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学术研究”上,获得一个新观点或新的“研究成果”真的很难,而郭沫若竟然“引用过近百条”。
评分绝对的好书,趁着京东做活动就购入了,还没买齐,等到慢慢看完了,把剩下的买齐吧。子书是我国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的一批子书产生在春秋末到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其中不少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珍贵结晶。秦汉以后,还有不少思想家和学者写过类似的著作,其中也不乏优秀的作品。
评分举。因此,《管子》一书的政治主张其实是一种不同于儒法两家的、礼法并
评分马非百对《管子》情有独钟,用功甚勤。管子即管仲,春秋初期著名政治家。治史的人都清楚,《管子》不好研究,“简篇错乱,文字夺误,不易董理”。(郭沫若语)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马非百将其十数年的研究心得,写成文稿,让学生交给当时的权威杂志《历史研究》。但是几个月过去了,马非百没有听到任何回话。他不清楚他的文稿究竟用还是不用?他也有点纳闷,便让学生去《历史研究》打问。编辑说,他们对文稿吃不准,呈交给郭沫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审阅去了。文稿一直在郭沫若那里压着呢。 马非百听了这话,有点不以为然,私下里说:他郭沫若也懂《管子》? 只是时隔不久,人们便看到署有郭沫若名字的有关《管子》的研究文章,陆陆续续地发在了《光明日报》上。其主要观点都是马非百的。等几篇文章发过之后,郭沫若才将文稿退还给《历史研究》,并对编辑说:可以发。 气得马非百一个劲儿地嘟囔:他郭沫若的“大作”都见报了,发我的文章还有什么意义!在中华书局1979年12月出版的《管子轻重篇新诠》一书中,写有这样几句话:“马非百先生几十年来潜心研究《管子轻重篇》,并于1943年开始写作《管子轻重篇新诠》,七易其稿。其第三稿,郭沫若同志编著《管子集校》时曾借去参考并列入引用书目,引用过近百条。”说得很含蓄,没有直言郭沫若“剽窃”,仅仅说他“引用过近百条”。 其实,在“学术研究”上,获得一个新观点或新的“研究成果”真的很难,而郭沫若竟然“引用过近百条”。 据说,马非百的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后,得到了800元稿费。 “800元稿费”,在当时来说,是个很大的数目。据我所知,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之后的二十余年,我国的职工工资基本上没有调过,一般职工每个月只有40来元。这样粗粗算来,“800元”大概相当于一个职工将近两年的工资。 郭沫若当时得到了多少稿费,就不清楚了。《管子·轻重》从人性好利论出发,分析了利益集中体现的场所一一市场对治国的作用,井得出商贯与君主专制对立的结论,从而提出了一系列打击商贾的措施,包括:垄断货币、盐铁专营、官营商业、排斥商贾对农民的盘剥乃至用政治强权直接剥夺他们的财富等等;其押商贾思想集中体现了君主专制主义的实质,并最终破坏了市场。《管子· 轻重》长期受到重视的原因即在于此 马非百认为:《国蓄》、《轻重甲》等“皆是著者主张排斥富商蓄贾之具体表现”,见其著《管子轻重篇新诠》,第227页,中华书局,1979年。巫宝三说:“《国蓄》篇以及《轻重》各篇从流通领域研究货币、价格、税利制等问题,并相应地提出各项政策,集中到一点,都是在于排斥富商蓄贾,强化封建国寂财力”,见其著《管子经济思想研究》,第2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轻重甲》说:“轩冕立于朝,爵禄不随,臣不为忠。中军行战,委予之赏不随,士不死其列阵。……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惟重禄重赏为然耳。”君臣也好,父子也罢,本质上都是一种物质利益关系。《轻重乙》说:“民,夺之则怒;予之则喜,民情固然.”可见,好利是人固有的本性。因此,控制经济和利益分配就成为治国的基础。只有牢牢扼住人们的经济命脉和财富的得失予夺,才能真正控制社会政治局面。《国蓄》指出,“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才能使“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揆度》也说:“夫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 当时的统治者主要是通过赋税徭役的横征暴敛等直接剥夺手段获得财富。《轻重乙》则指出了它的抢夺本质:“正籍者,君之所强求也。”《国蓄》更全面论述了它的消极影响:“夫以室庑籍,谓之毁成。以六畜籍,谓之止生。以田亩籍,谓之禁耕。以正人籍,谓之离情。以正户籍,谓之养赢。”鉴于这种情况,《揆度》提出了 “不籍于民”的口号。“不籍于民”,“利”从何来呢?轻重篇看中了市场在调节利益分配和财富聚敛中的巨大作用,提出利用市场交易的公平形式取利的办法,《轻重乙》称之为:“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比如,《国蓄》提出垄断谷物、通过粮食加价的办法来代替赋役的征发,《海王》提出垄断盐铁、通过盐铁加价的办法来代替赋役的征发。 要实现从市场取利治国的目标,君主就不能不同商贾产生严重的冲突和对立。轻重篇全面论述了这种对立并提出多种抑商贾的措施 马非百《徐福传》称徐福是有目的赴日本的,“其意初不在求仙,而实欲利用始皇求仙之私心,而借其力以自殖民于海外”,“岂非预定之计划耶!”战国先秦时期,中国东南沿海民众大量往日本移民,徐福的童男女是其中之一队,“徐福入海东行,必定真有其事。” 马非百先生曾经指出,赵高17岁为史学童,20岁为令史,23岁为尚书卒史,进入秦宫。宦人不是指宦官,而是指“赵高曾早事二世,受诏教以法事而言。”有类家臣,也以“宦”称。
评分著者在《管子轻重篇新诠(套装上下册)》中,比较注意研究《轻重》的著作时代和贯串《轻重》各篇的基本思想理论体系,并以此为指导来进行具体文字的校释。对《轻重》中一些常用字词和专门术语的含义,也注意进行了综合的分析与研究。在原文校释上采取慎重态度,凡认为可通的不轻易改、补、删、移。他在有关《轻重》的一些问题和原意在解释上都提出了许多独立的见解,并对不同的意见进行了驳辩。相信此书的出版,对于促进《轻重》研究中各种不同意见的争鸣,从而使研究更加深入,会有一定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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