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与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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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钢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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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ISBN:9787010069357
版次:1
商品编码:10474031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08-06-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42
字数:36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通过把哈贝马斯的哲学与新亚里上多德主义、卢曼、德沃金、达尔和德里达等人的思想进行比较,对他的伦理学、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特点做了详尽的分析。

内容简介

《哈贝马斯与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一方面通过把哈贝马斯的哲学置于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韦伯、伽达默尔和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背景下,具体探讨了他的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去先验化、意识哲学向语言-交往哲学(批判的意义理论)的转化、哲学的社会批判功能等问题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把哈贝马斯的哲学与新亚里上多德主义、卢曼、德沃金、达尔和德里达等人的思想进行比较,对他的伦理学、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特点做了详尽的分析。现代哲学由于哈贝马斯的理论贞献而变得不同,他的交往行动理论或互主体性哲学对传统的意识哲学的批判,是与分析哲学对心理主义认识论的批判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现代哲学的理论革命。

作者简介

刘钢,1961年生,哲学博士,现为暨南人学哲学研究所、社会科学系副教授。1995年以来,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哈贝马斯、康德、黑格尔、德里达的哲学的学术论文。主要有《康德历史哲学的内在性质和特点》(《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康德目的论思想的精神原则及其时代意义》(《哲学研究》1996第4期)、《一种从黑格尔元批判出发的认识批判:评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对知识与人类兴趣的关系的理解》(《复旦学报》1998年第6期)、《超越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哈贝马斯的程序民主》(《现代哲学》2004年第3期)等。

目录

导论
第一章 从康德走向黑格尔再回到康德
一、黑格尔的康德批判的后果之一
二、黑格尔的康德批判的后果之二
三、黑格尔的康德批判的后果之三
四、重新回到康德

第二章 重新解释马克思
一、认识批判
二、走向两种历史发展逻辑的统一
三、意识形态批判的批判
四、对目的合理性的交往行动和规范合理性的交往行动的区分
五、从物化批判到功能主义理性批判

第三章 韦伯、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和伽达默尔的理论所展露的问题
一、综述
二、超越韦伯
三、现象学的真理论和社会构造理论批判
四、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批判
五、解释学批判

第四章 后形而上学思维中的道德理论
一、综述
二、改造规范伦理学
三、重建规范应用的逻辑

第五章 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问题
一、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起源及其谬误辨析
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困境

第六章 法律不确定性与法律应用的适当性问题
一、综述
二、康德、霍布斯和卢曼等的法哲学批判
三、寻求最好的证明
四、走向程序性的法律商谈理论

第七章 重建商议政治
一、综述
二、商议政治的基本要素
三、商议政治的方法论

第八章 批评性展望:社会批判理论的未来
一、后形而上学思维的革命性
二、没有主体的互主体性:语用学的构成论(反实在论)的局限性
三、后现代主体性哲学对互主体性哲学的挑战
四、德里达解构主义道德观的启示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章 从康德走向黑格尔再回到康德
在现代哲学中,到底是康德还是黑格尔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作为现代思维原则的基础理论?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具有很强的挑战性的问题。众所周知,我们到底应选择康德还是选择黑格尔这一问题在新康德主义、黑格尔左派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已经提出来了。新康德主义要求重新回到康德,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康德的基于理论理性批判之上的认识论更感兴趣,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康德认识论中的“哥白尼革命”才真正揭开了认识与对象的隐秘关系。而对于黑格尔左派而言,只有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才包含着一切新时代哲学所需要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把黑格尔哲学当做其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础。这就是说,在其理论的建构的过程中,它选择了黑格尔而不是康德。恩格斯只把康德当做一个自然哲学家来肯定——恩格斯把康德视为是对太阳系产生和地球自转与潮汐关系最早作出解释的人。而康德的实践哲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眼里,只是一种软弱和保守的“德国市民”哲学。
今天,在新的哲学氛围下,到底选择康德还是黑格尔的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在那些仍然把规范概念视为哲学反思的基础的规范理论中,这种选择仍是不可避免的。但到底选择康德还是选择黑格尔涉及一些具体和专门的问题。比如,如果我们选择康德,那么是选择作为一个形而上学二元论者的康德,还是选择一个把实践理性建立在规范概念之上并强调规范实践的普遍性的康德?
……

前言/序言

今天,当我们在思考和评价后现代哲学或保守主义等当代思想里,不能不与哈贝马斯赋予了后形而上学思维的现代性思想结合起来考虑。由于哈贝马斯的贡献,我们拥有了一种忆不再依赖于传统的形而上学可思维的“现代性思维”,它虽然仍被认为是启蒙运动思想的延续,但其基本内容已获得了一种崭新的形式。
《哈贝马斯与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 一、 哲学史上的巨擘:哈贝马斯及其思想脉络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这位当代西方哲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其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美学乃至传播学等诸多领域。他的哲学体系犹如一座宏伟的建筑,在承接了早期批判理论的深刻洞见的同时,也积极回应着现代社会的复杂挑战。要理解他的核心贡献,必须梳理其思想的源流与演进。 哈贝马斯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的影响,特别是阿多诺、霍克海默以及马尔库塞。他继承了他们对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膨胀、文化工业的异化以及资本主义对人性和自由的压抑等问题的深刻批判。然而,与前辈们在普遍的悲观主义或激进革命的论调中徘徊不同,哈贝马斯试图在现代性本身中寻找克服其弊端的可能性。他不再将现代性视为一个单一的、走向衰败的整体,而是区分了“系统”(由经济和国家官僚机构构成,以工具理性为驱动)和“生活世界”(由语言、文化和人格构成,以交往理性为基础)这两个维度。他认为,现代性的危机,实质上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蚀和殖民,导致了个体意义的丧失和社会整合的危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哈贝马斯转向了对“交往理性”的深入探讨。他认为,语言的沟通和理解本身就内含着一种潜在的、理想的交往模式,这种模式以寻求共识、尊重个体、排除强制为前提。通过对语言行为理论、商谈伦理等概念的阐释,哈贝马斯试图为重建被侵蚀的生活世界提供理论资源。他认为,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公共领域应该成为公民理性沟通、形成公共意见和合法政治决策的场所。 他的思想发展并非一成不变,经历了从早期关注意识形态批判到后期聚焦于交往理性的转向。早期,他更多地关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如何掩盖其内在矛盾,以及文化工业如何制造虚假的需求和满足。随着《理论的实践》等著作的发表,他开始将批判的焦点转向“知识的工具性运用”与“实践的理性运用”之间的张力。而《交往行为理论》的问世,标志着其思想的成熟,他系统地阐述了交往理性的概念,并将其置于现代社会理论的核心地位。 在后来的论述中,哈贝马斯进一步将他的理论应用于政治哲学、法哲学和伦理学等领域。他提出了“商谈民主”的概念,强调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根源于公民之间不受强制的理性协商和达成共识的过程。他对于“法律的理性化”以及“公共领域的衰落与复兴”的分析,也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政治的困境提供了深刻的洞察。 二、 现代哲学基本问题的审视:从知识论到实践论的飞跃 “现代哲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涵盖了从笛卡尔开启的理性主义,到休谟的经验主义,再到康德对理性界限的划定,以及德国唯心主义的深刻反思,直至20世纪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勃兴。哈贝马斯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恰恰是这些哲学传统在现代社会背景下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与困境。 1. 知识论的困境与理性的多维性: 现代哲学自诞生之初,就面临着如何确立知识的可靠性、如何认识世界的本质等知识论上的难题。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试图寻找坚实的知识起点,到休谟对因果关系和归纳法的质疑,再到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试图调和理性与经验,划定人类认识能力的界限。然而,随着科学的飞速发展和技术理性的日益强大,人们开始质疑仅仅依靠纯粹的客观认识论是否足以理解人类经验的全部。 哈贝马斯在《知识与兴趣》一书中,就对启蒙以来以“技术性知识”为主导的认识论模式提出了挑战。他认为,传统的知识论倾向于将科学视为一种独立的、价值中立的活动,忽视了知识的生成与人类的实践兴趣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区分了三种基本的研究兴趣: 技术性兴趣: 旨在通过观察和预测来控制和操纵自然,它是实证科学的基础。这种兴趣导向的知识具有工具性,服务于效用和效率。 实践性兴趣: 旨在通过理解和解释人类的交流行为,从而实现自我理解和跨主体性的共识。它是解释学和历史学的基础。这种兴趣导向的知识具有实践性,服务于沟通和理解。 解放性兴趣: 旨在通过反思和批判,揭示那些限制人类自由和自主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它是批判理论的基础。这种兴趣导向的知识具有解放性,服务于反思和自由。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过度强调了技术性兴趣,忽视了实践性和解放性兴趣的价值,导致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疏离。他试图通过强调交往理性的重要性,来克服这种知识论上的单一化倾向,重新发现理性的实践和解放维度。 2. 实践论的危机:道德、政治与社会的合法性困境: 在现代社会,伴随着传统权威的瓦解和价值的多元化,道德、政治和社会整合的合法性基础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道德的相对主义与普遍性的失落: 传统的宗教、道德权威在世俗化进程中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竞争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导致了道德相对主义的盛行,人们难以找到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来指导行为,也难以就重要的伦理问题达成共识。 政治的合法性危机与民主的困境: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其合法性基础在于人民的同意和参与。然而,在现代社会,政治决策往往被专业化、技术化所笼罩,公民的实际参与度降低。同时,经济的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影响力,也对国家主权和民主决策构成了挑战。如何在一个多元社会中确立政治的合法性,并实现真正的民主参与,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 社会的整合问题与意义的失落: 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和市场逻辑的渗透,使得社会关系越来越趋向于工具性和交换性。人们之间的联系更多地基于经济利益,而非共同的价值和情感。这导致了社会整合的危机,个体在庞大的社会机器中感到孤独和疏离,传统意义和归属感逐渐丧失。 哈贝马斯认为,解决这些实践论的危机,关键在于重建“生活世界”的沟通和理解能力,即重塑“交往理性”。他提出的商谈伦理,试图通过理想的对话情境,为道德原则的生成提供一个程序性的基础,即只有那些能够得到所有潜在受影响者在无强制、无歧视的条件下理性同意的规范,才具有道德合法性。他的政治理论,则致力于探索如何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构建一个充满活力的公共领域,让公民能够通过理性协商来形成公共意志,从而保证政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三、 哈贝马斯思想的独特贡献与当代意义 哈贝马斯之所以能在现代哲学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于他成功地在批判性反思与建设性方案之间架起了桥梁。他没有沉溺于对现代性黑暗面的控诉,而是积极地在现代性内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 1. 理论上的创新:交往理性的提出及其理论框架: “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他将理性从传统的工具理性(指基于目的和手段的选择、控制和操纵)扩展到交往理性(指通过语言沟通和理解寻求共识的能力)。他认为,人类的语言行为本身就蕴含着寻求理解和达成一致的内在倾向。这种交往理性不仅是认识世界和行动的依据,更是构建社会关系、确立社会合法性的基础。 他发展了完整的“交往行为理论”,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交往行为(如规范性的、表达性的、叙事性的)及其在生活世界中的作用。他进一步提出了“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二元区分,揭示了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对交往理性的侵蚀,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种理论框架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病提供了清晰的分析工具。 2. 实践上的探索:商谈伦理与商谈民主: 基于交往理性的理论,哈贝马斯提出了“商谈伦理”和“商谈民主”的实践方案。 商谈伦理: 不同于强调绝对命令或功利计算的传统伦理学,商谈伦理认为,道德规范的有效性来自于所有受影响者在理想的对话情境中经过自由、平等、理性的协商后所达成的共识。这为解决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价值冲突和伦理困境提供了一种程序性的解决方案。 商谈民主: 哈贝马斯认为,民主的合法性不在于简单的多数决,而在于政治决策过程能否反映公民的理性意愿。他强调公共领域的重要性,认为一个健康民主社会需要一个开放、包容、不受压制的公共空间,供公民进行自由的讨论和辩论,从而形成公共意见,影响政治决策。他主张以“商谈”的方式来解决政治分歧,提升民主的质量和合法性。 3. 当代意义:诊断现代性病症,寻求社会整合与解放的可能: 在信息爆炸、技术主导、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的今天,哈贝马斯的思想显得尤为重要。 对技术异化的警示: 他对技术理性过度扩张的批判,提醒我们警惕技术对人性的压迫和对人类生活世界的侵蚀。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如何保持人的主体性和尊严,如何避免技术成为新的异化力量,是需要我们深思的问题。 对公共领域和公民参与的呼唤: 社交媒体的兴起,一方面为公民提供了表达的平台,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信息茧房、民粹主义和虚假信息的传播。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论,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建设一个健康的、理性的公共空间,如何重塑公民的参与感和社会信任。 对社会整合的贡献: 在日益多元化和碎片化的社会中,如何弥合分歧,建立共识,实现社会整合,是各国政府和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哈贝马斯强调的交往理性和商谈模式,为我们提供了跨越文化、价值差异,寻求共同理解和合作的可能性。 对自由与解放的追求: 哈贝马斯始终不忘批判理论的解放使命。他通过揭示社会结构中的压迫性因素,呼唤人类的自主和自由。他的思想,对于我们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保持批判性视角,追求个体解放和社会公正,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总而言之,哈贝马斯以其深刻的洞察力、严谨的逻辑和丰富的理论建构,为我们理解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提供了独特而深刻的视角。他不仅诊断了现代性存在的种种病症,更重要的是,他指明了克服这些病症,实现更公正、更自由、更富有人性化社会的可能路径。他的思想,至今仍是激发我们对自身社会进行反思和探索的宝贵财富。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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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更像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智力探险。我承认,哈贝马斯本人的著作往往因其德语的晦涩和理论的庞杂而令人望而却步。然而,这本书的作者似乎精通如何将“黑箱”打开,并用清晰、流畅甚至带有文学性的语言来呈现其复杂的思想构造。特别是关于“语言行动理论”的章节,作者摒弃了枯燥的逻辑符号,转而采用情景化的例子来阐释“有效性要求”的内涵,这极大地降低了入门的门槛,却丝毫未损害理论的深度。我尤其欣赏书中对于“现代性”的界定,它不是一个静态的标签,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未竟之业”,这种动态的理解,让我对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有了新的认识。它迫使我反思,在日常交流中,我们究竟有多少是基于共识,又有多少是屈服于话语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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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给我最深刻的感受是其强大的“批判的韧性”。在当下这个信息碎片化、真理被不断解构的时代,哈贝马斯的理论常常被批评为过于“宏大”或“失之天真”。然而,这本书没有回避这些尖锐的质疑。作者非常坦诚地展示了哈贝马斯理论所面临的困境,比如“文化上的偏见”或“过度理性化”的指控。更重要的是,作者展示了哈贝马斯本人是如何在面对这些批判时,不断地自我修正和深化其理论的。这种“在批判中成长”的姿态,远比一味地歌颂或全盘否定来得更有价值。它让读者看到,哲学不是教条,而是一个不断修正、不断试图抵达更佳理解的开放过程。这本书本身,就像是对哈贝马斯思想的一次成功的“交往行为”,它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搭建起了一个高质量的、充满思辨火花的交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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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拿到这本书时,我主要抱着学习和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支脉络的心态。但阅读的体验远超我的预期。它不是那种故纸堆里的陈旧解读,而是充满了对当代哲学对话的敏锐洞察。书中对于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交锋,描写得尤为精彩。作者没有简单地站队,而是深入挖掘了双方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根本分歧,尤其是针对福柯权力谱系的批判,处理得非常得体和深入。有一章专门对比了哈贝马斯与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分析上的差异,那种将复杂的理论体系拆解重组的能力,令人叹服。我感觉自己像是在一个高水平的研讨会上,听着两位顶尖学者进行辩论,只是这里的辩论,通过文字得以凝固和沉淀。对于任何想跳出简单“左派/右派”标签去理解当代哲学动态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参照系和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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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关注社会学与伦理学交叉领域的学习者,我更关注的是,这本书如何处理哈贝马斯理论中的伦理维度。这本书在这方面做得尤为出色,它细致地梳理了“交往伦理”与康德式伦理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作者并没有将伦理学简化为一套规则手册,而是将其置于一个动态的社会实践场域中进行考察。书中对于“理想言说情境”的构建,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推演,更像是一种对未来社会可能性的美好期许和规范性指引。我特别喜欢它探讨的关于“后世俗化”的社会背景下,宗教与理性如何在公共领域中重新找到对话的基点,这部分内容提供了非常富有启发性的视角,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多元文化冲突背后的深层哲学根源。全书在逻辑的严密性上保持了极高的水准,但叙述的节奏感把握得很好,不会让人感到过度疲劳。

评分

这本关于哈贝马斯的著作,着实让我对这位德裔思想巨匠的哲学体系有了一次全面的梳理。作者的笔触极为细腻,尤其是在阐述“交往行为理论”这一核心概念时,那种层层递进的逻辑推演,仿佛带着读者亲身参与到哈贝马斯对现代性危机最深层的反思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公共领域”的论述,书中并未将此概念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而是结合了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演变进行剖析。作者巧妙地将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想与当代信息社会对理性对话空间的侵蚀并置,使得读者能直观感受到理论的现实关怀。阅读过程中,我几次停下来,反复琢磨那些关于“非权力性强制的协商”的论述,那是一种对纯粹沟通状态的理想化追求,挑战着我们对权力和利益交换的既有认知。全书的学术水准毋庸置疑,引用和注释扎实可靠,但更难得的是,它成功地在严谨的学术探讨与对当代社会困境的深刻关怀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让“学院派”的哲学讨论变得可触可感,极具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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