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00年来好看完整的北洋国会历史。
总统之争、派系厮杀、贿选丑闻、外交之辱,再现中国首次民主转型的阵痛。
余世存、马勇、解玺璋等著名学者隆重推荐
国会为立宪国民所一日不可缺,等于日用饮食。——梁启超
吾今日所主张之救国方法,以大声急呼号召天下者,曰“开国会”三字而已。
——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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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1911年,辛亥风云突变,告别帝制的中国,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当此时,开国会、立宪法、建立共和政体,成为举国上下的大诉求。仿佛国会一开,即可中华崛起。
作为亚洲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中华民国,政体的枢纽在于国会。以梁启超、宋教仁为首的议员,在国会上选总统、制宪法、监督政府、弹劾官员,距离一个宪政民主的中国,仿佛只有一步之遥。
历史的吊诡,恰在瞬息之间。宋教仁被刺、袁世凯称帝、二次革命兴起、曹锟贿选,一波紧随一波,国会三度解散,议员四处流散,十年制不出一部宪法。
《国会现场(1911-1928)》生动、真实地再现1911-1928年这段国会历史,探寻现代中国的首次民主转型,如何从万众期待之中,跌入万劫不复之境。
作者简介
叶曙明,作家,学者,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成绩斐然。
著有《大变局:1911》《重返五四现场》《中国1927?谁主沉浮》《草莽中国》等。
精彩书评
叶曙明先生这本《国会现场:1911-1928》,穷尽史料,旁征博引,重现了国会现场场景,弥散着那个时代特有气息。更重要的是,作者没有延续革命叙事继续妖魔化这段历史,而是带着欣赏、同情的姿态为读者重塑了一个可亲可爱的中国。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 马勇
叶曙明先生此书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一个大发现:宪政之难,不在于民众程度太低,而在于官僚程度太低;不是民众不想要宪政,而是官僚不想要宪政。诚哉斯言。
—— 《梁启超传》作者 解玺璋
我们中国人知道“开会”、“议事”也需要规则,需要学习,是从康梁孙黄一代开始的。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学习的路上。叶曙明先生的这本书让我们重温开会议事的历史艰难之路,这是极为难得的一课。
——青年思想家 余世存
目录
筚路蓝缕的一代(代序)
第一章 君主专制亡,民主共和兴(1911.10 —1912.3)
辛亥年,武昌城,首义之后首议国会
从咨议局到省议会
共和元年
议员们出场
借款风波
《临时约法》乃约袁之法
第二章 民元第一国会(1912.4 —1915.11)
共和国立,革命党消
“病议院”遇上“病内阁”
国民党大获全胜
谁谋杀了中国“宪政之父”宋教仁?
众声喧哗,初试啼声
北方忙制宪,南方搞革命
夭折日
第三章 南北对峙,一国两会(1916.6 —1919.5)
梅开二度
对德宣不宣战
倒退到辛亥年
护法与违法
研究系退场
孤独的大元帅
国会是一个死结
第四章 流离失所,各自为政(1919.6 —1921.5)
上海和而不谈
南北国会,各忙制宪
民国才九年,三国会并立
安福国会倒闭
孙文放弃和谈
非常大总统
……
前言/序言
筚路蓝缕的一代
(代序)
国会、立宪、民主、自由、政党政治,这些曾经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玫瑰梦,在晚清十年新政中,开国会,立宪法,是一个最主要的诉求。从市井的贩夫走卒、渔樵耕读,到紫禁城里的皇帝、皇太后,无论赞成也罢,反对也罢,都把立宪终日挂在嘴边。立宪主义者声称“速开国会,可以革除一切贫弱之源”,仿佛一朝立宪,立即可以起死人而肉白骨。
朝野对国会与立宪开展了大讨论。人们的认识也随之层层递进,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变,从最初反对的声音甚嚣尘上,慢慢变成支持的声音占据上风;最初把立宪当成化解革命的止痛药,以为立宪了,革命党就没有造反的理由了;到后来革命已经四面起火了,朝廷又把立宪当成保君权的灵符,企图用宪法把摇摇欲坠的皇冠永久固定下来,一时间“君主立宪”高唱入云,听得人们耳朵起茧;再到后来,革命党也造反了,君权也倒了,人们又以为国会与立宪是保证政府有效率运作的工具,争论的焦点变成了是选择内阁制还是总统制,是行政权大还是立法权大。真正认识到立宪是为制约权力、建立法治、保护人权,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但尽管如此,潮流的大方向,却是没人可以扭转的。
在经纬万端的晚清政治中,立宪是一个枢纽。1910 年清廷公布的立宪时间表:1912 年宣布宪法,颁布议院法,1913 年开设议院。人们质疑:为什么不能马上开国会?为什么不能马上立宪?朝廷的理由无非是人民缺乏政治训练,程度不足,准备不够充分。于是,人们便认为朝廷是故意拖延时间。
朝廷不让民众拿起选票,民众就拿起枪炮了。结果,在清廷定下宣布宪法的前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亡,民国兴。
中华民国号称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其政制的枢纽,在于国会。因为国会是制宪机关,政党在国会内从事政治活动,内阁向国会负责,大总统由国会选举产生。国会健,国家健;国会病,国家病。这是一段何等风光的岁月,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政党、社团诞生,每天都有新的报纸面世,言论开放,处士横议,献可替否,群策群力。议员候选人到处演说政纲,争取选票;选民扶老携幼,排队投票,选举议员。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竟出现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一切都像在初升太阳的照耀下,万象更新,生机勃勃。在宋教仁、梁启超等党派领袖的共同努力下,代议政制在中国的成功实现,仿佛只差最后一厘米距离。这足以证明所谓民众程度不足的说法,完全是瞎说。
国会从1913 年开始制宪,这在中国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议员们不负众望,在短短几个月内,便交出了一部《天坛宪法草案》。可惜生不逢时,因宋教仁遇刺案发生,二次革命起,党狱大兴,国会议员停止职务之令下,制宪大业,遂成画饼。代议政制遭到致命一击,凶手不是“程度不足”的选民,而是政治舞台上的流氓骗子、官僚政客。
直到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国会恢复,重启制宪,但因部分条文内容各党派争持不下,扰攘经年,在督军团的粗暴干涉下,国会再度解散。而孙文则在广东发起护法战争,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其后国会时开时闭,忽而广东,忽而上海,忽而四川,忽而云南,颠沛流离,有时一个国会也没有,有时多至三个国会,其合法性早已荡然无存。而国会也沦为行政的附庸,其功能变成单一的制宪机关,除了议宪,几乎别无所务。
从1913 年一直到1924 年,十年有余,国会勉强制出一部宪法。这部宪法经过这么多年的深耕细耨,就内容而言,可以说是最接近完美的了。但可惜,又是上错天堂投错胎,出自一批收了曹锟支票的“贿选议员”之手,结果和晚清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一样,纸墨未干,又被推翻。国会也做了曹锟的殉葬品,“吾与汝偕亡”了。
民国初年这段国会制宪史,真是艰难曲折,每走一步,都有血有泪。其中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20 世纪20 年代,在南北分裂、国会破碎、立宪无期的悲观空气笼罩下,国内一股“联省自治”的风潮,平地而起。有识之士认为,与其国家四分五裂,征战不息,不如各省先行自治,再实行联省自治,可以不必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北美十三州经十一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范例,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一个新的选项。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风靡全国。
可惜——这两个字每每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时刻出现,让人留下无尽的惋叹——联省自治的理念,不敌大一统的理念,在南北军阀的夹击下,最终难逃倏兴倏灭的命运。
第一届国会成立时,人们曾天真地以为,有了国会与宪法,就有了代议政制,有了民主,有了宪政。但现实却告诉他们,并非这么回事。国会不等于代议政制,宪法不等于宪政,民主也不等于共和。国会有可能不是代民去议政,而是代官去议政;有宪法而没有宪政环境,宪法也是一纸具文;没有自由的民主,很可能会变成多数人的暴政。
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结构,应该像一座可以为国民遮风挡雨的房子:法治是地基;地基上立着柱子,一根是民主,一根是自由;柱子撑起一个大屋顶,就叫“共和制”。共和是最高价值,而宪法则是确保这座房子的每一个构件,都能放在适当的位置,各司其职,稳稳当当,让住在房子里的人高枕无忧。
然而,民国初年因为有太多伟人,各有各的蓝图,各有各的施工队,你二次革命,我再造共和,互相打架,结果盖出来的房子,不仅奇形怪状,而且风一吹就倒。中国人的宪政梦,就好像大海的浪潮,看似喷薄如风雷,却在千年不变的礁石上,化作雪成堆。
回顾这段历史,能不感慨万千?中国第一代的国会议员,是值得我们去尊敬、去缅怀的。那时当议员,并没有太多的实际利益,想出名吗?几百个议员,分属不同的政治团体,政团领袖也许可以出名,但一般议员哪有什么名可出?想图利吗?议员的津贴十分微薄,而且到后期常常拖欠,也无利可图。在那么混乱的时代,遍地烽火,他们不过是一群手无寸铁的文人,被军阀用刺刀驱赶或者豢养,像丧家犬一样四处流浪,甚至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但他们从不言放弃。如此执着,到底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一部宪法吗?
民初的政治生态,并不像现在很多“民国粉”想象的那么温情脉脉,那么雍容娴雅,只不过政治领域的污邪,暂时还没有毒化到学术、教育、经济等领域和广大的民间社会。民初两度复辟帝制,三度解散国会,十年制不出一部宪法,十几年战乱频仍,仅此足以想象那时的政治生态,是怎样一种状况了。
议员既然从事政治,他们不是完人,不是圣贤,作为个人,也干过不少丑事,身上背负着不少污点,甚至罪恶,被社会封了一个“猪仔议员”的恶谥。但对议员的整体而言,这个恶谥多少有点污名化、以偏概全,并不十分公平。在几百位议员里,固然有专为破坏制宪、捣乱国会而来的人,但大部分议员在坚持立宪这件事上,还是尽了自己的本分,无愧于议员称号。在中国的宪政史上,他们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一代。
本书试图再现这段历史,重温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这一幕,是如何从万众期待、精彩纷呈的戏剧高潮,最后跌入可惜、可恨、可悲、可怜、可笑的收场的。
只有了解这段历史,才明白宪政之难,难在哪里。不是民众程度太低,而是官僚程度太低;不是民众不想要宪政,而是官僚不想要宪政。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让我们向那些为中国制定第一部宪法而含辛茹苦、不懈奋斗的先辈,脱帽致敬。
惜如斯结局,幸精神不死。
供千秋凭吊,问后来者谁。
叶曙明
2012 年12 月1 日于广州
穿越时空的国会纪事:一份未曾言说的历史侧影 书名: 权力之巅的低语:1911-1928 年间未被聚焦的国会风云 作者: [此处留空,或使用虚构的作者名] 简介: 本书并非对传统政治史的重复叙述,而是一次深入历史肌理的探寻。它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 1911 年至 1928 年间,一个国家在剧烈变革与阵痛中寻求定位的关键时期,聚焦于国会这一权力中枢的内部运作、那些被宏大叙事所掩盖的细微争执、幕后的交易,以及那些最终决定国家命运却鲜为人知的关键人物群像。 这个时代,旧秩序的崩塌与新政体的艰难孕育交织并行。从辛亥革命的余波尚未完全散去,到军阀混战的阴影笼罩,再到国民政府的初步整合,国会作为民意与政治力量的交汇点,其内部的每一个投票、每一次辩论,都牵动着亿万国民的未来。然而,历史的记载往往偏爱那些光芒万丈的领袖和决定性的战役,而将构成政治生活血肉的日常事务和党派间的微妙角力付诸阙如。 本书旨在填补这一空白。我们摒弃对宏大叙事的盲目崇拜,转而审视那些在委员会中沉默发言的代表、那些在茶歇时达成的非正式协议,以及那些关乎国家经济命脉、教育改革、司法独立等“技术性”议题的争论,这些争论往往比高调的政治宣言更能体现时代的真实面貌。 第一部分:初生的阵痛与旧势力的残余(1911-1916) 当清廷的钟声敲响,国会初建的景象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光辉,却也暴露了深刻的结构性缺陷。本书细致描绘了早期议员们的构成——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地方士绅的代表,以及隐藏在民主外衣下的军事强人代理人。我们不再仅仅关注宋教仁的理想,而是深入探究《临时约法》草案在细节上的妥协与冲突,特别是关于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平衡点,这些妥协为后来的政治分裂埋下了伏笔。 例如,关于“内阁制”的辩论,其高潮并非仅仅是政治手段的较量,而是不同地区和利益集团对权力分配方式的根本分歧。本书通过大量未曾公布的会议记录摘录(尽管这些记录的真实性需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进行交叉验证),展现了议员们在处理中央财政拨款、军队国家化进程中的相互掣肘。在袁世凯专权的过程中,国会并非完全被动,而是展现出一种既软弱又顽固的抵抗形态。我们关注那些在关键时刻投出反对票却无力改变局面的小党派成员,他们的声音虽然微弱,却是对民主实践的忠诚证明。 第二部分:战火中的沉寂与抗争(1916-1922) 这是一个“国会”名存实亡的时期,但本书认为,即使在权力被架空之时,国会的“精神”依然在民间与知识界存续。我们关注“府院之争”背后的国会议员动向,那些流亡或半流亡的议员如何在上海、天津等地维持着“影子国会”的运作。 本书深入分析了“护法运动”中,国会议员们在政治联盟选择上的摇摆不定。他们的选择并非纯粹的意识形态驱动,而是生存策略的体现。在不同派系(如旧进步党人、新研究系)与南方政府的拉锯战中,究竟是哪一批关键人物在幕后进行斡旋?本书尝试重建这些复杂的人际网络,揭示了国会代表们如何在不同军阀的资助与威胁下艰难平衡自身政治立场。此外,关于教育与文化领域的立法尝试,例如对大学自治权力的保障,这些在战火中被搁置的议案,反映了知识分子对重建社会基石的渴望,也预示了未来思想领域的争夺。 第三部分:曲折的统一与体制的重塑(1923-1928) 后期国会的召开,标志着一个短暂的政治复苏期,但其内部的派系斗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尖锐和功利化。这一时期的重点不再是“是否需要国会”,而是“谁来控制国会”。 我们详细考察了“整理党务”时期,各党派如何利用程序性手段——例如对议事规则的曲解、对特定委员会的垄断——来排除异己。例如,关于税收改革和外债清偿的议案,往往成为各方势力进行政治献金和利益交换的温床。本书特别关注了涉及劳工保护和土地改革的初步提案,这些提案通常被迅速淹没在关于内阁信任案和预算分配的冗长辩论中。这些被压制的声音,为我们理解后续社会运动的爆发提供了历史背景。 此外,国会在外交事务上的角色也值得深思。例如,在关税自主权的谈判中,国会内部对于是采取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还是务实的妥协方案,产生了深刻的分歧。这些分歧体现了中国精英阶层在面对国际压力时的焦虑与分裂。 结论:未竟的议程与历史的教训 本书总结了 1911 年至 1928 年间,国会在建构现代国家过程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它并非一个效率高超的决策机构,而是一个充满缺陷、妥协、理想与失望的缩影。它所体现出的“无力感”,正是那个时代许多进步尝试最终夭折的关键因素。通过聚焦于那些被主流历史忽略的程序细节和个体选择,本书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加立体、更少浪漫化色彩的民国早期政治图景,理解今日的政治困境,往往能在那段充满噪音的国会辩论中找到回响。这本书所呈现的,是权力在转型期最真实的呼吸与喘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