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的紋理：媒介、創傷與南京大屠殺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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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紅濤，黃順銘著

圖書標籤:

南京大屠殺
曆史記憶
媒介研究
創傷研究
口述曆史
集體記憶
文化研究
戰爭與社會
圖像研究
數字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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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

ISBN：9787300252049

版次：1

商品編碼：12290596

包裝：平裝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7-12-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344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作為國內研究南京大屠殺集體記憶的著作，本書以曆史為經，以不同的媒介場景為緯，深入探究南京大屠殺創傷建構與記憶形塑的過程，揭示國傢權力、地方記憶社群、大眾傳媒如何閤力塑造齣南京大屠殺在當代中國的記憶政治與記憶文化。本書以文化創傷理論為核心的分析框架，追溯南京大屠殺創傷敘事在主流媒體上的建構過程，在紀念館和綫上公祭活動中的擴散與再生産，以及在賽博空間中所麵臨的敘事挑戰。本書雖以“媒介”為核心，但並不流於對靜態“文本”和“符號”的考察，而是力圖揭示創傷敘事的生産和再生産，媒介紀念空間的生成，以及媒介舞颱上和記憶地方裏的記憶實踐。

作者簡介

　　李紅濤（1980- ），黑龍江牡丹江人。香港城市大學傳播學博士（2010），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國際文化和社會思想研究所副教授，南京大屠殺史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齣版譯著兩部，在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Media, Culture & Soc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新聞與傳播研究》等期刊發錶20餘篇論文。研究領域與研究興趣包括媒體與集體記憶、媒介社會學、國際傳播等。

　　黃順銘（1973- ），重慶人。香港城市大學傳播學博士（2011），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副研究員，南京大屠殺史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主要研究興趣包括媒體與集體記憶、榮譽社會學、新聞社會學等。

第一章　緒論：為瞭永不忘卻的紀念
一、記憶的重量/3
二、從“曆史事件”到“感情記憶”/7
三、相互纏繞的記憶場/12
四、南京大屠殺的集體記憶/18
五、文化創傷與集體認同/24
六、媒介創傷：問題意識與方法論/30
七、本書結構/35
第二章　從暴行到大屠殺1937—1948
一、1937 年的兩個片段/41
二、海外媒體：“地獄般的四天”/45
三、中國報章：“為匹夫匹婦復仇”/53
四、戰後審判：“最恐怖的暴行”/65
五、審判報道：“曆史上最黑暗之一頁”/74
六、南京大屠殺紀念：“永不宜忘的一日”/84
第三章　恥化敘事與創傷建構1949—2012
一、引言/97
二、研究方法/99
三、“重新發現”南京大屠殺/101
四、恥化敘事與雙重創傷/107
五、誰在說話？ /117
六、結語/126
第四章　以數字標識“記憶之所”
一、引言/131
二、集群及其鑲嵌與“場所作為集群”/134
三、研究方法/136
四、數字標識的空間化與意義生成/138
五、記憶實踐及其腳本化/156
六、結語/169
第五章　綫上公祭空間的生成
一、引言/177
二、數字記憶的“鑲嵌性”/180
三、案例背景與研究方法/184
四、構築公祭空間/188
五、“生産”紀念公眾/199
六、結語/212
第六章　賽博記憶的協作與爭奪
一、引言/219
二、維基百科作為全球記憶空間/223
三、條目曆史與記憶協作/226
四、記憶爭奪：規則支配下的衝突與妥協/237
五、結語/251
第七章　結論：中介化與創傷過程
一、中介化與創傷敘事/257
二、文化創傷的中介化/263
三、進一步的研究/267
四、全球記憶與東亞和解/276
注　　釋/282
參考文獻/302
後　　記/319

精彩書摘

　　2016 年12 月13 日，南京大屠殺慘案七十九周年紀念日，也是第三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傢公祭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即“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也稱“江東門紀念館”）在國傢公祭日到來之際，舉行瞭“死難者遺屬傢庭祭告活動”。國傢公祭日當天，南京大屠殺紀念館舉辦莊重的公祭儀式，鳴響防空警報，放飛和平鴿，舉行世界和平法會以及燭光祭。新聞媒體對於國傢公祭予以顯著的報道：《人民日報》當天刊登評論《銘記南京大屠殺是道義必須》和《走進每一位受難者的世界》；《新華日報》采用黑白報頭；《揚子晚報》全報采用黑白版麵，刊登瞭三個版的紀念報道；南京廣電集團第三次推齣“紫金草行動”，號召人們通過綫上祭奠來錶達哀思。
　　然而，這種莊重的紀念氛圍中也齣現一些刺耳的“不和諧音”。譬如，12 月17日，中央電視颱《新聞調查》欄目播齣的《一座慰安所的去與留》報道瞭上海“海乃傢”慰安所舊址的拆遷爭議。麵對鏡頭，包括當地文物遺址史料館館長、社區居民和高中生在內的一些受訪者將“慰安所”等同於“妓院”，將“慰安婦”等同於“妓女”，認為她們是“國傢的恥辱”，而“慰安所”放在學校裏無法産生積極的教育作用。此番言論在社交媒體上備受批評。不少網友認為，這些人對二戰性奴役和性暴力的無知與麯解顯示齣曆史教育的失敗。實際上，這不僅是“曆史”或“教育”的問題，也是一個“記憶”的問題。這個例子錶明：集體記憶不僅有延續，也有斷裂；不僅有傳承，也有扭麯。
　　無論是製度化和常規性的紀念活動，還是這些扭麯曆史的言論，都在某種程度上摺射齣南京大屠殺這一創傷事件在當代的記憶景象，也映照齣這一起八十年前的曆史事件進入當代公共生活的可能方式。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南京大屠殺是受害者壓抑的個體記憶，是地方記憶；而如今，它已上升為國傢記憶，乃至世界記憶。這種變化不僅意味著記憶社群（mnemonic community）的擴大，紀念空間的擴展，而且也意味著代際的更替，以及時間的流轉。
　　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集體記憶，可以列齣一個長長的問題單，譬如，一個復雜而多麵的記憶景象如何生成？作為曆史事件的南京大屠殺如何轉變為文化創傷？在曆史和當下之間，在過去和現在之間，存在著幾多延續，幾多斷裂？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作為怎樣的記憶之所而存在？媒體機構如何構築國傢公祭的綫上公祭空間？
　　本書以曆史為經，以不同的媒介場景為緯，深入探究南京大屠殺創傷建構與記憶形塑的過程，揭示國傢權力、地方記憶社群、大眾傳媒如何閤力塑造齣南京大屠殺在當代中國的記憶政治與記憶文化。本書把南京大屠殺的集體記憶放在一個寬闊的時空坐標裏來審視：時間上，試圖追本溯源，經驗材料的收集和分析往上迴溯至1937 年末、1938 年初慘案發生之際，嚮下則延伸到二十一世紀以來的十餘年；空間上，同時涵蓋傳統報業、新媒體，以及紀念館等多種媒介場景。
　　本書的分析框架以文化創傷理論為核心。我們試圖追溯南京大屠殺創傷敘事在主流媒體上的建構過程，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和綫上紀念活動中的擴散與再生産，以及在賽博空間中所麵臨的敘事挑戰。本書雖以“媒介”為核心，但我們並不流於對靜態“文本”和“符號”的考察，而是要努力揭示創傷敘事的生産和再生産，媒介紀念空間的生成，以及媒介舞颱上和記憶之所裏的記憶實踐（mnemonic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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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曆史應該如何被記憶
　　孟子說，孔子著《春鞦》亂臣賊子懼，這便是強調瞭曆史敘述對於政治秩序的意義。不過，孔子自己作春鞦是筆則筆，削則削，但他卻十分誇奬秉筆直書的董狐為“良史”。很顯然，重要的曆史事件該如何被記錄，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一直存在著不同的理解。
　　實踐一旦被“曆史”性地記錄下來，就會成為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並塑造齣一種持續穩定的價值觀。然而，對於久遠的曆史“敘述”歸納，相對要容易一些，因為曆史的敘述既然與政治環境密切相關，那麼，如何處理晚近曆史事件的敘事策略，以瞭解其中所建構的“集體記憶”，的確需要一定的理論勇氣。李紅濤和黃順銘所著的《記憶的紋理：媒介、創傷與南京大屠殺》一書，選取瞭近代以來極具創傷性的“南京大屠殺”事件作為對象，梳理瞭20世紀40年代到2014年國傢公祭日確立期間媒體報道的變遷，提齣瞭這樣極具挑戰性的問題：“我們真的記住瞭‘南京大屠殺’嗎？”因此，該書既可以被看作是對“南京大屠殺”的媒體敘述曆程的反思，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從曆史建構價值之可能性的探索。
　　創傷：為何我們對日本修改教科書的事件如此敏感
　　創傷和抗爭是目前中國近現代史敘事的主調，這是近代以來中國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客觀描述。從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到抗日戰爭，西方列強和日本利用戰爭，對中國的領土和資源進行瞭瘋狂的掠奪，從圓明園到治外法權，中國人飽受屈辱並奮起抗爭，所以在1937年南京大屠殺發生之後，媒體報道的重點是“一心抗日”。而在1949年之後，南京大屠殺的敘事方式發生瞭一些變化。該書通過對1949年到2012年《人民日報》關於南京大屠殺文章的分布的分析，發現到1976年，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文章不多。而直到1982年，日本文部省試圖修改教科書以否定侵略中國的曆史之後，《人民日報》將南京大屠殺重新發掘齣來，所以書中以“重新發現的”南京大屠殺來反映這個轉變。
　　由此可見，日本右翼勢力篡改曆史的瘋狂舉動，促發瞭中國人的“創傷”記憶。其實，1940年以來，日本對於中國乃至東亞的侵略為害很烈，而雖經遠東戰犯審判所的審判，日本政界始終對日本軍國主義對於東亞乃至世界文明造成的傷害認識不足，缺乏真誠的道歉。因此，日本教科書事件尤其成為刺激中國人“創傷”神經的因素。我們從1982年開始瞭“建館立碑編史”活動，1985年8月15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正式落成並對外開放。受到日本廣島和平集會的啓發，1994年12月13日，紀念館首次舉辦“南京各界人士悼念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儀式”，此後紀念活動持續開展。
　　1982年日本“曆史教科書事件”還直接推動瞭國內南京大屠殺曆史研究的開展，齣版瞭大量學術著作和史料集，其中《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已陸續齣版72捲，收錄加害方、受害方和第三方約3000萬字資料。
　　世界記憶遺産和國傢公祭日
　　曆史記憶需要多種方式來建構。就本書的方法論而言，作者明確錶述瞭他們所研究的媒體在建構創傷記憶時的正負兩極作用：一是媒體可以把創傷以高度戲劇化的方式呈現，二是媒體也會受到媒體規則和其他條件的限製。正是在這樣的矛盾中，“文化創傷”被曆史性地定型。在某種程度上，文化創傷喚起震驚和恐懼等感受，但這些感受並非來自事件本身，而是來自人們賦予它的“意義”。在這個過程中，作者概括瞭1982年以來媒體文章的四個主題：作為對曆史事件的紀念、對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殺言行的批駁、日本各界的反思和懺悔、南京大屠殺的證據。這樣的文章主題突顯齣兩個問題：一是通過提供當時日軍各類暴行的證據，促使日本放棄篡改曆史的企圖；二是強調中國紀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內在動機，在於開創和平的未來。
　　然而，更為關鍵的則是建立一個“有形的記憶之所”，因為製度性記憶場所的缺乏是建構集體記憶睏境的重要原因。中國開始從國際組織的認定和國傢儀式的建構層麵，重建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記憶。首先，2014年2月27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決定，將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傢公祭日。每年12月13日國傢舉行公祭活動，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者。
　　2014年12月13日，主席《在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傢公祭儀式上的講話》中指齣，“曆史不會因時代變遷而改變，事實也不會因巧舌抵賴而消失。”同時也指齣，紀念南京大屠殺並非是為瞭強化仇恨，而是對於正義與和平的呼籲。這可以視為在四個自信基礎上對於“創傷”記憶的跨越。
　　作為人類文明史上的悲劇，南京大屠殺不僅僅是中國的創傷，也是世界的悲劇。聯閤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評審齣的“人類記憶”2015年《世界記憶遺産名錄》新增47個項目中，就包括中國申報的《南京大屠殺檔案》，這對於提升南京大屠殺史實的國際知曉度具有推動作用。
　　除瞭這些製度性的“記憶工程”之外，其他的文藝作品，特彆是紀實性的文學作品和電影作品，也在很大程度上讓大傢開始瞭解南京大屠殺這場慘劇。
　　探索人類社會進步主題
　　作為一部討論“記憶”理論的著作，該書令人印象深刻的並不僅僅是在討論“南京大屠殺”的媒體報道策略，而是提齣瞭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即作為創傷記憶，目前的建構方式“欠缺核心的部分，即對受害者的呈現，尤其是受害者的自主言說”。作者認為，在為“曆史作證”這樣的巨大任務麵前，見證者和加害者的比重似乎更為突齣。而作為受害者，以“中國人民”作為代言人身份的“集體性”訴求，導緻“受害者的敘事及其主體性都遭到瞭壓抑和削弱”。這樣，受害者作為敘事內核所可能帶來的強大的符號力量也會受到壓製。所以，在體現國傢意誌的同時，探索從“人性之惡”上去發掘日本人的侵略本質，從個體的受難去理解人類的生存睏境，可能更具有傳播的效力。
　　這樣，我們便可以看到20世紀80年代建構南京大屠殺記憶的更為普遍性的依據。在2014年的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傢公祭儀式上，主席提齣：“近代以後的100多年時間裏，中國人民無數次經曆瞭戰爭磨難，更加懂得和平的珍貴。弱肉強食不是人類共存之道，窮兵黷武不是人類和平之計。和平而不是戰爭，閤作而不是對抗，纔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永恒主題。”這是很具有洞察力的見解。的確，通過南京大屠殺的悲劇，我們可以對近代以來日本軍國主義展開分析，更可以上升到民族國傢體係、亞洲和西方甚至現代性的反思之上。這樣，南京大屠殺纔不至於僅僅被作為中國近代以來屈辱的高峰，而作為一種民族復興的動力，同時要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一種參照。因為，閤作而不是戰爭纔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主題。
　　擴展地說，本書對於我們反思如何建構近代中國的敘事模式，也具有參考意義。比如，我們應該如何辨析近代以來的媒體策略對於我們形成近現代中國曆史進程的記憶，從而探索多種曆史寫作的可能性。
　　（作者：潘宇，係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