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首次在世界史的角度下审视中国近代史的选择:以恭亲王奕诉及普国藩、李鸿章等人领导的自强运动为di一个近代化方案,以康有为等人领导的变法运动为第二个近代方案,以义和团运动为第三个公式化方案……这些方案zui后都挫败,于是作者提出自己的观点:“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
本书受到美国“新史学运动”的影响,被视为“对新史学思想zui强有力的运用”;又被视为重分析、重综合、重整体理解的“清华学派”的代表作,开创了近代史写作的基本范式,对于理解近代中国的转型得失,以及现代化的必然性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因此也被视为一本罕见的能够经世致用、指导行动的史学著作。
蒋廷黻(1895-1965)
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1911年只身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首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5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之职,在任期间,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1935年弃学从政,先后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国大使等职,被誉为民国政府“zui知外交的人”。1965年病逝于纽约。
蒋廷黻先生研究历史反对“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方法,采用“重综合、重分析、重整体把握”的新史学方法,并将其引入当时尚属荒漠的近代史领域,从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被视为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主要代表著作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上、中)《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中国近代史》等。
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事业、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要求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
——李敖
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书的分量。
——何炳棣。
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科学研究,实与罗先生(罗家伦)同开风气。他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为旧中国的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是一个开山的人。
——郭廷以
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费正清
他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这一大堆原始资料点活了。 ——李济
小?序 1
总?论 3
第一章?剿夷与抚夷 7
第一节?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9
第二节?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14
第三节?东西对打 17
第四节?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22
第五节?不平等条约开始 25
第六节?剿夷派又抬头 28
第七节?剿夷派崩溃 32
第二章?洪秀全与曾国藩 37
第一节?旧社会走循环套 39
第二节?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43
第三节?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47
第四节?洪秀全失败 51
第三章?自强及其失败 55
第一节?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57
第二节?步步向前进 61
第三节?前进遇着阻碍 64
第四节?士大夫轻举妄动 70
第五节?中日初次决战 78
第四章?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89
第一节?李鸿章引狼入室 91
第二节?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95
第三节?顽固势力总动员 99
第四节?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103
第五节?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109
第六节?军阀割据十五年 114
第七节?贯彻总理的遗教 118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121
琦善与鸦片战争 169
1.引?言 171
2.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175
3.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 186
第一节?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在十九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此中的缘故是很复杂的。第一,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时没有苏伊士运河,中西的交通须绕非洲顶南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顶快需三个月。因此商业也不大。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丝、茶及别的奢侈品。我们的经济是自足自给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在这种情形之下,邦交原来可以不必有的。
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国来的,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做买卖,藉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洋人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做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那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第一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我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的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受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外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十八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人的态度就慢慢的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的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中国对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最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入了英国的掌握。以后再往东亚发展也就更容易了,因为有了印度作发展的根据地。
当时欧洲人把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看。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着的困难都是广州地方官吏做出来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七年)正是乾隆帝满八十岁的一年,如果英国趁机派使来贺寿,那就能得着一个交涉和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广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虚荣心,竭力怂恿英国派使祝寿。于是英国乃派马戛尔尼侯(Lord Macartney)为全权特使来华。
马戛尔尼使节的预备是很费苦心的。特使乘坐头等兵船,并带卫队。送乾隆的礼物都是英国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国知道英国是个富强而且文明的国家。英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惟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几个:第一,英国愿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如中国愿派大使到伦敦去,英廷必以最优之礼款待之;第二,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第三,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第四,英国希望中国给她一个小岛,可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及贮货,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的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答礼。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也就拒绝行跪拜礼。乾隆帝很不快乐,接见以后,就要他离京回国。至于马戛尔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国都拒绝了。那次英国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败了。
十八世纪末年和十九世纪初年,欧洲正闹法兰西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英国无暇顾及远东商业的发展。等到战事完了,英国遂派第二次的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同。但是嘉庆给英使的待遇远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败,并且私人对我的感情也不好。
英国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到了十九世纪,我们只能在国际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中国人,不分汉、满,仍图闭关自守,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根本否认那个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我们倘若大胆的踏进大世界的生活,我们需要高度的改革,不然,我们就不能与列强竞争。但是我们有与外人并驾齐驱的人力物力,只要我们有此决心,我们可以在十九世纪的大世界上得着更光荣的地位。我们研究我民族的近代史,必须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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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这本书的体量相当可观,但读完之后,我感觉收获远超出了付出的时间成本。它带给我的,不仅仅是零散的历史知识点,而是一种宏大、连贯的“历史感”。作者成功地将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事件编织成一张紧密的网,让你清晰地看到思想的演变、制度的更迭是如何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历史滚滚向前的。读完合上书本的那一刻,我对近代中国的命运有了更深层次的体悟——明白了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也更清晰地看到了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它提供了一个扎实而全面的框架,让人能够站在更高、更远的视角去审视和思考那些历史遗留的问题,实乃一本能塑造认知格局的佳作。
评分我花了整整一个周末的时间沉浸在这本书的叙事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作者的文笔实在太抓人了。他似乎有一种魔力,能把原本可能枯燥乏味的年代事件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描绘得像一出跌宕起伏的大戏。叙述的节奏掌控得极好,该快则疾风骤雨,瞬间把历史的洪流推向前进;该慢则娓娓道来,让你有机会停下来细细品味那些历史转折点上人物的挣扎与抉择。尤其是在描述那些关键性的思想交锋和文化碰撞时,作者的笔触显得尤为细腻而富有洞察力,让人在阅读过程中时不时会发出“原来如此”的感叹,这种流畅且富有感染力的叙述方式,极大地降低了阅读门槛,让历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古老故事,而是鲜活的、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人间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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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全套六种十一册:白话本国史 (全两册),《吕思勉文集:史学精品集(套装全11册)(吕思勉与陈寅恪、钱穆、陈垣先生并称中国史学四大家)》共五篇:上古史;中古史(上、中、下);近古史(上、下);近世史(上、下);现代史。分上下两册,共百万余字,洋洋大观,以朴实流畅的笔调,对这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进行叙述、考证和议论,是吕思勉先生所写的第一部通史著作。《白话本国史》全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是吕思勉先生所为写的第一部通史著作。1920年12月,拟定写作序例,至1923年完成全书的编撰。1923年9月,《白话本国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并一再重印,成为20世纪23年代发行量很大的一部中国通史。1931年,吕先生应商务印书馆的要求,对第三篇第一章“南宋和金朝的和战”的文字作了一些修改和删节,作为国难后的修订本继续发行,1935年,修订本已发行到第四版
评分用券还比较划算,儿子喜欢,正好6.1到货。
评分主要是需要吕思勉的前四史,九十九元己经是最便宜了。其实早在二零零伍年就买了古籍出版社的前四史,但其中的太字都印成了大字,读起来费力。还得自己用笔改,太子,太后,太守,太康年间,太和年间全都是大字,好书也成了废品。过了多年,其间别的出版社也有翻印,我没太关注,但这套书确实没有这个问题。虽然历史观有些陈旧,但还是值得收一套。
评分618抢的,满200减100,聚划算,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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