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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方早报》周日文化副刊《上海书评》是目前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书评媒体之一，上海书评选萃系列为该刊五周年精选集，共有八本：《画可以怨》《穿透历史》《都是爱书的人》《国家与市场》《谁来决定我们是谁》《似是故书来》《兴衰之叹》《流言时代的赛先生》。艺术科学、苏东往事、藏书访书、经济社会、社科人文，你能想到的优秀作者，你能读到的优秀文章，尽在于此。《东方早报·上海书评：都是爱书的人》为《上海书评》五年来有关出版领域访谈和文章的精粹，汇聚了沈昌文、钱伯城、郝明义、俞晓群、企鹅老总马金森等诸多海内外出版界重量级元老，他们畅谈出版轶事，点评编辑艺术，解读畅销书的秘密，更有对书业未来的前瞻思索，所涉话题皆能引发爱书人的共鸣。
内容简介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都是爱书的人》汇聚了沈昌文、钱伯城、郝明义、俞晓群、企鹅老总马金森等诸多海内外出版界资深元老，他们或畅谈出版轶事，或点评编辑艺术，或分享读书心得；既有对往昔出版岁月的回顾和反思，也有对当下图书市场的解析和追问，更有对书业未来图景的勾画和前瞻。他们编书，出书，卖书，身份角色各有不同，但共同的，都是爱书的人。作者简介
沈昌文，1931年生于上海，江湖人称“沈公”。著名出版家，原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前主编，中国出版界和学术界的旗帜与灵魂人物。著有《阁楼人语》等。目录
沈昌文谈范用和他那辈出版人钱伯城谈八十年代出版热
林行止谈《信报》三十五年
陈昕谈图书市场与书价高低
黄育海谈民营出版
郝明义谈数字化时代的阅读
刘苏里谈书店的未来
企鹅老总谈出版业向何处去
罗伯特？西尔弗斯谈《纽约书评》
戈特利布谈编辑艺术
我的“《读书》十年”（吴彬）
她的周围，都是爱书的人（高林）
DK，死在“营销王”手上（俞晓群）
得了编辑病的那个家伙！（傅月庵）
“不能畅销，何必出书”（刘柠）
畅销书的秘密（陈一白）
阅读的春天在哪里（陈昕）
……
精彩书摘
沈昌文谈范用和他那辈出版人2010年9月14日，著名出版家、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读书》创始人范用先生逝世。而在之前的2004年，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读书》首任主编陈原先生作古。老一辈的出版人虽逐渐凋零，但是他们的风范依然值得后来的从业者记取。作为范用先生的继任者，沈昌文先生曾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主编多年，与范用、陈原等前辈都有密切的来往，他对这些往事的追忆，或多或少能让我们感受到中国出版业的艰难历程。
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范用先生是哪一年，在什么场合？当时他给您的印象如何？
沈昌文：我1951年3月从上海到北京进入人民出版社，大概在4月份就见到了范公。因为我在他的部门工作，我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期刊出版部的校对科做校对员。范公是期刊出版部主任，他是我的领导的领导。所以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51年4月初，在人民出版社所在的东总布胡同。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威严的领导同志。
您眼中的范用先生是一个怎样的出版家？
沈昌文：他的一生都是为了书籍尽心尽力，付出了很大的力量。我现在还是这个看法，没有改变。
现在我们知道，《读书》杂志是由范用、陈原、陈翰伯等老同志联合创办的，当年他们之间是如何配合工作的？
沈昌文：创办《读书》时，我没有参与。一年后，我才进编辑部。进去后我发现，范公虽在名义上不是最主要的，实际上他出力极多。这是他多年做事的特色，就是不愿出名，而是幕后组织和操控。例如创刊号李洪林的文章，标题“读书无禁区”是编辑部改的。我后来对媒体说是史枚先生改的。我有根据。因为我手里有当年留下的手稿，上面是史枚的笔迹。但后来范公对传媒说是他改的。我起初以为他弄错了，后来一想他是对的。他办事的特点就是幕后操纵。他一定对史说标题要改，史就改了。
但是，两位陈老那时也是对《读书》尽心竭力的。他们管大局。我手里有陈翰伯在创刊期间的批示，已在我的书里发表过了，大家看，老人家对这刊物多尽心。更不要说在创刊两周年时他主动亲自写的那篇《两周年告读者》了。陈原老人家单给我写的有关信件就有几十封。总之，要是把当年三位的合作比喻为一个公司的话，陈翰伯是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原是总工程师，范用是办公厅主任。
范用先生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时候，三联还只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个副牌。据说三联能独立，他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到1986年，三联书店从人民出版社分离出来后，第一任总经理却是您，而不是范用先生。
沈昌文：这我也很奇怪。我那时位卑职低，上层的事说不清。三联独立确实是范公大力办成的。他是独立的筹备小组组长。但到正式独立，1985年底，上面宣布他离休。可实际上他那时六十三岁，还不到六十五岁。也许那时政策规定六十岁以上不能新任命为领导。
不过那时下面也有一个传闻，说范公有一次去上面开会，居然同一位高层领导顶撞了起来，他公然说对方的水平只能搞总务工作，管不了文墨之事。这传闻自然不可信。至于提名我当总经理，范公对我说过，是他和倪子明同志一起提的。那是他多年后为了某事写信痛骂我时提到的，认为他后悔那时的提名。
您曾经说过，您一辈子受到范用先生的关照和提携，能具体说说吗？
沈昌文：在这里举一些印象深刻的例子。第一件是1951年我做校对员之后不久，犯了一个大错误。当时正在抗美援朝，我校对的《新华月报》校样中把“抗美援朝”排成了“援美抗朝”，我没有校出来。当时我还是初校。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他教育了我但并没有处分我，这是对我的关照。这是我参加革命出版工作之后犯的第一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1957年反右的时候，该年的上半年，人民出版社也因为内部的一些问题，群众意见纷纷。当时我也是群众，尽管我还没入党，但已经被提拔为社长秘书。我出于正义感，觉得应该对党内的问题发言，结果发表了一点意见，也在别人的有鼓动性的大字报上签了名。我对几位当年很积极的先生比较钦佩，其中一位是戴文葆。某天晚上，范公和我谈话，他告诉我第二天要开始反右，戴文葆要被点名批判，我应该及早表明态度。听了之后我知道情况有变化了，当天晚上就写了大字报和戴文葆划清界限，第二天早晨贴出来。那时范公是反右办公室主任，他把这个信息告诉我，让我首先揭发了戴。所以之后在讨论我的问题的时候，大家觉得沈昌文虽然有重大错误，但是在戴文葆的问题上是立了大功的，因此我的错误可以不划成右派。所以1957年组织上给我的结论是“中右”，不是“右派”，避免了以后去劳动改造。这两件事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
1953年底1954年初的时候，我离开了他的部门，做了总编辑的秘书。这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当时翻译了一些俄文的资料。那时年轻人中懂俄文并且能够翻译资料的并不多。我从他的部门调出来，当然他也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但具体的情况我并不太清楚。我在之后被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概他在其中出了不少力，但我本人并不太了解。
在办《读书》杂志之前，因为种种原因我正在考虑离开人民出版社，去商务印书馆。当时我是跟陈原提的。但是后来范公找到我说：“你不要去了，我和陈原商量了，你留下来成立一个三联书店编辑部，你来主持，并且负责《读书》杂志。”当时他起了什么作用我不太清楚。
他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可能他觉得我不成材，否认有这事。但是我记得很真切。我1960年入党，当时在党支部讨论时遭到很大的反对。我被认为走白专道路，在阶级斗争中表现不佳，可是他尤其是还有一位社领导王子野都很支持我，做我的入党介绍人，这我非常感谢。
但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范用先生跟您交恶，甚至绝交。您能谈谈是什么原因吗？
沈昌文：这个原因很复杂了。我想有三个原因。他尽管已经在1985年底离休了，由我来主持独立后三联的工作，但是他还是经常对我们的工作提意见、出主意、想办法。其中有很多意见很好，我也都执行了，可是有三方面的事情我没有做到，这可能引起了他很大的反感。第一个是他提出来要做的我不敢做。原因很简单，我必须考虑到我们的宣传方针、整个的大方向。举个例子来说，他不主张对作家的稿件进行删改，但我很喜欢删改，对这点他很反感。但当时我还不是主要的负责人，不便发表过多的意见。等到我成为主要负责人之后，我并没有按照他的方法进行，让他很反感。这个是我不敢按照他的办法做的。
第二个是我不善于按照他的路子走，特别是关于艺术、关于美、关于封面。他懂得书、懂得艺术，特别是关于书的装帧，在这方面不断地发表意见，而且一定要照改。到我主持工作之后，在这件事上经常阻止他，而他则认为我不懂美、不懂艺术。我的基本立场是站在美术家这一边，觉得他们怎么设计就怎么做；他喜欢干预，而且讲的话是比较凶的，如说“你不懂”、“你们怎么这么庸俗”等等。这个我也跟不上。我到现在对书的装帧，最能接受的是后来我在别的地方组织出版的《新世纪万有文库》。这样的水平，他当然绝对受不了。
第三个是我完全不想按照他的路子走。他在离休后还是经常跟作家约稿，而且把稿费等问题都谈定了，价钱都比较高。这个事情我讲实话是比较反感的。因此他代表三联书店约的稿件我退了一些。三联书店初创时期，经济非常困难。他的特点是完全不管经济。三联书店和人民出版社分家的时候，他只要了三十万块钱、一百来部稿子，以三联名义出版的翻译稿他一部都不要。其实已经出版的书都已有纸型，重印不需要多少本钱，而且当时翻译书的原著是不付版税的。但是他完全不管这些。他的理由也很难驳倒，就是说邹韬奋先生当年就是艰苦奋斗，你们要学习他。我主持工作时，没钱、没房子，经济非常困难。说实话，是靠别的三联书店的老前辈帮我借到钱的，那些老前辈有的是反对他的，跟他有矛盾，现在来支持我们。所以我的三个“不”——不敢、不会、不想——是和他有很大矛盾的，以至于他认为我是一个完全不够格的搞出版的人，所以和我绝交。后来有大量的言论骂我不成材，他也给我写信当面骂我，在信中也直说要把信抄送给党支部。
我也有受范公启发完成了他的理想，但是改变了他的方法。举个例子，他那时候很想恢复《生活》杂志，亲自编了《生活》杂志的试刊，打了报告要求出版。但是最后没有被批准，因为他要办的刊物的言论太激进了。等到我临退休以前想起这件事，觉得还是一件好事，又打了报告，最后办了《三联生活周刊》（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生活”两个字已经被哈尔滨的某个杂志用去了）。这本《三联生活周刊》一直办到了今天，我很高兴。这个启发应该是从范公那里来的，可是必须改变范公的思路。他听了这话也许会生气。其实现在的《三联生活周刊》确实是从他那个路子来的，但是加以改变，适合需要。他是老前辈了，以往我向他汇报工作都很难，比如我告诉他：“这样不行啊，上面不赞成。”他就会说：“上面的谁啊？你让他来找我。我做出版的时候他在哪里？！”
再举一个小例子。《读书》办了一些时候，他和一些老革命提倡要搞读书会。这自然是好事。他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在人民出版社就搞过读书会。我是那时在那些读书会上才知道《围城》的，借来读了大感兴趣。但是，我们搞了一阵读书会后，我发觉有些大学的党团组织对这种活动很警惕。那时，从电视上看到牡丹电视搞顾客服务活动，我受到了启发。我灵机一动，把我们的活动更名为“读书服务日”，对上面报告说我们搞的是产销合一，于是皆大欢喜。范公觉得他提出的活动在不断举办，也高兴。
当然，这种两全其美的好事不多，大多数都是让他烦心的。
不久前，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张惠卿先生发表了回忆范公的文章，其中提到范公的个性，我觉得可以帮助大家理解，文章中说：
他性格刚强、决断明快、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却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他认定要做的事，往往坚决果敢，全力以赴，一竿子插到底，非把它做好做完美不可。他办事能力较强，工作效率高。但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人，我发现他身上总脱不掉过去形成的某些习性，如我行我素，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喜欢独断独行，不习惯集体领导等等，常被人认为不太好和他合作共事。他还有一种“傲上”性格，对有些他看不惯的领导人他会躲开，不理他们，他很不喜欢官场那一套，发展到不愿和上级机关打交道。
其实他个性耿直，待人真诚，酷爱出书、编杂志，一心扑在工作上，几十年如一日。我和他多年来一直相处很好，因为我了解他，知道他的性格，也敬重他对事业的执著和认真，所以在工作上我尽力支持他配合他，让他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别人的书稿选题要集体论证通过，他策划的选题书稿则由他一人拍板决定，我们都不去干预。
您也曾说过，您对范公，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难道就因为他对您有恩，您就没想过要向他消除误解吗？
沈昌文：我没有想到要和他消除误解。向他解释过若干次，没效果，之后他还不断地给我写信来骂我。于是我想以后就没有必要再去解释了，我还是想办法销声匿迹吧。我在他面前躲开，甚至想离开三联书店。为此，在1991年1月20日，我专门写信给三联书店前辈徐雪寒同志。我说：“五六年以前，我曾满怀热情，参与筹建‘三联’。以后承揽全局工作，诚惶诚恐，力求实现理想。然而几年下来，我已完全幻灭，承认恢复‘三联’之举必不能在我手上完成。这中间，客观困难自不论。在主观上说，则无论老中青三者，均无法达致共识，是一重要原因。我是‘中’一辈，自应斡旋其间，促进调和谅解。然而因我本身姿态不高，亦因某些老同志要求过苛（恕我直说），使得裂痕越来越大。某些三联前辈对‘三联’出书和经营之指责，我已屡闻。这些看法，确实有理，切中肯綮。然而，在现在的情况下，大多做法是由于现实的需要而不得不尔。”“我自去年已还，憬然有悟，悉知底事之不可为，因已向新闻出版署坚决请辞。我在书面辞呈里明确提出，我的工作之最重要败笔，即为处理不好与‘三联’前辈的关系，而这对‘三联’这类老店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范用先生已去世，如果您还可以解释，您会说什么呢？
沈昌文：现在也不必解释了。本就没有公开的言论，但在给朋友的信中写了很多，我也不再解释。
您曾跟随陈翰伯、陈原、范公等老一辈出版家多年，他们的工作方式各异，或者异中也有同，您能介绍一下吗？
沈昌文：我跟陈原的关系特别熟，跟范公的矛盾可能一部分也在这儿。
他俩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住在楼上楼下的。他们两位领导之间可能有些隔阂，我也不太清楚。可是我一直跟着陈原，跟得很紧，一直到他去世。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得一直很愉快。我有兴趣的正是陈原的专长，他是外语专家，我特别喜欢外语。我在“三联”主持工作的时候，也是因为范公的关系，我著作稿很少管，主要负责翻译的书。比如范公和巴老关系挺好，要出巴老的书，我就只管出巴老翻译的书，巴老的著作我一点不插手，巴老翻译的书我出了很多。这个都跟陈原有很大的关系。在回忆录里我也提过，我们在一起经常讲三种语言：俄语、德语、世界语，他很喜欢用这三种语言，我也勉强会一些。
应该说陈翰伯、陈原、范公在出版路线上的主张是一致的，都是改革派。可是范公是主张顶着干，我没这个能力。陈原主张利用外国书来讲中国的事情，这个我配合得比较好，也很乐意做，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比如从巴金那里发现了房龙的著作《宽容》，第一版就印了十五万册，影响挺大。还有像《情爱论》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我本身比较内行。这和陈翰伯有密切的关系，他主张改革开放，他告诉我的办法就是从马恩和毛主席著作中去找题材。陈翰伯过去是《新华日报》的人，所以他非常了解毛主席对自由民主的发挥。我跟随他读了很多马列著作，也知道了马恩比如说在爱情问题上的观点，这些都促使我组织翻译了《情爱论》，一下子印了一百二十万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所以陈翰伯、陈原、范公是一个路子，可是方法不同。范公的路子我学不上，他要顶着干，我没有这个能耐。我只能够学习陈翰伯、陈原比较曲里拐弯的办法。可是三位的改革的思想，我都欣赏、佩服，而且认为是一个路子。所谓的异跟同就是这样，“同”都是改革派，“异”是方法截然不一样。陈翰伯，特别是陈原的办法我都欣赏。1954年我是陈原的秘书，这以后我不断和他来往，一直到他去世，我什么问题都向他请教。他或者用中国话和我说，或者用外国话和我说，让我获得了很大的启发，让我知道怎么做好工作。所以我也因此离范公更远了。范公我当然很尊敬，按组织系统的话说，我是属于他的。但是说实话，他的方法我做不到。
在他们那一辈老出版家身上，有哪些可贵的遗产应该好好继承的？
沈昌文：就是我刚才说的改革开放观念。他们的改革思路非常明确，有见解、有办法。他们的确是经过了深入的思考。我没有贬低三位中任何一位的企图，我说范公只是说我学不到。对于陈原，也没有特别抬高他的意思，仅仅只是我们两个的思路比较接近。
对年轻一代出版人，您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吗？
沈昌文：我没什么话，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我最近在寻找一些能真正沉下心来阅读的文本，而不是那些浮光掠影的碎片信息。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在喧嚣的城市里找到了一片可以独处的园林。它的叙事风格非常舒展，仿佛作者并不急于把你拉到某个高潮点，而是耐心地引领你走过每一个细微的观察和思考的路径。读起来，我常常会停下来，不是因为看不懂，而是因为某个句子或某个观点触动了我内心深处某个柔软的地方，需要时间去消化和回味。这种阅读体验是极其奢侈的，它强迫你慢下来，去重新审视那些你以为自己已经了解透彻的概念。它没有那种刻意的煽情，一切情感的流露都极其自然，像是老友间的促膝长谈，真诚而克制。每次读完一个小章节，都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仿佛刚刚品尝完一杯上好的清茶，余韵悠长，久久不散。
评分坦率地说，我对这类带有“评论”性质的书籍通常抱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总担心会陷入故作高深的泥潭。但这本书完全没有给我这种感觉。它的专业性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对文本的拆解还是对时代背景的梳理，都显示出扎实的学养。然而，最难得的是，它做到了“雅俗共赏”的平衡点。作者的笔触是犀利且精准的，但他绝非高高在上的评判者，更像是一个带着热情的引路人，用清晰易懂的语言，将复杂的思想脉络一一呈现。我尤其欣赏它在讨论一些经典著作时所展现出的那种“同理心”，没有急于否定或全盘接受，而是站在创作者和读者的多重角度进行深入剖析。这使得即便是初涉该领域的新手，也能轻松跟上节奏，而资深研究者也能从中发现新的启发点，这份包容性非常难得。
评分这本书的知识密度实在惊人，但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它那种跨越学科的连接能力。它不是孤立地谈论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位作家，而是巧妙地将文学、历史、社会思潮甚至是一些艺术现象编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张巨大的知识网。你读到关于一个作家的分析，下一秒可能就跳转到了当时社会制度的变迁，然后又回扣到文本中的某个象征符号。这种跳跃并非杂乱无章，反而有一种内在的逻辑牵引着你前进。我感觉自己像是在一个巨大的图书馆里进行一场寻宝游戏，每找到一个关键的知识点，都会带来巨大的满足感。这种结构安排，极大地拓宽了我的思维边界，让我意识到很多看似无关的事物其实是相互渗透、彼此滋养的，读完之后，看世界的方式都变得立体和多维了。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真是让人眼前一亮，那种沉甸甸的质感，拿到手里就不舍得放下。封面那种略带复古感的排版，和内文的纸张选择搭配得恰到好处，散发着一种安静的知识气息。我特别喜欢它那种不张扬的内敛美，不像有些书那样花里胡哨，而是专注于内容本身带来的力量。每一次翻阅，都能感受到排版者对文字的敬意，字里行间没有多余的留白，却也不会让人感到拥挤，节奏感拿捏得极妙。尤其是那些引文和注释部分的字体处理，细微之处彰显功力。初次接触这套书，纯粹是被它那种对阅读本身的虔诚态度所吸引。它不像是一个快消品，更像是一件值得珍藏的工艺品，让人忍不住想把它摆在书架最显眼的位置，时不时地去摩挲一下，感受那种油墨与纸张混合的独特芬芳。这种对实体书的尊重，在如今这个电子阅读盛行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和难得。
评分我通常不太会主动去购买“书评集”类的书籍，总觉得它们缺少独立的生命力。但《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这个品牌本身就带有某种独特的地域文化气质，吸引了我。这本书读下来，我体会到了一种鲜活的、正在呼吸的文化现场感。它记录的不仅仅是过去的经典，更是当下知识界正在发生的热烈讨论和深度思考。那些文字里带着一种上海特有的那种既海派又精致的思辨味道，既有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敬意，又不乏对现代性议题的锐利捕捉。它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特定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面貌和他们的关切所在。对于想要了解近二十年来中国严肃阅读生态是如何演进的人来说，这本书无疑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切片样本，它记录了时代的脉搏，也留下了许多值得后人反复咀嚼的真知灼见。
评分（1）泛读
评分古人云：“不动笔墨不读书”，俗语也有“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之说。读书与作摘录、记心得、写文章结合起来，手脑共用，不仅能积累大量的材料，而且能有效地提高写作水平，并且能增强阅读能力，将知识转化为技能和技巧。
评分非常满意! 纵观中国古今, 横看世界各国, 有哪一位名人不酷爱读书? 又有哪一个不爱读书的人获的了成功? 读书学习, 其好处之多, 是无法用语言所能表达完全的。唯有勤读多读, 置身于书中的人, 方能体验其中的乐趣和奥妙。一 “最优秀的书籍是一种由高贵的语言和闪光的思想所构成的财富, 为人类所铭记, 所珍惜, 是我们永恒的伴侣和慰藉。……书籍把我们介绍给良师益友, 使我们认识迄今为止人类最伟大的灵魂。”（[英] 塞缪尔.斯迈尔）。“读一本好书, 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德] 歌德）。因此, 坚持不懈地读书学习,便会懂得人生的真谛, 充满对美好生活和光明未来的热爱和想往; 就会树立远大的理想和崇高的奋斗目标, 因而就会有终生不衰的前进动力; 就会使我们的精神世界得到充实, 思想境界得到提高, 道德情操得到陶冶, 从而使我们的一切言行皆能有益于社会, 有益于人类, 我们自己也就成为受人欢迎和尊敬的人, 成为社会有用的一员。 “生活最大的危险是一个空虚的心灵, 正象一所空屋子一样, 容易被罪恶钻进来, 好的书, 是最好的保障。”（葛劳德）。在我们的现实社会里, 有没有心灵空虚的人? 回答是肯定的。这些人自己也明白, 但就是不知道怎样解脱。那么, 就读书吧, 学习吧, 向一切伟大的人学习, 向一切正义的东西学习, 同正直的人们融为一体, 充分估价社会的光明面, 正确对待社会的阴暗面, 将主要精力投入工作中去。这样, 自然就会充实起来。 二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生活里没有书籍, 就好象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 就好象鸟儿没有翅膀。”（[英] 莎士比亚）。“一本新书象一艘船, 带领着我们从狭隘的地方, 驶向生活的无限广阔的海洋。”（[瑞士] 凯勒）。“不读书就没有真正的学问,没有也不可能有欣赏能力、文采和广博的见识。……不读书的人就不是一个完人。”（[俄] 赫尔岑）。多读书, 可以开阔视野, 增长见识, 启迪智慧, 可以使自己在工作中有所创造, 有所成就; 多读书, 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宝库, 进一步懂得生活, 可以提高自己的文采和对艺术的欣赏能力, 可以变“下里巴人”为“阳春白雪”, 从而使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多采 “读史使人明智, 读诗使人灵秀, 数学使人周密, 科学使人深刻, 伦理学使人庄重, 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 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英] 培根）在我们国家还有很多孩子连最基本的教育都没办法享受的。 所以，你现在不需要总结，随着年龄的成长，你会明白的，还是有时间多学习一下!
评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评分“不能畅销，何必出书”（刘柠）
评分刘苏里谈书店的未来
评分陈昕谈图书市场与书价高低
评分这是一种跳跃式的读书方法。可以把书中无关紧要的内容放在一边，抓住书的筋骨脉络阅读，重点掌握各个段落的观点。有时读书遇到疑问处，反复思考不得其解时，也可以跳过去，向后继续读，就可前后贯通了。
评分（4）跳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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