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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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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093543

版次：1

商品编码：10074953

包装：平装

丛书名：国学研究文库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08-05-01

页数：56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写作前后历时十年之久，为利用出土文献研究思孟学派的一部专著。

内容简介

　　《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以新出土的郭店竹简、上海博物馆藏简与《大学》、《中庸》、《礼运》、《孟子》等传世文献相结合，对思孟学派的形成、演变、发展做了细致的考察，对思孟学派的特点、内容做了概括、总结。《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对竹简《五行》、《性自命出》、《内礼》等篇做了深入的解读，对《中庸》、《大学》、《礼运》、《大戴礼记》等传世文献的成书做了细致的考察，对先秦儒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天人关系、心性论、仁内义外、仁与孝的关系等做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儒学的当代价值、现实意义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构想。

作者简介

　　梁涛，男，1965年6月出生，陕西西安人。1996年于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获博士学位，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做博士后研究，出站后留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工作，2006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现为国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兼职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儒学思想史、经学思想史、出土简帛等，出版《訄书评注》（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先秦学术思想史编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皈社2005年，第一作者，撰写春秋战国部分）等，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台大历史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三十余篇。主编《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曾为香港中文大学郑裕隆访问学人（2005）、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2006－2007）等。

精彩书评

　　梁涛博士的《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一书，运用郭店竹简的出土文献资料，对一个古老而有争议的课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梁涛博士的见识是精深的，解读是公允的，分析是透彻的，结论是合理的。在同辈人士中，梁涛博士是一位佼佼者。
　　庞朴（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主任）
　　此书的写作历时十年之久，围绕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与看法，有些发前人所未发，有些在前人基础上有所推进，且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书中所举史料翔实可靠，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佳作。
　　姜广辉

第一章　竹简、文献与学派
第一节　郭店竹简的发现与研究
第二节　郭店竹简《子思》作品考
第三节　思孟学派考述

第二章　孔子的仁、礼思想与孔门后学的分化
第一节　郭店竹简“身心”字与孔子仁学
第二节　孔子的礼学思想
第三节　孔子之后儒学的分化

第三章　思孟学派的酝酿：曾子、子游学派研究
第一节　曾子与《大学》
第二节　《大学》的思想与影响
第三节　竹简《性自命出》与子游心性论
第四节　《礼运》与子游后学的“大同”、“小康”说

第四章　思孟学派的形成：子思学派研究(上)
第一节　子思《五行》新探
第二节　简、帛《五行》“经文”比较
第三节　苟子对思孟“五行”说的批判

第五章　思孟学派的形成：子思学派研究(下)
第一节　子思《缁衣》、《表记》、《坊记》试探
第二节　郭店竹简与《中庸》
第三节　郭店竹简与“君子慎独”

第六章　思孟学派的完成：孟子学派研究(上)
第一节　孟子“四心”说的形成及其意义
第二节　即生言性的传统与孟子性善论
第三节　孟子“道性善”的内在理路及其思想意义

第七章　思孟学派的完成：孟子学派研究(下)
第一节　竹简《性自命出》与《孟子》“天下之言性”章
第二节　孟子的“仁义内在”说
第三节　孟子后学对子思“五行”说的继承和发展

第八章　思孟学派与早期儒学
第一节　竹简《鲁穆公问子思》与早期儒学的政治理念
第二节　竹简《穷达以时》与早期儒家天人观
第三节　“仁”与“孝”－思孟学派的一个诠释向度
结语：回到“子思”去－儒家道统论的检讨与重构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从竹简的内容来看，它主要继承了古代“天地之性”的思想，认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性是气性，表现为情，故是以情言性。竹简的上篇主要谈喜、怒、哀、悲、好恶之情，属于自然人性论，心是认知心、理智心，内容主要是“交性”、“养性”、“长性”，等等，尤突出《诗》、《书》、礼乐对性情的塑造、培养；竹简的下篇主要谈仁爱、忠、信之情，属于道德人性论，与此相应，心具有了道德心的含义，并突出了情在道德实践中的作用，“苟以其情，虽过不恶”。而从以后心性论的发展来看，苟子显然更接近竹简的上篇但又有所改造，而孟子则继承了下篇又有所发展。由于竹简由上篇到下篇呈现出思想的过渡，所以它更倾向以后的孟子而不是荀子。
　　对于竹简论情的内容，学者给予极大关注，认为重情、以情为本是竹简的一大特色，感叹情得到前所未有的高扬等。其实，这种笼统的说法既不利于对竹简的理解，也无助于对早期儒学思想的判断和把握。从竹简的内容来看，它对情实际是有所区别，并分别对待的。如果说竹简突出了人的自然情感，提倡自然情感的自由流露，那未免把古人想得过于浪漫；如果说竹简突出了道德情感尤其是仁在道德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那不过是儒家尤其是思孟一系的一贯主张，也并非什么新奇的东西。而从以后的发展来看，孟子突出了道德情感，更接近竹简的下篇，但又有所发展；荀子主要谈自然情感，更接近竹简的上篇，但在理解上又存在差异。
　　以往人们在研究中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孟子是反对“生之谓性”的，而荀子则继承了这一传统。其实，这一看法大有疑问。孟子固然反对过告子的“生之谓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受到即生言性传统的影响。即生言性乃古人论性的一大传统，当时许多学者都在这一命题下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就告子而言，他主张“食色，性也”，认为“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孟子·告子上》)，把性仅仅理解为生理欲望，其所谈仅仅是“生之然”之性，而不是“生之所以然”之性，并不完全符合古代即生言性的传统。

前言/序言

　　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简称，它应该是包罗宏富的。其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及诸子学，以屈宋为代表的楚辞学，以左迁为代表的史学，以韩柳欧苏为代表的文章学，以《诗经》、乐府、李杜韩白苏辛周姜为代表的诗词学，以周程张朱为代表的理学，以关王白马高孔洪为代表的曲学，以《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为代表的小说学，还有其余相关的如古文字、音韵、训诂学、目录版本学等诸种学问，应该是国学的主要内涵。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多民族团结融合的国家，我们不能把国学局限于某一局部，这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国学也不是凝固、僵化的，而是随着历史的进步在不断丰富发展，唐代的国学总比秦汉要丰富，后代往往胜过前代，国学经典著作的解读，也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有所深化、有所革新，国学的典籍、文献资料也有所扩展增添。近百年来，大量甲骨文的发现，青铜铭文的发现，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简牍、古籍的发现，敦煌宝藏大量经卷典籍的发现，西部大量古文书简的发现，不是使我们的国学、我们传统文化的内容都大大地丰富了吗?使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吗？所以，国学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思想、民族意志的共同载体，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精神长城，是我们伟大民族顶天立地的思想根基、力量根基，也是我们不可被战胜的强大自信力量的源泉。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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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不错，资料翔实，描写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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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认为将《缁衣》、《鲁穆公问子思》归于思孟学派不妥。因为思孟学派的成立本身是一个假说，《韩非子》中讲儒分为八，其中有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而且他们取舍相反各不同，这说明子思和孟子思想是不一样的。另外，“五行”与“四行”在思想上没有本质的差异，只是各有侧重。我不同意天人之分与荀子接近。荀子谈天人之分，是讲人和自然的关系，“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穷达以时》讲天人之分，是人和命运之分，“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天是一种穷达祸福的偶然性，天人的差别就是人要尽人之份，尽人事以待天命，这和孟子思想非常接近。孟子把天人之分发展为性命之分。孟子讲“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也，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杜维明指出，孟子是从情感中发现一种普世道德。他从亲亲入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种普世道德的根基就是人禽之辩的“几希”，“几希”就是普遍意义的道德情操，性善就是心善，心善就是心中四端的普世化的东西。《性自命出》中的性情并不一定直接导致性善理论，但可以为复杂的性善学说创造许多条件。但郭店竹简文献中是否看到思孟学派的枢纽和附凑，尚不清楚。这里面另外一个问题，孟子到宋明以后才突出，孟子在宋代的发展是否还是先秦时期的孟子，李泽厚先生明显看出宋儒的孟子和先秦的孟子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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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涛指出，仁内义外说是儒家思想一个普遍接受的观点。仁内义外说来源于孔子的仁和礼的关系问题。孔子谈仁和礼的关系时，仁是内在的自觉，礼是外在的规范。如果给子思的思想定位的话，“仁内义外”更为接近，子思强调仁内和义外的统一，认为道德实践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内在的自觉和外在的培养。而告子提出仁内义外说，强调的是二者之间的矛盾。孟子和告子辩论中，意识到了仁内义外说的矛盾，所以提出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样一种最为普遍的道德情感，作为仁义礼智之端，而不用亲亲、孝悌等。孟子通过告子对儒家的攻击发现了仁内义外的矛盾，提出了仁义内在说。另外一个问题是，孔子讲仁和礼，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规范的习俗。孔子认为人的道德规范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形于内心的，一个是普遍认可的规范。孔子没说形于内和形于外，恰恰是把仁义礼智圣看成是一个整体，一套范畴体系。这种表述方式有问题，圣只能形于内，不可能形于外。竹简改成“不形于内谓之行”，为何要这样改？义是道德规定，不是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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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好脏，好脏，好脏，好脏，好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