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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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安，吕鹏志，陈平 著

图书标签:

• 道教
• 西方道教
• 道教研究
• 宗教研究
• 历史
• 编年史
• 文化
• 哲学
• 神秘学
• 中国宗教

出版社： 中华书局

ISBN：9787101035360

版次：1

商品编码：10743411

品牌：中华书局

包装：平装

丛书名： 世界汉学论丛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02-11-01

页数：291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大多数研究道教的人都知道这样一种怪现象，道教本来出自中国，但近现代意义上的道教学术研究却是首先在国外发展起来的。若从上个世纪初涉足道教的法国汉学大师沙畹（EdouardChavannes，1865-1918）算起，则外国的道教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如火如荼的道教研究热潮，形成了法国、日本和美国三个道教研究中心。《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介绍了“道藏”中的老庆庄精神、道教史、资料、道教世界、中国文化中的道教；道教和佛教等内容，供相关读者阅读或参考。

目录

序
一、导言
二、《道藏》中的老庄精神
三、资料
1.《道藏》的历史
2.《道藏》以外的道教资料

四、道教史
1.概述
2.西历纪元第一个千年内的道教史
3.唐以后的道教史

五、道教世界
1.神仙及其神话
2.宗教地理
3.神圣的经典
（a）经典及其传授
（b）中国的书写语言
（c）符
4.超自然的官僚机构
（a）社会性
（b）道德性
5.人体和长生实践
（a）身体及其术语
（b）生理实践
6.炼丹术及其由外向内的转化
（a）外丹
（b）内丹
7.仪式
8.肖像

六、中国文化中的道教
1.朝廷和祭祀
2.官僚与儒家
3.艺术
（a）诗歌
（b）书法
（c）绘画
4.民间宗教
5.医学

七、道教和佛教
1.最初的中国佛经
2.道经中的佛教
3.佛道之争
4.共同的发展

八、中国域外道教
1.朝鲜
2.日本
（a）日本道教的考古和早期文献证据
（b）装扮成佛教的道教
九、前景
十、文献
附录一：索安及其作品
附录二：关于《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1950-1990）》的评论和争鸣

精彩书摘

作为传统中国文化的基本成份之一，道教在西方是最后被发现和研究的。大约在1950年，戴密微（Paul Demieville 1894—1979）发表了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1945）的遗著。从那时起，人们才开始共同严肃地从道教本身的资料出发去理解道教。之所以对道教的这种认同姗姗来迟，更多地是由于思想上存在一种盲点，而非事实上有障碍。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中国的形象是由基督教传教士塑造的。由于受过儒家老师的教诲，这些传教士给欧洲人描绘的中国文明与中国人的实际生活并不一致，它更像一个虚无缥缈而井然有序的儒家理想社会。传教士们把自己亲眼所见中国人实际信奉的宗教作为“迷信”而加以蔑视，认为与基督教不可相提并论。除了那些受到儒生们敬奉的经典外，他们对道教始终熟视无睹。因此，自1820年雷慕沙（Abel Remusat）翻译《道德经》以来，《道德经》已用欧洲的所有主要语言翻译了远远超过一百次（参见奥Au和罗Rowe 1977）。再有，传教士们无力分辨道教与民间崇拜。在他们看来，不明显地属于佛教的所有宗教现象，就是曾为纯老庄道家哲学的东西世俗化和堕落之后的残存者。这种误解非常顽固，它为中国精英阶层所特有，而传教士们梦想去除迷信，使人皈依基督教，创造一个崭新的“儒教”中国，从而使这种误解得以延续。它传播甚广，远非只是当初基督徒的看法（甚至《不列颠百科全书》的“道教”词条亦持此观点，包括第14版在内）。

前言/序言

　　大多数研究道教的人都知道这样一种怪现象，道教本来出自中国，对道教的研究却是首先在国外发展起来的。若从上世纪初涉足道教的法国汉学大家沙畹（EdouardChavannes，1865-1918）算起，则外国的道教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如火如荼的道教研究热潮，形成了法国、日本和美国三个道教研究中心。而在道教的故乡中国，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现代意义上的道教学术研究一直只有少数几位专家问津，迟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渐兴盛起来，到八、九十年代已有相当规模，某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开始赶上或超过国外。
　　今天，当我们站在世纪的交点来回顾道教研究的历史时，可以看到，中国人是在国外道教研究已相当发达的背景下才开始真正全面系统地研究属于自己的宗教遗产——道教的。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中外学术交流的加强，中国道教学者越来越渴望了解他们的外国同行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现在，有不少专门从事道教研究的中国学者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对国外道教研究的重视，反对在研究道教时闭门造车，认为过去那种对国外情况知之太少甚或一无所知的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

《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 引言 自古以来，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话便从未停歇。在众多思想文化的交流中，道家思想以其独特的宇宙观、人生观和方法论，吸引了西方世界持续而深入的关注。这种关注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漫长岁月的沉淀、碰撞与融合，形成了一部波澜壮阔的“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本书便致力于梳理和呈现这一历史进程，探究西方学界如何从最初的陌生、误读，到逐渐深入的理解、阐释，直至在当代形成多元的、富有创造性的研究图景。 本书的研究对象并非直接的道教文本或实践，而是聚焦于“西方人如何研究道教”这一独特的学术维度。它考察的是一种跨文化的思想传播、接受与重塑的过程，是不同文明背景下知识生产的轨迹。通过对西方学者对道教文献的翻译、考证、解读，对道教哲学、宗教、养生、艺术等各方面的分析，以及对道教在西方社会影响力的考察，本书将勾勒出一幅西方道教研究的宏大画卷，揭示其历史演变、研究范式、主要成就与未来走向。 第一章：初步接触与早期印象（17世纪至19世纪末） 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初步接触，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传教士和早期旅行者的记述。在17世纪，随着欧洲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增多，一些传教士开始将中国的哲学思想，包括部分被笼统称为“道家”的内容，介绍到欧洲。然而，这些早期记述往往带有强烈的宗教偏见和文化隔阂，对道教的理解停留在肤浅的层面，甚至将其与中国的神话传说、民间信仰混为一谈。 19世纪，随着西方对中国研究的深入，一批学者开始尝试对中国经典进行翻译和研究。一些关于《道德经》和《庄子》的早期译本出现，尽管在翻译准确性和学术严谨性方面尚显不足，但它们无疑为西方学界打开了一扇了解道教思想的窗口。例如，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等一些思想家在接触到《道德经》后，对其“无为而治”的思想产生了兴趣，并将其与当时的进化论等西方思潮进行初步的比较。然而，此时的道教研究更多地被置于“中国哲学”的宏大框架之下，道教作为一个独立的宗教或思想体系的地位尚未确立。当时的西方学界，对道教的理解往往局限于其哲学层面，对道教的宗教属性，如道教的神灵崇拜、斋醮科仪、修炼方术等，则知之甚少，或将其视为落后的迷信。 第二章：学术自觉与初步体系化（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 进入20世纪，随着西方汉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道教研究逐渐走向学术自觉。这一时期，一批具有开创性的学者开始对道教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并试图构建其学术体系。 在中国本土，道教的学术研究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也涌现了许多重要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西方，对西方道教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西方学者们也开始更加有意识地关注道教的独特性。例如，一些学者开始区分道教的哲学与宗教层面，并尝试对道教的早期文献进行更深入的考据和解读。 在此阶段，一些重要的道教经典，如《太平经》、《抱朴子》等，开始受到更多关注。学者们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试图梳理道教的思想渊源、历史演变以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研究方法也开始变得更加多样化，除了文本分析，一些学者也开始尝试从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等角度切入，对道教进行多维度的考察。 20世纪中期，西方学界涌现出了一批对道教研究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例如，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的《空与道：对老子《道德经》的哲学分析》一书，便以其深刻的哲学洞察力，对《道德经》中的核心概念进行了精辟的解读，对西方理解道家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其他学者也开始关注道教的内部发展，如道教教派的形成、道教神学的发展、道教修炼体系的演变等。 然而，即便如此，此时的道教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对道教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认识尚不充分，研究方法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对道教作为一种活态宗教的理解，仍然有待深化。 第三章：多元探索与范式转型（20世纪后半叶至今） 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全球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以及西方社会对东方文化兴趣的持续增长，西方道教研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探索时期，研究范式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型。 A. 方法论的拓展与深化： 研究方法上的突破是这一时期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学者们不再局限于文本解读，而是更加注重田野调查、人类学研究、历史学考证、社会学分析、心理学解读、比较宗教学等多种方法的结合。 人类学视角： 许多学者深入到道观、民间社群，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研究道教的实践、仪式、节日、神话以及道士和信徒的日常生活。这使得对道教作为一种活态宗教的理解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例如，研究道教的符箓、炼丹、养生术等，不再仅仅从文本层面进行推测，而是深入到其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探究其象征意义、社会功能和个人体验。 历史学的新视野： 对历史文献的重新审视，以及对新出土文献的关注，使得道教历史的研究更加细致和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道教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发展差异，以及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的互动关系。对道教教派史、道教与佛教的互动史、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显著进展。 哲学与宗教的深度对话： 随着对道教文本理解的深入，学者们开始更深入地探讨道教的核心哲学概念，如“道”、“无”、“自然”、“虚静”等，并尝试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哲学史语境中进行比较。同时，对道教的神学体系、教义发展、宗教经验等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使得道教作为一种成熟的宗教体系得到了更全面的呈现。 跨学科的融合： 道教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也日益明显。例如，将生态学理论应用于道家自然观的研究，将心理学理论应用于道教养生观的研究，将艺术史理论应用于道教图像学和器物学研究等。 B. 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 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经典的哲学解读，而是涵盖了道教的方方面面： 道教的仪轨与仪式： 对道教斋醮、符箓、咒语、音乐等的研究，深入探究其象征意义、结构功能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道教的养生与修炼： 对道教的内丹、外丹、导引、吐纳、食疗等养生方术的研究，关注其生理、心理和哲学基础，以及对现代健康理念的影响。 道教的艺术与美学： 对道教的绘画、雕塑、建筑、音乐、书法等艺术形式的研究，探讨其独特的审美风格和文化内涵。 道教的地理与空间： 对道教圣地、宫观建筑、神山名岳等的研究，关注其宗教象征意义、朝拜活动和文化景观。 道教在当代的传播与影响： 关注道教在西方社会的传播情况，包括道教社团的兴起、道教元素的融入流行文化、道教对西方新宗教运动的影响等。 C. 亚洲学与西方学界的互动： 随着中国学者对道教研究的深入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西方道教研究与亚洲（特别是中国）道教研究之间的互动日益频繁。许多西方学者开始重视直接与中国同行交流，学习中文，深入研究中国本土的道教文献和实践。这种互动不仅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偏见，也使得西方道教研究更加接地气，更具时代感。 D. 新一代学者的涌现与创新： 当代西方道教研究涌现出了一批新的学者，他们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理论和视角。例如，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性别在道教中的作用，研究道教女性形象、女性修道者等；一些学者则从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等视角，反思西方对道教的理解方式，挑战传统的叙事。 第四章：挑战、反思与未来展望 尽管西方道教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并需要不断进行反思。 A. 挑战： 语言与文化障碍： 尽管翻译和研究日渐深入，但道教经典的语言精妙、内涵丰富，且深受中国传统文化语境的影响，翻译和解读过程中仍难免出现理解偏差。 研究对象的复杂性： 道教本身是一个高度复杂且不断演变的宗教体系，其内部存在众多的流派、教派和实践方式，研究者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去梳理和理解。 “异质性”与“同质化”的张力： 如何在研究中既尊重道教的“异质性”，避免将其简单地“同质化”为西方熟悉的哲学或宗教模式，同时又能有效地将其置于全球思想史的语境中进行比较，是研究者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 西方中心主义的阴影： 尽管努力克服，但西方研究者在解读和评价道教时，仍然可能不自觉地受到西方学术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影响。 资源与传播的限制： 许多道教研究的成果，尤其是关于地方性道教实践的研究，可能受到语言、地域和传播渠道的限制，未能得到更广泛的关注。 B. 反思： 关于“道教”的定义：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道教”（Taoism）一词的使用存在争议。有的学者倾向于将其限定为制度化的道教宗教，有的则更广泛地包含道家哲学思想。如何清晰界定研究对象，避免概念的模糊性，是进行准确研究的前提。 对“原创性”的追求与“创新性”的实践： 在西方语境下，对“原创性”的强调有时会掩盖道教作为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宗教体系，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思想的特点。研究者需要认识到，道教的“创新”往往是在继承基础上的演变和发展。 “道教”与“道家”的分野与联系：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道教”（宗教）和“道家”（哲学）的划分，有时过于泾渭分明，未能充分展现两者之间复杂而动态的联系。 C. 未来展望： 数字化与大数据时代的机遇：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普及，道教文献的电子化、数据库的建立，以及大数据分析方法的应用，将为道教研究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有助于学者们更高效地挖掘、整理和分析海量信息。 跨文化对话的深化： 未来，西方道教研究将更加注重与中国学者及其他文化背景研究者的对话与合作，共同推动对道教的理解。 道教的“地方性”与“全球性”研究： 既要深入研究中国本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道教实践，也要关注道教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本土化过程。 道教与当代社会议题的关联： 随着全球环境危机、身心健康等议题日益凸显，道教的自然观、养生观、和谐观等，有望在当代社会发挥更重要的启示作用，相关的研究也将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新兴研究领域的拓展： 例如，道教与科技的结合、道教与生态伦理、道教的叙事学研究、道教的性别研究等，都将成为未来研究的新热点。 结论 《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的梳理，不仅是对一段学术史的回顾，更是对东西方文化深度交流与思想碰撞的一次深刻展示。从早期朦胧的印象到当代多元的探索，西方学者们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方法，不断揭示着道教思想的丰富内涵与独特魅力。这一编年史，既是西方对东方智慧的求索之旅，也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段不可或缺的辉煌篇章。它证明了，跨越文化界限的思想对话，能够极大地丰富和深化我们对自身和他者的理解，并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挑战提供宝贵的启示。这本书的完成，便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了解这段波澜壮阔的学术历程，并从中汲取智慧与灵感。

评分☆☆☆☆☆

这部书的开篇，便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古代卷轴，笔触细腻地勾勒出早期道教思想在与西方哲学碰撞与交融的历史图景。作者显然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深耕多年，才能提炼出如此清晰的脉络。书中对早期教义的阐释，不仅仅是简单的历史回顾，更融入了对不同文化背景下，道家“有无相生”、“道法自然”等核心概念在西方语境中如何被理解、被重构的深刻洞察。我尤其欣赏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展现出的那种克制而严谨的学术态度，没有丝毫的牵强附会，而是扎实地依托文献，还原了那些跨越千年的思想对话的真实场景。读来仿佛置身于那个思想激荡的时代，感受着不同文明之间那种既疏离又相互吸引的张力。这种跨学科的视野，使得即便是对道教本身不甚了解的读者，也能被书中那种宏大叙事的力量所吸引。它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编年，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类共同的对终极意义的追寻。

评分☆☆☆☆☆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作者在梳理中后期道教流派在海外传播的细节时，展现出的惊人细致度。很多内容，即便是对研究过相关课题的专业人士来说，也可能是首次接触的深度信息。书中对特定时期，例如冷战前后，某些西方社会思潮（如新纪元运动）如何选择性地吸纳和改造道家元素进行了细致的社会学分析。这部分内容有力地证明了“道”的生命力，它并非静止于古籍之中，而是不断地被不同时代的文化土壤所吸收、转化，并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使得全书的讨论从单纯的学术回顾，上升到了对当代文化生态的批判性反思。它迫使读者去思考：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东方智慧”，究竟有多少是其本真，又有多少是经过西方滤镜的重塑？

评分☆☆☆☆☆

这本书的行文节奏把握得极为精妙，它不像许多学术专著那样晦涩难懂，反而有一种引人入胜的叙事张力。作者在梳理时间线索时，巧妙地运用了许多生动的历史轶事和人物小传，使得那些遥远的年代不再是冰冷的日期堆砌，而是鲜活的故事现场。例如，对某位西方神秘主义者如何接触并误读了某段道藏文本的描述，简直是精彩绝伦，充满了戏剧性的反讽意味。这种叙事策略极大地降低了阅读门槛，让普通读者也能跟随作者的笔触，轻松地穿越时空。更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在处理那些敏感的文化挪用和误解问题时，展现了极高的共情能力和批判性思维，既肯定了文化交流的价值，也直指其间的偏见与局限。读完之后，我感觉对“文化翻译”这个概念有了全新的、更深层次的理解。

评分☆☆☆☆☆

这本书的装帧和版式设计也相当考究，体现出出版方对内容质量的尊重。内页的字体选择和行距安排都非常适宜长时间阅读，长时间沉浸其中也不会感到视觉疲劳。特别是书中穿插的几幅手绘插图和历史文献的复刻件，为枯燥的编年史增添了视觉的趣味性和历史的厚重感。这些辅助材料绝非点缀，它们往往与正文内容相互印证，提供了额外的解读维度。比如，有一张十八世纪欧洲炼金术士的图谱，与作者对某个特定道家术语在当时欧洲的对应研究形成了一种奇妙的视觉对白。总而言之，从捧起它的那一刻起，就能感受到一种对知识传播的匠心，它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本身也成了一件值得收藏的阅读艺术品。

评分☆☆☆☆☆

总的来说，这是一部需要细细品味的“慢书”。它拒绝提供速食式的结论，而是引导读者进入一个漫长而审慎的求知过程。每一次重读，都能从不同的段落中发现新的关联和更深的意味。它不仅为研究“道教与西方”这一特定课题提供了无可匹敌的权威性参考，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看待世界文明交流的典范——一种既不自卑也不傲慢，充满敬畏与好奇的对话姿态。对于所有对文化融合、思想史，乃至对人类文明共性感兴趣的求知者而言，这本书无疑是近年来的重要收获，其价值在于它构建了一座横跨东西方的思想桥梁，坚实而又充满探索的诱惑力。

评分☆☆☆☆☆

西方研究道教的介绍，按年编排

评分☆☆☆☆☆

作为传统中国文化的基本成份之一，道教在西方是最后被发现和研究的。大约在1950年，戴密微（Paul Demieville 1894—1979）发表了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1945）的遗著。从那时起，人们才开始共同严肃地从道教本身的资料出发去理解道教。之所以对道教的这种认同姗姗来迟，更多地是由于思想上存在一种盲点，而非事实上有障碍。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中国的形象是由基督教传教士塑造的。由于受过儒家老师的教诲，这些传教士给欧洲人描绘的中国文明与中国人的实际生活并不一致，它更像一个虚无缥缈而井然有序的儒家理想社会。传教士们把自己亲眼所见中国人实际信奉的宗教作为“迷信”而加以蔑视，认为与基督教不可相提并论。除了那些受到儒生们敬奉的经典外，他们对道教始终熟视无睹。因此，自1820年雷慕沙（Abel Remusat）翻译《道德经》以来，《道德经》已用欧洲的所有主要语言翻译了远远超过一百次（参见奥Au和罗Rowe 1977）。再有，传教士们无力分辨道教与民间崇拜。在他们看来，不明显地属于佛教的所有宗教现象，就是曾为纯老庄道家哲学的东西世俗化和堕落之后的残存者。这种误解非常顽固，它为中国精英阶层所特有，而传教士们梦想去除迷信，使人皈依基督教，创造一个崭新的“儒教”中国，从而使这种误解得以延续。它传播甚广，远非只是当初基督徒的看法（甚至《不列颠百科全书》的“道教”词条亦持此观点，包括第14版在内）。

评分☆☆☆☆☆

大多数研究道教的人都知道这样一种怪现象，道教本来出自中国，但近现代意义上的道教学术研究却是首先在国外发展起来的。若从上个世纪初涉足道教的法国汉学大师沙畹（EdouardChavannes，1865-1918）算起，则外国的道教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如火如荼的道教研究热潮，形成了法国、日本和美国三个道教研究中心。《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介绍了“道藏”中的老庆庄精神、道教史、资料、道教世界、中国文化中的道教；道教和佛教等内容，供相关读者阅读或参考。

评分☆☆☆☆☆

2.宗教地理

评分☆☆☆☆☆

对了解西方在道教和道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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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一、导言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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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七、道教和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