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文庫：當代中國的社會治理與政治秩序 [Sociological Library:Social 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Order in Cotemporary Chian]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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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仕政著，鄭杭生編

圖書標籤:

社會學
中國社會
社會治理
政治秩序
當代中國
社會轉型
政治發展
公共管理
城鄉發展
法治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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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

ISBN：9787300172842

版次：1

商品編碼：11254847

包裝：平裝

叢書名：社會學文庫

外文名稱：Sociological Library:Social 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Order in Cotemporary Chian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3-05-0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對當代中國的社會治理來說，如何在社會發展與政治秩序之間保持閤理平衡和良性互動，始終是一個難題：一方麵，由於復雜的曆史原因和國內外形勢，整個社會的發展高度依賴於國傢的強力領導，並確實取得瞭不凡的成就；但另一方麵，快速而卓有成效的社會發展卻反過來對國傢的強力領導和既有的政治秩序構成嚴重挑戰。《社會學文庫：當代中國的社會治理與政治秩序》從邏輯與曆史相統一、理論與實證相結閤的思路齣發，兼用定性和定量兩種社會學研究方法，深入分析這一難題的形成、演變及其在組織與製度、行為與觀念、遵從與抗爭等多個層麵的錶現，揭示其中的規律、經驗和教訓，預測它在未來的走嚮，提供政策建議，並在此基礎上，對當前社會學關於中國社會的分析範式做瞭反思。

作者簡介

　　馮仕政，重慶市忠縣人，社會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教授，副院長。主要從事政治社會學、組織社會學、曆史社會學、社會不平等、集體行為與社會運動等領域的研究，尤其關注當代中國的國傢建構、社會治理、群體性事件、信訪以及高等教育中專業與政治的關係等問題。在《社會學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等國內外期刊上發錶論文多篇，並著有《再分配體製的再生--傑村的製度變遷》一書。主持國傢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重點項目等課題多項。曾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奬、霍英東教育基金高校青年教師奬（研究類）二等奬。入選北京市新世紀社科理論人纔“百人工程”和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纔支持計劃”。

第一章導論:當代中國的發展與秩序問題
一、發展與秩序作為一個社會問題
二、理解中國的發展與秩序問題
三、本書的基本關切與內容組織

第二章法治、政治與中國現代化
一、法治與政治的曆史糾結
二、中國的“現代化政治”與“強國傢”
三、國傢的閤法性觀念與魅力型權威
四、守經與權變的難題

第三章革命、治理與國傢運動
一、國傢運動:概念、特徵及相關研究
二、中國革命與革命教化政體
三、社會改造與國傢運動的形成
四、國傢運動的形態變異
五、國傢運動的曆史演變與趨勢
六、總結與簡短的評論

第四章國傢、市場與改革以來的製度變遷
一、作為案例的“南街村悖論”：三個核心問題
二、國傢與市場的互動演化
三、經濟增長:見習勞動力與銀行貸款
四、閤法性:政治機會與市場失敗
五、路綫選擇:路徑依賴及其強化
六、總結與討論

第五章信訪製度的形成、演變及改革
一、研究迴顧與理論視角
二、信訪製度的創立與國傢信訪工作的兩種取嚮
三、1951-1978年社會動員方麵的片麵發展及其後果
四、1978年以後國傢信訪觀的調整與信訪製度的科層化
五、信訪製度演進的曆史規律與信訪製度改革

第六章單位分割、社會控製與集體抗爭
一、單位製與社會控製
二、單位製變革與集體抗爭的發生機製
三、假設、數據與變量
四、模型、結果與分析
五、總結與討論

第七章差序格局與環境抗爭
一、理論假設
二、數據與變量
三、結果與解釋
四、總結與討論

第八章政治規訓與宗教體驗
一、數據、假設與測量
二、統計與發現
三、討論與結論

第九章階級認同與社會穩定
一、階級認同的構成、功能與形成
二、政治階級認同
三、社會分層認同
四、階級認同與社會和諧
五、總結與政策建議

第十章結語:中國社會分析範式的轉變
一、中國社會不平等研究的範式轉換
二、階級分析與分層分析的邏輯差異
三、分層分析和階級分析的曆史發展
四、中國社會形勢與重拾階級分析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第一章導論：當代中國的發展與秩序問題
　　當前中國正處於快速的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轉型意味著深刻而又大規模的社會關係調整，必然引發大量社會問題。這些社會問題，盡管形態各異，但從宏觀的、社會整體的角度來說，實際上可以歸結為兩個方麵：一個是秩序，一個是發展。在現代社會中，秩序和發展是人類的兩大基本追求，但悖論的是，這兩個方麵卻常常相互矛盾，即，人類所進行的很多事業，常常是有利於發展，卻不利於秩序，或者有利於秩序，卻不利於發展。這裏把這樣一個問題稱為“發展與秩序問題”。易言之，所謂“發展與秩序問題”，既不是單純的發展問題，也不是單純的秩序問題，而一個怎樣協調發展與秩序這兩種社會需求，避免顧此失彼甚至兩敗俱傷的問題。就中國當前而言，絕大多數社會問題既不單純是由發展不足或片麵發展造成的，也不單純是由社會失序或過度維穩造成的，而是由發展與秩序這兩種需求相互扞格、相互牴牾，甚至尖銳對立造成的。因此，對當今中國的社會治理來說，最根本同時也最睏難的，就是處理好“發展與秩序問題”。這個問題處理得好，社會轉型就會非常平順，反之則前途乖蹇莫測。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多年來，作者一直緻力於從多個角度研究當代中國的社會治理與政治秩序，本書即是這些年研究成果的結晶。
一、發展與秩序作為一個社會問題
　　1949年以來，特彆是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和社會得到瞭長足的發展，但發展與秩序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尖銳。這主要錶現在，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嚴重失衡，以及階層、行業、地區之間的不平等不斷擴大，導緻社會不滿情緒激烈，社會矛盾和衝突加劇，群體性事件發生頻繁。社會秩序因此而受到嚴重威脅。而對一個發展中國傢來說，維持社會秩序的關鍵是維持政治秩序，即建立和維護一個既有效率又有閤法性的政府（Huntington1968）。從這方麵來看，盡管目前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繁榮是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取得的，但它並未給以中國共産黨的領導為根本特徵的政治體製帶來足夠高的支持度和美譽度，反而給其造成越來越大的政治壓力。現在甚至流行一種觀點，即中國目前所有的社會問題都是由不閤時宜的政治體製造成的。換句話說，中國目前的政治體製盡管在推動發展方麵非常有效率，但在爭取社會認同和支持方麵卻不無堪憂之處。這一點，不能不說是中國社會和政治秩序中一個非常大的隱患。社會和政治秩序中的近憂和隱患反過來又威脅著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前途。
　　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我們曾在某種程度上忽視瞭發展與秩序之間可能發生的矛盾，以為隻要發展問題解決瞭，秩序自然不是問題。實踐的發展，特彆是19世紀80年代中後期的學潮，使黨和政府對發展與秩序之間關係的認識越來越深刻。1993年，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反思道（冷溶、汪作玲主編 2004：1364）：“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十二億人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後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齣來瞭，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難。”1995年，在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指齣，中國在現代化建設中必須處理好十二個重大關係，位列第一的便是“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係”，“三者關係處理得當，就能總攬全局，保證經濟社會順利發展；處理不當，就會吃苦頭，付齣代價”（江澤民1995：820）。現在，黨和政府總是一方麵強調“發展是第一要務”，另一方麵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將“發展”、“穩定”並列為黨和政府的頭號工作。所謂“穩定”，其實就是這裏所說的“秩序”。上述事實錶明，發展和秩序的矛盾問題已經引起黨和國傢的高度重視。盡管如此，任何問題的解決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彆是，中國的現代化仍然任重而道遠，這決定瞭發展依然是第一要務，改革仍須不斷深入。然而，改革和發展在不斷解決問題的同時，也會不斷形成新的問題。因此，任何在短期內解決發展與秩序問題的期望都是不現實的。
　　現在有一種論調，即一說到中國的社會問題，就將其與政治體製聯係起來，似乎中國所有的社會問題都是由政治體製不良造成的。為瞭證明這一點，許多人又將中國與西方相對照，大談西方的製度如何優良，似乎西方就不曾有過發展與秩序問題，或其良好的發展和秩序完全是由優越的政治製度造就的。從曆史的角度來看，這種觀點未免太簡單瞭。
　　首先，發展與秩序問題是包括西方在內的任何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都必然經曆的問題，並非中國專有。正如社會學的創始人孔德（1996：1-7）所說，傳統社會是一個所謂“神學時代”，人們普遍相信整個世界的秩序和個人的命運都是神的安排，從而傾嚮於接受現狀，而不是改變現狀。也就是說，傳統社會是一個不以發展為念的社會。由於對發展沒有追求，自然談不上發展與秩序之間的矛盾，也就沒有所謂發展與秩序問題。但自文藝復興以來，隨著理性主義思潮興起，人的自我意識覺醒。人們不再安於神的安排，而相信可以憑藉自己的力量（即人的理性）改變既有的秩序，實現自我的解放——這，就是發展。隨著理性主義觀念不斷深入人心，發展越來越成為人們不懈的追求。於是，發展與秩序的矛盾就産生瞭。原因在於，所謂“發展”，就意味著不斷的改變，亦即不斷設立某種未來的、理想的狀態，然後以之為藍圖去突破甚至顛覆當前的狀態。在反復不斷的改變過程中要維持良好的秩序，無疑是一件相當睏難的事情。因為盡管人類確實具有遠超於其他物種的理性能力，但並不像理性主義思潮所設想的那樣無所不能，於是常常在未來與當前、理想與現實之間取捨失當：一些麵嚮未來的作為雖然有利於發展，卻嚴重地破壞瞭當前的秩序，所造成的社會失序最終使發展淪為泡影；或者反之，一些旨在維護當前秩序的作為卻嚴重地限製著社會的發展，最終使當前的秩序變得不可持續。人類的現代化就是在這樣一個發展與秩序的矛盾中踉蹌前行的。也許正是因為看到這一點，孔德把社會學的研究內容規定為“進步”和“秩序”——實際上就是“發展”和“秩序”——這樣兩個主題。
　　其次，西方社會也曾經曆非常嚴重的發展與秩序問題。現實社會中的問題是激發孔德創立社會學的根本動力。孔德把社會學的主題確定為進步和秩序，恰恰說明當時西方社會也曾麵臨非常嚴重的發展與秩序問題。事實上，這樣的日子過去得並不遠。即以當今世界的頭號強國、常常被當作參照物來教育中國的美國為例。1906年，德國社會學傢桑巴特在仔細研究美國的基礎上，發錶瞭《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一書。該書在不經意中呈現的社會事實為我們觀察當時美國社會的景象提供瞭一個很好的窗口。
　　當前中國交通事故頻發，社會反應十分強烈，但美國當時的交通事故更為駭人聽聞（桑巴特 2003：5）：“根據《紐約晚報》的統計，1898年到1900年間，美國鐵路上死亡的人數是21847人，相當於同期布爾戰爭中英國人的死亡總數，包括在戰地醫院死於疾病的人員。1903年，死於美國鐵路事故的人數是11006人，澳大利亞同一年的數字是172人。如果以每百公裏和每百萬乘客為單位計算，我們將發現，美國的事故發生率是每百公裏3.4人，澳大利亞則是每百公裏0.86人；美國是每百萬乘客19人，澳大利亞則是每百萬乘客0.99人。”
　　中國當前懸殊的貧富差距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當時美國又如何呢？桑巴特（2003：13-14）說：“1890年的私人財富估計有600億美元，其中330億美元，即54.8%在12.5萬個傢庭的手裏，他們隻占傢庭總數的1%，同時，62.5萬個傢庭（50%）沒有任何財富。……可以無可爭議地說，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貧富差距都沒有美國那麼大。”
　　中國的官商勾結飽受詬病，當時美國的景象也差不多（桑巴特 2003：10）：“當西部最大的道路集團之一的某個主人乘著他的豪華轎車駛嚮太平洋時，他的旅行就像皇傢遊行。州長們和地區的統治者嚮他彎腰緻敬，立法機構以莊嚴的集會歡迎他，市鎮爭相討好他，因為他能使整個城市發財，或者與這個城市的財富聯姻。”
　　很多人批評當前中國人價值觀扭麯，隻問輸贏，不問是非。而桑巴特（2003：20-22）也發現，當時美國人凡事以大為美，把“巨大”當“偉大”，對“巨大”有著根深蒂固的迷戀；完全用數量和成敗來衡量人和事物的價值。比如對體育比賽，美國人“唯一真正感興趣的是誰會嬴的問題”，人們並不關心體育中那些“不能數量化的個人成功，以及個體的美麗和強健”——而恰恰是這些因素使體育中的失敗者與成功者具有同樣的價值。
　　如此等等。不難發現，被許多人視為太平盛世的美國所經曆的社會問題，相對於今日中國，隻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並不說是美國經曆過的問題，中國一定要經曆，後發展國傢確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藉鑒先發展國傢的經驗和教訓，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彎路。但是，曆史的演變自有其邏輯，很多問題並不是人們已經認識到就一定能夠避免。更重要的是，這些事實說明，美國也是逐漸成長起來的，並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樣從來都是那麼美好；並美國的一切成就都歸功於它“完美”的政治製度，並以這種製度為準繩來衡量中國，是沒有道理的。
　　第三，與中國的曆史境遇相似的廣大發展中國傢所經曆的發展與秩序問題更為嚴重和廣泛。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和之後，廣大亞、非、拉地區包括中國在內的一大批國傢擺脫作為西方殖民地的依附地位，取得瞭民族獨立。獨立之後，這些國傢麵臨兩大基本任務：一是盡速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以避免落後挨打的睏境，二是創製既有效能又有閤法性的政治權威，以建立良好的社會和政治秩序。這兩大任務是相輔相成的，即隻有經濟和社會不斷發展，政治權威纔能從根本上贏得閤法性，從而從根本上保持社會和政治秩序；反過來，必須建立強有力的政治權威，經濟和社會發展纔有保障。這要求發展中國傢在現代化過程中必須實現發展與秩序的良性循環，然而，從實踐來看，發展中國傢能夠同時實現這兩個任務的國傢實在是少而又少。絕大多數國傢要麼是發展齣問題，要麼是秩序齣問題，或者是兩個方麵同時齣問題。正是有感於這個狀況，美國政治社會學傢亨廷頓寫下瞭專門研究這個問題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Huntington 1968）一書。
　　綜上所述，當前中國正在經曆的發展與秩序問題，西方國傢和其他發展中國傢也曾經曆過或正在經曆中，而這些國傢與中國的政治體製差異甚大，因此，把中國的發展與秩序問題完全歸咎於政治體製，從邏輯上是站不住腳的。
二、理解中國的發展與秩序問題
　　那麼，應當怎樣看待中國當前的發展與秩序問題呢？在迴答這個問題之前，不妨先看一看以往的觀點。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獨立的亞、非、拉國傢在現代化過程中遭遇的睏境，以往主要有三種理論解釋：現代化論、依附論和世界體係論。這些理論解釋雖然並不是專門針對中國問題而闡發的，但對於理解同屬發展中國傢的中國，無疑具有重要的藉鑒意義。
　　現代化論（如Apter 1965；羅茲曼 1988）的基本取嚮是從發展中國傢內部去尋找其現代化陷入睏境的原因。當然，不同的學者找到的原因不盡相同，其中有：人口過剩，專業技術人纔匱乏，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衝突，權力高度集中所導緻的政治腐敗，族群、地區、行業或階層衝突所導緻的社會整閤失敗，等等。
　　與現代化論正好相反，依附論（如多斯桑托斯1992）傾嚮於從從外部去尋找發展中國傢的現代化陷入睏境的原因。其核心觀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廣大亞、非、拉國傢雖然在政治上獨立瞭，但由西方國傢主導的、對發展中國傢極不公平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並未根本改變，發展中國傢相對於西方國傢的依附地位並未根本改變，西方國傢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本質並未根本改變。利用不平等的政治經濟秩序，西方國傢仍然可以剝削和掠奪發展中國傢。西方國傢的剝削和掠奪正是廣大發展中國傢的現代化進程陷入睏境的根本原因。依附論把這種不帶政治強製和軍事侵略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稱為“新殖民主義”和“新帝國主義”。
　　世界體係論（沃勒斯坦1998）則從世界曆史的高度來解讀發展中國傢麵臨的現代化睏境。該理論認為，在進入現代之前，人類世界的各個部分是相對分割和獨立的，而現代化則是一個將原本相對獨立的各種地區、國傢、族群和文明逐漸整閤成一個相互聯係十分緊密的“世界體係”的過程。不過，“世界體係”的形成並不是一個鶯歌燕舞的大團結過程，而是一個不平等的分化過程。在此過程中，一些國傢上升為中心國傢，另一些國傢則淪落為邊緣國傢。那些處於世界體係中心的國傢可以通過跨國公司等多種手段對邊緣國傢進行剝削。發展中國傢在現代化過程中遭遇的睏境正是這一曆史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
　　對於上述三種理論，可從兩個維度來厘清其區彆和聯係：一是從事實角度，看它們是否承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在剝削發展中國傢，二是從價值方麵，看它們對資本主義的剝削持做何評價，是肯定還是否定。根據在這兩個維度上的立場，三種理論可歸類如下：如圖1-1，現代化論將發展中國傢的睏境歸咎於這些國傢的內部因素，實際上否認西方資本主義國傢剝削發展中國傢的事實。與此同時，在價值立場上，它對西方資本主義主義也是肯定的。在那些堅持現代化論的研究者看來，西方國傢非但不是欺負發展中國傢的剝削者，反而是現代理念和技術的輸入者；如果沒有西方國傢的“刺激”，那些發展中國傢將永遠停留在落後狀態。依附論則完全站在現代化論的對立麵：不但指認西方剝削第三世界國傢的事實，而且對資本主義持否定和譴責態度。與上述兩種理論不同，世界體係論雖然承認西方剝削第三世界國傢的事實，但並不因此而譴責西方資本主義。因為在它看來，西方資本主義對發展中國傢的剝削雖然不公平，卻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曆史規律使然。亦即，西方資本主義本身並不是罪惡，它對發展中國傢的剝削不過是在執行曆史的意誌而已。
　　錶麵上看，上述三種理論視角在事實認定和價值立場上多有分歧，但換個角度來看，又可以說它們是各有短長，從而是可以相互補充、相互發明的。因此，在考察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傢的發展與秩序問題時，很有必要將它們結閤起來，這樣可以使我們的分析更為深入和完整。在這三種理論視角中，現代化論的要旨是指齣發展中國傢本身在價值、製度、組織和技術等方麵的滯後對現代化進程的消極影響，進而肯定西方資本主義的進步意義。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政治社會學傢亨廷頓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1968）一書中所闡發的觀點非常有啓發性。亨廷頓認為，對發展中國傢而言，現代化是任何發展中國傢都必須追求的社會和政治任務。在發展中國傢的現代化過程中，最睏難的是保持現代化與製度化之間的平衡，即政治體製要具有足夠好的適應性、復雜性、自主性和內聚力，以便及時把不斷變化的社會需求以及不同需求之間可能發生的紛爭和衝突納入體製之內。如果製度化的速度落後於現代化的速度，輕則引起騷亂，重則爆發革命。而對發展中國傢來說，最大的睏難之一就在於創製這樣一種政治秩序。原因在於，發展中國傢普遍存在一個從傳統的帝國、王朝、酋邦、部族等政治體係嚮現代民族國傢轉型的問題，再加上長期殖民地經曆的負麵影響，能夠創製和維持一個中央權威，從而實現國傢的初步統一和穩定，就已經是一個大大難題；更何況，現代化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本身會進一步造成民眾的利益分化和衝突、政治參與意識的覺醒和政治參與技能的提高，從而不斷給政治秩序提齣新的挑戰和要求。這個難題是西方國傢沒有經曆過，也難以想像的。正如亨廷頓所指齣的，美國人沒有經曆過民主革命的艱難睏苦而坐享著民主革命的果實。這一曆史經曆的差異使美國人認識不到那些正在現代化之中的國傢創製一個有效的政治權威的重要性：“美國人從來不必為創造一個政府而擔憂。……一談到政府建設問題，美國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創製權威和集中權力，而是限製權威和分散權力”（Huntington 1968：7）。
　　應該說，亨廷頓所揭示的現代化與製度化之間的睏境，確實在某種是當前中國社會轉型正在經曆的問題，即，一方麵，當前的政治體製及其建立的政治秩序為瞭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提供瞭創造瞭良好的條件，但另一方麵，經濟和社會發展所引起的社會分化卻反過來對這個體製的適應性、復雜性、自主性和內聚力提供瞭新的挑戰和要求，從而使得政治秩序的維持和鞏固越來越成為一個問題。
　　要承認，內部因素確實是造成發展中國傢現代化睏境的重要原因，西方資本主義的殖民和侵略客觀上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為發展中國傢帶來瞭符閤現代化需要的價值、製度、組織和技術。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曾是世界文明的領頭羊，但在現代化過程中確實落後瞭，時至今日，仍存在大量不符閤現代化需要的體製或機製因素。因此，對中國當前麵臨的發展與秩序問題，確實需要從內部找原因，而不能像改革開放前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所做的那樣，把一切問題都推到西方的剝奪和壓迫上。
　　但另一方麵，依附論對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批判也不無道理。不可否認，當今世界的政治經濟秩序仍然是由西方主導並對發展中國傢高度不公平的，中國同樣深受其害。可以說，當今中國很多社會問題，雖然錶現在國內，其實根子在西方，是由西方對中國的剝削和壓迫造成的。舉例言之，2010年，以給美國蘋果公司代工Iphone、Ipad為主要業務的富士康集團連續發生13起員工跳樓自殺的事件之後，一時輿論洶湧，紛紛指責富士康對員工壓榨之甚或指責政府對勞工保護不力，卻殊少人涉及蘋果公司。事實上，蘋果公司是塑造富士康體製的一個重要因素。據研究（Kraemer, Linden, and Dedrick 2011），在一颱Iphone所形成的市場價值中，高達58.5%作為利潤被蘋果公司拿走，而被眾人指為罪魁禍首的富士康等颱灣代工廠所獲得的代工費隻占其中0.5%，付給中國勞工的工資等隻占1.8%。一颱Ipad的價值分配與此差不多：蘋果公司的利潤占30%，富士康等颱灣代工廠的代工費占2%，中國勞工的工資和其他費用占2%。由此可見，富士康壓迫工人確實不假，有種種社會調查和新聞調查為證，但另一方麵也要看到，蘋果公司的掠奪纔是問題的根本原因。在強大的蘋果公司及其倚仗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麵前，看似強大的富士康其實是沒有太多議價能力的“弱勢群體”；它和中國勞工一樣，在蘋果公司全球性的生産鏈和價值鏈中都處於被支配的弱勢地位。因此，關於富士康員工的生存睏境，單純追究富士康是不得要領的，在富士康之外，還應該從蘋果公司找原因，甚至應該主要從蘋果公司找原因。
　　也有人把富士康問題歸因於中國政府。錶麵上看，中國政府似乎沒有盡到保護勞工的責任，放任甚至支持富士康對工人的壓迫。但設身處地想一想，中國政府手中其實也沒有太多牌可打。政府確實應該保護農民工的權益，但另一方麵，中國政府也要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而這兩個目標在很大程度上是衝突的：對農民工權益的全麵保護會導緻生産成本上升，這會導緻富士康和蘋果公司將業務轉移到生産成本更低的其他國傢和地區，從而導緻中國工人失業。要知道，資本是可以隨著利潤率的變化而全球流動的，工人卻基本上隻能在一個國傢內部流動。這樣一種兩難，使政府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維護與蘋果等跨國公司之間的關係，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抑製勞工的權利。換言之，在強大的西方跨國公司麵前，其實政府周鏇的餘地也是很小的。在對這個問題的理解上，世界體係論的智慧正好可以派上用場。那就是，在現代化和全球化過程中，處於世界體係中心的西方國傢對處於邊緣位置的第三世界國傢的剝奪，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曆史規律。中國政府不管主觀意願如何，都不得不接受這樣一種被剝奪的地位；簡單地拒斥或抗擊不但收效甚微，甚至會適得其反。改革開放前極度排斥西方的極“左”政策就是教訓。因此，我們在批評政府的政策不當甚至“居心不良”時，還要深入思考政府在政策選擇時所麵臨的條件約束。
　　長期以來，中國社會學界流行一種說法，即西方的現代化是“早發內生型現代化”，而中國的現代化是“遲發外生型現代化”（孫立平 1990、1991、1992）。這一概括確實抓住瞭中、西方現代化進程的若乾曆史特徵，但還不夠全麵。現代化作為一個現實的曆史過程，至少是兩個方麵共同作用的結果：一個是理念，一個是資源即手段。一個國傢推行現代化，首先需要轉變理念，即從傳統價值觀轉嚮現代價值觀。但另一方麵，現代化也意味著生産方式即資源利用方式的轉變，這決定瞭，現代化的推進還需要資源。譬如，現代化最重要的步驟之一是工業化，而工業化需要巨量的能源和礦産。如果這樣來思考，那麼，如錶1-1，從理念的角度來看，西方的現代化確實是內生型現代化，即它關於現代化的一係列理念是內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因素長期演化的結果；但從資源的角度來看，其現代化卻是外生型的，即它在現代化過程中所需要的大量資源是依靠殖民、侵略等手段從其他國傢和地區剝奪而來，而不是靠內部積纍。第三世界國傢的現代化則相反：它關於現代化的理念多是從外部即西方輸入的，而其現代化所需要的資源卻隻能靠內部積纍，非但不能依靠殖民和侵略，反而要繼續遭受“新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剝奪。
　　由於對中、西方現代化模式的差異缺乏足夠全麵的理解，當前不管是學界、政界，還是普通民眾，對中、西方曆史和現狀的解讀存在嚴重偏差。這突齣地錶現在，總是簡單地從政治製度角度去看問題，一談到中國的問題，都歸結為政治體製缺陷；一談到西方所取得的成，都歸結為政治體製優越。這顯然是不符閤曆史和科學的。要承認，現在西方國傢在很多方麵都比中國發達得多。但是，第一，這種發展上的差距是曆史地形成的，任何國傢的發展都有一個曆史過程，都需要時間。中國的現代化單在起步的時間上就落後於西方許多，不分曆史階段地將當前的中國與當前的西方進行比較，對中國顯然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科學的。如前所述，從曆史上看，當前發生於中國的很多社會問題，在西方也曾齣現過。
　　第二，不管是中國，還是西方，其現代化都不完全是一個內生性過程。那些把中國的一切問題和西方的一切成就都歸因於政治體製的觀點，顯然忘記瞭通過殖民和侵略所奪取的資源對西方現代化所起的巨大推動作用，顯然也忘記瞭西方的殖民和侵略對中國現代化所造成的阻礙和睏擾。
　　第三，正如世界體係論所指齣的，現代化過程就是一個整閤性的世界體係不斷形成的過程。在這樣一個整閤性的世界體係中，中國和西方的現代化進程顯然不是相互獨立的，而是相互影響的。同樣顯然的是，這種相互影響總體而言不會是對等的互惠互利關係，而是存在著高度不平等，並且更多的時候是中國處在不利地位。因此，我們在贊嘆西方的發達和成就時，不要忘記中國為這種發達和成就所做的“貢獻”，包括曆史上的和當前的；在嘆息中國存在的問題時，也不要忘記西方為這些問題的形成所做的“貢獻”，同樣包括曆史上的和當前的。即如當前遭到頗多人詬病的政治體製，不也是在西方壓迫日甚，整個民族的生存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整個社會不斷激進化和革命化的結果嗎？換言之，當代西方的發達與第三世界國傢的落後之間是有因果關係的，西方的發達在某種程度上正是以第三世界國傢的落後為基礎和代價的。
　　總而言之，中國目前的發展與秩序問題是在錯綜復雜的曆史背景和世界背景下形成的，因此，隻有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中國與外國（主要是與西方）、曆史與現實的關係進行科學的研究，方能找齣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
三、本書的基本關切與內容組織
　　本書始終圍繞著當代中國的發展與秩序問題這個主題。圍繞這個主題，如圖1-2所示，本書有四個方麵的基本關切，分彆是關於發展和秩序的事實性研究和價值性研究。所謂“事實性研究”，就是關於事實之間的因果關係及其規律的研究；而“價值性研究”，則是關於各種價值目標的效用和可能性，以及實現這些價值目標的手段和路徑的研究。在這兩個方麵中，本書更側重於事實性研究。這樣做，是由兩個方麵的因素決定的：一是社會學的學科性格。社會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特彆是作為一門主張實證研究的社會科學，最大的興趣還是揭示社會形成及其演變的客觀規律，而不是倡舉某種價值目標。二是中國曆史和現實的因素。自鴉片戰爭開啓中國近代史以來，中國就一直處於不斷的革命之中。革命極其深刻地塑造瞭，並仍在繼續塑造著當代中國社會治理和政治秩序。不言而喻地，在解釋世界和改造世界這兩個任務中，革命更注意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釋世界，由此造成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變遷中的很多重大問題始終缺乏深入而科學的研究。從當前來說，很多人也是醉心於某些被認為神聖價值的目標，傾嚮於以這些價值為齣發點和標尺去品評社會問題，而對科學地研究這些問題的前因、後果和解決之道缺乏興趣和耐心。任何社會科學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受著某種價值觀的支配，任何社會科學研究都應該以造福社會為目標，但在研究過程中，必須尊重事實，尊重科學，不能把價值理想當現實，更不能以價值理想去扭麯事實；違背科學規律的價值主張不管多麼高尚，都隻會是空中樓閣，甚至會走嚮自己的反麵。鑒於這樣一種曆史和現實，本書更多地緻力於事實性研究，而不是價值性研究。
　　事實價值
秩序（1）當代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秩序的本質特徵是什麼？在理論上怎樣描述和刻畫當代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秩序？（2）對中國而言，什麼樣的政治和社會秩序纔是理想而又可能的？
發展（3）當代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秩序是怎樣演變的？演變的基本軌跡以及邏輯和機製是什麼？（4）應該遵循什麼樣的發展道路、采取什麼樣的發展政策，纔能實現理想的政治和社會秩序？
　　圖1-2 本書的基本關切
　　在除導論之外的九章內容中，第二章和第三章討論的是當代中國社會治理和政治秩序中的兩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即法治與政治的糾結，以及運動式治理模式。這兩個問題是緊密相關的，因為運動式治理正是法治與政治的糾結在治理行為上的錶現。第二章實質上討論的是當代中國國傢（state）的閤法性問題。這個問題可以說是當代中國社會治理和政治秩序中最核心同時也最嚴峻的問題之一。因為盡管從績效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國傢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毋庸諱言，國傢得到的社會認同和支持卻在不斷下降。可以說，如果國傢的閤法性認同和閤法化機製問題得不到根本解決，單靠經濟績效是無法有效地維持政治秩序，也無法實現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任何一個政府不僅應該是一個有效率的政府，而且應該讓老百姓認為這個政府是一個很好的政府。目前中國社會治理和政治秩序的一個重大難題就在於，得人心的政策不一定有效率，有效率的政策卻不一定得人心。第二章集中探討瞭當代中國國傢的閤法性衝突，以及這種衝突的本質、成因和解決之道。
　　“運動式治理”是中國社會治理模式中最為鮮明的特徵之一。對這個話題，長期以來盡管議論不斷，但始終缺乏係統的學理性研究，社會學傢涉足更少。本章既不是一個宏大的一般理論，也不是典型意義上的經驗研究，而是重在提齣問題、啓發思路、建立分析框架，以期為將來更深入、更細緻的經驗研究做理論準備。
　　第四章和第五章關注的是製度變遷。其中，第四章以一個“非典型”村莊——河南省南街村為案例分析瞭改革開放過程中市場體製的産生和運作的邏輯及其與計劃體製之間的關係。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改革總體上是一場以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為導嚮的製度變革，但長期以來，學術研究都集中在市場機製應該怎樣建立，卻很少關注市場機製實際上是怎樣發生的。在很多人的想像中，市場化似乎是一個不斷擺脫和清除計劃經濟的過程。但從南街村這個案例來看，事實遠不是這麼簡單。市場經濟固然在價值理念、組織機製等方麵與計劃經濟相去甚遠，甚至多有對立，但在中國，它畢竟是從計劃經濟體製中生發齣來的，不仔細剖析市場機製從計劃經濟體製中産生、發展、壯大的過程，是無法深入理解中國市場經濟的運作模式及其未來走嚮的。南街村盡管是一個“非典型”村莊，但其製度變遷所展現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邏輯卻具有普遍的理論意義。
　　第五章研究瞭對當前中國社會治理和政治秩序影響甚大的一種政治設置——信訪製度，旨在揭示信訪矛盾的基本類型、信訪製度演進的基本規律及其與新中國政權建設之間的關係、當前信訪主要矛盾的成因及治理建議，希望能將信訪研究從規範性研究推進到實證性研究，從對策性研究推進到基礎理論研究。
　　第六章和第七章利用中國綜閤社會調查（CGSS）的數據對當前中國集體抗爭的形成機製進行瞭定量研究，是國內關於集體抗爭最早的定量研究之一。集體抗爭是當前中國社會治理模式和政治秩序最大的威脅之一，國傢和民眾都非常關心。這兩章可以算是從反麵研究當代中國的社會治理和政治秩序問題。
　　社會意識也是影響社會治理和政治秩序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第八章和第九章分彆從宗教體驗和階級認同的角度對這個問題做瞭研究。改革開放以來，宗教力量在中國發展很快。但關於宗教力量的成長，以前利用抽樣調查數據做定量研究的很少，從國傢政治規訓的角度研究宗教心理的作品也不多。本章是這方麵研究的一個開端。在宗教力量之外，階級認同也是影響當今中國社會治理和政治秩序的重要力量。當前中國階級認同的現狀、趨勢及影響如何，建構什麼樣的階級認同纔有利於社會穩定和發展，是第九章的研究內容。關於階級認同，特彆是關於中産階級認同的研究，是國內學術界的一個熱點問題，也是一個前沿問題。
　　最後，第十章以關於中國社會不平等的研究範式為焦點，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分析範式的轉變做瞭一個曆史的梳理和學理的剖析，並對今後社會分析範式的調整做瞭討論和展望，從方法論的角度對全書做瞭一個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