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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 著

图书标签:

• 中国历史
• 通史
• 历史
• 简明
• 文化
• 教育
• 教材
• 普及
• 古代史
• 近代史

出版社： 化学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22184597

版次：1

商品编码：11425139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32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100年来完整的中国大历史
　　重印上百次，黄仁宇、钱穆、柏杨、易中天推崇备至

　　

　　从20 世纪初至今，中国通史的编著和写作经历了集中的高产期，再到如今各类通史著作的重新整理出版——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 看来，其中较好的有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钱穆的《国史大纲》等。吕先生治学严谨，对中国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尤其得当时风气之先，独辟蹊径，着重从“文化”的视角梳理我国的“典章制度”，以及对中国的历史“理乱兴亡”，乃成此书之独特。要从琐细繁复的史料中梳理出明晰的头绪——没有特别大的阅读量不能办，没有比较鉴别的功力更不易跳出“深井”。由于先生此前己稔熟于旧史典籍，“以阅读二十四史为日课……先后把二十四史阅读了三遍”，厚积薄发，且提炼更趋精粹——无论是精心发掘史籍中社会各项制度的变迁情节，还是把握制度的细微变化，理清历史、社会、生活各方面来有因、去留迹的变迁路向，总结出贯通古今、涉及全方位的变化沿革，均有不同凡响之处。

　　

内容简介

　　

　　《简明中国通史》是吕思勉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为适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历史学通俗读物。一经出版，颇受读者们的欢迎，曾数次重印。吕思勉是史学界公认的旧籍读得多的一位学者，二十四史通读数遍，为学界同人传为美谈。他是易中天推崇的史学大师，是钱穆敬重的授业恩师，国学基础深厚，治史意趣生动。
　　《简明中国通史》渗透着吕思勉用新方法、新思想来整理旧国故的精神。潭其骧称吕思勉“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严耕望称吕思勉的治史是“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这也是本书的主要特色。顾颉刚评价本书“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新的纪元”。

作者简介

　　吕思勉（1884—1957），江苏武进人，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与陈寅恪、陈垣、钱穆一同被后人推重为“史学四大家”。曾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吕思勉）先生之于书几无所不读，虽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

　　★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历史学家严耕望

　　★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易犯的毛病，是条例史实，缺乏见解，……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
　　　　——历史、民俗学家顾颉刚

目录

第一讲 中国民族的由来/010
第二讲 中国史的年代/015
第三讲 古代的开化/018
第四讲 夏殷西周的事迹/027
第五讲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034
第六讲 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041
第七讲 古代社会的综述/045
第八讲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049
第九讲 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053
第十讲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060
第十一讲 前汉的衰亡/067
第十二讲 新室的兴亡/070
第十三讲 后汉的盛衰/074
第十四讲 后汉的分裂和三国/080
第十五讲 晋初的形势/084
第十六讲 五胡之乱( 上)/088
第十七讲 五胡之乱( 下)/092
第十八讲 南北朝的始末/096
第十九讲 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103
第二十讲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106
第二十一讲 唐朝的中衰/110
第二十二讲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115
第二十三讲 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120
第二十四讲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127
第二十五讲 北宋的积弱/131
第二十六讲 南宋恢复的无成/137
第二十七讲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144
第二十八讲 汉族的光复事业/151
第二十九讲 明朝的盛衰/156
第三十讲 明清的兴亡/163
第三十一讲 清代的盛衰/169
第三十二讲 中西初期的交涉/175
第三十三讲 汉族的光复运动/182
第三十四讲 清朝的衰乱/188
第三十五讲 清朝的覆亡/196
第三十六讲 革命途中的中国/203

精彩书摘

　　第一讲
　　中国民族的由来
　　社会是整个的，作起文化史来，分门别类，不过是我们分从各方面观察，讲到最后的目的，原是要集合各方面，以说明一个社会的盛衰，即其循着曲线进化的状况的。但是这件事很不容易。史事亡失的多了，我们现在，对于各方面，所知道的多很模糊( 不但古代史籍缺乏之时，即至后世，史籍号称完备，然我们所要知道的事，仍很缺乏而多伪误。用现代新史学的眼光看起来，现在人类对于过去的知识，实在是很贫乏的)，贸贸然据不完不备的材料，来说明一时代的盛衰，往往易流于武断。而且从中学到大学，永远是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的，将各时代的事情，复述一遍，虽然详略不同，而看法失之单纯，亦难于引起兴趣。所以我这部书，变换一个方法，下册依文化的项目，把历代的情形，加以叙述，这一册依据时代，略述历代的盛衰。读者在读这一册时，对于历代的社会状况，阅读下册就会略有所知，则涉及时措辞可以从略，不至有头绪纷繁之苦；而于历代盛衰的原因，亦更易于明了了。
　　叙述历代的盛衰，此即向来所谓政治史。中国从前的历史，所以被人讥诮为帝王的家谱，为相斫书，都由其偏重这一方面之故。然而矫枉过正，以为这一方面，可以视为无足重轻，也是不对的。现在的人民，正和生物在进化的中途需要外骨保护一样。这话怎样说呢? 世界尚未臻于大同之境，人类不能免于彼此对立，就不免要靠着武力或者别种力量互相剥削。在一个团体之内，虽然有更高的权力，以评判其是非曲直，而制止其不正当的竞争，在各个团体之间，却至今还没有，到被外力侵犯之时，即不得不以强力自卫，此团体即所谓国家。一个国家之中，总包含着许多目的简单，有意用人力组成的团体，如实业团体、文化团体等都是。此等团体，和别一个国家内性质相同的团体，是用不着分界限的，能合作固好，能合并则更好。无如世界上现在还有用强力压迫人家，掠夺人家的事情，我们没有组织，就要受到人家的压迫、掠夺，而浸至无以自存了。这是现今时代国家所以重要的原因。世界上的人多着呢? 为什么有些人能合组一个国家，有些人却要分做两国呢?这个原因，最重要的，就是民族的异同，而民族的根柢，则为文化。世界文化的发达，其无形的目的，总是向着大同之路走的，但非一蹴可就。未能至于大同之时，则文化相同的人民可以结为一体，通力合作，以共御外侮；文化不相同的则不能然，此即民族国家形成的原理。在现今世界上，非民族的国家固多，然总不甚稳固。其内部能平和相处，强大民族承认弱小民族自决权利的还好，其不然的，往往演成极激烈的争斗；而一民族强被分割的，亦必出死力以求其合，这是世界史上数见不鲜的事。所以民族国家，在现今，实在是一个最重要的组织。若干人民，其文化能互相融和而成为一个民族，一个民族而能建立一个强固的国家，都是很不容易的事。苟其能之，则这一个国家，就是这一个民族在今日世界上所以自卫，而对世界的进化尽更大的责任的良好工具了。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国家，这是无待于言的。一个大民族，固然总是融合许多小民族而成，然其中亦必有一主体。为中国民族主体的，无疑是汉族了。汉族的由来，在从前是很少有人提及的。这是因为从前人地理知识的浅薄，不知道中国以外还有许多地方之故。至于记载邃古的时代，自然是没有的。后来虽然有了，然距邃古的时代业已很远，又为神话的外衣所蒙蔽。一个民族不能自知其最古的历史，正和一个人不能自知其极小时候的情形一样。如其开化较晚，而其邻近有先进的民族，这一个民族的古史，原可借那一个民族而流传，中国却又无有。那么，中国民族最古的情形，自然无从知道了。直至最近，中国民族的由来，才有人加以考究，而其初还是西人，到后来，中国人才渐加注意。从前最占势力的是“西来说”，即说中国民族，自西方高地而来。其中尤被人相信的，为中国民族来自黄河上源昆仑山之说。此所谓黄河上源，乃指今新疆的于阗河；所谓昆仑山，即指于阗河上源之山。这是因为：一、中国的开化，起于黄河流域；二、汉武帝时，汉使穷河源，说河源出于于阗。《史记·大宛列传》说，天子案古图书，河源出于昆仑。后人因汉代去古未远，相信武帝所案，必非无据之故。其实黄河上源，明明不出于阗。若说于阗河伏流地下，南出而为黄河上源，则为地势所不容，明明是个曲说。而昆仑的地名，在古书里也是很神秘的，并不能实指其处，这只要看《楚辞》的《招魂》、《淮南子》的《地形训》和《山海经》便知。所以以汉族开化起于黄河流域，而疑其来自黄河上源，因此而信今新疆西南部的山为汉族发祥之地，根据实在很薄弱。这一说，在旧时诸说中，是最有故书雅记作根据的，而犹如此，其他更不必论了。
　　范昧的古史，虽然可以追溯至数千年以上，然较诸民族的缘起，则是远后的。所以追求民族的起源，实当求之于考古学，而不当求之于历史。考古学在中国，是到最近才略见曙光的。其所发现的人类，最古的是1903 年河北房山县周口店所发现的北京人[Peking Man。按此名为安特生所名，协和医学院解剖学教授步达生(Davidson Black) 名之为Sinanthropus Pekinensis，叶为耽名之曰震旦人，见所著《震旦人与周口店文化》，商务印书馆本]。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其时约距今四十万年。其和中国人有无关系，殊不可知，不过因此而知东方亦是很古的人类起源之地罢了。其和历史时代可以连接的，则为民国十年辽宁锦西沙锅屯，河南渑池仰韶村，及十二三年甘肃临夏、宁定、民勤，青海贵德及青海沿岸所发现的彩色陶器，和俄属土耳其斯单所发现的酷相似。考古家安特生(J.G.Andersson) 因谓中国民族，实自中亚经新疆、甘肃而来。但彩陶起自巴比仑，事在公元前3500 年，传至小亚细亚，约在公元前2500 年至前2000 年，传至古希腊，则在前2000 年至前1000 年，俄属土耳其斯单早有铜器，河南、甘肃、青海之初期则无之，其时必在公元2500 年之前，何以传播能如是之速? 制铜之术，又何以不与制陶并传? 斯坦因(Sir Aurel Stein) 在新疆考古，所得汉、唐遗物极多，而先秦之物，则绝无所得，可见中国文化在先秦世实尚未行于西北，安特生之说，似不足信了( 此说据金兆梓《中国人种及文化由来》，见《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二期)。民国十九年以后，山东历城的城子崖，滕县的安上村，都发现了黑色陶器。江苏武进的奄城，金山的戚家墩，吴县的磨盘山、黄壁山，浙江杭县的古荡、良渚，吴兴的钱山漾，嘉兴的双栖，平湖的乍浦，海盐的澉浦，亦得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其中杭县的黑陶，颇与山东相类。又河域所得陶器，皆为条纹及席纹；南京、江、浙和山东邹县，福建武平，辽宁金县貔子窝及香港的陶器，则其文理为几何形。又山东、辽宁有有孔石斧，朝鲜、日本有有孔石厨刀，福建厦门、武平有有沟石锛，南洋群岛有有沟石斧，大洋洲木器所刻动物形，有的和中国铜器上的动物相像。北美阿拉斯加的土器，也有和中国相像的。然则中国沿海一带，实自有其文化。据民国十七年以后中央研究院在河南所发掘，安阳的侯家庄，濬县的大赉店，兼有彩色、黑色两种陶器，而安阳县北的小屯村，即1898、1899 年发现甲骨文字之处，世人称为“殷墟”的，亦有几何纹的陶器。又江、浙石器中，有戈、矛及钺，河域唯殷墟有之。鬲为中国所独有，为鼎之前身，辽东最多，仰韶亦有之，甘肃、青海，则至后期才有。然则中国文化，在有史以前，似分东、西两系。东系以黑陶为代表，西系以彩陶为代表，而河南为其交会之地。彩陶为西方文化东渐的，代表中国固有的文化的，实为黑陶。试以古代文化现象证之：一、“国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而鱼鳖则为常食。
　　二、衣服材料，以麻、丝为主，裁制极其宽博。三、古代的人民，是巢居或湖居的。四、其货币多用贝。五、在宗教上又颇敬畏龙蛇。皆足证其文化起于东南沿海之处；彩陶文化之为外铄，似无疑义了。在古代，亚洲东方的民族，似可分为三系，而其处置头发的方法，恰可为其代表，这是一件极有趣味的事，即北族辫发、南族断发、中原冠带。《尔雅·释言》说：“齐，中也。”《释地》说：“自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北戴斗极为空同，东至日所出为大平，西至日所入为大蒙。”“齐”即今之“脐”字，本有“中央”之义。古代的民族，总是以自己所居之地为中心的，齐州为汉族发祥之地，可无疑义了。然则齐州究在何处呢? 我们固不敢断言其即后来的齐国，然亦必与之相近。又《尔雅·释地》说“中有岱岳”，而泰山为古代祭天之处，亦必和我民族起源之地有关。文化的发展，总是起于大河下流的，埃及和小亚细亚即其明证。与其说中国文化起于黄河上流，不如说其起于黄河下流的切于事情了。近来有些人，窥见此中消息，却又不知中国和南族之别，甚有以为中国人即是南族的，这个也不对。南族的特征是断发文身，“断发”即我国古代的髡刑，“文身”则是古代的黥刑。以南族的装饰为刑，可见其曾与南族相争斗，而以其俘虏为奴隶。近代的考古学，证明长城以北的古物，可分为三类：一、打制石器，其遗迹西起新疆，东至东三省，而限于西辽河、松花江以北，环绕着沙漠。二、细石器，限于兴安岭以西。与之相伴的遗物，有类似北欧及西伯利亚的，亦有类似中欧及西南亚的，两者均系狩猎或畜牧民族所为。三、磨制石器，北至黑龙江昂昂溪，东至朝鲜北境，则系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所为，其遗物多与有孔石斧及类鬲的土器并存，与山东龙口所得的土器极相似。可见我国民族，自古即介居南北两民族之间，而为东方文化的主干了( 步达生言仰韶村、沙锅屯的遗骸，与今华北人同，日本清野谦次亦谓貔子窝遗骸，与仰韶村遗骸极相似)。

　　……

前言/序言

《帝国兴衰的千年回响：一部另辟蹊径的中国历史考察》 作者： 历史学研究者集体 出版社： 鸿儒文苑 装帧： 精装，附全彩地图集 --- 内容提要 本书并非一部传统意义上的断代史或编年史，它摒弃了以王朝更迭为主线的叙事模式，转而聚焦于中国历史长河中那些结构性、制度性以及文化观念的深层演变。我们试图探寻的是，在数千年历史的表象之下，驱动中国社会运行、塑造其独特性的那些不易察觉的底层逻辑与永恒母题。 全书共分为六大部分，跨越从史前文明的肇始到近现代转型的漫长时空，但其核心关注点在于“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我们力求以一种微观到宏观、由个体经验上升至整体结构的分析方法，剖析那些被主流通史叙述常常忽略的侧面，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中国历史复杂性的全新视角。 --- 第一部：早期文明的“权力原型”与“秩序构建” (约公元前21世纪前 - 公元前221年) 本部分深入探讨先秦时期，中国政治与社会秩序的最初形态与核心精神的奠基。我们不满足于罗列夏商周的更迭，而是着重分析以下几个方面： 一、礼乐制度的社会工程学： 详细考察周代“礼”的概念如何超越宗教仪式，成为一种社会分层、资源分配和权力合法性的技术工具。我们将比对《周礼》与后世官僚体系中“符节”和“仪轨”的关联，揭示其在维护等级秩序上的实用性。 二、宗法血缘与国家机器的胚胎： 分析宗法制度如何在中原早期政治中扮演“准国家”的角色，以及它在秦统一后，如何被转化为郡县制下的人口控制和资源动员系统的文化基础。 三、思想领域的“专业化”： 考察诸子百家并非孤立的思想流派，而是针对早期政治危机和城市化压力所产生的不同“职业规划书”。例如，法家的“术”与兵家的“势”，如何体现了对权力运作效率的极致追求，而非单纯的道德说教。特别是对“天下”观念的形成过程进行哲学溯源，探讨其如何从地理概念演变为一种政治伦理。 --- 第二部：大一统模式的“技术适应性”与“边界困境” (公元前221年 - 公元220年) 本章的核心议题是秦汉如何成功创建并初步巩固了超大规模的中央集权帝国模式，以及这种模式固有的内生张力。 一、盐铁的权力固化： 重点研究汉武帝时期对国家专营制度的强化，分析其对财政权、军事权与地方士绅权力三者间动态平衡的影响。我们认为，专营制度是中央集权能够长期维持的经济“基石”，而非简单的税收手段。 二、漕运与地理的博弈： 详细分析黄河、长江水系的治理史，将其视为中央权力对地理环境施加控制的“大型工程学”实践。漕运体系的效率直接决定了长安或洛阳的政治寿命，这是中央权力对遥远腹地实施有效统治的生命线。 三、边疆的“内卷化”： 考察汉代对匈奴的军事策略，侧重分析军事投入对内部资源分配的挤压效应。边防的压力如何驱动了中央对户籍、劳役的更严密管理，以及这种管理最终如何反噬中央自身的稳定性。 --- 第三部：转型期的“碎片化治理”与“民间信仰的重构” (公元220年 - 公元589年)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缓冲期”。本书不着重于介绍十六国纷争，而是深入分析权力真空期内，社会如何自我修复与重塑。 一、士族的“地方化”策略： 研究士族门阀如何利用玄学清谈、文化声望和对特定土地的控制，在中央权力衰弱时，构建起具有半独立性质的“次级权力中心”。这一时期的士族，是古代中国“软权力”运作的典范。 二、佛教的“本土化渗透”： 佛教的传入并非仅仅是宗教的更迭，而是对本土儒家伦理体系的有力补充。分析佛教如何通过因果报应、孝道变异和寺院经济，填补了战乱时代国家伦理的空白，成为维系基层社会稳定的新型“精神契约”。 三、坞堡的“微观政治体”： 对南北朝时期坞堡聚落的形成和防御机制进行社会学考察，将其视为在中央失能时，地方社会为求生存而自发构建的小型、高自洽性的政治共同体。 --- 第四部：官僚体系的“精细化运作”与“人力资源管理” (公元589年 - 公元1368年) 隋唐宋三代的成就，体现在其对前代松散的治理结构进行了彻底的“技术升级”。 一、科举制的“人才流量控制”： 深入解析科举制度的演变，将其视为中央政府对精英阶层进行“吸纳、驯化与分流”的复杂人事管理系统。重点研究唐代进士科与明清八股文的区别，后者如何将思想的“多元性”降维到“一致性”。 二、唐代的财政“分权”与宋代的“文官制”： 比较唐代中晚期藩镇割据的财政基础（土地与盐铁）与宋代“强干弱枝”的理财模式（商业税与文官对军队的控制）。宋朝的繁荣，是以牺牲军事扩张能力为代价，换取内部官僚体系精细化运作的平衡结果。 三、城市经济的“非国家化”： 探讨唐宋时期坊市制度的瓦解，商业活动如何突破国家的物理管制。分析出现了新的财富阶层（如宋代的商人和行会），以及这批人如何通过间接税收和“助纳”行为，参与到国家财政结构中，而无需进入传统官僚体系。 --- 第五部：帝国晚期的“内向性强化”与“社会惰性” (公元1368年 - 公元1840年)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帝国模式达到了结构上的稳定顶点，同时也孕育了体制僵化的倾向。 一、“皇权与士绅”的共生联盟： 考察明初的卫所制瓦解后，地主士绅如何重新占据了农村的经济和政治主导地位。研究国家如何通过赋役黄册、里甲制度等工具，试图直接管理农民，但最终仍须依赖地方士绅的“间接治理”。 二、清代疆域的“多重认同”： 分析清朝统治者如何巧妙地利用满洲的军事优势、儒家的文化正统以及西藏、蒙古的宗教纽带，构建了一个在地理上空前广阔，但在文化整合上采取“分层管理”的新型帝国。 三、人口压力与“内卷化”的经济表现： 详细剖析人地矛盾在清中叶的尖锐化，探讨这如何导致农业技术的提升趋于停滞，以及社会矛盾从政治对抗转向生存空间竞争（如秘密结社的兴起）。 --- 第六部：传统治理模式在“冲击下”的结构性断裂 (公元1840年以后) 本书的收尾部分并非叙述近代史事件，而是将前五部所建立的分析框架，应用于考察传统帝国结构在遭遇西方工业文明冲击时的“应激反应”与“系统性崩溃”。 一、财政系统的失灵： 分析战争赔款和新税种的引入，如何彻底摧毁了基于传统土地评估和人头统计的清代财政体系，导致中央财政信用体系的全面瓦解。 二、教育与选拔机制的“无效化”： 研究旧式教育体系在面对“西学”挑战时，如何从社会精英选拔工具迅速转变为阻碍现代转型的文化壁垒，以及它在政治合法性上的崩溃过程。 三、权力“下沉”与“失控”的张力： 考察晚清“地方团练”和民国时期军阀的崛起，揭示中央权力在面对外部冲击时，不得不向地方经济和军事力量授权与让渡的过程，这是中央集权模式在转型期表现出的最后、也是最致命的结构性特征。 --- 总结 《帝国兴衰的千年回响》致力于揭示中国历史的“不变的变量”：对中央权威的极端依赖、对官僚体系的无限信任、对农业基础的结构性关注，以及在权力更迭中对“旧有秩序”的文化性回归倾向。本书旨在提供一套深度解析中国历史“如何成为它现在这样”的分析工具，而非仅仅记录“发生了什么”的流水账。它适合对历史的深层结构和文明演化规律感兴趣的严肃读者。

评分☆☆☆☆☆

坦白说，《东方世界的塑造者》这本书读起来有点“烧脑”，但绝对是物超所值。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关于“制度的惯性”如何制约了中国历史的转型潜力。作者采用了比较历史学的路径，将中国与同期欧洲或西亚的文明进行了对比，重点分析了科举制度在巩固精英阶层垄断权的同时，如何无意中抑制了自发性的技术创新和商业阶层的崛起。书中对明清时期“内卷化”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了深入的量化分析，展示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社会压力如何被导向内部竞争而非外部扩张。这本书的语言风格非常学术化，充满了严谨的定义和复杂的模型推导，初读可能会感到吃力，但一旦进入作者的逻辑体系，便会发现其论证的强大力量。它不是一本轻松的读物，更像是一份需要认真研读的学术报告，适合对政治经济史和制度变迁理论感兴趣的深度读者。

评分☆☆☆☆☆

接触《帝国兴衰的密码》这本书，完全是一次对传统历史叙事的颠覆。这本书的作者似乎对“大历史”有一种近乎痴迷的偏爱，他用气候变迁、人口压力和技术迭代这些宏观变量，来解释朝代的兴衰更替。书中对宋元时期商业革命的探讨令人耳目一新，它不再将宋代的繁荣仅仅归结为统治者的开明，而是将其置于全球贸易网络初期的背景下进行考察，论证了“海上丝绸之路”对宋代财政收入和技术创新的决定性影响。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对“长时段”的把握，他能将唐朝中期的藩镇割据问题，追溯到隋唐大运河的修建及其对地方经济重心的永久性转移，这种跨越数百年的因果链条的梳理，展现了极高的史学功力。阅读体验是震撼的，它迫使我跳出线性思维，用更具系统论的眼光去审视那些看似孤立的历史事件。对于那些对历史的根本动力感到好奇，厌倦了传统教科书式叙述的读者，这本书无疑是一剂猛药。

评分☆☆☆☆☆

我最近翻阅的《华夏文明的韧性》这本书，其文笔之优美，简直可以直接拿来当散文读。它没有过分追求史实的精确到年份，而是专注于描绘特定历史时期下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图景和精神世界。作者擅长捕捉细节，比如对明代江南市镇日常的描述，那些关于工匠行会、民间信仰和地方戏曲的片段，鲜活得仿佛能闻到空气中的市井气息。书中用了大量篇幅来探讨儒家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适应性变形”，比如宋代理学如何被引入家族教育体系，并最终固化为社会行为准则。这种“自下而上”的视角，让我看到了历史不仅仅是宫廷里的博弈，更是无数平凡人的选择和坚守的总和。全书的行文节奏舒缓而富有韵律感，读起来非常享受，有一种在历史长河中漫步的沉浸感。它不提供标准答案，而是抛出更精致的问题，引导读者去感受历史的温度。

评分☆☆☆☆☆

我刚看完的《从黄河到长江：区域文化融合史》是一本让人耳目一新的地域史著作。这本书的精彩之处在于，它完全打破了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传统地理叙事。作者巧妙地将中国历史视为一系列区域文化体相互渗透、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它详尽地描绘了岭南文化在宋代商业化浪潮中如何吸收外来影响并形成自身独特的商业精神，以及巴蜀地区在唐宋时期如何凭借其地理屏障实现了文化上的“守正出新”。书中对不同区域的饮食、建筑风格、乃至方言演变中蕴含的文化密码的解读，细腻而充满洞察力。这种“多中心”的历史观，极大地丰富了我对“何为中国”的理解。它让我意识到，即便是中央集权的强大王朝，其统治基础和文化内核也深深植根于那些多元且充满活力的区域社会之中。这本书读完后，我感觉自己对脚下这片土地的历史脉络有了更细密、更立体的感知。

评分☆☆☆☆☆

我最近读了一本名为《中国历史的演进》的书，这本书的视角非常独特。作者并没有过多纠缠于帝王将相的更迭，而是将目光聚焦于社会结构、经济模式以及文化思潮的变迁。书中对秦汉时期土地制度的分析尤其深刻，它揭示了中央集权国家在构建和维护其统治合法性过程中，如何巧妙地利用和改造了原有的宗族社会结构。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时期描述为一次“结构性重组”的过程，而非简单的衰落。通过对地方豪强势力兴起、佛教传播及其对士族价值观的冲击的细致描摹，我看到了一个在动荡中孕育着新生的中国。这本书的论证逻辑严密，引用了大量的考古发现和地方志材料，使得抽象的社会变迁变得具象而可感。阅读过程中，我常常需要放慢速度，反复咀嚼那些精妙的论断，比如“门阀政治的衰落并非外力所致，而是其内在经济基础被更有效率的田制所侵蚀的结果”。对于想深入理解中国历史深层驱动力的读者来说，这本著作无疑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框架。

评分☆☆☆☆☆

好书，很不错，京东购买很值！

评分☆☆☆☆☆

书还没看，和店里的一样，便宜很多

评分☆☆☆☆☆

好，简明扼要，减价买的，合算

评分☆☆☆☆☆

大师之作，就是晦涩不好读

评分☆☆☆☆☆

多看看书总是好的。。。。。

评分☆☆☆☆☆

京东自营的图书还是值得信赖的，价格公道，质量还好，推荐！

评分☆☆☆☆☆

很好的买书体验，还会来买。

评分☆☆☆☆☆

很不错的书，非常喜欢。

评分☆☆☆☆☆

不错，速度快，是正品