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解 9787511722942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又称《道德经》）一书的作者李耳上承中华文明初祖黄帝的思想，在群雄并峙、百家争鸣的春秋末叶倡导“清虚”、“无为”，从而开启了具东方特色的、辉煌的“道一元论”的道家学说，在政治、哲学、思想、文化乃至文学、艺术诸多领域留下丰富的宝贵的思想资源，印行量在世界上仅次于《圣经》，位居第二，仅此亦足以说明《》其书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影响之深之巨。
　　本书以王弼《解》、河上公《道德经章句》为经，兼采历代注老、解老各家之说，并吸纳近年出土的帛书各本之长，辨正析理，融会贯通，重在破除当前学界虚浮躁进、不务实证的不良风尚，以及两千多年来在研究领域歧见纷呈、莫衷一是的混乱局面，以注释、串讲、今译、评议等形式完整、准确地阐释思想。在对《》原文的训释上，作者尤其注重参酌宋人林希逸《鬳斋口义》及近现代易顺鼎、马叙伦、高亨、陈鼓应等学者的成就，发前人所未发，是近年来研究的一部不可多见的力作。

　　
　　前言
　　是我国春秋末年的哲学家，在我国哲学史、美学史和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并有深远的影响。在《通解》前言里，拟谈这样四个问题：一是对道家尤其对的看法，二是关于其人，三是关于其书，四是以及有关的问题。
　　一
　　对道家尤其对的看法。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道家是消极遁世的，儒家是积极入世的。这样看问题，过于简单，也不符合事实。对于儒家，且不去说。就道家而言，是道家的始祖。司马迁说：“，隐君子也。”(《史记·韩非列传》)似乎给人的印象，是个隐士。其实并非如此。在《论六家要指》中，司马迁父子对儒、道、墨、法、名、阴阳六家都进行了评论，唯独对道家给予很高的评价。其评价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序》)从此也说明，司马迁父子都不认为是个消极遁世的隐士。说为“隐君子”，即闲居不仕之谓也。班固也给道家以很高的评价，他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汉书·艺文志》)
　　我们从《》书中，也能看到有许多催人奋进的思想。诸如颂扬谦逊退让、劝人向善立德、要慈爱节俭、“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治人事天莫若啬”等等，都表现了关心国家社会、劝导世人重视操行修养。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第2章)。“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第7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第8章)。“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第9章)。“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第22章)。“道法自然”(第25章)。“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第27章)。“物壮则老”(第30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第33章)。“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第34章)。“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示人”(第36章)。“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第41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第44章)。“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第45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足之足，常足矣”(第46章)。“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第55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第57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第58章)。“治人事天莫若啬……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第59章)。“治大国若烹小鲜”(第60章)。“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第63章)。“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第64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66章)。“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第67章)。“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第68章)。“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第69章)。“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第71章)。“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第72章)。“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第73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第75章)。“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第77章)。“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第78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第79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81章)。凡此等等，即充分说明《》是一部催人奋进的著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
　　自古以来，有识之士皆极为重视道家。尤其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外广大的读者更加重视道家，甚至形成了老庄热。就《》之书的发行量而言，除《圣经》外，全世界《》(包括各种译著)的发行量居世界第二。由此说明，不仅中国人民喜爱《》，全世界的广大人民也酷爱。是全世界人民的先贤圣哲，宝贵的文化财富。
　　二
　　关于其人。
　　司马迁是给作了传的，对于其人及其思想的传播，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同时，司马迁在《史记》本传里，也如实地记载了关于的两种不同说法。一种说法是：姓李，名耳，字聃，楚苦县(治所在今河南省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周守藏室之史。孔子适周，曾问礼于。另一种说法是：“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而离，离五百岁而复合，合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其实，太史儋的言论，与的思想，其中真伪是不难分辨的。对此问题，这里暂且不谈，留在下面再作分析。
　　在《史记》本传里，司马迁除记载有关的两种不同说法外，还附带记载一条关于老莱子的传说，即是：“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然而，后人竟然根据司马迁关于的不同记载和有关老莱子的记载，于是便对其人产生种种不同的说法。就其不同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即李聃，姓李，名耳，字聃，世称老聃，著《道德经》，与孔子同时，曾为孔子之师。《礼记·曾子问》亦记孔子曾问礼于的事。《礼记》是汉代人编撰的秦汉以前各种礼仪的选集，应当说对某些问题的记载是有其可靠性的。后代的许多知名学者，诸如陆德明、韩愈、王念孙、王先谦等都坚持司马迁的记载和《礼记》的说法。
　　二即太史儋，在孔子之后。清代学者毕沅等坚持此说。也有人认为有两个，一个是教孔子儒学的，一个是著道家之书的。此说是沿袭司马迁本传里关于的两种不同记载。
　　三今天还有一种说法，把老聃、老莱子、太史儋合为一人，即。
　　以上三种不同说法，即使同属于一种看法，其中也还有小的差异。因此，在此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再一一辨析了，只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说法作一些探讨。为了便于研究问题，先讨论后两种看法，然后再研究种看法。
　　先研究与太史儋的关系问题。
　　与太史儋并非一人，这从司马迁本传的记载中，即可分辨得十分清楚。据司马迁记载说：“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又说：“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不难看出，这里说的是著《道德经》之，与太史儋毫无关涉。这是其一。其二，孔子问礼于，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道家之，是主张无为、无欲，去甚、去泰、去奢的。从答孔子问的这段文字里，正体现了的这种思想。所以，著《道德经》的，不是太史儋。其三，从太史儋见秦献公的谈吐，可以看出太史儋并非。太史儋见秦献公时说的一段话，是说霸王之事，与的思想无共同之处，由此亦可见他与著《道德经》之并非一人。因此可以辨明，“或曰儋即”之说是错误的；“或曰非也”是正确的。有人列举八条理由，论证太史儋即，是秦献公时人。但是其立论，多出于推理，尚且缺乏确凿可信的史料，因此还不能证实太史儋即是。
　　然而，有人根据司马迁本传的记载，认为秦以前有两个：一个与孔子同时，一个与秦献公同时。此说似有道理，符合司马迁记载的说法。《老聃年》一文，若从这个观点立论，似可成立。
　　再谈所谓、老莱子、太史儋实为一人即之说，此种说法，更不能成立。太史儋并非著《道德经》之，上面已经分辨清楚。老莱子并非著《道德经》之，司马迁在本传里也讲得颇为清晰。他说：“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是楚人，“老莱子亦楚人”，说明他们都是楚地人。司马迁在这里用一“亦”字，即表明老莱子与实为两人。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说：“太史公疑或为老莱子，故书之。”清代梁玉绳未细心研读《史记》本传，轻信张守节的说法，亦错误地认为“太史公疑或为老莱子”《史记志疑》。
　　西汉初年，陆贾《新语》的《思务篇》，虽残缺不全，但其中有一段文字，不仅能说明与孔子同时，而且能够说明与老菜子并非一人。这段文字是：
　　是以接舆、老莱所以避世于穷(以下缺字)，而远其尊也。君子行幽间，小人厉之于士众。曰：“上德不德”(以下缺字)，虚也。夫口诵圣人之言，身学圣者之行，久而不弊，劳而不废，虽未为君(以下缺字)已。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
　　这里把接舆、老莱(即老莱子)、、孔子四人相提并论，从此也说明与老莱子实为两人。又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载：“老莱子十六篇。”自注说：“楚人，与孔子同时。”从上述史料足以说明，与太史儋是两个人，与老莱子也是两个人。那种把、太史儋和老莱子三人合而为一即的说法，并无史料可作佐证。至于有人把老聃与李耳分开，认为老聃和李耳是两人，司马迁错误地把他们合而为一。此种说法，也没有什么历史根据。
　　还有一个关涉到其人的小问题，值得再谈一下。《史记》有种版本本传说：“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据王念孙经过详细考证说：“史公原文，本作名耳，字聃，姓李氏。今本姓李氏，在名耳之上；字聃作字伯阳，谥曰聃，此后人取神仙家书改窜之耳……若史公以为周之伯阳父，则不当列于管仲之后矣。”(《读书杂志》)王氏的考证是可信的，“字伯阳”是后人据《神仙传》所为。周朝的伯阳父与实为两人，不应混为一谈。
　　下面探讨与孔子同时，曾为孔子之师的问题。我认为，说与孔子同时，曾为孔子之师，这是可信的。何以见得呢除以上所说的理由，还有秦汉以来、尤其秦汉以前的史料可作佐证。
　　，《韩非子》书中有《解老》和《喻老》两篇，不言而喻，韩非是把《》视作古书来解释的。韩非是战国末年人，假若与战国中期见秦献公的太史儋为一人，韩非与相距只有百余年，他是不会把《》当作古书来诠释的。
　　第二，《吕氏春秋》里有三条史料可证。
　　(一)《吕氏春秋·贵公篇》说：
　　伯禽(周公之子，成王封之于鲁)将行，请所以治鲁。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
　　这则史料则说明，与孔子是同时代人。
　　(二)《吕氏春秋·不二篇》说：
　　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耽(即聃字)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
　　这十人，是按其时代先后顺序排列的，从此可以说明稍早于孔子。
　　(三)《吕氏春秋·当染篇》说：
　　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
　　东汉高诱注说：“此三人皆体道者，亦染孔子。”由此可以说明，曾为孔子之师。
　　近人梁启超在《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里又认为，即使如《礼记》所记，孔子向问礼真有其事，这里的是个拘谨守礼的人，与五千言精神相反。因而他对其人产生了怀疑。其实，知礼，并非“拘谨守礼”，梁氏怀疑其人，进一步又怀疑孔子问礼于之事，显然是主观臆断。
　　第三，《淮南子·道应训》有一则故事，亦能说明与孔子的关系。这则故事说：
　　孔子观桓公之庙，有器焉，谓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见此器。”顾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则正，其盈则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贡在侧曰：“请问持盈。”曰：“益而损之。”曰：“何谓益而损之”曰：“夫物盛而衰，乐极则悲，日中而移，月盈而亏。”是故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多闻博辩，守之以陋；代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贵广大，守之以俭；施德天下，守之以让。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尝不危也。故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
　　《》第四十二章说：“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在这则故事里，孔子说“益而损之”云云，显然这是引用的话。这则故事的结尾，又引用《》第十五章后三句作结。由此可见，汉初《淮南子》的作者，是把看作稍早于孔子，曾为其老师看待的。然而，宋代陈师道却说：“世谓孔、老同时，非也。孟子闢杨、墨不及老，荀子非墨、老而不及杨，《庄子》(指《天下篇》)先六经而墨、宋、慎次之，关、老又次之，庄、惠终焉。其关、杨之后，孟、荀之间乎”“孟子闢杨、墨而不及老”，并不能说明不存在，这是十分明显的道理。陈师道用简单推论的方法来否定与孔子同时，认为在孟子与荀子之间，显然也是不可靠的。
　　更加离奇的是高诱的说法。《吕氏春秋·仲春纪·当染篇》说：“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高诱注说：“伯阳，盖也。”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于辨别，这里所谓的伯阳，既然是舜时代的人，自然不会是著《道德经》之。
　　第四，司马迁在《史记》本传里，按照与庄子的时代先后，是把排在庄子之前的。司马迁非常明确地说：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之言”。扬雄在《法言·问道》卷里，也是先论，再谈庄子，而且把庄子视为的后学。扬雄说：“之言道德，吾有取耳。及搥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耳……或曰庄子有取乎曰少欲。”可见，有些的研究者，认为的出生时代应在庄子之后，是缺乏历史根据的。
　　三
　　关于其书。
　　《荀子·天论篇》说：“有见于诎，无见于信。”这说明荀子是曾经看见之书的。
　　从《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对之书的称引和训释，便可以说明之书在战国时代已经广泛流传。1973年，又在我国长沙马王堆汉墓里发现帛书《》的两种抄本。仅依这些史料和古籍，即足以证明五千言之《》为所著。而后代有些研究者，可能是根据司马迁对其人的不同记载，于是便对著《道德经》问题提出种种怀疑。据宋代王十朋《策问·读书疑信》说，怀疑《道德经》非为所著者，早是北魏的崔浩。南宋的黄震也说：“之书，必隐士嫉乱世而思无事者为之。异端之士，私相推尊，过为诬诞。”清代崔述步其后尘，也跟着怀疑《道德经》并非所著。十分明显，这些话讲得很随便，都是信笔写来，并未经过严肃认真地研究。
　　下面对之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我想这样做，对弄清这个问题，可能会有的裨益。
　　罗根泽先生认为，书“非在孔、墨以后不能产生”，理由是说：“书反对仁义，反对礼，反对尚贤，主张道，主张无为主义”云云。因此，他便下结论说《》“非在孔、墨以后不能产生”。我认为，这种看法不能令人信服。
　　首先，罗根泽先生认为书反对仁义、反对礼、反对尚贤的问题，这并不能作为书“非在孔、墨以后不能产生”的理由。为什么这样说呢众所周知，在《论语》里，记录许多孔子提倡仁义、讲究礼的言论，同时也记录了孔子“举贤才”(《论语·子路篇》)的主张。“举贤才”，正是尚贤思想的表现，为什么非说《墨子》里有《尚贤篇》才是尚贤呢尽管《论语》为孔子的门人后学编辑而成，但孔子带领众多弟子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自己的主张和学说，他的思想当时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