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7
本书涵盖了许多材料,任何对功利主义感兴趣的读者都能从中获益。它对一些传统论题提出了有趣的观点,并成功地厘清了一些问题,相信这些话题将历久弥新。
——《经济学与哲学》
序 言
缩略语
第一章 导 论
全书要旨
关于道德哲学家的若干注解
关于政治理论家与法理学家的简单注解
上 篇
第二章 功利与正义:伊壁鸠鲁与伊壁鸠鲁传统
伊壁鸠鲁与古代伊壁鸠鲁主义
伽森狄与现代伊壁鸠鲁主义
伽森狄的影响
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的伊壁鸠鲁主义
第三章 逆向解读休谟:功利作为道德的基础
《道德原则研究》和《人性论》中的功利
功利的基础性作用
仁爱、正义与功利
功利与道德
《道德原则研究》与《人性论》
休谟与边沁
第四章 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功利思想
功利和正义
斯密和休谟论正义
斯密论功利:幻象与现实
斯密、休谟以及哲学体系
斯密与边沁
第五章 爱尔维修、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边沁的功利观念
休谟、斯密和爱尔维修
立法者的角色
功利与美德
爱尔维修与边沁
《论教育》
结 论
第六章 斯密《国富论》中的功利观念
“看不见的手”
无意的后果与劳动分工
自 由
劳动、自由和进步状态
第七章 边沁和斯密对自由的论述
边沁的反对派
《为高利贷辩护》以及边沁的其他著作
边沁对斯密的批判
边沁的标题
第八章 作为功利主义者的威廉?佩利
功 利
自 由
结 论
第九章 自由、功利以及刑法改革
自由与刑法
贝卡里亚思想中的罪与罚
边沁的比例理论
关于死刑的争论
流放罪与监禁罪
启蒙与改革
第十章 密尔的快乐论
密尔与卡莱尔
伊壁鸠鲁主义传统
质与量
不满足的苏格拉底
第十一章 密尔论正义和自由
正义与功利
正义与自由
自由和真理的脆弱性
下 篇
第十二章 对无辜者的惩罚
唯心主义的背景
后功利主义范式
对功利主义的批驳
第十三章 个人牺牲与最大幸福
边沁的终极原则
快乐和痛苦的位阶
次要原则和权利
最大化和最小化
边沁和密尔思想中的平等和权利
第十四章 多数的暴政
实践中的多数和少数
利益、安全和平等
人民主权和多数统治
民主的专政
多数暴政
第十五章 消极自由
霍布斯和边沁的消极自由思想
边沁和伯林论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
自由和民主
值得为之奋斗的消极自由
参考文献
索 引
本书的目的是要以既有历史精确性又体现哲学重要性的方式阐述大体上从休谟的《道德原则研究》到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功利主义》中存在的功利思想。这一功利思想的开端是这样一种反直觉主义的观念,即认为,功利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作为道德特别是正义的基础的,本书所述及的所有思想家以及伊壁鸠鲁传统中的早期作家都认可这种观念。这一观念一开始就具有反直觉性,这是由于,诸如正义,尤其是以自然正义形式出现的正义,这样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绝对观念,被置于似乎不那么可靠的功利基础之上,这一基础一直被视为是可以因时因地而改变的。功利可以在道德和立法中发挥基础作用,此外,人的幸福是立基于趋乐避苦之上的,古典功利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一学说的基础之上的。在拙作中,笔者的目的就是要揭示这种特殊的学说是如何成为一种哲学常识的,并通过诸如休谟、斯密、爱尔维修、佩利、边沁和密尔等一系列作家来考察这一学说的独特性。
贯穿全书的最重要的论点关注的是正义与自由的联系。一旦脱离了传统的哲学基础,现代伊壁鸠鲁传统中的正义就要让位于自由,首先是公民自由和自由市场的观念,而后是反对父权制和培育个性,这一点在密尔的《论自由》中达到了极致。正义的任务不再是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规制和引导其他美德,而是成为自由得以兴旺、幸福得以实现的规则体系。
这一命题关涉功利、正义和自由之间的联系,在这一命题提出的同时,许多相关的命题也得到了阐发。其中一些主要是历史命题,而另一些则是哲学命题。历史命题致力于厘清十八世纪的古典功利主义脉络,这一任务事后证明比我预想的要艰难得多。大多数休谟和斯密的研究者都否认休谟和斯密使用的功利概念与到边沁和密尔那里所演变成的“功利主义”之间存在任何重大关联。前面章节大部分精力都用来挑战这一广为流传但错误的观点。
在这一过程中,我竭力将休谟和斯密从所谓“苏格兰启蒙”这一相当晚近的历史禁锢中解脱出来。此外,休谟和斯密的研究者当中绝少有人发现两位哲学家之间在使用功利概念方面的连续性。要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哲学家联系起来建立一种古典功利主义观,就也要在休谟和斯密当中找到共同的志趣以及对功利的阐释。
不过,功利的重要性并不是十八世纪的发现,而是脱胎于早期的伊壁鸠鲁传统,这一传统产生于古代,却以特殊的现代形式盛行于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早期的哲学和科学圈子当中。下一章将简要地讨论现代早期的伊壁鸠鲁主义,我要试图揭示出伽森狄及其众多英国追随者赋予功利的独特作用。
这一素材的重要性在于揭示了功利是如何进入现代哲学思想之中的,此外,这也为古典功利主义传统内部存在的各个重要变种是如何在十八世纪产生的提供了解释。休谟、斯密、爱尔维修和佩利运用功利阐发了不同的论点,他们继承这一更为古老的伊壁鸠鲁传统的不同方式就可以解释这种差别。
在此,笔者通过对边沁功利主义的全新解释,接续了这一古典功利主义学说中迄今为止缺失的联系。这从实质上完全不同于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中对古典功利主义的笨拙描述,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认为,古典功利主义是庸俗的行为功利主义,即允许惩罚无辜者,为了其他人的幸福而牺牲某些人的幸福,导致多数暴政。我的解释也会令人发现,一方面,休谟和斯密在功利、正义和自由方面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联系,另一方面,在类似的命题上,边沁和密尔之间存在着重大的连续性。通常的观点认为,密尔扬弃了边沁非常具有局限性的学说,在论述密尔的两个重要章节中,我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并揭示了其错误性。我也驳斥了在关涉快乐、痛苦和功利方面,边沁并没有与休谟和斯密共享同一语境的观点。
贯穿全书,“启蒙”时常是用于作为参照系的,启蒙也构成了笔者所论及的思想家们的另外一个思想脉络。特别是论述爱尔维修一章,重点放在了法国启蒙运动,在论述休谟和斯密的章节中,评论引发了苏格兰启蒙的话题。
我并不是强烈反对使用这一思想脉络去解读本书讨论的思想家,因为实际上参照启蒙就是参照十八世纪的欧洲思想。但当参照某些独有的语言或文化印记之时,可能就变得毫无助益了,因为这给人看起来仿佛启蒙要么完全只是属于法国的,要么完全只是属于苏格兰的。相反,这些思想家在与其他国家的思想家的接触方面,在新思想的发展与交流方面所展现出来的敏捷与韧性令我惊诧不已。在这个意义上,法国或苏格兰启蒙是不存在的。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许多学者强调启蒙的“理性主义”特征,而我们在这里所涉及的伊壁鸠鲁传统中的学者却将感觉,特别是对快乐和痛苦的感觉,作为道德和政治的基础,同时也同样强调激情是动机和行动的基础。总体上或主要以理性为基础的启蒙思想对于这些思想家来说是格格不入的。
拙作省略了许多功利主义传统中的思想家,这主要是由于时间与空间不允许我进一步扩展。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早期的伊壁鸠鲁传统被高度压缩为几个思想家,诸如伽森狄、培尔、霍布斯、洛克,其他思想家只是简要地得到关注或者被忽略不计。除了佩利,所谓神学功利主义者只是稍作提及,许多重要思想家,诸如哈特利、哈奇森、普雷斯特利、葛德文以及詹姆斯·密尔等人,实际上就忽略不计了。此外,不同学科势必会强调不同的思想家和不同的命题。那些属于英国文学学科的学者可能比其他学者更为关注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之间持续的紧张。道德哲学家势必强调休谟和密尔胜过斯密,经济思想史家则关注斯密胜过休谟。法学家考察布莱克斯通、边沁和奥斯汀,但绝少关注休谟或密尔。从一个学科转向另外一个学科就会在相关文本特别是语境方面遇到不同的争论。我努力运用尽可能多的学科,因为这些学科代表了切入现代伊壁鸠鲁和功利主义传统的最为重要且富有生命力的研究路径。经济思想史家最感兴趣的是论述斯密和边沁的章节;道德哲学家最感兴趣的是论述密尔的章节,而思想文化史家可能最感兴趣的是论述休谟和斯密的素材。不过,拙作总体上是围绕功利、正义和自由之间关系这一命题展开的,这一命题在所有章节都有所阐发。
拙作试图纠正在哲学家、法学与政治学理论家、经济思想史家以及思想文化史家中间常见的对于古典功利主义的种种误解。为此,首先就要重新阐释这一传统中诸如休谟、斯密、爱尔维修、佩利、边沁以及密尔等主要思想家阐发的诸多论点。尽管拙作并不致力于为功利主义作正式辩护,但会为这类辩护提供一些要素。这些要素尤其出现在最初由伊壁鸠鲁传统所作的对快乐与痛苦问题的诸多讨论中,以及由上述思想家所发展的对功利、正义以及自由之间联系的说明中。此外,拙作也会揭示,对这一传统中存在的缺陷形成的诸多成见是毫无根据的。拙作通篇都认为,古典功利主义代表了丰富的哲学反思传统,特别是对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哲学反思,而这一点往往被当代哲学家所忽视或轻易地予以批驳。
本书的上篇主要对古典功利主义进行了阐释。几乎所有篇章都是为拙作量身打造的,那些提交过的研讨报告和(或)论文也都进行了修订。对于下列学术出版机构允许我在第二章中使用已发表的论文谨致谢意:《功利与正义:伊壁鸠鲁与伊壁鸠鲁传统》,发表于Polis,19(2002),93—107;《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功利思想》,发表于《欧洲思想史》(History of EuropeanIdeas),26(2000),79—103。
下篇包括四篇论文,探讨了对古典功利主义传统常见的一些批判,四篇论文以前都发表过,但编入拙作时都进行了修订。第十二章考察的是对功利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认为功利主义允许甚或要求对无辜者进行惩罚,第十三章重新检视了为了其他人或整个共同体的更大幸福而牺牲某些人幸福这一命题。这些论文发表在Utilitas,题为《功利主义与对无辜者的惩罚》,9(1997),23—37,以及《个人牺牲和最大幸福:边沁论功利与权利》,10(1998),129—143。我要感谢编辑和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允许我使用这篇论文。第十四章考察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导致了多数暴政,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NOMOS XXXIII,《论多数与少数》(ed. J. W. Chapman and AlanWerthheimer,b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in 1990)。本次使用得到了编辑和出版社的慷慨应允。最后一章论《消极自由》最初是1990 年我赴任伦敦大学学院以《思考自由》为题进行的就职演说。参照以赛亚?伯林的就职演说《两种自由概念》,这篇论文探讨了功利主义中的自由思想。伯林教授非常热情地阅读了已发表的最初演讲稿,并就其中的论点给我提出了许多建议。
在撰写拙作的过程中,本人有幸得到了许多帮助,特此致谢如下:布莱恩?巴利(Brian Barry)、斯蒂芬?康威(Stephen Conway)、已故的莫里斯?克雷斯顿(Maurice Cranston)、詹姆斯?克里明斯(James Crimmins)、罗杰?克里斯普(Roger Crisp)、基里亚科斯?德米特奥(Kyriakos Demetriou)、托尼?德雷伯(Tony Draper)、罗伯特?福克纳(Robert Faulkner)、克努特?哈坎森(Knud Haakonssen)、弗里茨?霍顿(Frits van Holthoon)、特德?洪德里奇(Ted Honderich )、保罗? 凯利(Paul Kelly )、大卫? 利伯曼(DavidLieberman)、道格拉斯? 朗(Douglas Long)、哈维? 曼斯菲尔德(HarveyMansfield)、詹姆斯? 摩尔(James Moore )、彼得? 尼克尔森(PeterNicholson)、凯文?奥洛克(Kevin O�穑遥铮酰颍耄澹�、拉斐尔(D. D. Raphael)、乔纳森?雷利(Jonathan Riley)、伊泽贝尔?里弗斯(Isobel Rivers)、亚历克斯?罗森(Alex Rosen)、菲利普?斯科菲尔德(Philip Schofield)、杰弗里?托马斯(Geoffrey Thomas)、威廉?特文宁(William Twining)、大卫?温斯坦(DavidWeinstein)、唐纳德?温奇(Donald Winch)和大卫?沃顿(David Wootton)。
我要特别感谢罗杰?克里斯普对许多章节的评论,包括对密尔一章的评论;感谢詹姆斯?摩尔将我引入现代伊壁鸠鲁传统之中,特别是在伊壁鸠鲁传统与休谟的关系上;感谢凯文?奥洛克在休谟和斯密方面提出的建议和帮助;感谢菲利普?斯科菲尔德倾听、审读并讨论了关于边沁的若干章节。当然,我要为拙作中的论述负责。
许多学者对本人最初思想的提出助益良多。我要感谢日本功利主义研究学会以及英日研究委员会的会员们,特别要感谢永井义雄(Yoshio Nagai)、土方直史(Naobumi Hijikata)、音无通宏(Michihiro Otonashi)、深贝保译(Yasunori Fukagai)、有江大介(Daisuke Arie)以及近藤加代子(KayokoKondo),他们以研讨论文的形式提供了拙作中包括的素材。也要感谢何塞?德?布里托?伊?索萨(Jose de Britoy Sousa)、奥伦?多尔本(Oren BenDor)、曼纽尔? 伊斯卡米拉(Manuel Escamilla)、埃斯波兰萨? 吉桑(Esperanza Guisan)、罗斯?哈里森(Ross Harrison)、加里?麦克道尔(GaryMcDowell),他们在另外的场合讨论了我的想法。我要感谢凯特?巴伯小姐,她热情而极富专业性地协助了文本的呈现工作,还要感谢边沁项目组成员的帮助和鼓励。我想感谢我的家人(玛利亚、格瑞戈、亚历克斯)再一次为我完成这样一个大项目提供了空间和时间。与其他著作一样,拙作的大部分是居住在彼得?塔维的达特摩尔小镇期间完成的。我要感谢居住在库姆街的邻居们,包括柯林斯、海克尔、沃尔克以及怀特一家,还要感谢小镇上多德以及鲍尔一家不可计数的善行。在伦敦,大量研究是在新大不列颠图书馆中进行的,我在那里得到了慷慨的帮助和高效的服务。
最后,我想将此书谨献给在这一领域对拙作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两位学者:哈特教授(H. L. A. Hart)最先教导我要认真对待边沁,将其视为哲学家,虽然他强调边沁与其说是个功利主义者,倒不如说是个法学家。约翰?罗布森(John M. Robson)教导我,详细编撰的著作可能是富有重大学术洞见的基础。在拙作的许多章节中,卷帙浩繁的多伦多版密尔著作全集令我受益匪浅,也是最高水平的学术样板。
弗雷德里克?罗森
伦敦大学学院
2002 年12 月
拙作试图纠正在哲学家、法学与政治学理论家、经济思想史家以及思想文化史家中间常见的对于古典功利主义的种种误解。为此,首先就要重新阐释这一传统中诸如休谟、斯密、爱尔维修、佩利、边沁以及密尔等主要思想家阐发的诸多论点。尽管拙作并不致力于为功利主义作正式辩护,但会为这类辩护提供一些要素。这些要素尤其出现在最初由伊壁鸠鲁传统所作的对快乐与痛苦问题的诸多讨论中,以及由上述思想家所发展的对功利、正义以及自由之间联系的说明中。此外,拙作也会揭示,对这一传统中存在的缺陷形成的诸多成见是毫无根据的。拙作通篇都认为,古典功利主义代表了丰富的哲学反思传统,特别是对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哲学反思,而这一点往往被当代哲学家所忽视或轻易地予以批驳。
本书的上篇主要对古典功利主义进行了阐释。几乎所有篇章都是为拙作量身打造的,那些提交过的研讨报告和(或)论文也都进行了修订。对于下列学术出版机构允许我在第二章中使用已发表的论文谨致谢意:《功利与正义:伊壁鸠鲁与伊壁鸠鲁传统》,发表于Polis,19(2002),93—107;《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功利思想》,发表于《欧洲思想史》(History of EuropeanIdeas),26(2000),79—103。
下篇包括四篇论文,探讨了对古典功利主义传统常见的一些批判,四篇论文以前都发表过,但编入拙作时都进行了修订。第十二章考察的是对功利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认为功利主义允许甚或要求对无辜者进行惩罚,第十三章重新检视了为了其他人或整个共同体的更大幸福而牺牲某些人幸福这一命题。这些论文发表在Utilitas,题为《功利主义与对无辜者的惩罚》,9(1997),23—37,以及《个人牺牲和最大幸福:边沁论功利与权利》,10(1998),129—143。我要感谢编辑和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允许我使用这篇论文。第十四章考察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导致了多数暴政,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NOMOS XXXIII,《论多数与少数》(ed. J. W. Chapman and AlanWerthheimer,b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in 1990)。本次使用得到了编辑和出版社的慷慨应允。最后一章论《消极自由》最初是1990 年我赴任伦敦大学学院以《思考自由》为题进行的就职演说。参照以赛亚?伯林的就职演说《两种自由概念》,这篇论文探讨了功利主义中的自由思想。伯林教授非常热情地阅读了已发表的最初演讲稿,并就其中的论点给我提出了许多建议。
在撰写拙作的过程中,本人有幸得到了许多帮助,特此致谢如下:布莱恩?巴利(Brian Barry)、斯蒂芬?康威(Stephen Conway)、已故的莫里斯?克雷斯顿(Maurice Cranston)、詹姆斯?克里明斯(James Crimmins)、罗杰?克里斯普(Roger Crisp)、基里亚科斯?德米特奥(Kyriakos Demetriou)、托尼?德雷伯(Tony Draper)、罗伯特?福克纳(Robert Faulkner)、克努特?哈坎森(Knud Haakonssen)、弗里茨?霍顿(Frits van Holthoon)、特德?洪德里奇(Ted Honderich )、保罗? 凯利(Paul Kelly )、大卫? 利伯曼(DavidLieberman)、道格拉斯? 朗(Douglas Long)、哈维? 曼斯菲尔德(HarveyMansfield)、詹姆斯? 摩尔(James Moore )、彼得? 尼克尔森(PeterNicholson)、凯文?奥洛克(Kevin O�穑遥铮酰颍耄澹�、拉斐尔(D. D. Raphael)、乔纳森?雷利(Jonathan Riley)、伊泽贝尔?里弗斯(Isobel Rivers)、亚历克斯?罗森(Alex Rosen)、菲利普?斯科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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