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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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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谈录
• 口述历史
• 海外汉学
• 中西对话
• 历史文化

出版社： 九州出版社

ISBN：9787510839399

版次：1

商品编码：11784008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5-10-01

用纸：轻型纸

页数：203

字数：180000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有关中国自先秦至元末历史的漫笔集。收入了黄仁宇先生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过的33篇文字，发表的时间自1987年年初至1989年夏天。作者用归纳法将史料高度压缩，用“大历史”观勾画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自先秦至元末，通过还原其人其事在历史关键处的作为，细致入微地分析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因果以及现代型的经济如何在中国的土地上落脚。表彰了中国历史的自有特色，即经过各朝代及政治上分裂的阶段而前后连贯。

　　作者治史，每每从常人不经意的细节处入手，挖掘出极富启发性的新见，娓娓叙来，发人深省。

作者简介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退伍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纽约州立大学NewPaltz分校教授（1968-198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1979年他离开教学岗位，专心写作，先后出版了《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以“大历史观”享誉华人学界。2000年1月8日病逝于纽约上州的医院中，享年82岁。

精彩书评

　　★今日在世的历史学家，大概没有一个人在进入学院大墙前积累有那样深厚的底层经历，也没有一个人能援引这些经历为资源，在大墙内别开生面，创获那样多而且独特的学术成果。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学勤

　　★“黄仁宇现象”实际上是对史学界的警示，学术研究应该走出狭小天地，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化的读者，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

　　——刘志琴《黄仁宇现象》

　　★对于黄仁宇而言，“大历史”式的探讨，最后甚至已经接近了神学的领域：“大凡将人类历史从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检讨，不期而然会在思量想象之中接近神学的领域”

　　——（台湾）刘季伦《“大历史”下的个人》

目录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开场白

孔孟

秦始皇

李悝

司马迁和班固

文景之治

汉武帝

从霍光到王莽

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子

西汉与东汉

光武中兴

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

魏晋南北朝和浪漫主义

长期分裂时的悲剧

淝水之战

北魏拓跋氏

从分裂到统一

隋炀帝

贞观之治

武则天

渔阳鼙鼓动地来

九重城阙烟尘生

“藩镇之祸”的真面目

黄巢

五代十国

宋太祖赵匡胤

澶渊之盟

王安石变法

靖康耻

贾似道买公田

道学家

成吉思汗和忽必烈

忽必烈留下的传统

元顺帝

卷后琐语

精彩书摘

　　宋太祖赵匡胤

　　中国历史中主要的朝代，每个不同，而尤以赵宋为显著。说也奇怪，各朝代创业之主，虽凭军事力量夺取江山，只有赵匡胤是职业军人。其他如汉高祖为亭长，唐高祖和隋文帝是贵族，元太祖和清太祖是少数民族的领袖，明太祖是农民，他们的政治背景在创立帝业时先声夺人。只有宋太祖赵匡胤以军功起家，即创立朝代之日，仍是现役的高级将领，这与北宋之注重技术，企图在中国历史里打开出路，不因袭前朝作风的趋向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从《宋史》的本纪里看到赵匡胤幸造船务、观制造战舰、观水硙、阅炮车、视察练习水战、亲授医官黜其艺之不精者，前后不绝。他自己也武艺高强，骑马射箭均是第一流能手，未做皇帝前曾以大将的身份亲自参加战斗，所以宋朝人也称之为“艺祖”。

　　既做皇帝则他不能搬出智力德行均高人一筹的表现。可是赵匡胤不以抽象的观念笼罩事务。他做圣贤之君的观念，能拿出来对真人实事发挥，在各代帝王之中可算是最能说实话的一位。他要石守信等交出兵权，曾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欲各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好便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因为他的直爽，宋太祖不用汉高祖和明太祖的伎俩去屠杀功臣。在统一期间被他征服的小朝廷的首长，也受优待，无历朝的疑忌杀戮情事，据说他自己曾立有“誓约”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这一方面表示他的宽怀，一方面也由于他的自信。

　　赵匡胤受母亲杜氏的吩咐，传位于弟赵光义（太宗），终其身没有因为继承问题而在他左右产生各项阴谋。虽然这种记录在赵光义一朝就不能保持，宋朝宫闱间的纠纷究竟比各朝为少。这三百一十九年内（包括北宋及南宋自公元960年至1279年）也有太后主政的情事，但是未构成女患，宋朝也没有宦官专政的情形。

　　对各个人作褒贬，不是本书的目的。况且宋太祖赵匡胤没有一般帝王的毒辣，也还不是完人。他饮酒常醉，有一次他所乘马蹶坠地，他站起来就解佩刀刺马杀之。还有一次他举行露天宴会的时候下大雨，他就盛怒，弄得很多臣下惶竦，可见他也有粗蛮性格，他也会冲动而有时不能掌握自己。只是赵宋一朝不以恐怖政治作为它帝业的基础，由来已久。虽然这不能与赵匡胤的个人性格无关，却也仍是历史时势使然。在这三百多年里，中国有了一定的国家之目标（nationalaim），朝廷成为一个带竞争性（competitive）的机构。在这些条件之下，态势显然，用不着多番矫揉造作，所以其朝政也较其他各代为开明。

　　赵匡胤在公元960年奉后周周恭帝之命去讨伐契丹，兵次陈桥驿，距开封不及一日的距离，被部下以黄袍加身推戴而为皇帝。这种情形，与西方罗马帝国的情形相似，在中国的五代也已数见。即是后周本身，也是在这情形之下产生，恭帝郭宗川，则是一个七岁的孩子，因之960年之政变创立北宋，没有遇到抵抗，在中国历史中也创立了一种不经过流血而诞生一个主要的朝代之奇迹。

　　出征的军队既还回国都，宋太祖放弃了征伐契丹的计划，这计划也终身搁置。他到晚年才重新展开开封与太原（北汉）轴心间的战事，也因对方顽强抵抗而罢，他在位十七年之中着重以军事力量，削平南方独立或半独立的国家。在他不自觉之中，完成了一项“大历史”的任务：公元第二千年的上半期，中国南方的多数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有了一段长时间大规模的斗争，双方都要作长远的准备。因为赵匡胤的长远打算，北宋没有继五代而为第六个短朝代。但是赵匡胤并没有完全忘记北方的顽敌。他曾对赵普说有朝一日他要能恢复幽燕十六州，他就要在北方山地上古北口一带设防。这计划到四百年后才由朱元璋指导下遂行。

　　赵匡胤所灭之国，有荆南（湖北）、湖南（即今日湖南）、蜀（四川和陕西一部）、南汉（广东和广西）和南唐（江苏、江西及安徽之一部）。钱俶所掌握的吴越（浙江及福建之一部）则仅纳贡，钱也和他约定“三年一朝”到开封来拜访他，但是其疆域仍未入宋朝的统治，福建的厦门和汀漳也仍在化外，要待太宗朝北宋才能席卷长江以南。

　　赵匡胤完成他局部统一之后，曾派官员到各处度民田，但是未曾下令重新分配民间的土地。他也着令“均赋税”，但是一般看来，他仍因袭五代的体制，只在局部的调整，没有大规模的改组。他之没有采用征兵制，尤为各朝所仅见。他治下国家的力役，也尽量避免征派于民间，而由“厢军”（详下）服行。宋朝创业之主用刑罚较前代为温和，但是对官吏的贪污则不假情面。然则他也说到“奉禄薄鲜，未可责廉”。于是他对各级工作人员一体加薪。宋朝的官俸也较其他各代为高。他所设国家储备军，叫做封桩库。他曾说：“俟满五百万缗，当向契丹赎燕蓟。”他又曾向左右说：“我以二十四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很少的中国君主，会这样坦率地承认各人的私利观，而且

　　赵匡胤很明显地知道国家经济的力量庞大。他的积绢计划，曾给第六个皇帝神宗赵琐一种启发的作用。约在一百年之后，神宗在库房上题自制诗：“五季失图，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以上三十二字，以每字作一库的名号。三十二库积满之后又成立二十库。但是其祖先与曾孙都没有看出：经济力量固然可以翻变为军事力量，但是其中又有组织结构的各项原则，并不仅是二百万匹绢，则可以敌对方十万的精兵。这题目关系整个宋朝的历史，当在以下各节分析之。

　　宋朝号称中央集权。赵匡胤的做法，首重军制与财政。在军备上中央所统制的为“禁军”，诸州之镇兵曰“厢军”；各地方的防守则为“乡兵”。这办法也沿袭于五代之“牙军”的体制。中央经常向各州镇抽调其强壮兵卒，而将老弱淘汰。起先以“样兵”诏诸州选所部兵至阙下，以后则代以木梃，各州镇有照身材招募训练的责任，一到训练成熟其后员就补入禁旅。禁军虽为中央军也按时派遣驻屯于各地，川流不息。财政方面各地方的收入，同样地分为“上供”、“送使”及“留州”三个部门。“使”为转运使，其职责是将各地财物，输送于中央。在朝代草创时，又在各阶段征服江南诸国时，这些资源竭尽其力的输送于汴京，以致仓库盈溢。有如《宋史》“食货志”有云：“于是外权始削，而利归公上”。北宋政府也因袭五代体制，以枢密院主军事，三司（盐铁、户部、度支）管财政，彼此都是中央政府里最紧要的官署。又以文人知州军事，并且打破了唐末以来地方首长派遣县级官的习惯，重新整个地任命州县官，因之又要着重选举，是以宋朝的考试制度，采取三年循环制，已确实正规化。

　　以上各种设施都有刺激国家经济的趋势。宋朝在商业方面的收入，如茶矾盐酒超过以前各代。政府又大量铸钱，货币之扩充，在太祖时已开始，以后叠增到年五百万贯的数量，如是两年的铸钱数，就要超过四百年后朱明全朝代二百七十六年所铸之总和。如此一来，宋朝的矿产也打破以前的纪录。北宋以开封为国都，南宋以临安（杭州）为国都，专着重水陆交通的便利，在这一点没有多方考虑到军事上和国防上的需要，也是各主要朝代之所无（但是赵匡胤主张定都于长安或洛阳，因赵光义反对而罢）。

　　以上所述与一般历史书并无出入。这又和“大历史”有何关系？

　　从远距离的观点看来，第二帝国经过北魏的孕育，隋及初唐间继承着间架性的组织和体制，使这个扁平体的社会发育滋长。经过中唐之后，质量上的进步，使各地区参差不齐，其繁复的情形，超过初唐租庸调的系统所能概括。又在安禄山叛变前后，李唐王朝企图重新掌握局势的诸种办法，如“括户政策”，用募兵创设十个国防区，削藩镇，成立神策军，以宦官做监军，都只有局部的功效，与其官僚制度和立国精神相反，而两税制只有一纸通令，更促进分化的作用，如此只有使唐朝瓦解，及五代十国的出现。

　　五代十国是一种分裂的局面，概言之，也可以称为军阀割据。然则军人注重实际，以部曲管理场院，固然将税收增高，但是以地方分权的精神主持之，针对各处状况，也能造成政府与民间的一种联系。又有唐朝留下来的一套法令，所以赵匡胤虽武人而能自制，又得了赵普这样的一位贤相，定立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宗旨，就能将一个分裂的帝国，重新凑并拢来。其注重军事技术与财政组织也成为北宋一贯的作风。

　　可是在诸事发展顺利，统一依计划完成之际，赵宋王朝也预先替自己埋伏了一些日后的困难。以中央集权代替地方分权，又重新归返到官僚体制，截断了治理者与被治理者间在各地区中一种自然的联系，并且各处数字幅度上的相差更大，技术上更不容易掌握。上面已经说及，中国已展开一种在南方以水运占优势的经济体制与社会和一个在北方以畜牧为主的体制与社会。前者过于自信本身外表上和数量上的优势，没有设想到两者在历史上长期的抗衡，可能决定于彼此在时间上和组织上坚韧性的差异。而且补给线的长短，也与战场上的进出有很大的影响。

　　这些因素不可能由当事人一眼看得透彻，即使几十百年之后，整理历史原始资料的历史家仍没有看清。赵匡胤在公元976年去世之日即算按照传统“盖棺论定”的立场看来，也算得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人物。而注意事业上的成功，也是宋太祖赵匡胤自己的一生宗旨。他曾在武成王庙观两廊所陈历代名将的画像，当场指示应当“功业始终无瑕”的才配享。因之班超、秦叔宝等二十三人进升；张飞关羽等二十二人被退，管仲则特制塑像奉祀。这也与传统的习惯，总是要哼吟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沉湎于一种悲剧的情调才算得有见识的态度完全相反。只是个人的传记可以盖棺论定，历史却无法盖棺论定，也没有功业无瑕的朝代。经过太祖的创业，宋朝的历史留下了不少似非而是（paradoxical）的现象：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自始注意国防，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它的民间经济，也有突出的现象，它却不能掌握这种优势。它企图注重实际，不受抽象的观念所蒙蔽，而这三百一十九年在它领导之下，所产生的特出人物，又偏是哲学家为多。而“学究”首先出现为一种官衔，其成为一种被讥讽的对象，也始自宋朝。我们如何解释这些矛盾？

　　以下各节当提出我们初步的见解。但是即从以上的现象，也可以断言以短距离近视界的眼光解释中国历史，有它能力所及的限度。

　　……

前言/序言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开场白

　　我住在纽普兹（New Paltz）的一个村庄里。这地方靠赫逊河（Hudson River）西岸不远，是纽约市及纽约州州会奥本尼（Albany）公路上的中心点。这村庄在一座小山之上，四境土地呈波状起伏。地质的主要构成因素是页岩。页岩也称泥板岩，原来是由泥土经过高度压力而成，状似灰黑色石块，只是质地脆弱，一碰就碎。它特别恼人的地方是到处都有，即使是挖一个阴沟，或是整理一处地基，也都会碰到它。1973年中东战事爆发，原油价格陡涨。美国又在前一年将小麦及玉蜀黍大量廉价卖给苏联，所以这时候自己供应不及，物价直线上升，甚至影响到面包、肉类、蔬菜的价格。我们靠薪水收入的家庭无一不受其苦，于是很多主妇都自行种菜。一时间每个家庭后面原先用来栽花种草的空地，都成了菜圃。我们家也跟着照办。一年之内，我们吃了不少自己种的小白菜、丝瓜和西红柿。可是开掘泥土，要弯身用手铲，我和我太太的皮肤，都被这页岩割破，连种菜用的小刀、铁铲，也折损过半，花费时间不说，加上喷水除莠，及支付水费，还有种子、肥料、防虫剂的本钱，则所省也无几了。所以一到第二年市场供应情形好转，我们这自动下放做农民的兴致又直线下降。过了不久，村里人人掘土家家种菜的风气也稍歇，一方面显示了一般美国人趋向时尚、见异思迁的习惯；另方面也确是经济力量的驱使。合于利则行，不合于利则止，无从勉强。

　　但是纽普兹虽不是种蔬菜的地方，却是种苹果的好地方。可能因为此地的阳光水分温度，都和苹果相宜吧！而苹果树根也有能力透过页岩层吸收地下的水分及滋养。所以这村庄十里内外到处都是苹果树，成为本地最重要的资源。苹果树不能持久，几年之后，就得砍去，另种新苗，不管是砍伐树干，或是喷射防虫剂，都是打电话找专人来解决。所以种植苹果虽属农业，但却无异于商业经营。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到收获的季节，即有承包商以巴士将摘苹果的劳工大批载来，男女老少都有，他们都是中南美洲人，操西班牙语，也只有工头才能带领他们。食宿问题，都自行解决，不惊动本地居民，并且来时即工作，苹果摘完装箱后全部员工即时离境，爽快利落。纽约的苹果，行销各州，也等于加州的橘柑、佛州的橙柚一样。因为交通便利，各超级市场又大批整买，统一倾销，所以各处价钱相差无几，我们就算近水楼台，也不一定能够廉买。

　　一个敏感的读者看到这里，就知道以上所说不仅是纽普兹和苹果树的情节，而是勾画着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样态和做事的程序。

　　我在这村庄内外散步的时候常常想起，要是在中国南方，纽普兹的土地必定也要大部开拓为水田。一方面要堵截山上的水源，一方面要汲引山谷下的水来灌溉低洼地带的田地。这页岩也只好一块一片地用手清除。这样，人民的生活怎能不艰难？用我们自己种菜的经验，也可以想象到中国农村经济情形的一般了。那么中国为什么不及早实行资本主义？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要用很多层次，才能解释得明白。

　　第一点，一个国家的历史，与它天候地理有很密切的关系，加上很多事情时间上的汇合（timing）。中国因为天候地理的需要，初期统一，实行中央集权，政府扶植无数小自耕农作为当兵纳税的基础，所以人口密度大，农业的特征是高度的精密耕作，主张各地自给自足，视粮食生产为主业，其他都为末业。从战国到汉初，这些条件还可以当作一时之策，但是经过两千年接续不断的维持，上述诸条件，都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不仅法律和家族制度支持这些经济条件，就连科举制度和社会习尚也都支持它。即使在明末清初，可能在中国发现一处像纽普兹的土地，也不一定能让它十里内外一体植苹果。即使种了也无人整批购买，无法集体采摘推销。我们还从各地方志上发现历史上有些“好官”，看到民间种植栗子、烟叶、棉花等商品农作物，竟命令立时拔去，改种稻粟，可见得这种历史上的大问题，牵涉到技术及思想者各居其半。这里面有很多根深柢固的因素。

　　美国开国之前，为英国的殖民地，纽约州在英国势力尚未巩固之前，尤其赫逊河畔一带，尚是荷兰人开拓的地方。这地方地广人稀，它的历史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土地所有权集中，后来经过无数分割买卖，才有今日的形势，但是农场和园圃，仍是以两三百英亩为单位，不像中国一亩两亩支离破碎（中国一亩约等于六分之一英亩）。二、纽约及新泽西州有些地方是清教徒移殖之地。纽普兹村庄则是十七世纪法国新教徒“休京拉”派（Huguenots）所草创，在政治经济的意义上讲，当日新教徒即已象征着一种反抗中央集权的趋向和运动，“休京拉”派尤其尽瘁于各种新兴企业。所以这些立场，都和中国传统相反。美国大规模的内部改进（internal improvements）即是联邦以公款修筑公路发展交通通信事业，尚在19世纪初期，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展开并行，纽普兹的果园也在这时候创设，所以能利用这优势的环境。

　　但是以上是一个特殊例子。要整个检讨资本主义何以未能实行于中国，我们还要从这些背景因素之外，看清资本主义本身的特质。

　　严格言之，“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一名词，至今没有公认的定义。亚当·斯密仅仅提出在增进人民的财富时，“商业的系统”优胜于农业的系统。马克思虽在著书时称“资本家”及“资本家时代”，也没有引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我倒觉得英国历史家克拉克（Sir George N.Clark）所说，最近性理。他说：“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去概括现代经济制度，是19世纪中叶社会主义者所创行的办法。其所解说的一种社会形态，内中最有权威的乃是拥有资本的人。”

　　什么是现代经济制度？以纽普兹的情形为例，我们也可以看出其中有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资金广泛的活用，如果我们彼此有剩余资金，必存集于银行。银行即将之挪借投资，此来彼往，资金永无休歇之日，有时出进之间，尚产生虚数，形成信用膨胀。二是产业所有人雇用经理，他营业的范围，超过本人及其家属足以监视的程度。三是属于服务性质的事业，有如交通、通信、保险等共通使用，用之商业活动之所及，又超过各企业自办自用的限度。这三个条件之所以能充分发挥，乃是商业信用（trust）业经展开；而信用则必须有法律在后面支持。倘不如此，谁敢把成千成万箱的苹果，凭一个电话的指示，运给几百里外的收货人？又有谁敢开银行，将存户的款项贷与果场的主人，让他去安心经营，等他收获之后才算账还债，况且这果场主人的地产有一半还典押在债权人身上？

　　因为这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是由以上三个条件所造成，它必然成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西欧资本主义推行的时候，就需要由国家以商业性的法律，逐渐推行到全民。不仅遗传法、破产法需要符合商业社会习惯，甚且对监守自盗者的处置，虚枉欺骗者的惩罚，与强迫履行合同，都要能切实做到。因为这些法律同时也施行于商人集团之外，所以农业组织也要向商业作风看齐；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即在西欧，因为这一套新制度与中世纪宗教思想和社会习惯大相径庭，所以也曾发生过无数的冲突。我们也可以说，很多趋向现代化的战争和革命，都与此问题有关。如果我们不用意识形态的字眼，单从技术角度检讨这段历史，也就可以说资本主义如能推行，社会里的各种经济因素（包括动产、不动产、劳动和服务）都要能彼此互相交换，私人财产也要有绝对的保障，然后这社会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再简洁言之，即全民生活，都听金钱制裁。国家订立财政税收金融政策，即已包括道德观念和社会习惯在内，在执行时，除非立法错误，不能临时在半途又撞出一个道德问题。这样才能符合韦伯（Max Weber）所说：“现代合理化的资本主义，不仅要有技术上生产的能力，而且还要有能让人预为筹算的法制，以及经理上正式的规则。”

　　西欧资本主义的最先进者是威尼斯。因为它是一个自由城市，处于一个海沼（lagoon）之中，受大陆的影响轻微，中世纪后，当地贵族都变成了重要绅商，或者受政府津贴。全民十万口左右，壮龄男子，都有服海军兵役的义务，陆军倒以雇佣兵（condottieri）为之。重要商业又系国营，城中咸水又不便制造，于是尽力经商。虽匠役寡妇，也可以将蓄积加入股份（colleganza），水手也能带货。这样一来，一个国家就是一座城市，这一座城市又等于一个大公司。民法与商法，也区别至微。《莎氏乐府》里面的《威尼斯商人》称两造合同预订借债不还则割肉一磅作抵偿，到时法庭就准备照约施行，虽说是夸大讥讽，暗中却已表示威城以商业性的法律作主宰，信用必须竭力保障的背景，这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真髓。

　　16世纪之后，荷兰成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荷兰正式国名为“内德兰王国”（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荷兰不过是当日七个省中之一省，只是占全境人口三分之二，又负担全国经费四分之三，是商业财富的中心。内德兰经过几十年抵抗西班牙而独立之后，行联邦制，使经济发展前进的地区，照商业习惯管制，其他随现状改进，这样经过无数周折，而且荷兰的农业也重畜牧，不重谷物生产，与商业习惯接近，荷兰才能逐渐完成全国实行资本主义的体制。

　　继荷兰之后，英国成为杰出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这国家农业基础强，它的“普通法”（common law）以农业习惯为基础，凡是以前没有做过的事统统不能做，所以相当保守。一到17世纪，世界局势变化，英国也迭遭折磨，经过英王与议会冲突、内战弑君、改为民国、行独裁制、复辟及第二次革命各种事迹。今日看来，其症结在经济因素互相交换的程度不够，不能全国在数目字上管理，所以才引起宗教信仰、王权与民权种种问题。1689年“光荣革命”成功以后，即无此趋向，因为几十年动乱之后，下层机构中的地产所有权，逐渐规律化，上层机构也承认“会议至上”（parliamentary supremacy）原则。而上下之间，也有普通法逐渐容纳“公平法”（equity）的妥协方式，也就是一般与现代社会有关的问题，照商业习惯办理。这样一来，农业生产与商业交换并为一元，内地与滨海的距离缩短，一个国家可以像一个自由城市一样的简单紧凑，首尾相应；英国用这资本主义的组织做本钱，竟称雄于世界好几个世纪，进而逼迫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照样仿行，正如克拉克所说，让资本主义在社会形态中享有威权者；或者渗入国家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对的约束私人资本，成为社会主义。两者纵不相同，但在下述几点上是完全一样：法律须保障私人资产，鼓励资本流通，经理雇用、服务性质的机构共通使用，促成互相交换使得全国能在数目上管理。

　　1939年毛泽东说：“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的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种没有历史根据的见解。资本主义除非确实的控制司法权和立法权，使政府尽其功能，支持商业信用，不可能说是已经在某一个国家立足。商品经济缺乏这种组织能力，也不能成为一种运动，亦即是无法孕育资本主义。称之为“萌芽”，实无意义。因为资本主义的形成要透过国家体制，又要社会全民支持，还常常影响到宗教和信仰，绝非“缓慢的”或者自然而然可以发育成长，前述三个例子以及其他尚没有提及的例子，除了威尼斯情形既简单又特殊外，其他无一不经过内外煎逼苦斗改革成功。就是连威尼斯也因为它我行我素的与教皇冲突，多次被开出教籍，并不是完全没有遭受险阻艰辛。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几千年来重农抑商，所以改革尤难。

　　毛泽东称中国社会为“封建”，也待辨正。中国只有商周之间称得上是封建时期。明儒顾炎武说：“封建之废，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所以秦后统“郡县制”亦即是中央集权。中国古代封建，与欧洲中古之feudal system 以及日本迄今近代的“幕藩”虽然时代差异，组织结构不同，但基本也有若干相似之点。此即是地方分权，倚赖军事系统作它自身的体制，爵位世袭，掌管封邑的贵族，不放弃土地所有权，既为地方首长，也是大地主。这与明清之中央集权，地方官由中枢派遣，重文轻武，土地零星分割，自由买卖，社会流动性大的情形可说正好完全相反。很多人之所以坚持中国近代仍为封建，一方面固然是便于因袭马克思阶级斗争的历史公式，另方面是认为封建代表着落后，而中国不管是周衰也好，明清也好，总是不合时代，所以用不着仔细计较。

　　殊不知中国近代的官僚政治（bureaucratism）,表面上要较封建或日本的幕藩时髦得多，明清尤其是如此。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照各地“大名政权”（即分藩的各诸侯）的办法抽收近百分之五十的田赋。新政府也发行钞票及公债，筹办实业，扶植私人资本，具有资本主义的色彩。但是维新后二十年，田赋所得仍占政府收入之最大宗，也就是说新政府能利用农产支持它的改革。中国的田赋，迄至清末，每年有三千三百万两的收入底账，但实际上收入零碎，人民摊派或有余，而入库则不足。即算是三千三百万两，以总数二千县计，平均每县不过一万六千五百两。县长的薪水通常接近二千两，其他薪给赍付上级衙门公费等，也只能维持旧形式的官僚政治。民国成立以来，田赋始终未对中央财政发生作用，政府缺乏适当的收入，为政局不稳的最大主因。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农业国家，竟不能从农业上获得适当的收入，实为世界历史所罕见。这种现象不能以“封建制度”这个名不副实的名词去冒充解答。况且依据各处方志所载土地分割使用，零星杂碎，历史家更不应以“膏腆万顷”、“田连郡县”等等土地集中的假历史资料去搪塞（要是真的土地集中到这程度，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可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在1986年岁暮，上面所叙各种情节，大部分己像雨过天青般，随着过去的雷霆霹雳一扫而光了。读者只要闭着眼睛一想，中国在1980年代一定和1920年代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这差别的重点，即是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long 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

　　如用另一种方法来解释：中国全面与列强冲突，始自鸦片战争。战事始于1840年，距今一百四十七年，快要到一个半世纪。要是我们拿着这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分成无数细微末节，凭着片面的见解去分析，读来一定令人切手蹙额，总离不开愚人蛮汉做坏事的观感。可是把这一百多年来的事迹前后连贯起来综合检讨，则所得的印象，又会截然不同。好多事情，很像是接二连三的失败，但是实际上失败之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却又成梯度式的前进。这一百四十七年来最大的一个进步，即是当初中国完全不能从数目字上管理，皇帝也不知道和英国开战要用多少兵，人员如何调度，要用多少饷，钱粮如何筹措，到今日中国仍不能说是凡事即能有效的合理处置，但是至少已开始在数目字上管理。

　　现代战事及群众运动，要动员很多的因素。这全面动员之后，当初很多不平衡的地方，会因事势上的需要，趋向平衡。很多以前被掩饰的弱点会因之暴露。被阻隔的地方，因之而疏通。其程序有时尚出领导人物意料之外。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可以说是大日耳曼主义和大斯拉夫主义在巴尔干半岛的冲突。可是终战之日，德奥既败，沙俄也败，需要善后的时候，几乎与当初威廉第二及尼古拉第二动员宣战的宗旨毫不相干。这主要是因为专制皇权（autocracy）跨地过广，组织不符时望，所以统被清算。第二次大战在欧洲爆发时，乃因希特勒要提倡他的人种优秀说，他还一定要替日耳曼民族，在东欧开辟一个“生存空间”（lebensraum）。可是这运动一失败，不仅纳粹人种优秀说瓦解，而且全人类平等成为此后世界公认原则，连那些没有被战祸波及的地方，也一体通行，殖民地全要铲除，不仅为希特勒想象之不及，也非张伯伦、丘吉尔所能预料。

　　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超过单纯的国际战争。但是历史上的大问题几经波折之后，要在实际的条件下找到适当的解决，则彼此都是一样的。近数世纪以来，世界上一般的趋势，是交通发达，技术进步；这潮流强迫闭关自守的国家门户开放，以农业组织作基干的旧社会实行改组，开始商业化。随着资金流通，经理雇用，服务性质的机构共通使用的原则，每一个国家才能将它内部公私的利益融合为一元。这种商业化的组织，随着生产进步，越扩越大，也绝不是坚持农业习惯，以狭义的平等的原则，作一成不变的组织所能阻挡。纵是后者能使其国民衣食无缺，其人民也不甘心在技术拙劣人文因素简单的条件下过日子。

　　我已经说过，一定要澄清今日中国的改革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已无意义。孙中山先生在六十多年前著书，就说及中国一方面固然要节制私人资本，一方面仍要扶植私人资本。因为这六十多年来中外的距离越来越大，今日的中国尤其应该扶持私人资本。即使以国家资本开拓庞大的企业，也仍不能缺少民间企业作第二线第三线的支持。要加强其支持，则必须保障私人财产，使一切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这程序已由事实证明，不容任何意识形态加以否定。这也就是前述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之一部分。

　　针对以上的情形讲中国历史，应当重新订正。

　　历史上的真人实事，是不会变化的（除非过去传闻错误，可能因新证据发现而修改）。但是资料的取舍，因果关系的布置，随作史者及读史者的立场而转移。著名的经济学史家熊彼德（Joseph Schurnpeter）说过，历史家铺陈往事，最重要的任务，是把今人的立场解释得合理化。现在中国既然是雨过天青，假使作史者和我们一样相信今后国家的策略是将全面组织商业化，以便一切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而所写历史却又离不开阶级斗争的立场，视资本主义为畏途，企图保持某种意识形态上的“纯洁”，那也就是自我作对了。

　　况且中国的历史，过去以传统官僚政治的目光进行编撰。我写的一本《万历十五年》已经揭载着这种立场的特征。总之，传统中国在技术尚未展开之前，因迫于环境，首先就实行了中央集权，因此下面的统计无法着实，各地区的特殊情形也不能全盘检讨，只好先造成一个理想的公式，笼罩在这亿万军民和犬牙相错的疆域上，所以真理总是出自上端，皇帝的面目为“天颜”，他的指示即是“圣旨”，丝毫不容辩白。官僚集团只要能维持他们彼此间互相承认的逻辑，对实情不一定要认真负责。道德既可以替代法律，礼仪也可以装饰行政。在这种情形之下，其所标榜的道德，也就浮泛而不着实际。用这种态度去修撰历史，我们今日无法全部因袭。

　　我认为，中国虽和西洋文化摩擦接触达百余年，直到最近才完成了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条件，自此中国历史，才正式与西洋文化汇合。在这关头重订历史，首先就要把丛错的事迹，针对今日着眼，并且追根究底，回溯到公元以前初期统一的原因，加入中世纪以后国家愈注重于内向（introvertive）及非竞争性（non-competitive）的端倪，又牵引到鸦片战争后想要改造的艰难，最后才归结到今日。这样草拟的历史，属于“大历史”（macro history）的范畴。作者不斤斤计较于所述人物当时的贤愚得失，而只注意他们的作为，透过中国法制与社会，遗留给后代的影响。虽然叙述中尽量提及“负面因素”（negative elements），然而等全部叙述完毕后，我们如果再回顾这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一定会叹赏中国人所创造的这一个政治经济系统之庞大。而且虽说改造艰难，却又在艰苦困难之中完成了改造的使命。这在世界历史中算是首一无二的事，古代文明之中，还没有另外一个国家或社会可以望其项背。我们根据全部事迹去赞扬中国文物的伟大，岂不要比掩错饰过、颠倒是非的赞扬要来得真切而畅快？写历史的人实应采取这种观点。

　　然而以我一人之力，会有能力修订中国两三千年的历史？我现在说的修订并不是研磋考证，而是将现有史料，重新安排，注入新的眼光，做这样的工作需要的不是才华，而是视界。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在国军当过下级军官十多年，切身经历内地乡村的情形，也知道“壮士军前半死生”，实际是怎么一回事。以后又游历各地，凡本文提到的地方，或曾久居或曾暂住，总经耳闻目睹。最近几年，自己更亲临到被裁失业的危机，所以现在写历史，已经有了文题内外的生活作陪衬。凡所叙群众运动，饰过掩错，雨过天青，经济力量驱使等等情节无一托之空言。至于书面上的知识，却只占准备的一部分。

　　这段“开场白”就此停笔，下文不久即见分晓。

　　原载《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台北：时报文化，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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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作者选取了代表性的人物，代表性的事件用自己的想法解读了这些人和事是如何改变或影响历史进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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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黄仁宇以大历史的眼光，检讨中国历史的重要人物和事件，拼合前因后果，给出合理解释，如拨云见日，增长见识。以史为鉴，有益今日。拓展眼光，有益读者。故推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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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错这本书，适合读，给我们灌输了不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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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集的特点是内容全面、编校严谨、制作精美，除了收入广为传播的《万历十五年》等语言浅显的作品，还收入了《明代的漕运》、《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等学术专著，以及展现作者传奇人生的自传：《黄河青山》、《缅北之战》。黄仁宇的弟弟黄竞存、出版家林载爵分别撰写了序言；每一册的卷首都配有两帧黄仁宇先生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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