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利息问题考 9787301206157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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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正文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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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06157

商品编码：29945302132

包装：平装

出版时间：2012-05-01

图书基本信息
图书名称	中国历代利息问题考	作者	熊正文
定价	35.00元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301206157	出版日期	2012-05-01
字数		页码
版次	1	装帧	平装
开本	16开	商品重量	0.499Kg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目录

绪论章 周考(前1134—前247年) 节 周代利息之种类及收付 第二节 周代利息率之高低 第三节 周代利息所以高低之原因及其影响 第四节 周代高利贷者之情势 第五节 周代关于利息之思想及法制第二章 秦汉考(前246—219年) 节 秦汉利息之种类及其收付 第二节 秦汉利息率之高低 第三节 秦汉利息之所以高低之原因及影响 第四节 秦汉高利贷者之情势 第五节 秦汉关于利息之思想及法制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考(220—588年) 节 魏晋南北朝利息之种类及其收付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利息率之高低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利率所以高低之原因及影响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高利贷者之情势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关于利息之思想及法制第四章 隋唐五(589—959年) 节 隋唐五代利息之种类及其收付 第二节 隋唐五代利息率之高低 第三节 隋唐五代利息之所以高低之原因及影响 第四节 隋唐五代高利贷者之情势 第五节 隋唐五代关于利息之思想及法制第五章 宋考(960—1296年)(辽、金附) 节 宋代利息之种类及其收付 第二节 宋代利息率之高低 第三节 宋代利息之所以高低之原因及影响 第四节 宋代高利贷者之情势 第五节 宋代关于利息之思想及法制第六章 元考(1277—1367年) 节 元代利息之种类及其收付 第二节 元代利息率之高低 第三节 元代利息之所以高低之原因及影响 第四节 元代高利贷者之情势 第五节 元代关于利息之思想及法制第七章 明考(1368—1643年) 节 明代利息之种类及其收付 第二节 明代利息率之高低 第三节 明代利息之所以高低之原因及影响 第四节 明代高利贷者之情势 第五节 明代关于利息之思想及法制第八章 清考(1644—1911年) 节 清代利息之种类及其收付 第二节 清代利息率之高低 第三节 清代利息之所以高低之原因及影响 第四节 清代高利贷者之情势 第五节 清代关于利息之思想及法制结论参考书目附文 纸在宋代的特殊用途

编辑推荐

熊正文所著的、孙家红校注的《中国历代利息问题考》的主体是熊正文先生1934年在燕京大学的硕士毕业论文。该文带有明显的民国文风，文法句法与今日有所不同，本次编校过程中，除明显而可以确定为错误者进行校改外，尽可能地保持原文，以显示当年学术之风貌。

文摘

序言

《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史纲》 导论：经济思想的文化根脉与演进轨迹 中国，这片古老而深厚的土地，孕育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同时也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体系。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智慧启蒙，到唐宋元明清时期各个王朝在社会经济实践中催生的理论创新，再到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经济学思潮的冲击与融合，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宛如一条绵延不绝的长河，记录着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应对生存与发展挑战的智慧结晶。本书《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史纲》旨在梳理和展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程，深入探究中国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流变及其内在的逻辑与特色。 本书的写作，并非简单地罗列古籍中的经济论述，而是试图勾勒出一幅宏大而精细的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图景。我们将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与经济形态出发，考察其如何催生出早期的经济观念。随后，我们将逐一剖析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思想流派和重要经济思想家，揭示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提出的核心经济理论、政策主张以及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尤其关注中国经济思想体系中那些独特而鲜明的文化印记，例如“重农抑商”的传统如何形成与演变，“藏富于民”的理念在不同朝代的体现，以及儒家、道家、法家等不同哲学流派对经济活动的伦理约束与制度设计所提出的见解。 在梳理古代经济思想的同时，本书也将重点关注中国经济思想在近代转型时期的碰撞与融合。当西方近代经济学理论涌入中国，本土的经济思想如何对其做出回应，又如何在此基础上孕育出新的学术思潮，这些都是我们深入探讨的重点。我们将考察维新变法、辛稼轩的“兴利除弊”思想、清末民初的经济改革思潮，以及民国时期在东西方经济学影响下的本土化探索。 本书的另一重要特色在于，我们将经济思想与具体的经济实践紧密结合。历代经济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从来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深深植根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阶级关系以及政治制度之中。因此，我们将努力呈现经济思想如何指导或影响当时的经济政策，以及经济政策的实践反过来又如何塑造和发展经济理论。例如，我们将在讨论“重农抑商”理论时，分析其在不同朝代“抑商”程度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背后所反映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统治者意图。同样，在探讨“均输平准”等财政理论时，我们将结合具体的财政实践，分析其在稳定物价、调节供求、增加国家收入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本书的叙事结构将遵循历史发展的脉络，从早期萌芽到成熟发展，再到近代转型，力求展现中国经济思想的传承与创新。在每一章节中，我们将力求做到： 1. 历史背景的呈现： 详细介绍该时期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状况以及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 2. 主要经济思想流派与代表人物的梳理： 阐述不同流派的核心观点、理论逻辑、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贡献。 3. 核心经济概念与理论的解析： 深入剖析该时期经济思想中的关键概念，如“民本”、“富强”、“利”、“义”等，以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具体含义。 4. 经济政策主张的探讨： 分析不同经济思想家或流派提出的具体经济政策建议，以及这些政策的主张与其理论体系之间的联系。 5. 经济思想的实践影响与历史评价： 考察该时期经济思想在实际经济活动和政策制定中产生的影响，并对其历史地位和局限性进行客观评价。 6. 与其他思想文化的互动： 分析经济思想与其他哲学、政治、伦理思想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 本书的最终目标，不仅仅是向读者展示中国历代经济思想的“面貌”，更是希望能够揭示其“内在的生命力”。通过对这些古老智慧的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我们期望能为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为当代中国经济建设与理论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我们相信，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性，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厚历史根基，并为构建更具中国智慧的现代经济体系贡献力量。 第一章：文明的曙光——早期经济观念的孕育（夏商周时期）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明时期，也是中国经济思想的萌芽阶段。虽然这一时期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经济学理论，但原始的生产实践、社会结构和统治需求，已经孕育出了一些初步的经济观念。 1.1 农耕文明的奠基与初步的生产组织 夏商周时期，中国社会以农业为基础，刀耕火种、精耕细作的农耕技术逐渐发展。原始的灌溉、农具的改进（如石器、骨器、木器的发展），以及对时令的观察，都体现了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对生产效率的初步追求。聚落的形成、村落的出现，标志着社会生产的初步组织化。土地所有制的形式，虽然在这一时期尚不清晰，但已存在氏族、部落占有土地的痕迹，以及后来的井田制雏形。 1.2 原始的贡赋与国家经济的雏形 早期国家形态的出现，伴随着对社会资源的组织与控制。从“齿轮”式的部落联盟到统一的王朝，贡赋制度逐渐形成。商代的“奔走”和周代的“朝贡”，是早期国家积累社会财富、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这些制度虽然带有强烈的礼制色彩，但也反映了国家对社会产品进行集中分配和再分配的早期尝试。对“田租”、“人役”的征收，是国家经济运行的初步体现。 1.3 早期宗教与政治伦理中的经济因素 这一时期，宗教、神话与政治紧密结合，对经济活动也产生了影响。例如，对农业丰收的祈祷，祭祀天地、祖先以求风调雨顺，体现了人们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对丰饶的渴望。统治者通过“天命”来巩固其统治，而“德”被视为获得天命的重要条件。这种“德”的观念，也包含了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对民众生活的关照。 1.4 早期金属冶炼与商业的萌芽 青铜器的出现是夏商周时期技术进步的标志，它不仅用于礼器、兵器，也逐渐应用于农业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交换的活动也逐渐发展。虽然“重农抑商”的观念尚未形成，但物物交换、早期货币（如贝）的使用，以及手工业产品的专业化（如青铜器、陶器、纺织品），都为商业的萌芽提供了条件。商代晚期出现了“商人”，其名称也暗示了早期商业活动的重要角色。 1.5 早期政治思想对经济的关照 《尚书》中保存的一些早期文献，如《尧典》、《舜典》、《洪范》等，虽然以政治论述为主，但也包含了一些与经济相关的思想。例如，对“仓廪实”的重视，以及对“政事”的强调，都间接说明了经济基础对国家稳定的重要性。禹的“治水”事业，更是对如何利用自然力量、组织民众进行大规模生产的早期探索。 总结： 夏商周时期的经济观念，是伴随农业文明的兴起、早期国家形态的出现而产生的。它们表现为初步的生产组织形式、贡赋制度的雏形、宗教政治伦理中对经济生活的关照，以及商业的零星发展。这些观念虽然零散且未成体系，但为后世中国经济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朴素的基础，其中包含着对生产、分配、交换以及如何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些早期朴素认识。这些朴素的经济思想，与当时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以及文化传统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经济思想的早期文化根脉。 第二章：百家争鸣与早期经济理论的形成（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剧烈，经济形态发生深刻变化，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大潮中，各家学派围绕国家治理、社会秩序和民众福祉，提出了各自的经济主张和理论，中国经济思想开始走向自觉与系统化。 2.1 封建经济关系的变革与“井田制”的瓦解 春秋时期，奴隶制经济逐渐走向衰落，封建土地私有制开始确立。土地的买卖、租佃关系的普遍出现，打破了原始的井田制，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铁制农具的推广使用，极大地提高了耕作效率。水利工程的兴建，如都江堰、郑国渠等，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些经济变革是当时思想家们提出各种经济主张的直接背景。 2.2 儒家思想：重农、仁政与经济伦理 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虽然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但其经济思想也占有重要地位。 孔子： 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并非完全排斥“利”。他主张“富民”，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同时，他强调“仁政”，认为统治者应以民为本，关注民众的生计，实行“德政”，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关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孔子也认为“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耻而进而为善”，这暗示了在经济领域，单纯的强制不如道德引导来得有效。 孟子： 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将民生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强调“恒产”，认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天下惟士为能”。为保证民生，孟子提出了“均地”、“沟洫”、“九年之赋”等具体的耕作和税收主张，主张“乐正”理论，即通过政府的引导，使广大民众过上相对富足的生活。他对“仁政”的论述，包含了对经济公平和民众福利的深刻关怀。 荀子： 荀子在经济思想上更具现实主义色彩。他强调“隆礼重法”，认为社会秩序和经济繁荣必须建立在合理的制度之上。他对“分”的思想有深入阐述，认为“分”是维持社会秩序和经济繁荣的关键，即“贵贱、大小、长幼、贵贱、臣事君、子事父、兄事弟，必由此矣”。他主张“节用”、“节葬”，认为过度奢靡会耗费社会财富，不利于经济发展。荀子还提出了“水旱”、“饥馑”等经济风险防范的思想。 2.3 道家思想：无为而治与自然经济 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主张“无为而治”，崇尚自然。 老子： 他的经济思想核心是“无为”。他认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在经济方面，他主张“治大国，若烹小鲜”，反对过度的干预。他批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认为过多的政策和制度反而会扰乱社会秩序，产生弊端。老子推崇“小国寡民”，主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希望达到一种自足自给、与世无争的理想状态。这是一种对自然经济的推崇，也是对过度追求物质财富的反思。 庄子：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更加强调“逍遥游”。他认为，“知”和“巧”往往会带来忧患，主张“坐忘”、“心斋”，达到精神上的自由。在经济方面，庄子对当时社会的贫富分化、君臣等级表示不满，认为这些都是人为的束缚。他倡导“朴素”，反对世俗的功利追求。 2.4 法家思想：富国强兵与经济干预 以商鞅、申不害、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主张富国强兵，强调通过国家强制力来推行经济政策。 商鞅： 他是法家经济思想的实践者和集大成者。商鞅变法，核心在于“重农抑商”和“奖励耕战”。他严厉禁止商人从事商业活动，并将他们置于与奴婢同等的地位，以保证劳动力和农业生产。同时，他大力奖励耕作，对从事农业生产并获得高产的农民给予重奖，对粮食产量低的则加以惩罚。商鞅还推行“户籍制度”、“什伍连坐法”等，加强对人口和生产的控制。他主张“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税收征收，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 申不害： 申不害侧重于“术”的运用，即君主运用权术来驾驭群臣，间接达到治理国家、发展经济的目的。他认为君主应“因事而循”，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政策。 韩非子： 韩非子将法、术、势三者结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君主专制理论。在经济方面，他认为君主应“明赏罚”，通过严密的奖惩制度来激励民众从事农业生产，打击商业活动，从而实现国家的富强。他强调“农战”是国家强大的根本，认为农业是国家财富的唯一来源，而战争是国家生存和扩张的唯一手段。 2.5 墨家思想：兼爱、非攻与经济伦理 墨家学派以“兼爱”、“非攻”、“尚贤”、“节用”等为核心主张。 墨子： 他主张“兼爱”，认为爱人如同爱己，反对战争，因为战争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影响生产。他提倡“尚贤”，认为任用贤能之人可以使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墨子尤其强调“节用”，反对奢侈浪费，主张“节葬”、“节器”，将节约的钱财用于民生，发展生产。他认为“义”与“利”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 2.6 兵家思想：以农为本与经济的战略意义 以孙子、吴起为代表的兵家，虽然以军事理论为主，但其经济思想也体现了对国家经济基础的重视。 孙子：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多次强调“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实力。他提出“故善用兵者，必无欺，以虞待不虞，以信待无信”，这背后也蕴含着对国家经济稳定、后勤保障的要求。孙子认为，“军无常势，水无常形”，也暗示了经济发展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吴起： 吴起在《吴子》中，也强调“农事”，认为“农，民之所仰也”。他主张“藏于农，不乱于市”，将发展农业视为国家生存和军事力量的根本。 总结：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思想，呈现出多元化、理论化的特点。儒家强调仁政和民本，在经济上主张富民，但又警惕过度追求私利；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推崇自然经济，反对过度干预；法家则主张积极的经济干预，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墨家强调节用和兼爱，反对战争对经济的破坏。这些学派的经济思想，既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需求，也体现了不同的政治理想与哲学取向，为后世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多元化的理论基础。 第三章：大一统与集权经济——秦汉经济思想的实践与发展 秦汉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建立，国家力量空前强大，其经济政策和思想也呈现出集权化、制度化的特点。这一时期，经济思想不再是分散的争鸣，而是更多地服务于巩固统一、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的目标。 3.1 秦朝的经济制度与严苛政策 秦朝建立后，以法家思想为指导，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 统一货币、度量衡： 这是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经济交往的重要举措。统一的货币（圆形方孔钱）和度量衡（一尺、一升、一斗、一石、一斤、一两）极大地便利了商业贸易，降低了交易成本。 “重农抑商”的强化： 秦朝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严厉限制商业发展，鼓励农业生产。禁止商人占有土地，对商人的政治地位进行压制，甚至限制其子女的仕途。这种政策旨在将社会资源集中于农业，以支撑庞大的国家机器和军事开支。 土地制度与赋役制度： 秦朝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并实行土地税（亩税）。同时，实行严苛的赋役制度，包括田租、口赋、劳役（如筑长城、修驰道、运河等），极大地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国家垄断： 秦朝开始实行一些重要的国家垄断政策，例如盐、铁的官营，这为国家提供了巨额财政收入，但也限制了民间经济的发展。 经济思想的体现： 秦朝的经济政策，深刻体现了法家的“富国强兵”思想。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整合社会资源，服务于统一和扩张。然而，其过度的压榨和严酷的法律，最终导致了秦朝的速亡。 3.2 汉初的黄老之学与“无为而治”的经济实践 秦朝的灭亡，使得汉初统治者对法家思想的严苛性有所反思。汉初统治者采纳了道家的“黄老之学”，提倡“无为而治”。 休养生息： 经历了秦末战乱，汉初统治者认识到恢复生产、安抚民心的重要性。他们采取了“与民休息”、“休养生息”的政策，减轻赋税，鼓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对工商业也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态度，鼓励其发展。 “无为而治”的经济表现： “无为而治”在经济上并非完全放任自流，而是避免对经济活动进行过度的干预，让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这使得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为汉武帝时期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国家经济的初步发展： 在“休养生息”政策下，农业生产得到恢复，手工业也逐渐发展。商业活动虽然不如后来的唐宋时期发达，但也开始活跃起来。 3.3 汉武帝时期：强化集权与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君主，他在位期间，通过一系列改革，极大地强化了中央集权，也对经济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尽管汉武帝推崇儒术，但其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关于国家强盛的理念。 盐铁官营与均输平准： 汉武帝时期，国家正式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将盐和铁的生产、销售权收归国家，极大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同时，推行“均输”和“平准”制度。 均输： 指政府将各地生产的剩余物资统一调运，运往缺乏物资的地区，以调节供求，稳定物价。 平准： 指政府在物价上涨时收购商品，在物价下跌时抛售商品，以稳定市场物价。 意义： 均输平准制度的推行，标志着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达到了新的高度，是古代中国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尝试，对稳定经济、增加财政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 “募民就田”与土地政策： 汉武帝鼓励人民开垦荒地，并实行“募民就田”政策，吸引流民到荒地开垦，增加了国家税收基础。 经济思想的辩论——《盐铁论》： 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等政策后，引发了朝野的激烈争论。《盐铁论》记录了这次争论。 贤良文学（儒家代表）： 认为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是“商贾之道”，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不利于“仁政”和“王道”。他们主张“罢盐铁，均输平准”，恢复“自由商业”，强调“农本”。 文学（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代表）： 认为盐铁官营是“富国之法”，是国家巩固统一、对外扩张的必要手段。他们强调“功利”，认为国家应主动干预经济，以增加财政收入，支持国家各项事业。 《盐铁论》的意义： 这次争论，集中体现了汉代经济思想的两种主要倾向：一种是以儒家为代表的“重农”、“轻商”、“与民休息”的思想，另一种是以法家为代表的“重利”、“国家干预”、“富国强兵”的思想。虽然最终汉武帝的政策得以维持，但这次争论对后世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3.4 董仲舒与经济伦理的融合 董仲舒作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倡导者，其经济思想虽然不如法家那样直接，但将儒家的伦理道德与国家治理相结合，对经济活动提出了规范。 “天人感应”与“君权神授”： 董仲舒认为，君主的权力来自于上天，而“天人感应”强调君主的行为需要符合天道。这使得君主的经济政策需要考虑“仁政”和“民心”。 “义”与“利”的平衡： 董仲舒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在经济领域，他并非完全排斥“利”，而是主张在“义”的指导下追求“利”，实现“民富”与“国强”的统一。 “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担忧： 董仲舒也对贫富分化感到担忧，他提出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观点，认为国家应该采取措施，调节贫富差距，避免社会矛盾激化。 总结： 秦汉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在统一的政治格局下，呈现出国家力量的强化和经济政策的集权化趋势。秦朝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实行严酷的经济政策，为国家统一奠定了物质基础，但也埋下了灭亡的隐患。汉初的“黄老之学”和“无为而治”，实现了社会的恢复与发展。汉武帝时期，在“重农抑商”的大背景下，通过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并由此引发了经济思想的激烈辩论，集中体现了儒家与法家在经济政策上的对立与融合。董仲舒的理论，则试图将儒家的伦理道德与国家经济治理相协调，为后世的经济伦理提供了重要依据。秦汉时期的经济思想，是集权体制下国家力量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也是不同思想流派在国家实践中的博弈与融合。 第四章：经济的繁荣与思想的活跃——魏晋南北朝与隋唐的经济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动荡，经济发展出现区域差异，思想领域则更加自由与多元。隋唐时期，中国进入了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开放的鼎盛时期，经济思想也在此背景下得到新的发展和丰富。 4.1 魏晋南北朝：动荡中的经济调整与思想的自由 这一时期，战乱频仍，经济发展受到较大影响，但同时，思想领域却相对自由，各种学术思潮涌动。 士族门阀经济： 土地兼并严重，士族门阀掌握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形成了以庄园经济为基础的生产模式。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相对减弱，更多依赖于租、役等形式。 北方经济的恢复与北方民族的融合： 北方民族政权在统治过程中，也逐渐借鉴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济管理经验，推动了北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例如，北魏的均田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对土地的重新分配，但也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南方相对安定，经济得到持续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日趋繁荣。 玄学与清谈： 魏晋时期盛行的玄学，虽然以哲学思辨为主，但其“清谈”的风气，也间接影响了对经济的态度。一些名士虽然不直接谈论经济，但其对“自然”、“无为”的推崇，也与道家经济思想有所呼应。 佛教的传入与影响： 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其“布施”、“因果报应”等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财富的态度和对社会救济的认识。 早期经济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尽管政治动荡，但这一时期对早期经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并未中断，为后世经济思想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4.2 隋唐时期：国家经济的集大成与思想的开放性 隋唐时期，中国进入了一个经济繁荣、国家统一、文化开放的黄金时代。 均田制与租庸调制： 隋唐时期继承和发展了北朝的均田制，国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根据土地面积和人口缴纳租、庸、调。 均田制： 保证了国家有稳定的税收基础和兵源。 租庸调制： 是一种以实物和劳役为主的税收制度，相对公平，有利于稳定社会经济。 漕运与海运的发展： 隋唐时期，国家大力修建大运河，畅通了南北经济联系，极大地促进了物资的流通。同时，海上贸易也日益发达，泉州、广州等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 工商政策的相对开放： 与秦汉相比，隋唐时期对工商业的态度更为开放。虽然“重农抑商”的观念仍有影响，但国家对商业活动的限制相对较少，城市经济活跃，手工业也得到长足发展。 国家财政的多元化： 除了传统的租庸调，隋唐时期的国家财政收入还包括盐、酒等专卖收入，以及对外贸易的税收。 经济思想的特点： 继承与发展： 隋唐时期的经济思想，是在继承秦汉时期经济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新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发展。例如，对均田制、租庸调等制度的完善，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实用主义： 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更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如如何稳定经济、增加财政收入、促进贸易发展等。 兼容并蓄： 隋唐时期文化开放，对外来思想的包容性强，这使得经济思想也呈现出兼容并蓄的特点，融合了不同学派的元素。 对“理财”的重视： 官方文献和私人著述中，都体现了对“理财”的重视，即如何有效地管理国家财政，如何通过经济手段实现国家治理。 重要经济文献与思想： 《唐六典》： 详细记载了唐朝的各项官制和典章制度，其中包含大量的经济管理方面的规定，如财政、税收、物价管理等，是研究唐朝经济思想的重要文献。 颜真卿的《奏录》： 颜真卿在任职期间，提出了许多关于经济改革的建议，如整顿财政、打击腐败等，体现了儒家“忠君爱民”的思想在经济实践中的应用。 杜佑的《通典》： 《通典》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史书，其中包含大量的经济史料和经济制度的论述，对研究古代经济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市”的管理： 隋唐时期对市场设有专门的官员（市令），负责管理物价、交易等，体现了国家对商业活动的调控。 海陆贸易的兴盛： 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不仅促进了中外经济交流，也催生了对国际贸易的认识。 对“民本”思想的体现： 尽管国家权力强大，但隋唐时期的经济政策，仍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本”思想。例如，租庸调制度的设计，旨在保证农民的基本生活，防止过度剥削。 总结：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治动荡，但经济思想并未停滞，而是孕育着新的发展。南方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北方民族政权的经济调整，为后来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集大成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大运河等经济制度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标志着国家经济管理的成熟。经济思想在实用主义和兼容并蓄的特点下，进一步发展。对“理财”的重视，对国家财政的多元化探索，以及相对开放的工商政策，都显示了隋唐时期中国经济思想的活力和先进性。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为宋代更为精细化的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五章：市场经济的萌芽与经济思想的深化（宋代） 宋代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化进程加快，科学技术取得巨大进步，这为经济思想的深化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宋代经济思想，开始更多地关注市场机制，并出现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理论探讨。 5.1 商品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 宋代商业的繁荣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城市经济的空前发展： 汴京、临安等大城市人口稠密，商业活动极为活跃。出现了“草市”、“夜市”，商业的范围和规模大大扩展。 商品流通的扩大： 纸币（交子、会子）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极大地便利了商品流通，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海运和陆运都得到发展，形成庞大的商品流通网络。 农业生产的进步： 占城稻的引进，农具的改进，灌溉技术的推广，使得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手工业的分工与专业化： 丝织、陶瓷、造纸、印刷等手工业部门高度发达，分工日益精细，产品精美，远销海内外。 土地制度的变化： 尽管均田制已经瓦解，但土地私有制下的地主经济和租佃经济依然存在。土地的买卖和交换变得更加活跃。 5.2 经济思想的深化与理论探索 面对空前繁荣的商品经济，宋代的经济思想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从“农本”到“农商并举”的思潮： 尽管“重农抑商”的观念仍有影响，但宋代出现了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商业重要性的声音。一些官员和学者开始强调“农商并举”，认为农业和商业同等重要，都是国家富强的根本。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作为北宋的改革家，其变法中的许多措施，如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等，都旨在发展商品经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市易法： 允许政府在汴京设立市易务，以官府的资金平抑物价，打击豪商大贾的囤积居奇，促进商品流通。这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干预市场的尝试，虽然争议颇大，但体现了对市场机制的关注。 青苗法： 在农闲时节，政府向农民提供贷款，收取一定的利息。这既增加了农民的生产能力，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对“利”的重新认识： 宋代学者对“利”的认识，不再仅仅是负面的，而是开始关注如何“生利”，如何通过合理的手段获得财富。 “理财”与“富国”的理论探讨： 宋祁、宋敏求等： 在《宋史》的编纂过程中，记录了大量的经济史料，并对古代经济制度进行了总结。 范仲淹、富弼等： 作为政治家，他们关注民生，在制定政策时，也强调“兴利除弊”，例如范仲淹提出的“饥有所食，寒有所衣”，以及他关于“义田”的设想，都体现了对经济公平的关注。 苏轼与“农”的辩论： 苏轼虽然对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激进措施持批评态度，但他对农业的重视，以及对“农”的理解，也具有深刻的经济学意义。他强调“致富之道”，认为通过精耕细作、合理经营，可以增加农业产出。 曾巩的《讨论》： 曾巩在《讨论》中，对国家经济政策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强调“通”的重要性，认为要“广货殖，通有无”，鼓励商业发展。 财政学与货币学的发展： “两税法”的深化： 宋代在唐朝“两税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税收制度，税种更为多样，征收更加精细。 对纸币的研究： 纸币的出现，引发了对货币理论的思考，对纸币的发行、管理、价值稳定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对“水旱”与“饥馑”的预警与应对： 宋代学者依然高度关注自然灾害对经济的影响，并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如修建水利工程，建立常平仓等，以稳定物价，赈济灾民。 5.3 法律与经济秩序的维护 宋代经济的繁荣，也需要有相应的法律和制度来保障。 《宋刑统》： 作为宋代的法典，其中包含大量关于经济犯罪、合同纠纷、土地交易等方面的规定，为维护经济秩序提供了法律依据。 对商业契约的规范：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契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法律对契约的规定也越来越完善。 总结： 宋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促使经济思想从传统的“农本”观念向“农商并举”转变，开始关注市场机制的作用。王安石变法中的一系列措施，标志着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深化和对市场经济的尝试。对“利”的重新认识，对“理财”的理论探讨，以及财政学、货币学的发展，都体现了宋代经济思想的成熟。尽管仍受传统观念影响，但宋代经济思想已开始显露出近代经济思想的某些特征，为后世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六章：专制下的经济与思想的沉寂与反思（元明清时期） 元、明、清三代，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在这一时期，经济思想的主流仍然是维护封建统治和农业经济的稳定，但同时，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催生了一些新的经济思想，以及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反思。 6.1 元代：民族融合与早期国家干预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由北方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 经济政策的特点： 对商业的重视： 元代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对商业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设立驿站，保障商旅安全，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国家干预的加强： 元代也实行了一些重要的国家干预政策，如纸币（交钞）的发行与滥发，以及对某些商品的专卖，例如盐、铁、茶等。 民族经济的融合： 元代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与融合，汉族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与蒙古族的畜牧经济相互影响。 经济思想： 元代经济思想相对零散，缺乏系统性的理论。主要体现在对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实践的总结，以及对商业重要性的认识。一些官员的奏疏和著作中，体现了对财政、货币、贸易等方面的看法。 6.2 明代：重农抑商的强化与江南经济的崛起 明朝在经济政策上，总体上继续坚持“重农抑商”的传统，但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这一传统。 “重农抑商”的强化： 海禁政策： 明朝初期实行海禁政策，限制民间海外贸易，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商业的发展。 抑制商业的观念： 官方意识形态仍然强调“农为邦本，食为民天”，对商业活动持有警惕和压制的态度。 江南经济的蓬勃发展： 商品经济的繁荣： 尽管官方政策偏向农业，但江南地区凭借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发达的水陆交通，商品经济却异常繁荣。棉纺、丝织、陶瓷、造纸等手工业部门高度发达，出现了大量的专业化市镇。 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 一些学者认为，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迹象，例如雇佣劳动、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大等。 经济思想的体现： 官方经济文献： 《明律》等官方文献，体现了对经济犯罪的惩处和对商业活动的限制。 民间经济著作： 《农政全书》（徐光启）： 徐光启是明代杰出的科学家，他在这部著作中，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经验，并引入了一些西方先进的农业技术。他对农业的重视，体现了“重农”的传统，但也包含了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科学探索。 《商务要览》（叶盛）： 探讨了商业经营之道，以及如何通过商业获利，反映了对商业活动的新认识。 《贫民论》（李贽）： 李贽是晚明时期一位具有叛逆精神的思想家，他提出了“童心说”，对传统的价值观念进行了挑战。在经济方面，他质疑“重农抑商”的合理性，认为“民之所欲，无不可欲，民之所利，无不可利”，对商业活动的限制是人为的。 对“赋役”的关注： 明代赋役制度复杂，如一条鞭法，是对赋役制度的改革，将原来的各种赋役合并为银两缴纳，简化了征收，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货币与财政： 明朝曾一度发行纸币（大明宝钞），但由于滥发，导致通货膨胀，最终失败。此后，白银逐渐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 6.3 清代：专制强化与经济思想的保守与反思 清代是封建专制统治的顶峰时期，经济思想在主流上更加保守，但也出现了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反思和对西方经济学的初步接触。 “重农抑商”的延续与国家垄断： 农业为本的观念： 清朝统治者仍然强调农业的根本地位，对商业活动持警惕态度。 部分商品的国家垄断： 如盐、茶等商品，仍然实行国家垄断政策，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 江南等地的商品经济发展： 尽管官方政策保守，但江南地区等地的商品经济依然保持着繁荣的态势。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在学者中继续存在。 经济思想的保守与反思： 官方经济文献： 《大清律例》等法律文献，仍然体现了对经济活动的限制和管理。 民间经济论著：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他们对君主专制进行了深刻批判，并从经济角度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 黄宗羲： 提出“以众怨之结，集之于一人”，批评君主专制带来的经济压迫。他主张“轻赋”，认为国家应减少对人民的剥削，让人民有更多的财富。 顾炎武： 强调“利出一孔”，即国家不应垄断利益，而应鼓励民营，认为“民非有所利，则事不兴”。他对“民生”和“经济”的关注，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王夫之： 他的经济思想更为系统，他认为“物之聚散，在于民之饥饱”，强调经济活动与民生紧密相关。他反对“抑商”，认为商业是“通货”，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他提出了“均民力”，认为国家应创造条件，让民众有公平的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 唐甄的《冲漠子》： 唐甄是清初的思想家，他质疑“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也从经济角度批判了君主专制的弊端。他认为“凡能使国家富有、人民丰乐者，皆为善道”，这是一种朴素的功利主义经济观。 洪钧的《元史·食货志》： 洪钧对元代经济史进行了深入研究，总结了元代的经济经验，对当时的国家干预和商业发展进行了分析。 对西方经济学的初步接触： 晚清时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一些传教士和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和介绍西方经济学理论，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些理论对当时的中国经济思想界产生了冲击，但也主要停留在初步了解和零星介绍的阶段，尚未形成系统性的引进和吸收。 总结： 元明清时期，中国经济思想的主流是维护封建统治和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秩序。元代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商业和对外贸易。明代在坚持“重农抑商”的同时，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清代统治者强化了专制，但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对君主专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从经济角度提出了“轻赋”、“均民力”等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晚清时期，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初步接触，也为中国经济思想的未来发展埋下了伏笔。尽管受到封建制度的束缚，但这一时期经济思想的发展，仍在不断地孕育着变革的种子。 结语：历史的回响与未来的启示 纵观中国历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的是一部不断探索、不断演进的智慧史诗。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早期理论构建，到秦汉时期集权经济的实践探索，再到隋唐宋元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与思想的活跃，以及明清时期在专制下的保守与反思，中国经济思想始终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变革以及文化传统紧密相连。 本书《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史纲》力求呈现的，正是这样一幅宏大而复杂的历史画卷。我们看到了“民本”思想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对“富民”和“均富”的追求；我们看到了“重农抑商”传统的形成与演变，以及其背后对社会稳定和国家秩序的考量；我们看到了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的互动与张力，尤其是在宋代商品经济繁荣时期，国家对市场的调控与自由市场力量的博弈；我们还看到了不同哲学流派，如儒、道、法、墨等，如何从各自的视角，为经济活动的伦理规范、制度设计和政策选择提供思想资源。 中国经济思想史并非一段静态的文献梳理，而是一个动态的、充满生命力的思想体系。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回应着当时的社会需求，吸收着外来的影响，并不断地自我革新与发展。虽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经济思想的主流一度受到“重农抑商”和“君权神授”等观念的束缚，但其内在的理性精神和对民生福祉的关怀，从未完全消失。 进入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经济学的挑战和冲击，中国经济思想经历了更为深刻的转型与融合。如何在中国悠久的经济思想传统中汲取智慧，如何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如何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是中国经济思想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本书的梳理，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清晰的历史脉络，理解中国经济思想的独特基因和深厚底蕴。我们相信，对历史的回响进行深入的解读，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过去，更能为我们把握现在、启迪未来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伟大进程中，回顾和研究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坚定文化自信，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并从中汲取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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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中国古代的经济制度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那些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金融概念。《中国历代利息问题考》这个书名，直接点出了一个我非常关注的领域。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本书会以怎样的逻辑结构来呈现中国历史上关于利息的演变。我设想，作者可能会从早期的物物交换时代，逐渐过渡到金属货币，再到纸币的出现，以及不同时期货币的价值波动，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利息的产生和计算的？书中是否会详细介绍一些古代的借贷契约范本，通过这些具体的文本，来窥探当时的交易习惯和利率水平？我尤其好奇，在那些动荡的年代，比如战乱时期或者经济危机时期，利息会呈现出怎样的极端变化？这本书是否也会涉及到一些关于利息的道德评判，以及这些评判在不同历史时期是如何变化的？我期待这本书能带我穿越时空，去感受中国古代人民在经济活动中的智慧与无奈，理解利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积淀。如果书中能够包含一些跨学科的分析，比如从社会学、人类学甚至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利息，那将是极具启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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