傳,以自己的遠見卓識與辛勞,保證瞭《文學評論》的學術品格與領先地位。自然,《文學評論》也有自己的缺失,不同時期都齣現過一些不注意導嚮的文章。
當今《文學評論》和整個國傢一樣,正麵臨著民族復興的偉大時代,這是一個正在建設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文化的偉大時代。在當今全球化的語境中,我們需要努力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話語體係,確立我們自身的文化自信與理論自信。這要求我們改變以往的思維模式,進一步深入解析與理解我們豐厚的文化遺産與文論遺産的獨創性與多樣性,它的轉型的傳承性與參與新的理論建設的實踐性,彰顯中華文化的偉大精神,弘揚中華文化的偉大傳統。
上世紀末,一位德國哲學傢對一位中國學者預測說:在西方,原本發端於希臘的數學、物理和化學的根源的承載力,在今天已經枯萎,科學今後將從其他根源找尋養料,特彆要從遠東找尋養料。他不知不覺地又重復他的預測:兩百年內人們確是必須學習中國語言,以便全麵掌握與共享一切。這一預測雖然言中瞭,但可不是在200年內,而是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已是“現在進行式”瞭!局勢的發展比思想與預測的變化更快!自然,文化自信與理論自信不是盲目的文化自負與理論自負,更不是權勢迷戀的自負。在當今全球化時代的語境中,我們一麵要開掘我們的文化遺産,發揚光大,同時也需要與其他民族的文化進行深入交流,進行比照,在差異、衝突與交往中發現新因素,創造新思想。一位外國詩人講過,文學的交流不僅僅是互通有無,而且是具有更多的含義:一是用以激活自己,使自己獲得復蘇;二是為瞭使自己不朽,那是一種更高層次上的誌趣瞭。在文化的共存與共榮中,現今世界上多種文化自然需要努力走嚮“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世界大同”的新境地。
幾十年來,《文學評論》刊齣瞭不少優秀作品,引領過文學研究潮流。在慶祝它的60華誕之際,我衷心希望它能夠不斷地推齣更多的佳構華章,促進我國社會主義新文學的創作和文學研究的進一步繁榮!
《文學評論》已長成一棵大樹!

2017年6月25日


風捲紅旗過大關
楊義

《文學評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匯聚和引領全國文學學術的一麵旗子。從1957年3月創刊《文學研究》(季刊),1959年2月改名《文學評論》(雙月刊)至今,這麵旗子在風雲變幻和改革開放中高高飄揚,彰顯瞭主辦者文學研究所的胸襟、魄力、眼光和智慧。因此在刊物的60年誕辰之際,選擇一批代錶性的論文,來展示《文學評論》的總體風貌,可以稱為“甲子祭旗”。古代大將齣徵,瀝血祭旗,是為瞭抱著堅強的意誌、必勝的信念,浩浩蕩蕩地邁步踏上新的徵程。《文學評論60年文選》,就是這份匯聚和引領全國文學研究和理論批評的大型權威性的學術刊物,作為旗子的“甲子祭”。為的是如毛澤東《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詞所說“頭上高山,風捲紅旗過大關”,雄姿英發地嚮新的高峰進發。
60年瞭,《文學評論》已經大樹成蔭,這讓我們情不自禁地想起“前人種樹,後人乘涼”這句常語。文學研究所老所長何其芳先生在創所初期確立的所風是:“謙虛的、刻苦的、實事求是的”,並對之進行解釋:“謙虛的反麵是自滿和驕傲,刻苦即是反對不努力,不刻苦。彆人對我們有誤解,以為我們渙散,這當然是不行的,我們在一定時期就會拿齣有一定水平的成果。實事求是即是馬列主義的工作態度,‘是’者乃是事物的內部聯係,是它的規律性。學術工作上的主觀主義之一是臆測,武斷,牽強附會;另一錶現為用馬列主義的詞句往文學現象上硬套,即是教條主義。”《文學研究》的創辦,就是以文學研究所的這樣一種國傢隊學術定位的作風,在所內聚集著一批國內外有影響的文學研究專傢學者,所外聯係瞭宏大強勁的學科纔俊,秉持著積極的、科學的促進態度,建設現代大國的學院派風範。
在《文學研究》創刊號上,何其芳以“編後記”方式,低調而又充滿自信地闡釋瞭創刊的緣起。強調《文學研究》除瞭如一般刊物一樣要組織一些有時間性的文章而外,它將以較大的篇幅來發錶全國的文學研究者的長期的專門的研究成果,“配閤形勢的那種時評性的文章有必要,但重點要放在經過長期的專門研究的成果上,這是《文學研究》這一學術刊物的定位決定瞭的”。其中的關鍵詞是“長期的”和“專門的研究”,由於“許多文學曆史和文學理論上的重大問題,都不是依靠短促的無準備的談論就能很好地解決的”,隻有在長期研究中把齊全的材料和深刻的思想,精益求精地結閤起來,纔能以學術精品立足學界,垂範後人。此是其一。其二就是提倡“百傢爭鳴”。“編後記”短短的文字中,三次提到“百傢爭鳴”,強調“我們將努力遵循黨所提齣的百傢爭鳴的方針,盡可能使多種多樣的研究文章,多種多樣的學術意見,都能夠在這上麵發錶”,“我們深信,我們的學術水平,我們刊物的質量,都隻有在百傢爭鳴的方針上廣泛發錶各種意見和自由競賽,然後有可能逐漸提高。在任何學術部門,一傢獨鳴都是隻會帶來思想停滯和思想僵化的”。這種深得學術研究三昧的意見,以百傢爭鳴的紅旗超越種種關卡,使《文學研究》得以在正確軌道上有效地運行。
最佳的抽樣分析是取自《文學研究》創刊號齣自編委會成員的12篇論文:蔡儀的《論現實主義問題》,陸侃如、馮沅君的《關於中國文學史分期問題的商榷》,何其芳的《〈琵琶記〉的評價問題》,王季思的《〈桃花扇〉校注前言》,夏承燾的《論薑夔的詞》,錢锺書的《宋代詩人短論(十篇)》,程韆帆的《陸遊及其創作》,孫楷第的《清商麯小史》,俞平伯的《今傳李太白詞的真僞問題》,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中的道的問題》,羅根澤的《論〈莊子〉的思想性》,羅大岡的《孟德斯鳩〈波斯人的信劄〉》,都是國內知名專傢經年苦心研究的成果,陣容豪華,是中國期刊史上難得一見的盛舉,具有示範作用。這些文章的厚重大氣,奠定瞭《文學研究》打造學術精品的優秀刊風基礎。這些領軍人物率先垂範,後來陸續在本刊發錶自己在本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動著中國文學研究的發展。
1959年2月《文學研究》(季刊)改名《文學評論》(雙月刊),是因應社會政治風雲,而尋求自身發展的戰略行為。“編後記”中說:“《文學研究》為什麼要改名《文學評論》呢?主要是為瞭使刊物的名稱更符閤它的內容。”事實上是從“反右派運動”到1958年“大躍進”,文學研究所和《文學研究》被批評為“三脫離”(脫離政治、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不食人間煙火”,為此要求《文學研究》改變編輯的“右傾保守思想”和“資産階級方嚮”,加強刊物的現實性、戰鬥性,以大部分篇幅來發錶評論當前文學作品和文學理論的文章。為此文學研究所決定,大力革新《文學研究》,改刊名為《文學評論》,同時創辦《文學知識》月刊,以便更好地“為無産階級政治服務”。編後記的這些用語,摺射瞭當時學人的思想睏惑和糾結的探求。
值得人們額手稱慶的是,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解放思想,給復刊後的《文學評論》“風捲紅旗過大關”,打破關卡重重的思想理論探索禁區,敞開瞭巨大的創新空間,注入瞭強大的發展動力。由此中國文學研究取得瞭跨越性的發展,在諸多最能代錶其成就的領域,無論在研究規模、原創思想和深刻程度上都齣現瞭前所未見的新氣象、新麵貌。其基本特徵在於,理論視野具有更加開闊的世界性,學術思維更加深刻地迴歸學術本位,跨學科的研究展示瞭大文學觀的新風貌,在把握時代脈絡上進軍思想文化的前沿。一代有一代的學術,總覽《文學評論》這30多年的文學研究學術,來勢迅猛又底氣豐盈,追求創新精神而成果豐碩,說它開創瞭中國思想學術史上一個新的紀元、一個新的時代,也不為過。改革開放以來的《文學評論》,在文學研究的學術境界、學術深度、學術廣度和學術容量上,開創瞭中國思想學術史上一個新的時代。這裏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中國社會經濟全麵復興和崛起,為思想學術注入瞭日益豐厚的物質支持,涵養其底氣,增強瞭一代學人與時俱進的文化自信心;第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綫,為崇尚原創的追求,提供瞭巨大的精神空間;第三,這代學者風雨人生,閱曆時變,不少人磨煉齣睿智的觀察者、思想者的素質。曠世難遇的是這代學者在“文革”和改革開放這兩級大斷層的推移中,看到瞭中國學術的翻筋鬥,看到瞭西方學術的變花招,對於什麼是學術、什麼是文學研究有點大徹大悟,産生瞭一種思想者的求真原欲或免疫功能,不太容易進入彆人設好的僵硬不閤理的套子或花哨不著邊際的套子裏邊。在鑄造和滋養現代大國的學術文化風範中,文學研究以堅實的步履展開國學的視野,旨在為全麵振興的民族傳承文化血脈,充實精神元氣,開拓原創學理,發掘民族生命力、凝聚力的根源,發放一張與世界進行堂堂正正的文化對話的身份證,從而在全球化環境中為人類文化多姿多彩的互動提升貢獻大智慧。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更新中國人的觀念,給中國人以一幅新的麵嚮世界的精神圖譜。愈來愈多的深刻的學者開始新的思考和新的精神譜係的建構,在全球化條件下,探索中國學術和中國文化應該做什麼、怎麼做。
在改革開放時代,從文學研究所劃分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之後,在《文學評論》之外又創辦瞭《民族文學研究》,這就開始打破瞭以往的中國文學研究幾乎隻停留在漢族書麵文學研究的狀況,把諸多古民族和少數民族的書麵文學與口傳文學納入中國多民族文學多元一體的總格局,探討其豐富多彩的成就和相互關係,探討其中心的凝聚力、輻射力和“邊緣的活力”,探討其融閤成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精神曆程。包括濛古族、藏族、維吾爾族、迴族、滿族、壯族、哈薩剋族、彝族、傣族在內的各民族,都第一次寫齣自己的專門文學史。尤其是史詩學和各民族文學關係史的研究,取得瞭突破性的進展,從根本上打破瞭“中國是史詩貧國”的不明傢底的缺陷。世界上最長的史詩《格薩爾王傳》在西藏、青海地區已搜集藝人說唱錄音5000小時,僅桑珠老人的說唱就達2114小時,並編纂齣其藝人說唱本45部;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項目藏文精選本《格薩爾》齣版瞭40捲43冊;濛古族史詩也編纂齣版瞭《格斯爾全書》5捲、《濛古族史詩大係》4捲和《卡爾梅剋江格爾校注》、《汗哈冉貴》等,從而建立起大型的科學化的民族文學資料庫。史詩研究方麵完成瞭《〈格薩爾〉論》《〈江格爾〉論》《〈瑪納斯〉論》等一係列著作,卓有成效地開展瞭“口傳詩學”和“史詩類型學”的研究。經過眾多學者對漢語文學文獻,以及少數民族包括史詩在內的民俗事象的廣泛而富有開拓性的研究,為繪製一幅完整的、豐厚的、洋溢著民族全麵振興之魄力的文學文化地圖的工程,打下瞭深厚的基礎。
在《文學評論》60年誕辰慶典之際,我們應該進一步處理好現代中國學術的四個重大關係:一是馬剋思主義指導與學術創新的關係;二是外來思潮與建立中國特色的關係;三是傳統文化資源與現代學理發生的關係;四是漢語文學與少數民族文學文化的關係。總結60年的落腳點是開拓。在學術上,我們應該把一般性的中國製造升級為中國創造。對外來思潮加以消化吸收,藉鑒選擇,而不能代替自主創造,更不能用它來貶抑自主創造,不能給自主創造的腦袋套上“緊箍圈”。我們需要一個體製讓學者為我們這個時代創造齣更多、更好的博大精深的學術,更多、更好的原創性的學術話語、學術體係和學術流派,在世界的思想文化領域發齣宏亮的聲音。我們已經做瞭許多有價值的學術探索,但是用我們的現代學術超越睏境、走嚮全麵振興的標準來衡量,還應該創造齣具有世界影響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派,使擁有五韆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不僅要成為經濟上的巨人,而且要成為思想上的巨人。在這裏自然也蘊含著《文學評論》堅持不懈的曆史使命,催使新一代學人走嚮“風捲紅旗過大關”的新徵程。

2017年4月26日


溫故知新
陸建德

我於2010年夏天從外文所調到文學所,有一種迴傢的感覺。外文所是1964年從文學所分齣去的,這兩個所原來就是一傢,再說文學所不少同事,我已認識多年。《文學評論》主編當時是楊義先生,2011年春由我接任。從2011年第3期開始,我撰寫每一期的編後記。這些編後記加起來恐怕也有4萬字(不含2017年),已收入這套紀念文集中的一冊。我在文學所工作期間,當然也寫瞭不少正式論文,其中有一些對魯迅研究有所推進(北京大學齣版社即齣),但是沒有在《文學評論》發錶過。我倒不以為這是一件憾事。
“文革”後恢復高考,已經整整40周年瞭。1977年夏,我曾寫信給已經復刊的《世界文學》編輯部,頗有毛遂自薦之意。不久我就收到編輯部迴信,寫信者安慰我說,高考即將恢復,希望我能順利通過高考。90年代初期,《世界文學》主編李文俊先生告訴我,他還記得此事,信是他寫的。但是我因身份問題未能參加第一次高考。1978年春我在杭州潮鳴街道的“小集體”單位轉正,就取得瞭參加第二次高考的機會。在考前填誌願的時候,正好因胃病住院,生怕以後不習慣北方飲食,結果第一誌願是復旦外文係,第二誌願是北大中文係。
我還在復旦大學讀大四的時候,就讀過《文學評論》,還做過一些筆記,至今還保留著。錢锺書的《詩可以怨》就是在1981年的《文學評論》上讀到的。這也是一段因緣吧。我國的外國文學、比較文學研究刊物一直到80年代纔陸續問世,《文學評論》1957年創刊後,也經常刊發外國文學、比較文學的論文。去年5月楊絳去世,我注意到她在《文學評論》上發錶過幾篇文章,從此就特彆留意五六十年代的《文學評論》。
重讀當年的文章,不免有很多感想。我尤其為鄭振鐸的逝世感到難過。1958年10月18日,鄭振鐸率中國文化代錶團齣訪,飛機失事,不幸遇難。兩天之前,他還寫瞭《〈古本戲麯叢刊四集〉序言》。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1932年)尤多關注民間文學的各種形式(如彈詞、佛麯、鼓詞、戲麯等等)和它們的域外來源以及本土演變,50年代齣版的《古本戲麯叢刊》正是他開新的文學研究觀的間接成果。何其芳在悼念鄭振鐸的文章裏寫道:“我還建議文學研究所和原來參加編輯齣版《古本戲麯叢刊》工作的同誌們密切閤作,繼續編印這個叢刊,爭取早日齣齊。在這個工作完成以後,或者就在完成它的同時,還可以根據鄭振鐸先生的藏書和國內其他公傢和私人的藏書,編一部同樣規模巨大的《古本小說叢刊》來紀念他。”該做而未做的工作,還有很多。
紀念創刊60周年,還不應忘記這個甲子中間曾經齣現過11年多的空白。這段曆史無法迴避。去年5月17日,《人民日報》發錶任平文章《以史為鑒是為瞭更好的前進》,該文強調瞭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乾曆史問題的決議》在當今的特殊意義。《文學評論》正在開始第二個甲子,相信以後不會停刊。我特彆希望《文學評論》經得起時間的檢驗。以往有一些文章,作者被流行話語挾製,好像鏗鏘有力,但是時過境遷,讀來就非常讓人失望,作者齣自己的文集,寜可把那樣的作品遺忘。80年代中後期,卞之琳將他的論文結集齣版,做瞭一些改動。他說:“(自己)刪去一些廢話、套話,略去一些浮誇語、過頭語,摘去一些本不恰當或屬多餘的'帽子,揭去一些容易揭去的標簽……即使是自己的失誤也可以成為他人的啓發。”這是值得記取的經驗教訓。祝《文學評論》越辦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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