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厚厚的上下册,初拿到手时,那种沉甸甸的感觉就让人对其中的分量充满了期待。作为一名对明清历史有深入探究兴趣的读者,我一直希望能找到一些兼具学术深度和可读性的研究成果。《明清史论著集刊》这个名字本身就暗示了其汇集了不同学者观点的特质,让人好奇其中究竟收录了哪些重量级的篇章。我最欣赏的是这类集刊的编排方式,它不像单本著作那样受限于某一个固定的话题或单一的研究视角,而是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观察窗口,让人得以窥见那个波澜壮阔时代的复杂肌理。比如,对于明代中后期的政治体制演变,不同作者从内阁制度、宦官权力、地方治理等多个切入点进行剖析,观点碰撞之间,往往能激发读者更深层次的思考。我特别关注那些关于社会经济史的论述,试图了解商品经济发展对传统儒家伦理和宗族结构产生了哪些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细节往往是宏大叙事中容易被忽略的,但恰恰是构建真实历史图景的关键。总而言之,这类集刊是历史爱好者梳理知识体系、拓宽研究视野的绝佳辅助读物,它不是提供标准答案,而是抛出更多值得推敲的问题,引导我们进行更主动的探索。
评分就阅读体验而言,这套书的厚度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仪式感。它不是那种可以随手翻阅、碎片化阅读的读物,而是需要你心无旁骛,备好笔墨纸砚,准备与历史的幽深进行一场深度对话。我发现自己常常因为被某一个论点的独到性所吸引,而不得不中断当下的阅读计划,去查找相关的背景资料,这正是优秀研究成果的魅力所在——它激发了你的求知欲,让你主动地成为知识的构建者而非被动的接收者。尽管集刊的性质决定了其内容可能缺乏单一著作的连贯叙事优势,但其广度和深度却是无可替代的。它像是一座知识的宝库,每一篇文章都是一把钥匙,开启了通往明清社会不同角落的大门,值得每一个真正热爱这段历史的同好反复研读和珍藏。
评分读完其中几篇关于明代中晚期赋役制度改革的论文后,我深感对明清两代国家财政运行的理解得到了质的飞跃。以往阅读通史时,对“一条鞭法”或“摊丁入亩”的理解往往停留在概念层面,但集刊中的专题研究,通过细致的田野调查数据(尽管是二手资料的引用)和地方志的对照,清晰地还原了这些改革在具体推行过程中遭遇的阻力、地方士绅的应对策略,以及最终效果的区域差异性。这些论述不再是抽象的政策文件解读,而是活生生的社会博弈过程。特别是其中一篇探讨清初漕运与国家权力维系关系的分析,深入剖析了江南地区在承平日久之后,其经济优势如何转化为政治上的被动依赖,这种辩证的观察角度,令人耳目一新。它让我意识到,历史的运行往往是诸多结构性力量相互制约的结果,而非单一的英明决策所致。
评分翻开这套书的目录,仿佛置身于一个历史学者的思想沙龙之中,各种流派的观点交锋,令人目不暇接。我尤其欣赏那些探讨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篇章,它们总能从那些看似日常的文化现象中,挖掘出深刻的时代精神。比如说,关于晚明市民阶层兴起后,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和生活方式是如何悄然发生转变的讨论,非常精彩。作者通过对小说、戏曲乃至园林建筑的研究,描绘出一种从严肃内敛向世俗、张扬转变的文化光谱。这种对“气韵”的捕捉,远比单纯罗列政治事件来得更为生动和引人入胜。然而,也正因为是集刊,不同作者间的写作风格差异较大,有些篇目的语言略显晦涩,需要反复咀嚼才能领会其深意,这对于非专业读者来说可能是一个小小的门槛。不过,这种“挑战性”也恰恰是它价值所在,它强迫我走出舒适区,去理解那些用词精准、结构紧凑的学术表达方式,从而间接提升了自身的历史阅读能力。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倒是中规中矩,但内页的字体和排版却着实体现出了一种严谨的学术态度,这对于需要长时间沉浸式阅读的历史文本来说至关重要。我阅读这类论著时,最看重的是其引证的扎实程度和论证的逻辑链条是否严密无暇。在这个集刊中,我惊喜地发现了几篇关于清代边疆治理和民族关系史的力作。这些篇目不仅对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进行了批判性审视,更引入了新的史料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例如运用地理信息系统辅助分析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其中一篇关于准噶尔汗国兴衰的分析,其对战略地理位置和军事后勤的精妙梳理,读来令人拍案叫绝,它打破了以往将清朝对西北用兵简单归因于政治需要或军事胜利的片面看法,展示了更为复杂的历史动因。这种深入到微观操作层面,同时又不失宏观格局的写作风格,极大地满足了我对历史细节的渴求,也让我对清代中央集权在边疆实施的复杂性有了更立体化的认识,它绝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统治。
评分作者
评分历史上刊印全套“二十四史”的主要有过三种版本:清乾隆年间的武英殿刻本、清朝末年由金陵、淮南、浙江、江苏、湖北五个书局刻印的“局本”,以及解放前由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国学大师张元济编著的《百衲本二十四史》纠正了殿本三百年来造成的混乱,澄清了许多长期困扰史学界的错误,历史功绩有目共睹,影响深巨。三千卷字字心血,《百衲本二十四史》出版后,被史学界一致公认为最佳全本正史,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与珍贵价值,是中国史学上的一座丰碑。历史上刊印全套“二十四史”的主要有过三种版本:清乾隆年间的武英殿刻本、清朝末年由金陵、淮南、浙江、江苏、湖北五个书局刻印的“局本”,以及解放前由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 著名国学大师张元济(1867—1959)萌生了“重校正史之愿”。他发誓要汇集善本,重新校勘辑印一部古本全史,恢复正史原貌,纠正殿本的错谬。张元济主持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型民营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达数十年之久,是我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先驱和泰斗。他秉持“续古代文化之命,续民族文化之命”的强烈使命感,以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优秀文化古籍的远见和气魄,耗费巨资广搜各史的宋元善本,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摄影制版技术,呕心沥血18个寒暑方大功告成。因《百衲本二十四史》选用的各种版本残缺不全,乃通过许多版本相互参校、补缀而成,有如僧人的“百衲衣”,故得此名.18载星移斗转,张元济埋头修史之时,正值社会动荡战火纷飞,校勘、辑印工作多次受到严重摧残。这个战乱年月的文化工程,耗尽了一代大师的全部心血,也成就了张元济古籍整理生涯的学术巅峰。《百衲本二十四史》纠正了殿本三百年来造成的混乱,澄清了许多长期困扰史学界的错误,历史功绩有目共睹,影响深巨。他的壮举前无古人,劳苦功高,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国学大师、中国出版史上的泰山北斗。三千卷字字心血,百衲本被公认为最佳全本正史《百衲本二十四史》出版后,被史学界一致公认为最佳全本正史,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与珍贵价值,是中国史学上的一座丰碑。张元济先生在总结前人校书经验,以“书贵初刻”为选择底本的指导思想,千方百计地搜访一流善本,但又不拘泥于宋元旧椠,而是反复对勘,择善而从。遇有脱简残编或短篇缺页,总是设法配补齐全。一旦发现更早更好的本子,便不惜代价立即抽换。所以《百衲本二十四史》选用的版本,都是最早最好的本子,而且多数是精心选取几个不同版本配补而成的。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王绍曾先生评价:“是宋元以来全史善本的一次大集结,是宋元以后全史最佳的汇印本。搜罗旧本之广,影印之精,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如此历经18个寒暑不辍,终得上佳之本,其中宋元15种,元本6种,明清初刻本3种。更难得的是,张元济先生在《百衲本二十四史》的辑录过程中,创立了古籍整理有关门类的一整套学术规范。比如他在前人校书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校勘方式,从千头万绪的纷杂版本中,提纲挈领,理出版本源流,厘定文字得失,正确判定版本价值,作为选择底本的依据;他将校勘与考证紧密结合,精密考订,择善而从。字字悉心校勘,页页精心修润,仅他为《百衲本二十四史》所做的《衲史校勘记》就多达百数十册;他亲自监督印刷,用纸装帧精良。在这当中所总结出的基本规律和准则,至今仍被奉为古籍校勘的范例。 《百衲本二十四史》出版后,当时社会各界佳评如潮,全国各大报章连篇累牍发表大量评介文章,莫不予以高度赞誉。原北京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评价为“博观精勤之成绩所以嘉惠学子益无限量”。史学家傅增湘盛赞“所采获者皆前人未见之书,故其定论者多千古未发之覆”。文献学家张舜徽在其《中国文献学》中认为,“从此全史出现了最标准的本子,可据以订伪补缺,对史学界的贡献为最大。”《百衲本二十四史》成为全国学界一大共同话题,堪称一时之盛。
评分体例
评分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论文都搜罗全了吧,够看一年的。
评分商先生当年在编纂此集刊时,因时代背景,曾对部分文章进行删节,宜留意。
评分陈邦瞻,字德远,江西高安人。明朝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曾任南京吏部稽勋司郎中,福建按察使后官至兵部左侍郎,《明史·卷二四二》有传。除《元史纪事本末》外,陈邦瞻还编撰有《宋史纪事本末》一书。
评分书很不错,关于明清史的论文集,对明清时感兴趣者可以一读。繁体横排,只是字体稍小了一点。
评分活动价,很活动价,很超值
评分《国史大纲》一书著于抗日战争时期。钱穆当时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在战火纷飞中随西南联大辗转大半个中国。在云南昆明岩泉寺,钱穆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通史的考证与写作之上。当时生活的窘困、物资的紧缺以及内忧外患的状况都使钱穆将对中国命运的思考贯穿于了全书始末。钱穆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要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他希望作为抗战中流的精英分子能够从这样一部张扬“士”之人力的史纲里汲取力量前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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